瓦茨拉夫·哈维尔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跳转至: 导航搜索
Václav Havel (2009)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作家、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语录[编辑]

  • 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和现代理性一样,以意识形态来实行的统治把人的生活和历史变成僵化的理论和规律,从本质上扼杀和否定了生活的真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排斥性的信仰戒律,它窒息了人生内在的多元经验和真实性。 ——《政治与良心》
  • 在革命的关于新人的道德教育和将生活作为消费者狂喜的以次充好的概念对比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权者实际上如此固执地迷恋他们的意识形态。显然,只有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仪式化的交流合法系统,才能保证他们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坚固性的表面,并作为他们实用主义实践的威信的一块屏幕而起作用。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彻底意识形态制度中的人远为甚烈,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某种观点立场或某个人是极左还是极右,是偏左还是偏右,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中的左派,好像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但是根据我们经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事实。 ——《政治、道德和教养》
  • 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渊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 ——《政治、道德和教养》
  • 自由的人民与极权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大不相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 ——《无权者的权力》
  • 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 ——《无权者的权力》
  • 这是一种无形的武器。 ——《无权者的权力》
  • 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政治事件或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一次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 ——《无权者的权力》
  • 无需什么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 ——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它无非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状况的那些悲剧方面,我提议称之为“人类个性的危机”。因为怎么可能由这样严厉地要求一个人成为另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他自己的制度来减缓人的个性的毁灭?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面对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其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表面的 “稳定”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代价是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独裁制度的到来,不仅是政治危机,更是文化危机或人性危机,正是­人性的普遍犬儒化使独裁暴政可以畅通无阻。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这种专制制度,无论它所标榜的正统意识形态如何,其权力最终来自军队和警察。 ——《无权者的权力》
  •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特权的官僚制度。 ——《无权者的权力》
  • 什么是我真正的立场?首先,我不采纳任何意识形态或教条教义,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以及其他任何对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事先准备好了的推论体系。与此相反,我总是试图独立地去思考,运用我自己的理性权力,并且极力抵制种种将自己束之高阁的诱惑。我感到自己随时准备接受有意思的和有说服力的每件事情,随时准备吸收新的观念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图景。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真正的民主怎么可能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及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的原则相调和? 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权力民主竞争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担保经济一劳永逸地以一种唯一的、事先规定的方式来组织? ——《无权者的权利》
  • 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难以预知的历史》
  •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难以预知的历史》
  • 像在每一个“熵”制度中发生的那样——当权者,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试图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开地和持续地处理真正的冲突、要求和争端,而是简单地用一个面纱将它们掩盖起来。但是,在这层掩盖之下的某些地方,这些冲突和要求在继续生长和增多,反而造成这种掩盖不再发生作用时刻的到来。它意味着这样的时刻,死亡的惯性压迫遭到崩溃和历史重又迅速地进入这个地区。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 这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冷漠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这不是简单的冷漠,它比恐惧更有力量,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背后除了放弃什么都没有。参加谁也不相信的政治仪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个人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是也许会失去那种平静的生活。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虽然市场经济对人像空气一样自然和不言而喻,但我担忧并认为危险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们把改革的某些方面变成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和狂热。有些人疯狂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市场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东西,有些人从左倾意识形态狂热一下子变为右倾意识形态狂热,有人像当年拥护革命口号“一切权力归共产主义者”那样,利用现在的权位化公为私。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面对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认同。 ——《狱中书简》
  • 良知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特有意识。良知使得人能够就人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看法。只有人才有良知,良知本身的对错或真理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比起良知的人本体意义,它的认识价值反倒成为其次。 ——《政治与良心》
  • 良知是一种对人存在本真的直接把握。个人良知排除任何中介而直接去把握人间实事,直接去用心体验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良知”因此也成为“良心”。直觉良知并不一定总是可靠。直觉良知甚至并非一定有利于民主公共制度或秩序的建立。良知只是在极权专制的环境下才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公共的价值思考被极权统治窒息的时候,个人的直觉良知才成为保存人类普遍价值意识的最后手段,个人的良知才成为抵抗极权统治的最后一道防线。 ——《政治与良心》
  •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根本是意识形态,混淆不清的概念早就不重要了。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更深刻,与所有的人有关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该用什么法子才能恢复人类的个体经验,以此来衡量(真实)事物,把道德看得比政治重要,把责任看得比欲望重要。 ——《政治与良心》
  • 哈维尔强调“在真实中生活”,体现的是人的最根本的责任。这个意义上的“真实”不只是“诚实”和“不说谎”,还有更高一层的意义,那就是拒绝人在谎言中的自身异化。哈维尔强调的是帕托契克所阐述的“公共真实”。 ——《政治与良心》
  • 生活在真实中是人类对外力强加(角色)位置的反抗,„„是人类争取重新获得责任的意识,是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行为。 ——《政治与良心》
  • 人只有在清楚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关系时才算真正具有自由意识,这种对自由的感受就是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不可能实现充分的人性和人的自我完足。 ——《政治与良心》
  • 现象学强调个人直接面对实事世界,从意识结构去揭示人的生存世界(life-world),这对极权统治社会中有极深刻、及时和具体的政治批判意义。 ——《现象学》
  • 人在极权压迫下失落了“人性人生”。但是,个人直觉意识仍然可以让人再度找回那个失落了的“人性人生”家园。人们不需要通过政治革命就可以重新进入这个人生世界。重返这个人生世界则本身就是在颠覆那个压迫人生的极权异化世界。无论极权压迫多么严厉,它终将无法消除人类可以凭个体直觉,也必须凭个体直觉才能进入的人生世界。这是一个必须由每个人独自去把握的意义世界,它是美、爱、善、自由、真实和责任的家园。 ——《现象学》
  •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政治与良心》
  • 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从属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复杂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 ——《政治与良心》
  • 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政治与良心》
  • 权威的本质 (它的目标被减缩成通过强迫性的强加和无休止赞同的整齐划一来保护自己的永久性) 主要表现为对所有多样化、独特性和超越的不信任;存在于一种对所有未知的、摸不着的和通常是含糊的事物的厌恶;存在于对千人一面、一致性和惰性的癖好;存在于对现状深深的眷恋,在其中,呆板的精神胜过生命。它所力求的秩序不是真诚地追求社会自我组织的最高形式,以及与发展中的复杂结构相适应,而是与其相反,是一种朝向代表熵的顶峰的“最大可能性状态”的衰退。追随熵的方向,它走向反对生活的方向。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 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 ——《无权者的权力》
  • 像“社会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广和庸俗化的一个概念,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必须接受它,尤其是对这个概念不费力气地加以运用,是一种喜欢通过接受类似的意识形态标签而使生活简单化心理的典型,并且还和许多具有危险的文明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并不在我的框架之内。 ——《无权者的权力》
  • 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无权者的权力》
  • 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无权者的权力》
  • 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 ——《无权者的权力》
  • 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信条妨碍了我们的朋友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用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他们的世界观内,这只能伤害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机制的正确理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虚幻意识”的牺牲品——这正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怀疑别人如此的情形。 ——《无权者的权力》
  • 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转化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投票人、生产者、消费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无权者的权力》
  •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难以预知的历史》
  • 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 ——《无权者的权力》
  • 事物的变化与过去的任何时候都不同,将来自人类的存在,来自人类从根本上重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确立人类相互之间与宇宙的关系。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的诞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一定来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像设计和推广新型汽车那样,它要是不再是过去的堕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过程的表现。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当然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 ——《无权者的权力》
  • 在民主国家里辩论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就有些人想把我们的事业放在辩论的背景之内,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很多严峻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改革还是变革,本身什么都不能保障。我们知道,原则上看不管现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变革”了,结果都是一回事。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是否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 ——《无权者的权力》
  • 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人的改变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务的开端。 ——《无权者的权力》
  •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 ——《无权者的权力》
  •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难以预知的历史》
  • 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走向了古拉格劳改营。因为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 ——《难以预知的历史》
  •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 ——《难以预知的历史》
  •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难以预知的历史》
  • 我仍然深信政治并非本质上即不光彩的事情;就其不光彩的一面来说,只有不光彩的人们令政治不光彩。我得承认,比起人类其他活动领域来,政治更能诱惑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它对人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说一个政治家必须撒谎或搞阴谋,那是不切实际的,那简直是荒谬的说法。出于某些原因,总是有人散布这种说法,借此打击别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 ——《政治、道德和教养》
  • 如果你心术正,有良好的趣味,那么你不仅有资格从事政治,而且命中注定要从事政治,绝对属于这一领域。一个政治家不在于有说谎的能力,而是需要敏感,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怎样去说必须说的话。认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不属于政治是不符合实情的;如果在原则之上,再加上耐心、谨慎、分寸感和理解别人的能力,那么便已足够。认为只有冷酷的犬儒、虚荣、无礼、粗鄙的人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样的人容易被政治所吸引,但实际上,正派和良好的趣味总是占上风。我的经验和观察证明了政治作为道德实践是可能的。然而,我并不否认踏上这条道路并非容易,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政治、道德和教养》
  • 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 “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 ——《政治、道德和教养》
  • 社会平均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是市场经济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东西。进一步说,强迫市场这样去做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们从前的经验足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政治、道德和教养》
  • 后极权主义制度正在向人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人类惨遭遗弃,孤独无援,只有孤军奋战。因此一切“不同政见者运动”自然都明显是保卫性的,它们反对后极权制度的目标,捍卫人类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标。 ——《无权者的权力》
  • 共产主义经济出自一种夸张的、乌托邦和理论,它把自身抬到一切事物之上。待到付诸实践时,这种乌托邦的推理开始肃清与它不符的每一项东西,清除在它的计划之外或干扰这些计划的东西。审查制度、恐怖和集中营是同一种生产崩溃的中央集权经济的结果。事实上,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幻觉的谬误同时表现为这种伪科学的乌托邦,完全失去了对生活暧昧不清一面的感觉,缺少对于神秘的存在秩序的谦卑精神,偏离了 “来自上方”(from above)的道德尺度以及脱离了人类良心。 ——《无权者的权力》
  • 后极权制度毕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个特殊政治路线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对社会的侵害,或对社会的自我侵害,是长期、复杂而极其沉重的。仅仅靠先确立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再力图更换政府,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够,因为这样根本不接近事物的根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路线或纲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 ——《无权者的权力》
  • 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使人民可能获得所谓"解放",对这种腐恶昭彰的作法,我们早有切肤之痛的了解。总而言之,大部分深受传统政治思考方式束缚的人,把“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防御性特征看成是弱点。我的看法正相反:这个特征乃是其最强大的力量所在。我认为,正是依靠这一力量,这些运动才取代了那种视不同政见者运动纲领为不当的政治观。 ——《无权者的权力》
  • 在后极权制度下,与意识形态一样,法典是一种藉口,把权力行使的卑劣过程掩饰在法律的尊严的袈裟里,给人一种愉快的幻觉: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受到保护,权力运作有客观的规章制度可循,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后极权制度法律实践的实质: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操纵。 ——《无权者的权力》
  • 在后极权制度下,法典跟意识形态一样,是权力结构之外仪式交流的关键工具。正是法典本身为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则,正是法典本身让现制度的各部门互相交流,充分说明和建立合法性。它为整个游戏提供了“规则”,为它的工程师提供技术。若没有这个普遍仪式的成全,充当维系权力结构各部门的共同语言,后极权制度内的权力实施是根本无法想像的。压迫工具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种正式的规章。 ——《无权者的权力》
  • 要没有法律作为仪式上的聚合力量,后极权制度就根本无法存在。仪式、假面和借口的整个角色看上去最精采的部分当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公民不允许做的和法律制裁的理由的章节,而是阐明公民权利及义务的章节。这些章节除了空洞的词藻之外别无他物,但即便是这些章节,对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因为制度就靠着它们在本国公民、学童、国际公众和历史的面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对此制度不能不闻不问,因为它不能怀疑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我们已经看到权力结构如何被自身的意识形态及其声誉束缚)。怀疑它就等于否定自身要表现的一切,并会损害制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 ——《无权者的权力》
  • 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 ——《无权者的权力》
  • 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 ——《无权者的权力》
  • 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无权者的权力》
  • 这是一个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政策首先意味着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中)》
  • 「極權制度觸及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虛偽與謊言充斥着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揑造統計資料;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甚麼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 ——《無權力者的權力》

外部链接[编辑]

Wikipedia-logo.png
维基百科中的相关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