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茨拉夫·哈维尔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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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作家、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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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在革命的關於新人的道德教育和将生活作为消费者狂喜的以次充好的概念对比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麼当权者实际上如此固执地迷恋他们的意识形态。显然，只有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仪式化的交流合法系统，才能保证他们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坚固性的表面，并作为他们实用主义实践的威信的一块屏幕而起作用。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无需什麼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 ——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它无非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標誌的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状况的那些悲剧方面，我提议称之为「人类个性的危机」。因为怎麼可能由这样严厉地要求一个人成为另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他自己的制度来减缓人的个性的毁灭？
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其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表面的 「稳定」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代价是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 ——《致胡萨克的公开信》
- 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这种冷漠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这不是简单的冷漠，它比恐惧更有力量，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背后除了放弃什麼都没有。参加谁也不相信的政治仪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个人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是也许会失去那种平静的生活。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虽然市场经济对人像空气一样自然和不言而喻，但我担忧并认为危险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们把改革的某些方面变成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和狂热。有些人疯狂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市场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东西，有些人从左倾意识形态狂热一下子变为右倾意识形态狂热，有人像当年拥护革命口号「一切权力归共产主义者」那样，利用现在的权位化公为私。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對於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面对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认同。 ——《狱中书简》
-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政治与良心》
- 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餘都是从属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複雜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政治与良心》
- 像在每一个「熵」制度中发生的那样——当权者，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试图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开地和持续地处理真正的冲突、要求和争端，而是简单地用一个面纱将它们掩盖起来。但是，在这层掩盖之下的某些地方，这些冲突和要求在继续生长和增多，反而造成这种掩盖不再发生作用时刻的到来。它意味着这样的时刻，死亡的惯性压迫遭到崩溃和歷史重又迅速地进入这个地区。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 权威的本质 (它的目标被减缩成通过强迫性的强加和无休止赞同的整齐划一来保护自己的永久性) 主要表现为对所有多样化、独特性和超越的不信任；存在于一种对所有未知的、摸不着的和通常是含糊的事物的厌恶；存在于对千人一面、一致性和惰性的癖好；存在于对现状深深的眷恋，在其中，呆板的精神胜过生命。它所力求的秩序不是真诚地追求社会自我组织的最高形式，以及与發展中的複雜结构相适应，而是与其相反，是一种朝向代表熵的顶峰的「最大可能性状态」的衰退。追随熵的方向，它走向反对生活的方向。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 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橋樑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於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佔領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麼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无权者的权力》
- 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於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 ——《无权者的权力》
- 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信条妨碍了我们的朋友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用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他们的世界观内，这只能伤害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机制的正确理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虚幻意识」的牺牲品——这正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怀疑别人如此的情形。 ——《无权者的权力》
- 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 ——《无权者的权力》
- 事物的变化与过去的任何时候都不同，将来自人类的存在，来自人类从根本上重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确立人类相互之间与宇宙的关系。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的诞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一定来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像设计和推广新型汽车那样，它要是不再是过去的堕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过程的表现。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当然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發展出更好的制度。 ——《无权者的权力》
- 在民主国家里辩论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就有些人想把我们的事业放在辩论的背景之内，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很多严峻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改革还是变革，本身什麼都不能保障。我们知道，原则上看不管现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变革」了，结果都是一回事。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是否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奮鬥，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 ——《无权者的权力》
- 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人的改变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务的开端。 ——《无权者的权力》
-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複雜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 ——《无权者的权力》
- 我仍然深信政治并非本质上即不光彩的事情；就其不光彩的一面来说，只有不光彩的人们令政治不光彩。我得承认，比起人类其他活动领域来，政治更能诱惑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它对人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说一个政治家必须撒谎或搞阴谋，那是不切实际的，那简直是荒谬的说法。出于某些原因，总是有人散布这种说法，借此打击别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 ——《政治、道德和教养》
- 如果你心术正，有良好的趣味，那麼你不仅有资格从事政治，而且命中注定要从事政治，绝对屬於这一领域。一个政治家不在于有说谎的能力，而是需要敏感，知道什麼时候、对什麼人、怎样去说必须说的话。认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不屬於政治是不符合实情的；如果在原则之上，再加上耐心、谨慎、分寸感和理解别人的能力，那麼便已足够。认为只有冷酷的犬儒、虚荣、无礼、粗鄙的人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样的人容易被政治所吸引，但实际上，正派和良好的趣味总是占上风。我的经验和观察證明了政治作为道德实践是可能的。然而，我并不否认踏上这条道路并非容易，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政治、道德和教养》
- 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麼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 「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環。 ——《政治、道德和教养》
- 社会平均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是市场经济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东西。进一步说，强迫市场这样去做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们从前的经验足以告诉我们为什麼不能这样做）。 ——《政治、道德和教养》
- 后极权主义制度正在向人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人类惨遭遗弃，孤独无援，只有孤军奋战。因此一切「不同政见者运动」自然都明显是保卫性的，它们反对后极权制度的目标，捍卫人类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标。 ——《无权者的权力》
- 共产主义经济出自一种夸张的、乌托邦和理论，它把自身抬到一切事物之上。待到付诸实践时，这种乌托邦的推理开始肃清与它不符的每一项东西，清除在它的计划之外或干扰这些计划的东西。审查制度、恐怖和集中营是同一种生产崩溃的中央集权经济的结果。事实上，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幻觉的谬误同时表现为这种伪科学的乌托邦，完全失去了对生活暧昧不清一面的感觉，缺少對於神秘的存在秩序的谦卑精神，偏离了 「来自上方」（from above）的道德尺度以及脱离了人类良心。 ——《无权者的权力》
- 后极权制度毕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个特殊政治路线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对社会的侵害，或对社会的自我侵害，是长期、複雜而极其沉重的。仅仅靠先确立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再力图更换政府，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够，因为这样根本不接近事物的根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路线或纲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 ——《无权者的权力》
- ［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使人民可能获得所谓解放，对这种腐恶昭彰的作法，我们早有切肤之痛的了解。总而言之，大部分深受传统政治思考方式束缚的人，把「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防御性特徵看成是弱点。我的看法正相反：这个特徵乃是其最强大的力量所在。我认为，正是依靠这一力量，这些运动才取代了那种视不同政见者运动纲领为不当的政治观。 ——《无权者的权力》
- 在后极权制度下，与意识形态一样，法典是一种藉口，把权力行使的卑劣过程掩饰在法律的尊严的袈裟里，给人一种愉快的幻觉：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受到保护，权力运作有客观的规章制度可循，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后极权制度法律实践的实质：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操纵。 ——《无权者的权力》
- 在后极权制度下，法典跟意识形态一样，是权力结构之外仪式交流的关键工具。正是法典本身为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则，正是法典本身让现制度的各部门互相交流，充分说明和建立合法性。它为整个遊戲提供了「规则」，为它的工程师提供技术。若没有这个普遍仪式的成全，充当维系权力结构各部门的共同语言，后极权制度内的权力实施是根本无法想像的。压迫工具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种正式的规章。 ——《无权者的权力》
- 要没有法律作为仪式上的聚合力量，后极权制度就根本无法存在。仪式、假面和借口的整个角色看上去最精采的部分当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公民不允许做的和法律制裁的理由的章节，而是阐明公民权利及义务的章节。这些章节除了空洞的词藻之外别无他物，但即便是这些章节，对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因为制度就靠着它们在本国公民、学童、国际公众和歷史的面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对此制度不能不闻不问，因为它不能怀疑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我们已经看到权力结构如何被自身的意识形态及其声誉束缚）。怀疑它就等于否定自身要表现的一切，并会损害制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 ——《无权者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