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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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英文譯名Chiang Kai-shek,近代中國政治家、軍事家,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浙江,逝世於臺灣。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等職務。特級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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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民主义[编辑]

  • “孔孟学说的精义,与国父三民主义的崇高思想,契合无间。我中华文化的特征,是以忠、孝、仁、爱为本的民族主义,以平等自由为本的民权主义,以和平、乐利为本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孔子的《礼运 大同篇》,乃为三民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 1968年4月15日
  • “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自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
    • 1933年3月16日

蒋中正日记[编辑]

  • 「好色為自汙自賤之端,戒之慎之!」
    • 1919年2月日記
  • 「奢侈無度,遊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愛、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
    • 1920年歲末日記
    • 蔣檢點帳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
  • 「約會馬林及各同志商決赴歐事」
    • 1923年8月5日日記
  • 「逸樂漸生,急宜防慮。」
    • 1925年4月日記
    • 蔣到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
  • 「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 1925年5月日記
    • 蔣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 [1]
  • “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 “九一八”后20日日记
  •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 “九一八”后1日日记
  •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 1933年1月20日日记
  • “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2]
    • 1933年8月17日日记
  • “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 1934年12月29日日记
  • 「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人生死亡不過五分鐘而已。十字架之受難,余不承辱,誰復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無愧受洗矣。」[3]
    • 1936年12月日記
  • “敵人以共產主義為第一對象,希望以本黨本人為劊子手,希望國內自相殘殺,使中國成為第二個西班牙,我要嚴防。……對共產黨要放寬,使盡其所能事(打擊日本侵略)。”
    • 1937年12月日记
  • 「(毛) 陰陽怪氣,綿裡藏針……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難逃余之一握也。」
  • “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 1945年10月11日日记
  • 「孔子之道不行,則民族人心皆無救藥矣。」[4]
    • 1946年8月27日日記
  • 「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 1949年12月31日日記

蘇維埃政治制度[编辑]

  •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5]
    • 《蘇俄在中國》
  •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 《蘇俄在中國》
  • 「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5]
    • 《蘇俄在中國》

俄羅斯[编辑]

  • 「苏俄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我很替苏俄担忧。」[6]
    • 《蔣介石日記》中影射史達林和他的民族政策
  • “俄国人目无中国,他自己违反了条约,他自己来压迫我们,来侵略我们中国,反还讲是我们中国人不对,随便的派兵到我们中国国境来,骚扰我们土地,打死我们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承认你是中国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来的子孙,我们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遗下来的国土,保护我们四万万的同胞。我们对于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这样的横暴欺凌,应该作何感想?如果我们大家是一个好男儿,爱国家、爱民族的,那末,应该如何磨练我们的志气,如何团结我们的精神,誓达收回中东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目的。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步田地,这等外侮临头,假使还不能争口气,洗净我们的奇耻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个革命党员,不能算是中国国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 在中央军官学校讲对于中东路事件之感想,1929年8月19日

「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給廖仲凱的信)

「當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争,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别,1929)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 192

名句[编辑]

  •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7]
    • 就讀嵊縣葛溪溯源堂,某日塾師出聯,乃率爾對,頗受師贊賞,1889年
  •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岂在封侯!」[8]4月5日名言
    • 蔣在日本振武學校就讀期間給表兄單維則寄一張照片上面之七言絕句
  •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9]
    • 離開東路討逆軍總司令部赴廈門鼓浪嶼,見石壁新刻「天地正氣」四字,頓發興致,揮筆寫下,1923年1月7日
  • 「其介如石」[10]
    • 赴廈門鼓浪嶼,指一亭對同遊者說:「在此亭後築屋三間,隱居於此,可足平生之願」。又在湧泉寫此四字,請湧泉寺僧人雇工刻于更衣亭西,以為紀念,1923年1月

抗日[编辑]

  •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国军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佔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本校长就是在济南亲身受了这个耻辱的。你们是我的学生,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你们洗雪这种国耻,务使国家能从帝国主义者侵略与残杀之下解救出来,以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 《誓雪五三国耻》,1929年
  •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11]
    • 由南昌致電張學良,1931年8月16日
  •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12]
    • 围剿失败后在南昌讲话,1931年8月22日
  • 「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13]
    • 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 「中國則應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14]
    • 閩變落幕後,蔣於病榻分章口述《敵乎?友乎?》一文,囑陳布雷氏筆錄其詳,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同時曉喻國人,1935年1月
  • 「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15]
    • 在中国国民党第五屆一中全會開會提出對日決策之基準,1935年12月2日
  • “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後,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16]
    • 《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1936年6月
  • 「對日抗戰是不能避免的。由於中國的力量尚不足以擊退日本的進攻,我將儘量使之拖延。」[17]
    • 《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談話》,1936年6月
  • 「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強橫的兵力,我們要以逸待勞,以拙制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制動,抵死拼戰,來挫折他的士氣。」[18]
    • 《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1937年3月12日
  • 「國軍部隊之運用,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之基本主旨。各戰區應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計畫,以完成其任務。」[19]
    • 《國軍作戰指導計畫》,1937年3月20日
  • 「東亞局勢已至最後關頭,望告其政府,作轉危爲安之計」
  • 告訴接見之美駐華大使,1937年7月26日
  • 「此誠為我民族莫大之奇恥,亦中國歷史未有之巨變……要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 《告抗戰全軍將士書》,1937年8月8日
  •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
    • 蔣巡視南京城防工事之嘆惜,1937年11月27日
  •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内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致敵之死命。……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 《告全國國民書》,1937年12月17日
  • 「以面的抵抗對敵之點或線的奪取,使不能達速戰速決之目的,而消耗疲憊之。」[20]
    • 在湖北武昌制訂《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畫》,1937年12月19日
  • 「不能降服於敵人,訂立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
    • 與汪兆銘、孔祥熙及張群談話,1937年12月28日
  • “抗戰方略,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之事,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耳!”
  • “當此國家危迫之時,若無堅忍不拔之志,當從何處立足!日本所提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我國自無考慮餘地。並應堅決表明,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21]
    • 對于右任談話,1937年12月
  • 「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本來戰爭的勝負,就是決定於空間與時間。我們有了敵人一時無法全部佔領的廣大土地,就此空間的條件,已足以制勝侵略的敵人。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22]
    • 在武昌中樞紀念周演講,1938年2月7日
  • 「須向民眾宣傳敵機炸毀黃河堤。」[23]
    • 程潛密電,1938年6月11日
  • 「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候。」
    • 《南岳軍事會議講話》,1938年11月25日
  • 「此係太平洋上之九一八。」[24]
    • 海南島被日軍佔領後,向世界提出警告,1939年2月10日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語錄[编辑]

  •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過惡滿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後,庶葆天真。」[25]
    • 在福州軍幕中作之箴言,1923年春正
  • 親率三千子弟兵,鴟鴞未靖此東征;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涕淚橫。《詩經•鴟鴞
    • 常平站感吟一絕
  • 「我們所負革命的責任如此重大,而所處地位如此危險,又眼見得人民如此痛苦,國家如此危殆,我們每個革命軍人,每個 總理信徒,應當深念自己對人民對國家的職責,必須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責任,擔在自己的肩上;要想如此,只有大家精神團結起來,才能集中我們的勢力。我們的精神再不團結,勢力再不集中,那便只有亡國滅種,我們自己也死無葬身之地。革命的指揮不能統一,意志不能一致,勢力不能團結,命令不能實行,一定要失敗,我們每個的勢力都要被帝國主義者消滅。所以大家必要犧牲個人意見,堅固團結,為中國爭獨立自由,非達到此種目的不止,祗有如此,才無愧為 總理的信徒,革命的軍人。」
    •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誓師講話,1926年7月9日
  • 「凡事成功不在起頭而在最後五分鐘。」[26]
    • 在南京講,1929年2月3日
  • 「革命是最真實的人生,絕對不是小說,革命不是彈指立現的空中樓閣,乃是一針一縷辛苦織成的織物。」[3]
    • 在南京講,1929年2月3日
  • “我们青年同志,知识当然比一般群众高,应该有思考的能力,应该有辨别的能力,不能随便听受人家的麻醉。无论那一个问题,都应该加一番思考,下一个比较,然后再下判断。譬如民主势力一句话,我们第一应仔细思考,究竟民主势力是什么?我敢说一句,本党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势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讲民权主义,更不必千辛万苦的做训政工作。我们训政的意义,就是要训练民众辨别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权,不致被反动派所利用。因为我们所要培植的,是革命的民主势力,我们要用这种真正的民主势力来巩固革命的政权,但不能放任虚伪的民主势力来破坏革命的纪律,扰乱革命的秩序。换言之,我们要遵照 总理遗教,养成民主势力,为民众谋利益,决不能随便倣照共产党的方法,借民主的名义,来离散团结,胁制党国,使民众更加痛苦。经这么仔细的一剖析,那我们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号麻醉了。我再举一两个例来证明,譬如「新军阀」这三个字,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共产党就用这个名词来为破坏本党革命武力。而最近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受共党宣传的影响随声附和这一个口号的,但我们青年同志,可不能这样的简单,随便被人蛊惑,跟着人云亦云。要知道军阀有军阀的特质和军阀的条件,我们不能说一当军人便成军阀,也不能说一带兵就变成军阀。世界上除非达到无政府的境界,那一国可以根本的废除军队?并且世界上又有那一国在扫荡了革命的障碍以后,不需要革命的武力来保障革命的基础?所以我们反对封建的军阀则可,敌视一切的军人则不可。借新军阀等等的名义来破坏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 《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
  • “现在国民革命,还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的现状不好,政治的现状不好,就是由于政治力量不够。为什么政治力量不够呢?乃是因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们晓得:过去几年,牺牲了无数将士的头颅,才能统一中国,在统一中国之后,我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国建设起来,可是一讲到建设,在这种贫乏的社会中,人材缺少,就是当前最难解决的问题。”
    • 《勗勉中央政治学校学生》,1929年
  • 「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此亦為余平生最大失敗之一也。」
    • 大骂何应钦,1948年
  • 「戴雨農同志不死,我們今天不會撤退到台灣!」
  • “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在污秽龌龊里面锻鍊出政治的人材来,去改革污秽龌龊的社会。我们四方八面都是敌人,你要廉洁勤劳,当然要受人家的攻击排挤,当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们政治学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四方八面都被攻击排挤,而还能把持坚定应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使中国政治弄得好的决心,则一进万恶社会,就不会同流合污了,关于这一点,大家在学校时代,就要修养,就要训练。上面是本校长希望于本校各学生的。”
    • 在中央政治学校,1929年
  • “日本此次无故佔领我国土地,必自恃其强大的陆海空军,以为中国必非其敌,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借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我国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种心理,深怕得此结果,欲图恢复,非数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种心理,在我国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适用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国人现在知识程度的进步,到了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们一定不会失败的。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至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但我们国民知识程度的进步,实可以和强敌决一死战,这不仅我们自己要认识,世界各国在这一回事中,都可认识的了。日本以甲午战争时代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征兆……今天的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国人抵抗,这就是我们御侮的基本……任何国家离开国际社会,都是自取灭亡,日本现已陷于此种境地……世界非仅一日本,国际非仅恃强权,日本佔领东三省,就是破坏东亚和平,日本军阀不明此理,无异自绝于世界。”
    • 在国民政府 总理纪念周讲,1931年
  • “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及日本对我们侵略和压迫,与国内土匪共产党及一切反动派乘机活动的情形,并我们在此内外夹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问题。我们要完成革命,使中国独立自由成功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相当准备期间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敌人打来,不容许我们有这一个从容准备的期间,我们只能在抵抗的时期内加紧做准备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准备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长久,反攻更不可能,这样我们就没有独立的日子了。……然则我们将以几年为准备时期?并依那一种计划来准备呢?据我看来是公历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可能的准备期间,从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这次大战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中国一般国民在这五年中间能够努力准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奋勇无敌的战斗员,就可以从世界大战中建立出一个新的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到独立平等,就可以富强,就可以复兴。”
    • 《复兴中国之道》,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总理纪念周讲,1932年4月11日
  • “日本是后开化的民族,三岛的土地比不上我们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没有我们这样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反来受他们这样的欺凌呢?前耻尚未伸雪,到今天我们的东北和淞沪,又受了日本铁蹄的蹂躏,更酿成这种空前的耻辱,这种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有这样好的锦绣山河,和四万万优秀的民族,数十年来,竟遭这小小三岛的倭寇压迫、欺侮,使得中国的国家民族在世界上没有一点地位,这不仅是对不起我们 总理和已经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来,又那能对得起我们自己!天地父母生我们下来,是不是要我们受人家的欺侮与压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个人生下来,当然有一个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耻,不知耻的人,就是没有人格,不配做一个人。更说不上做一个革命党员,我们今天既受了这空前的耻辱,如果甘于忍受,不认自己是一个人,这亦算了。否则,如认我们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个人,不甘忍受这种侵略与欺凌,那就应该负起责任,去湔雪这个耻辱。古人讲:「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国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们就应该不顾一切,一致起来替国家民族争自由!否则我们一个文明古国,黄帝的子孙,竟伈伈伣伣偷活苟安于今日世界之上,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要知国耻一天不雪,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便一天没有地位,便一天没有面目见人,尤其是我们一般负有保国卫民责任的军人,比旁的国民的责任格外加重。并且要知道,这耻辱也可说是完全由我们不肖的军人不争气造成的!因为我们少数军人自己腐败,懒惰,颓唐,浪漫,畏难苟安,祗顾个人权利,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以及党的耻辱,完全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关心,这样的军人,如何还能够雪耻救国呢!所以我们要觉悟,要反省,别的不必责备,自问是否可以对得住自己。我们的国家民族既遭了这样空前的耻辱,我们还不同越王勾践一样去卧薪尝胆,求雪国耻,我们还算得是一个中国人吗?……如果国耻一天没有湔雪,我们便没有一天可以安乐自由。能够这样上下一心,全国刻苦,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以沼吴。我们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国耻,一定使国家和民族达到独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时候,我们的责任,才算是完成,才对得起 总理,对得起一般死了的将士,以及我们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为中国的国民,不愧为国民党的党员。”
    • 《雪耻救国之道》在 总理纪念周讲,1932年5月9日
  • 「讀之悲愴不能成眠」[27]
    • 收到甘地寫的信,深感亡國之人失去自由之痛苦,1942年2月
  • 「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
  • 「宣言諒已閱及,現在環境無法下野,故決心苦撐到底。」[28]
    • 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後致函宋美齡,1949年1月1日
  • 「個人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29]
    • 致白崇禧電,1949年1月2日
  • 「能戰始能言和,不能戰而言和,是投降,投降後就是繳械,繳械後就是被屠殺。」[30]
    • 電徐永昌,1949年1月18日
  • 「兄決定日內下野,先回家鄉。」[31]
    • 致函宋美齡,1949年1月20日
  • 「他們要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32]
    • 對李宗仁等多次要求出國之答覆,1949年4月
  • 「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中正)無立足之地。」[33]
    • 對李宗仁等多次要求出國之答覆,1949年4月
  • 「余可保證我國政府決不被中國共產黨消滅,如果政府當局降共或崩潰,則余必繼起領導反共到底。」[34]
    • 在菲律賓會談中對季里諾總統說,1949年7月11日
  • 「余為革命歷史及民族人格計,實不能不順從眾意,決心飛渝,竭盡人事,明知其不可為,而在我更不能不為也,至於生死存亡,尚復容計乎,乃決心飛渝,尚期李能徹底悔悟回頭。」[35]
    • 反省錄,1949年8月12日
  • 「只要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我們中國領土之上,那就是我黃帝子孫獨立自由的標識。」
    • 雙十國慶於重慶市,1949年
  • 「今日國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千鈞一髮之時,余豈見危不救,顛而不扶,目下只有一本光明正大態度,決心復行視事,以挽大廈之將傾,至於成敗利鈍在所不計。」[36]
    • 聽聞李宗仁出境赴美不願卸去代總統名義後之嘆息,1949年12月2日
  •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幾乎已等於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我們一般同志如果今日還有氣節和血心,那就應該以恢復『中華民國』來作我們今後共同奮鬥的目標」
    • 《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 「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盪,五年成功」
    • 《為撤退舟山、海南國軍告大陸同胞書》,1950年5月16日
  • 「與共『匪』談判和平,實等于與虎謀皮。」[37]
  • 「我們今天對於世事的變化,惟有正視著一切事實,不問其變之大小,亦不管其事之難易,只要我們能盡其在我,站穩腳跟,堅忍不拔,奮鬥到底,那就是一切最不利的或最危險的天大難事,也都是我們進入勝利之途的機關車頭,決不再會有什麼疑懼動搖,亦決不再會有什麼失敗被賣的顧慮。」[37]
    • 在國父紀念週發表講演,檢討美新政府所操持之政策與目的時勸勉國人,1953年4月6日
  • 「否則不但不能遏止共黨在遠東的侵略,且共產集團更將輕視民主國家之虛聲恫嚇政策,祇有助長共黨之侵略形勢,而使遠東局面更不可收拾了」[38]
    • 對國際社記者談話,警告美國必須採取領導行動,使東亞各反共國家「從速」簽訂「類似北大西洋公約之反共協定」,1954年4月7日
  • 「我如不受外力阻撓,現在便能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政權。」[39]
    • 對美國記者談話,1956年1月
  • 「只要中華民國存在,共『匪』一定會被消滅。」[40]
    • 電唁杜勒斯之喪,追述杜氏名言,1959年5月25日
  • 「總理遺教和領袖根據遺教所提出的指示,亦就是黨務干部思想行動唯一的依據……然而我考察黨的好些工作,往往都是領導幹部的自專自用,管見臆說,而自矜創意,很少是根據總理遺教和領袖的指示……可是今日黨的幹部似乎不應該再犯有這種毛病,因為大家對于總理的主義遺教,特別是領袖的言教身教與當面指示,總應該了解,那是領袖積五十年來的經驗……」
    • 《復國建國的方向和實踐》,1962年
  • 「蔣總統是大陸同胞的救星」;「蔣總統才是你們的救星」[41]
    • 《總統蔣公手訂對匪軍官兵喊話要旨》,1962年
  • 「鄭成功抱孤臣孽子的心情,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閩粵一帶忠義之士,紛紛渡海來歸,致力于光復事業,實啟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先聲。」
    • 《臺灣省光復十七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1962年10月25日
  • 「摧毀亞洲共產主義,地點應在中國大陸;我反攻不預期美軍相助。」[42]
  • 「我可獨力反攻,蘇俄不會干涉。」[42]
    • 告訴「南加州日報」發行人平克萊,1963年1月31日
  • 「在太平洋地區引起更多的不安與混亂」[42]
    • 接見合眾國際社記者發表談話,警誡西方國家,印尼註定要變成一個徹底的共黨國家,1963年2月7日
  • 「自由世界應在這時候採取積極有效的制止步驟,最有效的,則在共『匪』的製造核子武器及其發射系統尚未完成製造以前,澈底加以摧毀;如竟震懾於其虛聲恫嚇,任其坐大,則將來必貽無窮的禍患。」[43][44]
    • 答北美報業聯盟廣播評論家艾爾曼書面問,中共能否在未來一舉而摧毀在臺灣及金馬外島的軍力,1965年5月2日
  • 「我們所期望的是美國及其他友邦道義上與物質上的支持,在執行此項任務時,我們決不考慮使用核子武器,同時確信反攻大陸工作一旦開始,『匪』偽政權必可推翻,我們復國使命即可提早完成。」[45]
    • 答北美報業聯盟廣播評論家艾爾曼書面問,國軍如給以美國協助,能否無須核子武器亦不須十年之久,而迅速摧毀中共的戰鬥力量,1965年5月2日
  • 嚴家淦同志的長處,正是我的短處;我的短處,也正是嚴家淦同志長處。」[46]
    • 對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與會者說,1966年3月
  • 「謹鄭重懇請諸位代表另選賢能,繼承本人担任總統職位。」[47]
    • 1972年2月
  •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实行三民主义,则天时地利人和皆在于吾人之一方。如此共『匪』虽猖狂,其败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负重决不枉费。”
    • 《病中随笔》,1975年
  •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 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 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48]
    • 《遗嘱》,1975年

註解[编辑]

  1. 楊天石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2月
  2. 《困勉记》,卷26,1933年8月17日
  3. 3.0 3.1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ISBN 9787505734474,第119頁
  4. 黃道炫、陳鐵健,《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精神世界》,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1月,第77頁
  5. 5.0 5.1 蒋介石:“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组织” (zh-hans) 环球时报(北京) (2009年1月5日) -
  6. 蔣介石改變親蘇態度內幕:提對蒙古主權要求遭拒,鳳凰網歷史,2011年06月23日
  7.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ISBN 9787505734474,第90頁
  8. 楊樹標《蔣介石傳》,團結出版社,1989年,第10頁
  9. 《蔣介石年譜》
  10. 《蔣介石年譜》
  11. 歷史今日:蔣介石稱寧亡於帝國主義不亡於共產黨,中華網 2005-08-22
  12. 歷史今日:蔣介石稱寧亡於帝國主義不亡於共產黨,中華網 2005-08-22
  13. 蔣介石「抗戰到底」底線:隨時承認日本佔中國東北,論壇出處:西陸東方軍事 2010-09-06
  14.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30頁
  15. 陳布雷等,《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32頁
  16. Sir Frederick Leith-Ross. Money Talks. 1st. London, UK. 1968:  221 [2014-02-10]. 
  17. 楊天石 (11/02/2012) - 蔣介石抗日以「拖」字訣做持久戰的準備 中国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 - 於2014-02-10造訪。
  18. 《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四,台北,第608頁
  19.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江蘇古籍出版社,第3頁
  20.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8頁
  21. 楊天石 (2012-03-06) - 蔣介石青年時代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 人民網 - 於2012-04-09造訪。
  22. 《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五冊,台北,第122-123頁
  23.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第78頁
  24.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39頁
  2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45頁
  26.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ISBN 9787505734474,第118頁
  27.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ISBN 9787505734474,第269頁
  28. 《致夫人書信》,刊《蔣中正總統檔案》,1949年1月1日,台北:國史館藏
  29. 《事略稿本》,刊《蔣中正總統檔案》,1949年1月3日
  30. 陳存恭,《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126頁
  31. 《致夫人書信》,刊《蔣中正總統檔案》,1949年1月20日,台北:國史館藏
  32. 程思遠著,《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12月,第58頁
  33. 《事略稿本》,1949年5月21日
  34.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21頁
  35. 《事略稿本》,1949年8月12日
  36. 事略稿本》,1949年12月2日
  37. 37.0 37.1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73頁
  38.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77頁
  39.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84頁
  40.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94頁
  41. 《總統蔣公墨寶》,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
  42. 42.0 42.1 42.2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103頁
  43.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1964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 Template:En
  44. 〈應在共『匪』未完成核子投射系統以前予以消滅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九,談話
  45. Template:Cite news
  46. 《聯合晚報》社論,台北,1966年3月13日
  47. 《自由中國周報》,台北,1972年2月27日,第2頁
  48. 根据侍从翁元的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此“遺囑”出于蔣介石文學侍從之臣秦孝儀之手,而非出于蔣之口,蔣在遺囑上的簽名亦是秦孝儀代筆;根据《总统蒋公哀思录》中司法院长田炯锦的回忆,此“遺囑”是在蔣死后,五院院長才簽名以為旁證的,依法理應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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