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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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英文譯名Chiang Kai-shek,近代中國政治家、軍事家,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浙江,逝世於臺灣。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等職務。特級上將。

Chiang Kai-shek in full uniform.jpeg

关于三民主义[编辑]

“孔孟学说的精义,与国父三民主义的崇高思想,契合无间。我中华文化的特征,是以忠、孝、仁、爱为本的民族主义,以平等自由为本的民权主义,以和平、乐利为本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孔子的《礼运 大同篇》,乃为三民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的。”——1968年4月15日

“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自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1933年3月16日

蒋中正日记[编辑]

  • 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九一八”后二十日日记.


  •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


  • (毛) 陰陽怪氣,綿裡藏針....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難逃余之一握也.


  • “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日记 1945年10月11日)


  •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1933年1月20日日记.


  • “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1933年8月17日


  • “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1934年12月29日.

蘇維埃政治制度[编辑]

  •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 蘇俄在中國
  • 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 蘇俄在中國

俄羅斯[编辑]

  • “俄国人目无中国,他自己违反了条约,他自己来压迫我们,来侵略我们中国,反还讲是我们中国人不对,随便的派兵到我们中国国境来,骚扰我们土地,打死我们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承认你是中国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来的子孙,我们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遗下来的国土,保护我们四万万的同胞。我们对于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这样的横暴欺凌,应该作何感想?如果我们大家是一个好男儿,爱国家、爱民族的,那末,应该如何磨练我们的志气,如何团结我们的精神,誓达收回中东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目的。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步田地,这等外侮临头,假使还不能争口气,洗净我们的奇耻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个革命党员,不能算是中国国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对于中东路事件之感想 1929年8月19日在中央军官学校讲)


  • 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 蒋中正 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凱
  • 「當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争,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别,1929)
  •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 1929)

反清起義[编辑]

  •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岂在封侯。」4月5日名言

抗倭战争[编辑]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国军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佔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本校长就是在济南亲身受了这个耻辱的。你们是我的学生,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你们洗雪这种国耻,务使国家能从帝国主义者侵略与残杀之下解救出来,以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誓雪五三国耻 1929)


  • “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一九三六年六月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

語錄[编辑]

  • 戴雨農同志不死,我們今天不會撤退到台灣!
  • 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此亦為余平生最大失敗之一也。
    • 1948年大骂何应钦
  • “我们青年同志,知识当然比一般群众高,应该有思考的能力,应该有辨别的能力,不能随便听受人家的麻醉。无论那一个问题,都应该加一番思考,下一个比较,然后再下判断。譬如民主势力一句话,我们第一应仔细思考,究竟民主势力是什么?我敢说一句,本党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势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讲民权主义,更不必千辛万苦的做训政工作。我们训政的意义,就是要训练民众辨别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权,不致被反动派所利用。因为我们所要培植的,是革命的民主势力,我们要用这种真正的民主势力来巩固革命的政权,但不能放任虚伪的民主势力来破坏革命的纪律,扰乱革命的秩序。换言之,我们要遵照 总理遗教,养成民主势力,为民众谋利益,决不能随便倣照共产党的方法,借民主的名义,来离散团结,胁制党国,使民众更加痛苦。经这么仔细的一剖析,那我们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号麻醉了。我再举一两个例来证明,譬如「新军阀」这三个字,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共产党就用这个名词来为破坏本党革命武力。而最近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受共党宣传的影响随声附和这一个口号的,但我们青年同志,可不能这样的简单,随便被人蛊惑,跟着人云亦云。要知道军阀有军阀的特质和军阀的条件,我们不能说一当军人便成军阀,也不能说一带兵就变成军阀。世界上除非达到无政府的境界,那一国可以根本的废除军队?并且世界上又有那一国在扫荡了革命的障碍以后,不需要革命的武力来保障革命的基础?所以我们反对封建的军阀则可,敌视一切的军人则不可。借新军阀等等的名义来破坏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 1929)


  • “现在国民革命,还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的现状不好,政治的现状不好,就是由于政治力量不够。为什么政治力量不够呢?乃是因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们晓得:过去几年,牺牲了无数将士的头颅,才能统一中国,在统一中国之后,我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国建设起来,可是一讲到建设,在这种贫乏的社会中,人材缺少,就是当前最难解决的问题。” (勗勉中央政治学校学生 1929)


  • “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在污秽龌龊里面锻鍊出政治的人材来,去改革污秽龌龊的社会。我们四方八面都是敌人,你要廉洁勤劳,当然要受人家的攻击排挤,当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们政治学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四方八面都被攻击排挤,而还能把持坚定应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使中国政治弄得好的决心,则一进万恶社会,就不会同流合污了,关于这一点,大家在学校时代,就要修养,就要训练。上面是本校长希望于本校各学生的。” (1929年在中央政治学校)


  • “日本此次无故佔领我国土地,必自恃其强大的陆海空军,以为中国必非其敌,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借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我国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种心理,深怕得此结果,欲图恢复,非数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种心理,在我国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适用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国人现在知识程度的进步,到了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们一定不会失败的。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至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但我们国民知识程度的进步,实可以和强敌决一死战,这不仅我们自己要认识,世界各国在这一回事中,都可认识的了。日本以甲午战争时代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征兆......今天的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国人抵抗,这就是我们御侮的基本......任何国家离开国际社会,都是自取灭亡,日本现已陷于此种境地......世界非仅一日本,国际非仅恃强权,日本佔领东三省,就是破坏东亚和平,日本军阀不明此理,无异自绝于世界。” (1931年在国民政府 总理纪念周讲)


  • “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及日本对我们侵略和压迫,与国内土匪共产党及一切反动派乘机活动的情形,并我们在此内外夹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问题。我们要完成革命,使中国独立自由成功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相当准备期间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敌人打来,不容许我们有这一个从容准备的期间,我们只能在抵抗的时期内加紧做准备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准备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长久,反攻更不可能,这样我们就没有独立的日子了。……然则我们将以几年为准备时期?并依那一种计划来准备呢?据我看来是公历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可能的准备期间,从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这次大战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中国一般国民在这五年中间能够努力准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奋勇无敌的战斗员,就可以从世界大战中建立出一个新的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到独立平等,就可以富强,就可以复兴。 (复兴中国之道,1932年4月11日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总理纪念周讲)


  • “日本是后开化的民族,三岛的土地比不上我们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没有我们这样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反来受他们这样的欺凌呢?前耻尚未伸雪,到今天我们的东北和淞沪,又受了日本铁蹄的蹂躏,更酿成这种空前的耻辱,这种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有这样好的锦绣山河,和四万万优秀的民族,数十年来,竟遭这小小三岛的倭寇压迫、欺侮,使得中国的国家民族在世界上没有一点地位,这不仅是对不起我们 总理和已经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来,又那能对得起我们自己!天地父母生我们下来,是不是要我们受人家的欺侮与压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个人生下来,当然有一个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耻,不知耻的人,就是没有人格,不配做一个人。更说不上做一个革命党员,我们今天既受了这空前的耻辱,如果甘于忍受,不认自己是一个人,这亦算了。否则,如认我们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个人,不甘忍受这种侵略与欺凌,那就应该负起责任,去湔雪这个耻辱。古人讲:「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国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们就应该不顾一切,一致起来替国家民族争自由!否则我们一个文明古国,黄帝的子孙,竟伈伈伣伣偷活苟安于今日世界之上,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要知国耻一天不雪,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便一天没有地位,便一天没有面目见人,尤其是我们一般负有保国卫民责任的军人,比旁的国民的责任格外加重。并且要知道,这耻辱也可说是完全由我们不肖的军人不争气造成的!因为我们少数军人自己腐败,懒惰,颓唐,浪漫,畏难苟安,祗顾个人权利,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以及党的耻辱,完全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关心,这样的军人,如何还能够雪耻救国呢!所以我们要觉悟,要反省,别的不必责备,自问是否可以对得住自己。我们的国家民族既遭了这样空前的耻辱,我们还不同越王勾践一样去卧薪尝胆,求雪国耻,我们还算得是一个中国人吗?......如果国耻一天没有湔雪,我们便没有一天可以安乐自由。能够这样上下一心,全国刻苦,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以沼吴。我们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国耻,一定使国家和民族达到独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时候,我们的责任,才算是完成,才对得起 总理,对得起一般死了的将士,以及我们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为中国的国民,不愧为国民党的党员。” (雪耻救国之道,1932年5月9日在 总理纪念周讲)


  • 「只要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我們中國領土之上,那就是我黃帝子孫獨立自由的標識。」(1949年雙十國慶於重慶市)


  •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幾乎已等於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我們一般同志如果今日還有氣節和血心,那就應該以恢復『中華民國』來作我們今後共同奮鬥的目標」(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 「鄭成功抱孤臣孽子的心情,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閩粵一帶忠義之士,紛紛渡海來歸,致力于光復事業,實啟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先聲。」(臺灣省光復十七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1962年10月25日)


  •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实行三民主义,则天时地利人和皆在于吾人之一方。如此共匪虽猖狂,其败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负重决不枉费。”(病中随笔 1975)


  •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 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 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遗嘱 1975)[1]

註解[编辑]

  1. 根据侍从翁元的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此“遺囑”出于蔣介石文學侍從之臣秦孝儀之手,而非出于蔣之口,蔣在遺囑上的簽名亦是秦孝儀代筆;根据《总统蒋公哀思录》中司法院长田炯锦的回忆,此“遺囑”是在蔣死后,五院院長才簽名以為旁證的,依法理應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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