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英文译名Chiang Kai-shek，近代中国政治家、军事家，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逝世于台湾。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等职务。特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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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蒋中正日记
- 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九一八”后二十日日记.
-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拼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
- (Mao) 阴阳怪气,绵里藏针....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难逃余之一握也.
- “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日记 1945年10月11日)
-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1933年1月20日日记.
- “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1933年8月17日
- “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1934年12月29日.
[编辑] 苏维埃政治制度
-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 苏俄在中国
- 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 苏俄在中国
[编辑] 俄罗斯
- “俄国人目无中国，他自己违反了条约，他自己来压迫我们，来侵略我们中国，反还讲是我们中国人不对，随便的派兵到我们中国国境来，骚扰我们土地，打死我们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承认你是中国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来的子孙，我们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遗下来的国土，保护我们四万万的同胞。我们对于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这样的横暴欺凌，应该作何感想？如果我们大家是一个好男儿，爱国家、爱民族的，那末，应该如何磨练我们的志气，如何团结我们的精神，誓达收回中东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目的。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步田地，这等外侮临头，假使还不能争口气，洗净我们的奇耻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个革命党员，不能算是中国国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对于中东路事件之感想 1929年8月19日在中央军官学校讲)
- 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 蒋中正 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
- “当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其始并无丝毫成见。”（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1929）
-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 1929)
[编辑] 反清起义
-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编辑] 抗倭战争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 “汉奸必亡，侵略必败。”
-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国军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本校长就是在济南亲身受了这个耻辱的。你们是我的学生，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你们洗雪这种国耻，务使国家能从帝国主义者侵略与残杀之下解救出来，以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誓雪五三国耻 1929)
- “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一九三六年六月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
[编辑] 语录
- 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 “我们青年同志，知识当然比一般群众高，应该有思考的能力，应该有辨别的能力，不能随便听受人家的麻醉。无论那一个问题，都应该加一番思考，下一个比较，然后再下判断。譬如民主势力一句话，我们第一应仔细思考，究竟民主势力是什么？我敢说一句，本党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势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讲民权主义，更不必千辛万苦的做训政工作。我们训政的意义，就是要训练民众辨别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权，不致被反动派所利用。因为我们所要培植的，是革命的民主势力，我们要用这种真正的民主势力来巩固革命的政权，但不能放任虚伪的民主势力来破坏革命的纪律，扰乱革命的秩序。换言之，我们要遵照 总理遗教，养成民主势力，为民众谋利益，决不能随便仿照共产党的方法，借民主的名义，来离散团结，胁制党国，使民众更加痛苦。经这么仔细的一剖析，那我们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号麻醉了。我再举一两个例来证明，譬如“新军阀”这三个字，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共产党就用这个名词来为破坏本党革命武力。而最近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受共党宣传的影响随声附和这一个口号的，但我们青年同志，可不能这样的简单，随便被人蛊惑，跟着人云亦云。要知道军阀有军阀的特质和军阀的条件，我们不能说一当军人便成军阀，也不能说一带兵就变成军阀。世界上除非达到无政府的境界，那一国可以根本的废除军队？并且世界上又有那一国在扫荡了革命的障碍以后，不需要革命的武力来保障革命的基础？所以我们反对封建的军阀则可，敌视一切的军人则不可。借新军阀等等的名义来破坏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 1929)
- “现在国民革命，还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的现状不好，政治的现状不好，就是由于政治力量不够。为什么政治力量不够呢？乃是因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们晓得：过去几年，牺牲了无数将士的头颅，才能统一中国，在统一中国之后，我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国建设起来，可是一讲到建设，在这种贫乏的社会中，人材缺少，就是当前最难解决的问题。” (勖勉中央政治学校学生 1929)
- “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在污秽龌龊里面锻链出政治的人材来，去改革污秽龌龊的社会。我们四方八面都是敌人，你要廉洁勤劳，当然要受人家的攻击排挤，当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们政治学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四方八面都被攻击排挤，而还能把持坚定应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使中国政治弄得好的决心，则一进万恶社会，就不会同流合污了，关于这一点，大家在学校时代，就要修养，就要训练。上面是本校长希望于本校各学生的。” (1929年在中央政治学校)
- “日本此次无故占领我国土地，必自恃其强大的陆海空军，以为中国必非其敌，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借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我国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种心理，深怕得此结果，欲图恢复，非数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种心理，在我国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适用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国人现在知识程度的进步，到了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们一定不会失败的。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至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但我们国民知识程度的进步，实可以和强敌决一死战，这不仅我们自己要认识，世界各国在这一回事中，都可认识的了。日本以甲午战争时代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征兆......今天的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国人抵抗，这就是我们御侮的基本......任何国家离开国际社会，都是自取灭亡，日本现已陷于此种境地......世界非仅一日本，国际非仅恃强权，日本占领东三省，就是破坏东亚和平，日本军阀不明此理，无异自绝于世界。” (1931年在国民政府 总理纪念周讲)
- “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及日本对我们侵略和压迫，与国内土匪共产党及一切反动派乘机活动的情形，并我们在此内外夹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问题。我们要完成革命，使中国独立自由成功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相当准备期间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敌人打来，不容许我们有这一个从容准备的期间，我们只能在抵抗的时期内加紧做准备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准备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长久，反攻更不可能，这样我们就没有独立的日子了。……然则我们将以几年为准备时期？并依那一种计划来准备呢？据我看来是公历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可能的准备期间，从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这次大战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中国一般国民在这五年中间能够努力准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奋勇无敌的战斗员，就可以从世界大战中建立出一个新的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到独立平等，就可以富强，就可以复兴。 (复兴中国之道,1932年4月11日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总理纪念周讲)
- “日本是后开化的民族，三岛的土地比不上我们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没有我们这样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反来受他们这样的欺凌呢？前耻尚未伸雪，到今天我们的东北和淞沪，又受了日本铁蹄的蹂躏，更酿成这种空前的耻辱，这种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有这样好的锦绣山河，和四万万优秀的民族，数十年来，竟遭这小小三岛的倭寇压迫、欺侮，使得中国的国家民族在世界上没有一点地位，这不仅是对不起我们 总理和已经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来，又那能对得起我们自己！天地父母生我们下来，是不是要我们受人家的欺侮与压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个人生下来，当然有一个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耻，不知耻的人，就是没有人格，不配做一个人。更说不上做一个革命党员，我们今天既受了这空前的耻辱，如果甘于忍受，不认自己是一个人，这亦算了。否则，如认我们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个人，不甘忍受这种侵略与欺凌，那就应该负起责任，去湔雪这个耻辱。古人讲：“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国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们就应该不顾一切，一致起来替国家民族争自由！否则我们一个文明古国，黄帝的子孙，竟伈伈伣伣偷活苟安于今日世界之上，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要知国耻一天不雪，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便一天没有地位，便一天没有面目见人，尤其是我们一般负有保国卫民责任的军人，比旁的国民的责任格外加重。并且要知道，这耻辱也可说是完全由我们不肖的军人不争气造成的！因为我们少数军人自己腐败，懒惰，颓唐，浪漫，畏难苟安，祗顾个人权利，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以及党的耻辱，完全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关心，这样的军人，如何还能够雪耻救国呢！所以我们要觉悟，要反省，别的不必责备，自问是否可以对得住自己。我们的国家民族既遭了这样空前的耻辱，我们还不同越王勾践一样去卧薪尝胆，求雪国耻，我们还算得是一个中国人吗？......如果国耻一天没有湔雪，我们便没有一天可以安乐自由。能够这样上下一心，全国刻苦，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以沼吴。我们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国耻，一定使国家和民族达到独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时候，我们的责任，才算是完成，才对得起 总理，对得起一般死了的将士，以及我们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为中国的国民，不愧为国民党的党员。” (雪耻救国之道,1932年5月9日在 总理纪念周讲)
-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作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复职的目的与使命，1950年3月13日)
- “郑成功抱孤臣孽子的心情，以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闽粤一带忠义之士，纷纷渡海来归，致力于光复事业，实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先声。”(台湾省光复十七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1962年10月25日)
-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实行三民主义，则天时地利人和皆在于吾人之一方。如此共匪虽猖狂，其败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负重决不枉费。”(病中随笔 1975)
-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 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 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遗嘱 1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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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注解
- ↑ 根据侍从翁元的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此“遗嘱”出于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秦孝仪之手，而非出于蒋之口，蒋在遗嘱上的签名亦是秦孝仪代笔；根据《总统蒋公哀思录》中司法院长田炯锦的回忆，此“遗嘱”是在蒋死后，五院院长才签名以为旁证的，依法理应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