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
維基語錄,自由的名人名言錄
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英文譯名Chiang Kai-shek,近代中國政治家、軍事家,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浙江,逝世於臺灣。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等職務。特級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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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蔣中正日記
- 苟為吾祖吾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卧薪嘗膽,生聚教訓,勾踐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時也。」「九一八」后二十日日記.
- 「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記.
- (Mao) 陰陽怪氣,綿裡藏針....吾料其不能成事,終難逃余之一握也.
- 「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也。」(日記 1945年10月11日)
- 「近日甚思赤匪與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對其一。如專對倭寇,則恐始末之匪亂以至覆亡,或如蘇俄之克倫斯基土耳其之青年黨,畫虎不成,貽笑中外。唯以天理與人情推之,則今日之事,應先倭寇而後赤匪也。」1933年1月20日日記.
- 「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加註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1933年8月17日
- 「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1934年12月29日.
[編輯] 蘇維埃政治制度
-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 蘇俄在中國
- 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 蘇俄在中國
[編輯] 俄羅斯
- 「俄國人目無中國,他自己違反了條約,他自己來壓迫我們,來侵略我們中國,反還講是我們中國人不對,隨便的派兵到我們中國國境來,騷擾我們土地,打死我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承認你是中國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來的子孫,我們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遺下來的國土,保護我們四萬萬的同胞。我們對於外國人,尤其是俄國人這樣的橫暴欺凌,應該作何感想?如果我們大家是一個好男兒,愛國家、愛民族的,那末,應該如何磨練我們的志氣,如何團結我們的精神,誓達收回中東鐵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目的。我們已經到了現在這步田地,這等外侮臨頭,假使還不能爭口氣,洗凈我們的奇恥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個革命黨員,不能算是中國國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對於中東路事件之感想 1929年8月19日在中央軍官學校講)
- 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 蔣中正 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凱
- 「當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爭,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1929)
-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共產革命,既然採取殘酷的卑污手段,當然受中國全國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數人民所反對。革命的行動,既然得不到大多數人的同情,就絕對不能採用,這是蘇俄共產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第一點。」(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 1929)
[編輯] 反清起義
-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編輯] 抗倭戰爭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橫阻我們國軍北伐,殘殺我們同胞,霸佔我們土地,這是中華民族最恥辱的一個紀念日!臨到這個紀念日,凡是中國人,凡是我們黃帝子孫,對於這種恥辱,是永不能忘懷的,如果這種恥辱一天不洗雪,中華民國便沒有一天能夠獨立。本校長就是在濟南親身受了這個恥辱的。你們是我的學生,我所交給你們的任務,就是要你們洗雪這種國恥,務使國家能從帝國主義者侵略與殘殺之下解救出來,以求得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自由和平等」 (誓雪五三國恥 1929)
- 「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在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一九三六年六月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談話.
[編輯] 語錄
- 戴雨農同志不死,我們今天不會撤退到台灣!
- 「我們青年同志,知識當然比一般群眾高,應該有思考的能力,應該有辨別的能力,不能隨便聽受人家的麻醉。無論那一個問題,都應該加一番思考,下一個比較,然後再下判斷。譬如民主勢力一句話,我們第一應仔細思考,究竟民主勢力是什麼?我敢說一句,本黨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勢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講民權主義,更不必千辛萬苦的做訓政工作。我們訓政的意義,就是要訓練民眾辨別革命與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權,不致被反動派所利用。因為我們所要培植的,是革命的民主勢力,我們要用這種真正的民主勢力來鞏固革命的政權,但不能放任虛偽的民主勢力來破壞革命的紀律,擾亂革命的秩序。換言之,我們要遵照 總理遺教,養成民主勢力,為民眾謀利益,決不能隨便倣照共產黨的方法,借民主的名義,來離散團結,脅制黨國,使民眾更加痛苦。經這麼仔細的一剖析,那我們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號麻醉了。我再舉一兩個例來證明,譬如「新軍閥」這三個字,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共產黨就用這個名詞來為破壞本黨革命武力。而最近我們的同志中間,也有受共黨宣傳的影響隨聲附和這一個口號的,但我們青年同志,可不能這樣的簡單,隨便被人蠱惑,跟著人云亦云。要知道軍閥有軍閥的特質和軍閥的條件,我們不能說一當軍人便成軍閥,也不能說一帶兵就變成軍閥。世界上除非達到無政府的境界,那一國可以根本的廢除軍隊?並且世界上又有那一國在掃蕩了革命的障礙以後,不需要革命的武力來保障革命的基礎?所以我們反對封建的軍閥則可,敵視一切的軍人則不可。借新軍閥等等的名義來破壞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 1929)
- 「現在國民革命,還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因為政治的現狀不好,政治的現狀不好,就是由於政治力量不夠。為什麼政治力量不夠呢?乃是因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們曉得:過去幾年,犧牲了無數將士的頭顱,才能統一中國,在統一中國之後,我們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國建設起來,可是一講到建設,在這種貧乏的社會中,人材缺少,就是當前最難解決的問題。」 (勗勉中央政治學校學生 1929)
- 「政治比之於軍事還要困難。因為干政治的要鑽進污穢齷齪的社會裡面去。我們要在污穢齷齪裡面鍛鍊出政治的人材來,去改革污穢齷齪的社會。我們四方八面都是敵人,你要廉潔勤勞,當然要受人家的攻擊排擠,當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們政治學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穢齷齪的社會裡,四方八面都被攻擊排擠,而還能把持堅定應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使中國政治弄得好的決心,則一進萬惡社會,就不會同流合污了,關於這一點,大家在學校時代,就要修養,就要訓練。上面是本校長希望於本校各學生的。」 (1929年在中央政治學校)
- 「日本此次無故佔領我國土地,必自恃其強大的陸海空軍,以為中國必非其敵,我若稍與抵抗,彼即可借口開戰,必使我割地賠款,方肯罷休。我國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種心理,深怕得此結果,欲圖恢復,非數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種心理,在我國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適用的,現在卻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國人現在知識程度的進步,到了萬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們一定不會失敗的。我們現在固要儘力避免戰事,且在未至戰爭的時候,仍要鎮靜持重,無暴其氣。但我們國民知識程度的進步,實可以和強敵決一死戰,這不僅我們自己要認識,世界各國在這一回事中,都可認識的了。日本以甲午戰爭時代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中國,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徵兆......今天的中國是全中國人的中國,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國人抵抗,這就是我們禦侮的基本......任何國家離開國際社會,都是自取滅亡,日本現已陷於此種境地......世界非僅一日本,國際非僅恃強權,日本佔領東三省,就是破壞東亞和平,日本軍閥不明此理,無異自絕於世界。」 (1931年在國民政府 總理紀念周講)
- 「我們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及日本對我們侵略和壓迫,與國內土匪共產黨及一切反動派乘機活動的情形,並我們在此內外夾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復興民族完成革命的問題。我們要完成革命,使中國獨立自由成功一個新的國家,沒有相當準備期間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敵人打來,不容許我們有這一個從容準備的期間,我們祇能在抵抗的時期內加緊做準備的工作,如果沒有做準備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長久,反攻更不可能,這樣我們就沒有獨立的日子了。……然則我們將以幾年為準備時期?並依那一種計劃來準備呢?據我看來是公曆一九三六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恐怕就要開始,所以我們可能的準備期間,從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這次大戰起來的時候,就是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我們中國一般國民在這五年中間能夠努力準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就可以做一個奮勇無敵的戰鬥員,就可以從世界大戰中建立出一個新的中國,就可以在國際上得到獨立平等,就可以富強,就可以復興。 (復興中國之道,1932年4月11日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總理紀念周講)
- 「日本是后開化的民族,三島的土地比不上我們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沒有我們這樣多。但是為什麼我們卻反來受他們這樣的欺凌呢?前恥尚未伸雪,到今天我們的東北和淞滬,又受了日本鐵蹄的蹂躪,更釀成這種空前的恥辱,這種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有這樣好的錦繡山河,和四萬萬優秀的民族,數十年來,竟遭這小小三島的倭寇壓迫、欺侮,使得中國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地位,這不僅是對不起我們 總理和已經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來,又那能對得起我們自己!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是不是要我們受人家的欺侮與壓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個人生下來,當然有一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個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恥,不知恥的人,就是沒有人格,不配做一個人。更說不上做一個革命黨員,我們今天既受了這空前的恥辱,如果甘於忍受,不認自己是一個人,這亦算了。否則,如認我們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個人,不甘忍受這種侵略與欺凌,那就應該負起責任,去湔雪這個恥辱。古人講:「不自由,毋寧死」,我們的國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們就應該不顧一切,一致起來替國家民族爭自由!否則我們一個文明古國,黃帝的子孫,竟伈伈俔俔偷活苟安於今日世界之上,我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呢!?要知國恥一天不雪,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便一天沒有地位,便一天沒有面目見人,尤其是我們一般負有保國衛民責任的軍人,比旁的國民的責任格外加重。並且要知道,這恥辱也可說是完全由我們不肖的軍人不爭氣造成的!因為我們少數軍人自己腐敗,懶惰,頹唐,浪漫,畏難苟安,祗顧個人權利,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恥辱,以及黨的恥辱,完全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關心,這樣的軍人,如何還能夠雪恥救國呢!所以我們要覺悟,要反省,別的不必責備,自問是否可以對得住自己。我們的國家民族既遭了這樣空前的恥辱,我們還不同越王勾踐一樣去卧薪嘗膽,求雪國恥,我們還算得是一個中國人嗎?......如果國恥一天沒有湔雪,我們便沒有一天可以安樂自由。能夠這樣上下一心,全國刻苦,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以沼吳。我們少則三年,多則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國恥,一定使國家和民族達到獨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時候,我們的責任,才算是完成,才對得起 總理,對得起一般死了的將士,以及我們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為中國的國民,不愧為國民黨的黨員。」 (雪恥救國之道,1932年5月9日在 總理紀念周講)
-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幾乎已等於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我們一般同志如果今日還有氣節和血心,那就應該以恢復『中華民國』來作我們今後共同奮鬥的目標」(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 「鄭成功抱孤臣孽子的心情,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閩粵一帶忠義之士,紛紛渡海來歸,致力於光復事業,實啟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先聲。」(臺灣省光復十七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1962年10月25日)
-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實行三民主義,則天時地利人和皆在於吾人之一方。如此共匪雖猖狂,其敗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負重決不枉費。」(病中隨筆 1975)
-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 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遺囑 1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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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註解
- ↑ 根據侍從翁元的口述,「老先生歸西時,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此「遺囑」出於蔣介石文學侍從之臣秦孝儀之手,而非出於蔣之口,蔣在遺囑上的簽名亦是秦孝儀代筆;根據《總統蔣公哀思錄》中司法院長田炯錦的回憶,此「遺囑」是在蔣死後,五院院長才簽名以為旁證的,依法理應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