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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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于1847年写成的著作。

语录[编辑]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编辑]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编辑]

  • 绝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给的,而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如果产品的需要量超过自然界所提供的数量,人们就得求助于工业生产。
  • 要生产多种多样的东西,就已经决定参加这项生产的不止一个人。既然认为从事生产的不止一个人,那末这就完全决定了生产是建立在分工之上的。因而蒲鲁东先生所假定的那种需要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全盘的分工。既假定有分工,就是假定有交换存在,因此也就有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
  • 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从事各行各业的合作者,虽然按照蒲鲁东先生的假定我们(我和其它一切人)这时还没有摆脱鲁滨逊式的那种和社会隔绝的孤独状态。合作者和各种不同的业务,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包含的交换等都是凭空掉下来的。
  • 总括起来就是:我有许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蒲鲁东先生既然假定有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换和交换价值存在,而交换价值的“起源”正是他想“比其它的经济学家更仔细地阐明”的。
    同样,蒲鲁东先生也可以把整个事态倒转过来而仍然不损害他的结论的正确性。要说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说明交换就要有分工。要说明分工就必须有使分工成为必要的种种需要。要说明这种需要,就必须“假定”有这种需要,但是并不是否定这种需要,这和蒲鲁东先生前言中的第一个定理:“假定上帝就是否定上帝”(前言第1页)正好相反。
  • 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
    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对于交换的这个第二阶段,即二次方的交换价值应该怎样说明呢?
  • 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对于交换的这个新的和最后的阶段,即三次方的交换价值又该怎样说明呢?
  • 那就是他干脆忘记了需求,忘记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多或少。他撇开需求不谈,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蒲鲁东先生得出这个臆造的“极端的结论”,实际上他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这说明他对修辞学要比逻辑学有才能得多。他以为得出了新的结论,其实只是源源本本地重新发现了他当初的假定而已。也就是用这种同样的手法,他才把使用价值和纯粹的众多混为一谈。
  • 蒲鲁东先生把众多当做使用价值,把稀少当做交换价值(证明众多和稀少成反比是再容易不过的),就把使用价值和供给、把交换价值和需求混为一谈。为了使这个对照更加明显,他就换了一个术语,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这样,斗争就转移到另一个战场,现在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给),另一方面是意见(交换价值,需求)。
    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怎样调和呢?怎样使它们取得一致呢?能不能在它们中间找出哪怕是一点共同之处呢?


  • 供给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难道需求者不也同样供给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吗?既然他供给了这些东西,难道他不也代表,象蒲鲁东先生所说,效用或使用价值吗?
    另一方面,难道供给者不也需求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吗?因此他不也就成了意见的代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的代表或交换价值的代表吗?
    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因此,蒲鲁东先生随便把供给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为一谈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
  • 斗争不是发生在效用和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
    归根到底,供给和需求才使生产和消费互相接触,但是生产和消费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

    供给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即使产品的效用得到公认,但产品究竟不仅仅代表效用。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资等一切生产费用进行交换,一句话,和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因此在生产者的心目中,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
    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
    因此我们在供给和需求中,一方面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产品和出卖这种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资金和购买的愿望。
  • 生产者只要是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这正是蒲鲁东先生的假定),他就不得不出卖。蒲鲁东先生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他却同意我们说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不取决于自由意志。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又都是生产者从别处取得的产品,并且在现代的生产条件下,他并不是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责成他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生产。
  • 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
  • 蒲鲁东先生并不满足于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中去掉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要素。他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但在现实的世界里情况并不是这样。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
    蒲鲁东先生去掉了生产费用和竞争以后,就能随心所欲地把需求和供给的公式弄得荒谬绝伦。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编辑]

  • 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
  • 李嘉图是复辟时期以来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学派的领袖。李嘉图的学说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典型的整个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蒲鲁东先生却硬把它当作“将来的革命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蒲鲁东先生却把它当做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无论如何,后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幼稚了。
  • 李嘉图极力证明,土地所有权即地租不能改变农产品的相对价值,而资本积累对相对价值(它是由生产中花费的劳动比较量决定的)只起暂时的不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一命题,他创立了有名的地租论,把资本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最后,他在资本里除了积累的劳动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接着又发挥了整套的工资和利润理论,并且证明,工资和利润的增减互成反比,而这并不影响产品的相对价值。他没有忽略资本积累、资本在性质上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工资率等对产品的比值所能起的影响。这些问题就是李嘉图所注意的主要问题
  • 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构成价值应当绕个圈子,又成为按照这种估计方法已经完全构成的世界的构成因素。……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
  • 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 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什么呢?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註 1]。如果工资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那是由于被蒲鲁东先生推崇为原则的价值规律遇到供求关系波动后果的抵抗。但是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
  • 如果这些产品互相交换,那就是相等的劳动量在交换。这种等量的劳动时间的交换并没有改变生产者的相互地位,正如工人和工厂主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改变一样。如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
  • 我们把劳动时间当做价值尺度,那末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呢?不是。
    ……因此,虽然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价值还是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
  • 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象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 在使用机器的企业中,这个工人的劳动和那个工人的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工人彼此间的区别,只是他们在劳动中所化的时间不等。但是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量的差别也成了质的差别,因为用在劳动上的时间一方面是取决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别;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纯粹消极的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镇静和勤恳。最后,如果说工人的劳动中有质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轻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情况。
  • 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说,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还可以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象任何其它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
  • 因此,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
  • 由于劳动[註 2]被买卖,因而它也和任何其它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它也有交换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并不生产什么,正如粮食的价值或者作为商品的粮食不能当作食物一样。
  • 劳动决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进行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总是某种确定的劳动。不仅劳动的性质由对象来确定,而且对象本身也由劳动的特性来确定。
    由于劳动被进行买卖,所以它本身就是商品。为什么人们要买它呢?“由于人们认为劳动中隐含着价值”。但是当人们说某个东西是商品时,那这里所指的就已经不是购买它的目的,就是说,不是指想从这个东西中取得的效用,不是指想拿它做什么用了。它成为商品是由于它是交易对象。蒲鲁东先生的一切议论总结起来不外是:劳动不是作为直接的消费对象才被购买。当然不是的,人们购买它是把它当做生产工具,就象购买机器一样。由于劳动是商品,所以具有价值,但它并不生产东西。蒲鲁东先生也可以这样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商品,因为购买任何商品只是为了它的某种效用,而决不是由于它是一种商品。
  • 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我们刚才所解释的比例性关系。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
  •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 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
  • 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额决定消费的最高额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如果说因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因而这些物品就应当有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说,烧酒由于生产费用低廉而到处风行,这件事就是烧酒的效用最确凿的证明;这就是向无产者说,马铃薯比肉对他们更有益;这就是和现状妥协;结果,这就是和蒲鲁东先生一起为自己并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辩护。
  • 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 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
  • 但是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会不会至少引起蒲鲁东先生为之神往的那种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呢?
    恰恰相反,它使单调而清一色的垄断在产品领域中占统治;正如大家看到和知道的,这种垄断已经侵入了生产工具的领域。只有某些生产部门,例如棉纺织工业会很快地进步。这种进步的自然结果就是使棉纺织工业产品价格迅速下降;但是随着棉花价格的下跌,亚麻的价格就必然会比棉花昂贵。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那就是棉花排挤亚麻。亚麻就这样几乎从整个北美被驱逐出来,结果并不是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而是棉花的统治。
  • 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 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
  •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
  • 因此,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只有事先对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取得协议。但是这种协议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
    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大工业中,某甲不能任意确定自己劳动的时间,因为某甲的劳动,如果没有组成企业的一切其它的某甲和某乙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非常清楚地说明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顽固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他们都很知道,减少女工和童工两小时的劳动时间必然也会引起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大工业的性质就要求一切人的劳动时间都完全一样。今天是资本以及工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现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
  • 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

第三节 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编辑]

甲、货币[编辑]

  • 任何有用的产品的价值既然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那末这种产品就永远具有交换性能。蒲鲁东先生大声叫道,在“交换可能性”上已达到我所要求的条件的金银就是证据。所以,金银就是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即蒲鲁东先生思想的体现。他在选择例子上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金银除了象其它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商品以外,还具有普遍交换手段,即货币的特性。因此,如果把金银当做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的应用,那末要证明由劳动时间构成价值的一切商品都将具有不断交换性能,都将成为货币,是再容易也没有了。
  • 既然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单独构成的,蒲鲁东先生怎么还能说价值的构成呢?价值不是由单独生产某种产品所必要的时间构成,而是与同一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一切其它产品的数量成比例。因此金银价值的构成是以许多其它产品的价值已经构成为前提的。
    可见,并不是商品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构成价值”的状态,相反地,而是蒲鲁东先生的“构成价值”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货币的状态。
  • 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 首先,事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如果君主要想伪造钱币,那末他就会遭到损失。他在最初发行中虽一度得到利益,但以后每当伪造的钱币以捐税等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又要将这些利益失掉。但是菲力蒲和他的继承人多多少少防止了这种损失,因为他们把伪造的钱币一投入流通,马上就下令照原有成色普遍改铸钱币。
  • 名称是改变了,事物却并没有变化。无论是供应的或是需求的粮食的数量,都不会仅仅由于名称的改变而有所增减。因此,尽管名称改变,只要供求关系不变,那末粮食的价格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变化。人们在谈到供求的时候,指的是物品的供求,而不是物品的名称。菲利普一世并不象蒲鲁东所说的那样创造了金银,他只是创造了钱币的名称。
  • 金银所起的作用便是根据;其实这是不了解金银的作用。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
  • 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只要流通的需要和发行货币(无论纸币、金币、白金币或铜币)的数量之间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那就不可能产生保持货币的内在价值(由生产费用所确定)和名义价值之间的比例问题。当然,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象一切其它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的。这是由于在国际贸易中,甚至金银也只是以产品的身份作为交换手段,而不是以货币的身份作为交换手段;这就是说,金银失去了蒲鲁东先生认为构成金银特性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即“经过君主的神圣化”的特点。
  • 金银之所以永远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决不是由于它们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或者更明确地说,金银之所以经常保持均衡,是由于在一切商品中只有它们作为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不管它们的数量和财富总额的比例关系如何。

乙、劳动的剩余[编辑]

  • 每种新的发明都使产品的交换价值下降,使同样的劳动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社会之所以获得利益,并不是由于它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而是它凭原来的价值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至于发明者,他的利润在竞争的影响下不断下降到利润的一般水平。
  • 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给他的一切东西。
  • 实际上,所谓集体财富,公共福利究竟是什么呢?这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而不是每一个别资产者的财富。经济学家们只不过证明了: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的财富已经增长并应继续增长。至于工人阶级,那就大有问题;他们的状况是不是因所谓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得到改善还是疑问。
  • 至于临时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那是另一回事。这种临时分享的事实已由经济学家的理论加以说明。这一事实是这个理论的确认,而决不是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对理论的“谴责”。如果有什么东西应当受到谴责的话,毫无疑问,那就是蒲鲁东先生的体系,象我们所指出的,它不管财富的增长却要把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只有把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蒲鲁东先生才能应用价值的正确比例性的原则,即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的原则。正是由于竞争使工资时高时低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工人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内(即使微不足道)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可能死于贫困。这就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幻想的经济学家们的全部理论。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编辑]

第一节 方法[编辑]

  •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
  •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它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 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编辑]

  • 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14、15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
  •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
  • 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工厂手工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 形成工厂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厂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属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
  •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厂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
  •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不能分离一样。
  • 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冲突的结果。
  •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编辑]

  • 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 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 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数据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现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现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本身,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理解为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 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 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垄断。
  •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业资本是一种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在它手中消费税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编辑]

  •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 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经营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时间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
  •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象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获得较少的产品。劳动必须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地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农业也和工业一样随时可以使用花费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土地投资和最初的投资获得的效果相同,那末,农产品的价格就会象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但是,这样地租就会消失。
  •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註 3]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土地经营者变成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註 4]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产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
    可能发生象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地租。因为地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地租就不可能存在。
  • 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经营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取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农,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经营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地租正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夺去的一部分收入[註 5]。在封建租佃者被资本主义企业家排挤以前,还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可是,一出现了地租,耕者就不再是土地经营者而是工人,即土地经营者的耕者。劳动者沦为普通工、短工、替资本主义企业家作工的雇农;象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地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企业,把经营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了地租的来源,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丧失了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领地,正象在英国那样。至于土地经营者,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束缚在他们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产品价格和货币收入。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它实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地租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 只要消费者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
  • 土地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地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它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种类。这些不可驳斥的论据足以证明,建筑在地租上面的土地清册是不精确的。
    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针,因为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二十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地租方面,历史不仅不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反而经常把现有的一切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利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质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是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末似乎土地资本的利息比其它资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问题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地租。
  • 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它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物质成分上(用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质,就是有空间界限的土地。至于他所说的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它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们把它们保持下来并进一步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
  •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经营者。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地租。
  • 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资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经久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 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土地经营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已没有必要去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继续进行投资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提高地租,它们反而成为地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编辑]

  • 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
  • 其次,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 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要知道,机器是不要工资的。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某些利润超过一般水平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
  •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
  • 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没有工人打先锋,他们就对付不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波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人工示威,却被拒于大门之外,说这是ticket-meeting〔凭票入场的集会〕,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把会上的发言大登特登。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
  •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上记载和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准备就绪的新社会去。
    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
  •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注释[编辑]

  1. 注: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论点,是我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844年巴黎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从本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是采用了这个论点的。拉萨尔借用了我们两人的这个论点。虽然工资实际上经常有接近最低额的趋势,但上述论点毕竟是不正确的。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纠正了上述论点(见“劳动力的买和卖”节),而且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劳动力的价格会愈来愈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2. 注:在1876年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劳动”后面添上了“劳动力”一词。1896年的法文版上也加上了这一词。——编者注
  3. 注: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话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
  4. 注: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编者注
  5. 注:在1885年的德文版中,没有最后的两句,而在前面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数字之后做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占有者。”——编者注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