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俄文:Шаг вперёд, два шага назад）是列宁于1904年5月出版的著作。

语录[编辑]

序言[编辑]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正因为我现在向读者介绍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意思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了我的小册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

现有的一些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出版物，其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如果这里说得上体系的话）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关于党章第1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出版物已经多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在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1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是说要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景。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够（而且一定会）使简短的发言提纲、干巴巴的讨论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上的小的磨擦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突出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对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起点推动作用，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希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也能把反映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编辑]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5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这岂不是太妙了吗？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编辑]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制定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制定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不言而喻，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保证了那些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和《工人事业》）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派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编辑]

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象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

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夸耀组织上的“民主制”，甚至拿……军队作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编辑]

在组委会问题上形成的代表的划分也许有人认为是偶然的。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了消除这种错误看法，我们暂且离开时间顺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发生的同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在这里与《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

（五）语言平等事件[编辑]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明确、肯定地指出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激烈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指责火星派多数派造成了这种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就形成了。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爆发具有“原则的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地步的冲突，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这样一种自以为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确实具有了原则的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们、叶戈罗夫们、李沃夫们想在这里找到的那种原则的性质。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六）土地纲领[编辑]

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在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俄国所具有的特点。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第202页），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索地重复西欧同志在专制制度崩溃已有100年或50年之久的时代就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编辑]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实际考证是一笔糊涂账。

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编辑]

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是的，这里对我们的党章作了正确的说明，我们奉劝那些现在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态”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说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发言和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政治上的毫无气节，说明马尔托夫这伙人是怎样根据问题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别人的下级团体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九）党章第1条[编辑]

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

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编辑]

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你能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抱怨，“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脆弱性。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编辑]

这种反驳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法通过决定是任何一个委员会有时都免不了的，但是这完全不是说委员会就无法组成。第二种反驳意见说：“如果象总委员会这样的机关不能选出第五个委员，这就说明这个机关根本不中用。”（查苏利奇语）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用不中用，而在于最高机关存在不存在：没有第五个委员就不会有什么总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机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中用不中用。最后，如果问题在于无法建立一个在自身之上还有上级委员会的党委员会，那倒还好办，因为这个上级委员会在非常情况下随时可以用某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而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没有任何委员会了，因此，如果在党章内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组成的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逻辑了。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编辑]

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1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4/5代替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所有这些，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都曾加以坚持。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间的谈话之后就轻率地对代表大会作评论和判断，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当事人的所有“证词”。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证词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的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编辑]

这里十分肯定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要在最有威信的实际工作领导者的参加之下革新编辑部。我所指出的这个计划的两个特点，是每一个愿意稍微留心阅读上述说明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现在就连最粗浅的道理也必须加以解释。这个计划就是要革新编辑部，不一定是增加，也不一定是缩减编辑部成员人数，而是加以革新，因为可能增加或可能缩减的问题还是一个悬案：增补只是预定在必要时才实行。人们对革新问题提出种种设想，有的预计可以把编辑部成员人数缩减，有的则主张增加到7个人（我本人从来就认为七人小组比六人小组好得多），甚至增加到11个人（我认为如果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是同崩得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实行和平联合，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主张“三人小组”的人通常忽略的一个最主要之点，就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将来的增补问题。“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组织成员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别表示赞同，有些人则默许），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肯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组作为革新编辑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编委会，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于“个人意气”把问题一时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了这一点。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紧密的多数派举行了自己的非正式会议。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对他们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那些被少数派邀请参加少数派非正式会议的代表竟拒绝出席这种会议，而那些乐意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叶戈罗夫们、马霍夫们、布鲁凯尔们），却由于少数派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过斗争而不能邀请。
“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组织成员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别表示赞同，有些人则默许），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肯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组作为革新编辑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编委会，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正是那些时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机会主义者，而有一部分还是这些反火星派分子本身，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少数派，极力支持机关中的小组习气，言论方面的机会主义，党务方面的庸俗观念，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脆弱性。
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说明，如何解释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这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实，以及少数派为什么不顾一切挑战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多数派形成的原因和经过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让我们首先把我们对于代表大会讨论情况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主义民主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的要求和不模糊他们的（无产阶级的）意识。甚至我国自由主义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别，即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纲领（它也象一切自由派的纲领一样混乱）中也提出了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并且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是不许缔结暂时的协定。

最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第三个“条件”（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就其一般提法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宣布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同那些以争取有资格限制的宪法即“残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那是不明智的。其实，“解放派”先生们这一“派别”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派别，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那就是患了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近视病了。

它混淆了下面两个问题：（1）揭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须同这些特点作斗争；（2）规定同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做它应当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而做了它不应当做的事情（预先规定“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规定这种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是荒谬的，因为这时连具体的对方，即可能缔结这种协定的对象都不存在；即使有了这样的“对象”，也应当让党中央机关去决定缔结暂时协定的“条件”，就象代表大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派别”问题时所做的那样……，那要更合理百倍。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编辑]

在这里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坚持原则的彻底政策对抗的，是党成立以前的那种旧的小组习气，机会主义的组织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火星派少数派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极重要的（从组委会、“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业》的观点看来极重要的）表决中，还是跟我们一道走的……当时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性。这一类“划分”明显地表明，在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虽然叫作“火星派”但是以成为火星派为可耻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斗争引起不少的愤怒，结果使那些思索力最差而感受力最强的人看不见这个斗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原则的色彩的意义。

只要提出这些使少数派不愉快的问题，就可以看出，硬说多数派是偶然这种话是要掩盖什么事实。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少数派是由我们党内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党员组成的。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内的右派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现，也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现，大概也不会在明天就消失。

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最不坚定和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这个事实也就回答了那些不熟悉实际情况或者对问题考虑很差的人向多数派提出的那些怀疑和异议。有人对我们说，把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看成分离的原因，这不是太琐碎了吗？是的，先生们，马尔托夫同志的错误本来是不大的（还在代表大会激烈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就指出了这一点），可是这个小错误可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许多恶果，因为那些犯了许多错误、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不坚持原则的代表把马尔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个同志表现得不坚定，本来是一件属于个人性质的不重要的事实，但是所有一切最不坚定的分子，所有一切根本不承认《火星报》方针并公然反对这个方针，或者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却往往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少数，这就不是属于个人性质的，而是有全党意义的事实了，就不全然是一件不重要的事实了。

在作结束时，我们要再一次从中央机关组成问题的角度看一看图表。很自然，除了色彩问题以外，代表们在进行选举时还要考虑某某人是不是适当、工作能力强不强等问题。现在少数派总想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各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从一件简单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选举中央机关报最初的三人小组的计划，在代表大会以前，即当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的联盟还是谁都料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拟定好了。对于不同的问题，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对于色彩问题，应当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在所有一切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表决情况中去找答案。关于某人是不是适当的问题，大家在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用秘密投票来解决。为什么整个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十分浅显、无须多谈的问题。但是，少数派（当他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浅显的道理也开始忘记了。我们听到无数激昂慷慨、兴奋欲狂的拥护旧编辑部的话，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同拥护六人小组和拥护三人小组的斗争有关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们从各个角落听到所谓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没有工作能力、不适当、心怀叵测等等流言蜚语，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为取得中央委员会中的优势而斗争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觉得，在代表大会外面散布关于个人品质和行动的流言蜚语，是不体面的和卑鄙的（因为这些行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只能向党的最高机关宣布的组织秘密）。用这种流言蜚语在代表大会以外进行斗争，我认为，这就是诽谤行为。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能给予公众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情况。你们说，中央委员会是由不大的多数派选举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大的多数派是由一切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最彻底地为实现火星派计划而斗争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多数派道义上的威信比它形式上的威信要高得多，——对于那些把《火星报》方针的继承性看得比《火星报》某个小组的继承性更重要的人说来要高得多。谁更有资格判断某人是不是适于实行《火星报》的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上贯彻这种政策的人呢，还是那些往往反对这种政策而维护一切落后性、一切无用的东西以及一切小组习气的人？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编辑]

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再其次，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压制个人首创性”呢？党中央机关报刚刚在此以前还规劝他们说出自己的分歧意见，但是他们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对“增补”讲起价钱来了。我和普列汉诺夫或者中央委员会从根本上来说怎么可能压制拒绝同我们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呢！怎么可能在某某人拒绝参加的机关或者团体里“压制”他呢？落选的编辑既然拒绝“做被统治者”，那么他们又怎能抱怨什么“统治制度”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领导我们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错误，原因很简单，这些同志根本就不曾在我们领导下工作。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人们在说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统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我又要请读者自己来判断，当新方针和旧方针斗争时，在未能使党相信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说明这些观点以前，就要把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粗暴、更机械的斗争方法吗？

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而组织各委员会的权利按照我们党章第6条的规定应该无条件地属于中央委员会；党章规定了委员会自治的范围，而规定这些范围的决定权在党的中央机关，而不在党的地方机关。这是一个常识，而那些说什么“组织”并不总是意味着只要“批准章程”的深奥论断实在是太幼稚了（好象同盟自己不曾主动表示过想成为一个根据正式章程组成的团体）。

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但是，在原则上，滔滔不绝地揭露我的矛盾的这些话，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编辑]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

一听到我提起讲和，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作为回答。真可谓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凌驾于中央之上，片面性，简单生硬，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极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发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存货了吗？你们的炮弹实在太不顶事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编辑]

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

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头号阿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拿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分参加到这种坏事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编辑]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附录（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编辑]

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应当作出的总结如下：
（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样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
（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这个章程第2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

参见[编辑]

《怎么办？》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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