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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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镛,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池田大作認為,金庸賦予中國傳統的「武俠小說」新的生命,因而被譽為「中國文豪」、「東方的大仲馬」、「凡有中國人之處必有金庸的小說在流傳」,是一位名聞遐邇的大作家[1]:3-4

倚天屠龍記[ред.]

  • 「殷素素抱著張無忌,低聲說道:『無忌,娘是騙他的,你看娘騙人的本事多大,記住!千萬不要相信女人,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會騙人,記住哦。』」
  •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笑傲江湖[ред.]

  • 「欲練神功,引刀自宮。」

鹿鼎記[ред.]

  • 「我費盡了九虎二牛之力……還要加上那些羊啊豬啊什麼的。」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ред.]

人生何處不相逢[ред.]

  • 「是的,但是,明白了是非善惡之後,我絕不對不合理的壓迫低頭屈服!」[1]:4
    • 池田大作問道:「那些壓迫(「敵」者洶洶,從左從右而來)很激烈吧!」[1]:4
  •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1]:6

不曾識面早相知[ред.]

  • 「抗戰期間的一個暑假,大學的同學們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無家可歸的同學們住在校裡。天氣炎熱,大太陽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運動,我只李在教室裡埋頭讀書。讀的是《資治通鑑》和H.G. Wells(威爾斯)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世界史綱》)。」[1]:9

香港的明天——面對回歸[ред.]

  • 「(人)能樹立崇高的道德規範,成為普遍的榜樣,以至改進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那是不朽的精神價值。」[1]:22
    • 在創價大學演講,1996年4月
  • 「未來的情況是很難預測的,無論如何如何應以大量的事實作為根據。任何預測總不免是假設與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準確。」[1]:26
  • 「幸運得很,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來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1]:27
  • 「其實重要的預見也並不多。我在文革開始不太久之後,就推斷將來毛澤東一定會整肅林彪,寫了社論〈自來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測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很快就會被逮捕甚至被處死,文章的題目是〈不知往哪兒躲〉,說江青目前權勢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澤東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兒躲」了,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當年中國對越南交戰,我曾預測中國佔領中國佔領若干土地、對越南當局給予教訓後必定撤退,對於進軍到何地為止,何時撤兵,都有大膽預測,結果幸而言中。對於香港的前途,我比較重要的一個推測(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明報》社評中發表),是中國當局會決定收回香港,大概會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佈,同時並宣佈香港現狀今後不變。事實是,中國政府的確於一九八二年宣佈,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十五年。這些我決不敢自負,只是運氣好,恰好碰中了而已。」[1]:27-28
  • 「預測香港的前途並不太難,因為主要的根據是中國領導當局的決策,而決策的內容與各種因素並無機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1]:31
  • 「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1]:36
  • 「『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1]:37
  • 「他(彭定康)完全不了解,馬列主義者確信,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謂『民意』,全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例如報紙、電視、電台、廣播、雜誌、政治領袖、政論家、文人、花錢買來的廣告等等)製造出來的,根本不是人民群眾的真正意見,所以不足重視。」[1]:40
  • 「人心動盪是有理由的,信心不足,那也不錯。至於『九七之後必定混亂』,那就不見得會是事實。『九七』還沒有到,大家都只是推測。我是憑着對香港的充分了解,對中國政治的了解而作出這樣的判斷。」[1]:45
  • 「我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時我在大學裡是學法律的,對國際法相當熟悉。我在香港有成千成萬讀者、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苦槳憂喜我不能不深切關懷。何況其他參加起草委員會的,大部份是香港的知名人物,是社會上眾所尊敬的人士,大家都是有名譽、地位、財富、事業的,參加這委員會純綷是貢獻而不是尋求什麼利益。」[1]:49
  • 「我和他(蕭蔚雲)有時有不同意見,可以坦率的討論或辯論。有一次在許多香港記者面前,我們對於中國內地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作了相當激烈的辯論。他很客氣地表示讓步,我心中感激,自責態度不好。從此之後,我們二人結成了好友。關於我的小說在內地的版權問題,蕭教授曾介紹他做律師的學生協助處理。」[1]:57

中日關係與環太平洋文明[ред.]

  • 「與現實狀況不相稱的、欠缺靈活性的思想就教條。蘇聯式的馬列主義教條曾給中國帶來極大災難。」[1]:69
  • 「香港居民的意願也是長期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不過香港居民還特別強調,我們要求保持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現有的法律與法治制度,否則的話,港式繁榮與港式穩定不能保持。對於『長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在數十年內生活方式及法律制度不變』這兩大要求,香港居民不論是參與統治的上層人士,企業家與廠商,或專業人士、中產階級,或小市民、職工、工人、小販,或青年、學生、家庭主婦,政治上的極右派反共人士或左派工商界、工會,從未提出過異議。所以,香港居民中壓倒多數的意願是一致的,只有人數殊不道的極少數持不同意見。」[1]:79
  • 「據說,曾有一群思想激進的香港青年上北京獻議,主張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實行社會主義。中國政府負責人勸告他們不要提出這種主張,中國當局也不會接受他們的主張。事實上,中國當局所提九七之後的方案,也包括了『繁榮穩定,自由法治』這兩大要求。中國當局明確表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這些承諾,明文寫在《基本法》之中。」[1]:79-80
  • 「日本和香港有兩個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貿易。只要保持和平,進行自由貿易,日本和香港肯定會『共存共榮』。」[1]:84
  • 「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1]:134

撫今追昔話當年[ред.]

  • 「我想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成長的時代。戰爭的年代是生活十分困難的時代,我看到民眾的苦難,因而就決心從此要與民眾站在一起。」[1]:115
  • 「這要從各種實際條件來看問題。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上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過大陸上個人自由大大不夠,共產黨經濟缺乏效率,不能盡量解放人民的生產力,過去所積累的左傾思想與作風太嚴重。我個人贊成一步一步的不斷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決問題。在這些具體條件之下,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這些共產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終於能將馬列主義教條、無產階級專政、各種各樣恐怖政治運動全部拋諸腦後,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幸福而自由。」[1]:162-163
    • 對會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的印象,刊《明報月刊》1981年9月號

從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紀[ред.]

  • 「一般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可靠,我很快就喜歡了他們。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調不像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有些類似內地的中型城市。不過這種情形很快隨着工商業的繁榮興旺而轉變。」[1]:171
  • 「我們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就因為這裡無疑是自由的地方。」[1]:171
    • 〈香港無寶,自由即寶!〉,《明報》社評
  • 「所謂『言論的自由』,即人民可以發表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政府不能對此橫加干涉或予以懲罰。」[1]:178
  • 「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論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約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權利時,不能妨礙旁人的自由。」[1]:179
  • 「『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種重要之極的寶貴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間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實,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間,除了親情之外,也混有友情。」[1]:186-187

酒逢知己千杯少——論中日的友情觀[ред.]

  • 「中國人結交朋友,很重視『知己』的觀念。要互相了解而志趣相投,那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需要長時期的結交。《史記》中說:『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如果互相意見不投合,即使從小做朋友做到大家白了頭髮,仍如新相識的陌生人一樣;如果意見一致,即使是道路上初次偶然相逢,停下車來隨便談談,也可以成為老朋友,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1]:213

談香港的明天、佛法與人生[ред.]

  • 「現在社會的大多數人被物質的豐富所目眩,重視的是商品的擁有和消費價值,卻不重視精神的價值。與以前相比,我們的物質生活確實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卻未必一定會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錢或物質的多寡來計算的,須以內心的滿足程度與精神價值來衡量。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須這樣重視精神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將商品或物質作為追求目標的話,由於物質有限而人的欲望無窮,就會演變為爭奪、掠奪、鬥爭、戰爭,更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吧!為了迴避這㮔大災難,就要發展、創造精神和人格的價值,對之日益重視,除此以外別無他途。如果人類的精神和人格漸趨崇高,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否定掠奪行為,這難道不就是產生恆久和平的根源嗎?」[1]:224
  • 「我們必須克服的是,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種可無限膨脹、永遠無法知足的欲望。欲望可分『好的欲望』和『壞的欲望』,不知足的欲望就是『壞的欲望』。東方哲學的精髓就包含跨越這種『惡欲』。」[1]:225
  • 「人生於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須滿足,人要求傳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1]:243
  • 「我曾有過努力賺錢的階段,然而也曾覺悟到,一個人在世幾十年,最後終究要死,一死就什麼都沒有了。幾十年的光陰,如果全部花在以一萬、兩萬、十萬、八萬元的金錢為目標,心靈中充滿了貪婪、空虛、疑慮、寂寞、挫敗、恐懼、憂愁、失落、嗔恨、煩惱,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1]:243-244
  • 「生活於斯之人,將整個生活集中於商業活動,原為情理之常,只不過在努力經營賺錢之餘,想一想人生的意義,時間也決不會是白花的。中國傳統的處世之道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出發點可以說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個人能克制欲望,能夠知足,能夠適可而止,做事不太過份,就不會受到羞辱,不會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則,終究對己對人都大有好處。如果雖然少賺了一萬兩萬元的金錢,卻多賺了內心的平安喜樂以及別人對你的尊敬與愛心,內心的電腦一按,恐怕還是大大佔了便宜吧?」[1]:244

漫談世界名著[ред.]

  • 「閑談至此,不禁想到戰爭的可怖、和平的可貴。」[1]:247
  • 「現在回想起當初,誰都會為國而不惜捐軀吧!當時,我們滿懷敵意仇恨,恨不得殺了所有的敵人,其實,對敵國全部人民都懷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視的心理,完全是不必要的,戰爭的罪過主要是由發動戰爭的那些當權者、政客、大軍人所犯下的。」[1]:248
  • 「戰爭有『侵略戰爭』與『衛國戰爭』的分別,為了保衛國家人民,那是正義而必要的戰爭,侵略戰爭則不是。」[1]:249
  • 「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經濟發展。經濟和生產是社會變化的根本,這個原則我是十分信服的,確是馬克思天才的重要理論。不過也有人不同意他說得這樣百分之百的確定。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就曾在《自由與組織》一書中,以輕鬆的例子提出異議。他說,馬克思關於歷史的理論是過於確定了。事實上,當兩個巨大的力量互相對立而相持不下之時,一股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改變歷史。歷史不能說是必然的,其中充滿了偶然的因素。」[1]:254
  • 「如果說歷史發展純粹由於物質而忽視人的作用,那是機械唯物論,這也是辯證唯物主義所反對的。中國理論界曾有『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的辯論,結論是兩者互相作用而推動,不可缺少其一。」[1]:256
  • 「中國有一句老話:『英雄見慣亦尋常。』」[1]:257
  • 「『因』是原因,『緣』是條件,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生與存布,必定有其原因與條件。」[1]:258
  • 「人之『一念』所以會產生,與物質條件、時代潮流、眾人生活等等有關,這就是『因緣』了。我的理解是心物互相依存,互相作用。」[1]:258
  • 「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學院派文學評論家與瞧不起大眾的作家成為文壇風氣的法官。」[1]:285
  • 「文學可使人生變得豐富多彩,佛教可以解決人生問題,兩者都在探究人生。」[1]:286
  • 「我相信在人間社會中,善與惡是複雜交錯在一起的,在這個社會中沒有誰是百分之一百的善人,也沒有一無是處的壞人。惡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壞的方面,不過佔的比例較少而已。」[1]:287-288
  • 「普遍而言,正邪、好惡難以立判,有時更是不能明顯區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是不能楚河漢界一目了然的。人生真的很複雜,命運確是千變萬化的。」[1]:288

中國古典小說的典範——《三國演義》、《水滸傳[ред.]

  • 「『造反有理』,要看造反的對象是誰。對暴虐的奴隸主、封建統治者、外族侵略者、帝國主義者造反,當然是有理的,但革命秩序既已建立,就不能對之造反了,只能要求改進,使得革命秩序更加鞏固穩定。永無止歇的造反,變成無政府主義,那就無理。」[1]:449
  • 「向封建帝皇、貪官污吏投降沒有好結果。無論如何必須抗爭到底,萬萬不能投降。」[1]:450
  • 歷史教育十分重要,我對歷史確實深有興趣。」[1]:464

參見[ред.]

參考文獻[ре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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