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作家、批评家、思想家、设计师、社会活动家与革命者，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定人之一，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语录

1900年代

•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1903年）

•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

  ——《文化偏至论》（1907年）

•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文化偏至论》（1907年）

• 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

  ——《摩罗诗力说》（1907年）
  衍生语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918年

• 从来如此，便对么？

  ——《狂人日记》（1918年）

•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狂人日记》（1918年）

•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1918年）

•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1918年）

•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狂人日记》（1918年）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狂人日记》（1918年）的开头

•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

  ——《狂人日记》（1918年）

• 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

  ——《狂人日记》（1918年）

•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随感录二十五》（1918年）

•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随感录二十五》（1918年）

• 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随感录二十五》（1918年）

• 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

  ——《随感录四十六》（1918年）

•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

  ——《随感录四十六》（1918年）

•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

  ——《随感录三十三》（1918年）

•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

•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

•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我之节烈观》（1918年）

• 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

  ——《我之节烈观》（1918年）

• 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之节烈观》（1918年）

• 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我之节烈观》（1918年）

• 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渡河与引路》（1918年）

1919年

•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随感录四十一》（1919年）

•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随感录四十一》（1919年）

•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随感录六十一》（1919年）
  衍生语句：不满足是向上的齿轮。

•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随感录六十一》（1919年）

• 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随感录三十九》（1919年）

•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随感录六十二》（1919年）

•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

  ——《随感录六十二》（1919年）

•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随感录六十五》（1919年）

•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随感录六十六》（1919年）

•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随感录六十六》（1919年）

•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随感录四十三》（1919年）

•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孔乙己》（1919年）中的主角台词

• 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孔乙己》（1919年）中的主角台词

• 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孔乙己》（1919年）中的主角台词

•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1919年）中的主角台词
  衍生meme句式：oo的事，怎么能叫xx呢？

• 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药》（1919年）中的台词

•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年）中对父子关系的建议

•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

  ——《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年）

• 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

  ——《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年）

•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

  ——《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年）

• 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末的力量。

  ——《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年）

• 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

  ——《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年）

• 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1919年）

1920年至1921年

•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8月10日之每日名言）

  ——《故乡》（1921年）

• 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

  ——《故乡》（1921年）

• 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故乡》（1921年）

• 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正传》（1921年）

•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Q正传》（1921年）中，主角提出“祖上阔过”的精神胜利话术

•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阿Q正传》（1921年）中，主角的台词

• 你那里配姓赵！

——《阿Q正传》（1921年）中赵太爷的台词
衍生meme语句：你也配姓赵？

• 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

  ——《<医生> 译者附记》（1921年）

1922年

•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呐喊自序》（1922年），鲁迅回忆自己同钱玄同的谈话（尾句为钱玄同所说）

•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呐喊自序》（1922年），鲁迅回忆自己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
  衍生语句：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呐喊自序》（1922年）

• 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呐喊自序》（1922年）

•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呐喊自序》（1922年）

•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估 <学衡> 》（1922年）

• 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1922年）

1923年

•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

•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

•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

• 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

• 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

•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

• 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

•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

1924年

•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秋夜》（1924年）

• 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

  ——《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

•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

• 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

  ——《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

•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灰土，灰土，……

  ——《求乞者》（1924年）

•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影的告别》（1924年）

• 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影的告别》（1924年）

• 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影的告别》（1924年）

• 我真傻，真的。

  ——《祝福》（1924年）中祥林嫂的台词

•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

  ——《“音乐”？》（1924年）

•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致李秉中》（1924年9月24日）

•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苦闷的象征·引言》（1924年）

1925年

•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战士和苍蝇》（1925年）

•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

  ——《战士和苍蝇》（1925年）

•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伤逝》（1925年）

•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伤逝》（1925年）

• 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伤逝》（1925年）

•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希望》（1925年）

•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墓碣文》（1925年）

•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墓碣文》（1925年）

•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忽然想到·五》（1925年）

•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

•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灯下漫笔》（1925年）

• 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灯下漫笔》（1925年）

• 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

  ——《春末闲谈》（1925年）
  衍生语句：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 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杂忆》（1925年）

• 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

  ——《杂忆》（1925年）

•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杂感》（1925年）

•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杂感》（1925年）

•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杂感》（1925年）

•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杂感》（1925年）

•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杂感》（1925年）

•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

  ——《答KS君》（1925年）

• 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答KS君》（1925年）

• 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

  ——《答KS君》（1925年）

•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

  ——《北京通信》（1925年）

•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北京通信》（1925年）

•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北京通信》（1925年）

•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北京通信》（1925年）

•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北京通信》（1925年）

• 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

  ——《北京通信》（1925年）

• 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北京通信》（1925年）

•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北京通信》（1925年）

•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

  ——《致许广平》（1925年3月18日）

•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致许广平》（1925年3月18日）

•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论睁了眼看》（1925年）

•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论睁了眼看》（1925年）

• 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

  ——《论睁了眼看》（1925年）

•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论睁了眼看》（1925年）

• 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看镜有感》（1925年）

•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看镜有感》（1925年）

•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并非闲话》（1925年）

• 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

  ——《并非闲话》（1925年）

• 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

  ——《并非闲话》（1925年）

•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

  ——《“碰壁”之后》（1925年）

• 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补白》（1925年）

•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补白》（1925年）

• 如果牙齿健全，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

  ——《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

• 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致许广平》（1925年6月13日）

• 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致许广平》（1925年5月18日）

•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这个与那个》（1925年）

•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这个与那个》（1925年）

•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这个与那个》（1925年）

•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这个与那个》（1925年）

• 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这个与那个》（1925年）

•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这个与那个》（1925年）

• 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这个与那个》（1925年）

•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忽然想到·七》（1925年）

•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忽然想到·七》（1925年）

•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忽然想到·七》（1925年）

•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

  ——《忽然想到·七》（1925年），对杨荫榆等女师大校领导的批评

•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反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

  ——《致许广平》（1925年5月30日）

•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忽然想到·六》（1925年）

• 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

  ——《忽然想到·六》（1925年）

• “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忽然想到·十一》（1925年）

•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青年必读书》（1925年）

•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致许广平》（1925年3月18日）

•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忽然想到·四》（1925年）

• 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导师》（1925年）

•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导师》（1925年）

• 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田园思想（通讯）》（1925年）

•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1925年）

•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致许广平》（1925年3月11日）

• 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

  ——《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

• 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

  ——《通讯（复孙伏园）》（1925年）

• 的确是我说的。

  ——《通讯（复孙伏园）》（1925年）

1926年

•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7月10日之每日名言）

  ——《学界的三魂》（1926年）

•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

•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

• 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

•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

•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

•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1926年），鲁迅评《史记》

•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无花的蔷薇之二》（1926年）

• 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无花的蔷薇之三》（1926年）

•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空谈》（1926年）

•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空谈》（1926年）

•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写在<坟>后面》（1926年）

• 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

  ——《写在<坟>后面》（1926年）

• 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

  ——《写在<坟>后面》（1926年）

• 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

  ——《写在<坟>后面》（1926年）

• 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写在<坟>后面》（1926年）

• 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

  ——《写在<坟>后面》（1926年）

•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写在<坟>后面》（1926年）

•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

  ——《写在<坟>后面》（1926年）

•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记谈话》（1926年）

• 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

  ——《记谈话》（1926年）

•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记谈话》（1926年）

• 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记谈话》（1926年）

•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

  ——《记谈话》（1926年）

• 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

  ——《送灶日漫笔》（1926年）中对人情社会的讽刺

• 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

  ——《记“发薪”》（1926年）

•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

  ——《我还不能“带住”》（1926年）

•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6年）

•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6年）

•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一觉》（1926年）

•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

  ——《无常》（1926年）

• 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

  ——《狗·猫·鼠》（1926年）

•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

  ——《狗·猫·鼠》（1926年）

• 猫的偷鱼肉，拖小鸡，深夜大叫，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

  ——《狗·猫·鼠》（1926年）

• 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926年）

• 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阿长与山海经》（1926年）
  衍生meme语句：啊呀，骇死我力！

• 我想此后只要能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一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万分幸福了。

  ——《致许广平》（1926年12月2日）

• 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致许广平》（1926年12月16日）

• “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

  ——《致许广平》（1926年11月3日）

• 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

  ——《致许广平》（1926年11月1日）

• 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

  ——《致许广平》（1926年11月1日）

• 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

  ——《致许广平》（1926年11月15日）

• 人自然要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拼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趟，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这并非昧了良心。

  ——《致许广平》（1926年10月28日）

• 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致李小峰》（1926年11月7日）

• 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坟〉的题记》（1926年）

• 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

  ——《〈坟〉的题记》（1926年）

• 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

  ——《〈坟〉的题记》（1926年）

• 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

  ——《〈坟〉的题记》（1926年）

• 为赤贫的绅士计，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为莫如弄一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新的蔷薇》（1926年）

1927年

•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野草题辞》（1927年）

• 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野草题辞》（1927年）

•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野草题辞》（1927年）

•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野草题辞》（1927年）

•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无声的中国》（1927年）

• 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

  ——《无声的中国》（1927年）

• 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无声的中国》（1927年）

•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无声的中国》（1927年）

• 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

  ——《无声的中国》（1927年）

•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无声的中国》（1927年）

•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无声的中国》（1927年）

•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小杂感》（1927年）

•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小杂感》（1927年）

•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小杂感》（1927年）

•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小杂感》（1927年）

•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小杂感》（1927年）

•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小杂感》（1927年）

•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小杂感》（1927年）

•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小杂感》（1927年）

• 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小杂感》（1927年）

•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小杂感》（1927年）

• 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7月24日之每日名言）

  ——《黄花节的杂感》（1927年）

• 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黄花节的杂感》（1927年）

•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无声的中国》（1927年）

• 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

• 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

• 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

• 到了晚上，我总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静静地思想时，自己以为很了不得的样子；但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

•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可恶罪》（1927年）

• 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之所在》（1927年）

•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 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 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 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答有恒先生》（1927年）

• 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

  ——《答有恒先生》（1927年）

•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年）

•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年）

•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新的世故》（1927年）

• 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

  ——《读书杂谈》（1927年）

• 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读书杂谈》（1927年）

• 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

  ——《读书杂谈》（1927年）

• 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读书杂谈》（1927年）

•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

  ——《读书杂谈》（1927年）

• 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

  ——《读书杂谈》（1927年）

•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

• 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

• 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

•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

  ——《反“漫谈”》（1927年）

•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反“漫谈”》（1927年）

•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谈所谓“大内档案”》（1927年）

• 呵呵！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致李小峰》（1927年9月3日）

1928年至1930年

•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

  ——《文艺与革命》（1928年）

• 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文艺与革命》（1928年）

•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1929年）

•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

1931年

•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答客诮》（1931年）

• 以人为鉴，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

  ——《毁灭》的译后记（1931年）

• （创造社）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

•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

•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

• 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友邦惊诧论》（1931年）
  衍生meme语句：友邦惊诧。

• 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一旦身临其境，倒也没有什么，譬如在围城中，亦未必如在城外之人所推想者之可怕也。

  ——《致李小峰》（1931年6月23日）

• 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致韦素园》（1931年2月2日）

1932年

•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9月24日之每日名言）

  ——《自嘲》（1932年）

•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自嘲》（1932年）

•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的标题（1932年）

• 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1932年）

•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无题》（1932年）

• 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

  ——《论“第三种人”》（1932年）

• 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今春的两种感想》（1932年）

•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今春的两种感想》（1932年）

• 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

• 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

  ——《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

• 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

  ——《致台静农》（1932年12月13日）

1933年

• 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禁用和自造》（1933年）
  衍生语句：节省时间，就等于延长一个人的生命。

•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题三义塔》（1933年）

•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悼杨铨》（1933年）

•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

  ——《最艺术的国家》（1933年）

• 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颂萧》（1933年）

•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经验》（1933年）

• 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

  ——《经验》（1933年）

•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经验》（1933年）

•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观斗》（1933年）

• 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黄祸》（1933年）

• 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 三，莫杀人民！

  ——《航空救国三愿》（1933年），对参与抗战的中国空军之期望

•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上海的儿童》（1933年）

•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

  ——《上海的儿童》（1933年）

• 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上海的儿童》（1933年）

• 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外国也有》（1933年）

•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

  ——《外国也有》（1933年）

• 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

  ——《外国也有》（1933年）

•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

• 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

• “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世故三昧》（1933年）

• 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

  ——《世故三昧》（1933年）

•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

  ——《世故三昧》（1933年）

•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

  ——《谚语》（1933年）

• 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谚语》（1933年）

•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

  ——《谣言世家》（1933年）

•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

  ——《谣言世家》（1933年）

• 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

  ——《谣言世家》（1933年）

• 中国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

  ——《上海所感》（1933年）

• 中国是变化繁多的地方，但令人并不觉得怎样变化。变化太多，反而很快的忘却了。倘要记得这么多的变化，实在也非有超人的记忆力就办不到。

  ——《上海所感》（1933年）

•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漫与》（1933年）

•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谈蝙蝠》（1933年）

• 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

  ——《又论“第三种人”》（1933年）

• “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

  ——《作文秘诀》（1933年）

• 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

  ——《作文秘诀》（1933年）

• 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

  ——《作文秘诀》（1933年）中对古文的讽刺

•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作文秘诀》（1933年）

• 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后记》（1933年）

• 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后记》（1933年）

• 反革命者的野兽性，革命者倒是会很难推想的。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后记》（1933年）

• 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

  ——《通信（复魏猛克）》（1933年）

• 许多青年，也像你一样，从世界上各种名人的身上寻出各种美点来，想我来照样学。但这是难的，一个人那里能做得到这么好。

  ——《通信（复魏猛克）》（1933年）

• 自然，我不是木石，倘有人给我一拳，我有时也会还他一脚的。

  ——《通信（复魏猛克）》（1933年）

• 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

• 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致榴花社》（1933年6月20日）

1934年

• 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2月25日之每日名言）

  ——《门外文谈》（1934年）
  衍生语句1：时间就是生命。无缘无故地耗费别人的时间，和图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
  衍生语句2：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题》（1934年）

• 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门外文谈》（1934年）
  衍生语句：正如逆水行舟，无论怎样看风看水，目的只有一个——向前。

•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安贫乐道法》（1934年）

•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安贫乐道法》（1934年）

• 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1934年）

• 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1934年）

• 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像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

  ——《水性》（1934年）

•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

• 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运命》（1934年）

•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

  ——《运命》（1934年）

•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

  ——《运命》（1934年）

•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

  ——《运命》（1934年）

• 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1934年）

•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病后杂谈之余》（1934年）

•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病后杂谈之余》（1934年）

•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病后杂谈之余》（1934年）

•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中国语文的新生》（1934年）

•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

  ——《论秦理斋夫人事》（1934年）

•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拿来主义》（1934年）

• 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

• 与其多而不佳，不如少而好。

  ——《致陈烟桥》（1934年4月12日）

•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6日）

•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事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6日）

•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致萧军、萧红》（1934年4月23日）

• 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致娄如瑛》（1934年5月1日）

• 我不习于交际，对人常失之粗卤。

  ——《致娄如瑛》（1934年5月1日）

• 忽讲买卖，忽讲友情，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

  ——《致徐懋庸》（1934年8月3日）

• 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

  ——《致杨霁云》（1934年6月9日）

• 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

•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阿金》（1934年）

• 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忆刘半农君》（1934年）

• 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

  ——《随便翻翻》（1934年）

• 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

  ——《随便翻翻》（1934年）

•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1934年）

•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

• 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

•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

• “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

•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

• 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无名木刻集>序》（1934年）

• ”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

  ——《再论重译》（1934年）

• 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如此广州>读后感》（1934年）

1935年

• 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

  ——《且介亭杂文·附记》（1935年）

•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题未定”草（六至九）》（1935年）

• 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题未定”草（六至九）》（1935年）

• 谦以待人，虚以接物。

  ——《论讽刺》（1935年）

• 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论讽刺》（1935年）

•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论毛笔之类》（1935年）

• 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年）

• 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另碎事，就是为此。

  ——《致赖少麒》（1935年6月29日）

• 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

  ——《致萧军、萧红》（1935年3月13日）

•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4月23日）

• 我的经验，是人来要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得很。前后一对照，真令人要笑起来，但他却一本正经，说得一点也不自愧。

  ——《致萧军、萧红》（1935年4月23日）

• 轻敌最容易失败。

  ——《致萧军》（1935年6月7日）

• 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

  ——《名人和名言》（1935年）

• 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

  ——《名人和名言》（1935年）

• 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

  ——《名人和名言》（1935年）

• 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名人和名言》（1935年）

• 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

  ——《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

• 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

  ——《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

• 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

•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

  ——《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

•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

  ——《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

• 伟大也要有人懂。

  ——《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

• 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

  ——《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

• 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1935年）

1936年

• 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我要骗人》（1936年）

• 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

  ——《我要骗人》（1936年）

•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

  ——《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1936年）中，鲁迅接受陆诒的采访

• 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半夏小集》（1936年）

• 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936年）

• 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1936年）

• 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胡涂虫。

  ——《致颜黎民》（1936年4月15日）

• 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致颜黎民》（1936年4月15日）

• 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致颜黎民》（1936年4月15日）

• 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致曹聚仁》（1936年2月21日）

• 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冯雪峰参与代笔）

•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

•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

•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

•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1936年，起草者存疑）

• 我们郑重宣告：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1936年，起草者存疑）

•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这也是生活》（1936年）

•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这也是生活》（1936年）

•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这也是生活》（1936年）

• 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

  ——《这也是生活》（1936年）

•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死》中的遗嘱（1936年）

•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死》（1936年）

时间不明

• 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许广平《鲁迅夫子》挽词中对丈夫言论的追忆

•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1938年）中对丈夫言论的追忆

• 什么是休息，我是不懂得的，怎样娱乐，我也全不会的。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1938年）中对丈夫言论的追忆

• 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吧！

  ——见章衣萍的回忆文章《古庙杂谈（五）》（1925年）

• .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

  ——孙伏园《哭鲁迅先生》中对鲁迅言论的回忆

• 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孙伏园《哭鲁迅先生》中对鲁迅言论的回忆

•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功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1939年）中对鲁迅言论的回忆

•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1939年）中对鲁迅言论的回忆

• 不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

  ——《随感录》（1918年至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