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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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马列主义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战略家与诗人，自1936年起任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起任中共最高领导人、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学习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的讲话（1939年1月底）^[1]
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给毛岸英的信》（1947年10月8日）
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为李银桥笔记本第一页的题字，1950年7月^[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寄语马毛姐（1951年10月4日）
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
——为郭国群题词（1965年5月）^[2]

中国

中国这块土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
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
——《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谈话》（1957年2月14日）
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1070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12月9日）
中国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联合国吗？中国有好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国的任何一个自治区，无论人口或面积来说，都比目前在联合国里通过投票来剥夺中国席位的某些国家，要大得多。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不进入联合国，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忙得很。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正误与异议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
——同李维汉、徐冰谈话（1950年4月21日）^[3]^:19-20
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同李维汉、徐冰谈话（1950年4月21日）^[3]^:20
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
——《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20日）
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
我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常不断的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说匈牙利以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第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闹得不够，让他闹够；第四，不要开除，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以一反国民党之道而行之，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人民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想法不同的，这是—方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1957年初）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插话（1958年4月6日）^[4]
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
——《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猪场等，都是中央的。
——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2月20日）^[5]^:62
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
——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2月20日）^[5]^:62
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
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好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28日）
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么使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道理少一点。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28日）

品德

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
——《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给陈毅的信》（1944年4月9日）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中共八大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
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
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欸）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还得去看他们二位。
——韶山祭亲后说的话，1959年6月26日^[6]
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1961年8月23日）^[5]^:12

民主与自由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1944年6月13日）
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1944年6月13日）
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1944年6月13日）
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中国农民并不愚蠢；和每个人一样，他很精明地关心于他的权利和利益。
——同谢伟思的谈话（1944年8月3日）^[7]^:259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窑洞对》（1945年7月5日），引自黄炎培《延安归来》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1945年8月28日）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
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度，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1957年初）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1957年初）

和平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
——《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
——致电胡志明（1953年11月23日）^[3]^:553
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致电胡志明（1953年11月23日）^[3]^:553
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与英国工团代表团的谈话（1954年8月）^[3]^:566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
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
——《同斯诺的一段谈话》（1960年10月22日）
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64年6月23日）
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同尼克松的谈话（1976年2月23日）

社会主义

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三事。
——同湖南省府交涉（1922年12月）^[8]
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这社会不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有很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军事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27年7月4日）^[9]
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9年8月7日）
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1937年9月29日）
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1964年12月20日）

境遇与时势

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5月8日）^[10]
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12月9日）
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与蒙哥马利的谈话（1961年9月23日）^[5]^:24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今后的一千年比过去的一千年可能变化大。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将来的一代应该比现在的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由我们来判断。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马列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他就没有用，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1957年3月1日）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

唯物辩证观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
——与钱三强的谈话（1955年1月15日）^[11]
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
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以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次的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
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5年）

国家与政权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订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新民丛报批语》（1910年）
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那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当一世工人农民？不是不提拔，死了就得补。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
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12月9日）

问题

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
——致谢觉哉（1941年8月5日）^[12]
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
——致谢觉哉（1941年8月5日）^[12]
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致谢觉哉（1941年8月5日）^[12]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
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革命与阶级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的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釆，单要釆这个恐怖的方法。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
——《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年4月10日）
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
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寒冷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
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斯大林有什么功劳呢？他发挥了这个道理，他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体很生动的道理来，这就是建立革命阵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
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与蒙哥马利的谈话（1961年9月23日）^[5]^:25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修改》（1962年9月）
- 衍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3]
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963年8月9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1964年5月13日)^[5]^:350

党建

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书报简讯题词》（1944年冬）^[2]
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吐故纳新”指示》（1967年11月5日）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五十字建党方针》（1967年10月27日）

民众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
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
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好办。因此，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的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
——《论合作社》（1943年10月）
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年7月14日）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1956年11月15日
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1956年11月15日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为领导，是否不妥？匈牙利要两年至三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提纲（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
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 听取刘子厚汇报（1958年10月21日）^[14]^:473
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就西藏问题致电中共中央（1959年3月12日）^[14]^:631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同听涛克己谈话（1964年1月5日）^[5]^:302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4年8月29日）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年10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引自196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第2版
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
——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1958年8月21日）^[3]^:833
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
——《与努马扎莱的谈话》（1967年10月3日）

战事

中国的当前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但我们并没有将朝鲜包括在内。不过，在我们恢复了中国失地的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要想挣脱日帝国主义的锁链，我们对他们的独立斗争将加以热情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至于内蒙古，那是汉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7月16日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的最前线。
——在延安紧急会议的动员讲话（1937年7月13日）^[15]
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
——〈毛泽东致张云逸电〉，1937年7月14日
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
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发言，1937年12月12日
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1938年2月28日
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1938年2月28日
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1938年9月24日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
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保，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大赞成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
——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历史与迷信

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要保持谦虚。在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
——〈农村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10月11日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
——在成都会议上讲话，1958年3月22日
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
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1959年5月6日）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宪政与选举

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团结与合作

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
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它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
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对五星红旗的评价（1949年9月25日）
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政治局会议的插话（1950年3月28日）^[16]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
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975年5月3日）

苏联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4月
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这些占领的领土我们没法数清楚，有的中国政府，比如说国民党政府和清政府，声明的比我还多。我现在是以国际法声明最少的部分，那都是有清楚历史根据属于中国的地方。苏联一共才不到两亿人口，其中一半都是侵略的人口，所谓的少数民族。它本是一个欧洲国家，现在把领土扩展到整个地球，渗透到中国，抢走了中国大量的国土。一百年以前，它取得的所有领土都是以行贿和武力占领其他国家或中国领土得到的。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结束它的侵略！今天如果你让苏联继续侵略中国，明天他就将侵略日本和美国。
——〈会见尼克松〉，1972年
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引自《“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英美

假设美军不在中国登陆，对中国说那将是最不幸的事。
——与谢伟思的谈话（1944年8月3日）^[7]^:257
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一起解决问题。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
——与谢伟思的谈话（1944年8月3日）^[7]^:260
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963年8月9日）

执政策略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
不能把它搞成国家机关。因为人大和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如果把政协也搞成国家机关，岂不成了二元论了吗？这样就重复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讲不通了。要实事求是，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不等于不重视它，而恰恰是重视它。共产党就是党派，也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它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所降低。
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和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二次稿，1957年5月8日）^[17]
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1959年6月20日）

武装斗争

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退。”“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9日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动员号召，1937年7月13日
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讲话，1938年5月10日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1942年3月31日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1943年9月，与359旅战士们的对话
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1943年9月13日
破坏整个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1943年9月13日
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作报告，1944年4月12日
现时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
——为林伯渠起草之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手稿，1944年9月27日
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发给彭德怀之电报，载于《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6页
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的军队，那是不行的。
——〈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给聂荣臻的电报，1947年4月22日
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5日

日本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1959年7月31日，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初版）P223
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
——〈与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
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七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对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说的话，见王俊彦《大外交家周恩来》
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自己犯错，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
出处：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工作方法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做兴国县调查，在整理后记中说，1930年10月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1949年9月4日）
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
——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1959年9月15日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
——听取刘子厚汇报时插话，1961年1月26日
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文论

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给陈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关于水浒的评论》（1975年8月14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
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1957年4月26日）

外交与形势

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个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己。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
——《论中印关系问题》（1959年5月15日）
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
——同赫鲁晓夫谈金门炮击事件，1959年9月30日
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
世界上的事情在变化，变化得特别快。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
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中国内战取得胜利，主要是靠美国的武器，这证明没有什么外国正面的支持。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1965年4月28日、4月29日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同汪东兴谈话〉，1965年6月6日
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1965年9月15日）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16日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
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同尼克松谈话〉，1972年2月21日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1972年7月24日

反修正主义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4月）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前十条和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1964年）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1965年10月12日）^[18]^:94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1966年3月30日）^[5]^:573
要斗私，批修！
——引自人民日报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1967年10月6日）

关于政治

议员而不有职业的限制，则事实上仍然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
——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二）（1921年4月26日）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故国民革命的大部是解决农民问题，其余问题皆不如农民问题的重要，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
——1926年6月初，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1938年11月5日
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年1月28日
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年1月28日
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年1月28日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㈠我们有充足的力量；㈡尊重他们的利益；㈢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
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
——同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1949年10月24日
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着标志之一。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且向右加入反革命派，或且向左加入革命派（此乃没有此可能），乃没有第二条路。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

关于科教卫体

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春节谈话纪要〉，1964年2月13日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年6月4日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
——〈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1965年7月18日
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的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分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他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
——〈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1965年12月21日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接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的“七·二一指示”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体育之研究》，1917年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为新中国体育工作的题词，1952年6月10日
打球赢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赢人家也不好。双方打球是友好比赛，活跃文体生活。强队不要怕，弱队要鼓励。要尊重人家，要帮助人家，要帮助人家把你们赢了才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在湖北武汉搞调研，观看篮球赛时提出，1969年5月
青年人，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1956年5月31日，在武汉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应邀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题词，1941年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
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
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

哲学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论〉，1937年7月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论〉，1937年7月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矛盾论〉，1937年8月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
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1955年10月27日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年7月14日
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年轻的、比较不出名的、地位比较低的、财富比较少的人做出来的。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书也不要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够了，越读多越不清楚。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1964年3月
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识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产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1959年4月29日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生死

我看人类他对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这样子搞下去，我看人类要提前大拼的，就是趋于灭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并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
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
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
——在军队干部会议的讲话（1964年），引自吴旭君《毛主席的生死观》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个人都要死，因为它是产生出来的。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过程更高阶段。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同身边工作人员的对话（1975年10月1日），引自于光远《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引自徐中远《毛泽东笑谈生死》
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引自徐中远《毛泽东笑谈生死》
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同吴旭君的谈话，引自吴旭君《毛主席的心事》
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同吴旭君的谈话，引自吴旭君《毛主席的心事》

私有制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你父亲是堂兄弟，买你家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识到这不光是个人与家庭问题，还是社会制度问题；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情，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与毛泽连的谈话^[19]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1950年3月末-4月初）^[20]^:101-102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8日）

反左倾

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1950年4月）^[20]^:103
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干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一个教训》（1958年11月25日）
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8日）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5日）
（反右）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地方分权

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
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
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叁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
——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2月20日）^[5]^:61

实事求是

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
——《长沙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1922年12月14日）
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
——给杨颖的题词（1960年12月25日）
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
——《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22日）

个人崇拜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的！
——摘自《历史在这里沉思 1966-1976年纪实第5卷》
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视察南方的谈话（1971年9月3日）^[21]

经济与财政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949年9月2日）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949年9月2日）
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949年9月2日）
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949年9月2日）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边打边谈边稳》（1952年8月4日）
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
——听取轻工业部门汇报 (1956年春)^[22]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与英共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3日）^[3]^:539
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
没有现代化的工业，那有现代化的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党内通讯》（1959年4月29日）
备战备荒为人民。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1966年3月12日）

知识分子

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
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
知识分子也不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比那些文化低的人还大，那些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可厉害。我们党“左”倾和右倾都犯过，知识分子多，陈独秀——知识分子，李立三——知识分子；王明——知识分子；张国焘——知识分子，高岗不算，饶漱石——知识分子。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1957年2月27日）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妇女与青年

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
——〈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1957年11月10日
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赵女士的本意，是求死的么？不是，是求生的。赵女士而竟求死了，是环境逼着他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社会，母家，夫家）是三面铁网，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于是乎赵女士死了。
——1919年11月16日，《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
——1919年11月21日，《女子自立问题》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1953年6月30日
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你们想要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们一千万。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伤害你们的利益。我们国家有太多女人，她们自有一套，专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
——同基辛格的会谈（1973年2月17日-18日，原文为英文）^[23]

求学时期

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
——《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27日）
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
——《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19日）
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途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宁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木薄　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日壹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圣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以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奋斗自勉〉，1917年

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

建国初期至文革前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1949年9月30日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讲话，1954年6月14日

朝鲜战争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土地改革运动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

镇压反革命运动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些重要指示，1950年12月19日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批转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17日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
南京方面，据二月三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百五十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对上海南京镇反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12日
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转发中央公安部关于镇反的报告〉，1951年4月22日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在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上的批注〉，1951年5月9日
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1951年3月18日）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1955年6月10日）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1957年初）

社会主义改造

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有管？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作出指示，1955年秋冬
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1958年8月24日

大跃进与三年饥荒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加写一段话，1958年8月29日
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1959年2月27日
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1959年3月5日
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
——在上海召开之中共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5日
“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之题目时讲话，1959年6月29日
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
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
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去庐山出现席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在船上同协作区主任委员的谈话和7月2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去庐山出现席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在船上同协作区主任委员的谈话和7月2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粮食问题〉，在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1959年7月4日《关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的批语，1959年7月5日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
——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1959年7月10日
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
——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会议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1959年7月23日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手稿，1959年7月26日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
——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讲话，1959年8月2日
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庐山会议实录》第298页
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我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的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断子绝孙。
——《庐山会议纪实》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彻底纠正五风》，1960年11月15日
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61年3月5日
关于人民公社划小的问题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61年3月5日
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
——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话，1961年3月14日
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同陈伯达等谈话，1961年3月19日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说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
——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手稿，1962年6月11日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1959年、1960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196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讲话，1962年9月24日

核武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发言》（1957年11月18日）
- 衍生：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
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与蒙哥马利的谈话（1961年9月24日）^[5]^:27

文化大革命

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12月26日，于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辞（据戚本禹回忆）
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1966年12月26日，于生日家宴上的谈话（据戚本禹回忆）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事物不断也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定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同各大区负责人在杭州谈话〉，1966年6月10日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同各大区负责人在杭州谈话〉，1966年6月10日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
——〈同胡志明谈话〉，1966年6月10日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在武汉〈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在武汉〈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在武汉〈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在武汉〈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
——在武汉〈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在武汉〈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指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在武汉〈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谈话〉，1966年7月24日
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大区书记谈话〉，1966年7月25日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载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以后不许打人。
——《关于打人问题》，1966年8月1日
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1966年8月7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1966年8月4日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1966年8月4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
——〈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的批注〉，1966年8月5日
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有人在北京大学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听了，回应道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
——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1966年12月21日
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1966到了7月19日“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1966到了7月19日“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1966到了7月19日“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1966到了7月19日“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1966到了7月19日，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966到了7月19日“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
——〈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
——〈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
——〈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纪录〉，1967年2月12日
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纪录〉，1967年2月12日
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
——在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1967年5月16日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载于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有的‘四大’（指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
——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讲话，着重如何控制局势，1967年9月4日
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
——〈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纪录〉，1967年9月9日
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捱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
——〈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纪录〉，1967年9月9日
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1967年9月19日
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的对话，斯诺后来将这句话阐释为“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1968年5月8日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1968年8月末，对姚文元文章的批示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批示，1968年12月1日
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我就不赞成。
——〈同中央文革碰头成员谈话〉，1969年2月7日
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1969年3月15日
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1969年3月15日
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1969年3月22日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1969年3月22日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主持下开幕，1969年4月1日
现在扩大化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成部分召集人会议上讲话，1969年4月11日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鉴于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还击
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
——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讲话，1969年5月26日
人的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往武汉向工作人员说，1969年5月至6月
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呀？他又说，我没有踢呀，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呀？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
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善的，你千万别受这一套的骗。人总是要死的，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要见上帝，这是自然规律，谁能活一万岁？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1967年12月18日。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1968年7月28日
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
——〈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1968年7月28日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 〈同法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贝当古的一段谈话〉，1970年7月13日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1970年9月6日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报告的批语〉，1971年3月15日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总会解决。
-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1971年4月24日
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至9月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至9月
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 〈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1971年9月12日
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同杨振宁谈话〉，1973年7月17日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与江青谈话时说，1973年8月5日
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1973年12月9日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2月12日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1974年末至1975年初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
——对江青说，1975年1月下旬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1975年2月27日
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讲话要点》，1975年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1975年12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时的谈话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中共中央印发之〈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中共中央印发之〈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同华国锋等谈话〉，1976年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1967年2月18日，与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1967年2月18日，与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年3月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在滴水洞会见当地干部，1966年6月26日
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
——对赫鲁晓夫“联合指挥”提议的回复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遗言（1976年9月8日）^[24]

参考文献

本处仅罗列破折号后未充分说明的，或难以查考的来源出处：

↑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9年卷》 P35
↑ ^2.0 ^2.1 ^2.2 韩振峰《“为人民服务”考略》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02日11版
↑ ^3.0 ^3.1 ^3.2 ^3.3 ^3.4 ^3.5 ^3.6 《毛泽东传 1949-1976 上》（2003版）
↑ 1969年8月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P18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毛泽东年谱第8卷》（2023年版）
↑ 《罗瑞卿同志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人民日报 1978年3月23日3版
↑ ^7.0 ^7.1 ^7.2 （美）周锡瑞编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
↑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版）P235
↑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27年卷》 P180
↑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6年卷》P103-104
↑ 《回忆毛泽东谈“物质无限可分”》香港文汇报
↑ ^12.0 ^12.1 ^12.2 《毛泽东在延安纪事》P207
↑ 钱钢《从<解放军报>（1956–1969）看“阶级斗争”一词的传播》《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 ^14.0 ^14.1 《毛泽东年谱第6卷》（2023版）
↑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P2
↑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P107
↑ 《伟人年谱编纂背后的故事》 P136
↑ 《毛泽东传（第六卷）》（2011年香港中和版）
↑ 高菊村《青年毛泽东》P39-40
↑ ^20.0 ^20.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
↑ 《从一大到十七大第4册图文版》P35
↑ 孙秀民《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第4卷》 P383
↑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I, China, 1973–197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8/d12
↑ 苏少壬《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时光》

参见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七大前）	陈独秀→瞿秋白（代）→向忠发→王明（代）→博古→张闻天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
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华国锋、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十二大起）	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主席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代）→宋庆龄（名誉）→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副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乌兰夫→王震→荣毅仁→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韩正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李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刘少奇→朱德→宋庆龄（代）→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李鹏→吴邦国→张德江→栗战书→赵乐际
全国政协主席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俞正声→汪洋→王沪宁
中央军委主席	张国焘（军事部主任）→周恩来（军委书记→军事科科长）→杨殷（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军事部部长）→项英（中革军委代主席）→朱德→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1]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9年卷》 P35

[kl-2] 2.0 ^2.1 ^2.2 韩振峰《“为人民服务”考略》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02日11版

[mzs-3] 3.0 ^3.1 ^3.2 ^3.3 ^3.4 ^3.5 ^3.6 《毛泽东传 1949-1976 上》（2003版）

[4] 1969年8月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P185

[np8-5]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毛泽东年谱第8卷》（2023年版）

[6] 《罗瑞卿同志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人民日报 1978年3月23日3版

[xws-7] 7.0 ^7.1 ^7.2 （美）周锡瑞编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

[8]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版）P235

[9]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27年卷》 P180

[10]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6年卷》P103-104

[11] 《回忆毛泽东谈“物质无限可分”》香港文汇报

[xx-12] 12.0 ^12.1 ^12.2 《毛泽东在延安纪事》P207

[13] 钱钢《从<解放军报>（1956–1969）看“阶级斗争”一词的传播》《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np6-14] 14.0 ^14.1 《毛泽东年谱第6卷》（2023版）

[15]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P2

[16]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P107

[17] 《伟人年谱编纂背后的故事》 P136

[06mz-18] 《毛泽东传（第六卷）》（2011年香港中和版）

[19] 高菊村《青年毛泽东》P39-40

[bo-20] 20.0 ^20.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

[21] 《从一大到十七大第4册图文版》P35

[22] 孙秀民《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第4卷》 P383

[23]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I, China, 1973–197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8/d12

[24] 苏少壬《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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