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

1940年代的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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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

宋美龄（1898年3月4日——2003年10月23日），籍贯广东文昌县（今海南），中华民国前第一夫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宋霭龄、宋庆龄的妹妹。作为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除元配以外，蒋尚有一位妾侍和一位情人)，宋美龄在近代中国历史与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语录

•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不管是规矩，礼节还是观念，都是用来限制个人的。你要么循规蹈矩，老老实实，要么还有一种可能，那就管它三七二十一，干脆做个所谓的“新女性”！可是这个头衔的名声不太好，是个贬义词。我觉得不应该把“归国侨生”和“新女性”这两类人混为一谈，后者确实相当可怕，她们分不清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放纵。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倾向于尊重和遵守那些旧习俗和老规矩，尽管很烦人，但至少能防止女人去做那些本身就不光彩，影响又极坏的事情。

  ——〈致埃玛·德隆·米尔斯的信函〉，介绍中国新年风俗，1918年2月13日

• 中国的政治局势令人忧虑。南北如此对立，自然谈不上人民所希望的统一行动。可惜我政治史懂得不多，没法把我的强烈感受写下来。目前中国没有为援助协约国做好准备。我们的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以我愚见）是真心实意地推行民主，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为那些公开宣称反对专制独裁的国家紧紧联系起来了。为此，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当然我们没有杰出的军事专家，不过既然美国已经同意给我们一笔贷款，用于军费开支，那么如果中国提出向美国借几位将军来这里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几个训练营的话，美国政府是不会不同意的。还有一件事最近也一直困扰着我。就算我上面所说的各种原因都不切实际，也不符合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就算是这样，那么中国又将如何应对战后的局势呢？不管哪一方获胜，中国总得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会身处夹缝，左右为难，一边是日本，另一边是德国。在和会上别的国家都将有发言权，因为它们在战场上奋战过，而中国则因其摇摆不定的立场和可有可无的作用而被忽视，除非中国也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强硬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样，也只有这样，日本和德国才会尊重中国。我虽然不同意卡莱尔“强权即公理”的观点，但我不得不承认“强权”能让那些野心大于良心的国家肃然起敬。

  ——〈致埃玛·德隆·米尔斯的信函〉，告知近况并谈及对国内政局的认识，1918年3月6日

•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政府公务人员，收入这样微薄，而能做这样勤奋的工作，你们励志社同仁都是谨慎而节省的，你们用一块钱去做两块钱的事，愿你们好好保持这种精神。

  ——称赞励志社在总干事黄仁霖领导下的工作，1929年1月1日

• 如你坚持不拨军费，则先将我房产积蓄，尽交你变卖以充军费；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我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愧立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

  ——政府财政困难，面斥宋子文不肯筹发军费，宋子文不得已答应即日勉力拨款，1930年7月19日

• 吾夫子今日正式就职，为中国四万万苍生作福，普天之下欣欣同庆，是为美龄祝福莫大乎此矣。

  ——蒋宣誓就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发通电，1932年3月18日

• 不单是为人道，我们应该如此做，为救国，我们应该如此做，为支持与建立战后的新中国，我们更应该如此做！现在的中国，正是一个多难的大家庭，而战时流离困苦的失教失养的儿童们，这中间正有不少可以磨琢成功的精金和美玉，我们只要能够周到的保护，尽心的教养，这一批儿童，自小就知道自强自立是怎样的重要，自小就吃苦为常事。再不会畏难，再不会怕危险，再不会堕落，再不会不努力，而且这一批一定能够理解互助的价值，一定具备很丰富的同情心，一定能够知道不奋斗就不能生存，一定能够打倒列强，争取国家民族光荣为终身的责任。

  ——在武汉出席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会议上称，1938年3月10日

• 技术虽决定生活的外表，精神价值却深入我们的内在根源。不过，如忽略真理的追求，则持久的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也仍属肤浅而无益。对于这一点，一个唯物主义的头脑将感无法理解，更不健康的现象是：目前有一种倾向，个人让他自己在思想上完全为环境所同化，而摈拒一切外来的影响，甚至除了刻着环境标志的东西外，拒绝接触一切新的情操和新的思想。紧紧跟随着所规定的环境思想，其结果必然是使自己进入一种摹拟的程序，通过此一程序，原本可以产生丰富果实和放出异彩的个人特性与潜在的创造力遂为之凋谢窒息……应任由个人依随其自己的气质发展，选择其自己的职业，允许人性中天生的自动热情滋长，必能产生慷慨、不自私及高尚的思想，转而有益于全人类……暗示人们独立思想的恐怖，利用人类不惜代价求取安全的共同愿望，和我们原始的轻信心理，以持他们的‘虚伪逻辑’与‘谬论’成为真理与实证，并得以影响政治上的不成熟者毫不质疑地接受共党的结论……自由世界应强调思想的集中主义……应该不予强调属部分性或自私的利益……只有加强自由制度训练场所的学校及学院的自由体制并使之永久化才可完成。

  ——接受夏威夷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思想的摹拟之害》，1959年6月14日

• 现有若干学派认为物质本身并不存在，物和心不过是许多有组织事件的适切表现而已……这种对感官方面感觉传递的次要现象所作的解释，若把它当作一种科学的说明，我们固然无须予以指责，然而应注意的是，如此解释仅仅涉及心灵活动的次要现象，至于给人类以生命活力的基本心灵活动，仍未作明白的解释……从历史去看智力的创造力、物质的进步，以及社会的改造，大部分都与基督教的形式和时代，密切地交织成难分难解的一片。次之，耶稣基督的为人点燃了人类的想像之火，他的言行已经成为被人类接受的智慧、道德、仁爱和人道的标准观念。由于他心灵的纯洁，他所领导的积极生活，他已永远成为古今中外基督徒的典范……不能同意信仰系由质子和电子的作用而来，因为，无论上智或下愚，皆不能使我们中任何人相信电子和质子能在人类精神紧张和孤寂的时候，给我们以援助和慰藉。凡是精神修养成熟的人，都知道宗教信仰有如道德观念，是超越智慧和理性的范畴和界限的。在我个人，认识上帝是先验性的，因为它完全是直觉的……今天，我们较之以往更需要这种神圣的火花，和上帝的灵性，如在圣经旧约中宣讲者，以照明我们区别善恶的知识所在处。因此，可以使人类再度发现内在魄力和辨别中，寻求这种永生以征服唯物主义的诱人的邪恶。

  ——在士林教堂复活节礼拜默想文，1961年4月2日

• 经国：今天又届你的生辰，往年我都为你设席与人共聚，一享天伦之乐。此次自父亲撤手离你我之后，我们再也无此兴致作任何怡宴之举。今晨我特别起得早，为你祷告，祈求上帝给你智慧健康和毅力，并特别赐福予你，这是我今年以此为寿。母字。

  ——蒋经国午饭后，奉接手谕一封，1975年4月29日

• 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夫庸之兄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霭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多感不适，致迟迟未行，迨赶往则姊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疾，但不遑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如是几近两年，不意终于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馀，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当兹小别，特抒所怀，敬致余由衷的感谢。……

  ——搭乘中美号专机赴美，行前发表〈书勉全体国人〉，全文3,000多字，1975年9月16日

• 在世界各国许多的学校中，并没有把客观的研究本身当作教育的最后目标。它们反而变成了一知半解、混淆是非、曲解真理，甚至散布彻头彻尾谎言的温床和中心……在广面（爱国和信神）及狭面（家庭关系和道德的崩溃与放纵）放弃悠久历史考验的传统价值……一个拥有健全自由的文明社会最能成长、兴盛，但它必须不断注意本身的限制和约束自己。

  ——辅仁大学应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宣读书面致辞，1981年6月21日

• 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责任，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馀年前实属罕见。余认为其（何香凝）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许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献，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摮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中国共产党曲解孙中山三民主义……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希翼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颐养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馀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

  ——在纽约发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1982年8月17日

• 按当时国家处境危殆，外则有世界列强企图恣意瓜分中。加之各帝国主义藉用不平等条约之各种特权，不断榨取我人力、物力、资源，以填其欲壑，国内则有大小军阀猖獗，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我总理深感于此，乃为求中国在国际上享有平等待遇，呼吁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缚我国之不平等条约，但世界列强犹如聋聩不加理会，此时仅新起之苏联政权，别具心裁，予我革命基地广东以极有限之械弹，得一箭双雕之收获。当时，苏联政权被各国歧视，世界地位极其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压迫众生之好感，并又可以之炫耀于列强之前，显示苏联政权乃是正义感之政权。且在广大之中国，顺理成章，树立一将来征服世界不绝之兵源，亦即充当其炮灰之资源，假此机会肆意吸收训练基干分子，以贯彻由苏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苏维埃帝国蓝图之推行与实施。……曾与大姐孔夫人数度与先生聚首交谈时，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识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所谈及之问题均无偏颇之处，实我当时女界有数人才。

  ——发表《致邓颖超公开函》，1984年2月16日

• 基督教服务牺牲和博爱宽容的精神……并不是姑息的容忍；因为宽容是在日常生活错综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为避免摩擦，改善气氛，所不可缺少的做人态度，并不必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原则有所牺牲或妥协。姑息的容忍则是另一回事，它可纵容罪恶而牺牲基本原则，如果不是根本忘了善恶之分，便是有意颠倒是非……在你们毕业的时刻，我要说明一个过分强调善意、会破坏纪律，并造成持续数代不良影响的例子。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由于自贬造成全面的自我批评，其中特别令人想到在民族教育方面的强烈批评。日本由于战败的耻辱以及自认不如人的复杂心理交织，于是全盘采行美国教育的哲学与结构。然而，经过四十年模仿的结果，他们开始了解，全盘采行美国制度只强调一面，已造成种种不良的后果，因此有必要重新调整步调。于是又重新提倡佛教、日本神道教以及儒家思想的文化价值，将这些传统思想与某些西方的理念，折衷地融合……（美国人民）目睹美国连续在政治、外交上的挫败而幸灾乐祸、美国知识分子以尽量诋毁美国各项缺点以表现自己的学术勇气与身价……（希望毕业生们）勤于思考把持正确方向，明辨是非为理想而奋斗。

  ——向辅仁大学应届毕业生发表书面赠言，1985年

• 希望大家再进一步发扬无私无我的精神，把艰苦建设的责任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国家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让三民主义的光辉普照大陆。

  ——主持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并致词，1986年10月31日

• 尚忆江西清剿时代，于收复地区，我们一面发起‘新生活运动’，一面则推动乡村服务与重建工作……民国二十六年，美龄结合妇女团体，发起及创立抢救各省战地烽火与父母失散‘孤苦伶仃’孑然一身婴稚之摭聚及保育机构。二十九年（1940年）战况正趋激烈，而国际局势益见阴霾之时，美龄亦不时振笔为文，以期鼓舞纯正的爱国思想，并建立坚强无比的信心，这些文字，经合刊成书，题名为〈我将再起〉。

  ——发表〈我将再起〉的文章，1986年10月31日

• 毫无疑问的，美国有太多值得赞誉的事。杰弗逊的民主理念，大体上在这个国度里推行，可说是顺利的，然而我们必须着眼于整个北美大陆，即使在法国与英国殖民时期，先有一些具有更独立和更冒险精神的男女们所移植；许多来到这个新世界的人，是以他们认为敬拜上帝的合适方式，他们或摈弃、或培育、或采纳、或创立新的传统、社会规范和文化，使能更适应他们当地环境的需要。换言之，美国的伟大，源自不为过去的泥泞孑孓似的寄生虫所覆盖，凡此将阻挡想像力，并阻扰足以勃发的成长。新大陆的立国先民，享受到不曾为传统中败坏的因素所压制和发展；美国这个国家能够自主的选择，采纳她所需求而挣脱羁绊。因此，放纵个人的创意及动力，而促成许多发明创造的机会。几乎可以说，对每个人而言，提到亚美利坚这个名字即会联想到她是一个年轻而有勇毅且是充满活力而又美丽的一个国家，由具有崇高理想的男女们所工作和生活的住所，他们充满真善美的人性光辉，具有广博的胸襟气度，并对自由全力奉献投入。而他们的子孙则都被教导公民和政治自由的责任，而自稚子开始训导使确知这是每一个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我所关切的是一些对未来不祥的征兆。很明显的由种族偏见造成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再度在日本昂扬起丑陋的头颅，因为潜伏的军国主义先锋又在日本崛起……但是面对一九八六年的今天，在日本战败与盟国占领下，并历经四十馀年的民主化和国民大批出外观观光的结果，应可使日本人更意识到外在世界的存在。日本民族不应再有偏狭观念，不则仍会预兆着黑暗与不祥，对于日本天皇正当的向奎诺总统（菲律宾）表示了他的遗憾与难过，仍然有人大表反对，真是令人不可置信……早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路透社曾自东京报道说，日本文部省决定要删除在学校教科书上任何有关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批评性文字’。这个纂改侵略及大屠杀的种种行为，文部省竟然狂言说是‘一项审定政策’；而且是‘既客观又公正的’。忽视事实真相的教育是为了实现这句讥诮讽刺的格言：‘无知便是福’。日本内阁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已有腼然之意，而不再赞成这种做法，那位大臣因而就被迫辞职了，封建时期武士道的英雄事迹确实是一种令人赞佩对部落民族的忠诚，适合现在的青少年或成人茶馀饭后消遣时光的，但是在廿世纪的现在，此种像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的野蛮行为，颂扬暴力与大屠杀的英雄式崇拜，已经不再符合现代文明人的信念……知识分子不同于一般人的许多事实之一，在于他们缺乏直接的责任，或是没有第一手知识，或是缺少实际经验。但是在从事批评时，他们十分苛刻，却又提不出方案与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没有责任……民主政治不应对外国的方式照单全收。……在此并不完美的世界中，民主政治无疑是最高等的政府形式，然而正如同目前，在近二年中，雷根总统以及好些明理之士就常常指责民主政治有时不免失之偏袒，未能照顾到全民的福𧘲。

  ——发表专门畅谈年来所思所感，1986年12月3日

• 在过去的廿五年里，尽人皆知，美国的教育，因受放任哲学的影响，而导致了严重的衰退。家长的随便态度和教学的不良环境，更对学生造成了实质的伤害……言论自由的口实已遮掩了是非真相，推倒了真民主，但并没有推倒我们举世所见之代用的假民主。在这种情况下，‘左’倾的或极左派分子往往因而获得荣宠……诸位（毕业生），有朝一日几乎都会为人父母，很可能必须在这世风日下的世界中，面对如何以‘明暗对照法’的方式来教导孩子们明辩是非。你们肩负的重责大任，不光是如何设法使你们的子女发扬所长，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而且更要赢取世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尊重。

  ——向辅仁大学毕业生发表毕业赠言，1987年6月12日

• 眼前正值紧要关头，老成引退，新血继之，譬比大树虽新叶蕞生，而卓然置于地者，则赖老根老干。于今党内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者，不乏当年驰骋疆场之斗士或为劳苦功高之重臣，其对党国之贡献，丝毫不容抹杀，当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夫国之强，党之壮，赖有一定之原则，连续生存之轨迹，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今后党之发扬光大有赖纪律之恪遵，有品有德优秀人员之引进，然而其不容变者则是党之精神、党之原则、党之方向及党之纪律，其不可有者则为藉党逞私欲、个体求炫众、标新立异，动摇国本……坊间新闻媒体对国事之批评与建言，应诉诸社论专栏，堂堂正正供大众判读，若任意制造民意，混淆视听，则非所应为，而为国人所弃……崇尚民主，慎防尔‘民’我‘主’……党主席表率全党，其产生应根据党章，不宜草率为之。诸位同志身负重托，心系安危，自当内和不同、外纳舆情，求新而非排旧，守纪而拒乖张，法律必须严格遵守，暴乱亟应依法切实制止，庶几可以推行民主，巩固经济，在党主席领导下群策群力继续发扬本党辉煌历史。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大会秘书长宣读《老干新枝》的讲话，1988年7月8日

• 品德是无法伪造的，也无法像衣服一样随兴地穿上或脱下来丢在一旁。就像木头的纹路源自树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长与发育也需要时间和滋养。也因此，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自身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毫不留情地决定我们的命运。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的最高逻辑和法则。
• 唯一还能认出我是东方人，就只剩我的脸孔。

关于上帝

• 与上帝加强沟通，最重要的是坚信主就在你身边，始终和你在一起，只有在你靠拢上帝时，那些诸加教堂、《圣经》之类的有形物才会对你有帮助，所以最重要的是信奉全能上帝的认识，我希望你也尝试一下。我发现与上帝紧密交流的最好方法是选择一段意思完全符合你期望的赞美诗，然后朗诵或者唱出诗句，直到诗意渗透你的意识，真的感到自己的思想要与上帝融为一体，然后祈祷，就像你在与父亲或者一位好友交谈，当然，每个人祈祷方式都不一样，但就我来说，这确是我最能强烈地感受到上帝存在的方法。

  ——〈致埃玛·德隆·米尔斯的信函〉，谈对生活和宗教的认知理解和她的文学翻译梦想，1921年7月6日

• 先母是十分亲近上帝。我认出她的伟大处，我相信我儿时所受训练，于我大有影响，虽然当时的我，是悖逆不听话。当我觉得祈祷乏味，私自溜出外时，我亲爱的母亲必觉难过。我如我的兄弟姐妹一般，常到礼拜堂去，唯我觉得长篇讲章甚是讨厌。这是儿时情形，到今日我才觉得这种常到礼拜堂的习惯，给我树立了一种安定观念。……我有惊人的热忱和爱国，要为国家做点事。我的机会在此。我偕同外子不住的要使中国富强。我的打算很好，但缺少权能，因我依靠自己。政治生活是充满着虚假、权谋和机变的。我却深信，人的最好武器，不是虚假、权谋和机变，乃是真诚和忠实。

  ——〈我的宗教经验〉，1934年3月

•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对上帝存有信心，我们就要继续奋斗，无一日无一时不用来为争取自由而奋斗。……大家务须明白，我们所选择的是为自由奋斗。它不是仅系属于我们的斗争。中国当前的斗争，乃是善恶展开庞大冲突的初期，也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搏斗的开始。

  ——在纽约向全美广播演说，1950年1月9日

关于中国

• 中国武装力量薄弱，难以遏制日本的野心，其他国家显然也不会对日本侵华有所表态或行动，中央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有促成国内团结，攘外必先安内。……中国尽一切可能避免灾难性的战争，以至于很多人眼中显得十分懦弱。然而，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前防止冲突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

  ——〈致 Wheeler 的信函〉，1936年7月18日

• 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抗战时，宋美龄请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在重庆一家西餐馆吃饭，宋美龄拿起骆驼牌香烟要抽，问女记者：“你抽不抽烟？”女记者说：“不好意思，墙上有标语，‘请勿吸烟’。标语里还说，种烟草的经费应当省下来种田，增加粮食生产。”宋美龄便自己一个人抽了起来。两人聊着聊着，女记者烟瘾大发：“夫人，我是抽烟的，但我看到墙上有标语，不好意思抽。”宋美龄回答说：“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在她的意识里，这依然与她无关。

• 宋美龄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划过脖子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

  ——1943年的一天晚上，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美国矿工罢工事件。罗斯福问宋美龄：“如果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宋美龄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划过脖子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后来罗斯福问妻子埃莉诺：“你还认为宋美龄是一个性格温柔甜蜜、易于亲近的人吗？”

• 此日记本为兄带从前方所用，当此军事傍午之际，最宜（易）失落，万祈留心保守为荷。至每日所记之言语事实最为重要，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如一言一事记载其口，万一为他人所见，关系我兄前途匪浅，千祈！慎重为嘱。

  ——蒋介石启用新日记本，在日记本前页亲笔留言，1928年3月1日

• 汝父亲努力党国多年艰苦，决不可轻言辞职，不负责任；再者，奉化绝非安全居住之所，免得受人暗算，广东、台湾似较相宜，请转告。

  ——函电蒋经国，1948年12月27日

• 汝父在京如不能维持，则须赴台湾或广州，决不能回乡；总理革命数次失败，而后竟得成功，我等为四万万人民及将来国民计算，只能抵抗到底，不惜任何牺牲；如下野回乡，对内不能行使政权，对外不能代表国家，无法继续革命，而对不起总理；故此举余绝对反对，现在只能决心，克服困难。
  • 函电蒋经国，1948年12月28日
• 汝父此次返乡，余对渠之康健与安全甚为忧虑；祗要父亲之安全能保全，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因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希汝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

  ——函电蒋经国，1949年1月21日

• 父安全问题，确湏顾虑；余亦曾屡电提及，倘能出国一行，亲自考察军事、科学，以备将来改进军队之张本最好；盖现在中国情势，虽有政治力量，而无军事实力，仍难指挥；否则亦以迁往台湾为宜；总之家乡实非安全之地，希将此意转告汝父为要；再据密报，共匪行动奋勇，因内部现有问题；又薛岳态度近来究竟如何？

  ——函电蒋经国，1949年2月6日

• 汝父在乡实非久计，且倘和谈告成更难安居，亟宜预谋易地静养为要；余亦归心如箭，但现时归亦无补时艰；而稍留此间，于党于国定有裨益；总之汝父革命伟业，切不可认为即此竟事，应继续加强奋斗也。

  ——函电蒋经国，1949年2月15日

• 余因病滞美，诊治未得，即行返国，至感痛心；李某派员在此多方活动，而赖普汉等回美后对汝父有不利言论；故余之工作寔不能松懈，倘一离此中心，即失对于汝父之再起，必更加多阻力耳；总之余趁此诊治时间在美，至少对李某及美国对我不利之份子发生抵消作用也；务望善待汝父，并将国内情形随时见告为盼。

  ——函电蒋经国，1949年2月26日

• 在这里，我度过了我学生时代连续四年的快乐时光，我接受到的熏陶，是宁静的高尚气质，是体谅他人，是正直为人，是知识上的钻研，是交换那些发展丰富人生所必要的观念与理想等等。我很感激我的教师与友人，他们经常不断地给我指导、鼓励、训示，造成今天的我。追怀旧日，这种快乐时光，只有在纯净的校园内，迷人的林野，及宽阔的场地内，才能享受到，等到离开韦尔斯利学院，便已置身在人海茫茫、艰辛而陌生的社会了。

  ——〈中华民国史实的鸟瞰〉，在美国韦斯理学院的演讲词，1965年12月7日

• 《纽约时报》二月九日报导……我方自动在华府已开始筹备协会接受美方强求之请阅后惊讶不已……幸此问题尚在全参会开会时承可否决之……近日宣称美已与有默契之谎骗昭然若揭……现在此间情绪友我者及非友我者因其他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下倾向于我为挽救误会负责商讨者应公开引咎向政府提出辞呈以谢国人如此彼等即复成民族英雄免友人嗤笑彼辈为曹汝霖章宗祥之流……可预测者即是形成台独国内借题发挥之暴动骚扰继之造成之祸害美方推卸责任托词谓大陆用武力统一者已非中华民国而是台湾国也美对伊朗之保障乃前车之鉴余向来对铢细末事均可采取或容纳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对中华民国之存亡大关键无可圆融志不可夺即其欲逐余离去亦由之且引以为革命者之殊荣母

  ——函电蒋经国，1979年2月10日

关于西安事变

• 夫君爱鉴：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思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妻美龄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端纳抵西安转交致蒋亲笔信，1936年12月14日

• 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的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是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秉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给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馀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 余迭向京中诸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为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军事讨伐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余入陕而加以拘禁耳……反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竭力推进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姐弟皆愿伴余前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紧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参见

• 宋庆龄
• 蒋介石
  • 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