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斯·施蒂納

約翰·卡斯巴·施密特（德語：Johann Kaspar Schmidt；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筆名麥克斯·施蒂納（德語：Max Stirner），德國後黑格爾主義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研究異化論與自我概念。施蒂納與蒲魯東並列為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其亦被視作虛無主義、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理論、後現代主義與利己主義的先驅。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我是我的權力的所有者。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是唯一者，那麼而後我就是所有者。在唯一者那裡，甚至所有者也回到他的創造性的無之中去，他就是從這創造性的無之中誕生。每一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質，不管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情，而且只有在這種意識的太陽之前方才黯然失色。如果我把我的事業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麼我的事業就放在它的易逝的、難免一死的創造者身上，而他自己也消耗着自己。我可以說：我把無當作自己事業的基礎。
還有什麼不是我的事!首先是善事，而後是神的事，人類、真理、自由的事，人道和正義的事；以至我的人民、我的君主和我的祖國的事；最後，則還有精神的事和成千萬其他的事。唯有我的事從來就不該是我的事。
讓那種不完全屬於我的事業滾開吧!你們認為我的事業至少必須是「善事」?什麼叫善，什麼叫惡!我自己就是我的事業，而我既不善，也不惡。兩者對我都是毫無意義的。
神的事是神的事業，人的事是「人」的事業。我的事業不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也不是真、善、正義和自由等等，而僅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業並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同我是唯一的那樣。
對我來說，我是高於一切的!
真理、自由、人道和正義，除了要求你們振奮精神並為它們效勞外，還要求其他什麼嗎?
中國的臣民有一種對自由的權利嗎?如若你們賜給他們自由，那麼你們就會看到，你們的嘗試何等錯誤：由於他們不知道運用自由，故而他們對此沒有權利；或說得更明白些：因為他們不享有自由，故而他們就沒有這方面的權利。
人類只看到自己，人類只想使人類發展；人類自身即是它的事業。為了人類的發展，它讓人民和個人在為它效勞的過程中受折磨，而一旦他們幹了人類所需的事情，那麼他們就將被人類扔到歷史的糞堆上以示感謝。人類的事業不是純粹利己主義的事業嗎?
神只關心自己的事業，只為自己操勞，只為自己考慮，眼裡只有自己；詛咒一切使神不得安寧的東西吧。神並不為更高者效勞，只是使自己滿足。神的事業是純粹利己主義的事業。
看一看受到忠誠的愛國者保護的人民吧!愛國者在浴血戰鬥中或在與饑饉和貧困的鬥爭中犧牲了；人民對此又過問了什麼呢?人民以他們的屍體為肥料而成為一個「繁榮的民族」!許多個人「為了人民的偉大事業」獻出了生命，人民只對他們講幾句感謝的話而從中獲得了利益。我把這種事稱之為有利可圖的利己主義。
與其無私地為那些偉大的利己主義者繼續效勞，還不如自己也成為利己主義者。
我也就同樣將我的事業置於我自己的基礎上。同神一樣，一切其他事物對我皆無，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
因為每一事物都只顧自己，而同時又與其他事物經常處於衝突之中，故而自我保持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勝利或失敗，——鬥爭的命運交替搖擺在這兩者之間。獲勝者成為主人，失敗者成為臣民：那一個威風凜凜地行使「君主權利」，這一個卻誠惶誠恐地盡「臣民義務」。
我們根本不考慮理性，我們與理性絕緣，不接受任何理性。有人慾以理說服我們，則將毫無所獲。
人自我意識為無拘無束、超脫塵世的本質、自我意識為精神。
革命的原則仍然是只攻擊這個和那個現存的制度，因而是改良主義的。有多少改善，就保持了多大程度的「思慮的進步」：總不外是一個新的主子代替舊的，破即是立。
如果國家的權力被摧毀，他就要害怕會喪失一切。然而這對於沒有什麼可損失的人、對於無產者來說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因為他是沒有什麼可損失的，他的「一無所有」並不需要國家保護。當被保護者的國家保護被剝奪的時候，無產者相反卻能獲利。
國家建立在對勞動的奴役基礎之上。如若勞動自由了，那麼，國家就將消失。
工人手中有着極大的力量，而且如若他們一旦真正覺察到它並運用它，那麼他們就是所向披靡的：他們只要停止勞動並把他們勞動所創造的東西作為他們自己的東西並享用之。這就是這裡或那裡出現工人騷動的意義之所在。
國王是所有者，因為他一個人能夠擁有和支配「一切」，對此他擁有權力和支配權。共產主義者使這一切更加明確了：他們把前者的支配權轉移給了「一切人的社會」。
共產主義反對個人的所有者對我的壓迫，這當然是正當的，然而共產主義交付給整體的權力卻更為殘暴。
社會主義者說：我需要什麼，社會就給我什麼；而利己主義者則說：我需要什麼，我就為自己拿什麼。如果說共產主義者舉止態度如同遊民，那麼利己主義者的行為就像所有者。
我——能力強者在能力弱者面前就不該占先嗎?
權力是一種美好的事物，而且對許多事情有用；因為「有了一把權力要比一口袋權利還更頂事」。你們渴望自由嗎?你們傻瓜!你們抓到了權力，自由就隨之而來。你們看，誰有權力，他就「站在法律之上」。這一展望配你們的胃口嗎，你們「守法的」人們?但是你們是毫不知味的!
只有在我的自由即是我的權力的情況下，我的自由方會變得完全。由於這種權力我就不再僅僅是一個自由者，而變成了一個所有者。為什麼人民的自由是一個「空洞的詞」?因為人民沒有權力!
國家總是只把限制個人、束縛個人和使其服從、使個人臣服於任何一種普遍的東西作為它的目標。
一切反動願望的特徵是：它欲圖建立某種普遍的抽象的東西，一種空洞的、無生命的概念。
反動分子喜歡從地里造出一個人民、一個民族。
相對於他人，你們希望自己是「有道理的」。這一點你們是做不到的。對於他們來說，你們永遠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如若他們不同樣是「有道理的」，那麼他們就不成其為你們的對手：他們總是要說你們「沒有道理」。而相對於他人的權利你們的權利就是一種更高、更大、更有力的權利嗎?絕不!如果你們並不是更強有力的話，你們的權利就不是更有力的。
中國人誠然是最實在的人民，因為整個掩埋在法規之中；而從實在之中，即從「局限的自由」、「某種局限里的」自由之中，即使基督教時代也產生不了。
一個純粹道德的行為，一個地道的、不攙假、最實實在在的道德在中國實行着：人們保留着古老習慣和風俗並像憎惡該當死罪的罪行那樣憎恨任何革新。
革新是傳統、古老事物、固執的死敵。人通過反對事物、反對塵世侵蝕的習慣得以自我保障並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只有在那裡，人才感到像在家裡一樣，也就是說，為自己建立一個天國。
中國人所養成的習慣顧慮到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件，對於一切均是「預見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中國人總是知道他該如何對待，而且他不需要按照情況來決定：沒有任何未預見到的情況把他從他安靜的天國里推翻下來。
且試一下吧，你們中國人和日本人，假若你們把掌權者說成是不正當的，那麼你們就將嘗到他們的鐵窗風味（不要把前一種行為與「好意的勸諫」相混淆，後者在中國和日本是允許的，因為這些勸諫不但不妨礙掌權者，而且還儘可能地對其有所裨益）。誰欲圖把他們說成是不正當的，那麼為此在他面前只有一條道路是暢通的：強力的道路。如若他使他們失去他們的權力，而後他就真正使他們處於不正當的狀況之中，並使他們失去了他們的權利；在其他情況下，他就只能在口袋中捏緊拳頭，或作為一個乖張的傻子而遭到犧牲。
簡言之，你們中國人和日本人不能要求權利，特別是不能要求「隨同你們一起誕生的權利」，隨後你們也毋須要求既得權利。
中國的法律中有着家庭責任最徹底的發展，據此，全家要為個人的罪過連坐。
國家一切都聽任申請者，國家就必定與一切人相衝突，因為一切人、每個人都有申請的權利。國家將被「襲擊」，而在這一襲擊之中國家將走向滅亡。

對施蒂納的評價

物反於極，則先覺善斗之士出矣：德大斯契納爾（M．Stirner）乃先以極端之個人主義現於世。謂真之進步，在於己之足下。人必發揮自性，而脫觀念世界之執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屬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個人，亦即資財，亦即權利。故苟有外力來被，則無間出於寡人，或出於眾庶，皆專制也。國家謂吾當與國民合其意志，亦一專制也。眾意表現為法律，吾即受其束縛，雖曰為我之輿台，顧同是輿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絕義務。義務廢絕，而法律與偕亡矣。意蓋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
——魯迅在《文化偏至論》（1907年）中對施蒂納思想的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