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維基語錄,自由的名人名言錄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俄語:Дет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левизны» в коммунизме)列寧寫於1920年的作品。


語錄[編輯]

1. 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編輯]

  • 現在我們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它十分明確地說明,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局部地區的、一國特有的、僅限於俄國的意義,而是國際的意義。
  • 只要有一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勝利,就很可能發生一個大變化,那時,俄國很快就不再是模範的國家,而又會成為落後的(在「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意義上來說)國家了。

2.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編輯]

  • 大概,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都能看出,如果我們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整個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的擁護,就是說,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考、正直、有自我犧牲精神、有威信並且能帶領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擁護,那麼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
  •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由於資產階級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資產階級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繫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這是因為世界上可惜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殊死的戰爭,不進行需要堅持不懈、紀律嚴明、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和意志統一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 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是靠什麼來維持的?是靠什麼來檢驗的?是靠什麼來加強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和它對革命的忠誠,是靠它的堅韌不拔、自我犧牲和英雄氣概。第二,是靠它善於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首先是同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但同樣也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聯繫、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打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行的政治領導正確,靠它的政治戰略和策略正確,而最廣大的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一個革命政黨,要真正能夠成為必將推翻資產階級並改造整個社會的先進階級的政黨,沒有上述條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紀律。
  • 正確的革命理論──而理論並不是教條──會使這些條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眾性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地聯繫起來,這些條件才能最終形成。

3. 布爾什維主義歷史的幾個主要階段[編輯]

  • 革命準備年代(1903─1905年)。處處都感到大風暴即將到來。一切階級都動了起來,準備應變。國外的僑民報刊,從理論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的代表,即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派和「社會革命」派的招牌)和無產階級革命派這三個主要政治派別的代表,在綱領觀點和策略觀點上進行着十分激烈的鬥爭,預示着和準備着行將到來的公開的階級鬥爭。
  • 議會鬥爭形式和非議會鬥爭形式的更替,抵制議會活動的策略和參加議會活動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鬥爭形式和不合法的鬥爭形式的更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的相互關係和聯繫──這一切都具有異常豐富的內容。這個時期的每一個月,就群眾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來說,可以等於「和平」「憲政」發展時期的整整一年。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
  • 反動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黨和反對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賣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學唯心主義的傾向加強了;神秘主義成了掩蓋反革命情緒的外衣。但同時正是這一大失敗給革命政黨和革命階級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課,上了歷史辯證法的一課,上了使它們懂得如何進行、善於進行和巧妙地進行政治鬥爭的一課。患難識朋友。戰敗的軍隊會很好地學習。
  • 革命政黨應當補課。它們學習過進攻。現在必須懂得,除了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正確地退卻。必須懂得──而革命階級也正在從本身的痛苦經驗中領會到──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卻,就不能取得勝利。
  • 但是,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即既要進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須利用「合法機會」,那他們是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的。
  • 經驗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一切國家都必然要做俄國已經做過的事情。
  • 我們沒有宣佈抵制資產階級的議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並且從我們黨的四月(1917年)代表會議起就用黨的名義正式說,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而「工農」共和國即蘇維埃共和國,則要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即議會制共和國好。沒有這種謹慎的、周到的、細緻的和長期的準備,我們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勝利,也不能鞏固住這個勝利。

4. 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反對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的鬥爭中成長、壯大和得到鍛煉的?[編輯]

  •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機會主義在1914年徹底變成社會沙文主義,徹底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這自然是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現在這個敵人在國際範圍內仍然是主要敵人。
  • 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另一個敵人,就不能這樣說了。國外還極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同小資產階級革命性作長期鬥爭中成長、成熟和得到鍛煉的。這種革命性有些像無政府主義,或者說,有些地方照搬無政府主義;它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都背離無產階級進行堅韌的階級鬥爭的條件和要求。
  • 被資本主義摧殘得「發狂」的小資產者,和無政府主義一樣,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性動搖不定,華而不實,而且很容易轉為俯首聽命、消沉頹喪、耽於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於這種或那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這兩種畸形東西是互相補充的。如果說俄國的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1905年與1917年)及其準備時期的影響都比較小(儘管俄國居民中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大於西歐各國),那麼毫無疑義,這不能不部分地歸功於布爾什維主義一貫對機會主義進行了最無情最不調和的鬥爭。我所以說「部分地」,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19世紀70年代)曾盛極一時,從而徹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確的,不適合作革命階級的指導理論。
  • 布爾什維主義在1903年誕生時,便繼承了同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迎合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性作無情鬥爭的傳統;
  • 布爾什維主義繼承並繼續了同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傾向最厲害的政黨即「社會革命」黨的鬥爭,這一鬥爭表現在下列三個主要之點上。第一,這個黨否認馬克思主義,頑固地不願(說它不能,也許更確切一些)了解在採取任何政治行動之前必須對各種階級力量及其相互關係作出極客觀的估計。第二,這個黨認為自己特別「革命」特別「左」,因為它肯定個人恐怖、暗殺手段,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卻堅決屏棄這種做法。我們屏棄個人恐怖,自然只是出於對這種手段是否適當的考慮,如果有人竟在「原則上」譴責法國大革命的恐怖行為,或者譴責已經獲得勝利的革命政黨在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包圍下所採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麼這類人早在1900─1903年間,就已經受到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漢諾夫的嘲笑和唾棄了。第三,在「社會革命黨人」看來,「左」就是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比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而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卻又效法這個黨的極端機會主義者。
  • 如果我們現在大致回顧一下從巴黎公社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十分完整的歷史時期,那麼,關於馬克思主義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便可以得到一個十分明確的毫不含糊的輪廓。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曾經正確地指出在多數社會黨內所盛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隱匿馬克思的國家觀(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一封信,曾經異常鮮明、尖銳、直接、明確地揭穿了社會民主黨內所流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可是這封信竟被倍倍爾從1875年到1911年擱置了36年)分不開的;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才最迅速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觀點,承認了蘇維埃政權及其對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所具有的優越性。
  • 1905年布爾什維克對「議會」的抵制,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鬥爭形式、議會的同議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時候,善於放棄議會的鬥爭形式,有時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條件下和不同的環境裏盲目地、機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這種經驗,那就大錯特錯了。
  • 假使布爾什維克當時沒有在最嚴酷的鬥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合法的鬥爭形式同不合法的鬥爭形式結合起來,堅持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議會以及其它一些受反動法律限制的機構(如保險基金會等),那麼他們就決不可能在1908─1914年間保住(更不用說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堅強核心。
  • 他們原來認為,布雷斯特和約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說來,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而且是有害的。這的確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這種妥協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恰恰是必要的。
  • 結論很清楚:「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麼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於當真對待的孩子氣。一個政治家要想有益於革命無產階級,正是應當善於辨別出那種不能容許的、蘊涵着機會主義和叛賣行為的具體的妥協,並善於對這種具體的妥協全力展開批判,猛烈地進行無情的揭露和不調和的鬥爭,決不容許那班老於世故的「專講實利的」社會黨人和老奸巨滑的議員用泛談「一般的妥協」來推卸和逃避責任。
  •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一個妥協或每一種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和便於後來捕獲、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這在政治上決不總是像這個極其簡單的例子那樣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們打一張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證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中不會遇到任何困難和任何錯綜複雜的情況,那他簡直就是一個江湖騙子。
  • 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1914─1920年間世界上第二國際的一切領袖一樣),一開始就實行叛賣,直接間接地為「保衛祖國」即保衛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辯護。後來他們又進一步實行叛賣,同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同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來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起初同克倫斯基和立憲民主黨人結成同盟,後來又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結成同盟,正如他們國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結成同盟一樣,都是倒向資產階級一邊反對無產階級。他們同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自始至終都表明他們已淪為帝國主義強盜的同謀者。

5.德國「左派」共產黨人。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係[編輯]

  • 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不按照生產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區分的大多數同在生產的社會結構中佔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單明了的道理。
  • 於是機會主義的政黨就脫離了「群眾」,即脫離了最廣大的勞動階層,脫離了大多數勞動者,脫離了工資最低的工人。不同這種禍害作鬥爭,不揭露這些機會主義的、背叛社會主義的領袖,使他們大丟其丑,並且把他們驅逐出去,革命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取得勝利;第三國際所實行的正是這樣的政策。
  • 否定政黨和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得到的結果。而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而有利於資產階級。
  • 我們在俄國(推翻資產階級後的第三年)還剛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即向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過渡的最初階段。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都還要存在好多年。消滅階級不僅意味着要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這種人不能驅逐,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隻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
  • 要抵制這一切,要使無產階級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而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鐵一般的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一切正直的人們所信賴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戰勝集中的大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着的腐蝕活動製造着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那種惡果。誰哪怕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在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外,還必須提出「反動」工會的問題。但是先讓我根據我們黨的經驗講幾句話來結束前一問題。在我們黨內,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是一直都有的。我記得這樣的攻擊最早是在1895年,那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組已經開始形成,並且就要負起領導該城各區小組的責任。在我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920年4月)上,有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反對「寡頭政治」等等。所以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沒有什麼新東西,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這種病沒有什麼危險,一經治癒,機體甚至會更加強壯。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們特別要把總指揮部,把領袖們「藏起來」,隱蔽起來,這有時就使我們黨內產生十分危險的現象。
  • 在許多國家裏,包括最先進的國家在內,資產階級無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後還會派遣奸細到共產黨里來。對付這種危險,辦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結合起來。

6.革命家應當不應當在反動工會裏做工作?[編輯]

  • 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同工會的關係,現時在我國具體表現如下。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實現的,而無產階級是由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
  • 我們黨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最近一次代表大會,每1000個黨員選代表1人參加),由大會選出19人組成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由中央全會選出的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一來,就成為最地道的「寡頭政治」了。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 黨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工會形式上是一種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大多數工會的領導機構,首先當然是全俄總工會的中央機構或常務機構(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都由共產黨員組成,執行黨的一切指示。總之,這是一個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較為廣泛的、極為強大的無產階級機構。黨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同本階級和群眾保持密切聯繫的;階級專政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如果沒有同工會的極密切的聯繫,沒有工會的熱烈支持,沒有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方面,而且在軍事建設方面奮不顧身的工作,那麼別說我們能管理國家和實行專政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不成。
  • 我們認為通過工會來聯繫「群眾」還是不夠的。在我們的革命進程中,實踐創造了一種機構,這就是非黨工農代表會議,我們正在全力支持、發展和推廣這種機構,以便考察群眾的情緒,接近群眾,答覆群眾的要求,從群眾當中提拔優秀的人才來擔任公職等等。最近頒佈的關於把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改組為「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項法令就授權這種非黨的代表會議選出國家監察委員來擔任各種檢查工作等等。
  • 「從上面」來看,從實現專政的實踐來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總的結構就是這樣。相信讀者一定會明白,為什麼在俄國布爾什維克看來,在熟悉這種結構、觀察過它是怎樣在25年內從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組發展起來的布爾什維克看來,什麼「從上面」還是「從下面」,什麼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等等議論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說,猶如爭辯究竟是左腳還是右手對人更有用處一樣。
  • 資本主義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長期形成的工種和行當的差異;另一方面是各工種的工會,它們只有十分緩慢地、經過許多年才能發展成為而且一定會發展成為規模較廣而行會氣味較少的產業工會(包括整個生產部門,而不僅是包括同行、同工種、同行當),然後經過這種產業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之間的分工,教育、訓練和培養出全面發展的和受到全面訓練的人,即會做一切工作的人。共產主義正在向這個目標前進,必須向這個目標前進,並且一定能達到這個目標,不過需要經過許多歲月。如果目前就企圖提前實現將來共產主義充分發展、完全鞏固和形成、完全展開和成熟的時候才能實現的東西,這無異於叫四歲的小孩去學高等數學。
  • 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利用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虛構的和我們特別造就的人才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不過,想用其它任何辦法來完成這項任務都是異想天開,簡直不值一提。
  •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建立工會是工人階級的一大進步,使工人由散漫無助的狀態過渡到了初步的階級聯合。當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一個整體,結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擁有這種稱號)開始成長的時候,工會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動色彩,如某種行會的狹隘性,某種不問政治的傾向以及某些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通過工會,通過工會同工人階級政黨的協同動作,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向前邁出的一大步,這時候黨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單純靠舊有的方法去對工會進行教育和領導,同時不應當忘記,工會現在仍然是、將來在一個長時期內也還會是一所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和無產者實現其專政的預備學校,是促使國家整個經濟的管理職能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不是某個行業的工人)手中,進而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聯合組織。
  • 上面所說的工會的某種「反動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難免的。不懂得這一點,就是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性」,企圖避開它,跳過它,是最愚蠢不過的了,因為這無異是害怕發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即訓練、啟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群眾並吸引他們來參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無產階級專政推遲到沒有一個工人抱狹隘的行業觀念、沒有一個工人抱行會偏見和工聯主義偏見的那一天才去實現,那錯誤就更加嚴重了。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愈來愈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
  •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先進的國家裏,毫無疑義,工會的某種反動性顯得比俄國嚴重得多,這也是必然的。在我國,孟什維克過去在工會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數的工會中,也還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於存在着行會的狹隘性、職業上的利己主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什維克在工會裏的「地盤」鞏固得多,那裏形成的「工人貴族」階層比我國的強大得多,他們抱有行業的、狹隘的觀念,只顧自己,冷酷無情,貪圖私利,形同市儈,傾向於帝國主義,被帝國主義收買,被帝國主義腐蝕。這是無可爭辯的。……他們完全是同一個社會類型和政治類型的人。但是必須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必須像我們過去所做的那樣把鬥爭進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領袖丟盡了丑,從工會中被驅逐出去為止。這種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也不應該去作奪取政權的嘗試)。
  • 但是,我們同「工人貴族」作鬥爭,是代表工人群眾進行的,是為了把工人群眾爭取過來;我們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們作鬥爭,是為了把工人階級爭取過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淺顯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
  • 這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行為,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幫大忙,……不在反動工會裏工作,就等於拋開那些還不夠十分成熟的或落後的工人群眾,聽憑他們接受反動領袖、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1858年寫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的影響。
  • 正是這種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不過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在對待影響「群眾」的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是多麼輕率,說明他們在高喊「群眾」時是如何濫用這個字眼的。要想善於幫助「群眾」,贏得「群眾」的同情、愛戴和支持,就必須不怕困難,不怕那些「領袖」對我們進行挑剔、搗亂、侮辱和迫害(這些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多半都直接或間接地同資產階級和警察有勾結),哪裏有群眾,就一定到那裏去工作。應該善於作出一切犧牲,克服極大的障礙,在一切有無產階級群眾或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機關、社團和協會(哪怕這些組織是最反動不過的)里有步驟地、頑強地、堅定地、耐心地進行宣傳和鼓動。
  • 很難想像誰還會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給革命帶來更大的危害!即使現時在俄國,在我們對本國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取得空前勝利的兩年半之後的今天,如果我們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工會的條件,那我們也是在做蠢事,破壞自己對群眾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這是因為共產黨人的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分子,善於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把自己同他們隔離開來。
  • 我個人認為,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當公開譴責並建議共產國際下次代表大會也來譴責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有極大害處的),還要譴責荷蘭共產黨的某些黨員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間接地、公開或隱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樣)這種錯誤政策的行動路線。

7.參加不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編輯]

  • 議會制「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就宣傳意義上來說,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戰勝議會制,還相距很遠。早在幾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佈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但是決不能因此就說不必要在資本主義基地上進行很長期很頑強的鬥爭。就世界歷史來說,議會制「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這就是說,資產階級議會制時代已經告終,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的。
  • 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進而又教育和訓練群眾。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沒有履行自己的這一義務,沒有極仔細地認真地嚴肅地研究自己明顯的錯誤,這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小組,不是群眾的黨,而是知識分子和沾染了知識分子惡習的少數工人的一個小團體。
  • 對於德國共產黨人來說,議會制當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可是問題恰恰在於不能認為對於我們已經過時的東西,對於階級、對於群眾也已經過時。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於作為階級的黨、作為群眾的黨來判斷事理,處理事情。
  • 即使不是「數百萬的」和「眾多的」,而是只有相當數量的少數產業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當數量的少數農業工人跟着地主和富農(Groβbauern)走,那麼根據這一點也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說,在德國,議會制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參加議會選舉,參加議會講壇上的鬥爭,其目的正是在於教育本階級的落後階層,正是在於喚醒和啟發水平不高的、備受壓抑的和愚昧無知的農村群眾。當你們還無力解散資產階級議會以及其它類型的任何反動機構的時候,你們就應該在這些機構內部工作,正是因為在那裏還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處窮鄉僻壤而閉塞無知的工人;不然,你們就真有成為空談家的危險。
  • 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9─11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的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認為議會制在俄國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嗎?當然是這樣,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議會存在時間長短,而在於廣大勞動群眾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議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達到了什麼程度。至於1917年9─11月間,由於種種特殊條件,俄國的城市工人階級、士兵和農民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當時最民主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有了非常充分的準備,這是絲毫不容爭辯的、明明白白的歷史事實。
  • 經驗證明,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的幾個星期里,甚至在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不僅對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害處,反而會使它易於向落後群眾證明為什麼這種議會應該解散,易於把這種議會解散,易於促使資產階級議會制「在政治上過時」。不重視這種經驗,同時卻希望留在必須以國際的觀點來制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片面的一國的策略,而正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那就是犯極大的錯誤,那就恰恰是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行動上背棄國際主義。
  • 頭一句話顯然就錯了,因為群眾的行動,例如大罷工,任何時候都比議會活動重要,決不是僅僅在革命時期或在革命形勢下才如此。……這個問題,一般說來,或是就特定的情況說來,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在一切文明的先進的國家內,由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國內戰爭日益成熟和逼近,由於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瘋狂迫害共產黨人(只要看看美國的例子就夠了),等等,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愈來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鬥爭和不合法鬥爭配合起來的時刻正在迅速到來。
  • 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1905年)之後,這樣做對於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2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這句話說得極其不合邏輯。既然議會正在變成反革命的機構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帶說一句,實際上議會從來沒有成為而且也不可能成為「中心」),而工人正在創立自己的政權工具即蘇維埃,那麼由此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工人必須作好準備(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作好準備),去開展蘇維埃反對議會的鬥爭,用蘇維埃去解散議會。然而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反革命的議會內部有擁護蘇維埃的反對派,會使解散議會變得困難或者變得不那麼方便。
  • 我們十分清楚,反革命立憲會議內部有布爾什維克這樣徹底的擁護蘇維埃的反對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樣不徹底的擁護蘇維埃的反對派,這對於我們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憲會議,不是造成了困難,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綱的作者們陷入了混亂,他們忘記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條經驗,而這條經驗證明,在革命時期,把反動議會外的群眾行動和議會內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對派的活動配合起來,是特別有益的。
  • 荷蘭人以至一切「左派」在這方面的言論活像空談革命的學理主義者,他們從來沒有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沒有深入探討過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為主觀上「否定」某種反動機構,便算是實際上用許多客觀因素合成的力量把這種機構破壞了。使一種新的政治思想(不僅是政治思想)聲譽掃地,受到損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維護為名,把它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這是因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如老狄慈根所說的那樣),加以誇大,把它運用到實際適用的範圍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而且在這種情形下,甚至必然會變成荒謬絕倫的東西。荷蘭和德國的左派給予蘇維埃政權比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優越這一新的真理的,正是這種熊的幫忙。
  • 自然,誰要是按照老套套籠統地說,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以拒絕參加資產階級議會,那也是不對的。……我們分析一下第一次抵制的情形,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夠使反動政權召開不了反動議會,是因為當時群眾的議會外的(尤其是罷工的)革命行動正在異常迅速地發展,無產階級和農民中任何一個階層都不會給反動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無產階級通過罷工鬥爭和土地運動保證了自己對廣大落後群眾的影響。十分明顯,在歐洲目前的條件下這個經驗是不適用的。根據上述理由,同樣十分明顯,荷蘭人和「左派」為拒絕參加議會的主張辯護(哪怕是有條件的辯護),是根本錯誤的,對於革命無產階級的事業是有害的。
  • 在西歐和美國,議會已經成為工人階級中先進革命分子深惡痛絕的東西。這是不容爭辯的。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比大多數社會黨議員和社會民主黨議員戰時和戰後在議會中的所作所為更卑鄙無恥,更具有叛賣性了。但是,如果在解決應當怎樣去同這一公認的禍害作鬥爭的問題時,竟任憑這種情緒來支配,那就不僅不明智,而且簡直是犯罪了。
  • 決不能只根據革命情緒來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須清醒而極為客觀地估計到本國的(和鄰國的以及一切國家的,即世界範圍內的)一切階級力量,並且要估計到歷次革命運動的經驗。僅僅靠咒罵議會機會主義,僅僅靠否認參加議會的必要,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難的、極其困難的任務的辦法。在歐洲各國議會裏,建立真正革命的議會黨團,要比在俄國困難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
  • 你們要建立新社會嗎?可是你們又害怕困難,不去在反動議會內建立一個由堅定、忠誠、英勇的共產黨人組成的優秀的議會黨團!難道這不是孩子氣嗎?德國的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瑞典的塞·霍格倫甚至在得不到來自下面的群眾支持的情況下,尚且能夠樹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動議會的榜樣,難道一個迅速發展着的群眾性的革命政黨,處在戰後群眾大失所望、憤怒異常的環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惡的議會裏鍛造出一個共產黨黨團來嗎?!正因為西歐工人中的落後群眾,尤其是小農中的落後群眾,受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和議會制偏見的薰染比俄國的要厲害得多,所以共產黨人只有從資產階級議會這種機構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頑強的、百折不撓的鬥爭,來揭露、消除和克服這些偏見。
  • 然而處在常常必須把「領袖」秘密隱藏起來的條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賴的、久經考驗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領袖」是特別困難的事情;要順利地克服這些困難,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來,使「領袖」受到考驗不可,其中包括議會鬥爭的考驗。批評,而且是最尖銳、最無情和最不調和的批評,不應該是針對議會鬥爭或議會活動,而應該是針對那些不善於尤其是不願意以革命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議會選舉和議會講壇的領袖。只有這種批評(當然同時也要驅逐不稱職的領袖,而代之以稱職的領袖)才是既有益處又有實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無愧於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另一方面又教育群眾,使他們學會正確地分析政治形勢,了解在這種政治形勢下產生出來的往往是非常錯綜複雜的任務。

8.不作任何妥協嗎?[編輯]

  • 當然,在年紀很輕、沒有經驗的革命者看來,以及在甚至歲數很大、經驗很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好像「容許妥協」是異常「危險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確的。而許多詭辯家(那班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也正像蘭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國機會主義領袖那樣,議論什麼「既然布爾什維克可以作某種妥協,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作任何妥協呢?」但是,在多次罷工(我們只拿階級鬥爭的這一種表現來說)中受到教育的無產者,對恩格斯所闡明的這一極深刻的(哲學上的、歷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學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領會。
  • 每個無產者都經歷過罷工,都同可恨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作過「妥協」,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沒有達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滿足時,也不得不去上工。每個無產者由於處在群眾鬥爭和階級對立急劇尖銳化的環境裏,都看到了下列兩種妥協之間的差別:一種是為客觀條件所迫(罷工者的基金告竭,沒有外界援助,陷於極端飢餓和苦難的境地)而作的妥協,這種妥協絲毫不會削弱實行這種妥協的工人對革命的忠誠和繼續鬥爭的決心;另一種是叛徒的妥協,他們貪圖私利(工賊也實行「妥協」!),怯懦畏縮,甘願向資本家討好,屈從於資本家的威脅、利誘、勸說,捧場(這種叛徒的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上,英國工聯領袖作得特別多,然而所有國家的幾乎所有的工人都見到過這種或那種形式的類似現象),卻把原因推給客觀。
  • 當然,在政治上有時由於各階級和各政黨之間的(國內的和國際的)相互關係異常錯綜複雜,有許多情況判斷起來,要遠比判斷什麼是罷工中的合理「妥協」,什麼是工賊、叛徒領袖等等的叛賣性「妥協」,更為困難。如果要開一張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擬訂一個適用於一切情況的一般準則(「不作任何妥協」!),那是很荒謬的。為了能夠弄清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有自己的頭腦。黨組織的作用和名副其實的黨的領袖的作用,也正在於通過本階級一切肯動腦筋的分子所進行的長期的、頑強的、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工作,獲得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和經驗之外)政治嗅覺,來迅速而正確地解決各種複雜的政治問題。
  • 幼稚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為,只要一承認容許妥協,就會抹殺機會主義(我們正同它並且必須同它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和革命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之間的任何界限。假使這些人還不懂得,無論自然界還是社會中,一切界限都是變動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條件的,那麼除了通過長期的訓練、培養和教育,讓他們取得政治經驗和生活經驗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幫助他們。重要的是在每個個別的或特殊的歷史關頭,要善於從實際政治問題中識別哪些問題上表現出某種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許的、叛賣性的、危害革命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妥協,並且要竭盡全力揭露這種妥協,同它進行鬥爭。
  • 為了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比國家之間通常進行的最頑強的戰爭還要困難百倍,費時百倍,複雜百倍;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拒絕採用機動辦法,拒絕利用敵人之間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同各種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定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嗎?
  • 在無產階級進行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一國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之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要比資產階級弱,這只是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繫,還因為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小商品生產者自發地、經常地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復活和再生。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就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個集團或各種類別之間利益上的一切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沒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和在各種相當複雜的政治形勢下,在實踐上證明他確實會運用這個真理,誰就還沒有學會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使全體勞動人類從剝削者的壓榨下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一切,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後的時期,都是同樣適用的。
  •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卡爾·考茨基、奧托·鮑威爾這類「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和最大罪惡,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不善於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按此行事。馬克思以前時期的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常說:「政治活動並不是涅瓦大街的行人路。」(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條筆直的主要街道,它的行人路清潔、寬闊而平坦。)從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時以來,俄國革命家由於忽視或忘記了這個真理,遭受過無數的犧牲。我們無論如何要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和忠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至於像落後的俄國人那樣,為領會這個真理付出如此昂貴的代價。
  • 很明顯,原因之一就是德國共產黨人採取了錯誤的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大膽地老老實實地承認這個錯誤,並且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就是否認有必要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議會和反動的工會,這個錯誤就是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左派」幼稚病,這種病症現在已經暴露出來,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對於機體會更有益處。
  • 如果「純粹的」無產階級沒有被介於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生活數據的人)之間、半無產者和小農(以及小手藝人、小手工業者和所有的小業主)之間、小農和中農之間等等為數眾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間類型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沒有分成比較成熟的和比較不成熟的階層,沒有鄉土、職業、有時甚至宗教等等的區分,那麼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覺悟部分,即共產黨,就必須而且絕對必須對無產者的各種集團,對工人和小業主的各種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妥協的辦法。全部問題在於要善於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性、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的總的水平,而不是降低這種水平。
  • 法、英等國帝國主義者挑動德國共產黨人,給他們設下圈套:「你們說你們不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吧。」而左派共產黨人不善於隨機應變,同詭計多端而且目前比他們強大的敵人周旋,不會回答敵人說:「現在我們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了」,卻像小孩子一樣上了這個圈套。事先就束縛住自己的手腳,公開告訴那個目前武裝得比我們好的敵人,我們是否要同他作戰、什麼時候同他作戰──這是愚蠢行為,而不是革命行為。當應戰顯然對敵人有利而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卻去應戰,那就是犯罪;革命階級的政治家如果不善於實行「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顯然不利的戰鬥,這樣的政治家是毫無用處的。

9.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編輯]

  • 這種情緒是極其可喜、極其可貴的;應當善於珍視和支持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英國以及任何其它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對於善於表達群眾的這種情緒、善於激發群眾的這種(往往是朦朧的、不自覺的、下意識的)情緒的人,應該愛護,應該關切地給以種種幫助。但同時應該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們: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單憑情緒來領導群眾是不夠的;即使是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危害。從加拉赫同志給編輯部的這封信中,無疑可以看到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國「左派」布爾什維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過的那種種錯誤的苗頭。
  • 寫信人對資產階級的「階級的政治家」滿懷着最崇高的無產階級的憎恨(這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小人物」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種憎恨)。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代表所表達的這種憎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可是,寫信人看來沒有考慮到:政治是一門科學,是一種藝術,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費力是掌握不了的;無產階級要想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出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的政治家」,而這些政治家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比起來應該毫不遜色。
  • 寫信人透徹地了解到,達到無產階級目的的工具不是議會,而只能是工人蘇維埃,凡是至今還不了解這點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學問的人、最有經驗的政治家、最真誠的社會主義者、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最誠實的公民和家庭成員,他也必定是一個最惡毒的反動派。
  • 如果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進入議會,不從內部去瓦解議會制度,不從議會內部去準備條件,使蘇維埃能夠順利完成它所面臨的解散議會的任務,那麼,要使蘇維埃戰勝議會是否可能呢?而同時寫信人卻提出了一種完全正確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原則來行動。而科學首先要求估計到其它國家的經驗,特別是其它同樣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經歷或不久前曾經經歷過的那種非常類似的經驗;其次,它要求估計到在本國內部現有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和群眾,要求決不能僅僅根據一個集團或一個政黨的願望和見解、覺悟程度和鬥爭決心來確定政策。
  • 總之,自由派資產階級正在放棄那種歷史上被數百年來的經驗奉若神明的、對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制(剝削者的「兩黨」制),而認為必須聯合兩黨的力量同工黨作鬥爭。一部分自由黨人好像覆舟時的老鼠,紛紛跑到工黨方面去。
  • 恰恰相反,既然英國多數工人現在還跟着英國的克倫斯基之流或謝德曼之流走,既然他們還沒有取得跟這批人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經驗,而俄國和德國的工人所以大批轉向共產主義,正是因為取得了這種經驗,那麼毫無疑義,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議會活動,必須從議會內部幫助工人群眾在事實上認清韓德遜和斯諾登政府所造成的結果,必須幫助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去戰勝聯合起來的勞合─喬治和丘吉爾。不這樣做,就會增加革命事業的困難,因為工人階級多數人的觀點如果不轉變,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由群眾取得政治經驗,單靠宣傳是永遠不能奏效的。
  •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紀俄國三次革命所證實了的一條革命基本規律就是: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的另一個說法是:沒有全國性的(既觸動被剝削者又觸動剝削者的)危機,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要舉行革命,第一,必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多數有覺悟、能思考、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充分認識到革命的必要性,並有為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把最落後的群眾都捲入政治活動(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標誌,就是在以前不關心政治的被壓迫勞動群眾中,能夠進行政治鬥爭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 既然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一個革命階級的政黨,既然我們要把群眾爭取過來(不這樣,我們就有成為不折不扣的空談家的危險),那麼,第一,我們就必須幫助韓德遜或斯諾登去打倒勞合─喬治和丘吉爾(更確切點甚至可以這樣說,必須迫使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為前者不敢去爭取勝利!);第二,我們就必須幫助工人階級的多數根據切身經驗確信我們是正確的,也就是確信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確信他們具有小資產階級的和叛賣的本性,確信他們必然要遭到破產;第三,我們就必須促使這樣一種時機迅速到來,即由於多數工人對韓德遜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舉推翻韓德遜之流政府,因為那個極其精明老練的、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大資產階級的勞合─喬治尚且表現得十分驚慌,並且由於他昨天同丘吉爾「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斷削弱自己(以及整個資產階級)的力量,那麼韓德遜之流的政府就一定會更加驚慌失措了。
  • 我們所以得到好處,是因為正當勞合─喬治自己把群眾「挑動起來」的時候,我們能夠在群眾中展開我們的鼓動工作,並且我們不僅能夠幫助工黨更快地組織起他們的政府,而且還能夠幫助群眾更快地了解我們的全部共產主義宣傳,我們將毫無保留、毫不隱諱地去進行這種宣傳來反對韓德遜之流。
  • 如果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拒絕根據這些條件跟我們結成同盟,我們就會得到更大的好處,因為我們可以立即向群眾指明(請注意,甚至在純粹孟什維主義的和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群眾也是贊成蘇維埃的):韓德遜之流寧願自己靠近資本家,而不願使一切工人聯合起來。那時我們就可以立即得到群眾的支持,因為這些群眾特別在聽了勞合─喬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確的、高度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說明之後,都會支持全體工人聯合起來去反對勞合─喬治和保守黨人的聯盟。
  • 毫無疑義,即使在這個問題上,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像在任何時候一樣,也是要善於針對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係的特點,針對共產主義客觀發展的特點來運用共產主義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則;要看到這種特點每個國家各不相同,應該善於弄清、找到和揣摩出這種特點。

10.幾點結論[編輯]

  •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蘇維埃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後來又使它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了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顯示出:蘇維埃具有國際性質,這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已經擴展到全世界的工人運動,蘇維埃的歷史使命是充當資產階級議會制以及整個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掘墓人、後繼人和接替人。
  •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的歷史現在表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必然(而且已經開始)經歷一種鬥爭,即正在成長、壯大和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運動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對每個國家來說)「孟什維主義」,也就是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其次是同「左傾」共產主義的鬥爭(這可以說是一種補充的鬥爭)。
  • 然而,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在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之前雖然都要預先經過本質上相同的鍛煉,但這一發展過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來完成的。
  • 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領導中心無論如何不能建立在鬥爭策略準則的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在每個國家通過具體的途徑來完成統一的國際任務,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和左傾學理主義,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都必須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點和特徵,這就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
  •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被爭取過來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都邁不出去。可是,這離勝利還相當遠。單靠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採取直接支持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對先鋒隊採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並且完全不會去支持先鋒隊的敵人時,叫先鋒隊獨自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個階級,真正使受資本壓迫的廣大勞動群眾都站到這種立場上來,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這些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
  •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各個共產主義政黨、小組和派別的當前任務就是要善於引導廣大的(現在大半還是沉睡、消沉、因循守舊、尚未覺醒的)群眾採取這種新的立場,確切一點說,就是不僅要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要善於在這些群眾走向和轉向新立場的過程中領導他們。如果說從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徹底戰勝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就不能完成第一個歷史任務(把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爭取到蘇維埃政權和工人階級專政方面來),那麼,現在不肅清左傾學理主義,不徹底克服和擺脫左傾學理主義的錯誤,也就不能完成已經提到日程上來的第二個任務,即善於引導群眾採取能夠保證先鋒隊取得革命勝利的新立場。
  • 以前的問題是(而現在在很大程度上也還是)把無產階級先鋒隊爭取到共產主義運動方面來,因而宣傳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這時候甚至那些帶有小組習氣種種弱點的小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績來。但是現在是群眾實際行動的時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這樣說的話)百萬大軍,配置當今社會的一切階級力量,進行最後的鬥爭的時候了,這時候單憑宣傳的本領,單靠重複「純粹」共產主義的真理,是無濟於事的。
  • 這時候我們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不是已經把革命階級的先鋒隊說服了,而且要問,當今社會一切階級(必須是一切階級,一無例外)的起歷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經部署就緒,以至決戰時機已經完全成熟,也就是說:(1)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力量已經陷入困境,它們彼此進行混戰,而力不勝任的鬥爭已經使它們疲憊不堪;(2)一切猶豫動搖、不堅定的中間分子,即和資產階級不同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經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於在實踐中遭到破產而醜態畢露;(3)在無產階級中,群眾支持採取最堅決、最奮勇的革命行動來反對資產階級,這種情緒已經開始產生並且大大高漲起來。那時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時候,如果我們正確地估計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畫的一切條件,並且正確地選定了時機,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
  • 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想做一個覺悟的、信仰堅定的、思想先進的宣傳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個群眾的實際領導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務就是要估計到這些分歧,確定這些「朋友」之間不可避免的、使所有這些「朋友」一齊削弱的衝突完全成熟的時機。應當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無限忠誠同善於進行一切必要的實際的妥協、機動、通融、迂迴、退卻等等的才幹結合起來,以加速韓德遜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話,那就是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即自稱為社會黨人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代表們)的政權的建立和倒台;
  • 全部歷史,特別是歷次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更富有內容,更形式多樣,更範圍廣闊,更生動活潑,「更難以捉摸」。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體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調動起來的時刻,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發的人們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的。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任務,必須善於毫無例外地掌握社會活動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有時還要冒着巨大的風險和危險去做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沒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準備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 一支軍隊不準備掌握敵人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鬥爭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誰都會認為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這一點對於政治比對於軍事更為重要。在政治上更難預先知道,將來在這種或那種條件下,究竟哪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是適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們不掌握一切鬥爭手段,當其它階級的狀況發生了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變化,從而把我們特別沒有把握的一種活動形式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我們就會遭到巨大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失敗。如果我們掌握了一切鬥爭手段,哪怕當時情況不容許我們使用對敵人威脅最大、能最迅速地給予致命打擊的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勝利,因為我們代表着真正先進、真正革命的階級的利益。由於資產階級經常(尤其是在「平靜」時期,非革命時期)用合法鬥爭手段欺騙和愚弄工人,沒有經驗的革命者往往就以為合法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而不合法鬥爭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這是不對的。
  • 但是那些不善於把不合法鬥爭形式和一切合法鬥爭形式結合起來的革命家,是極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經爆發、已經熱火朝天的時候,什麼人都來參加革命,有的是由於單純的狂熱,有的是為了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為了個人飛黃騰達,在這種時候做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而在這以後,在勝利以後,無產階級要「擺脫」這種糟透了的革命家卻要費極大氣力,可以說要歷盡千辛萬苦。要在還沒有條件進行直接的、公開的、真正群眾性的、真正革命的鬥爭的時候,善於做一個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構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裏,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須採取革命的行動方法的群眾中,善於捍衛革命的利益(通過宣傳、鼓動和組織),那就困難得多,因而也可貴得多。善於找到、善於探索到和正確判定能夠引導群眾去作真正的、決定性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事變的特殊轉變關頭──這就是西歐和美國目前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任務。
  • 世界上所以要有共產黨人,第三國際在各國的擁護者,正是要在各個系統,在生活的各個領域裏,把舊的、社會黨的、工聯主義的、工團主義的議會工作,改造成新的、共產主義的議會工作。過去在我國的選舉中,機會主義的和純粹資產階級的、專講實利的、資本主義招搖撞騙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的。
  • 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學會創造一種新的、不尋常的、非機會主義的、不貪圖祿位的議會活動,使共產黨能夠提出自己的口號,使真正的無產者能在沒有組織的、備受壓抑的貧民的幫助下傳送和散發傳單,走訪工人住所,走訪農村無產者和窮鄉僻壤(好在歐洲大陸的窮鄉僻壤比俄國要少得多,英國就更少)農民的茅舍,走進最下層的平民酒館,進入真正的平民會社、團體,參加他們的臨時集會,不用學者口吻(也不要太帶議會腔)跟人民說話,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利用它規定的選舉以及它向全體人民發出的號召,並使人民了解布爾什維主義,而在資產階級統治下,除了選舉期間,是從來沒有這種機會的(大罷工當然例外,因為在大罷工時期,這樣的全民鼓動機構在我國曾經更緊張地工作過)。
  • 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切任務不花氣力都是無法完成的,而氣力必須花在完成日益多樣化的、日益涉及社會生活各部門的、從資產階級手中逐一奪取各個部門、各個領域的實際任務上。
  • 目前在世界性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影響下,在一切國家中都有無數火星從各方面迸發出來,我們不知道而且也無法知道,哪點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說,能夠徹底喚醒群眾,因此我們必須本着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去「耕耘」一切園地,甚至包括最陳腐的、臭氣熏人的、看來毫無指望的園地,不然我們就將肩負不起自己的任務,不能照顧到各個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種類的武器,既不能準備好去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過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現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們破壞了),也不能準備好在戰勝資產階級之後按共產主義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 但是同時,資產階級看到的幾乎只是布爾什維主義的一個方面:起義、暴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特別在這一方面極力準備進行反擊和抵抗。在個別場合,在個別國家,在某些短時期內,資產階級也許能夠得逞,我們必須估計到這種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對我們來說也決沒有什麼可怕的。共產主義確實正在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生長出來」,它的幼芽確實到處可見,「傳染病」(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警察很喜歡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經深深侵入機體並且感染了整個機體。即使煞費苦心,「堵住」一處,「傳染病」也會從另一處,有時甚至是最意外的一處冒出來。生活總是會給自己開闢出道路的。就讓資產階級瘋狂掙扎,暴跳如雷,肆意橫行,干出許多蠢事來吧!讓它對布爾什維克殺一儆百,錯殺(在印度、匈牙利、德國等國)幾百、幾千以至幾十萬個明天的或昨天的布爾什維克吧!資產階級這樣做,正和歷史上一切註定要滅亡的階級所做的一樣。共產黨人應當知道,未來終究是屬於他們的,因此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把進行偉大革命鬥爭的最大的熱情同對資產階級的瘋狂掙扎的最冷靜最清醒的估計結合起來。
  • 然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在所有的國家裏,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經受鍛煉和日益發展;它已經如此根深蒂固,種種迫害削弱不了它,損害不了它,反而加強了它。我們要更有信心、更堅定地向勝利前進,現在只缺一點,這就是一切國家的一切共產黨人要普遍而徹底地認識到必須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靈活性。特別是先進國家中蓬勃發展着的共產主義運動,目前缺少的就是這種認識,就是在實踐中運用這種認識的本領。
  • 他們破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只是「死盯着」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記了這個形式的片面性,他們不敢正視由於客觀條件的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變化,而繼續重複那種簡單的、背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
  • 應該設法使共產黨人不再犯「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的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犯的錯誤,確切一點說,要較早地糾正,較快地、使機體較少受損害地消除這一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犯的錯誤。不僅右傾學理主義是一種錯誤,左傾學理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當然,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學理主義錯誤同右傾學理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錯誤比較起來,其危害性和嚴重性不及後者的千分之一,然而這只不過是由於左傾共產主義是一種剛剛產生的還很年輕的思潮。只是因為這個緣故,這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須用最大的努力去醫治。
  • 應該設法使共產黨人不再犯「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的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犯的錯誤,確切一點說,要較早地糾正,較快地、使機體較少受損害地消除這一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犯的錯誤。不僅右傾學理主義是一種錯誤,左傾學理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當然,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學理主義錯誤同右傾學理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錯誤比較起來,其危害性和嚴重性不及後者的千分之一,然而這只不過是由於左傾共產主義是一種剛剛產生的還很年輕的思潮。只是因為這個緣故,這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須用最大的努力去醫治。
  • 舊形式破裂了,因為舊形式裏面的新內容,即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有了過度的發展。現在我們工作的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看來,是這樣紮實,這樣有力,這樣宏大,它能夠而且應該在任何形式中,不論新的或舊的形式中表現出來,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和駕馭一切形式,不僅是新的,而且是舊的形式,──這並不是為了同舊形式調和,而是為了能夠把一切新舊形式都變成使共產主義運動取得完全的、最終的、確定無疑和不可逆轉的勝利的手段。
  • 共產黨人要竭盡全力來指導工人運動以及整個社會發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蘇維埃政權在全世界的勝利,走向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和英國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那樣,說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道路,說我們不容許機動、通融和妥協,這就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會使共產主義運動受到最嚴重的危害,而且共產主義運動部分地已經受到或正在受到這種危害。

增補[編輯]

1.德國共產黨人的分裂[編輯]

  • 不過,必須竭盡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礙或儘量少妨礙工人運動中一切真心誠意擁護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在不久以後的將來必然要面臨的、不可避免的合併成一個統一政黨的事業。俄國布爾什維克特別幸運的是,他們在直接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群眾鬥爭爆發以前很久,已經對孟什維克(即機會主義者和「中派」)和「左派」進行了15年的一貫的和徹底的鬥爭。而歐美,現在不得不以「強行軍」的方式來完成這項工作。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覬覦領袖職位而未能如願的人,會長期堅持錯誤(如果他們缺乏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態度」的話),但是一旦時機成熟,工人群眾便會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並且把一切真誠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黨,組成一個能夠實行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黨。

2.德國的共產黨人和獨立黨人[編輯]

  • 這種情況是不會有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如德國的韓德遜之流(謝德曼之流)、斯諾登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沒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圈子,而資產階級民主又不能不是資本的專政。要達到德國共產黨中央所完全正確地力求獲得的實際效果,根本不需要寫出這些原則上錯誤的、政治上有害的東西。要達到這一點,只要這樣說就夠了(如果要講講議會式的客套話):當多數城市工人還跟着獨立黨人走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妨礙這些工人通過對「他們的」政府的體驗去消除自己最後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幻想。
  • 這是一些只會嚶嚶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們自稱是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擁護者,他們對無產階級就要更加危險一千倍,因為事實上每當困難和危急時刻,他們必然會幹叛賣的勾當……同時卻「極其真誠地」自信他們是在幫助無產階級!要知道,改稱共產黨人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由於膽小怕事和毫無氣節,曾認為匈牙利蘇維埃政權的處境已毫無希望,並開始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劊子手的面前啜泣,當時他們也是想要「幫助」無產階級!

3.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編輯]

  •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庛護他、幫助他、教唆它的意大利資產階級顯然要加以隱瞞、粉飾的真情,卻被這位英國記者泄漏出來了。這種真情就是:屠拉梯、特維雷斯、莫迪利揚尼、杜果尼先生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確實是而且恰恰就是這位英國記者所描寫的那樣。這是徹頭徹尾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單拿他們主張處於僱傭奴隸制度下、為資本家發財致富而勞動的工人必須遵守秩序和紀律這一點來說就足夠了!所有這些孟什維克式的言論,我們俄國人是多麼熟悉啊!他們承認群眾贊成蘇維埃政權,這該是多麼寶貴啊!他們看不出自發開展的罷工運動的革命作用,這又是多麼愚蠢,多麼像資產階級那樣庸俗啊!是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的記者像熊那樣給屠拉梯之流的先生們幫了忙,而且出色地證實了博爾迪加同志以及《蘇維埃報》中的友人們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他們要求,如果意大利社會黨想真正擁護第三國際,那就該把屠拉梯之流先生們搞臭,趕出黨的隊伍,使自己成為名符其實的共產黨。

4.由正確的前提作出的錯誤結論[編輯]

  • 他們的根本錯誤也就在這裏。共產主義運動不僅在議會這一活動場所,而且在一切活動場所都應該提供(如果不進行長期的、頑強的、堅持不懈的工作,它就無法提供)在原則上是新的、同第二國際傳統徹底決裂的東西(同時要保持並發揚第二國際所貢獻的好東西)。
  • 就拿報刊工作來說吧。報紙、小冊子、傳單等都是用來進行必要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的。在一個多少文明一點的國家裏,任何群眾運動都非有報刊機構的幫助不可。無論你怎樣大叫大嚷反對「領袖」,無論你怎樣賭咒發誓要保持群眾的純潔,使他們不受領袖的影響,終究還不能不利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來做這項工作,還不能擺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進行這項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氣氛和環境。甚至在推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已經兩年半的今天,我們在自己的周圍還能看到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關係大量存在(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當中)的這種氣氛和環境。
  • 當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要克服我們自己黨內,即工人黨內的資產階級習慣,是很「困難的」;要把那些為人們所熟悉的、被資產階級偏見完全腐蝕了的議員領袖驅逐出黨,是「困難的」;要使我們絕對必需的(相當數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是「困難的」;要在資產階級的議會裏建立真正無愧於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黨團,是「困難的」;要做到共產黨議員不玩弄所謂的資產階級議會遊戲,而能在群眾中從事最迫切需要的宣傳、鼓動、組織工作,是「困難的」。用不着說,這一切都是「困難的」,從前在俄國是困難的,現時在西歐和美國更是困難無比,因為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要強大的多,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等等要強大得多。
  • 然而所有這些「困難」,如果同無產階級為了爭取勝利,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以及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終歸必須完成的完全同樣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就是兒戲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必須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都服從於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如果同這些真正巨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麼,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議會裏,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共產黨員,就是易如兒戲的事情了。
  • 如果「左派」和反議會派的同志們,現在連克服這種小困難都學不會,那麼,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來或者是沒有能力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管理和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機構,或者是不得不倉促補課,而由於如此倉促,就會給無產階級的事業帶來巨大的危害,會比正常情況下犯更多的錯誤和表現得更軟弱更無能,如此等等。
  • 只要資產階級沒有被推翻,不僅如此,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沒有完全消失,那麼資產階級環境、私有者的習慣、小市民的傳統,就會從工人運動的外部和內部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這不僅在議會這一活動領域內是如此,而且在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裏,在一切文化場所和政治場所也必然一無例外。在某個工作領域中,遇到一個「令人不愉快的」任務或困難,就打算退避、躲開,是極其錯誤的,將來一定要因此付出代價。應當學習並且學會毫無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領域和一切活動領域,在一切場合,在每個地方,戰勝所有的困難和所有的資產階級風氣、傳統和習慣。除此以外,問題的其它提法都是很不嚴肅、很幼稚的。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