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論

《反杜林論》（德語：Anti-Dühring），原名《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德語：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是恩格斯的一部全面總結馬克思主義的巨著，以德語寫成，作於1876年–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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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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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論

語錄

引論

一、概論

•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和統治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

•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佈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

•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和市民等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着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遊手好閒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一般的對立。……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背負着自己的對立物：資本家沒有僱傭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隨着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展成為無產者。雖然總的說來，市民等級在和貴族鬥爭時有權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多少發展了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

• 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而在十八世紀已經有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里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了；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苦修苦煉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個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後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
  所有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真正的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純粹是一種僥倖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五百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
  這種見解本質上是英國和法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內的第一批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見解。對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裏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裏，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觀理解、生活條件、知識水平和思維發展程度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衝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直到今天還統治着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各學派創始人的比較溫和的批評意見、經濟學說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複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愈是象石子在溪流中一樣地磨光其鋒利的稜角，這種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 這時，和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一起並繼它之後，近代德國哲學產生了，而且在黑格爾身上達到了頂峰。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復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

•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繫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產生和消失。

• 精確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亞歷山大里亞時期的希臘人那裏才開始，而後來在中世紀由阿拉伯人繼續發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十五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從這時起它就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種過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四百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廣泛的總的聯繫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們看做運動的東西，而是看做靜止的東西；不是看做本質上變化着的東西，而是看做永恆不變的東西；不是看做活的東西，而是看做死的東西。這種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 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麼存在，要麼就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己又是別的東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樣是處於固定的相互對立中。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為可取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動範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遇到最驚人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遲早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要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了它們互相間的聯繫；看到它們的存在，忘了它們的產生和消失；看到它們的靜止，忘了它們的運動；

• 在進行較精確的考察時，我們也發現，某種對立的兩極，例如正和負，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正如它們是彼此對立的一樣，而且不管它們如何對立，它們總是互相滲透的；同樣，原因和結果這兩個觀念，只有在應用於個別場合時才有其本來的意義；可是只要我們把這種個別場合放在它和世界整體的總聯繫中來考察，這兩個觀念就匯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觀念中，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時或此地是結果，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地，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繫、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

• 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經常注意產生和消失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一開始他的科學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從有名的第一次推動作出以後就永遠如此的太陽系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一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着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證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證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達到了頂峰，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巨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一堆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儘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在於通過一切迂迴曲折的道路去探索這一過程的依次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至於黑格爾沒有解決這個任務，在這裏是無關緊要的。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在於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別的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在某個地方存在着的「觀念」的現實化的反映。這樣，一切都被弄得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繫完全被顛倒了。而且，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個別的聯繫，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一句話，被歪曲的。

• 了解了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的完全荒謬，這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注意，並不是導致十八世紀的純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籠統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無論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人那裏，還是在黑格爾那裏，占統治地位的自然觀都是：自然界是一個在狹小的循環中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其中有牛頓所說的永恆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和這個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從這些成就看來，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天體和在適宜條件下存在於天體上的有機物種一樣是有生有滅的；至於循環，即使它能夠存在，也具有無限加大的規模。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都是本質上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

• 但是，當自然觀的這種變革只能隨着研究工作提供相應的實證的認識材料而實現的時候，一些在歷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歷史事實已經老早就發生了。……事實日益令人信服地證明，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於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協調和全民幸福的學說完全是撒謊。所有這些事實都再不能不加考慮了，正如作為這些事實的理論表現（雖然是極不完備的表現）的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不能不加考慮一樣。但是，舊的、還沒有被排除掉的唯新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係，在它那裏只是被當做「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到過。

•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這樣一來，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中，從歷史觀中被驅逐出來了，唯物主義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象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 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過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對付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做壞東西拋棄掉。但是，問題在於：一方面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繫和它對一定歷史時期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這種生產方式內部的一直還隱蔽着的性質，因為以往的批判與其說是針對着事態發展本身，不如說是針對着所產生的惡果。這已經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已經證明，無償勞動的佔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他為這勞動力付出的多；這種剩餘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所由積累而成的價值總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現在的問題首先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繫作進一步的探討。

• 當歐根·杜林先生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並且宣佈他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中實行了全面的變革的時候，理論的社會主義和已經死去的哲學方面的情形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看看杜林先生對我們許下了什麼諾言，以及……他是怎樣履行他的諾言的。

二、杜林先生許下了什麼諾言

• 相反地，杜林先生卻給我們提出了由他宣佈為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那些原則，因此，這些原則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見根本就是錯誤的；正象擁有獨一無二的真理一樣，他也擁有唯一的嚴格科學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學的。或者他是對的，那末他就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天才，第一個超人，因為他是沒有謬誤的。或者他是不對的，那末不管我們的判斷如何，要是對他的可能是善良的願望予以好意的考慮，這總會是對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 可是最倒霉的是社會主義者了。也許除了路易·勃朗這個在一切社會主義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餘的全都是罪人，都不應當享有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後）的那種榮譽。這不僅是從真理和科學方面來看，不，而且也是從品格方面來看的。除了巴貝夫以及1871年的幾個公社社員，其餘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個空想主義者被稱為「社會鍊金術士」。

• 自然，我們暫且根本不談這些可愛的謾罵——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點教養的話，他在謾罵時就不會把任何東西都看做是惡劣的和無恥的——是否也是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我們現在也得注意絲毫不要懷疑這些謾罵的根本性，因為不然，也許我們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選我們所屬的白痴的範疇。

第一編　哲學

三、分類。先驗主義

• 因此，他所謂的原則，就是從思維而不是從外部世界得來的那些形式的原則，這些原則應當被運用於自然界和人類，因而自然界和人類都應當適應這些原則。但是，思維從什麼地方獲得這些原則呢？從自身中嗎？不，因為杜林先生自己說：純粹觀念的領域只限於邏輯模式和數學的形式（我們將要看到，後者是更加錯誤的）。邏輯模式只能涉及思維形式；但是這裏所談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而思維永遠不能從自身中，而只能從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這些形式。這樣一來，全部關係都顛倒了：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它把事情完全頭足倒置了，從思想中，從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恆地存在於某個地方的模式、方案或範疇中，來構造現實世界，這完全象一個叫做黑格爾的人。

• 如果完全自然主義地把「意識」、「思維」當做某種現成的東西，當做一開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對立的東西看待，那末結果總是如此。如果這樣，那末意識和自然，思維和存在，思維規律和自然規律如此密切地相適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進一步問：究竟什麼是思維和意識，它們是從哪裏來的，那末就會發現，它們都是人腦的產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並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不言而喻，人腦的產物，歸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產物，並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聯繫相矛盾，而是相適應的。

• 此外，我們的現實哲學家還有另一種動機，即把全部現實的基礎從現實世界搬到思想世界。關於這種一般世界模式、關於這種存在的形式原則的科學，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學的基礎。如果世界模式不是從頭腦中，而僅僅是通過頭腦從現實世界中得來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則是從實際存在的事物中得來的，那末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學，而是關於世界以及關於世界中所發生的事情的實證知識；由此產生的也不是哲學，而是實證科學。但是這樣一來，杜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勞無益的東西了。

• 其次，既然哲學本身已不再需要，那末任何體系，甚至哲學的自然體系也就不再需要了。關於自然界的所有過程都處於一種系統聯繫中這一認識，推動科學到處從個別部分和整體去證明這種系統聯繫。但是，對這種聯繫作恰如原狀的、毫無遺漏的、科學的陳述，對我們所處的世界體系形成確切的思想映象，這無論對我們還是對所有時代來說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類發展的某一時期，這種包括世界所有聯繫——無論是物質的或者是精神的和歷史的——的最終完成的體系建立起來了，那末，人的認識的領域就從此完結，而且從社會按照這一體系來安排的時候起，未來的歷史進展就中斷了——這是荒唐的想法，是純粹的胡說。這樣人們就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無遺漏地從所有的聯繫中去認識世界體系；另一方面，無論是從人們的本性或世界體系的本性來說，這個任務都是永遠不能完全解決的。但是，這種矛盾不僅存在於世界和人這兩個因素的本性中，而且還是所有智力進步的主要槓桿，它在人類的無限的前進發展中每天地、不斷地得到解決，這正象某些數學課題在無窮級數或連分數中得到解答一樣。事實上，世界體系的每一個思想映象，總是在客觀上被歷史狀況所限制，在主觀上被得出該思想映象的人的肉體狀況和精神狀況所限制。

• 純數學具有脫離任何個人的特殊經驗而獨立的意義，這當然是正確的，而且這也適用於一切科學的一切已經確立的事實，甚至適用於所有的事實。磁有兩極，水是由氫和氧化合成的，黑格爾死了，而杜林先生還活着，所有這些都是脫離我的或其他人的經驗，甚至脫離杜林先生沉睡時的經驗而獨立的。

• 但是在純數學中悟性絕不能只處理自己的創造物和想像物。數和形的概念不是從其他任何地方，而是從現實世界中得來的。人們曾用來學習計數，從而用來作第一次算術運算的十個指頭，可以是任何別的東西，但是總不是悟性的自由創造物。為了計數，不僅要有可以計數的對象，而且還要有一種在考察對象時撇開對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僅僅顧到數目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長期的以經驗為依據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和數的概念一樣，形的概念也完全是從外部世界得來的，而不是在頭腦中由純粹的思維產生出來的。必須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狀的物體，把這些形狀加以比較，然後才能構成形的概念。純數學的對象是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係，所以是非常現實的材料。這些材料以極度抽象的形式出現，這只能在表面上掩蓋它起源於外部世界的事實。但是，為了能夠從純粹的狀態中研究這些形式和關係，必須使它們完全脫離自己的內容，把內容作為無關重要的東西放在一邊；這樣，我們就得到沒有長寬高的點、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線、ａ和ｂ與χ和y，即常數和變數；只是在最後才得到悟性的自由創造物和想像物，即虛數。甚至數學上各種數量的明顯的相互導出，也並不證明它們的先驗的來源，而只是證明它們的合理的相互關係。矩形繞自己的一邊旋轉而得到圓柱形，在產生這樣的觀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定數量的現實的矩形和圓柱形，即使它們在形式上是很不完全的。和其他一切科學一樣，數學是從人的需要中產生的：是從丈量土地和測量容積，從計算時間和製造器皿產生的。但是，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維領域中一樣，從現實世界抽象出來的規律，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就和現實世界脫離，並且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作為世界必須適應的外來的規律而與現實世界相對立。社會和國家方面的情形是這樣，純數學也正是這樣，它在以後被應用於世界，雖然它是從這個世界得出來的，並且只表現世界的聯繫形式的一部分——正是僅僅因為這樣，它才是可以應用的。

• 不論在數學或在其他方面，這樣貧乏的命題都是無濟於事的。為了繼續前進，我們必須汲取真實的關係，來自現實物體的關係和空間形式。線、面、角、多角形、立方體、球體等等觀念都是從現實中得來的，只有思想上極其幼稚的人，才會相信數學家的話：第一條線是由點在空間中的運動產生的，第一個面是由線的運動產生的，第一個體是由面的運動產生的，如此等等。甚至語言也反對這種看法。一個具有三度的數學圖形叫做體，corpus　solidum，就是說在拉丁文中這個詞甚至是指可以觸摸到的物體，所以這個名稱絕不是從悟性的自由想像中得來的，而是從確鑿的現實中得來的。

• 這種說法或多或少可以適用於任何的抽象，但是絕不能證明後者不是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在世界模式論中，純數學產生於純思維，而在自然哲學中，純數學是某種完全經驗的東西，是來自外部世界、然後又脫離外部世界的東西。我們應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

四、世界模式論

• 第一，思維既把相互聯繫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同樣也把意識的對象分解為它們的要素。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第二，思維，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話，只能把這樣一種意識的要素綜合為一個統一體，在這種意識的要素或它們的現實原型中，這個統一體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體中，那它決不會因此就長出乳腺來。因此，存在的統一性，關於把存在理解為一個統一體的根據，正是需要加以證明的；當杜林先生向我們保證，他認為存在是統一的而不是什麼兩重性的東西的時候，他無非是向我們說說他個人的無足輕重的意見罷了。

• 企圖以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證明任何思維產物的現實性，這正是一個叫做黑格爾的人所說的最荒唐的熱昏的胡話之一。

• 當我們說到存在，並且僅僅說到存在的時候，統一性只能在於：我們所說的一切對象是存在的、實有的。它們被包含在這種存在的統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別的統一性中；一般地斷言它們都是存在的，這不僅不能賦予它們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暫時排除了對所有這些特性的考慮。只要我們離開存在是所有這些事物的共同點這一簡單的基本事實，哪怕離開一毫米，這些事物的差別就開始出現在我們眼前。至於這些差別是否在於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無生命的，一些是什麼此岸的，另一些是什麼彼岸的，那我們就不能根據一切事物一律被說成是單純的存在這一點來決定。
  雖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統一性的前提，因為世界必須先存在，然後才能夠是統一的，但是世界的統一性並不在於它的存在。在我們的視野的範圍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是在於它的物質性，而這種物質性不是魔術師的三兩句話所能證明的，而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長期的和持續的發展來證明的。

• 黑格爾從存在進到本質，進到辯證法。在這裏他研究反思的規定，它們的內在的對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負，然後就進到因果性或原因和結果的關係，並以必然性做結束。杜林先生也沒有什麼不同。黑格爾叫做本質論的東西，杜林先生把它譯成「存在的邏輯特性」。但是這種特性首先在於「力的對抗」，在於對立。至於矛盾，杜林先生是根本否認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回頭來談。然後，他就轉到因果性，從這裏再轉到必然性。

五、自然哲學。時間和空間

• 問題本身解決得非常簡單。時間上的永恆性、空間上的無限性，本來就是，而且按照簡單的字義也是：沒有一個方向是有終點的，不論是向前或向後，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這種無限性和無限序列的無限性完全不同，因為後一種無限性總是開頭就從一，從序列的第一項開始。這種序列觀念不能應用於我們的對象，這在我們把它應用於空間的時候就立刻顯示出來了。無限序列一移到空間，就是從某一點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無限的線。這樣，空間的無限性是不是那怕模模糊糊地表現出來了呢？剛剛相反，為要得出空間的度的概念，只要從一點上按三個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條線，而且我們這樣得到的是六度。

• 很清楚，有終點而無開端的無限性，和有開端而無終點的無限性相比，不多不少，都是無限的。只要一點點辯證的洞察力就一定會使杜林先生知道，開端和終點正象北極和南極一樣必然是互相聯繫的，如果略去終點，開端就正好成為終點，即序列所具有的一個終點，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沒有數學上運用無限序列的習慣，全部錯覺都不可能有了。因為在數學上，為了達到不確定的、無限的東西，必須從確定的、有限的東西出發，所以一切數學的序列，正的或負的，都必須從一開始，否則就無從計算。但是，數學家的觀念上的需要，決不是對現實世界的強制法。

• 這樣，時間有了開端。可是在這個開端之前是什麼呢？是處在自身等同的、不變的狀態中的世界。由於在這種狀態中沒有任何相繼發生的變化，所以比較特殊的時間概念也變成比較一般的存在觀念。第一，什麼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腦子裏變化着，這和我們毫不相干。這裏所說的，不是時間概念，而是杜林先生決不可能這樣輕易地擺脫掉的現實的時間。第二，無論時間概念怎樣可以變為比較一般的存在觀念，我們並沒有因此前進一步。因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和空間以外的存在，同樣是非常荒誕的事情。

• 問題是：處於這裏所假定的狀態中的世界是否持續下去，是否經歷時間的持續？我們早已知道，測度這種毫無內容的持續性，將一無所得，就象毫無目的和目標地測度虛無縹緲的空間，也是一無所得一樣；……事實上，如果我們要把握十分純粹的、和一切外來的不相干的東西的混入分離開的時間概念，那末，我們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時間上同時或相繼發生的各種事變當作與此無關的東西放在一旁，從而設想一種其中不發生任何事情的時間。因此，我們這樣做，並沒有使時間概念沉沒在一般的存在觀念中，而是第一次得到純粹的時間概念。

• 可是，所有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狀態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亂比較起來，還是純粹的兒戲。如果世界曾經處於一種絕對不發生任何變化的狀態，那末，它怎麼能從這一狀態轉到變化呢？絕對沒有變化的、而且從來就處於這種狀態的東西，不能由它自己去擺脫這種狀態而轉入運動和變化。因此，使世界運動的第一次推動一定是從外部、從世界之外來的。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次推動」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種說法。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論中假裝已經乾乾淨淨地掃除了的上帝和彼岸世界，又由他以尖銳化和深化的形式帶到了這裏，帶進了自然哲學。

• 第一，證實我們所熟悉的存在鏈條上的任何最小的環節向後一個環節的轉變是同樣困難的。——杜林先生似乎把他的讀者當做吃奶的孩子看待。證實存在鏈條上的最小環節的各別轉變和聯繫，正是自然科學的內容。如果在這方面的有些地方還有障礙，那末誰也沒有想到，即使杜林先生也沒有想到要從「虛無」來說明所發生的運動，而人們總是只從以前的運動的轉移、變化或傳遞來說明的。但是在這裏問題很明顯：運動是從不動，也就是從虛無產生的。

• 第二，我們有「連續性的橋」。的確，純粹從概念上講，它並沒有幫助我們擺脫這些困難，可是我們有權把它用作不動和運動之間的中介。可惜，不動的連續性是在於不運動；所以如何藉助它來使運動產生，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即使杜林先生把他的從沒有運動到普遍運動的轉變分成多麼多的無限小的部分，即使他給這種轉變以多麼長的持續時間，我們還是沒有從原地前進萬分之一毫米。沒有造物主的行動，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從虛無得到某種東西，即使這個東西小得象數學上的微分一樣。因此，連續性的橋還不是驢橋，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過的橋。

六、自然哲學。天體演化學，物理學，化學

• 康德關於目前所有的天體都從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學說，是從哥白尼以來天文學取得的最大進步。認為自然界在時間上沒有任何歷史的那種觀念，第一次被動搖了。直到那時，人們都認為各個天體從最初起就始終在同一軌道上並且保持同一狀態；即使在個別天體上個別的有機物漸漸死去，人們總認為屬和種是不變的。當然，自然界顯然是處在永恆的運動中，可是這一運動總好象是同一過程的不斷重複。康德在這個完全適合於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觀念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學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數論據，直到現在還有效。當然，嚴格地說，康德的學說直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假說。但是哥白尼的世界體系直到今天也不過是一個假說，而自從分光鏡駁倒一切異議，證明星空有這種熾熱的氣團以來，科學界對於康德學說的反對沉默下來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沒有這種星雲階段，也不能夠完成他的世界結構，可是他為此進行了報復，他要求給他指出在這種星雲狀態中存在的力學體系；由於這是辦不到的，他就給這種星雲狀態加上種種輕蔑的形容詞。可惜現代科學不能把這種體系說明得使杜林先生滿意。對於其他許多問題，它也同樣不能回答。

• 康德真是幸運，他由於能夠從現存的天體追溯到星雲球而感到滿足，他甚至做夢也沒有想到物質的自身等同的狀態！順便指出，如果在現代自然科學中康德的星雲球被稱為原始星雲，那末這不言而喻應該只是在相對意義上來理解的。它是原始星雲，一方面在於它是現存的天體的起源，另一方面在於它是我們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質形式。這絕不排除，而更應當說是要求這樣的條件：物質在原始星雲之前已經經過了其他形式的無限序列。

• 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宇宙空間中的運動，各個天體上較小的物體的機械運動，熱、電流或磁流這些分子振動，化學的分解和化合，有機生命——宇宙中的每一個物質原子在每一瞬間總是處在這些運動形式的一種或另一種中，或者同時處在數種中。任何靜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只有對這種或那種確定的運動形式來說才是有意義的。例如，某一物體在地球上可以處於機械的平衡，即處於力學意義上的靜止；這絕不妨礙這一物體參加地球的運動和整個太陽系的運動，同樣也不妨礙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去實現由它的溫度所造成的振動，不妨礙它的物質原子去經歷化學的過程。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同樣不可想像的。因此，運動和物質本身一樣，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正如比較早的哲學（笛卡兒）所說的：存在於宇宙中的運動的量永遠是一樣的。因此，運動不能創造，只能轉移。如果運動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物體，如果它是自己轉移的，是主動的，那末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轉移的、被動的運動的原因。我們把這種主動的運動叫做力，把被動的運動叫做力的表現。因此非常明顯，力和力的表現是一樣大的，因為在它們兩者中，完成了同一的運動。

• 可見，物質的不動的狀態，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觀念之一，是純粹的「熱昏的胡話」。要得出這種觀念，必須把地球上某一物體所能有的相對的機械平衡想像為絕對的靜止，然後再把它轉移到整個宇宙。如果把宇宙的運動歸結為單純的機械力，那末，這樣做的確是容易的。把運動局限於單純的機械力，還有一種好處，這就是可以把力設想為靜止的、受束縛的，因而是在一瞬間不起作用的。如果象十分經常地出現的那樣，運動的轉移是一個包含各個中間環節的、有點複雜的過程，那末，真正的轉移就可能因為省去鏈條中的最後一個環節而被推延到任何時候。

七、自然哲學。有機界

• 不管一切漸進性，從一種運動形式轉變到另一種運動形式，總是一種飛躍，一種決定性的轉折。從天體的力學轉變到個別天體上較小的物體的力學是如此，從物體的力學轉變到分子的力學——包括本來意義上的物理學所研究的熱、光、電、磁這些運動——也是如此。從分子的物理學轉變到原子的物理學——化學，同樣也是通過決定性的飛躍完成的；從普通的化學作用轉變到我們稱之為生命的蛋白質的化學反應歷程，更是如此。

• 不論達爾文由於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馬爾薩斯學說而犯了多大的錯誤，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們不需要戴上馬爾薩斯的眼鏡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鬥爭，看到自然界浪費地產生的無數胚胎同能夠達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事實上絕大部分是在生存鬥爭中，而且有時是在極端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解決的。正如在李嘉圖用來證明工資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早已無聲無息以後，工資規律還依舊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樣，生存鬥爭也可以沒有任何馬爾薩斯的解釋而依舊在自然界中進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機體也有自己的人口規律，不過這種規律還完全沒有被研究過，而證實這種規律，一定會對物種進化的理論有決定性的意義。是誰也在這方面給了決定性的推動呢？不是別人，正是達爾文。

• 在達爾文看來，問題首先與其說是在於找出這些原因——這些原因到現在為止有一部分還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陳述，——而寧可說是在於找出一種使它們的作用固定下來並獲得久遠意義的合理形式。達爾文賦予自己的發現以過大的作用範圍，把這一發現看作物種變異的唯一槓桿，忽視了重複出現的個別變異的原因而注意這些變異普遍化的形式，這是一個缺點，是達爾文和大多數真正有所前進的人們所共有的缺點。此外，如果說達爾文從虛無中得出他的個別的變化，並且在這方面僅僅應用「生物培育者的智慧」，那末生物培育者也同樣會從虛無中得出他那不僅是想像的而且是現實的動植物形態的變化。但是，對這些變化和差異究竟從何而來這一問題的研究給予推動的，又不是別人，正是達爾文。

• 無論是達爾文或者是追隨他的自然科學家，都沒有想到要用某種方法來縮小拉馬克的偉大功績；而且正是他們最先把他重新抬舉起來。可是我們不應該忽視，在拉馬克時代，科學還遠沒有掌握充分的材料，以便能夠對物種起源的問題作出並非預測的即所謂預言式的答案。可是從拉馬克那時以來，在從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學和動物學領域內積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還出現了在這方面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兩門嶄新的科學：對植物和動物的胚胎發育的研究（胚胎學），對地球表面各個地層內所保存的有機體遺骸的研究（古生物學）。於是發現，有機體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機體的逐步發育同植物和動物在地球歷史上相繼出現的次序之間有特殊的吻合。正是這種吻合為進化論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據。但是進化論本身還很年輕，所以，毫無疑問，進一步的探討將會大大修正現在的、包括嚴格達爾文主義的關於物種進化過程的觀念。

八、自然哲學。有機界（續完）

• 一切有機體，除了最低級的以外，都是由細胞構成的，即由很小的、只有經過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內部具有細胞核的蛋白質小塊構成的。通常，細胞也長有外膜，裏面都或多或少是液體。最低級的細胞體是由一個細胞構成的；絕大多數有機生物都是多細胞的，是集合了許多細胞的複合體，這些細胞在低級有機體中還是同類型的，而在高級有機體中就具有了愈來愈不同的形式、類別和功能。例如在人體中，有骨胳、肌肉、神經、腱、韌帶、軟骨、皮膚，簡言之，所有的組織，不是由細胞組成就是從細胞產生的。但是一切有機的細胞體，從本身是簡單的、通常沒有外膜而內部具有細胞核的蛋白質小塊的變形蟲起一直到人，從最小的單細胞的鼓藻起一直到最高度發展的植物，它們增殖細胞的方法都是共同的：分裂。……把這樣的過程叫做組合，而把稱這一過程為發育的意見叫做「純粹的想像」，這種話無疑地只有對這種過程一無所知的人——很難設想現在還會有這樣的人——才說得出來；在這裏恰好只是而且確實是不折不扣的發育，根本不是組合！

• 近三十年來，生理化學家和化學生理學家已經無數次地說過，有機體的新陳代謝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顯著的現象，而在這裏杜林先生卻把這乾脆翻譯成他自己的優雅而清晰的詞句。但是，如果規定生命就是有機體的新陳代謝，這就等於規定生命就是生命；因為有機體的新陳代謝，或通過塑造出來的模式化而進行的新陳代謝，正是本身又需要用生命來解釋、需要用有機體和非有機體的區別即生物和非生物的區別來解釋的說法。所以這種解釋並沒有使我們前進一步。
  新陳代謝本身即使沒有生命也可以發生。在化學中有一系列過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應，就能不斷地重新產生它們自身的條件，而且在這裏有一個確定的物體體現這一過程。……這又一次說明，新陳代謝並沒有使我們前進一步，因為用來解釋生命的那種獨特的新陳代謝本身又需要用生命來解釋。因此，我們必須另尋出路。
  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本質上就在於這些蛋白體的化學組成部分的不斷的自我更新。

• 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我們遇到生命，我們就發現生命是和某種蛋白體相聯繫的，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我們遇到不處於解體過程中的蛋白體，我們也無例外地發現生命現象。無疑地，在生物體中，必然還有其他化學化合物來引起這些生命現象的特殊分化；對於單純的生命，這些化合物並不是必要的，除非它們作為食物進入生物體並變成蛋白質。我們所知道的最低級的生物，只不過是簡單的蛋白質小塊，可是它們已經表現了生命的一切本質的現象。

• 但是一切生物所共有的這些生命現象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首先是在於蛋白體從自己周圍攝取其他的適當的物質，把它們同化，而體內其他比較老的部分則分解並且被排泄掉。其他無生命物體在自然過程中也發生變化、分解或結合，可是這樣一來它們就不再是以前那樣的東西了。岩石經過風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屬氧化後就變成鏽。可是，在無生命物體中成為破壞的原因的東西，在蛋白質中卻是生存的基本條件。從蛋白體內各組成部分的這種不斷轉變，攝食和排泄的這種不斷交替停止的一瞬間起，蛋白體本身就停止生存，趨於分解，即歸於死亡。因此，生命，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於：蛋白體在每一瞬間既是它自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這種情形和無生命物體所發生的不同，它不是由某種從外面造成的過程所引起的。相反地，生命，即通過攝食和排泄來實現的新陳代謝，是一種自我完成的過程，這種過程是為它的體現者——蛋白質所固有的、生來就具備的，沒有這種過程，蛋白質就不能存在。由此可見，如果化學有一天能夠用人工方法製造蛋白質，那末這樣的蛋白質就一定會顯示出生命現象，即使這種生命現象可能還很微弱。當然，化學是否能同時為這種蛋白質發現適合的食物，這還是一個問題。

• 我們的關於生命的定義當然是很不充分的，因為它遠沒有包括一切生命現象，而只是限於最一般的和最簡單的生命現象。在科學上，一切定義都只有微小的價值。要想真正詳盡地知道什麼是生命，我們就必須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現形式，從最低級的直到最高級的。可是對日常的運用來說，這樣的定義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簡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們不忘記它們的不可避免的缺點，它們也無能為害。

九、道德和法。永恆真理

• 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嗎？在我們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們必須先研究一下：什麼是人的思維。它是個人的思維嗎？不是。但是，它僅僅作為無數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的個人思維而存在。如果我現在說，所有這些人（包括未來的人）的這種概括於我的觀念中的思維是至上的，是能夠認識現存世界的，只要人類足夠長久地延續下去，只要在認識器官和認識對象中沒有給這種認識規定出界限，那末，我只是說了些相當陳腐的而又相當無聊的空話。因為上述思想的最可貴的結論就在於它使得我們對我們現在的認識極不信任，因為就一切可能來看，我們還差不多處在人類歷史的開端，而將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的後代，大概比我們有可能經常以極為輕視的態度糾正其認識錯誤的前代要多得多。

• 在這裏，我們又遇到在上面已經遇到過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維的性質必然被看作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維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着的個人中實現的。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永恆真理的情況也是一樣。如果人類在某個時候達到了只運用永恆真理，只運用具有至上意義和無條件真理權的思維成果的地步，那末人類或許就到達了這樣的一點，在那裏，知識世界的無限性就現實和可能而言都窮盡了，從而就實現了已經數出來的無限數這一著名的奇蹟。

• 我們可以按照自古已知的方法把整個認識領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個部分包括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見數學方法處理的一切科學，即數學、天文學、力學、物理學、化學。如果有人喜歡對極簡單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末也可以說，這些科學的某些成果是永恆真理，是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所以這些科學也叫做精密科學。然而決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天文學和力學方面的情況更糟，而在物理學和化學方面，人們就象處在蜂群之中那樣處在種種假說之中。情況也根本不能不是這樣。我們在物理學中研究分子的運動，在化學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構成，如果光波的互相干擾並不是一種虛構，那我們也絕對沒有希望在某個時候親眼看到這些有趣的東西。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就這樣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非常罕見了。

• 第二類科學是包括研究生物機體的那些科學。在這一領域中，發展着如此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和因果聯繫，以致不僅每個已經解決的問題都引起無數的新問題，而且每一個問題也多半都只能一點一點地、通過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幾百年時間的研究才能得到解決；此外，對各種相互聯繫作系統了解的需要，總是一再迫使我們在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周圍造起茂密的假說之林。……此外還常常有象細胞的發現這樣的發現，這種發現迫使我們不得不對以前生物學上已經確立了的一切最後的、終極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而且還不得不把這些真理整堆整堆地永遠拋棄掉。因此，誰想在這裏確立確實是真正的不變的真理，那末他就必須滿足於一些陳詞濫調，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動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說，高等動物是靠胃和腸而不是靠頭腦來進行消化的，因為集中於頭腦的神經活動對於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 但是，在第三類科學中，即在按歷史順序和現在的結果來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係、法律形式和國家形式以及它們的哲學、宗教、藝術等等這些觀念的上層建築的歷史科學中，永恆真理的情況還更糟。在有機界中，我們至少是研究這樣一些過程的連續系列，這些過程，就我們的直接觀察所涉及的範圍而言，正在非常廣闊的範圍內相當有規律地重複着。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有機體的種總的說來沒有變化。相反地，在社會的歷史上，自從我們脫離人類的原始狀態即所謂石器時代以來，情況的重複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個地方發生這樣的重複，也絕不是在完全同樣的狀況下發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裏，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現和這種所有制崩潰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們在人類歷史領域中的科學比在生物學領域中的科學還要落後得多；不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夠認識到某一時代的社會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內在聯繫，那末這照例是發生在這些形式已經半衰退和瀕於瓦解的時候。因此，在這裏認識在本質上是相對的，因為它只限於了解一定的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的聯繫和後果，這些形式只存在於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來說都是暫時的。因此，誰要是在這裏獵取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獵取真正的、根本不變的真理，那末他是不會有什麼收穫的，除非是一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例如，人一般地說不勞動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現在大都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拿破崙死於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一領域，我們最常遇到所謂永恆真理，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等等。宣佈二乘二等於四，鳥有啄，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為永恆真理的，只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企圖從永恆真理的存在得出結論：在人類歷史的領域內也存在着永恆真理、永恆道德、永恆正義等等，它們都要求同數學的認識和運用相似的適用性和有效範圍。這時，我們可以準確地預料，這位人類的朋友一有機會就向我們聲明：一切以往的永恆真理的製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驢和騙子，全都陷入謬誤，犯了錯誤；但是他們的謬誤和他們的錯誤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規律的，而且這證明真理和準確性是存在於他那裏；而他這個現在剛出現的預言家，卻在提包裏帶着已經準備好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永恆道德和永恆正義。這一切已經出現過一百次，一千次，奇怪的只是怎麼還會有人如此輕信，竟在不是涉及別人而是涉及自己的時候還相信這一點。但是在這裏，我們至少還遇到了這樣一位預言家，他在別人否認任何個人能提供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時候，照例總是表現出高度的義憤。這樣的否認，甚至單純的懷疑，都是軟弱狀態、極端紊亂、虛無、比單純的虛無主義更壞的腐蝕性懷疑、一片混亂以及諸如此類的可愛的東西。象所有的預言家那樣，他也沒有作批判的科學的研究和判斷，而只是直接進行道義上的譴責。

• 此外，我們決不需要擔心我們現在所處的認識階段和先前的一切階段一樣地都不是最後的。這一階段已經包括大量的認識材料，並且要求每一個想在任何專業內成為內行的人進行極深刻的專門研究。但是認識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對漫長的世代系列來說是相對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趨於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體演化學、地質學和人類歷史中一樣，由於歷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誰要以真正的、不變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標準來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證明他自己的無知和荒謬，即使真正的動機並不象在這裏那樣是要求承認個人的沒有錯誤。真理和謬誤，正如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的邏輯範疇一樣，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具有絕對的意義；

• 但是在這個範圍內，它是不是絕對地最終地正確的呢？沒有一個物理學家會斷定說是。他將說：這一定律在一定的壓力和溫度的範圍內，對一定的氣體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這種更加狹窄的範圍內，他也不會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通過未來的研究給予更加嚴格的限制，或者改變定律的公式。可見，例如物理學上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就是這樣的。因此，真正科學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象謬誤和真理這種教條的道德的說法，而我們在現實哲學這樣的著作中卻到處可以碰到這些東西，這種著作想強迫我們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說當做至上的思維的至上的結論來接受。

• 如果說，在真理和謬誤的問題上我們沒有什麼前進，那末在善和惡的問題上就更沒有前進了。這一對立完全是在道德領域中，也就是在屬於人類歷史的領域中運動，在這裏所播種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惡觀念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變更得這樣厲害，以致它們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反駁，說無論如何善不是惡，惡不是善；如果把善惡混淆起來，那末一切道德都將完結，而每個人都將可以為所欲為了。如果除去一切極端玄妙的詞句，這也就是杜林先生的意見。但是問題畢竟不是這樣簡單地解決的。如果事情真的這樣簡單，那末關於善和惡就根本不會有爭論了，每個人都會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樣的呢？今天向我們宣揚的是什麼樣的道德呢？首先是由過去的宗教時代傳下來的基督教的封建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許多種類，從耶穌天主教的和正統新教的道德，直到鬆弛的啟蒙的道德。和這些道德並列的，有現代資產階級的道德，和資產階級道德並列的，又有無產階級的未來的道德，所以僅僅在歐洲最先進國家中，過去、現在和將來就提供了三大類同時並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論。哪一種是有真理性的呢？如果就絕對的終極性來說，哪一種也不是；但是，現在代表着現狀的變革、代表着未來的那種道德，即無產階級的道德，肯定擁有最多的能夠長久保持的因素。

•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末我們由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
  但是在上述三種道德論中還是有一些對所有這三者來說都是共同的東西——這不至少就是永久不變的道德的一部分嗎？——這三種道德論代表同一歷史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所以有共同的歷史背景，正因為這樣，就必然具有許多共同之處。不僅如此，對同樣的或差不多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來說，道德論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從動產的私有製發展起來的時候起，在一切存在着這種私有制的社會裏，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盜。這個戒律是否因此而成為永恆的道德戒律呢？絕對不會。在偷盜動機已被消除的社會裏，就是說在隨着時間的推移頂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會偷盜的社會裏，如果一個道德宣揚者想來莊嚴地宣佈一條永恆真理：切勿偷盜，那他將會遭到什麼樣的嘲笑啊！
  因此，我們駁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做永恆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道德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企圖，這種企圖的藉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駕於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相反地，我們斷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在這裏沒有人懷疑，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知識的所有其他部門一樣，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但是我們還沒有越出階級道德。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忘卻了這種對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和超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現在可以去評價杜林先生的自我吹噓了，他竟在舊的階級社會中要求在社會革命的前夜把一種永恆的、不以時間和現實變化為轉移的道德強加於未來的無階級的社會！即使假定——這一點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至少還概略地懂得這種未來社會的結構，情況也是一樣。

十、道德和法。平等

• 兩個人或兩個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這不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過度的誇張。首先，兩個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也可能在性別上是不平等的，這一簡單的事實立刻使我們想到：社會的最簡單的要素——如果我們暫且接受這樣的童稚之見——不是兩個男人，而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建立了家庭，即以生產為目的的社會結合的最簡單的和最初的形式。

• 在這裏我們不得不給讀者一個不愉快的通知：讀者在今後一段頗長的時間內擺脫不了這兩個了不起的人物。這兩個人在社會關係的領域中所起的作用和其他天體上的居民迄今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對這些居民，我們現在希望不再和他們打交道了。一到有經濟、政治等等問題需要解決的時候，這兩個人就飛快地出動，而且立刻「按公理」來解決問題。這是我們那位現實哲學家的卓越的、創造性的、創造體系的發現。但是很可惜，如果我們願意尊重真理，那就不能不說這兩個人不是杜林先生發現的。他們是整個十八世紀所共有的。

• 雖然我們結束了杜林先生關於平等觀念的淺薄而拙劣的論述，但是我們還沒有因此結束這一觀念本身，這一觀念特別是通過盧梭起了一種理論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時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後起了一種實際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動作用。這一觀念的科學內容的確立，也將決定它對無產階級鼓動的價值。

• 基督教只承認一切人的一種平等，即原罪的平等，這同它曾經作為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的性質是完全適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還承認上帝的選民的平等，但是這種平等只是在開始時才被強調過。在新宗教的最初階段同樣可以發現的財產共有的痕跡，與其說是來源於真正的平等觀念，不如說是來源於被迫害者的團結。僧侶和俗人對立的確立，很快就使這種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歸於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歐的橫行，逐漸建立了空前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的等級制度，從而在幾個世紀內消除了一切平等觀念，但是同時把西歐和中歐捲入了歷史的運動，在那裏第一次創造了密集的文化區域，並在這個區域內第一次建立了一個由互相影響和互相防範的、主要是民族的國家所組成的體系。這樣就準備了一個基礎，後來只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談人的平等和人權的問題。

•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紀的內部孕育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在它進一步的發展中，註定成為現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這就是市民等級。最初市民等級本身是一個封建等級，當十五世紀末，海上航路的偉大發現，為它開闢了一個新的更加廣大的活動場所時，它使封建社會內部的主要靠手工進行的工業和產品交換發展到比較高的水平。……美洲的黃金和白銀在歐洲泛濫起來，它好似一種促進瓦解的因素滲入封建社會的一切罅隙，裂縫和細孔。手工業再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在最先進的國家的主要工業部門裏，手工業就為工場手工業所代替了。
  可是社會的政治結構決不是緊跟着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的這種劇烈的變革發生相應的改變。當社會日益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時候，國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規模的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尤其是世界貿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動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們作為商品所有者來說是有平等權利的，他們根據對他們來說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該當地是平等的）權利進行交換。從手工業到工場手工業的轉變，要有一定數量的自由工人——所謂自由，一方面是他們解脫了行會的束縛，另一方面是他們失去了獨立使用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資料——為前提，他們可以和廠主訂立契約出租他們的勞動力，因而作為締約的一方是和廠主權利平等的。最後，所有的人的勞動——因為它們都是人的勞動並且只就這一點而言——的平等和同等效用，不自覺地但最強烈地表現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價值規律中，根據這一規律，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來計量的。——但是，當經濟關係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時，政治制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的束縛和特殊的特權同它相對立。地方特權、級差關稅以及各種各樣的特別法令，不僅在貿易方面打擊外國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還時常打擊本國的各類國民；行會特權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阻擋着工場手工業發展的道路。無論在哪裏，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對資產階級競爭者來說機會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機會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一旦社會的經濟進步，把擺脫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來，這種要求就必定迅速地獲得更大的規模。雖然這一要求是為了工業和商業的利益提出的，可是也必須為廣大農民要求同樣的平等權利，農民受着各種程度的奴役，直到完全成為奴隸，他們必須把自己極大部分的勞動時間無償地獻給仁慈的封建領主，此外，還得向領主和國家繳付無數的代役租。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廢除封建特惠、貴族免稅權以及個別等級的政治特權。由於人們不再生活在象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帝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並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就很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範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佈為人權。

• 可是大家知道，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經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隨着。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有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着。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起初採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為憑藉，以後就以資產階級的平等論本身為依據了。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的話柄：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尤其是從法國資產階級自大革命開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就針鋒相對地提出社會的、經濟的平等的要求，這種平等成了法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戰鬥口號。
  因此，平等的要求在無產階級口中有雙重的意義。或者它是對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對富人和窮人之間、主人和奴隸之間、驕奢淫逸者和飢餓者之間的對立的自發的反應——特別是在初期，例如在農民戰爭中，情況就是這樣；這種自發的反應，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簡單的表現，它在這上面，而且也只有在這上面找到了它成立的理由。或者它是從對資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反應中產生的，它從這種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確的、可以進一步發展的要求，成了用資本家本身的主張發動工人起來反對資本家的鼓動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它是和資產階級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於荒謬。

• 這樣，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關係，而這種歷史關係本身又以長期的已往的歷史為前提。所以這樣的平等觀念什麼都是，就不是永恆的真理。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 這第二個關於自由的定義隨隨便便地就給了第一個定義一記耳光，它又只是對黑格爾觀念的極端庸俗化。黑格爾第一個正確地敘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界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來說，都是一樣的。這兩類規律，我們最多只能在觀念中而不能在現實中把它們互相分開。因此，意志自由只是藉助於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那種能力。因此，人對一定問題的判斷愈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猶豫不決是以不知為基礎的，它看來好象是在許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決定中任意進行選擇，但恰好由此證明它的不自由，證明它被正好應該由它支配的對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

• 蒸汽機永遠不能在人類的發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飛躍，儘管在我們看來，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憑藉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藉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去實現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在這種制度下第一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相協調的生活。但是，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麼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麼可笑，這一點從下述的簡單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稱為從實際發現機械運動轉化為熱到發現熱轉化為機械運動這麼一段時間的歷史。

十二、辯證法。量和質

• 當我們把事物看做是靜止而沒有生命的，各自獨立、相互並列或先後相繼的時候，我們在事物中確實碰不到任何矛盾。我們在這裏看到某些特性，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異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是分佈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們內部並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於這樣的考察範圍，我們用通常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當我們從事物的運動、變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裏我們立刻陷入了矛盾。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一瞬間既在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既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

• 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本身已經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質的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生命首先正是在於：生物在每一瞬間是它自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於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並自行解決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來。同樣，我們已經看到，在思維的領域中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和這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身上的實際存在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連綿不斷的世代中解決的，是在無窮無盡的前進運動中解決的。
  我們已經提到，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是這樣一個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直線和曲線應當是一回事。高等數學還有另一個矛盾：在我們眼前相交的線，只要離開交點五六厘米，就應當認為是平行的、即使無限延長也不會相交的線。……
  但是連初等數學也充滿着矛盾。

• 我們在這裏還根本不去討論馬克思的研究中的經濟學成果正確或不正確的問題，而只談談馬克思所運用的辯證方法。但是肯定無疑的是：《資本論》的大多數讀者只是在現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們究竟讀了些什麼。在這些讀者當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補充材料》第3卷第3期）還能夠作出對他那類思想家來說算是比較合理的該書的內容提要，還不急需一開頭就把馬克思的論述翻譯成杜林的東西，而現在他聲明非這樣做不可了。雖然那時他已經犯了錯誤，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等同起來，但是他畢竟還沒有完全喪失把方法和通過方法所獲得的成果區別開來的能力，還能理解：籠統地詆毀方法並不等於把成果——駁倒。

• 但是，這幾個系列僅僅是特別明顯的例子；在化學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種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種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轉變為質」，看到黑格爾的這個所謂混亂的模糊觀念在事物和過程中可以說是見諸形體的，此外，除了杜林先生，誰也不感到混亂和模糊。既然是馬克思第一個促使人們注意到這一點，既然杜林先生讀了這個提示，甚至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否則，他肯定不會這樣不加懲罰地放過這種空前未聞的罪行），那末這就足以使人們甚至不用回顧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學而完全弄清楚：究竟是誰缺乏「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的卓越的現代教育因素」，是馬克思還是杜林先生，是誰不知道「化學的……主要成就」。

十三、辯證法。否定的否定

• 既是個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這個混亂的雜種，這種從黑格爾辯證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謬論，這個混沌世界，這個馬克思叫他的信徒們自己去解的深奧的辯證法之謎——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創造和臆想。據稱是黑格爾主義者的馬克思，本來有責任提出一個真正的更高的統一作為否定的否定的結果，可是由於他作得不合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又表現出崇高而尊貴的風格，並且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製造的東西硬加給馬克思。一個絕對不能作哪怕是例外的正確引證的人，自然要對別人的「中國式的博學」表示義憤，這些人總是毫無例外地作正確的引證，但是正是以此來「拙劣地掩蓋自己對於每次所引證的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對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萬歲！

•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出發點總是這樣的假定：杜林先生的頑固的錯誤引證，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於他自己的理解上的完全無能，或者是基於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所特有的、通常被稱為草率馬虎的、只憑記憶來引證的習慣。可是好象我們在這裏已經達到在杜林先生那裏量也轉變為質的一點。如果我們考慮到：第一，馬克思書中的這個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書中還有其他絕不可能引起任何誤解的地方加以補充；第二，不論在上面所引的登載於《補充材料》的對《資本論》的批判中，還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載的對該書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沒有發現「既是個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這樣一個怪物，而只是在這本書的第二版中，就是說在三讀《資本論》的時候才發現的；在這個按照社會主義精神修訂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讓馬克思就未來社會組織發表儘可能荒唐的荒唐意見，以便能夠與之對立地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從經濟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經濟公社」（他也是這樣做的）；——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一切，那末就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杜林先生在這裏迫使我們幾乎作出假定，認為他在這裏故意「有益地擴展」——對杜林先生有益地——馬克思的思想。

• 那末，否定的否定在馬克思那裏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呢？在第791頁和以後幾頁上，馬克思概述了前五十頁中所作的關於所謂資本的原始積累的經濟研究和歷史研究的最後結果。在資本主義時代之前，至少在英國，存在過以勞動者私人佔有自己的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所謂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這裏就是剝奪這些直接生產者，即消滅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這種消滅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上述的小生產只能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滅它自己的物質手段。這種消滅，這種從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到社會的集中的生產資料的轉化，就構成資本的前史。勞動者一旦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一旦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的剝奪，都要採取新的形式。

• 現在我請問讀者：辯證法的混亂交織和觀念的阿拉伯式花紋在哪裏呢？歸根到底一切都是一個東西這種混亂而錯誤的觀念在哪裏呢？為信徒創造的辯證法的奇蹟在哪裏呢？辯證法的神秘雜貨攤和根據黑格爾邏各斯學說的準則複製的交織——據杜林先生說，沒有這些東西，馬克思就不能自圓其說——在哪裏呢？馬克思只是歷史地證明並在這裏簡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產由於自身的發展而必然造成消滅自身、即剝奪小私有者的條件一樣，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滅亡的物質條件。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如果它同時又是辯證的過程，那末這不是馬克思的罪過，儘管這對杜林先生說來可能是非常討厭的。

• 正如人們可以把形式邏輯或初等數學狹隘地理解為單純證明的工具一樣，杜林先生把辯證法也看成這樣的工具，這是對辯證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邏輯也首先是探尋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進到未知的方法；辯證法也是這樣，只不過是更高超得多罷了；而且，因為辯證法突破了形式邏輯的狹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在數學中也存在着同樣的關係。初等數學，即常數的數學，是在形式邏輯的範圍內活動的，至少總的說來是這樣；而變數的數學——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積分——本質上不外是辯證法在數學方面的運用。在這裏，單純的證明同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領域中多方面的運用相比較，肯定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數學中的幾乎所有的證明，從微分學的最初的一些證明起，從初等數學的觀點看來嚴格地說都是錯誤的。如果象在這裏那樣，要用形式邏輯去證明辯證法領域中所獲得的結果，那末情況也不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對於一個象杜林先生這樣愚蠢的形而上學者說來，企圖僅僅用辯證法向他證明什麼東西，那就正象萊布尼茨和他的學生向當時的數學家證明微積分定理一樣，是白費氣力的。微分在這些數學家身上引起的痙攣，正象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身上引起的痙攣一樣，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們將會看到，微分也起一定的作用。這些先生們，凡是當時還沒有死去的，最後都嘟嘟噥噥地讓步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被說服，而是因為它所得到的結果總是正確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說的，現在才四十多歲，如果他長壽——我們祝他長壽，那末他也會有同樣的經歷。

• 在這裏，我們只是要說明，否定的否定真實地發生於有機界的兩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質學是一個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舊岩層不斷毀壞和新岩層不斷形成的系列。起初，由於液態物質冷卻而產生的原始地殼，經過海洋、氣象和大氣化學的作用而碎裂，這些碎塊一層層地沉積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這種最初的地層的一部分再次經受雨水、四季變化的溫度、大氣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從地心衝破地層爆發出來的、然後再冷卻的熔岩也經受同樣的作用。這樣，在幾萬萬年間，新的地層不斷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毀壞，又變為構成新地層的材料。但是結果是十分積極的：造成了由各種各樣的化學元素混合而成的、機研粉末狀的土壤，這就使得極其豐富的和各式各樣的植物可能生長起來。
  在數學上也是一樣。……
  在歷史方面的情形也沒有兩樣。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在已經經歷了一定的原始階段的一切民族那裏，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後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目前小土地佔有制和大土地佔有制方面的情況就是這樣。因此就必然地產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並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這一要求並不是要恢復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級得多、發達得多的公共佔有形式，它遠不會成為生產的障礙，相反地將第一次使生產擺脫桎梏，並且將使現代化學上的發現和力學上的發明在生產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 作為這樣的唯物主義，它不能徹底了解思維對物質的關係。但是，弄清這個問題的那種必要性，引出了關於可以和肉體分開的靈魂的學說，然後引出了靈魂不死的論斷，最後引出了一神教。這樣，舊唯物主義就被唯心主義否定了。但是在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中，唯心主義也站不住腳了，它被現代唯物主義所否定。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復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兩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兩千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永久性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它不應當在某種特殊的科學的科學中，而應當在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

• 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着文明產生的社會為自己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

• 那末，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麼呢？它是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歷史和思維的發展規律；這一規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動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質學、數學、歷史和哲學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雖然他百般反對和抗拒，也總是不知不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這一規律。不言而喻，例如，關於大麥粒從發芽起到結了實的植株逐漸死亡的特殊發展過程，如果我說，這是否定的否定，那末我什麼也沒有說。因為積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限於這種一般的論斷，那只會肯定這樣一個謬論：大麥植株的生活過程就是積分，或者，如果願意的話，也是社會主義。但是，這正是形而上學者經常歸咎於辯證法的東西。當我談到所有這些過程，說它們是否定的否定的時候，我是用這一運動規律來概括所有這些過程，正因為如此，我沒有去注意每一個個別的特殊過程的特點。而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 在辯證法中，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佈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種方法把它消滅。斯賓諾莎早已說過：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的限制或規定同時就是否定。再說，否定的方式在這裏首先取決於過程的一般性質，其次取決於過程的特殊性質。我不僅應當否定，而且還應當重新揚棄這個否定。因此，我做第一個否定的時候，就必須做得使第二個否定可能發生或者將有可能發生。怎樣做呢？這就要依每一種情況的特殊性質而定。……因此，每一種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經過這樣的否定，它同時就獲得發展，每一種觀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十四、結論

• 自然哲學給我們提供以「物質的自身等同的狀態」為出發點的天體演化學，這種狀態只有通過關於物質和運動的聯繫的最無可救藥的混亂觀念才是可以想像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個唯一能幫助這種狀態進入運動的、超越現實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像的。在論述有機界的時候，現實哲學先是把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和自然選擇看作「一種與人性對抗的獸性」而加以否定，後來又把這兩者作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雖然是次要的因素——從後門放了進來。此外，現實哲學還找到機會在生物學方面證明它的無知，這種無知，自從人們不再迴避通俗科學演講以來，即使在有教養的等級的少女中也必須打着燈籠去找。在道德和法的領域中，現實哲學對盧梭的庸俗化，並不比前面對黑格爾的膚淺化更好一點；在法學方面也是如此，雖然盡了一切努力要人們相信相反的東西，還是表現了甚至在最平庸的舊普魯士法學家中也很少見的無知。「不承認任何僅僅是假象的地平線」的哲學，在法律上卻滿足於和普魯士邦法的實施範圍相吻合的真實的地平線。對於這種哲學答允要在自己的強有力地進行變革的運動中向我們揭示的「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的地和天」，我們仍然在等待着，正象我們仍然在等待着「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和「絕對的基礎」一樣。這位在思維方式上「排除主觀上受限制的世界觀」的任何傾向的哲學家，不僅在主觀上被他的已經證實是極端貧乏的認識、被他的狹隘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所限制，而且甚至被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所限制。……——總而言之，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現實哲學歸根到底正是「德國的所謂啟蒙學說的最稀薄的清湯」，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無奇只是由於攪拌了神諭式的隻言片語，才變得稠厚和混濁起來。當我們讀完全書的時候，我們懂得的東西還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樣，而且不得不承認，「新的思維方式」、「徹底獨創的結論和觀點」和「創造體系的思想」的確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各種新的無稽之談，可是沒有一行字能夠使我們學到一些東西。這個人用吹號打鼓來吹噓自己的手藝和商品，不亞於最鄙俗的市場叫賣者，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後面卻是空空如也，一無所有——這個人竟敢把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這樣的人叫做江湖騙子，他們當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來也還是巨人。確實有江湖騙子，但是是誰呢？

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

一、對象和方法

• 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一種都處於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規律。但是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並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座標和縱座標。

•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裏，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着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的規律發生了作用，這些規律對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都是適用的。

• 隨着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隨着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

• 但是，隨着分配上的差別的出現，也出現了階級差別。社會分為享特權的和被損害的、剝削的和被剝削的、統治的和被統治的階級，而同一氏族的各個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團最初只是為了維護共同利益（例如在東方是灌溉）、為了抵禦外敵而發展成的國家，從此就具有了這樣的目的：用暴力來維持統治階級的生活條件和統治條件，以反對被統治階級。
  可是分配並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又同樣地影響生產和交換。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形式，在一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但是，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愈是活躍，愈是具有成長和發展的能力，分配也就愈快地達到超過它的母體的階段，達到同到現在為止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發生衝突的階段。……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則相反，它存在還不到三百年，而且只是從大工業出現以來，即一百年以來，才佔據統治地位，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它已經造成了分配上的對立——一方面，資本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另一方面，一無所有的群眾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趨於滅亡。

• 每一種社會的分配和物質生存條件的聯繫，如此深刻地存在於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經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里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熱烈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不僅如此，當這種生產方式對於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於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也會佔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中發出來（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一段行程時，當它有一半已經腐朽了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後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愈來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恆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做象徵。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誌，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憤怒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在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是完全恰當的，可是憤怒一用到上面這種場合，它所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資料。

•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於創造。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只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餘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然後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二者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最後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說，從反面來敘述它的規律，證明這種生產方式由於它本身的發展，已達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這一批判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這些形式所必然產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無法忍受的階級狀況，造成了人數愈來愈少但是愈來愈富的資本家和人數愈來愈多而總的說來處境愈來愈惡劣的一無所有的僱傭工人之間的日益尖銳的對立；最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着為了有計劃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佔有，以便保證而且是以不斷增長的規模來保證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手段。

• 要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全面地進行這樣的批判，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於他的研究。

• 杜林先生把生產和流通這兩個雖然互相制約但是本質上不同的過程混為一談，並且泰然自若地斷言，排除這種混亂只能「產生混亂」，他這樣做只不過是證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五十年來所經歷的巨大發展；他書中以下的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還不止於此。他既然把生產和交換乾脆籠統地稱為生產，他也就把分配放在生產旁邊，作為同第一個過程毫不相干的、完全處於局外的第二個過程。可是我們已經知道，分配就其決定性的特點而言，總是某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以及這個社會的歷史前提的必然結果，而且，只要我們知道了這些關係和前提，我們就可以確實地推斷這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們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願意背叛他在道德、法和歷史的觀點方面所「確立的」原則，他就不能不否認這一基本的經濟事實，特別是當他需要把他的兩個不可缺少的男人偷運進經濟學中的時候。在分配巧妙地同生產和交換脫離了一切聯繫以後，這一偉大的事變就可能發生了。

• 杜林先生把生產和流通這兩個雖然互相制約但是本質上不同的過程混為一談，並且泰然自若地斷言，排除這種混亂只能「產生混亂」，他這樣做只不過是證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五十年來所經歷的巨大發展；他書中以下的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還不止於此。他既然把生產和交換乾脆籠統地稱為生產，他也就把分配放在生產旁邊，作為同第一個過程毫不相干的、完全處於局外的第二個過程。可是我們已經知道，分配就其決定性的特點而言，總是某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以及這個社會的歷史前提的必然結果，而且，只要我們知道了這些關係和前提，我們就可以確實地推斷這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們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願意背叛他在道德、法和歷史的觀點方面所「確立的」原則，他就不能不否認這一基本的經濟事實，特別是當他需要把他的兩個不可缺少的男人偷運進經濟學中的時候。在分配巧妙地同生產和交換脫離了一切聯繫以後，這一偉大的事變就可能發生了。

• 如果我們對現代勞動產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貧和豪富、飢鴻遍野和酒肉生活的尖銳對立）的日益逼近的變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於一種意識，即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是不正義的，而且正義總有一天定要勝利，那我們就糟了，我們就得長久等待了。夢想千年王國快要來臨的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已經意識到階級對立的非正義性。在近代史開始的時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馬斯·閔採爾已經向全世界宣佈過這一點。在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也發出過同樣的呼聲，可是後來就消失了。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這一呼聲，在1830年以前受到勞動的和受苦的階級的冷遇，現在卻得到千百萬人的共鳴；這一呼聲以各國大工業發展的同樣順序和同樣強度，激動了一個又一個的國家；這一呼聲在一個世代內就已經獲得這樣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為了對付它而聯合起來的勢力，並且確信能在最近的將來取得勝利，——這是由於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現代的大工業，一方面造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能夠在歷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廢除某個特殊的階級組織或某種特殊的階級特權，而是要求根本廢除階級；這個階級所處的地位，使他們不得不貫徹這一要求，否則就有淪為中國苦力的危險。另一方面，這個大工業在資產階級中造成了這樣一個階級，它享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壟斷權，但是在每一個狂熱投機的時期和接踵而來的每次崩潰中，都表明它已經無力繼續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權力之外的生產力；在這個階級的領導下，社會就象司機無力拉開緊閉的安全閥的一輛機車一樣，迅速奔向毀滅。換句話說，這是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力和由它創立的財富分配製度，已經和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發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致於如果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滅亡，就必須使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的變革。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基於這個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剝削的無產者的頭腦中的、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實，而不是基於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的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

二、暴力論

• 首先應當指出，一個人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樣自以為是，才能把這個毫不獨特的觀點看得如此「獨特」。顯赫的國家的政治行為是歷史上決定性的東西這種觀念，已經象歷史記載本身一樣古老了，而且這種觀念是給我們保留下來的關於民族發展的材料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民族的發展是在這個喧囂的舞台背後悄悄地進行的，並且真正地起着推動作用。這種觀念支配着已往的整個歷史觀，並且第一次為法國復辟時代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動搖；在這裏，「獨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對這一切又毫無所知。

• 現在回過頭來再談我們的兩個男人。魯濱遜「手持利劍」把星期五變成自己的奴隸。但是魯濱遜為了做到這一點，除利劍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使用奴隸服役。為了能使用奴隸，必須掌握兩種東西：第一，奴隸勞動所需的工具和對象；第二，維持奴隸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因此，先要在生產上達到一定的階段，並在分配的不平等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奴隸制才會成為可能。要使奴隸勞動成為整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那就還需要生產、貿易和財富積聚有更大的增長。

• 要強迫人們去從事任何形式的奴隸的勞役，那就必須設想這一強迫者掌握了勞動資料，他只有藉助這些勞動資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實行奴隸制的情況下，除此以外，還要掌握用來維持奴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樣，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擁有一定的超過中等水平的財產。但是這種財產是怎樣來的呢？無論如何，很清楚，雖然財產可以由掠奪而得，從而可以依靠暴力，但是這決不是必需的。它可以通過勞動、偷竊、經商、欺騙等辦法取得。無論如何，財產必須先由勞動生產出來，然後才能被掠奪。

• 私有財產在歷史上的出現，決不是掠奪和暴力的結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的自發的公社中，私有財產已經存在了，雖然只限於某幾種物品。早在這種公社的內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進行交換時，它就發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產品愈是採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說，產品中為自己消費的部分愈小，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部分愈大，在公社內部，原始的自發的分工被交換排擠得愈多，公社各個社員的財產狀況就愈加不平等，舊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為小農的鄉村。東方的專制制度和東征西討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的統治，幾千年來都對這些舊的公社無可奈何；由大工業產品的競爭引起的自發的家庭工業的逐漸破壞，卻使公社日益瓦解。在這裏，象目前在摩塞爾河地區和霍赫瓦爾特地區還在進行的對「農戶公社」的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樣，談不上什麼暴力；農民恰恰認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對自己是有利的。甚至原始貴族的形成，象在克爾特人、日耳曼人中以及印度旁遮普地方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所發生的那樣，最初也完全不是基於暴力，而是基於自願和習慣。在私有財產形成的任何地方，這都是由於改變了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為了提高生產和促進交流——因而是由於經濟的原因產生的。在這裏，暴力根本沒有起任何作用。很顯然，在掠奪者能夠佔有他人的財物以前，私有財產的制度必須是已經存在了；因此，暴力雖然可以改變佔有狀況，但是不能創造私有財產本身。

• 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排除任何掠奪、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騙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財產起初都基於佔有者自己的勞動，而且在往後的全部進程中，都只是相等的價值和相等的價值進行交換，那末，在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中也必然要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所壟斷，而另一個構成人口絕大多數的階級被降低到無產者的地位，出現狂熱生產和商業危機的周期交替，出現整個現在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全部過程都為純經濟原因所說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奪、暴力、國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預。「基於暴力的所有制」，在這裏，原來只不過是用來掩飾對真實的事物進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話。

• 歷史地說，這個進程是資產階級的發展史。如果「政治狀態是經濟情況的決定性的原因」，那末，現代資產階級就應當不是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而應當是封建制度自願生產的寵兒。任何人都知道，實際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級是一個被壓迫的等級，它不得不向統治的封建貴族繳納貢稅，它由各種各樣的農奴和奴隸出身的人補充自己的隊伍，它在反對貴族的不斷鬥爭中佔領了一個又一個的陣地，最後，在最發達的國家中取代了貴族的統治；……它是怎樣達到這個地步的呢？只是通過「經濟情況」的改變，而政治狀態的改變則是或早或遲，或自願或通過鬥爭隨之發生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鬥爭是城市反對鄉村、工業反對土地佔有、貨幣經濟反對自然經濟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市民的決定性的武器是他們的經濟上的強大手段，這些手段由於工業（起初是手工業，後來擴展成為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擴展而不斷增長起來。在這整個鬥爭中，政治暴力始終在貴族方面，只有一個時期是例外，那時王權利用市民等級反對貴族，以便利用一個等級去控制另一個等級；但是，自從政治上還沒有力量的市民等級因其經濟力量的增長而開始變得危險起來的時候起，王權又和貴族聯合起來，因而起初在英國隨後在法國引起了市民等級的革命。……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則，使經濟情況適應政治狀態（貴族和王權在長時期內正是妄圖這樣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陳腐的政治廢物拋開，並造成新的「經濟情況」能夠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政治狀態。「經濟情況」在這個與之適合的政治和法律的氣氛中蓬勃地發展起來，以致使資產階級已經接近貴族在1789年所處的地位了：它不僅愈來愈成為社會上多餘的東西，而且成為社會的障礙；它日益脫離生產活動，象舊時的貴族一樣，日益成為一個只會收取固定收入的階級；它不用任何暴力的戲法，而以純經濟的方法，實現了它自己的地位的變革，並造成了新的階級，即無產階級。此外，它決不願意它自己的行為和活動產生這樣的結果，相反地，這種結果卻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同它的意志和願望背道而馳地實現了；它擁有的生產力發展得超過了它的領導，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推向毀滅，或者推向變革。

三、暴力論（續）

• 總之，手槍戰勝利劍，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論者在這裏也應當明了，暴力不是單純的意志行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為實現的非常現實的前提，特別是工具，其中，較完善的戰勝較不完善的；其次，這些工具必然是生產出來的，同時也可以說，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說的武器的生產者，戰勝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產者；一句話，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經濟情況」，以暴力所擁有的物質資料為基礎的。
  目前，暴力是陸軍和海軍，而我們大家遺憾地知道，這兩者需要「巨額的金錢」。但是暴力不能鑄造金錢，它最多只能奪取已經鑄造出來的金錢，而我們從法國的數十億法郎同樣遺憾地知道，這也不會時常奏效的。因此，歸根到底，金錢還必須通過經濟的生產才能取得；就是說，暴力還是由經濟情況來決定，經濟情況供給暴力以配備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還不僅如此。沒有什麼東西比陸軍和海軍更依賴於經濟前提。裝備、編成、編制、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於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這裏起變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統帥的「悟性的自由創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發明和士兵成分的改變；天才統帥的影響最多只限於使戰鬥的方式適合於新的武器和新的戰士。

• 在十四世紀初，火藥從阿拉伯人那裏傳入西歐，它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了變革，這是每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但是火藥和火器的採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不管工業是以生產什麼東西或破壞什麼東西為目的，工業總還是工業。火器的採用不僅對作戰方法本身，而且對統治和奴役的政治關係起了變革的作用。要獲得火藥和火器，就要有工業和金錢，而這兩者都為市民所佔有。因此，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隨着市民等級的發展，步兵和炮兵愈來愈成為決定性的兵種；在炮兵的壓力下，軍事行業不得不增加新的純粹工業的部門——工程部門。

• 經過三百多年，才出現了適合裝備全體步兵的槍。只是在十八世紀初，裝有刺刀的燧發槍才把長矛最後從步兵的裝備中排擠出去。那時的步兵是由經過嚴格訓練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諸侯僱傭兵組成的，他們是從社會中最墮落的分子中招募來的，他們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聽命，這種步兵還常常是由強迫編入軍隊的懷有敵意的戰俘組成的；這些兵士能夠應用新武器的唯一戰鬥形式就是線式戰術，這種戰術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達到了最完善的地步。

• 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起義者的隊伍曾經同這種動轉不靈的線式隊形作戰。起義者雖然沒有經過步法操練，但是他們能很好地用他們的線膛槍射擊；他們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戰，所以並不象僱傭兵那樣臨陣脫逃；他們並不象英國人所希望的那樣，以線式隊形在平地上和他們對抗，而是以行動敏捷的散兵群在隱蔽的森林中襲擊英國人。在這裏，線式隊形是無能為力的，而且被既看不見又不能接近的敵人所擊敗。於是又發明了散兵戰——由於兵士成分的改變而產生的一種新的作戰方式。

• 美國革命所開始的事情由法國革命來完成，在軍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國革命同樣只能以訓練很差但人數很多的群眾，以全民武裝來和反法同盟的訓練有素的僱傭軍隊相對抗。它不得不以這些群眾去保衛巴黎，即保衛一定的地區，但要做到這一點，不在兵力眾多的野戰中獲得勝利是不行的。僅僅散兵群已經不夠了；必須找出一種形式來使用群眾，這種形式就是縱隊。這種縱隊隊形使訓練較差的軍隊也能夠相當整齊地運動，甚至行軍速度比較快（每分鐘一百步或一百步以上）。這種隊形使他們能夠突破舊的線式隊形的死板形式，能夠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說能夠在對線式隊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戰，能夠以任何適宜的方法去部署軍隊，同時能夠和散兵戰相配合來阻滯、牽制和疲憊成橫隊的敵人，一直到最後用預備隊的兵力在陣地的決定性地點上突破敵人的橫隊時為止。這種新的作戰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縱隊的配合為基礎，以軍隊區分為由各兵種組成的獨立的師或軍為基礎，它在戰術和戰略方面都被拿破崙發展到了完善的地步。這種作戰方式之所以成為必要，首先是由於法國革命的兵士成分發生了變化。

• 全民武裝這種革命的制度，很快就被局限於一種強迫徵兵制（富人可以出錢僱人代服兵役），而歐洲大陸上大多數大國都採用了這種形式的兵役制度。

• 普法戰爭是一個轉折點，它具有同以前一切戰爭完全不同的意義。第一，武器已經如此完善，以致不能再取得具有任何變革作用的新的進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射擊一營人，步槍又能在同樣的範圍內射擊單個的人這樣的目標，而裝彈所花的時間又比瞄準少，那末，往後的一切改進，對於野戰說來都多少是無關緊要的了。因此，在這方面發展的時代實質上已經結束了。第二，這一戰爭迫使歐洲大陸上的一切大國在國內採用更嚴格的普魯士式的後備軍制度，因而加重了軍事負擔，而在這種重擔之下，它們過不了幾年就一定要陷於崩潰。軍隊變成了國家的主要目的，變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當兵和養兵。軍國主義統治着並且吞噬着歐洲。但是這種軍國主義本身也包含着自己毀滅的萌芽。各國之間的相互競爭，使它們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陸軍、海軍、火炮等方面花費更多的金錢，從而愈來愈加速財政的崩潰；另一方面不得不愈來愈嚴格地採用普遍義務兵役制，結果使全體人民學會使用武器；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時機反對軍事長官而實現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眾——農村工人、城市工人和農民——有了自己的意志，這樣的時機就要到來。那時，君主的軍隊將轉變為人民的軍隊，機器將拒絕效勞，軍國主義將由於自身發展的辯證法而滅亡。社會主義將毫無差錯地完成1848年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所無力完成的事業，正是因為這種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說，它沒有能夠給予勞動群眾一種內容適合於他們的階級地位的意志。而這就意味着從內部炸毀軍國主義以及和它一起的一切常備軍。

• 這是我們的現代步兵史上的第一個教訓。另一個教訓使我們又回到杜林先生那裏，這個教訓是：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於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取決於人和武器這兩種材料，也就是取決於居民的質與量和取決於技術。只有象美國人這樣的狩獵民族才能夠發明散兵戰，——而他們由於純經濟的原因曾經是獵人，正象舊有各州的同樣的美國人現在由於純經濟的原因轉變為農民、工業家、航海家和商人一樣，他們不再在原始森林中進行散兵戰，而是更幹練地在投機場上進行散兵戰，在那裏他們也廣泛採取這種做法來使用群眾。——只有象在經濟上解放了資產者、特別是解放了農民的法國革命那樣的革命，才能找到群眾性的軍隊，同時給這種軍隊找到自由的運動形式，這種運動形式打破了舊的呆板的線式隊形——它所保衛的專制主義在軍事上的反映。我們在上面已經逐步地看到，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此外，戰爭的進行對自己後方的和戰區的生產力和交通工具依賴到多大程度，關於這個問題，現在每一個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夠向杜林先生講清楚。總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的條件和資源幫助「暴力」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成其為暴力。誰要是想依據杜林的原則從相反的觀點來改革軍事，那末他除了挨揍之外是不會得到什麼的。

• 現代的軍艦不僅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而且同時還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上的工廠，——的確，主要是浪費大量金錢的工廠。大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這種艦船的壟斷權：土耳其的全部裝甲艦、俄國的幾乎全部裝甲艦以及德國的大部分裝甲艦，都是在英國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裝甲幾乎都是在設菲爾德製造的；在歐洲能夠獨自製造最重的火炮的三個鋼鐵廠，有兩個（烏里治和埃爾斯維克）在英國，另一個（克虜伯）在德國。這裏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所說的作為「經濟情況的決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經濟情況支配的；不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軍艦的建造，而且它的管理本身都成為現代大工業的一個部門。事情成了這樣：再沒有誰象「暴力」即國家那樣感到苦惱的了，國家現在建造一艘軍艦要花費象以前建立一整個小艦隊那樣多的金錢；而且它還不能不親自看到，這種貴重的軍艦甚至還在下水以前就已經過時，因而貶值了；國家肯定會象杜林一樣，由於「經濟情況」的人即工程師，現在在艦上竟比「直接暴力」的人即艦長重要得多而感到不滿。而我們卻不然，我們看到，在裝甲和火炮之間的競賽中，軍艦達到這樣的技術的高峰，以致它造價昂貴又不適於戰爭；我們看到，由於這種競賽在海戰領域裏也揭示了內在的辯證的運動規律，按照這種規律，軍國主義將同任何其他歷史現象一樣，由於它自己的發展而趨於滅亡，——在這個時候，我們是沒有任何理由感到苦惱的。

• 因此，在這裏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而不應先從間接的經濟力量中去尋找」，這是決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東西」是什麼呢？是經濟力量，是佔有大工業這一強大的手段。以現代軍艦為基礎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決於經濟力量，即冶金工業的高度發展、對熟練技術人員的號令權和豐富的煤礦。

四、暴力論（續完）

• 總之，除了氣候使歐洲人無法從事農業勞動的熱帶和亞熱帶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隸或勞役制農奴來征服自然界和開墾土地的大地主，純粹是幻想的產物。相反地，在古代出現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們不是把荒地變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農民已經開墾的土地變為牧場，把人趕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蕪。只是在近代，自從比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價以來，特別是自從農藝學的發展使壞的土地也較能適於耕種以來，大地產佔有者才開始大規模地加入荒地和牧場的開墾，而這主要是通過奪取農民的公地進行的，在英國是這樣，在德國也是這樣。但這也不是沒有相反的過程。

• 如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來表明：我們現代的整個經濟狀況，目前已經達到的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階段，是在階級對立中，在統治和奴役的種種關係中展開的社會歷史的結果，那末他所說的不過是《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事情。問題正是在於如何說明階級和統治關係的產生，如果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總是只用「暴力」這一個詞來回答，那末這並不能使我們前進一步。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在任何時代都比統治者和剝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總是在前者的手裏，僅僅這一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說明整個暴力論的荒謬性。因此，統治和奴役的種種關係還有待說明。

•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性的、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意識不到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象動物一樣貧乏，而且在生產上也未必比動物高明。那時普遍存在着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着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平等在開化得比較晚的民族的原始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着。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密的人口在一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牴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新的機構來保護共同利益和反對相牴觸的利益。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個單個的公社的關係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為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造成，部分地是由於社會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一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裏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衝突的增多，而使得建立這種機構的必要性增加了。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社會公僕怎樣在順利的條件下逐步變為社會的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成為希臘的氏族首領，成為克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集結成為一個統治階級。在這裏，問題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 但是，除了這樣的階級形成的過程之外，還有另一種階級形成的過程。農業家族內的自然形成的分工，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就有可能吸收一個或幾個外面的勞動力到家族裏來。在舊的土地公有制已經崩潰或者至少是舊的土地共同耕作制已經讓位給各個家族的小塊土地耕作制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為常見。生產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人的勞動力所能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價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屬的集團還不能提供多餘的供自由支配的勞動力。戰爭卻提供了這種勞動力，而戰爭和相鄰的幾個公社集團同時存在的現象一樣，都是由來已久的。在這以前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戰俘，因此就簡單地把他們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但是在這時已經達到的「經濟情況」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一定的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來，並且使用他們的勞動。這樣，不是暴力支配經濟情況，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為經濟情況服務。奴隸制被發現了。這種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經發展得超過舊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但是歸根到底也成為他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慧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為人所公認、同樣又為人所必需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

• 用一般性的詞句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泄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做法。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代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和由這種情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對這些問題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們就一定會說——儘管聽起來是多麼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條件下，採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人類是從野獸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獸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繼續存在的地方，在數千年中曾經是從印度到俄國的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利用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生產。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是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的。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因為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而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 在這裏我們順便補充一下，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當實際勞動的人口要為自己的必要勞動花費很多時間，以致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例如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的時候，必然有一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遠不會錯過機會把愈來愈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因此，只是在現在，任何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才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只是在現在，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無論它擁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將被無情地消滅。

•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經濟發展相比，暴力在歷史中起着什麼樣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隨着社會成員由於原始公社的瓦解而變為私人生產者，因而和社會公共職能的執行者更加疏遠，這種權力加強了。第二，在政治權力對社會獨立起來並且從公僕變為主人以後，它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沒有任何衝突，經濟發展就加速了。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於崩潰。這少數例外就是個別的征服事件：比較野蠻的征服者殺光或者驅走某個國家的居民，並且由於不會利用而使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衰落下去。

• 在杜林先生看來，暴力是絕對的壞事，按他的意見，第一次的暴力行動就是原罪，他的全部敘述只是哀訴這一暴力行為怎樣作為原罪沾污了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一切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怎樣被這種惡魔力量即暴力可恥地歪曲了。暴力在歷史中還起着另一種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着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着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這很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儘管每一次革命的勝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漲，他還要這麼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裏，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衝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枯燥的、乾癟的、軟弱無力的傳教士的思維方式，竟要強迫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

五、價值論

• 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的財富決不是對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社會裏，財富只要包含着對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幾乎完全地依靠和通過對物的支配來進行對人的支配。自從獵取奴隸和剝削奴隸成為彼此分開的行業的最初時期起，奴隸勞動的剝削者就不得不購買奴隸，就是說，只有通過對物的支配，對購買價格的支配，對奴隸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的支配，才能獲得對人的支配。在整個中世紀，大土地佔有制是封建貴族藉以獲得代役租農民和徭役租農民的先決條件。現在，甚至六歲的小孩也可以看到，財富對人的支配完全要藉助它所掌握的物來進行。

• 說一個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為了保留這種浮誇的表達法）力量的多少，是價值和價值量的直接的決定性原因，這完全是錯誤的。第一，問題在於把力量投入什麼物品；第二，是怎樣投入的。我們的某個人要是製造對於別人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那末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絲毫價值；如果他堅持用手工的方法去製造一種物品，而機器生產這種物品卻比他製造的便宜二十倍，那末他所投入的力量的二十分之十九既沒有造成任何價值，也沒有造成一種特殊的價值量。

• 人類社會脫離動物野蠻階段以後的一切發展，都是從家庭勞動創造出的產品除了維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餘的時候開始的，都是從一部分勞動可以不再用於單純消費資料的生產，而是用於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時候開始的。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的剩餘，以及社會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從這種剩餘中的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繼續發展的基礎。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這種基金都是一個特權階級的財產，而政治上的統治權和精神上的指導權也和這種財產一起落到這個特權階級的手裏。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將把這種社會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即全部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從特權階級的支配中奪過來，並且把它們轉交給全社會作為公共財產，這樣才真正把它們變成社會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這些商品所必需的勞動的維持費用決定的，這就是說，在今天的社會中是由工資決定的。這樣，每個工人在他的工資中就得到了他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這樣，資本家階級對僱傭勞動者階級的剝削就成為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絕對沒有前進一步：如果工資決定價值，那末資本家對工人的任何剝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產品剩餘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我們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費掉他們所生產的價值。而因為資本家不生產任何價值，所以甚至不能想像，資本家究竟靠什麼來生活。如果生產超出消費而形成的這種剩餘，這種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終究存在，而且是在資本家手中，那末就只能有一個解釋：工人為維持自己的生活僅僅消費了商品的價值，而商品本身卻被留給資本家繼續使用。

• 或者：如果這個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確實在資本家階級的手中，如果這種基金確實是由利潤的積累而產生的（在這裏，我們暫時把地租撇開），那末這種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階級向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勞動產品超過資本家階級向工人階級支付的工資總數而積累起來的剩餘組成的。但是這樣一來，價值就不是由工資決定，而是由勞動量決定的；這樣，工人階級以勞動產品的形式向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價值量，就比他們以工資的形式從資本家階級那裏所得到的價值量大；這就表明，資本的利潤象佔有他人的無償勞動產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樣，只不過是馬克思所發現的剩餘價值的組成部分。

六、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

• 馬克思在這裏所談的，首先僅僅是關於商品價值的決定，即關於在一個私人生產者所組成的社會內由這些私人生產者按照私人打算而生產出來並且被相互交換的物品的價值的決定。因此，這裏所說的根本不是什麼「絕對價值」（無論它可能在什麼地方存在過），而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中通行的價值。這種價值在這個特定的歷史範圍內是由體現在單個商品中的人的勞動來創造和計量的，而人的勞動則是簡單勞動力的消耗。但是，並非任何勞動都只是人的簡單勞動力的消耗；許多種類的勞動包含着需要耗費或多或少的辛勞、時間和金錢去獲得的技巧和知識的運用。這種複雜勞動和簡單勞動即僅僅是簡單勞動力的消耗，是否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同一的商品價值呢？顯然不是。一小時複雜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兩倍或三倍的商品。複雜勞動的產品的價值通過這種比較表現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但是複雜勞動的這種簡化是由生產者背後的社會過程完成的，在這裏，在闡述價值論時，對這一過程只能加以確定，還不能予以說明。
  馬克思在這裏陳述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簡單的事實。

• 現在我們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等價學說。一切勞動時間，無論是推小車者的勞動時間還是建築師的勞動時間，都是完全等價的。這樣，勞動時間，從而勞動本身，都有一種價值。但是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創造者。只有勞動才賦予已發現的自然產物以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價值本身只不過是物化在某個物品中的、社會必要的人的勞動的表現。所以勞動不能有任何價值。談論勞動的價值並且想決定這種價值，這等於談論價值的價值，或者想不去決定一個有重量的物體的重量，而去決定重量本身的重量。杜林先生把社會鍊金術士的頭銜加於象聖西門、歐文、傅立葉這樣的人。但是，當他虛構勞動時間的即勞動的價值時，他證明了他自己還遠不如真正的鍊金術士。現在讓人們來判斷杜林先生把下面這個論斷強加於馬克思時所表現的勇敢吧，這個論斷是：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更有價值，勞動時間，從而勞動，都有一種價值——其實正是馬克思第一次闡明了勞動不能有任何價值，以及為什麼不能有任何價值！
  對於要把人的勞動力從它作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來說，極其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勞動沒有任何價值，也不能有任何價值。有了這種認識，杜林先生從自發的工人社會主義那裏繼承下來的、想把未來的生活資料的分配當做一種比較高的工資來調節的一切企圖，就不能得逞。……誠然，對於杜林先生那種從有教養的階級那裏繼承來的思維方式來說，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總有一天會不再有職業的推小車者和職業的建築師，曾經在半小時內作為建築師發號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時間的小車，直到再需要他作為建築師活動時為止。好一個把職業的推小車者永恆化的美好的社會主義！

• 如果勞動時間的等價所包含的意義，是每個勞動者在相等的時間內生產出相等的價值，而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那末這顯然是錯誤的。即使是同一生產部門內的兩個工人，他們在一個工作小時內所生產的產品價值也總是隨着勞動強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樣的弊病——而且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樣的人才會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經濟公社，至少不是我們這個天體上的任何經濟公社所能消除的。這樣一來，一切勞動的完全等價還剩下些什麼呢？剩下的只不過是純粹誇誇其談的空話——這種空話的經濟基礎無非是，杜林先生沒有能力把價值由勞動來決定和價值由工資來決定這兩種情況加以區別，剩下的只不過是敕令，即新經濟公社的基本法律：相等的勞動時間的工資應該相等！在這裏，老一輩的法國工人共產主義者和魏特林曾經為他們的工資平等說舉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
  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裏，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得貴些，熟練的僱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裏，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工人本身沒有任何額外的要求。從這裏順便還得出一個實際結論：工人所中意的對「全部勞動所得」的要求，有時也還不是沒有問題的。

七、資本和剩餘價值

• 馬克思又進一步研究了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他首先發現，貨幣作為資本流通的形式，同貨幣作為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流通的形式是相反的。簡單的商品所有者為買而賣；他賣出他不需要的東西，而以所得的貨幣買進他需要的東西。開始經營的資本家一開頭就買進他自己不需要的東西；他為賣而買，而且要賣得貴些，以便收回最初用於購買的貨幣價值，並且在貨幣上有所增加；馬克思把這種增加叫做剩餘價值。

• 這種剩餘價值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它既不能來自買者以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也不能來自賣者以高於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每個人的贏利和虧損由於彼此交替地成為買者和賣者而互相抵銷了。剩餘價值也不能來自欺騙，因為欺騙固然能犧牲一個人而使另一個人發財致富，但是不能增加兩人所擁有的總數，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價值的總額。

• 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應該轉化為資本的那種貨幣的價值的增加，不能由這種貨幣產生，也不能起源於購買，因為這種貨幣在這裏只是實現商品的價格，而這種價格，由於我們假定相等的價值互相交換，並不和商品的價值不同。根據同一理由，價值的增加也不能由商品的出賣產生。所以這種變化必定發生在所購買的商品中，但不是發生在商品的價值中——因為商品是按照它的價值買賣的，而是發生在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中，就是說，價值的變化一定是從商品的使用中產生。……如果說，正象我們所看到的，勞動本身不能具有任何價值，那末關於勞動力就絕不能這樣說了。勞動力一旦變成商品（它現在事實上就是商品），就獲得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也「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從而也是再生產這種特殊交易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就是說，是由勞動者為製造維持自己能勞動的狀態和延續後代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而必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的。我們假定這種生活資料代表每天六小時的勞動時間。我們的開始經營的資本家為了經營企業而購買了勞動力，即僱用了一個工人，如果他付給這個工人的貨幣也代表六小時的勞動，那末他付給這個工人的就是他的勞動力的全部日價值。這個工人只要為這個開始經營的資本家勞動了六小時，他就完全補償了資本家的費用，即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力的日價值。可是貨幣並沒有因此轉化為資本，也沒有產生任何剩餘價值。所以勞動力的購買者對於他所做的交易的性質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創造的價值是兩個不同的量。貨幣所有者支付勞動力的日價值，所以這一天的勞動力的使用，即這一天的勞動，也就屬於他了。勞動力被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它自身的日價值多一倍，這對於買者是特別幸運的，可是根據商品交換的規律，這對於賣者也絕不是不公平的。這樣，根據我們的假設，工人每天消費掉貨幣所有者六小時勞動的價值產品，但是他每天向貨幣所有者提供十二小時勞動的價值產品。貨幣所有者賺得了這個差額——六小時的無酬的剩餘勞動，即體現六小時勞動的、無酬的剩餘產品。魔術變完了。剩餘價值產生了，貨幣轉化為資本。

• 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總是束縛於這樣一種看法：在正常條件下用於生產或交換的任何價值額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產生利潤或利息的特性，這在這裏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在古典經濟學中，資本和利潤，或資本和利息，正象原因和結果、父親和兒子、昨天和今天一樣地彼此不能分離，並處於同樣的相互關係之中。只是在資本本身出現的時候，在動產為了生產商品而剝削自由勞動者的剩餘勞動，因而愈來愈具有資本的職能的時候，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這個名詞才出現，而採用這個名詞的是歷史上的第一個資本家民族，即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意大利人。如果說馬克思第一個徹底分析了現代資本所特有的佔有形式，如果說他使資本的概念同這個概念最後從中抽象出來並且賴以存在的歷史事實協調一致，如果說馬克思因此使這個經濟學概念擺脫了在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和在以前的社會主義者那裏還同它糾纏在一起的不清楚的和動搖不定的觀念，那末這正是馬克思以「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處理問題，這種科學性杜林先生口頭上經常在講，可是令人傷心的是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卻找不到。

八、資本和剩餘價值（續完）

• 馬克思一有機會就提醒讀者注意，決不要把他所說的剩餘價值同利潤或資本贏利相混淆，後者只是剩餘價值的一種具體形式，而且常常甚至只是剩餘價值的一小部分。如果杜林先生仍舊硬說，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用通常的話來說，是資本贏利」，如果肯定馬克思的整本書都是以剩餘價值為中心的，那末只可能有兩種情況：或者是他一點也不懂，這樣，對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一無所知，卻要加以詆毀，這可需要極端的厚顏無恥才行；或者是他都懂，這樣，他就是故意捏造。

• 馬克思明確地說，商業贏利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而且在現有的前提下，只有當工廠主把自己的產品低於商品價值賣給商人，因而讓給商人一部分掠奪物時，這種情形才有可能。

• 這樣，除了已經引證過的幾段以外，他還可以在例如第323頁上讀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在資本的外部運動中表現出來，並且以這種形式成為個別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所以，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的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象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然而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關於這方面，馬克思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定的規律，價值規律，如何在一定的情況下在競爭中表現出來並行使它的推動力。杜林先生從這裏已經可以知道，在剩餘價值的分配上，競爭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只要略加思考，第一卷中的這些提示事實上就足以認識，至少大致上認識剩餘價值向它的具體形式的轉化。

• 但是大家知道，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中，互相競爭的企業家不是按照自然生產費用出賣他們的商品，而是還要算上並且通常也獲得所謂附加稅，即利潤。

• 一定數量的人只要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就因此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大家知道，中世紀的行會師傅、1789年的法國貴族都非常堅決地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但是都沒落了。普魯士軍隊在耶拿也曾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然而非但不能保持住自己的陣地，反而不得不逃跑，後來甚至一部分一部分地投降了。

• 暴力分配什麼呢？必須有可分配的東西，不然，甚至最強大的暴力具有最良好的願望，也還是沒有什麼可以分配的。互相競爭的企業家裝入腰包的贏利是非常明顯而實在的東西。暴力可以奪取它，但是不能生產它。如果杜林先生執拗地拒絕向我們說明，暴力怎樣奪取企業家的贏利，那末他對於暴力從哪裏奪取這種贏利的問題，總是以死一般的沉默來作為回答。在一無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樣，喪失了自己的權力。從虛無之中，不能產生任何東西，特別是不能產生利潤。如果說，資本所有權只要本身不同時包含着控制人這一材料的間接暴力，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且也不能被利用；

• 它對於所有使它厭惡的事情，對於利潤、地租、飢餓工資、工人的被奴役等等，只用一個詞來說明：暴力，而且始終是暴力，而杜林先生的「更強烈的憤怒」也就化為對暴力的憤怒。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這樣以暴力為藉口是一種腐朽的遁詞，是把問題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這種轉移不能解釋任何一件經濟事實；第二，這種藉口使暴力本身的形成無法得到說明，這真是夠精明的，因為不然的話，這種藉口必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切社會權力和一切政治暴力都起源於經濟條件，起源於各該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

• 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的勞動多於再生產工人所消費的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就是說，資本家使工人勞動的時間長於補償那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的價值所需要的時間。要不是這樣，怎麼能「佔有勞動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呢？所以，超出了再生產工人生活資料所必需的時間的工作日的延長，即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勞動，正是隱藏在杜林先生的「勞動力的利用」後面的東西；而他的僱主的「純收益」，如果不表現為馬克思的剩餘產品和剩餘價值，又能表現為什麼呢？除了表達不確切以外，杜林的財產租金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又有什麼區別呢？此外，財產租金這個名詞是杜林先生從洛貝爾圖斯那裏抄來的；洛貝爾圖斯以一般的租金一詞概括地租和資本租金或資本贏利，杜林先生只是加上了「財產」一詞。

九、經濟的自然規律。地租

• 從最無聊的陳詞濫調中抽出兩三個有時甚至措詞不當的不言而喻的語句，就構成了經濟學上不需要證明的公理、基本原則、自然規律。在闡述這些毫無內容的規律的內容的藉口下，利用機會對各種題目作一番廣泛的經濟學上的空談，這些題目的名稱在這些所謂規律中已經出現，如發明、分工、交通工具、人口、利益、競爭等等。給這種空談的平淡無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只是神諭式的大話，有些地方是不正確的理解或關於各種各樣瑣碎事情的自以為了不起的臆想。然後，我們才終於看到了地租、資本贏利和工資，由於我們在前面只研究了後兩種佔有形式，所以在這裏，在結束時我們還要簡略地研究一下杜林先生對地租的看法。

• 大家知道，在英國是大地產和大農業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己的土地按照大田莊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莊的形式租給租地農場主，租地農場主以充裕的資本來經營土地，並不象我們的農民那樣自己從事勞動，而是作為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利用僱農和短工的勞動。所以在這裏，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三個階級，以及各階級所特有的收入：地主獲得地租，資本家獲得利潤，而工人獲得工資。從來沒有一個英國經濟學家曾經想過，要象杜林先生所以為的那樣，把租地農場主的贏利看做一種工資；在他們看來，斷定租地農場主的利潤是它無可辯駁地、明顯地和確實地是的那種東西，即資本利潤，要保險得多。如果說，租地農場主的贏利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個問題根本沒有這樣明確地被提出來過，那簡直是可笑。

十、《批判史》論述

• 配第在他的《賦稅論》（1662年第一版）中，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確的分析。他一開始就用需要等量勞動來生產的貴金屬和穀物具有同一價值的例子來說明價值量，這樣他就為貴金屬的價值下了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理論上的」定義。而且他還確定而概括地談到商品的價值是由等量勞動（equal　labour）來計量的。他把自己的發現用來解決各種不同的以及一些非常複雜的問題，並且有時在各個場合和各種著作中，甚至在沒有重複這個基本命題的地方，從這個基本命題作出重要的結論。

• 在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那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他必然要摸索、試驗，同剛剛開始形成的觀念的混亂狀態進行鬥爭，可是這樣的事情在有選擇地概括一百五十年以上的研究（這些研究的結果，已經部分地從書本轉入一般的意識中）的著作家那裏出現，卻是十分奇怪的。現在我們從大事情談到小事情，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樣向我們提供五種不同的價值以及同等數量的對立的見解，供任意選擇。自然，「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縝密一些」，他就不會花費這樣多的力氣來使他的讀者脫離配第關於價值的十分清楚的見解，而陷於完全的迷亂之中。

• 換句話說，休謨在這裏是描寫貴金屬的價值所發生的革命的影響，即它們貶值的影響，也就是貴金屬作為價值尺度所發生的革命的影響。他正確地發現，在商品價格只是逐漸平衡的狀況下，這種貶值只在最後才「提高勞動價格」，即提高工資；所以它是在犧牲工人的情況下來增加商人和工業家的利潤（在他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並這樣「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沒有提出真正科學的問題：貴金屬的供給的增加，在其價值不變的情況下，是否影響和怎樣影響商品的價格；他把「貴金屬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貶值混為一談。

• 大家知道，重農學派在魁奈的《經濟表]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謎，對於這個謎，以前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家和歷史家絞盡腦汁而毫無結果。這個表本來應該清楚地說明重農學派對一國總財富的生產和流通的觀念，可是它對後代經濟學者仍然是不可了解的。

•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在過程開始的時候，生產階級手中握有三十億的剩餘。其中只有二十億作為純產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給土地所有者。剩餘中的另外十億，成為租地農場主整個基本投資的利息，對一百億來說，就是百分之十的利息。這種利息，他們——請注意——不是從流通中得來的；它以實物形式存在於他們的手中，他們只是經過流通把它轉變為同等價值的工業品，才把它實現的。
  如果沒有這一利息，那末租地農場主，即農業的主要當事人，或許就不會把基本投資投到農業上。在重農學派看來，租地農場主對於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農業剩餘收入的佔有，即使從這一觀點去看，也和租地農場主階級本身一樣，都是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因此，這個組成部分，不能被放在國民「純產品」或「純收入」的範疇中；因為「純產品」或「純收入」的特徵，正是在於它可以不考慮國民再生產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費。但是上述的十億基金，根據魁奈的意見，大部分是用來在一年中作必要的修繕和基本投資的部分更新，其次，用來作為防災的準備金，最後，在可能範圍內，用來增加基本投資和經營資本，以及改良土壤，擴大耕種。

• 我們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經濟學的「自造的體系」，最終得到些什麼結果呢？只有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切豪言壯語和更加偉大的諾言之後，我們也象在「哲學」上一樣受了騙。在價值論——「經濟學體系的純潔性的試金石」——上所得出的事實是：杜林先生把價值理解為五種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東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如此大吹大擂地來宣告的「一切經濟的自然規律」，全都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不正確的、最壞的一種老生常談。自造的體系對於經濟事實的唯一解釋，是說這些事實是「暴力」的結果，這是幾千年來一切國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時聊以自慰的詞句，在讀了這些以後，我們絲毫沒有比未讀以前多知道一些。杜林先生不去考察這種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們感恩戴德地安於「暴力」這個字眼，把它當作一切經濟現象的終極原因和最後說明。他被迫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對勞動的剝削，他最先把這一剝削一般地說成是以課稅和加價為基礎，在這裏他完全竊取了蒲魯東的「預征論」（prélèvement），以便以後用馬克思關於剩餘勞動、剩餘產品和剩餘價值的理論來具體地解釋這種剝削。這樣，他一口氣就把二者都抄襲下來，結果幸運地把兩個完全矛盾的觀念調和了起來。他在哲學上總覺得對黑格爾罵得不夠痛快，但同時又不斷剽竊黑格爾的思想並且使之庸俗化，同樣，在《批判史》上對馬克思的無限毀謗，也只是為了遮掩這一事實：在《教程》中關於資本和勞動的一切稍微合理的東西，同樣是對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竊。在《教程》中，把「大土地所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歷史的開端，而對於真正是全部歷史出發點的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則一無所知，——這種在今天看來幾乎是不可理解的無知，差不多更被《批判史》上以「歷史眼光的普遍遠大」而自詡的無知所超越，關於這種無知，我們在上面只舉出幾個驚人的例子。一句話：在開始的時候，由於自我吹噓、大吹大擂、許下一個勝似一個的諾言而付出巨大的「耗費」，而「成果」卻——等於零。

第三編　社會主義

一、歷史

• 我們在《引論》裏已經看到，為革命作了準備的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做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要求無情地剷除一切和永恆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恆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正好在那時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最後則託庇於拿破崙的專制統治。早先許下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決，反而由於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干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

• 但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產生的大工業，在法國還完全沒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成為絕對必要的衝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衝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衝突還只是在開始形成，那末，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群眾在恐怖時代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在當時才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群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表現為一個被壓迫的受苦的等級，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着的理性的任務。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範，把它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 傅立葉就資產階級所說的話，就他們在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和啟蒙學者關於只為理性所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約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辭句作對比；他指出，和最響亮的詞句相適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述了隨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取巧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氣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係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明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但是傅立葉最偉大的地方是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宗法、野蠻和文明。

•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的但是威力並不因此減弱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飈時期。社會愈來愈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着不安定的生活，他們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當時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驚人的社會惡果：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一切傳統習慣的約束、宗法制從屬關係、家庭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這時有一個二十九歲的廠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現了，這個人具有象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認為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其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從1800到1829年間，他以股東兼經理的身分領導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他在這裏按照同樣的精神辦事，但是在行動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二千五百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裏，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關心成長中的一代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裏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從兩歲起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簡直很難把他們領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十三至十四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只勞動十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四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都給企業主們帶來大量的利潤。

• 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少數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只應當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 其實，在傅立葉的著作中，幾乎每一頁都放射出對備受稱頌的文明造成的災禍所作的諷刺和批判的火花。這正象是說杜林先生僅僅「附帶地」宣佈杜林先生為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一樣。至於論述羅伯特·歐文的十二頁，那末杜林先生在這裏應用的資料絕對沒有別的，而只有庸人薩金特寫的可憐的傳記，這位先生同樣不知道歐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關於婚姻和共產主義制度的著作。……無論如何，如果杜林先生手頭即使僅僅有過歐文的《新道德世界書》，那末他在這本書里就不僅可以看到規定有平等的勞動義務和平等的取得產品的權利的最堅決的共產主義陳述（正如歐文經常補充說明的，平等是按年齡的大小規定的），而且還可以看到為未來共產主義公社作的帶有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附圖的詳盡的房屋設計。但是，如果象杜林先生一樣，把「對於社會主義思想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在只看標題或最多還看看少數著作中的提要上，那末確實只會作出這種愚蠢的和純粹捏造的斷語。

• 我們已經看到，空想主義者之所以是空想主義者，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還很不發達的時代他們只能是這樣。他們不得不從頭腦中構思出新社會的輪廓，因為這些輪廓在舊社會本身中還沒有普遍地明顯地表現出來；他們之所以限於為自己的新建築的基本特徵向理性求助，正是因為他們還不能求助於同時代的歷史。……就算是這樣吧，鍊金術在當時還是必要的。但是從那時以來，大工業已經把潛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矛盾發展為強烈的對立，以致這種生產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潰可說是可以用手觸摸到了；只有採用同生產力的現在這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發展；由以往的生產方式所造成並在日益尖銳的對立中不斷再生產的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遍於一切文明國家並且日益劇烈；而且人們也已經了解這種歷史的聯繫，了解由於這種聯繫而成為必然的社會改造的條件，了解同樣由這種聯繫所決定的這種改造的基本特徵。如果說，杜林先生現在不是從現有的經濟材料而是從自己的至高無上的腦袋中製造出一種新的空想的社會制度，那末，他就不僅僅是在從事簡單的「社會鍊金術」了。他的行為倒象是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在現代化學的規律被發現和確立以後，還想恢復舊的鍊金術，並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價、結晶學、光譜分析，唯一的是為了要發現——哲人之石。

二、理論

•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徵象，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靜悄悄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係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 現在大家幾乎都承認，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以及資產階級的一切美妙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限制它的框框發生衝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並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衝突那樣產生於人的頭腦中，而是實際地、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於引起這種衝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着。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衝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 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以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着以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也照例是屬於生產者自己的。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槓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體現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關於資產階級怎樣從十五世紀起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這三個階段歷史地實現了這種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中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那裏所證明的，資產階級要是不把這些有限的生產資料從個人的生產資料變為社會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就不能把它們變成強大的生產力。

• 但是，在以自發的社會內部分工作為生產的基本形式的地方，這種分工就使產品帶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就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中世紀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而從他們那裏買得手工業品。在這個個體生產者即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滲入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在支配全社會的自發的無計劃的分工中間，它確立了在個別工廠里組織起來的有計劃的分工；在個體生產旁邊出現了社會化的生產。兩者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出賣，因而價格至少大體相等。但是，有計劃的組織要比自發的分工有力；實行社會化勞動的工廠里所製造的產品，要比分散的小生產者所製造的便宜。個體生產在一個又一個的部門中遭到失敗，社會化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這種革命性質並沒有為人所認識，結果它反而被用來當做提高和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它的產生，是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定的已經存在的槓桿即商業資本、手工業、僱傭勞動直接聯繫着的。由於它本身是作為商品生產的一種新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產的佔有形式對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 在中世紀得到發展的那種商品生產中，勞動產品應當屬於誰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生。當時個體生產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產的原料，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用自己或家屬的手工勞動來製造產品。這樣的產品根本用不着他去佔有，它自然是屬於他的。因此，產品的所有權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即使利用過別人的幫助，這種幫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資以外還得到別的報酬：行會的學徒和幫工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和掙錢而勞動，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學成手藝當師傅而勞動。後來生產資料開始集中於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場，開始變為真正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還象從前一樣被當做個人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來處理。從前，勞動資料的佔有者佔有產品，因為這些產品通常是他自己的產品，別人的輔助勞動是一種例外，而現在，勞動資料的佔有者還繼續佔有產品，雖然這些產品已經不是他的產品，而完全是別人勞動的產品了。這樣，現在由社會化勞動所生產的產品已經不是為那些真正使用生產資料和真正生產這些產品的人所佔有，而是為資本家所佔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變成社會化的了。但是，它們仍然服從於這樣一種佔有形式，這種佔有形式是以個體的私人生產為前提，因而在這種形式下每個人都佔有自己的產品並把這個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生產方式雖然已經消滅了這一佔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從於這一佔有形式。這個使新的生產方式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矛盾，已經包含着現代的一切衝突的萌芽。新的生產方式愈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在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裏占統治地位，並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餘地位，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鮮明地表現出來。

•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入了商品生產者即通過自己產品的交換來實現社會聯繫的個體生產者的社會。但是，每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有一個特點：這裏的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的支配權。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並為自己的特殊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會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但是，商品生產同任何其他生產形式一樣，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開的規律；這些規律不顧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中、通過無政府狀態來為自己開闢道路。這些規律在唯一保留下來的社會聯繫形式即交換中表現出來，並且作為強制性的競爭規律作用於各個生產者。所以，這些規律起初連這些生產者也不知道，只是由於長期的經驗才逐漸被他們揭示出來。所以，這些規律是在不經過生產者並且和生產者對立的情況下，作為他們的生產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為自己開闢道路的。產品支配着生產者。

• 但是，隨着商品生產的擴展，特別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着的商品生產規律也就愈來愈公開、愈來愈有力地發揮作用了。舊日的束縛已經鬆弛，舊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產者日益變為獨立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表現出來，並且愈來愈走向極端。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加劇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正是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對立物：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的社會化生產所具有的日益加強的組織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這一槓桿結束了舊日的和平的穩定狀態。它在哪一個工業部門被採用，就不容許任何舊的生產方法在那裏和它並存。它控制了手工業，就把舊的手工業消滅掉。勞動場地變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且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鬥爭不僅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地方性的鬥爭已經發展為全國性的，發展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最後，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個鬥爭成為普遍的，同時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劇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產業和產業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存問題都決定於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地清除掉。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的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由於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着，它毫無出路地進行着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循環在逐漸縮小；運動寧可說是在按螺旋形進行，並且必然象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多數人日益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群眾又將最終結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限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法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如果說，機器的採用和推廣意味着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末，機器的改進就意味着愈來愈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過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僱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以隨意使用，而由於必然隨着這個時期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對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的正常條件的剝奪；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業，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需要忍飢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

• 在危機中，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達到劇烈爆發的地步。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衝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起來反對已經被它超過的生產方式。
  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化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於自己之旁並凌駕於自己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家自己也由於資本的猛烈積聚而感覺到這一事實，這種積聚是在危機期間通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的破產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構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因此，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置起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待雇的工人——生產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顯得過剩。……因為正是這種過剩阻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資料要不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的勞動力的工具，就不能發揮作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具有資本屬性的必然性，象幽靈一樣站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唯獨這個必然性阻礙着生產的物的槓桿和人的槓桿的結合；唯獨它妨礙生產資料發揮作用，妨礙工人勞動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

• 猛烈增長着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抗，要求承認它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必要性，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係內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內，愈來愈把生產力當做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把大量生產資料推向如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鐵路，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

• 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末，大的生產機構和交換機構向股份公司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僱傭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拿紅利、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除此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象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那裏，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着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

• 社會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着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末，要使它們愈來愈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象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裏的區別正象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象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佔有者的佔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佔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佔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佔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

•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同時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迫使人們日益把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同時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着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着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

•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的派別的腦海中。但是，這種佔有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佔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因而勞動還佔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狡詐和欺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
  但是，即使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佔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佔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精神的破產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未必是一種秘密了，而他們的經濟破產則有規律地每十年重複一次。在每次危機中，社會在屬於它自己而又不能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產力和產品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面對着生產者沒有什麼可以消費是因為缺乏消費者這種荒謬的矛盾而束手無策。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明顯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不可分離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佔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浪費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是第一次出現了，但是它確實是出現了。

• 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着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卻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着人們的自然規律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一直統治着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三、生產

• 群眾的消費水平低，他們的消費僅僅限於維持生活和延續後代所必需的東西，這並不是什麼新的現象。自從有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以來，這種現象就存在着。就是在群眾的狀況特別好的歷史時期，例如在十五世紀的英國，群眾的消費水平仍然是低的。他們遠沒有拿過自己每年的全部產品來消費。因此，如果說，消費水平低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由生產過剩所引起的、爆發於危機中的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最近五十年來才變得明顯，那末只有杜林先生的庸俗經濟學的全部淺薄見解才不用新的生產過剩現象，而用舊的存在了幾千年的消費水平低的現象來解釋新的衝突。這就象在數學上不從變數可變這一事實，而從常數始終不變這一事實去解釋一個常數和一個變數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一樣。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因此，群眾的消費水平低，也是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而且在危機中起着一種早已被承認的作用；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

• 在生產自發地發展起來的一切社會中（今天的社會也屬於這樣的社會），不是生產者支配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支配生產者。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種新的生產槓桿都必然地轉變為生產資料奴役生產者的新手段。這首先是大工業建立以前的最強有力的生產槓桿——分工的特點。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人口陷於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的體力發展的基礎。如果說，農民佔有土地，城市居民佔有手藝，那末，土地就同樣地佔有農民，手藝同樣地佔有手工業者。由於勞動被分成幾部分，人自己也隨着被分成幾部分。為了訓練某種單一的活動，其他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犧牲品。人的這種畸形發展和分工齊頭並進，分工在工場手工業中達到了最高的發展。……不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間接剝削工人的階級，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動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虛的資產者為他自己的資本和利潤欲所奴役；律師為他的僵化的法律觀念所奴役，這種觀念作為獨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養的等級」都為各式各樣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為他們自己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近視所奴役，為他們的由於受專門教育和終身束縛於這一專門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發展所奴役，——甚至當這種專門技能純粹是無所事事的時候，情況也是這樣。

• 空想主義者已經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結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發展，另一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的畸形發展，這種勞動活動局限於單調地機械地終身重複同一的動作。歐文和傅立葉都要求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作為消滅整個舊的分工的第一個基本條件。他……但是他們兩人都要求每個人在農業上和工業上也儘可能多地調換工種，並且相應地訓練青年從事儘可能全面的技術活動。在他們兩人看來，人應當通過全面的實踐活動獲得全面的發展；勞動應當重新獲得它由於分工而喪失的那種吸引人的力量，這首先是通過經常調換工種和相應地使勞動的每一「會期」（用傅立葉的話說）不過長的辦法來實現。他們兩人都遠遠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襲的剝削階級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於這樣的狹隘的觀念，似乎一定數量的「人」無論如何必然被命定生產某一種物品；它要使根據生活方式而區分的人的「經濟變種」永世長存，這些人，對從事於恰恰這一種事物而不是別種事物感到樂趣，就是說，他們落到了竟然樂於自身被奴役和片面發展的地步。

• 現在，這些已不再是什麼幻想，不再是什麼虔誠的願望了。在生產力發展的當前情況下，只要有隨着生產力的社會化這個事實本身出現的生產的提高，只要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引起的阻撓和破壞、產品和生產資料的浪費，就足以使勞動時間在普遍參加勞動的情況下減少到從現在的觀念看來非常少的程度。

• 同樣，消滅舊的分工，也不是只有損害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的一種要求。相反地，它已經被大工業變為生產本身的條件。……但是，資本主義的應用機器的方式不得不繼續實行舊的分工及其僵化的專門化，雖然這些在技術上已經成為多餘的了，於是機器本身就起來反對這種時代的錯誤。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

• 大工業告訴我們，為了技術上的目的，把或多或少地到處都可以製造出來的分子運動轉變為質量運動，這樣大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業生產擺脫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卻是自由的。如果說水力必然地帶有鄉村的性質，那末蒸汽力絕不是必然地帶有城市的性質。只有它的資本主義的應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於城市，並把工廠鄉村轉變為工廠城市。但是，這樣一來它就同時破壞了它自己的活動的條件。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工業中差不多一切生產部門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較純潔的水。但是工廠城市把一切水都變成臭氣衝天的污水。因此，雖然向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但是每個工業資本家又總是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遷移到農村地區去經營。對於郎卡郡和約克郡的紡織工業地區的這一過程，可以詳細地研究一下；在那些地方，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地從城市遷往農村，因而不斷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屬加工工業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在那裏，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樣的結果。
  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的矛盾，又只有消滅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統一的總計劃協調地安排自己的生產力的那種社會，才能允許工業按照最適合於它自己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的原則分佈於全國。
  因此，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它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需要一樣。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現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眾的糞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來作為植物的肥料。

• 資本主義的工業已經使自己相對地擺脫了本身所需原料的產地的地方局限性。……擺脫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框框的社會可以在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邁進。這個社會造就全面發展的一代生產者，他們懂得整個工業生產的科學基礎，而且其中每一個人都從頭到尾地實際閱歷過整整一系列生產部門，所以這樣的社會將創造新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綽綽有餘地超出那種從比較遠的地方運輸原料或燃料所花費的勞動。
  大工業在全國的儘可能平衡的分佈，是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的條件，所以從這方面來說，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這也不是什麼空想。的確，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一種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遺產。但是這種遺產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將被消除，即使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 誠然，要看到那些將要消滅舊的分工以及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並且將使全部生產發生變革的革命因素已經在現代大工業的生產條件中處於萌芽狀態，要看到這些因素在自己的發展中受到現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阻礙，必須具有比施行普魯士邦法的地區稍為廣闊一些的眼界，在那裏，燒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業產品，而商業危機可以根據書籍市場上的狀況來研究。為此，必須從大工業的歷史發展中，從它目前的現實狀況中，特別是從那個成為大工業發源地並唯一地使大工業獲得標準發展的國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業；這樣就不會想到把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庸俗化，並使它墮落為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魯士的社會主義。

四、分配

•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杜林的經濟學歸結為這樣一個命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很好，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很壞，一定得消失。現在我們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會」不過是這一命題在幻想中的實現。事實表明：杜林先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就其本身來說）幾乎根本沒有提出任何指責，他要保持舊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對他的經濟公社內部的生產，也差不多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的確，生產是同確鑿事實打交道的一個領域，所以在這個領域內，「合理的幻想」只能給自己的自由心靈以極小的飛翔空間，因為出醜的危險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據杜林先生的意見，分配是和生產根本沒有聯繫的，在他看來，分配不是由生產來決定，而是由純粹的意志行為來決定的——分配是他的「社會鍊金術」的註定的場地。

• 因此，無論是在經濟公社和它的社員之間的交換中，還是在各個公社之間的交換中，「天然就是貨幣」的黃金都不能實現它的這種天性。儘管如此，杜林先生卻硬叫它在「共同社會」中也執行貨幣的職能。因此，我們不得不為這種貨幣職能尋找別的活動舞台。而這樣的舞台是存在着的。雖然杜林先生給每個人以「等量消費」的權利，但是他不能強迫任何人這樣做。相反地，他感到驕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金錢。因此，他無法阻止下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些人積蓄起一小部分錢財，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資不夠維持生活。他甚至使這種事情成為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明確地承認家庭的共同財產的繼承權，從而就進一步產生父母養育兒女的義務。但是這樣一來，等量消費就有了一個巨大的裂縫。獨身者用他每天八馬克或十二馬克的工資可以過得舒適而愉快，可是家有八個未成年小孩的鰥夫用這麼多工資卻只能勉強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慮地接受金錢的支付，於是就提供一種可能，不通過自己的勞動而通過其他途徑去獲得這些金錢。沒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從哪裏來的。但是，這樣就造成了一切的條件，使以前只起勞動券作用的金屬貨幣開始執行真正的貨幣職能了。現在，出現了一方面貯藏貨幣而另一方面產生債務的機會和動機。貨幣需要者向貨幣貯藏者借債。借得的貨幣被公社用來支付生活資料，從而又成為目前社會中那樣的貨幣，即人的勞動的社會體現、勞動的真實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規範」對它都無能為力，就象對乘法表或水的化學組成無能為力一樣。因為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貸也和這種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一起恢復起來了。

• 在德國人對舊的社會主義普遍無知的情況下，一個天真爛漫的青年，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例如歐文的勞動券是否也會引起類似的濫用呢？……第一，假使要濫用歐文的勞動券，就需要預先把它變成真正的貨幣，而杜林先生以真正的貨幣為前提，但是卻想禁止它執行簡單勞動券以外的其他職能。在歐文那裏，如果發生了真正的濫用，在杜林這裏，內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貨幣本性就為自己開闢了道路：貨幣對抗着杜林先生由於自己不懂貨幣的本性而要強加給它的那種濫用，去實現它本身所特有的正確的應用。第二，在歐文看來，勞動券只是社會資源的完全公有和自由運用的過渡形式，此外，頂多還是一種使共產主義易於為英國公眾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種濫用，迫使歐文的社會廢除勞動券，那末這個社會正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進了一步，正是進入了一個比較完全的發展階段。相反地，杜林的經濟公社一廢除貨幣，它就立刻消滅了自己的「人類歷史意義」，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美妙，不再成其為杜林的經濟公社，而下降為模糊觀念，而杜林先生為了把它從這種模糊觀念中擺脫出來，花費了多少艱苦的合理幻想的勞動呵。

• 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什麼是商品？這是一個或多或少互相分離的私人生產者的社會中所生產的產品，就是說，首先是私人產品。但是，只有這些私人產品不是為自己的消費，而是為他人的消費，即為社會的消費而生產時，它們才成為商品；它們通過交換進入社會的消費。這樣，私人生產者就相互處於社會聯繫之中，組成一個社會。因此，他們的產品雖然是每個個別人的私人產品，同時（但並非有意地和好象是違反意志地）也是社會的產品。那這些私人產品的社會性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顯然表現在兩種特性上：第一，它們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不僅對生產者自己，而且也對別人具有使用價值；第二，它們雖然是各種極不相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但同時也是人的勞動的產品，是一般人的勞動的產品。因為它們對別人也有使用價值，所以它們都可以進入交換；因為在它們裏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的勞動、人的勞動力的簡單耗費，所以它們可以在交換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這種勞動的量相互比較，被認為相等或不相等。在相同的社會條件下，兩個相同的私人產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勞動，但總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的勞動。……但是，社會並不把一個人的偶然的不熟練性變為價值，它只承認當時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為一般人的勞動。因此，第一個鐵匠的五個馬掌中的一個，在交換中並不比第二個鐵匠在相等的勞動時間內所打的十個馬掌中的一個具有更多的價值。私人勞動，只有在它是社會必要勞動的時候，才包含着一般人的勞動。
  這樣，當我說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價值的時候，那我就是說：（1）它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產品；（2）它是由私人為了私人的打算生產出來的；（3）它雖然是私人勞動的產品，但同時好象不為生產者所知和所願地又是社會勞動的產品，而且是以社會方法即通過交換來確定數量的一定的社會勞動的產品；（4）我表現這個數量，不是用勞動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工作小時，而是用另外一個商品。因此，如果我說，這隻表和這塊布價值相等，這兩件物品中每一件的價值都等於五十馬克，那末我就是說：在這隻表、這塊布和這些貨幣中，包含着等量的社會勞動。因此，我確定，它們所代表的社會勞動時間在社會上已被計量出來，而且被發現是相等的。但是這種計量，不象在其他情況下用工作小時或工作日等等來計量勞動時間那樣，是直接的、絕對的，而是迂迴地、相對地、通過交換來進行的。因此，即使這一確定數量的勞動時間，我也不能用工作小時表現出來，因為我始終不知道工作小時的數目，而同樣只能迂迴地、相對地通過另外一個代表等量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商品把它表現出來。一隻表的價值和一塊布的價值相等。

• 但是，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迫使建築在它們之上的社會採取這種迂迴途徑的時候，它們同時也迫使這個社會儘可能地縮短這條途徑。它們從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選出一種權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都可以永久由這種商品來表現，這種商品被當做社會勞動的直接體現，所以能夠直接地無條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換，這種商品就是貨幣。貨幣已經以萌芽狀態包含在價值概念中，它只是發展了的價值。但是，當商品價值和商品本身相區別而在貨幣中得到獨立的存在時，在生產商品和交換商品的社會中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一個具有新的社會職能和社會影響的因素。我們暫且只陳述這一事實，而不作詳細的探討。

• 但是，商品生產決不是社會生產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裏，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裏，產品都沒有轉變為商品。公社成員直接為生產而結合成社會，勞動是按照習慣和需要來分配的，產品只要是供給消費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會生產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換，因而也排除產品向商品的轉化（至少在公社內部）和隨之而來的產品向價值的轉化。

• 社會一旦佔有生產資料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採用迂迴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到那時，由於產品中包含的勞動量社會可以直接地和絕對地知道，它就不會想到還繼續用相對的、動搖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於無奈而不得不採用的尺度來表現這些勞動量，就是說，用第三種產品，而不是用它們的自然的、相當的、絕對的尺度——時間來表現這些勞動量。

• 價值概念是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廣泛的表現。因此，在價值概念中，不僅包含了貨幣的萌芽，而且還包含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切進一步發展了的形式的萌芽。價值是私人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的表現，在這裏已經存在着社會勞動和同一產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勞動二者之間的差別的可能性。這樣，如果一個私人生產者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不斷進步的時候，仍用舊的方式進行生產，那末他會深切地感到這一差別。當某類商品的全體私人生產者生產的商品超過社會所需要的數量的時候，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一個商品的價值只能用另一個商品來表現並且只有在和另一個商品交換時才能實現，在這裏包含着這樣一種可能：或者是交換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價值不能實現。最後，如果在市場上出現了特殊的商品——勞動力，那末，勞動力的價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按照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在產品的價值形式中，已經包含着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家和僱傭工人的對立、產業後備軍和危機的萌芽。企圖用製造「真正的價值」的辦法來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這等於企圖用製造「真正的」教皇的辦法來消滅天主教，或者等於用徹底實現那種最完全地表現生產者被他們自己的產品所奴役的經濟範疇的辦法，來建立生產者最後支配自己的產品的社會。
  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那末還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也被貨幣強加上商品的形式而捲入交換之中。於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社會組織的各種紐帶，而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有生產者。

• 因為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下，勞動不僅生產產品，而且也生產價值，而這種價值是由勞動來計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價值，正象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熱不能有特殊的溫度一樣。但是，胡亂思考「真正價值」的一切社會糊塗蟲的顯著特徵，就在於他們想像，在目前的社會中，工人沒有獲得他的勞動的全部「價值」，而社會主義的使命就是要矯正這種情況。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麼是勞動的價值；這些人企圖不用勞動的相當尺度即時間，而用勞動的產品來衡量勞動，這樣就發現了勞動的價值。根據這種觀點，工人應當獲得「全部勞動所得」。不僅勞動產品，而且勞動本身都應當可以直接和產品相交換，一個工作小時和另一個工作小時的產品相交換。但是，在這上面立即發生了一個非常「可疑的」困難。全部產品被分掉。社會的最重要的進步職能即積累被剝奪，並且被個人所掌握和支配。個人可以隨意處置自己的「所得」，社會在最好的情況下，窮富仍然是和以前一樣。這樣，過去積累的生產資料之所以集中於社會手中，只是要使將來積累的一切生產資料重新分散於個人的手中。這是給自己的前提一記耳光，是達到了純粹荒唐的地步。

• 活的勞動，即能動的勞動力，應當和勞動產品相交換。於是它和與之交換的產品一樣，也是商品。於是這種勞動力的價值就決不會根據它的產品來決定，而是根據它裏面所體現的社會勞動，即根據目前的工資規律來決定。
  但是，這正好是不應該有的情形。流通的勞動，即勞動力，是應當可以和它的全部產品相交換的。這就是說，它應當不和它的價值相交換，而和它的使用價值相交換；價值規律應當適用於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對於勞動力，它是應該被廢除的。隱藏在「勞動價值」背後的，正是這種自己消滅自己的混亂觀念。

• 等量社會勞動的產品可以相互交換，就是說，價值規律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從而也就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律。在目前的社會中，它以經濟規律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裏唯一能為自己開闢道路的那種方式，即作為存在於事物和關係中的、不以生產者的願望或努力為轉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來為自己開闢道路。

五、國家，家庭，教育

•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着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獲得了這樣的反映，而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裏又經歷了極為不同和極為複雜的人格化。……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會力量也起了作用，這種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樣，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它以同樣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僅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現在又獲得了社會的屬性，成為歷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進一步的發展階段上，許多神的全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都轉移到一個萬能的神身上，而這個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這樣就產生了一神教，從歷史上說它是後期希臘庸俗哲學的最後產物，它的現成體現是猶太的獨一無二的民族神雅赫維。在這個適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適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在人們還處在異己的自然和社會力量支配下的時候，作為人們對這種支配着他們的力量的關係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繼續存在。但是，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資產階級社會中，人們就象受某種異己力量的支配一樣，受自己所創造的經濟關係、受自己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過程的事實基礎就繼續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繼續存在。即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這種異己支配力量的因果關係有一定的理解，事情並不因此而有絲毫改變。資產階級經濟學既不能制止整個危機，又不能使各個資本家避免損失、負債和破產，或者使各個工人避免失業和貧困。現在還是這樣：謀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異己支配力量）。單純的認識，即使它比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認識更進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會力量服從於社會統治。為此首先需要有社會的行動。當這種行動完成的時候，當社會通過佔有和有計劃地使用全部生產資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會成員擺脫奴役狀態的時候（現在，人們正被這些由他們自己所生產的、但作為不可抗拒的異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對立的生產資料所奴役），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現在還在宗教中反映出來的最後的異己力量才會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隨着消失。原因很簡單，這就是那時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反映了。

• 杜林先生以前曾設想，不必改造生產本身，就能以社會的生產方式去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同樣地，他在這裏想像，不必改變家庭的全部形式，就能把現代的資產階級家庭同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分隔開來。這個家庭形式，在他看來是這樣的不可改變，使他甚至把「古代羅馬法」（即使已略具「高貴的」外形）當做家庭永遠奉行的標準，並且設想家庭是「繼承遺產」的單位，即擁有財產的單位。在這個問題上，空想主義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義者看來，隨着人們自由結成社會和私人家務勞動轉為公共事業，青年教育的社會化和家庭成員間真正自由的相互關係也就直接產生了。

• 杜林先生自然也會略有所聞，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和教育相結合，從而保證多方面的技術訓練和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因此，也就是這一點被他習慣地用於共同社會。但是，正象我們所看到的，舊的分工在杜林的未來的生產中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所以學校中的這種技術教育就被剝奪了以後的任何實際運用，被剝奪了對生產本身的任何意義；它只有一個教育目的：它應該代替體育，關於體育，我們這位根本的變革家是什麼也不願意知道的。

• 結婚不是同純石頭的藝術打交道，也不是靜觀死的形式，這些即使沒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經向他許諾過：他可以踏上事物進程和他自己的本質為他開闢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連同屬於這顆心的肉體。現在「更深刻的更嚴格的道德」對他厲聲申斥道：絕不能。問題首先在於：拋棄在性的結合和選擇這個領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並且考慮到新出生者要求儘可能好的構造的權利。

• 讓我們同我們這個肯定常常是枯燥無味的和令人氣悶的題目和和氣氣地、高高興興地告別吧。在我們不得不討論各個爭論之點的時候，我們的判斷總是和客觀的無可置疑的事實相聯繫的；根據這些事實得出的結論，常常不免是尖銳的、甚至無情的。現在，當我們談完哲學、經濟學以及共同社會的時候，當我們不得不逐點地去批判的這位作者的總的形象已經呈現於我們眼前的時候，可以把從他的為人這方面的考慮提到首位來了；現在我們可以把他的許多本來無法理解的科學上的謬誤和武斷歸結為個人的原因，而把我們對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斷總括為一句話：無責任能力來自誇大狂。

參見

• 論列寧主義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