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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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俄语: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是列宁于1901年撰写并于1902年出版的政治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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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编辑]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编辑]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编辑]

  •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像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 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
  •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编辑]

  • 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讲坛社会主义者,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为他们偏激,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乖孩子。
  • 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三)俄国的批评派[编辑]

  •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受检查的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作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
  • 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往后的“批评”发展明显地证实了)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
  • 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
  •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编辑]

  •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的现象):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
  • 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 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编辑]

  • 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编辑]

  • 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 可见,90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所谓“初次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的运动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
  • 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乏修养的情况归罪于当时的活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编辑]

  • 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
  •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
  • 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最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懈的斗争,才能保持这个首位。
  • 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那么《工人事业》的说法就是对的。这种要求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以及天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它,不如说是崇拜它的自发性,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独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编辑]

  • 说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是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经济派”就是这样理解的);或者是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不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认为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
  •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
  • 这就是贬低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充满着时而由这个政治领袖时而由那个政治领袖提出的种种计划,证实了某个领袖所持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个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在选择道路问题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的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了最后的定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回顾往事,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这当然是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复辙的“策略-计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
  • 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自觉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相比〈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哪个意义大的估计”,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么对这种自发因素的不正确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因素”。假如说这种因素是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因素,也无法加以谈论了。
  • 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所谓的《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策略-过程”,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定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运动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的。
  •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展),以致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的任务显得缺乏修养。这种缺乏修养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整个知识界以至农民都掀起了风潮)。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编辑]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编辑]

  •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所有的人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这些“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往往宁愿不等战争本身到来就完全承认这些传单所起的宣战书的作用。这种揭露,总是一经出现就变得强大有力,形成强大的道义上的压力。往往只要一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始终保持这种意义。
  •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这种工作上了。……竟忘记了这种活动本身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实际上,这种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 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能不能局限于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正如只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厂主的利益相对立是不够的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正如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舞弊行为揭露出来一样)?
  • 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这个在一切“经济派”中流行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各种各样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 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根据“联合会”对自己的那一部分旧的错误见解所作的这一否定,就可以比根据各种长篇大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济派”把社会主义贬低到怎样的地步了!但联合会该是多么幼稚,竟以为靠放弃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就能促使我们去赞同另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如果在这里也说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地进行,也说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岂不更合乎逻辑吗?
  • 假使联合会说“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段,那么,对于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一定时期来说,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于“经济派”,对于1898-1901年间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做实际工作的“经济派”的确几乎完全是在经济基础上采用(就算他们都采用过!)政治鼓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思想报》和“自我解放社”都承认甚至推荐过这种政治鼓动!《工人事业》本来应当坚决斥责在进行经济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缩小政治斗争范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采用的(“经济派”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
  • 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争取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在西方通过工会,在俄国通过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43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在这一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 由此可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却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的传统意图!
  •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一直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有责任不仅根据经济斗争,而且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就像使局部服从整体一样。
  • 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的”改良,那么我们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论点就会毫无意义了。也许是由于他认为政府只是在经济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概会实行“让步”吧?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误,因为政府在笞刑、身份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让步而且经常作出让步的。“经济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对政府来说,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应当使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产生这样一种误解),以为经济改良对我们更有价值,以为我们正是把这种改良看得特别重要,等等。
  • 真是以独到的才能,极其巧妙地抹掉了“经济派”之间的一切局部的意见分歧和细微的差别,而在这里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 ,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编辑]

  • 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编辑]

  • 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局限于“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而只会稍微改变一下揭露的方面。例如,德国党正是由于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 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责任,而是自发地蹒跚地跟在那种局限于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内的“平凡的日常斗争”后面走。
  •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 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驳斥所有那些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那些谋士们说:先生们,你们在瞎折腾,你们过分热心地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责任。要知道,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太不聪明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要知道,你们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这样的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有责任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并且也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们直率地说!——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来。请你们多用些力气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编辑]

  • 乍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强调“平凡的日常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的斗争,看来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
  •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标志着那种使人拘守恐怖手段的一套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和衰落的一个阶段。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第二,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给工人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的手段。很难想象还有更为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论据了!试问,难道在俄国的实际生活中这种丑恶现象还少,以致需要虚构出一些特殊的“激发性”手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单独决斗也只会“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的。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编辑]

  • 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任务。但我们只是根据工人阶级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作出这个结论的。然而只是这样提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会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主义任务。……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对我们来说所以有价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可以从所谓工人经济斗争内部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也就是认为,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
  •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 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
  • 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
  • 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说的是革命力量,是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马上就扯到工会的力量上来,扯到为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上来了!当然,我们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人为他们的“当前利益”而斗争,但是,最可敬的“经济派”,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仅他们自己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本身和专制政府的官吏本身就会首先最努力地设法做到这一点。
  • 我们应当担负起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政治领袖,既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又善于在必要时向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
  • 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呆在那里(在1894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善于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不善于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 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经促使并且还在促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情绪,促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会得到支持,促使第三部分人认识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各种各样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刚露头的抗议聚集起来并且加以引导,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更不用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等等总是渴望听到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的。但是,难道可以指出,在居民的某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人、集团和小组,对无权地位和专横暴虐感到不满,因而容易领会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主义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吗?谁想具体了解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一切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政治揭露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 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报刊冲破书报检查的重重封锁,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
  • 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为了开战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
  • 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给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挂上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
  • 这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冲突来把无产阶级中一批又一批的阶层激发起来并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 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调和者”早就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派”将不再把自己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话来为自己缺乏毅力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派”:“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在政治上教育工人,向他们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我们才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当局在政治上对地方自治人士、教师、统计人员和学生等等进攻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编辑]

  • 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落后性也就必然会被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顾身积极地同军警搏斗,无论采取怎样革命的行动,他们终究只会成为支持这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就拿我们的“经济派”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在德国,没有一次政治事件不是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愈来愈高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在大家的前面,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它不用所谓经济斗争一定会使工人碰到他们无权的问题,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
  • 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社会主义的死敌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深表敬意;因而,不仅是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奇迹般地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编辑]

  • 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而且必然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编辑]

  • 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作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
  • 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
  • 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这种行动实际上从1896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党人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两个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装备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大暴行连连发生,牵连的人数众多,地方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性质,使工作上的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员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界狭小,这些都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躲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编辑]

  • 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这一点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一露头,无疑就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就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
  • 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而同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这种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此完全不必建立什么用坚定而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 但是,先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
  • 你们爱以求实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毅力,甚至个人的毅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会有70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修养吗?但我们正在提高修养,还要继续提高修养,而且一定会具备很好的修养的!固然,不幸的是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论的俄国革命家,他们依靠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缩小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人中间,都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赞成这种奇怪结论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难道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同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
  • 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编辑]

  •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
  •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迅速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本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时我们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演说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不管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由于笨拙无能。最后,我们还应当提醒工人,使他们不要落入警察经常设置的圈套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集会上和允许存在的团体内侦查“过激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也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 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极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
  • 总之,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必须弄清楚彼得堡的“经济派”几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性。
  • 社会民主党等于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派”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嘴上说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组织章程,这就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
  • 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厂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进行广泛破坏。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大家都热中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会这样一个运动的阶段,但是当他们弄清楚这只能使宪兵获得丰收时,他们就马上放弃了这种思想。……在警察看来,这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摸透“工厂中心储金会”的一切秘密,要没收它们的金钱,要逮捕一切优秀分子就容易极了。发行价值一戈比或两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语把捐款帐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
  • 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 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 就拿德国人作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啊!……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 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中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 我已经说过,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家。但是我也指出,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不停地重复说,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的莫过于蛊惑人心地诱惑群众,而群众只有在经过最痛苦的教训之后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
  • 你们开始谈论并且继续还在谈论捕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上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就“在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即使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尽管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况,这种情况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组织被捕捉的问题,并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见。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
  • 因此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蠢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报刊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游行示威为止,也都是如此。
  •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 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一个人在理论问题上软弱无力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他与其说像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说像工联书记,他不善于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肃然起敬,而且在自己的专业技巧即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 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编辑]

  • 不,社会选拔出来的胜任“工作”的人极多,但我们不善于利用所有这些人。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
  • 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未必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的。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对这个缺点,波-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满。整个事业中的各道“工序”分得愈细,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够完成这些工序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愈难“捕捉”所有这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难借小事捕人来制造“案件”,以抵补国库的“治安”费用。至于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的数目,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愈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就会愈坚定,愈普遍,——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害怕大量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信条》的路线,他们不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 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事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在讨论我们对工人的义务问题时我们往往被赐予的那种“教育”,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像《自由》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同政治问题、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
  • 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完全不是“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每一个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自己的人才,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精心培育的人才。请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才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非常懂得,并不是经常能从“中等人”中选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的。所以他们总是立即设法为每一个能干的工人创造条件,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充分的运用。他们使他成为职业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不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11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
  • 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 在这几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同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有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派”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升到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别害怕,先生们!请记住:我们的组织水平非常低,连我们可能提得太高这种想法都是荒谬的!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编辑]

  • 所以,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作民意党人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因为任何革命派别,如果真想作严肃的斗争,就非有这样的组织不行。民意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人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的理论,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理论,又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丝毫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按“司徒卢威主义”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认为,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解除了我们建立一个像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加给了我们这样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 当然,我们一向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但是,不言而喻,这决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例如在脚注中提到的那本小册子里,除了进行论战来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之外,还描绘出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一种非常坚强的组织的轮廓,这种组织能够“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像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荣的。
  •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抽象地说,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可能会去作轻率的战斗,这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只作抽象的推测,因为任何一次战斗抽象地说都有失败的可能性,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
  • 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 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 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而去拟定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
  • 说它不体面,是因为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利用一部分人爱慕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
  • 作者在这里写道,英国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担负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只有工会的钱库遭到几次破产,工人才懂得,所交会费和所得津贴之间的比例问题不能单用民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见。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编辑]

  • 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化的组织,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从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埋头于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
  • 假使把所有的地方机关报加在一起,那么大致说来每月只出一号。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手工业方式吗?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说明我们的革命组织落后于运动的自发高潮吗?假使同样多号数的报纸不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团体而是由统一的组织来出版,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人力,并且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无论是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直到现在多半还是这样),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唐·吉诃德精神的政论家,都往往忽略这个简单的道理。
  • 这种经验证明: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在原则上不坚定,在政治上无意义,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定期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状态一方面是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又靠这种优势而得以维持下去。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无力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家里,通常主张必须出版许多地方报纸,理由是报纸由地方工人印刷,价格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消息,而在我们俄国,正像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理由却成了反对地方报纸的根据。地方报纸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出版次数又特别少,其原因很简单:办秘密报纸,无论规模多么小,总要有庞大的秘密机构,而这种机构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构来的。秘密机构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精光,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良好的秘密机构,要求革命家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和极严格的分工,而这两个要求对于单个的地方组织来说,无论当时力量多么强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的地方利益,也不是地方机关报能够给予更好照顾的。这乍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实际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已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 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接近实际工作者的政论家实际上对实际工作起着不好的作用,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搪塞,说什么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地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说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的条件。……如果真是每个地方组织都来创办本地的报纸,那就会使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永世长存了!这种分散状态会使我国的宪兵轻而易举地——不费“稍大的”力气就在地方活动家一开始活动时把他们抓走,而不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
  • 在承认工厂揭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方面,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人,可是要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读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报》上的彼得堡通讯时也都感到枯燥无味了。为了在各地进行工厂揭露工作,我们一向都印发传单,并且将来也一直要印发,但是报纸这种出版物,我们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低到工厂传单的水平。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用的是特别突出的事例,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兴趣,能够真正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促使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觉醒起来。
  • 但是,如果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积极筹办一个共同的报纸,那就可以把全俄各地发生的一些并非琐事而是真正突出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每两星期“揪住”一次。这是任何一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要在犯罪的现场揪住敌人,假如说的是正经话而不是哗众取宠,那就根本不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传单才可以做到,因为要做到在现场揪住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天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或游行示威等等)。
  • 可是,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为了使说明城市情况的工作的方向适应我们的整个工作,首先就要把这个方向全部拟定出来,不仅要通过议论,而且要通过大量实例把这个方向明确地规定下来,使它成为牢固的传统。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首先需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和谈到广泛的地方报刊的问题。
  • 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册子上)谈城市和国家的情况,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并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那种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原始小组所实行的“原始的民主”,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的作家、专门的通讯员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组成的大军,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到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密”(俄国官吏常以知道这些机密自傲,并且随便泄露出去),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我们这个反对任何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党,能够而且应当去寻找、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去作战,——但这一切都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常常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去找找有关我国外交、军事、教会、市政、金融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生动有趣的论文、通讯和揭露文章,那么你们会发现几乎根本没有,或者说是绝无仅有。
  •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既可以是贫乏的表现,也可以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经完全能够执行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的情况究竟表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解答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结论确切地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为止还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是不正常的。应当恰恰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想到全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任何一家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动来真正为运动服务的报纸。而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必要的中央机关报同必要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
  • 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经济斗争是一种工会斗争,因此它要求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联合起来。我国的企业主愈是迅速地联合成各种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这种职业性联合也就愈加迫切需要。我们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直接妨碍着这种联合,而为了这种联合就必须有能够领导全俄一切工会的全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
  •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工会斗争(经济斗争)栏,这未必有谁会怀疑。但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就很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公开的和秘密的材料,如有关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地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登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工会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工会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收集起来的、现在可以说散见于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中的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别的地方的工人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最先担负起推广工会斗争的责任,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巩固起来,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编辑]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编辑]

  • 如果因为有人想把地方活动家提高到更广泛的见解、任务、计划等等的水平上来而要加以反驳,并不只是由于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是由于对别人“要”“提高”我们而感到“生气”,——试问,这样我们的党还能够发展,能够前进吗?要知道,尔·纳杰日丁也曾经“大骂”我们的计划,然而他并没有堕落到采用不能单用政治见解幼稚或肤浅来解释的蛊惑手段,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所谓“监督党”的罪名。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从实质上来回答尔·纳杰日丁对于计划所作的批评,而对于《工人事业》,那只能表示鄙视。
  • 我们现在就可以向大家清楚地表明,这种空谈“广泛民主制”的时髦词句究竟是什么货色。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忽略了各个委员会,说我们希望或试图把它们赶入阴间等等。既然按保密条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们同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事实都不能向读者说明,试问我们该怎么来回答这种责难呢?那些信口提出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责难的人,居然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这只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无视革命者的责任是必须把自己所保持的、建立的或力图建立的那些关系和联系都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在“民主制”方面去同这帮人竞争。
  • 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邀请所有的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通过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真正连在一起,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整个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一旦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建立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各委员会和党也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了。可是,代表大会由于发生一系列的破坏事件而没有召开,这个报告也由于考虑到保密而销毁了,读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其中包括一个委员会的几位全权代表。
  • 其实,我们正是根据各委员会的再三请求才向它们作报告说必须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计划的。我们在寄给《工人报》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详细订出了这个计划,正是为了党的组织,并且我们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内极有影响的、担负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们党的责任的人们提出的请求。只是在党组织和我们一同正式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以后,我们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责任创办一个非正式的机关报,以便同志们在作第三次尝试时有相当的实验结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推测。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编辑]

  • 近几年来,我们的所谓有知识的工人也“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要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群众就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抗议和斗争的一切尝试才能做得到。
  •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促使人们想到这一切,促使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在当前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正常发行的全俄报纸不可。
  • 《火星报》上说过,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一条基线。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条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就不会写成“《火星报》创刊号”,而会写成“《工人报》第3号”了,正如有些同志曾经劝我们这样做的,并且我们在上面讲的那些事情发生后本来是有充分理由这样做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不受束缚地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的引线(如果这条引线拉得正确的话)受到人们尊重是因为它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报拉的。
  • 另一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这岂不像文人,即脱离实际工作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 即使创办“广泛的地方报刊”能够做得比较令人满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地方机关报也还是不能把革命家的一切力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去对专制制度发动总攻击,去领导统一的斗争。不要忘记,这里所谈的只是报纸的“集合”作用,组织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请维护分散状态的纳杰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讽刺性问题:“我们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过20万个革命组织人才这种遗产呢?”其次,决不能把“准备游行示威”同《火星报》的计划对立起来,因为这个计划正是把最广泛的游行示威当作目标之一;而问题却在于选择实践手段。在这里,纳杰日丁又弄糊涂了,他看不到只有已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完全自发地进行的),而我们现在正是不善于去集合和组织。“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这也同样是糊涂观念,因为这个工作也是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是动员军队的计划。纳杰日丁在这里怎样忽视我们的分散状态和缺乏“20万个人才”所造成的危害,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纳杰日丁)责备《火星报》,说它很少登载有关失业工人的消息,说它只是偶尔登载一些农村生活中最平常的现象的通讯。这种责备是正确的,但是《火星报》在这方面真是“无辜的罪人”。我们极力想“把引线拉到”农村去,但是那里几乎根本没有石匠,于是我们只好鼓励每一个即使只能告诉我们一些平常事情的人,希望这样会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数,而最后总可以教会我们大家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把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东西。毫无疑问,多少具有像纳杰日丁那样的鼓动才能和熟悉游民生活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进行的鼓动来为运动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设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诉全体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工作的人,给他们做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 现在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在谈论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论“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手和怎样进行统一这件事却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城市中各单个小组,比如说各区的小组“统一起来”,那就需要有共同的机构,这就是说,不仅极有“联合会”这个共同的名称,并且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各种专业工作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构所要花的“本钱”(当然是既指物力又指人力)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的(假使可以用商业用语来表达的话),同时,专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场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即使是像单个地区这样的场所也显得过分狭窄,而且在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用政治鼓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例子详细地证明过了。必须,绝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在经常的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来建立城市之间的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像是坐井观天”(用寄给《火星报》的一封信的作者的说法),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
  • 每一次发动,每一次游行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价和讨论,都会使大家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社会党人并不笼统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改变进攻计划等等。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造成现在常见的情况,即每举行一次游行示威或每出版一号地方报纸,都会使所有的力量紧张到“拼死拼活的”地步,都会使所有的人去担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不知道“根子”在什么地方,想找到“根子”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工作能训练人们习惯于使每一次进攻的力量同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现在,几乎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自发的),不仅便于从其他地方“调来”书刊,而且也便于“调来”革命力量。
  • 现在这些力量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往往消耗殆尽,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地调到乙地。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务,用党的经费作短途来往,以后他们就会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
  •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定期在全俄各地发行。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编辑]

  • 奇怪的逻辑!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先生们,你们真是嫁祸于人,因为正是由于“自由社”把恐怖手段写在纲领中,这也就是在号召建立恐怖派的组织,而这种组织确实会使我们的军队不去同群众接近,可惜这些群众还不是我们的,可惜他们还不向我们请示或者很少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军事行动。
  •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像《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他们也没有错过。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
  •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 事实上,可以想一想我们时常遇到的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全部遭到破坏的情况。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缺乏一种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坏事件往往会使工作中断好几个月。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了一种共同的工作,那么即使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也只要有两三个有干劲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的中心取得联系,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目前也在很迅速地产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心取得联系。
  • 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像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结束语[编辑]

  • 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1884-1894年。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派别的人还寥寥无几。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1898年。这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这是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地热衷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普遍地热衷于罢工,这就像流行病迅速蔓延一样。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年轻,他们对实际工作缺乏修养,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范围大都是很广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是同民意党人一样的。他们在青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而且必须同那些始终忠于“民意党”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斗争迫使人们学习,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他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启发他们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1898年春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件事情。
  • 第三个时期(1898-?),我们已经看到,是在1897年就开始准备的,而在1898年完全代替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这种假嗓一方面出自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耶夫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却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卷进来了,并且扩展到整个俄国,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在广泛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几乎纯粹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要求他们具备的自觉性愈高,这样的书刊也就愈显得不足。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合法书刊上的布伦坦诺派和秘密书刊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
  •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转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渡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