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财

黄循财（英语：Lawrence Wong Shyun Tsai，1972年12月18日生）是新加坡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及前任公务员，自2024年5月15日起担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自2021年起兼任财政部长。他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成员，自2015年起担任马西岭—油池集选区林邦分区的国会议员，曾于2011年至2015年间担任西海岸集选区文礼分区的国会议员。他也是首位出生于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的总理。

语录

就职演说（摘录）（2024年5月）

“全文：黄循财首次以新加坡总理身份发表的演说”

我这一代的故事，就是新加坡独立的故事。我们的人生见证了塑造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廉洁、公平竞争、多元种族、公正与平等。这些原则深植于我们心中。

我们明白良好领导、政治稳定与长远规划的重要性。我们本身就是建国先贤大胆且坚定推行政策的受益者。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的领导风格，与前几代会有所不同。我们会以自己的方式领导，继续大胆构思、放眼长远。

新加坡目前处于有利位置，但世界局势正剧烈变化。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亚太地区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可惜，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不会再回来。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冲突与竞争的世界，列强正争相塑造尚未定型的新全球秩序。这段转型期将伴随地缘政治紧张、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抬头，可能持续多年甚至数十年。作为一个小国，我们无法逃避这些强烈的外部变化；作为开放型经济体，当多边主义瓦解时，我们的生计将受到冲击；作为多元社会，我们也更容易受外来影响而分化。

我们将加强对内对外的伙伴关系，捍卫新加坡的利益，以便为自己，也为世界，争取更好的结果。

新加坡向来是一个多元国家——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如今比以往更加多元。然而我们仍能凝聚为一体。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并不是因为否定差异，而是拥抱差异。我们确保每个族群、每个宗教、每个语言群体，不论大小，都能感受到被包容、被尊重、被重视。当社群之间出现分歧——这在所难免——我们不会放大分歧，而是选择接受差异，寻求务实的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我们始终在互相尊重与信任的氛围中这么做。这就是我与我的团队的信念。这将是我们继续发展与强化“新加坡身份”的方式。我们从不削减，而是加乘；我们从不收缩，而是扩展。正是从多元中，我们凝聚出团结。

今日的新加坡，在经济水准上已领先多数国家。从国际标准看来，我们已建立起卓越的教育、住房、医疗与交通体系。但我们的处境正在变化，科技日新月异，人口也快速老化，因此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我们必须持续努力——不断改善、升级与转型。我坚信，我们可以、也必须做得更好。

作为新加坡人，我们都明白什么是超越期望——超越他人对我们的评价，甚至超越我们对自己的预期。当面对困难时，我们不会崩溃，而是坚持到底，对同胞有信心，对新加坡的未来有信心。

我的使命非常清晰：要继续突破困境，延续这个被称为“新加坡奇迹”的故事。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攀上更高的高峰，为的是让我们与我们的孩子，拥有一个充满希望与团结的家园。

接受《经济学人》专访（2024年5月）

“2024年5月6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接受《经济学人》访问的逐字稿”

中国确实将美国视为试图遏制、包围与打压它，并试图剥夺它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这不只是中国领导层的看法。我认为，如果你与许多中国官员交谈，他们也有相同的感受，他们觉得西方是在对中国进行围堵，意图让中国无法崛起。他们有这种感受，而每一个行动都会产生相对的反应。所以你会看到中国正在寻找方法，突破这种围堵状态，确保自己在科技上实现自立自强。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阶段：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现在的“强起来”。他们认为自己的时代来了，想要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海外利益。但同时，中国也必须学习——就像所有大国都要学习的一样——如果他们过度行事，如果试图强压、挤压、施压其他国家，这将引发反弹，尤其是在本地区。因此他们不能走得太远，这是一门大国都必须学习的课题。

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是对领土主权与完整的公然侵犯。如果这类入侵能以历史错误或荒谬决定为由被合理化，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不安全，而我们也将变得更加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我们仍然决定采取行动，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我们是唯一这么做的东盟国家，全球南方许多国家也没有这么做。但我们决定采取这一步，因为这涉及我们所信仰与维护的一些非常根本的原则。

在新加坡，尽管我们有华人占多数的人口，也与中国有联系，但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也要提醒中国：我们是新加坡人，我们做事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基于族群血缘的联系。同样地，我们也有马来人口，与本区域及全球穆斯林社群（Ummah）有联系；我们也有印度人口，与印度保持着祖籍与家族的连结。这样的多元背景使我们的社会容易受到外来影响，因为与这些更大文明与国家的联系，不只是历史的，也是情感上的、文化上的，这些连结正是塑造我们身份的一部分。我们珍惜这些连结。但同时，我们必须持续提醒国人，与新加坡人对话：我们首先是新加坡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以我们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我的背景就是我的背景。如果它让我更贴近新加坡人，那当然是好事。但我毫不怀疑，就如我刚才所说，新加坡人是有判断力、明智的选民。我毫不怀疑，到了最后，他们会要求我兑现承诺——提供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生活水准，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如果我和我的团队无法达成这些高度期待，无法实现这些标准，而有更好的人选出现，那新加坡人会做出选择。我对此毫无疑问。

接受本地媒体专访（2024年5月）

“副总理黄循财接受本地媒体访问（2024年5月）”

社会契约，在很多方面，是“新加坡故事”的核心。它关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社会。我相信所有新加坡人都希望，新加坡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发挥所长、茁壮成长、实现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的地方。但每个人都不同，我们有不同的能力与优势，我们学习的节奏也不同。所以我认为，追寻梦想不该是彼此比较、卷入无止境的竞争，而是要了解自己的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并拥抱多元成功之道。

我之所以从政，是因为我将它视为公共服务的延续。多年来，我在公共服务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但老实说，当我刚开始工作时，情况并非如此。我最初在贸易与工业部担任经济学家，曾被公共服务委员会拒绝加入行政官队伍，当时我参与的政策工作不多，主要是做经济分析。我就像个“数据人”，负责所有分析性工作。有人有问题，例如区域金融危机来袭，会对新加坡造成什么影响？这时他们会问我，我便会跑模型、做技术分析、输出结果。这就是我职业初期的大部分工作内容。

领导人不一定要知道所有答案，但必须懂得听取建议、吸收各方意见，最终还是要明确指出前进的方向。因为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不需要领导人了。知道该怎么做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当你确定了方向后，如何让大家认同、凝聚共识，一起朝着这条路走。这并不容易，需要良好的沟通、说服、激励与启发人心的能力，才能团结大家、携手前行。

我们的新加坡方式很独特，就是无论社群大小，我们都重视每一个群体，确保每一个社群都拥有一席之地，都受到尊重与重视，都能在新加坡找到归属感。这意味着，各族群可以延续自己的传统习俗与文化，而不会感到被排挤。同时，我们也与所有社群合作，寻找共同点，找出团结我们作为新加坡人的价值。我们会不断努力，让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更加稳固与发展。

外部环境确实让我们十分关注，因为我们正值领导层交接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际，世界却处于剧烈变动中。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而这个过程将非常混乱与不可预测。美国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虽然大家都说我们正进入一个多极世界，但这个新秩序还未稳定，全球正处于不确定的过渡期。这段期间将充斥着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大国对抗——而“民族主义”本身并非坏事，但过度的民族主义、激进的民族情绪会造成问题。过去30年我们所受惠的全球化模式，也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我也感到希望，因为我看到许多年轻的新加坡人，比我年轻时更加知识渊博。他们阅读更广泛，能接触各类资讯，也更清楚自己人生想追求什么。从与他们的对话中，我感受到他们不仅想在个人事业上有所成就，也希望为更大的目标做出贡献。我认为这非常有意义，这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讯号。

我想说，过去60年，新加坡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我们克服了无数困难，缔造了所谓的“新加坡奇迹”——一场超乎想像的转型。而如今，我们进入了新加坡发展的新阶段。但事实上，“新加坡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仍有待我们共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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