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对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国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分析的著作,首次发表于1927年3月的《战士》周刊第三十期。


语录[编辑]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编辑]

  •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编辑]

  • 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编辑]

  •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 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编辑]

  •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编辑]

  •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所谓“痞子运动”[编辑]

  •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编辑]

  •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十四件大事[编辑]

  •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编辑]

  •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编辑]

  •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 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编辑]

  •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编辑]

  •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编辑]

  •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
  • 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编辑]

  •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编辑]

  •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 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它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编辑]

  •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 农民诸禁[编辑]

  •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匪[编辑]

  •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

第十一件 废苛捐[编辑]

  •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编辑]

  •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
  • 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它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编辑]

  •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编辑]

  • 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
  • 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