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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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祖籍广东顺德,香港文化人。

语录[编辑]

  • 在表面的温良恭俭谦让底下,原始儒家的精神,是一股非常刚健、敢于违逆任何权势的一股精神。[1]
  • 在我看来,最可怕的悲剧就是‘过度沉迷于自己的悲剧’。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其他人的故事,忘记了对其他人的好奇,以及其他人所可能经历过的悲剧的了解。[2] [3]
  • (林郑)时常不顾一套政策带来的政治后果。她在官场中不得同僚人心,在政坛中欠缺广泛人脉,在特首选举期间更是不孚民望。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主派,只要用最基本的常理审视,大概都会同意她并不是治理一座复杂城市的理想人选。今日局危若此,虽然出乎意料,但也并非无缘无本。那么当初为什么会选中她呢?……不顾后果地强推政策,说明她听话……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欢心,这说明她只能向上效忠。
  • 于是五四的丰富义蕴,在当下便只能独扬爱国主义这一面,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特别强调其它局部主张(例如在推崇儒家的时候批评五四反对封建传统太过,但在压制佛教、伊斯兰以及基督信仰的时候,则不妨弘扬五四反迷信的精神)。但就算只说爱国,五四史事也还是能令政府困扰。因为在最正统的官方史述里面,若要强调当年学子爱国情操之壮烈,便不能不痛斥卖国北洋政府之罪恶;若要批判北洋政府之过,便不可不说它如何粗蛮对待那批学生。那北洋政府当时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呢?五四当天烧掉了国家官员住宅,把外交官打成重伤的那批学生,被关三天获释,事后不止没被追究,还成了国民英雄,这在今日固是耳熟能详的佳话。其实1919年六月上旬,学生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一样有些现在看起来非常有趣的“违法达义”事件:
  • “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那天傍晚,他又补记:“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后来的事情我们都晓得,徐世昌总统在六月六日派官员去向学生道歉,学生才肯撤出宿舍……。这就是一百年前的六月。
  •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数一数二的名校纷纷改变校章,删掉“思想自由”甚至“探索真理”,好强化党的领导。稍知国史,就知道现实和常理在运动面前的无效。“大跃进”从一开始就不现实,但到底持续三年;
  • 你在古巴是看不到他街头的雕像、画像,但卡斯特罗很妙的是吧,他准许摆设,你们崇拜切格瓦拉可以,满街都是切格瓦拉,但是他自己的相他是不许人弄的,他不许搞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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