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茨拉夫·哈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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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
沒有共同擁有和廣泛確立的道德價值和責任,就沒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正常運行。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作家、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於1993年到2002年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存在的意義和道德的政治》[編輯]

  • 權力從來不會獨自存在,它支配人也來源於這些人。我們這個社會的權力運作,並不簡單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權力支配另一些人,每個人都被迫成為權力機器上的一個部件,因此常常很難指出誰要為政權的所作所為負責。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他一方面是奴僕,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隸主,想踐踏下屬。專制制度就是以這種方式把整個社會納入它的系統,使人不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創建者;人們既是囚徒,又是獄吏。
  • 什麼是我真正的立場?首先,我不採納任何意識形態或教條教義,不管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以及其他任何對於這個世界封閉的、事先準備好了的推論體系。與此相反,我總是試圖獨立地去思考,運用我自己的理性權力,並且極力抵制種種將自己束之高閣的誘惑。我感到自己隨時準備接受有意思的和有說服力的每件事情,隨時準備吸收新的觀念和將它們納入自己的世界圖景。
  • 如果我們不建設一個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國家,我們決不能建立於一個基於法治的民主國家。如果不以某種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為基礎,最好的法律和設想得最好的民主機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內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權。
  • 追求存在,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信仰。一個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義,對他自己持有一種信心。希望、驚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這一切揭示了他與生活的關係。
  • 在這個世界中,諸如正義、誠實、叛逆、友誼、背信、勇氣或同情這樣一些概念,有着和實際的人們及實際生活的重要性相聯繫的全部切實的內容。
  • 這是一種膨脹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義的權力的全面統治,不僅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運行,建立在一種因為與真實相脫節所以能使任何東西合理化的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虛構上面。這種權力作為操縱壓迫製造恐懼的全面壟斷而存在,它壟斷性地制定思想道德個人生活進而將它們非人性化…….
  • 冷漠成了一種積極的社會力量,這不是簡單的冷漠,它比恐懼更有力量,它將許多人帶到投票站,去開會,成為官方機構的會員。這個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例行公事,一種習慣,一種無意識,一種懶惰,在其背後除了放棄什麼都沒有。參加誰也不相信的政治儀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個人不會得到任何東西,但是也許會失去那種平靜的生活。
  • 雖然市場經濟對人像空氣一樣自然和不言而喻,但我擔憂並認為危險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們把改革的某些方面變成意識形態,變成偏狹的教條和狂熱。有些人瘋狂相信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把市場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東西,有些人從左傾意識形態狂熱一下子變為右傾意識形態狂熱,有人像當年擁護革命口號「一切權力歸共產主義者」那樣,利用現在的權位化公為私。


《政治與良心》[編輯]

  • 和現代理性一樣,以意識形態來實行的統治把人的生活和歷史變成僵化的理論和規律,從本質上扼殺和否定了生活的真實性。意識形態是一種封閉的、排斥性的信仰戒律,它窒息了人生內在的多元經驗和真實性。
  • 良知是人對生命意義的特有意識。良知使得人能夠就人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價值和目的形成具有普世意義的看法。只有人才有良知,良知本身的對錯或真理性則是另一個問題。比起良知的人本體意義,它的認識價值反倒成為其次。
  • 良知是一種對人存在本真的直接把握。個人良知排除任何中介而直接去把握人間實事,直接去用心體驗人生的意義和目的,「良知」因此也成為「良心」。直覺良知並不一定總是可靠。直覺良知甚至並非一定有利於民主公共制度或秩序的建立。良知只是在極權專制的環境下才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當公共的價值思考被極權統治窒息的時候,個人的直覺良知才成為保存人類普遍價值意識的最後手段,個人的良知才成為抵抗極權統治的最後一道防線。
  • 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我認為這些根本是意識形態,混淆不清的概念早就不重要了。現在是完全不同的問題。更深刻,與所有的人有關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該用什麼法子才能恢復人類的個體經驗,以此來衡量(真實)事物,把道德看得比政治重要,把責任看得比欲望重要。
  • 哈維爾強調「在真實中生活」,體現的是人的最根本的責任。這個意義上的「真實」不只是「誠實」和「不說謊」,還有更高一層的意義,那就是拒絕人在謊言中的自身異化。哈維爾強調的是帕托契克所闡述的「公共真實」。
  • 人只有在清楚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的關係時才算真正具有自由意識,這種對自由的感受就是責任。......沒有責任感,就不可能實現充分的人性和人的自我完足。
  • 我想重申:極權主義是對當代文明的一個巨大的提醒。也許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將這種制度從地球表面剷除,然後便萬事大吉。但這無異於一個相貌醜陋的女子通過打碎鏡子來擺脫她的窘境一樣。這樣一種「最終解決」是非個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夢想之一,正像「最終解決」這個詞鮮明地提醒我們的那樣,它可能將夢想轉變為現實,也因此把現實轉變為噩夢。它不僅解決不了當今世界的危機,只要最終還有人活着,便只能反過來加深這種危機。它只能給這個已是沉重負擔的文明進一步增添數百萬人的死亡,卻不能阻止走向極權主義的基本趨勢,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將是一場代價昂貴的勝利,因為其勝利者來自於這樣一個矛盾: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戰敗的敵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們所願意接受和能夠想像的。
  • 對我來說我們所有的人,東方和西方的,都面臨着一個基本的使命,與它相比,其餘都是從屬性質的。這項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個人化的、非人性的權力,抵制這種非理性的趨勢,它以種種意識形態的、制度的、黨政機關的、官僚主義的、偽飾的語言及政治口號的方式出現。這項使命需要我們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慮並全神貫注,在每個步驟和每個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們必須抵制它的複雜性和全面異化的壓力,不管它採取消費、廣告、鎮壓、技術,還是陳詞濫調的形式,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狂熱主義的親兄弟,是極權主義思想的溫床。
  • 我們必須從我們「本來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確認它的被否認的真實性,而不怕被嘲笑。我們必須以智慧的謙卑之心,尊重「本來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後的神秘性,承認顯然有超出我們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種東西。我們必須和我們存在的絕對地平線保持聯繫,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將會不斷地去發現和體驗這種聯繫。我們的所有行動、所有個人的和未經意識形態審查的生活經驗,都要以價值和責任為出發點。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更甚於所有抽象的推論,不去發明良心的呼喚之外的其他責任。我們不必為我們能去愛、擁有友誼、團結、同情心和寬恕而感到羞恥,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將我們人性中的基本尺度從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來,將以此作為有意義的人類社會唯一真正的起點。我們必須受我們自身理性的引導,在任何條件下將為真理服務作為我們自己的基本經驗。

《致胡薩克的公開信》[編輯]

  • 面對極權體制,大多數人放棄了自己的努力,不再關心國家大事,逃避現實,鑽入自我的圈子。人們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見或公開的對抗有什麼作用。為了證明這一點,法庭對那些持不同政見、提出異議的人進行嚴厲的制裁。社會渙散成一盤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創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從中尋找隱蔽所。公民的自由組合、交流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現在卻被禁止了。全國上下籠罩着一種死氣沉沉的氣氛。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着整個社會。人們覺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能親身體驗到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掩蓋着多麼蒼白的事實。不久前還是強大的團結力量崩潰了。人們變得自私起來,到處都籠罩着恐懼。人們被迫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裡卻什麼也不相信。
  • 秩序已經建立起來,其代價是精神上的麻痹、心靈的麻木、生活的荒蕪。表面的 「穩定」已經獲得了成功。其代價是社會精神和道德危機。
  • 獨裁制度的到來,不僅是政治危機,更是文化危機或人性危機,正是­人性的普遍犬儒化使獨裁暴政可以暢通無阻。
  • 像在每一個「熵」制度中發生的那樣——當權者,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試圖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開地和持續地處理真正的衝突、要求和爭端,而是簡單地用一個面紗將它們掩蓋起來。但是,在這層掩蓋之下的某些地方,這些衝突和要求在繼續生長和增多,反而造成這種掩蓋不再發生作用時刻的到來。它意味着這樣的時刻,死亡的慣性壓迫遭到崩潰和歷史重又迅速地進入這個地區。
  • 權威的本質 (它的目標被減縮成通過強迫性的強加和無休止贊同的整齊劃一來保護自己的永久性) 主要表現為對所有多樣化、獨特性和超越的不信任;存在於一種對所有未知的、摸不着的和通常是含糊的事物的厭惡;存在於對千人一面、一致性和惰性的癖好;存在於對現狀深深的眷戀,在其中,呆板的精神勝過生命。它所力求的秩序不是真誠地追求社會自我組織的最高形式,以及與發展中的複雜結構相適應,而是與其相反,是一種朝向代表熵的頂峰的「最大可能性狀態」的衰退。追隨熵的方向,它走向反對生活的方向。


《政治、道德和教養》[編輯]

  • 當我看見如此眾多的西方人沉迷於意識形態,比我們生活於徹底意識形態制度中的人遠為甚烈,我就不免倒抽一口涼氣。某種觀點立場或某個人是極左還是極右,是偏左還是偏右,是左派中的右派還是右派中的左派,好像某種恰當的分類比觀點本身還重要。......但是根據我們經驗的背景,在意識形態完全驅逐真理的環境中,所有這些沒完沒了的爭論顯得無聊、錯誤百出和遠離事實。
  • 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得承認這個問題給我一種上個世紀深淵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些完全是意識形態的和在語義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變味了。
  • 我仍然深信政治並非本質上即不光彩的事情;就其不光彩的一面來說,只有不光彩的人們令政治不光彩。我得承認,比起人類其他活動領域來,政治更能誘惑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它對人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說一個政治家必須撒謊或搞陰謀,那是不切實際的,那簡直是荒謬的說法。出於某些原因,總是有人散布這種說法,藉此打擊別人對公共事務產生興趣。
  • 如果你心術正,有良好的趣味,那麼你不僅有資格從事政治,而且命中注定要從事政治,絕對屬於這一領域。一個政治家不在於有說謊的能力,而是需要敏感,知道什麼時候、對什麼人、怎樣去說必須說的話。認為一個有原則的人不屬於政治是不符合實情的;如果在原則之上,再加上耐心、謹慎、分寸感和理解別人的能力,那麼便已足夠。認為只有冷酷的犬儒、虛榮、無禮、粗鄙的人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是不對的,雖然這樣的人容易被政治所吸引,但實際上,正派和良好的趣味總是占上風。我的經驗和觀察證明了政治作為道德實踐是可能的。然而,我並不否認踏上這條道路並非容易,而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是一件容易的事。
  • 暴力孕育更多暴力。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革命墮落為吞食自己子女的獨裁統治,造就了一批醞釀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們是在自掘墳墓,促使社會回到致命的 「革命——反革命」走馬燈式的循環。
  • 社會平均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是市場經濟本質上不可能提供的東西。進一步說,強迫市場這樣去做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們從前的經驗足以告訴我們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無權者的權力》[編輯]

  • 自由的人民與極權政權間的衝突的形式,與公開化的社會和傳統專制社會大不相同。一開始,這一衝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權力層次上展開的,而產生於完全不同的層次:它產生於存在的層次,即人類意識和良知的層次。這一層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選民和士兵的數量來估量的,因為它伸沿到社會意識的第五階層,在生活的隱藏的目標中,在人類受壓抑的、對尊嚴和基本人權的追求與嚮往中,在人類真實的社會和政治利益中。
  • 這個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還有一批人出於保護他們手中權力的本能,也可能與真理力量相協調)。
  • 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來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政治事件或社會運動,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一次劇烈衝突,或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的無法壓制的轉變。因為所有的關鍵問題和矛盾都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遮着,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麼時間那最後一刻會到來,最後打擊的性質又是什麼。
  • 這種專制制度,無論它所標榜的正統意識形態如何,其權力最終來自軍隊和警察。
  • 我們這個社會制度通常稱之為專制制度,更確切來講是一個操縱了社會經濟、政治特權的官僚制度。
  • 真正的民主怎麼可能和只有一種意識形態的領導作用及權力始終掌握在一個政黨手中的原則相調和? 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權力民主競爭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擔保經濟一勞永逸地以一種唯一的、事先規定的方式來組織?
  • 意識形態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梁來開脫和提供藉口,跨越社會制度與生存的目的之間的鴻溝。它假設制度的需要是產生於生存需要的,是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後極權制度觸及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不過在這樣作的時候披着意識形態的面紗。
  • 像「社會主義」一樣,「資本主義」也是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加以推廣和庸俗化的一個概念,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必須接受它,尤其是對這個概念不費力氣地加以運用,是一種喜歡通過接受類似的意識形態標籤而使生活簡單化心理的典型,並且還和許多具有危險的文明現象聯繫在一起,它們並不在我的框架之內。
  • 虛偽與謊言充斥着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擴張帝國主義勢力,成為被壓迫民族的支援;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捏造統計數據;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麼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
  • 人們毋須相信這一切神話。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這樣,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
  • 我們看到意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藉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離現實,但卻具有了特異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祭祀儀式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藏匿在後面的現實。現象的重要性不再產生於現象自身,而在於它在意識形態概念世界裡所據的座標。不是現實決定理論,而是理論決定現實。因此,權力離意識形態更近,離現實更遠了。權力從理論中汲取力量,成為理論的附庸。這樣難免就導致了一種悖乎常情的結果:不是理論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象意識形態在權力中凌駕權力之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最後,看起來是理論、意識形態和儀式來做出影響人民生存的決定,而不是相反。
  • 如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視道德為「上層建築」的信條妨礙了我們的朋友們全面認識這個問題的意義,用某種方式把這個問題包含在他們的世界觀內,這只能傷害他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影響機制的正確理解,從而使他們自己變成「虛幻意識」的犧牲品——這正是他們作為馬克思主義一向懷疑別人如此的情形。
  • 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政機構剝奪了人們的良心、常識和自然的談話及實際的人性內容,這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國家甚至越來越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成統計學意義上的投票人、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遊者和士兵。
  • 後極權社會內那些日後逐漸演變為政治運動的活動背景,通常並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公開的政治觀點與力量的衝突所組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是來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廣泛的領域,在謊言中生活與在真實中生活,在那兒發生衝突,也就是說後極權制度的規定與生活的真正目的發生了衝突。
  • 事物的變化與過去的任何時候都不同,將來自人類的存在,來自人類從根本上重建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確立人類相互之間與宇宙的關係。一個更好的經濟政治模式的誕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一定來自社會的存在和道德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像設計和推廣新型汽車那樣,它要是不再是過去的墮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變自己的面貌的過程的表現。一個好的制度不會當然地保證一種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創造更好的生活,才能發展出更好的制度。
  • 在民主國家裡辯論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就有些人想把我們的事業放在辯論的背景之內,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說我們能不能認真地議一議我們該不該去改變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這根本算不上是個問題,因為目前根本就無法實現其中的任何一個目標。我們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時結束,變更何時開始。很多嚴峻的經歷告訴我們,不論是改革還是變革,本身什麼都不能保障。我們知道,原則上看不管現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變革」了,結果都是一回事。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能否在這種社會裡尊嚴地生活下去,這個社會是否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它服務。我們正在為這個目標奮鬥,使用的是現有的、有成效的手段。
  • 一個較有尊嚴的民族命運唯一可能的起點,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當務之急是為更為人道的生活創造條件。人的改變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務的開端。
  • 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一名「不同政見者」,並非僅僅因為他某一天這人忽然決心投入到這個非凡的事業中。他自己的責任感,以及各種複雜的外在因素,驅使他加入這一事業。他被現制度拋棄,而且置身於與之相衝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願望開始,以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
  • 後極權主義制度正在向人類發動一場全面進攻;人類慘遭遺棄,孤獨無援,只有孤軍奮戰。因此一切「不同政見者運動」自然都明顯是保衛性的,它們反對後極權制度的目標,捍衛人類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標。
  • 共產主義經濟出自一種誇張的、烏托邦和理論,它把自身抬到一切事物之上。待到付諸實踐時,這種烏托邦的推理開始肅清與它不符的每一項東西,清除在它的計劃之外或干擾這些計劃的東西。審查制度、恐怖和集中營是同一種生產崩潰的中央集權經濟的結果。事實上,從一開始,意識形態幻覺的謬誤同時表現為這種偽科學的烏托邦,完全失去了對生活曖昧不清一面的感覺,缺少對於神秘的存在秩序的謙卑精神,偏離了 「來自上方」(from above)的道德尺度以及脫離了人類良心。
  • 後極權制度畢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個特殊政治路線的表現形式。它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對社會的侵害,或對社會的自我侵害,是長期、複雜而極其沉重的。僅僅靠先確立一條不同的政治路線,再力圖更換政府,這不但不現實,而且完全不夠,因為這樣根本不接近事物的根本。長期以來,這個問題已不再是路線或綱領的問題了,而是一個生活本身的問題。
  • 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種手段把人民組織起來,從而使人民可能獲得所謂"解放",對這種腐惡昭彰的作法,我們早有切膚之痛的了解。總而言之,大部分深受傳統政治思考方式束縛的人,把「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防禦性特徵看成是弱點。我的看法正相反:這個特徵乃是其最強大的力量所在。我認為,正是依靠這一力量,這些運動才取代了那種視不同政見者運動綱領為不當的政治觀。
  • 在後極權制度下,與意識形態一樣,法典是一種藉口,把權力行使的卑劣過程掩飾在法律的尊嚴的袈裟里,給人一種愉快的幻覺:正義得到伸張,社會受到保護,權力運作有客觀的規章制度可循,這一切都是為了掩蓋後極權制度法律實踐的實質: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操縱。
  • 在後極權制度下,法典跟意識形態一樣,是權力結構之外儀式交流的關鍵工具。正是法典本身為權力的實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則,正是法典本身讓現制度的各部門互相交流,充分說明和建立合法性。它為整個遊戲提供了「規則」,為它的工程師提供技術。若沒有這個普遍儀式的成全,充當維繫權力結構各部門的共同語言,後極權制度內的權力實施是根本無法想像的。壓迫工具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種正式的規章。
  • 要沒有法律作為儀式上的聚合力量,後極權制度就根本無法存在。儀式、假面和藉口的整個角色看上去最精采的部分當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規定公民不允許做的和法律制裁的理由的章節,而是闡明公民權利及義務的章節。這些章節除了空洞的詞藻之外別無他物,但即便是這些章節,對制度來說都極為重要,因為制度就靠着它們在本國公民、學童、國際公眾和歷史的面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對此制度不能不聞不問,因為它不能懷疑對它的生存至關重要的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我們已經看到權力結構如何被自身的意識形態及其聲譽束縛)。懷疑它就等於否定自身要表現的一切,並會損害制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
  • 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
  • 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
  • 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難以預知的歷史》[編輯]

  • 在極權體制下,社會看上去鐵板一塊,忠於政權,實際狀況卻難以窺測。
  • 事實上,這一由於害怕而形成的單一社會實際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測一個隨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會引發雪崩。這種想法雖然並不是我們當初行為的唯一動力,但是我們確實是這麼認為的。現在,我們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永遠不要自以為對歷史演變的規律了如指掌,自以為可以預測未來。
  • 無論如何,我們對極權政權如此輕易崩潰感到驚訝。我們異議人士對此同西方的記者以及政治學專家一樣感到不可思議。我們也一樣,無法預測事態的發展,對事變的後果不知所措。我們過去所追求的是要成為一個自由人,說真話,為國家的實際狀況作證,我們並沒有想到接管政權。
  • 耐心是至關重要的。急躁引發傲慢,而傲慢又反過來滋長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覺的人,是唯一掌握了歷史的人,所以有資格對歷史發號施令。如果歷史的發展超出了自己的預測,就不惜干預。必要的時候,甚至動用武力。共產主義制度就是如此。 在這種傲慢與自信的推動之下,共產主義理論家們走向了古拉格勞改營。因為一開始他們就確信他們掌握了歷史發展的奧秘,他們知道怎樣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必要解釋呢?
  • 東西之間鐵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責為萬惡之源的兩極世界的結束,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這意味着一種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結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煙消雲散。因此,在一段時間裡,有人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人類從此進入一個歷史之外的美好時代。此類想法也是對歷史的奧秘缺乏謙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現。事實上,歷史遠沒有終結。儘管不少嚴重威脅已經離我們而去,但是隨着東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嚴重的威脅開始浮上水面。
  • 我個人最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使我堅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謙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們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許多奧秘我們永遠也不會了解。在承認我們並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認我們並不知道事物的結局的前提下承擔我們的責任。其實我們是無知的。但是,沒有人可以剝奪我們的希望。同時,沒有驚訝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獄中書簡》[編輯]

  • 真正的堅定不移僅僅表現在某人能夠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嚴肅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製和對於世界獨特的而不是調停的觀點。當然反過來也一樣:只有能夠保持這樣一種持久的總體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這種信仰是作為一種靈魂的狀態,作為一種「面對存在「而不是對來自外部某種東西盲目認同。


《現象學》[編輯]

  • 現象學強調個人直接面對實事世界,從意識結構去揭示人的生存世界(life-world),這對極權統治社會中有極深刻、及時和具體的政治批判意義。
  • 人在極權壓迫下失落了「人性人生」。但是,個人直覺意識仍然可以讓人再度找回那個失落了的「人性人生」家園。人們不需要通過政治革命就可以重新進入這個人生世界。重返這個人生世界則本身就是在顛覆那個壓迫人生的極權異化世界。無論極權壓迫多麼嚴厲,它終將無法消除人類可以憑個體直覺,也必須憑個體直覺才能進入的人生世界。這是一個必須由每個人獨自去把握的意義世界,它是美、愛、善、自由、真實和責任的家園。


外部鏈接[編輯]

參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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