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餘慶

田餘慶（1924年2月11日—2014年12月25日），中國湖南省湘陰縣人，出生於陝西省南鄭縣。1950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在世時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代表作有《東晉門閥政治》、《秦漢魏晉史探微》、《拓跋史探》。

摘錄

《東晉門閥政治》

本書所指門閥政治，質言之，是指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它的存在是暫時的。它來自皇權政治，又逐步回歸於皇權政治。本書定名為《東晉門閥政治》，原意並不是截取歷史上門閥政治的一個段落加以研究。在作者看來，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江左的東晉時期，前此的孫吳不是，後此的南朝也不是；至於北方，並沒有出現過門閥政治。門閥士族存在並起著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歷史時期，並不都是門閥政治時期。
在南渡士族中，王導有「江左管夷吾」之譽，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復神州」的豪言。但是王導並沒有一匡九合的抱負，只是盡力於籠絡南士，和輯僑姓，以圖苟安。司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業，並不真正以中原為念。史言司馬睿「方拓定江南，未逞北伐」，確是事實。
唐長孺先生說，魏晉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狀況，而不是依其遠祖即所謂「冢中枯骨」所曾獲得的政治地位為準。這個見解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冢中枯骨」雖然不能決定其後裔門戶的高低，但是其後裔卻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譜也往往不承認自己門戶地位下降的事實，總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視新進。
謝衡學行是篤守傳統的儒宗，看不到一點元康名士的玄學氣習。這樣的人，顯然不會為時所重，為士流所傾心。
謝氏若無此由儒入玄的轉化，就不能進入名士行列，其家族地位亦無從提高，更不用說上升到士族中的最高層次。所以謝鯤追隨元康名士，是謝氏家族社會地位變化的關鍵。
謝氏與桓氏一樣，其家族地位上升，由儒入玄雖是必要條件，但還不是充分條件。純粹的玄學家遺落世務，鄙視事功，無助於維持士族門戶勢力。要維持並增進門戶勢力，還必須靠事功。
皇權政治的逐漸恢復，主要人物是孝武帝和司馬道子。史籍所載，孝武帝是昏君，司馬道子父子是亂臣，這些都是事實。但在這些昏君、亂臣的某些行事中，卻體現了門閥政治向皇權政治的轉折。回復皇權政治，是回覆中國古代歷史的常態。這是客觀的歷史趨勢，與評價門閥政治無關，也與評價人物無關。或者還可以說，正由於昏君亂臣當朝，本來是可能有所收穫的恢復皇權的活動，才沒有出現真正的成效，徒然成為一陣噪音，一場鬧劇。
嚴格說來，太原王氏雖然繼陳郡謝氏之後居於權勢地位，但並非以門閥之重與司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無人才亦無事功，不足以制約皇權並維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別依附司馬氏而貪圖門戶利益。這與前此的門閥政治格局已頗不相同。所以門閥政治此時走向終場，並不是偶然之事。
帝王之興，皆有驅除。古人觀察到的這一現象，就歷史轉折關頭出現的過程的複雜性、反覆性說來，具有普遍的意義。司馬氏主相、王氏兩支交錯構成的紛爭，為桓玄製造了機會；而桓玄的一時得逞，又成就了劉裕的事業。紛爭只是政治現象。紛爭所包含的實質性的內容，是皇權力求振興，是門閥政治行將結束。這種歷史任務，由劉裕來完成，凡是為劉裕獲勝創造條件的事件和人物，看來都是在為劉裕「驅除」。不過，這是客觀的歷史進程，與古人所信的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
東晉以來，江左社會中道教和佛教同步發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會各階層，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這個時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並行不悖，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樣的宗教壁壘。
東晉時期，佛道思想都受玄學影響，彼此牴觸無多，與蕭齊時顧歡引夷夏觀念入於道教，因而出現佛道交爭的情況不同。這是東晉時佛道得以同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帝王、士族口唱玄言而又出入佛道，乃是平常之事。佛道傳播兼及平民，比之玄學僅及於士族階層者不同，有更廣闊的社會基礎和更長久的活動力量。
我們知道，階級社會中歷史的進步，本來就是以人民的痛苦為代價來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