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波斯語：محمد رضا شاه پهلوی‎；1919年10月26日—1980年7月27日）是伊朗的沙阿，1941年9月16日即位，1979年2月11日被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他是禮薩汗的長子，巴列維王朝的第2位沙阿，也是伊朗的最後一位君主。他被通稱巴列維國王。

名言[編輯]

我想作出這樣的評論是可悲的：美國、的確大部分西方國家也是如此，對國際道德採取了雙重標準。任何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不管它多麼殘忍和卑鄙，它都可以接受；而社會主義、溫和主義和右翼政府的政策則不然。
在外交事務方面，尼克森總統對人對事有一種非凡的遠見和理解。他從越南脫身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的政策是出自理智、常識和深謀遠慮。他對世界力量平衡的嚴謹概念毫無疑問提高了美國的聲望。
（亨利·基辛格）是一位才藝高超的政治家，對美國和國際事務有著廣闊的、非凡的見解。他一貫忠實於自己的原則，始終深知美國維護體面的世界和平的責任，以此服務於國家。除高超的才智外，他還有兩方面的品質：能夠傾聽他人的意見以及極為敏銳的幽默感。遺憾的是，世界上許許多多名人身上卻缺少這種品質。
我記得，1977年在我最後一次訪問美國時，當時威廉斯堡大約有50人示威反對我，而500人則遊行支持我。宣傳工具卻換掉了數字並誇張地問誰花錢雇用了國王的支持者上街遊行，這時卻沒有人願意出來回答我的問題：是誰雇來了反對國王的示威者？毫無疑問，他們是雇來的。因為，這不是伊朗人的示威。人群中摻雜著黑皮膚的面孔和亞麻色長頭髮的人，這在伊朗是少見的。
這種行為是西方雙重標準的典型例子。作為他們的同盟者，他們不顧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實現西方民主思想。然而，這個愚弄了所有西方理想的所謂伊斯蘭共和國卻被真誠地邀請到聯合國講壇上用所渭的伊斯蘭革命的新「道德」教育代表們。
1959年，美國各地第一次舉行了反對我的學生示威遊行．我懷疑示威遊行是大石油公司資助、中央情報局組織的。我清楚，這聽起來好象矛盾，因為這兩個強大的勢力都支持我的政權。但是，我現在確信，每當我的政策與他們的政策相悖時，西方就結成一個有組織的陣線反對我。
然而在1973年，石油禁運以及我決定提高世界石油價格以後，西方再一次突然全力地對我大肆攻擊。在整個70年代，對我的反對日益加劇，最終各種利益集團奇異地同流合污了，它們是國際石油財團，英國和美國政府，國際新聞工具，我國的反動宗教集團以及共產党進行的惡劣活動，他們設法打進伊朗的某些機構。我不相信這些力量的組合構成了配合默契反對我的陰謀。但是無可置疑，有關的各種勢力都出於各自的原因要把我攆下台．整個1978年石油財團拒絕和伊朗簽訂購買石油的新協議．這種協調一致的行動一一或者不採取行動一一有其不可思議的意義．我認為他門多少己經預先知道了那一年後來要發生的事情．而且我認為，卡特政府的某些成員一一尤其是國務院第二梯隊的麥戈文分子急切地想看到我下台，以有利於這個新的所謂的「伊斯蘭共和國」。
新聞界，尤其是美國的新聞界經常是帶有伊朗應該是什麼樣的成見，而不管它實際上是什麼樣，更重要的是將來會是什麼樣。伊朗被突然從中世紀推到現代技術發達的世界。把這樣一個國家與有著幾百年民主傳統和文明史的國家相比就象拿蘋果和橘子相比一樣，它們簡直無法比較。對複雜問題作出隨隨便便的回答比根本不回答還要糟糕。
民主是一個歷史進程，無論是從下層開始還是從上層開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強制實行。我自己的經驗表明，從上層逐步學著實行，比下層的大動盪要有效得多。
戰後美國歷史從來是要求其它國家，不論其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如何，都來效仿美國。越南的例子總是纏擾著我。美國人不像法國人知道該幹什麼和不該幹什麼，他們按自己的模子著手在越南建設一個新國家。吳庭艷拒絕按照年輕的教條主義記者們的想法將自己的政策屈從於不現實的民主理想．很明顯，是甘迺迪政府下令將吳庭艷搞掉的。
西方人從來也不了解我的國家。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被忽視。當我們重新進入現代覺醒的行列之中時，我們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們僅僅是東方通道上的一名衛士，是沒有內在價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體現在政治現實之中。我從未否認這些現實，但是永遠也不理解英國和美國為什麼不能承認伊朗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規則的四邊形土地上，它把近東和印度聯繫起來，而且我們是西方對付俄國人世代夢想取得在波斯灣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與我們在大部分西方歷史書中讀到的相反，波斯沒有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當然我們的博物館內仍然擺著一尊小巧玲瓏的希臘雕像。實際上，亞歷山大信奉波斯文明。後來的征服者也一再出現這種現象：波斯人屈服於他們，但波斯人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並且使他們的戰勝者接受這種文化。
在我們最偉大的時代裡，單一領袖以他的活力、雄心壯志和聰明才智，有時是堅定的智慧長期保持了我國的統一。相反，在另外的時代裡，外國為了維護它們的利益公開或不公開地對我們發動了攻擊，由於有或多或少有意識的和有組織的內部陰謀相配合，所造成的創傷更為嚴重。
雖然英國人經常奢談民主的好處，但是卻認為指揮伊朗的選舉是件完全正常的事情。
為什麼英國人要在國外幫助建立一個共產黨組織呢？回答這個問題並不複雜．首先，英國人什麼都要插手。其次，他們的政策過去是現在也是，哪兒都要有他們捕人，以便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行使某種控制權．英國人從未放棄過這一政策，至今亦如此。舉個例子，看看亞丁以及在那裡的共產主義的興起吧。我想所有的工會領導人都在英國的倫敦經濟學院受過教育．英國人認為，有了一些假裝反英的人就可以使他們控制民族主義運動。
一旦外部分裂我國的嘗試被挫敗，政治即被作為一種手段來摧毀我們國家。然後，貪污腐化和顛覆活動聯合起來反對我們國家和伊朗人民，保持國家和人民的統一和團結是我的職責。在我國的整個歷史中，外部勢力持續不斷試圖使用這種策略。他們唯一的目的一直是破壞伊朗的完整。這些企圖曾一次又一次地嘗試過——1907年和1945—1946年，但都失敗了。不幸的是，今天這些企圖似乎正在取得成功。
在摩薩台看來，我們的一切經濟挫折都是我們爭取石油不受英國控制的鬥爭造成的．他隻字不提英國人仍然對我們儲存不用的石油擁有所有權，而且不再向我們交納租金。他們甚至從伊拉克和科威特購買更多的石油，我知道，那兒的石油9美分一桶，比起伊朗石油13美分一桶來要便宜．這樣，伊朗遭受了損失，而英國卻從摩薩台的「消極平衡」中得到了好處。這時才開始看出摩薩台的真正目標似乎與他所說的正好相反。
摩薩台的老支持者認識到他的政策是為共產黨統治伊朗開闢道路，而不是清除英國的影響，因而紛紛離開了他。
由於俄國人在政治上和財政上支持人民黨是毫無疑問的，世界新聞工具便說英國和美國資助了我們推翻摩薩台。然而，最準確的文件證實，在發生這些事件時，中央情報局花的錢不超過8萬美元。我實在不認為這點錢能夠使全國在幾天之內行動起來。
我們的絕大多數學生不僅獲得獎學金，而且還拿到零用錢，他們生於50年代，不知道他們的父輩和祖輩所經歷的困難。他們認為用最好的設備是很自然的事情。
面對這麼多新奇的事物，我們有些學生沒有準備。他們思想還不夠成熟，不知怎樣對待顯然是很舒適的新生活。他們有時不知不覺地變得懶散了，而更多的是染上了與人對抗、爭吵的惡習。他們沒有作出任何努力，而得到的卻是這麼多，因此，在他們看來，要求得到更多的東西似乎是自然的。同被寵壞了的孩子一樣，這些學生經常鬧事，以至各大學最後陷入了一片混亂。
通過共同的努力，我們使波斯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恢復到了受人尊敬的地位。我己經談過教學計劃所做的改變，這些改變使我國的古典詩詞發展到很高水平。電視拯救了被忽視的古老波斯音樂，使之得到許多人的欣賞。
很自然，我在蘇聯和伊朗曾多次會見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撇開意識形態上的差別不談，我真誠地欽佩勃列日涅夫先生。他是位傑出的外交家，他使他的國家成了今天最強大的國家。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核大國，很快又將成為第一個海上強國。至於它的陸軍和空降力量，也是處於絕對優勢，無與倫比的。
南斯拉夫與伊朗一起，如果不是在極度痛苦也是在困難的情況下與約瑟夫·史達林進行對抗的唯一國家。象南斯拉夫那樣，把各民族統一為一個國家，並實現現代化，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人們必須明白，狄托元帥完成了一項了不起的任務。願上帝使他的接班人也象狄托一樣有才能。
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不妥協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強烈的獨立意志，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位強有力的領導人，有能力確保他的國家的獨立。通過會見和談話，我們兩人成了好朋友。隨著我們兩國貿易的增長，我們之間的這種關係也加深了。在這些困難的時刻，我們衷心感謝他忠誠的友誼。
中國與伊朗有外交關係．中國不耍兩面派。1978年8月，中國領導人訪問德黑蘭時，伊朗危機已發展到了頂峰。中國領導人的正直以及對國際政治的透徹見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經過會談，我認識到，中國是關心伊朗強大的僅有幾個國家之一。
看來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果缺乏穩固的經濟結構，哪個國家也不能自稱獲得了政治獨立．這是個絕對必要的條件。就今天而言，是經濟實力在保證一個國家的自由和主權，是經濟實力為實現真正的民主提供了條件。
我不斷重申，伊朗沒有擴張主義的意圖。我們不希望把我們的政治、社會或經濟觀念強加於任何人。我們在聯合國的行動始終是著眼於緩和、和解與和平。然而，我們絕對獨立的政策使我們有必要擁有軍事實力。伊朗整個古代和現代歷史都清楚地表明有這種需要。當我們的武裝力量軟弱時，我們的國家就遭到蹂躪；當我們強大時，我們的國家就免遭外國侵略。軍事力量常常成為我們生存的唯一保證。
這是檢查國家事務的現代化服務機構。在我看來，這種自我評價的辦法比西方國家必須依靠『忠誠的反對派』的辦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對派的批評很少以客觀情況為依據。
只有在君主立憲制的庇護下，伊朗各級生活才能廣泛實行民主化。因此，為了實現真正的帝國民主，就需要有一個君主從上邊進行統一。
（教士、共產黨人、新聞界、大石油公司、英國和美國政府）共同的不滿，其後果到50年代後期變得更加明顯，後來爆發了反對我的統治的第一次學生示威。十分有趣的是，這次示威發生在美國。1962年，在舊金山舉行的一次儀式上，我頭頂上的一架飛機飄著一個條幅，上面寫著：「瞧這國王，他該倒霉了。」很清楚，這是一次有組織行動的一部分，目的在於破壞我和我的政府的聲譽。我不得不認為石油公司和一個象中央情報局這樣的組織參與組織並資助了這場反對我的運動。這種作法帶有專業色彩，學生們在學習期間單依靠自己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我不相信，那個時候克格勃在美國的活動能那樣有效。
遺憾的是，大多數記者對於伊朗過去是什麼樣子，將來應該是什麼樣子，都帶著先入之見。他們的見解總是根據西方的標準。不過我一直鼓勵進行辯論，辯論可以使你充分表示自己的見解，我就喜歡能引起爭論的提問。令人遺憾的是，記者們仍舊用西方人的眼光來觀察我國，他們從來不把伊朗看作是一個與蘇聯接壤，文化和宗教標準有很大區別的中東國家因而，他們把我歸類於鎮壓性的統治，這是不公正的。在國外的伊朗學生昕到和看到的都是外國人對他們祖國的侮辱和誹謗，所以他們也要求把伊朗建成一個與過去不一樣而短期內又不可能建成的那種國家，這並不奇怪。
他們要求「真正的議會民主」，實際上只不過是蠱惑人心的宣傳，結果將是對民主的歪曲與諷刺。這種民主常見於威信掃地的多黨制。我所要的是增進我國實際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對手們對這個主張不感興趣。
我要避免全面崩潰。我知道，如果自由主義者和左派的要求得以實現，這種全面崩潰將會隨之而來。
在德國，有6個犯人在同一天自殺了，是子彈從他們的脖頸兒後面穿入，准死無疑．這樣，幾乎沒有人對犯人在牢房裡擁有手槍感到意外。這一連串完全奇怪的巧合被認為是完全正常的。世界輿論接受這樣的報導時連眉頭都不皺一下。
在9月8日，暴亂已是達到了如此嚴重的程度，埃馬米不得不在德黑蘭實行軍事管制法。根據憲法，在開始實行管制法的一個星期之向必須得到議會的批准。據此，9月10日，埃馬米要求對德黑蘭以及其它11個城市實任軍事管制，並得到了批准。那個9月8日將成為眾所周知的「黑色星期五」。那個星期五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發展成了搶劫、殺人放火，安全部隊只得開槍，別無其它選擇。
雖然流了這麼多的血，儘管我們的警察和士兵遭到種種中傷，我還是要讚揚他們在危急時刻從容不迫的表現。失去控制的暴徒野蠻地殺害了他們的戰友，他們沒有以同樣的流血方式進行報復．此外，軍事管制法沒有得到嚴格實行．實行軍事管制法只不過是一種警告。暴亂在繼續．由於士兵實際上只對放火、搶劫、武裝破壞分子開槍，因此，暴徒們根本不把士兵放在眼裡。
白色革命是一項驚人的計劃，它將使伊朗在25年內擺脫幾個世紀的壓迫。我明白，除非動員國內所有的力量，否則這個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必須長期保持緊張狀態，以便阻止諸如反動分子、大地主、共產黨人、保守分子及國際上的煽動分子之類的敵對分子成為絆腳石。要動員一個國家，你必須把它爭取過來，既要推它，也要拉它，當它運轉起來時，要保護它，反對那些企圖阻礙它轉動的人。讓破壞者任意行動，當然不能實現這個計劃。沒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將只是一種幻想，建立在飢餓、無知及物質和精神墮落基礎上的民主只是一種諷刺，最終將成為民主最險惡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