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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卡尔·马克思在1850年写成的著作。

语录[编辑]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编辑]

  •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各种俸禄优厚的官职,从内阁大臣起至官立烟草店止。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是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而工业资产阶级本身又愈是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被残酷镇压后,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了,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卢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最狂热拥护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
  • 所有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正式反对派的行列里或是完全处在pays légal〔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诸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和维护者,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天才人物”。
  •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经常使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起来。当没有恢复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若不缩减国家支出,即若不损害现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若不改变税收制度,即若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国家财政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每过4年或5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一般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所通晓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座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债券市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
  •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24万选民和他们的随从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势力,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上至宫廷,下至café borgne〔最低级的妓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腐朽的欲望泛滥横流,甚至和资产阶级法律都步步抵触,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是要在这种形式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情形来说,都只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也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个别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吸收到政权中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角色!君主立宪制被推翻后,国家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归于消失,因而由此种假象所引起的许多派生性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却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作斗争的基地,而并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相反,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是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由于成立这个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主义者摆脱了七月王朝使他们陷进去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归那些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主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资本隐藏于其后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地显露出来了。
  •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 工人与资产阶级协力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身边捍卫自己的利益,——须知他们确实把一位工人安插在临时政府里面坐到了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哩。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本身已是用资产阶级方式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近旁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正如工人们相信能在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解放自己,同样,他们也以为能够在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存的情况下在法国国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
  •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的,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法国占居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财产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国家的境界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作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 同时,临时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就尽力地使这个共和国切合于资产阶级和各省的心意。它以废止政治犯死刑而表示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手段;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坚持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是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引以自慰的,是他们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和制服敌人。
  • 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寒暑表。信用降低多少,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多少,革命的创造力就增加多少。
  •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行破产就会立刻象洪水泛滥一样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把共和国的这个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级自身也必定会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价。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于是就受到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分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陈年旧帐,反而陷进了应该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积欠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贷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所作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一句关于这种解放的言词——都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主张工人解放就是经常反对恢复靠绝对确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来维持的信用。所以,一定要把工人干掉才行。
  • 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充分强固能把无产阶级对付下去。况且,国民自卫军已被迫实行——虽然是经过了极顽强的抵抗和用尽了一切阻挠办法之后,虽然只是局部实行,渐渐实行——让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自己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24营别动队,每营1000人,由15岁到20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可遇见,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其组成部分都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们,即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查罗尼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雇于临时政府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能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的事迹,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付给他们1法郎50生丁薪饷,就是说,收买了他们。
  •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马利部长把10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23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进行厌烦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工人自己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是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 虽不是就其内容来说,但就其名称来说,国家工厂乃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认定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厂,是他们可以发泄自己的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工人该是消耗着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是一天比一天变得艰难了。装装样子的工作尽有国家年金可得,社会主义不过如此罢了!——他们这样嘟囔着说。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濒于破产而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 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人民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citoyens〔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人民偶象崇拜主义。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所分裂成的各个不同阶级的分子。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表示拥护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然而,普选制虽不如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同时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能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迅速消除自己的幻想和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各个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脸上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使资产阶级中的一定集团丧失信用,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幕后并且一律蒙上反对派的光彩。
  •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并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置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想。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并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反而是对资产阶级制度实行的一种政治改造,是重新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改造,——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 整个法国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匆忙地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的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狂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着资产阶级作战的时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先前,在建立对社会主义有所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时,曾经是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战斗的;现在,为了要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要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却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不免要用武器来打消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蒙在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布被撕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5天之久。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000多名俘虏。
  •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这样企图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资产阶级性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而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既已摆脱了一切桎梏,于是它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而决不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不免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
  •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二 1849年6月13日[编辑]

  • 1848年2月25日使法国获得了共和制,6月25日则强使法国接受了革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6月的斗争是由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所领导的,胜利自然是把政权变归了他们掌握。戒严状态把手足被缚而无力抵抗的巴黎压倒在他们脚下了,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戒严状态的精神气氛、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那种耀武扬威、扬眉吐气的骄横以及农民肆无忌惮的私有狂。这样,在下层方面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击破的同时,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即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也被击破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在新闻界是“改革报”。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一起在4月16日进行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个党所赖以支持的基础,因为小资产阶级是只有当它背后有无产阶级为其后盾的时候,才能保持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
  •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作家,也因怀着一种崇拜共和主义传统的思想而有一种谬见,仿佛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并且三色旗共和党人在议会外的影响愈是降低,制宪议会就愈坚决地摆出自己的共和主义气派。当问题在于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时,制宪议会在自己方面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党人的选票;当问题在于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那末制宪议会甚至连它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中的保皇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它那些债权人的掌握中了。它那从2月起就象慢性病一样地延续着的、仿佛没有被人注意的破产,如今在6月以后已被正式宣布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人家需要驱使他们去为拥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到人家的侵犯。现在,既已和无产阶级算清大帐,也就可以跟小店主来算小帐了。
  • 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不免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法律——中删去,把“劳动权”当作邪说来加以诅咒。但制宪议会还不就此罢休。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所得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实则这种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措施,并且还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于“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打退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攻击的手段。
  • 法国报刊全面地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两个主权者——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
    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它向一方面要求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而向另一方面则要求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制宪议会的倒台,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推翻六月胜利。对小资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公开和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实行决裂,这个集团想要在宪法中把暂时的东西固定起来而使他们马上就感到不能容忍。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公爵方面羞怯点头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目中,路易·波拿巴是意味着打倒捐税!可是,他在总统椅子上还只坐了6天,在第七天的时候,即在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盐税和酒税分享着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特别在农民的眼中是如此。巴罗内阁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其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丧失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味道,——农民起义的拿破仑就象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主义资产阶级阴谋的令人莫测的形影。而巴罗内阁把这一公然打破幻想的横蛮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是福适所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8条保证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禁止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制宪议会却不免要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须知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本身是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资产者的。而俱乐部不是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呢?不是组织独特工人国家去对抗资产阶级国家,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制宪议会和起义军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共处的社团存在。
  •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主人;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是实现宪法;在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争取自身解放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等于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在退出舞台之前,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两日,还称心满意地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哩。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为那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所粗暴地推开和轻蔑地抛弃掉,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表示否认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做出大事而将来又没有什么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点地腐烂下去,所以它就只知勉强复活自己的尸体,经常召唤着六月胜利的魂灵,重温着六月的胜利,再三判处着已被判处的人们,这样来使自己能确信自己还存在于人世。真是专靠六月起义者的血为生的吸血鬼啊!
  • 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前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而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精神胜利方面去寻求达到新高涨的途径;既然其余各个阶级的发展程度还不许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专政,它就不免要投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协议就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任何分裂。
  • 在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由1848年6月反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了历史生辰簿上的;在1849年6月,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由它与小资产阶级所演出的难以形容的滑稽剧载入了这个生辰簿。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尼密吉达。在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毁灭。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间表演着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有牢狱之灾的可怜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大权独揽,——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三 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编辑]

  • 立法国民议会的诞生完成了立宪共和国的建立,即建成了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形式,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亦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主义集团的统治,联合起来的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党同盟所有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列强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俄国侵入了匈牙利,普鲁士军队向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进攻,而乌迪诺则炮轰罗马。
  •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末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主义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的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城内,事变才发展成了顽强的流血的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起来,工人运动不象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普遍运动范围内,没有被它所决定;所以,6月13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其余各处对6月13日事件发生过反响的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烧起来,不过是表现为一道冷清清的闪电罢了。
  •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充满着各种镇压法律,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宣布戒严的权利,更紧地勒住了报刊的喉头,并消灭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与其说是词句,还不如说是使词句生动起来的音调和姿势。保皇主义信念公然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对共和国施以贵族式的轻蔑侮辱,娇媚而轻浮地道出复辟这一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礼貌,这便是使这一时期具有其特殊音调和印记的风气。“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所喊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伪地讲究什么宪制即共和主义的言词。反革命已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已经看到复辟是在叩着法国的大门了。
  • 路易-菲力浦从未敢于任命真正的loup-cervier〔交易所豺狼〕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证明个人大公无私的思想名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同的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所曾隐匿于后台的东西,到处都已出现于前台了。它已把君主国所曾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已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仙人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其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消灭金融贵族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这个统治。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作出的。从富尔德就职时起,政府的主动权重又归还到金融贵族的手中去了。
  •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主义联合势力内部构成为重要的领导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政府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党人中的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不曾是金融贵族旧日的同盟者和共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党人队伍中的黄金重镇吗?至于正统主义者,那末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已实际参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机、矿山投机和铁路投机生意的狂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英国就是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比之国家债务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乃是投机生意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交易所则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无数人们,不能不对国家债务,对交易所投机生意,对金融感到有切身利益。
  • 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支出,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人员,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增长,它就不免要愈益加强自己的镇压措施,加强自己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强自己通过国家机关去到处出头露面。当侵犯人身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
  • 总之,若没有法兰西国家中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国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有国家债权人、银行家、银钱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只有秩序党中的一个集团才对金融贵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家债务(国债的息金是列入捐税项下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敌手比较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有个科布顿、有个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农业。英国工业需要free trade〔自由贸易〕,而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看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并不支配着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要捍卫住自己的利益,使之不受资产阶级其他各集团侵害,就不能象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上;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们阶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叫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
  •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谁去解决。这任务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而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这个任务的;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一个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任务的解决才能开始。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是和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仿佛的。他们不只是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出地盘给那些适于新世界的人们。
  • 法国农民要设想魔鬼的时候,就把他设想成税吏。自从蒙塔郎贝尔把赋税宣布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为不信神的人,变成为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教徒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永远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他伯父的侄儿”并不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受蒙塔郎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酒税之害的。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曾经说过,恢复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
  • 人民普遍憎恶酒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项赋税中集合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点。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配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对最普通的酒和对最高贵的酒征税的税率都是一样;从而,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低,税额便按几何级数逐步增加;这是倒转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就使劳动阶级受到经常的毒害。这税使每个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市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个这样的市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所谓小marchands de vin,即酒店老板,都是酒税的死敌。最后,酒税既使消费额减少,就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使城市工人无法买酒来喝,就使酿酒农民无法把酒卖出。而法国酿酒人数大约有1200万。因此全体人民对于酒税的憎恶就可以理解,尤其是农民对于酒税的狂热仇恨也就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不是把恢复酒税视为一个多少带着偶然性的单独事件。农民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特殊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向他们许诺废除酒税,而当它已把农民骗住时,它就把酒税保留起来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酒税来试验政府的香臭,试验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酒税,就是表明路易·波拿巴也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但他又不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他是农民创造出来的,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酒税的请愿书中,就把他们一年前所投给“他伯父的侄儿”的选票收回去了。
  • 占法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态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态偿付过的贡赋。一方面由于人口愈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愈益分散,小块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加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地的价格越提高,则农民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就必然随着增大起来,——不管这小块地是由他自己购得,或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周围积集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地周围积集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块地制度下,土地对于所有者全然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土地被割碎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来愈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的。但是土地被割碎的过程愈发展,小块地连同其极可怜的农具就愈益成为零细经营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愈少,贫农〔Kotsass〕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愈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私有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他种生计的比例而减少,然而这私有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 这样,法国农民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又以向高利贷者非抵押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不只是把地租,不只是把营业利润,总之,不只是把全部纯利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这个过程,在法国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加快了速度。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典对地产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所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互相接壤和互相交错的许多小块土地所有人间的无数纠纷所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的官司狂所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全部乐趣都是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一种符咒,它至今还使农民遭受资本支配;资本一向就是借口这个所有权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立宪共和国是它的剥削者们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它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是看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来决定的。他们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小品文中,在论丛中,在日历中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中,都曾是这样说的。这些思想已因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易于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把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意向加以公然无耻的夸大和歪曲,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渴望尝试禁果的情怀。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自己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些放空炮的拙劣办法。重大的措施,如保留酒税和保留45生丁税,嘲弄般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10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一下子就从中心大批袭来而震惊了农民阶级。上述各项法律和措施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农舍中的话题,使革命在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把它农民化起来。
  •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间的同盟。联合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统治,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在互相争夺支配权中彼此攻击时给予人民的那个武器,在人民已跟它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又从人民手里夺过来吗?任何事情,甚至连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合同〕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了。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间的冲突,以及国民议会与波拿巴间的冲突,还是在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举行了自己的coup d’état〔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重新擢升为行政长官的王朝残废人物招拢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
  •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如何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一种联合。从稍微改良旧社会紊乱状态到推翻旧社会秩序,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党”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粮食与肉类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即自由贸易派的要求在法国就都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危及秩序党的一般垄断啊!
  • 在革命进程中,情势已是极迅速地成熟了,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主张变革的最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党”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所持的社会主义思想,各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它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在某些人说来,这是故意骗人的,而在另外一部分人说来则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以为它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的,首先有“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较为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而使工商业免除旧有的束缚。这是代表工商业、农业利益的社会主义,这种利益因为与那班参加秩序党的工商业、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利益不相符合而受到他们摒弃。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义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Parexcellence〔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剥削这个阶级时主要是以债权人姿态出现的,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是以竞争来扼杀它的,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组合;资本是以集中来战胜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出资进行巨大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也只容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所以它自然就把未来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理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信奉着现有社会主义体系,信奉着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到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
  •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制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 受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已把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了!这就是说,1848年6月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被摧毁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只代表着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私产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臣民——小私产——已到毫无私产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 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谴责了它自己。把资产阶级统治视为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视为人民主权意志绝对的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个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把选举加以调整,使其倾向于合理的制度,即倾向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取消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本身中间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岂不就是消灭全部安定状态,岂不就是时刻把一切现存权力弄成问题,岂不就是破坏权威,岂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点呢?
    资产阶级既将它向来用作护身符并从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所以,资产阶级现今不在法国境内寻求靠山,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外寇入侵中寻求靠山,这种作法是首尾一贯的。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编辑]

  •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3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 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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