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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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俄语:Дет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левизны» в коммунизме)列宁写于1920年的作品。


语录[编辑]

1.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编辑]

  • 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
  • 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2.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编辑]

  •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
  • 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3.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编辑]

  •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
  • 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月,就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所受的政治科学原理的训练来说,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
  •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即既要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须利用“合法机会”,那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
  • 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 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而“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共和国,则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议会制共和国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

4.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编辑]

  •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
  •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
  • 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
  • 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因为它肯定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屏弃这种做法。我们屏弃个人恐怖,自然只是出于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么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左”就是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 如果我们现在大致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竟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36年)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
  • 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它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 他们原来认为,布雷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蕴涵着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滑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
  •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像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5.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编辑]

  •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
  • 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
  •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
  • 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组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
  •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办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6.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编辑]

  •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
  • 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
  •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公职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项法令就授权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总的结构就是这样。相信读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看来,在熟悉这种结构、观察过它是怎样在25年内从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组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看来,什么“从上面”还是“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说,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 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有的、长期形成的工种和行当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工种的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而且一定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而行会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工种、同行当),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想用其它任何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异想天开,简直不值一提。
  •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建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使工人由散漫无助的状态过渡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种行会的狭隘性,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某些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时候党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单纯靠旧有的方法去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中,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 上面所说的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不过的了,因为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才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毫无疑义,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这也是必然的。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会的狭隘性、职业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的“地盘”巩固得多,那里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他们完全是同一个社会类型和政治类型的人。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丢尽了丑,从工会中被驱逐出去为止。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
  •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
  • 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
  •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
  • 很难想象谁还会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
  • 我个人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开谴责并建议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也来谴责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还要谴责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

7.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编辑]

  •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
  •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 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议会制当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
  •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众多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Groβbauern)走,那么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它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
  • 经验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
  •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特定的情况说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
  • 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说得极其不合逻辑。既然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构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实际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工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么方便。
  • 我们十分清楚,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这对于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纲的作者们陷入了混乱,他们忘记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条经验,而这条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的活动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
  • 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在这方面的言论活像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定”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合成的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荷兰和德国的左派给予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一新的真理的,正是这种熊的帮忙。
  • 自然,谁要是按照老套套笼统地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也是不对的。……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抵制的情形,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召开不了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群众的议会外的(尤其是罢工的)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在欧洲目前的条件下这个经验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战时和战后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更卑鄙无耻,更具有叛卖性了。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这一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
  • 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靠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靠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 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的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瑞典的塞·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来自下面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恶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共产党党团来吗?!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露、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 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

8.不作任何妥协吗?[编辑]

  • 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像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
  • 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 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
  •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
  •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数据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
  •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产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吧。”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像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9.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编辑]

  • 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种种错误的苗头。
  • 写信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人物”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写信人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 写信人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他也必定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
  • 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不从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么,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写信人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它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它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在本国内部现有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要求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像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
  •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
  •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 既然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政党,既然我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么,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不敢去争取胜利!);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就必须促使这样一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举推翻韩德逊之流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丘吉尔“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断削弱自己(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那么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失措了。
  • 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自己把群众“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而且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的全部共产主义宣传,我们将毫无保留、毫不隐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来反对韩德逊之流。
  •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靠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群众的支持,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确的、高度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说明之后,都会支持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
  • 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像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10.几点结论[编辑]

  •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
  •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
  •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
  •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
  • 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 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先进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务就是要估计到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完全成熟的时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
  •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它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平静”时期,非革命时期)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
  • 但是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而在这以后,在胜利以后,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糟透了的革命家却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历尽千辛万苦。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 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 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
  • 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 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看到的几乎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对我们来说也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确实正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它的幼芽确实到处可见,“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深深侵入机体并且感染了整个机体。即使煞费苦心,“堵住”一处,“传染病”也会从另一处,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一处冒出来。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暴跳如雷,肆意横行,干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对布尔什维克杀一儆百,错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几千以至几十万个明天的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终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
  • 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损害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先进国家中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 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
  •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
  •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

增补[编辑]

1.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编辑]

  •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不久以后的将来必然要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合并成一个统一政党的事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已经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了15年的一贯的和彻底的斗争。而欧美,现在不得不以“强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党,组成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2.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编辑]

  •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登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式的客套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
  • 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改称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怕事和毫无气节,曾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已毫无希望,并开始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面前啜泣,当时他们也是想要“帮助”无产阶级!

3.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编辑]

  •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庛护他、帮助他、教唆它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显然要加以隐瞒、粉饰的真情,却被这位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维雷斯、莫迪利扬尼、杜果尼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是而且恰恰就是这位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是彻头彻尾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制度下、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劳动的工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么宝贵啊!他们看不出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么愚蠢,多么像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是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记者像熊那样给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忙,而且出色地证实了博尔迪加同志以及《苏维埃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国际,那就该把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搞臭,赶出党的队伍,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

4.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编辑]

  •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构的帮助不可。无论你怎样大叫大嚷反对“领袖”,无论你怎样赌咒发誓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终究还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还不能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项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已经两年半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还能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的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员,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它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