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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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自决权》(俄语:О праве наций на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是列宁于1914年写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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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编辑]

1.什么是民族自决?[编辑]

  • 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 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问题,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象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不是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
  • 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编辑]

  •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并且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议机关等等方式,这样那样地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吸引到政治生活中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斗争争取的是一般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一个居民阶层——农民投入了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贸易周转的各个民族更加接近,彼此杂居,而把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资本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了起来;同时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 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末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资本主义以前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末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也就愈大,因为连接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编辑]

  •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个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它们的发展规律无疑是共同的。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拿来作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以互相比较。
  • 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约是从1789年起;到1871年止。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而且通常是些单一民族的国家的体系。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
  •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编辑]

  •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获得民族间的和平(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获得平等权利,获得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 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以所谓消极的要求,即以承认自决权为限,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是最能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只是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受到什么损害)。
  • 资产阶级最关心这种要求的“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 让机会主义者去说这不“实际”吧.但这是唯一实际的保证,是反对封建主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和平的保证。
  • 从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上所提出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
  •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精神”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
  •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
  • 罗莎·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因而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定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东西,恰恰是资产阶级成分少而封建成分多的东西,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企图使自己民族具有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
  •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要用取消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的观点,来估计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
  •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
  • 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民族的资产阶级容忍这种偏见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民族的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不断地进行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能担保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预先不得而知的千百种因素为转移。我们并不想凭空“猜测”,只是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特权。
  •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突变中,在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问题上发生冲突和斗争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我们无产者预先就宣布我们反对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并且依照这个方向来进行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
  • 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的和民族的特权,拥护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的任务;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 让大俄罗斯民族的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前者和后者都要求肯定地回答是或否,他们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不明确”)都认为这种宣传“不实际”吧。其实,正是这种宣传,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障俄国在它仍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可能奠定各民族间的和平,而在产生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的问题时,又能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损害地)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

5.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编辑]

  • 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罗莎·卢森堡没有这样做,因而恰恰是犯了她枉费心机地企图归罪于她的论敌那种形而上学、抽象、老生常谈、笼统等等的错误。
  • 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坚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能不能有什么比分离自由,比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呢?
  • 反动派反对离婚自由,号召大家“小心对待”它,而且大喊大叫,说离婚自由就是“家庭瓦解”。而民主派认为,反动派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警察和官僚的专横,维护男性享受特权而女性遭受最痛苦的压迫;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解”,而相反地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坚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 责备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立主义,正象责备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支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管理手段,损害民主手段。
  • 毫无疑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所产生的政客习气,有时也使议员或政论家极端轻率地,甚至简直荒谬可笑地空谈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可是,只有反动派才能被这种空谈所吓倒(或者他们假装被这种空谈所吓倒)。凡是拥护民主制观点,即主张由居民群众解决国家问题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政客的荒唐空谈和群众的解决问题之间是“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清楚地知道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阶级斗争自由的利益恰恰是要求分离的。
  •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计金先生的议论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议论也含有某种逻辑,即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科科计金先生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拥护资产阶级的一般特权,特别是它的国家特权;
  • 自由派敌视民族政治自决原则的实际阶级意义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就是捍卫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在六三政制时代极力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实际上只是跟着民族自由主义跑,而用民族自由主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
  •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达到完全的团结和最紧密的统一,要求反对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离开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优先剥削他们的人,不管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比异族资产阶级占优势,还见波兰资产阶级比犹太资产阶级占优势,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无论是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无论是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应许说他们一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
  •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总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实际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6.挪威从瑞典的分离[编辑]

  •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不敢说政治自由和民主制问题同他无关(他要是这样说自然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就不能否认,这个例子在实际上证明觉悟的工人必须不断地进行宣传和准备工作,使那些因民族分离问题而可能引起的冲突,只能按照解决1905年挪威同瑞典之间冲突的那种解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按照俄国方式”去解决。
  • 在因分离而引起的冲突中,挪威无产阶级和瑞典无产阶级究竟采取了什么立场,以及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呢?在分离之后,挪威觉悟的工人自然应当投票赞成共和制,(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末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有投别种票的社会主义者,那只是证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间往往还有很多愚蠢的市侩机会主义成分罢了。
  • 而瑞典无产阶级呢?大家知道,在瑞典神甫支持下的瑞典地主们曾经鼓吹用战争反对挪威。同时又因为挪威比瑞典弱得多,因为它已经遭受过瑞典的侵犯,因为瑞典贵族在本国内占有很大的势力,于是这种鼓吹就成为非常严重的威胁。可以担保说,瑞典的科科什金之流长期以来竭力号召大家“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大肆渲染“国家瓦解”的危险,硬说“人民自由”可以同瑞典贵族制度的基础相容等等,他们用这些言论蛊惑过瑞典民众。毫无疑问,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既反对地主的思想和政策,又反对“科科什金的”思想和政策;如果它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科什金之流也是承认这种平等的)之外,没有坚持民族自决权,即挪威分离的自由,那它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
  • 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结果促进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合,促进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瑞典的工人把他们同挪威无产者兄弟般的联合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欧洲各国君主和瑞典贵族所强加于挪威的这种联系的破坏,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联系加强了。瑞典工人证明他们不管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各种变动(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能发生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从瑞典人的事情!),他们始终能够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来同时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和挪威资产阶级。

7.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编辑]

  • 大家知道,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认为极积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是西欧一切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绝对职责。对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俄国“农民改革”时代来说,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唯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只要依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
  • 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态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态度,而是彻底、认真、诚恳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不管该国的历史怎样变迁,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变更各个国家的界线。
  • 有些人觉得这个决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决议在第四条上承认自决权——分离权,似乎是对民族主义“作了”最高限度的让步(其实,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就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义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义),而在第五条上,却又提醒工人要反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要求各民族的工人都统一并且融合为统一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可是,只有头脑简单到极点的人,才会认为这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例如,为什么瑞典工人捍卫了挪威实行分离而组织独立国家的自由,结果就是促进了瑞典和挪威两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阶级团结。

8.空想的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编辑]

  • 从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工人阶级是最不会把民族问题当作偶像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就唤起一切民族都来争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末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享有建立国家的特权的民族)。
  • 马克思最初以为能够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运动,而是压迫民族中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这正是现代俄国民族问题极其困难的地方),是无法预先估计到的。

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编辑]

  • 既然谈论的是一切民族的自决权,为什么说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这里所谈的是同大俄罗斯民族分离。无产者联合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团结的利益,都要求承认民族分离权,——这就是十二年前普列汉诺夫在上述那段话里所承认了的道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对这一点稍微思索一下,对于自决问题也许就不会发表这么多谬论。
  •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现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爷们对党是不讲客气的。

10.结束语[编辑]

  •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困难的情况是,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正在共同奋斗,而且应当共同奋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过程,有时会引起同该民族的民族主义进行非常残酷的斗争,以致使人迷失方向,忘记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来也许还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考虑到这一点。
  •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参见[编辑]

注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