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是列寧在1905年6—7月寫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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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wo Tactic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語錄

序言

• 在革命時期，人們很難跟上事變的發展，而這些事變為評價各革命政黨的策略口號提供了異常豐富的新材料。這本小冊子是在敖德薩事變發生前寫成的。我們已經在《無產者報》（第9號，《革命教導著人們》）上指出，這次事變甚至迫使那些編造出起義－過程論並且不同意宣傳臨時革命政府的社會民主黨人也在事實上轉到或開始轉向自己的論敵方面。革命無疑是非常迅速、非常深刻地教導著人們，這在和平的政治發展時期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而特別重要的是，革命不僅教導著領導者，而且也教導著群眾。

• 毫無疑義，革命會把社會民主主義教給俄國的工人群眾。革命會在事實上證明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和策略是正確的，它將揭示出各個社會階級的真實本性，揭示出我國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性質和農民的真正趨向；農民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性，但潛藏在它內部的，並不是「社會化」的思想，而是農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間的新的階級鬥爭。舊民粹派的舊幻想……都將被革命的風暴無情地徹底吹散。革命將第一次使各個階級受到真正的政治洗禮。通過革命，這些階級將顯示出它們的明確的政治面貌，它們不僅會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綱領和策略口號中，而且會在群眾的公開的政治行動中表現它們自己。

• 革命將教會我們，將教會人民群眾，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一個戰鬥著的政黨來說，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教會革命一些東西？我們能不能利用我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的正確性，利用我們同無產階級這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的聯繫，來給革命刻上無產階級的標記，把革命引導到真正徹底的勝利，不是口頭上的而是事實上的勝利，麻痹民主派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不徹底性和叛賣性？

• 我們應當盡一切努力來爭取達到這個目的。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需要我們對政治局面有正確的估計，需要我們有正確的策略口號；另一方面，需要工人群眾用實際的戰鬥力量來支持這些口號。我們黨的一切組織和團體每天經常進行的全部工作，即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都是為了加強和擴大同群眾的聯繫。這種工作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時期會顯得更加必要。在這種時期，工人階級本能地要奮起進行公開的革命發動，而我們就必須善於正確提出這種發動的任務，然後儘量廣泛地使人們熟悉這些任務，了解這些任務。不要忘記，在我們和群眾的聯繫問題上流行的悲觀主義，現在特別經常地掩蓋著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觀念。毫無疑問，我們在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方面還有許許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現在全部問題卻在於這種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應當放在什麼地方。是放在工會和合法社團方面呢，還是放在武裝起義，放在建立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政府方面？這兩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當然，這兩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現在，在當前的革命中，全部問題都歸結為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的工作重心將放在什麼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還是放在後一方面？

• 革命的結局將取決於工人階級是成為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強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助手，還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

• 現在，社會民主黨的正確的策略口號對領導群眾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革命時期貶低原則上堅定的策略口號的意義，是再危險不過了。……恰恰相反，制定正確的策略決議，這對一個想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堅定原則來領導無產階級而不僅是跟在事變後面做尾巴的政黨來說，是有巨大意義的。

• 我們的黨比其他一切政黨都先進，它有全黨通過的精確的綱領。我們的黨就是在嚴格對待自己的策略決議方面，也應當給其他政黨做出榜樣，以表明我們完全不同於《解放》雜誌所表現的民主派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立場，完全不同於社會革命黨人的革命空談，社會革命黨人只是在革命時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綱領「草案」，要開始研究他們眼前發生的革命是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1．一個迫切的政治問題

• 現在我們來看看社會民主黨人怎樣估計目前的任務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和黨內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會議」最近分別通過的兩個決議，便是這方面的最好的材料。這兩個決議，究竟哪一個能正確地估計目前的政治形勢和正確地規定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這個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只要他願意自覺地履行他所擔負的宣傳、鼓動和組織的義務，就應當十分細心地研究這個問題，而完全拋開那些和問題實質無關的考慮。

• 黨的策略是指黨的政治行為，或者說，是指黨的政治活動的性質、方向和方法。黨代表大會通過策略決議，就是要確切規定整個黨在新的任務方面或者是針對新的政治形勢所應採取的政治行為。這種新的形勢是已經在俄國開始的革命、也就是絕大多數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徹底、堅決和公開的決裂造成的。新問題就在於採用什麼實際方法來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憲的會議（在理論上，關於這個會議的問題，社會民主黨早已在自己的黨綱中先於其他一切政黨正式解決了）。既然人民已經和政府決裂，而群眾又認識到必須建立新制度，那麼以推翻政府為目標的黨，就必須考慮用什麼樣的政府來代替將被推翻的舊政府。於是就產生了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新問題。為了給這個問題一個圓滿的答覆，覺悟的無產階級的黨就應當闡明：第一，臨時革命政府在當前發生的革命中，以及在無產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的意義；第二，自己對臨時革命政府的態度；第三，社會民主黨參加這個政府的明確的條件；第四，從下面，即在這個政府沒有社會民主黨參加的情況下對這個政府施加壓力的條件。只有把這一切問題闡明後，黨在這方面的政治行為才會是有原則的、明確的和堅定的。

2．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給了我們什麼？

• 在現在的革命中，以及在無產階級的一般鬥爭中，臨時革命政府有什麼意義呢？代表大會的決議解釋了這個問題，它一開頭就指出，無論從無產階級的直接利益來看，還是從「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來看，都必須有「儘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而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須用民主共和制來代替沙皇專制制度，正如我們的黨綱早已認定的那樣。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強調民主共和制的口號，這在邏輯上和原則上都是必要的，因為無產階級是先進的民主戰士，他們力求爭得的正是充分的自由；而且，強調這一點在現在尤其適當，因為在我國，正好是在現在，君主派即所謂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正打著「民主主義」的旗號進行活動。為了建立共和制，就絕對要有人民代表的會議，並且必須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制選出的）和立憲的會議。這也是代表大會的決議接著就肯定了的。可是，這個決議並不以此為限。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單是把代表會議叫作立憲會議是不夠的。必須使這個會議擁有「立」的權力和力量。考慮到這一點，代表大會的決議也就不以「立憲會議」這個形式上的口號為限，而是補充了唯一能保證這個會議真正執行它的任務的物質條件。指出這種能使口頭上的立憲會議變成事實上的立憲會議的條件，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正如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過的，以立憲君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派資產階級，故意歪曲全民立憲會議的口號，要把這個口號變成一句空話。

• 但是，在估計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時，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階級性質，那麼這種估計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確的。所以決議補充說，革命會加強資產階級的統治。這在目前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資產階級對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無產階級的統治一加強起來，就必然會引起這兩個階級為爭奪政權而進行拼死的鬥爭，資產階級就一定會拼命「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獲得的成果」。所以，無產階級走在最前面領導所有的人為民主制而鬥爭時，一分鐘也不要忘記潛藏在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內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鐘也不要忘記新的鬥爭。

• 下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對臨時革命政府的態度一般應當怎樣？代表大會的決議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直截了當地建議黨在工人階級中廣泛地進行宣傳，使他們確信有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階級應當認識到這種必要。「民主派」資產階級不提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而我們卻應當把這個問題提到第一位，並堅決主張必須成立臨時革命政府。此外，我們還應當給這個政府定出一個適合於當前歷史時期的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民主派的任務的行動綱領。這個綱領就是我們黨的全部最低綱領，即當前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綱領。這些改革，一方面，在現存的社會經濟關係的基礎上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另一方面，又是為繼續前進，為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

• 這樣，決議就完全闡明了臨時革命政府的性質和目的。按其來源和基本性質來說，這個政府應當是人民起義的機關。按其正式的使命來說，它應當是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工具。按其活動內容來說，它應當實現無產階級民主派的最低綱領，因為這是唯一能保障奮起反對專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的綱領。

•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臨時政府是臨時性的，不能實行尚未得到全體人民批准的建設性的綱領。這樣的反駁只不過是反動派和「專制者」的詭辯而已。不實行任何建設性的綱領，就是容忍腐敗的專制制度下的農奴制關係繼續存在。能夠容忍這種農奴制關係的，只有背叛革命事業的人們的政府，而決不是成為人民起義機關的政府。如果有人以立憲會議可能還不承認集會自由為藉口，而主張在立憲會議承認這種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實上實現這種自由，那簡直是開玩笑！反對臨時革命政府立即實現最低綱領，正好就是開的這種玩笑。

•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決議為臨時革命政府提出的任務是實現最低綱領，這就排除了立即實現最高綱領、為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這類荒唐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俄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客觀條件）和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和客觀條件密切聯繫著的主觀條件），都使工人階級無法立即獲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無知的人，才能忽視當前的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只有最幼稚的樂觀主義者，才能忘掉工人群眾還不大了解社會主義的目的及其實現的方法。而我們大家都確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眾還缺乏覺悟和組織性，還沒有在同整個資產階級的公開的階級鬥爭中受到訓練和教育，那是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持無政府主義性質的反對意見的人說我們拖延社會主義革命，對此我們回答說：我們並不是拖延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著唯一正確的道路，即沿著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會主義革命邁出第一步。誰想不經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著其他道路走向社會主義，誰就必然會得出一種無論在經濟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和反動的結論。如果某些工人在某個時候質問我們為什麼不實現最高綱領，我們會回答他們說，具有民主主義情緒的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還格格不入，階級矛盾還沒有充分發展，無產者還沒有組織起來。你們到全國各地去組織起幾十萬工人吧，你們去爭取幾百萬群眾同情我們的綱領吧！你們試著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說些聽起來很響亮的無政府主義空話，你們馬上就會看到，要實現這樣的組織任務，要廣泛進行這樣的社會主義教育，就必須儘可能充分地實現各種民主改革。

• 既然我們已經闡明了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和無產階級對它的態度，於是就產生下面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和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參加這個政府（即從上面行動）？我們又應當怎樣從下面行動？決議對這兩個問題都作了明確的答覆。在決議中毫不含糊地聲明說，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時代，在為共和制而鬥爭的時代），原則上是容許的。

• 但是，說原則上容許，當然還沒有解決實際上是否適當的問題。究竟在什麼條件下，黨代表大會所承認的這種新的鬥爭方式，即「從上面」鬥爭的方式，是適當的呢？當然，各種具體條件，如力量對比等等，現在還無從談起，所以決議自然就不去預先規定這些條件。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在現在就對我們所談的這個問題作出任何預言。但是我們參加的性質和目的，卻是可以而且應當確定的。決議也就是這樣做的，它指出了我們參加的兩個目的：（1）同反革命企圖作無情的鬥爭，（2）捍衛工人階級的獨立利益。自由派資產者正開始起勁地談論反動派的心理（見司徒盧威先生發表於《解放》第71期的那封極有教益的《公開信》），力圖嚇倒革命的人民，並促使他們對專制制度讓步，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政黨提醒人們注意同反革命進行真正的戰爭的任務，是特別適當的。政治自由和階級鬥爭的重大問題歸根結底只能靠實力來解決，而我們應當關心的就是準備和組織這種力量，積極使用這種力量，不僅用它來防禦，而且還用它來進攻。從巴黎公社時期以來幾乎毫不間斷地主宰著歐洲的漫長的政治反動時代，使我們過分習慣於只考慮「從下面」行動，使我們過分習慣於只注意防禦性的鬥爭。我們現在無疑地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政治動盪和革命的時期已經開始了。在俄國現在所處的這個時期，決不可把自己束縛在陳規舊套當中。必須宣傳從上面行動的思想，必須準備採取最堅決的進攻性的行動，必須研究這種行動的條件和形式。代表大會的決議認為這些條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一個是關於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形式方面的（黨對自己的全權代表進行嚴格的監督），另一個是關於這種參加的性質本身的（一分鐘也不忽略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

• 這樣，決議既從各方面闡明了黨採取「從上面」行動這個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新鬥爭方式時的政策，又估計到了我們將來無法從上面行動的那種場合。從下面影響臨時革命政府，這是我們在任何場合下都必須做的。要實行這種從下面施加壓力的辦法，無產階級就必須武裝起來——因為在革命時期，事件會特別迅速地發展為直接的內戰——並且必須由社會民主黨來領導。無產階級以武力為後盾來施加壓力的目的，是要「保衛、鞏固和擴大革命的成果」，即從無產階級的利益來看應當以實現我們的全部最低綱領為內容的那些成果。

3．什麼是「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

• 一方面，問題提得很狹窄：只談我們參加臨時政府的問題，而不一般地談黨在對待臨時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務。另一方面，又把我們參加民主革命的一個階段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其實，社會民主黨「奪取政權」，如果按這幾個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含義來說，正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決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如果把這幾個字理解為不是為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而是為民主革命奪取政權，那麼，不僅談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且還一般地談「奪取政權」，這有什麼意思呢？顯然，我們的「代表會議派」自己還不大清楚他們究竟應當說什麼：是要說民主革命，還是要說社會主義革命。

• 總之，他們是說，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既可能是勝利的起義，又可能是……代表機關決定召開立憲會議！這是什麼意思呢？這該怎麼來理解呢？徹底勝利可能表現為「決定」召開立憲會議？？而且這樣的「勝利」又和「來自勝利的人民起義的」臨時政府的成立相提並論！！代表會議竟沒有覺察到，勝利的人民起義和臨時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實上勝利，而「決定」召開立憲會議是表示革命僅僅在口頭上勝利。

• 代表會議也忘記了，當政權還在沙皇手中的時候，任何代表的任何決定，都會和德國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蘭克福議會的「決定」一樣，成為無聊而可憐的空話。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馬克思曾在他主編的《新萊茵報》上，非常尖刻地譏笑了法蘭克福的自由主義「解放派」，因為他們說了許多漂亮話，通過了各種各樣的民主的「決定」，「立了」各種各樣的自由，而事實上卻讓政權留在國王手中，並沒有組織武裝鬥爭去反對掌握在國王手中的武裝力量。當法蘭克福的解放派還在那裡空談時，國王卻抓住了時機，加強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於是反革命便依靠實際的力量，把民主派連同他們的一切美妙的「決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 也許有人會反駁我們說，決議的制定者並沒有想把起義的勝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機關的「決定」等量齊觀，而只是想預先規定黨在前後兩種場合下的策略。對此我們的回答是：（1）決議的原文是直截了當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機關的決定叫作「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也許這是措辭疏忽的結果，也許可以根據記錄來糾正它，可是在沒有糾正以前，這種措辭只能包含一種思想，而且這種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2）決議的制定者所陷入的「解放派」的思維進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表現得更是鮮明無比。例如，在梯弗利斯委員會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用喬治亞文出版；《火星報》第100號曾經稱讚過它）上登載的《國民代表會議和我們的策略》一文，竟說什麼「選擇國民代表會議為我們的活動中心」（我們補充一句，關於召集國民代表會議，我們還連半點確切的消息都不知道！）這一「策略」，比武裝起義和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策略」，「對我們更有利」。下面我們還要回過頭來談這篇文章。（3）預先討論黨在革命勝利時和革命失敗時、在起義成功時和起義不能發展成為重大力量時的策略，是一點也不應當反對的。也許沙皇政府能夠召集一個代表會議來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做交易，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就預見到這一點，所以直截了當地說到「虛偽的政策」，「假民主」，「所謂國民代表會議之類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機關」。可是，問題在於這一點不是在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中說的，因為這和臨時革命政府沒有關係。如果發生上述情況，就會把起義和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推遲，就會使問題變樣，等等。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可能發生各種情況：既可能勝利，也可能失敗，既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彎路，而在於社會民主黨人決不可以攪亂工人對真正革命道路的認識，決不可以象解放派那樣把缺少勝利的基本條件的局面叫作徹底勝利。也許我們連八小時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只有經過漫長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把無產階級不能阻止拖延、耽擱、搞交易、叛變和反動這種軟弱無力的表現叫作工人的勝利，那麼你會怎樣說這個人呢？

• 總起來說，決議的第一部分：（1）完全沒有從爭取共和制和保證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憲的會議方面闡明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2）把正好還缺少真正勝利的基本條件的局面拿來和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等量齊觀，這就直接攪亂了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意識。

4．君主制度的剷除和共和制

• 代表大會的決議簡略地說明了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後，便把全部注意力轉到各階級為爭奪一定的成果而進行的非常確定的鬥爭上，並且把無產階級的戰鬥任務提到第一位。代表會議的決議則冗長地、模糊地、混亂地描寫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非常含糊地談到為一定的成果而進行的鬥爭，並且根本不提無產階級的戰鬥任務。代表會議的決議說，在社會內各種成分相互鬥爭的過程中剷除舊制度。而代表大會的決議說，我們無產階級的黨應當剷除舊制度，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剷除舊制度，我們應當爭取這個共和制，我們為這個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鬥爭，不僅要反對專制制度，而且當資產階級企圖（他們一定會這樣做）從我們手中奪取我們的成果時，還要反對資產階級。代表大會的決議號召一定的階級為明確的最近目的而鬥爭。代表會議的決議則談論各種力量的相互鬥爭。一個決議表現出積極鬥爭的心理，另一個決議則表現出消極觀望的心理；一個決議里響徹了生氣勃勃地行動起來的號召，另一個決議里則充滿了死氣沉沉的說教。兩個決議都說，現在發生的革命對我們說來只是第一步，隨後還有第二步。但是一個決議由此作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儘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須儘快地結束這一步，爭得共和制，無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礎。另一個決議則可以說是淹沒在對第一步的冗長的描寫中，而且（恕我說句粗話）一味吮吸著關於第一步的思想。代表大會的決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舊的但又萬古常新的思想（認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把它當作引言或首要的前提來作出既為民主革命又為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先進階級負有先進任務的結論。代表會議的決議則始終只是停留在引言上，咀嚼著這個引言，並在這個引言上面賣弄聰明。

• 正是這種區別一直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分為兩派：在合法馬克思主義流行的那些年代分為說教派和戰鬥派，在群眾運動興起的時代分為經濟派和政治派。「經濟派」根據一般階級鬥爭、特別是政治鬥爭有很深的經濟根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正確前提，作出了奇特的結論：必須轉過身去背向政治鬥爭，阻止它的發展，縮小它的規模，降低它的任務。反之，政治派根據同樣的前提作出不同的結論，這就是：現在我們的鬥爭的根源愈深，我們就應當愈廣泛、愈大膽、愈堅決、愈主動地進行這個鬥爭。現在在另一種環境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還是那場爭論。民主革命還決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決不是只有窮人才「關心」，民主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於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切身的需要和要求，——我們根據這些前提作出結論說，先進的階級必須更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民主主義任務，必須更明白地徹底說清這些任務，提出直接的共和制的口號，宣傳必須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必須無情地粉碎反革命的思想。而我們的論敵新火星派根據同樣的前提卻作出這樣的結論：不應當徹底說清民主主義的結論，在實踐的口號中可以不提共和制，可以不宣傳必須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思想，可以把召集立憲會議的決定叫作徹底勝利，可以不把同反革命鬥爭的任務提出來作為我們的行動任務，而是把它淹沒在模糊不清的（並且是措辭不當的，如我們馬上就會看到的那樣）「相互鬥爭的過程」這一說法中。這不是政治家的語言，而是檔案學家的語言？

• 既然已經說到相互鬥爭的過程，怎麼又可以絕口不提那些在政治上奴役資產階級社會的成分呢？代表會議派是不是以為只要他們假定革命取得勝利，這些成分也就消失了呢？這種想法一般說來是荒謬可笑的，具體說來是政治上的極端幼稚，政治上的極端近視。在革命戰勝反革命以後，反革命並不會消失，反而必然會更加不顧死活地進行新的鬥爭。既然我們的決議是分析革命勝利時的任務的，我們就必須特別注意擊退反革命進攻的任務（代表大會的決議就是這樣做的），而不是把一個戰鬥的政黨的這些當前的、緊迫的、刻不容緩的政治任務淹沒在一般的談論中，說當前的革命時代過去以後會怎樣，在將來有了「政治上獲得解放的社會」時會怎樣。「經濟派」曾經引用政治服從於經濟的一般真理，來掩飾自己對刻不容緩的政治任務的不了解，現在新火星派也和他們一樣，引用政治上獲得解放的社會內部將發生鬥爭的一般真理，來掩飾自己對從政治上解放這個社會的刻不容緩的革命任務的不了解。

•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具體問題，在他們的視野里竟被將來有許多政府會完成一般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問題所遮蔽了。如果你們想「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問題，那麼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例子都會向你們表明，正是許多根本不是「臨時性質的」政府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甚至那些戰勝了革命的政府都畢竟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被打敗了的革命的歷史任務。但是被叫作「臨時革命政府」的，決不是你們所說的那種政府，這樣的政府是革命時代的政府，它直接代替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依靠的是人民起義，而不是什麼從人民中產生的代表機關。臨時革命政府是爭取革命立刻勝利、爭取立刻粉碎反革命企圖的機關，而決不是完成一般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任務的機關。

• 臨時政府必須「調節」各個對立階級的相互鬥爭一語，是極不妥當的，至少是笨拙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使用這種自由主義解放派式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會使人們以為可能有這樣的政府，它們不是階級鬥爭的機關，而是階級鬥爭的「調節者」……政府必須「不僅推進革命的發展，而且極力反對革命發展中那些危及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因素」。這個決議借其名義說話的那個無產階級恰恰就是這樣的「因素」！這個決議不是指明無產階級目前究竟應當怎樣「推進革命的發展」（把它推得比立憲派資產階級想走的更遠），不是勸告無產階級準備好一定的辦法，等到資產階級掉轉頭來反對革命的成果時，就和資產階級鬥爭，而是一般地描寫過程，絲毫不談我們活動的具體任務。新火星派表達自己的思想時所採取的方式，使人聯想到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對缺乏辯證法思想的舊唯物主義的評語。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新火星派也能差強人意地描寫和解釋眼前的鬥爭過程，但是完全不能夠提出進行這個鬥爭的正確口號。他們操練很有勁，但是指揮很糟糕，他們忽視那些認識了革命的物質條件並領導著先進階級的政黨在歷史上所能起到和應當起到的積極的領導作用和指導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意義。

5．應當怎樣「把革命推向前進」？

• 不懂得主張人民和沙皇「妥協」這種解放派理論的危險性，把僅僅「決定」召集立憲會議就叫作勝利而不積極宣傳必須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是能在現在把革命推向前進呢？不提民主共和制的口號的人，是不是能在現在把革命推向前進呢？這樣的人事實上是把革命拉向後退，因為他們在政治實踐方面停留在解放派立場的水平上。他們既然在規定黨在革命時期的當前的和最近的任務的策略決議中，不提為共和制而鬥爭的口號，那麼他們承認要求用共和制代替專制制度的綱領，這又有什麼用呢？其實，解放派的立場，即立憲派資產階級的立場現在的特徵，就是把決定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看作徹底的勝利，而對臨時革命政府和對共和制則小心謹慎地保持沉默！要把革命推向前進，也就是說，要使革命超過君主派資產階級所能把它推到的那個限度，就必須積極提出一些排除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徹底性」的口號，強調這些口號，把這些口號提到首要地位。這樣的口號現在只有兩個：（1）臨時革命政府，（2）共和制，因為全民立憲會議的口號是君主派資產階級已經接受了的（見「解放社」的綱領），它所以接受這個口號，正是為了閹割革命，為了不讓革命完全勝利，為了使大資產階級能和沙皇政府做交易。

• 我們給我們的論敵的回答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行動的社會民主黨，如果不時而在這種場合，時而在那種場合和資產階級民主派並肩行進，就不能參加政治。在這方面，我們和你們的差別就是：我們和革命共和派資產階級並肩行進，但不和它打成一片；而你們和自由主義君主派資產階級並肩行進，也不和它打成一片。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 代表會議的決議表明代表會議不自覺地把自己降低到自由主義君主派資產階級的水平。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卻表明代表大會自覺地要把那些能夠進行鬥爭而不會做經紀人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高到代表大會的水平。
  這種分子在農民中最多。在按政治傾向來劃分大的社會集團時，我們可以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農民群眾看作同一個東西，這是不會有什麼大錯誤的，當然，就象可以把工人階級同社會民主黨看作同一個東西一樣，這要加上一些限定語和不言而喻的條件。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結論表述如下：代表會議在革命時期提出的那些全國性的政治口號，表明代表會議不自覺地把自己降低到地主群眾的水平。黨代表大會提出的那些全國性的政治口號，卻表明代表大會要把農民群眾提高到革命的水平。如果有人因為我們作出這種結論而責備我們愛發表怪論，那我們就向他挑戰，要他去推翻下面這個論點：如果我們沒有力量把革命進行到底，如果革命以解放派式的「徹底勝利」，即僅僅以沙皇所召集的、只是在開玩笑時才可以叫作立憲會議的代表會議來結束，那麼，這就是一個以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成分占優勢的革命。反之，如果我們註定要經歷一場真正偉大的革命，如果歷史在這一次不容許「流產」，如果我們有力量把革命進行到底，進行到徹底的勝利——不是解放派也不是新火星派所說的那種徹底勝利，那麼，這就是一個以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成分占優勢的革命。

6．無產階級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時被束縛住手腳的危險是從哪個方面來的？

• 馬克思主義者絕對相信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那些對俄國來說是勢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會經濟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來說，不僅不會摧毀資本主義，不僅不會摧毀資產階級的統治，反而會第一次為資本主義的廣泛而迅速的發展，即歐洲式的而不是亞洲式的發展，真正掃清基地，第一次使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社會革命黨人不可能了解這個思想，因為他們不懂得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發展規律的基本常識，他們看不出，即使農民起義完全成功，即使為著農民的利益和按照農民的願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土地平分」或其他類似辦法），也絲毫不會消滅資本主義，反而會促進資本主義發展，加速農民本身的階級分化。社會革命黨人不了解這個真理，這就使他們成為不自覺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堅持這個真理，對社會民主黨說來不僅在理論方面而且在政治實踐方面都有重大的意義，因為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無產階級政黨在目前的「一般民主主義」運動中必須保持完全的階級獨立性。
  但是，絕對不能從這裡得出結論，說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沒有巨大的利益。絕對不能從這裡得出結論，說民主革命不能以既主要有利於大資本家、金融巨頭和「開明」地主又有利於農民和工人的形式來實現。

• 資產階級革命是不超出資產階級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範圍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反映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它不僅不會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反而會擴大並加深這種基礎。因此，這個革命不僅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既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說，資產階級革命與其說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如說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可是，如果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完全不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謬的想法。這種荒謬想法不是歸結為陳舊的民粹主義理論，就是歸結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前者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們不需要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後者認為無產階級絕對不應當參加資產階級政治，不應當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應當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在理論上，這種想法是忘記了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必不可免地會發展起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的原理。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並且和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係的社會，在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說什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可以不經過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和範圍內進行階級鬥爭的道路，而經過其他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堅決屏棄了他們的這種荒誕言論。

• 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無論是一般說來還是單就俄國說來，都是已經得到十分詳細的證明和反覆說明的。而根據這些原理就應當得出下面的結論：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象俄國這樣一些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因此，資本主義的最廣泛、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同工人階級有絕對的利害關係。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時代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資產階級革命正是要最堅決地掃除舊時代的殘餘，即農奴制殘餘（屬於這種殘餘的不僅有專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正是要最充分地保證資本主義獲得最廣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發展。

• 因此，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是極其有利的。從無產階級的利益著想，資產階級革命是絕對必要的。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得愈充分，愈堅決，愈徹底，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而同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就愈有保證。只有不懂得科學社會主義的起碼常識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一個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誕的結論。而根據這個結論還應當得出下面的原理：從某種意義上說，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要比對資產階級更加有利。正是從下面這樣一種意義上說這個原理是無可懷疑的：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是依靠舊時代的某些殘餘，例如君主制度、常備軍等等來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過分堅決地掃除舊時代的一切殘餘，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說，要這個革命不十分徹底，不進行到底，不堅決無情。這個思想，社會民主黨人時常用稍微不同的說法來表示，這就是資產階級自己背叛自己，資產階級出賣自由事業，資產階級不能實行徹底的民主主義。對資產階級更有利的是要資產階級民主方面的種種必要的改革比較緩慢地、漸進地、謹慎地和不堅決地進行，即用改良的辦法而不用革命的辦法進行；要這些改革對「尊貴的」農奴制設施（如君主制度）儘可能謹慎些；要這些改革儘可能少發揚小百姓即農民特別是工人的革命的主動性、首創精神和毅力，因為不這樣的話，工人就會更容易如法國人所說的，「把槍從一個肩膀移到另一個肩膀」，就是說，更容易用資產階級革命供給他們的武器，用這個革命給予他們的自由，用清除了農奴制的基地上所產生的民主設施，來反對資產階級本身。

• 反之，對工人階級更有利的是要資產階級民主方面的種種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經過改良的道路，而是經過革命的道路來實現，因為改良的道路是一條遷延時日的、遲遲不前的、使人民機體的腐爛部分慢慢壞死而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由於這一部分的腐爛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開刀、使無產階級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爛部分的道路，是對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適應的令人作嘔的、卑鄙齷齪的、腐敗不堪的、臭氣熏天的種種設施讓步最少和顧忌最少的道路。

• 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現不徹底。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卻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老是向後看，害怕勢必使無產階級壯大起來的民主進步。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它藉助於民主制度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在實行民主改革方面愈徹底，這個革命就愈少局限於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範圍內。資產階級革命愈徹底，就愈能保證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獲得利益。

• 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產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鬥。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但是我們能夠大大擴展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為無產階級當前的需要、為爭取條件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便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奮鬥。

• 正是在必須善於區別共和主義革命派的資產階級民主和君主主義自由派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時候和地方，他們卻僅僅局限於談論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至於區別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就更談不上了。當問題是要在當前的革命中進行民主主義的領導，要強調先進的民主的口號，以區別於司徒盧威先生之流的叛賣性的口號，要直接而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真正革命鬥爭的當前任務，以區別於地主和廠主的自由主義經紀人行為的時候，他們卻滿足於憂鬱地談論「各對立階級相互鬥爭的過程」，——他們好象真的變成了「套中人」。現在，問題的實質，你們諸位先生所沒有看到的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我國的革命是以真正的偉大勝利來結束呢，還是僅僅以一種可憐的交易來結束；是要達到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呢，還是「傾注全力」去求得一紙自由派希波夫式的憲法！

• 什麼是「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呢？我們已經看到，新火星派使用這個概念時，連這個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義都不了解。至於這個概念的階級內容他們就更不了解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都不應當象現在許多革命民主主義者（如加邦之類）那樣，讓自己迷戀於「革命」或「俄國大革命」之類的字眼。我們應當確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實在的社會力量反對「沙皇制度」（這是一種完全實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並且能夠對它取得「徹底勝利」。大資產階級、地主、廠主以及跟著解放派走的「社會人士」不可能是這樣的力量。我們知道，他們甚至不願意徹底勝利。我們知道，他們自己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堅決的鬥爭：他們帶著私有財產、資本、土地等過分沉重的鐐銬，不能去作堅決的鬥爭。他們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來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所以不能盡力去消滅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才是能夠取得「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的力量，我們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來說的，並且把農村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分別算到了這兩種力量中去。「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這一早已由《前進報》指出過的結論，是我們的新火星派怎麼也無法避開的。除此而外，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取得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

• 這樣的勝利正好就是專政，就是說，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軍事力量，依靠武裝群眾，依靠起義，而不是依靠某種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來的機關。這只能是專政，因為實現無產階級和農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絕對需要的改革，一定會引起地主、大資產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沒有專政，就不可能摧毀這種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圖。但是，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它不能觸動（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一系列中間階段的話）資本主義的基礎。它至多只能實行有利於農民的徹底重分土地的辦法，實行徹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義，直到共和制為止，把一切亞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徵不僅從農村生活中而且從工廠生活中連根剷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狀況並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礎，最後（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燒到歐洲去。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不會直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的範圍；但是這樣一種勝利，對俄國和全世界的未來的發展，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除了已經在俄國開始的革命的這種徹底勝利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毅力提高到這種程度，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把達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道路縮得這樣短。

• 至於這種勝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決不對此抱盲目樂觀的態度，我們決不忘記這個任務的莫大的困難，但是我們既然去鬥爭，就應當希望獲得勝利，應當善於指出達到這種勝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夠獲得這種勝利的趨勢是肯定存在的。的確，我們社會民主黨對無產階級群眾的影響還非常非常地不夠；農民群眾所受到的革命影響還微乎其微；無產階級，特別是農民，還非常散漫，非常不開展，非常愚昧無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們團結起來，能迅速地使人們受到啟發。革命每向前發展一步都能夠喚醒群眾，並且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群眾吸引到革命的綱領方面來，因為這是唯一能徹底而完全地代表群眾真正的切身利益的綱領。

• 在歷史上，革命的破壞力量如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的趨向所受到的壓迫如何厲害和如何長久為轉移，以過時的「上層建築」和現代的新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為轉移。國際政治形勢也在許多方面變得對俄國革命最為有利。工人和農民的起義已經爆發，它是零散的、自發的、軟弱的，但是它無可爭辯地、毫無疑義地證明存在著能作堅決鬥爭並能達到徹底勝利的力量。

• 只有在民主革命取得完全勝利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時才不會被束縛住手腳；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才不致「溶化」在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中，而會對整個革命都刻上無產階級的標記，或者說得更正確些，刻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標記。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要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作鬥爭時不致被束縛住手腳，就應當有充分的覺悟和足夠的力量把農民提高到自覺革命的程度，領導農民舉行進攻，從而獨立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 新火星派解決得極不妥當的所謂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時有被束縛住手腳的危險的問題就是如此。資產階級永遠是不徹底的。企圖擬訂一些條件或條款，以為履行了這些條件或條款，資產階級民主派就能被當作並非虛偽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費力氣不過的了。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為徹底的民主戰士。只有農民群眾加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成為戰無不勝的民主戰士。如果無產階級力量不夠，做不到這一點，資產階級就會成為民主革命的首領並且使這個革命成為不徹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這種危險，除了實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

• 於是我們就得出一個無可懷疑的結論，即新火星派的策略客觀上正是為資產階級民主派效勞的。鼓吹組織界限模糊，以至於主張實行「全民投票制」，實行協商的原則，使黨的出版物脫離黨；貶低武裝起義的任務；把革命無產階級的全民政治口號和君主派資產階級的全民政治口號混淆起來；曲解「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的條件，——所有這些綜合起來，就正好構成了革命時期的尾巴主義政策，這個政策不僅不指出達到勝利的唯一道路，不僅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無產階級口號下面來，反而把無產階級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隊伍，擾亂它的意識，貶低社會民主黨的策略。

7．「把保守派排斥於政府之外」的策略

• 總之，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要使沙皇政府不能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開！這個喬治亞機關報竟然不叫作《解放》而叫作《社會民主黨人報》，這莫非是弄錯了？看吧，這簡直是民主革命的舉世無雙的哲學！在這裡我們難道不是親眼看到這位可憐的梯弗利斯人已被「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概念的說教式的尾巴主義解釋徹底弄糊塗了嗎？他討論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於孤立的問題，可是忘記了……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忘記了農民！在無產階級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間，他知道並且看中了地方自治人士－地主，卻不知道有農民。而這是在高加索啊！那麼，我們說新《火星報》的議論表明它不是把革命的農民提高到自己的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資產階級的水平，——這難道說得不對嗎？

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 我們認為，就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來說，重要的是指出這個政治上很敏感的和極其善於隨機應變的俄國資產階級代表目前所攻擊的究竟是哪些實踐口號。第一，是共和主義的口號。司徒盧威先生堅信，這個口號「對人民群眾來說是不可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他忘記補充一句：對資產階級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它是不利的！）。我們很想看看，司徒盧威先生從那些參加我們的小組和我們的群眾大會的工人方面會得到什麼樣的答覆！或許工人不算人民？那農民呢？用司徒盧威先生的話說，農民有一種「幼稚的共和主義」思想（「驅逐沙皇」），但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相信，將來代替幼稚的共和主義的不是自覺的共和主義，而是自覺的君主主義！司徒盧威先生，這要看情況，這還要以情況為轉移。無論沙皇政府還是資產階級，都不能不反對用剝奪地主土地的辦法來根本改善農民狀況，而工人階級卻不能不在這方面幫助農民。

• 我們倒要問問司徒盧威先生，他能不能在他認為是一個極端革命主義者的人所寫的例如《怎麼辦？》這樣的著作中指出鼓吹騷亂的言論來？至於說到「秘密活動」，那麼象我們和司徒盧威先生之間的區別難道是很大的嗎？我們雙方不是都辦著「不合法的」報紙，並且「秘密地」運到俄國去供給「解放社」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秘密」團體嗎？我們的工人群眾集會經常是「秘密」舉行的，——確實是這樣。而解放派先生們的會議又是怎樣的呢？司徒盧威先生，你在這種可鄙的秘密活動的可鄙的擁護者面前有什麼可驕傲自大的呢？

• 他說起義必不可免，而不說起義對保證革命的勝利是必要的。無準備的、自發的、零散的起義已經開始了。誰也不能絕對擔保它會發展為統一而完整的人民武裝起義，因為這取決於革命力量的情況（只有在鬥爭中才能完全衡量出來），取決於政府和資產階級的行為，以及其他許多無法準確估計的情況。關於必不可免的問題，即司徒盧威先生避開正題而加以贅述的絕對相信具體事變必然到來的問題，根本用不著去談論。如果你願意成為革命的擁護者，那就應當談談起義是否為保證革命勝利所必需，是否必須積極提出起義，進行宣傳，並且立刻大力加以準備。司徒盧威先生不會不了解這種區別，例如，他並不用在當前革命過程中必不可免地會獲得普選制的問題來掩蓋必須實行普選制的問題，前者在政治家看來是一個可以爭論但並不迫切的問題，後者在民主派看來卻是個無可爭論的問題。司徒盧威先生避開必須舉行起義的問題，這就表明了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的真相。第一，資產階級寧願和專制政府搞交易，而不願把它粉碎；資產階級無論如何都想把武裝鬥爭的重擔推給工人（這是第二）。這就是司徒盧威先生採取迴避問題的態度的真實意義。這就是他從必須舉行起義的問題倒退到起義的「社會心理」條件的問題，倒退到預先「宣傳」的問題上的原因。1848年法蘭克福議會裡的資產階級空談家在必須給政府的武裝力量以反擊的時候，在運動使武裝鬥爭「已成為必要」的時候，在純粹口頭說服的辦法（在準備時期萬分需要的辦法）已經變成卑鄙的資產階級的怠工和怯懦表現的時候，竟埋頭於起草決議、宣言和決定，埋頭於「廣泛的宣傳」和準備「社會心理條件」，同樣，現在司徒盧威先生也是用空話做護身符來迴避起義問題。司徒盧威先生向我們具體表明了許多社會民主黨人頑固地閉眼不看的事實，即革命時期和歷史上普通的尋常的準備時期不同的地方，就在於群眾的情緒、激憤和信念應當表現於行動，而且確實表現於行動。

• 庸俗的革命主義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這個道理肯定地可以用於一般的歷史時代或者沒有群眾的公開政治發動的歷史時代，而群眾的這種發動不是任何盲動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夠人為地造成的。革命家的尾巴主義不了解：當革命的時期已經開始，舊的「上層建築」已經到處都是裂縫，替自己創造著新的上層建築的階級和群眾的公開政治發動已經成為事實，國內戰爭已經爆發的時候，照舊局限於「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號，藉口「心理條件」和一般「宣傳」而不肯行動起來，就是毫無生機，就是死氣沉沉，就是說教，或者說，就是出賣革命和背叛革命。

•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抱什麼態度呢？它抨擊了這兩個流派。它斥責了輕舉妄動的行為和衝鋒的喊叫，因為當時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應當看到，公開的群眾發動還是明天的事情。它斥責了尾巴主義，並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裝起義的口號，但不是作為直接的號召（司徒盧威先生當時從我們的言論中是找不到關於「騷亂」的號召的），而是作為一種必要的結論，作為一種「宣傳」（關於這種「宣傳」，司徒盧威先生只是在現在才想起來，——我們的可敬的司徒盧威先生，他總是要遲誤幾年），是為了準備那些由驚慌失措的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現在正「愁眉苦臉地和不合時宜地」叨念著的「社會心理條件」。當時，宣傳和鼓動，鼓動和宣傳，確實是由客觀情況提到了首要地位。當時，可以提出（而且已經在《怎麼辦？》裡面提出來了）出版全俄政治報紙作為起義的準備工作的試金石，而這種報紙每周出版一次也是很理想的。當時，不要實行直接的武裝發動，而要進行群眾性的鼓動，不要輕舉妄動，而要準備起義的社會心理條件等口號，是革命社會民主派唯一正確的口號。現在，這些口號已經落在事變後面，運動已經前進了，這些口號已成為廢物，成為只適於掩蓋解放派的偽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義的破衣爛衫了！

9．什麼是在革命時期做一個持極端反對派態度的政黨？

• 這句話是我們很熟悉的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運動的原理之一。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原理。它已經成了議會制國家中一切反對修正主義或反對機會主義的人的口頭禪。它是大家公認的對「議會迷」，對米勒蘭主義，對伯恩施坦主義，對屠拉梯式的義大利改良主義的一種正當而必要的回擊。我們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把這個很好的原理背得爛熟，並且熱心地把它運用得……十分地不恰當。在針對不存在任何議會的情況而寫的決議中，竟提出了議會鬥爭的範疇。「反對派」這個概念是誰也不會認真地談到起義的那種政治形勢的反映和表現，現在卻不恰當地搬到起義已經開始而且一切擁護革命的人都想著並說著要領導起義這樣的形勢中來。正是在革命已經提出必須在起義勝利時從上面行動的問題的時候，竟鄭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要「始終如一地」象從前那樣行動，即僅僅「從下面」行動。

10．「革命公社」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 其次，奪取政權（哪怕是局部地、暫時地等等）顯然不僅要有社會民主黨參加，不僅要有無產階級參加。這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只是對無產階級有利，積極參加這個革命的也不只是無產階級。這是因為，如該決議一開頭所說的那樣，起義是「人民的」起義，參加起義的也有「非無產階級的集團」（這是代表會議派關於起義問題的決議中的說法），即也有資產階級。這就是說，社會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一起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任何行為都是背叛工人階級這一原則，如《前進報》所希望的那樣，被代表會議拋棄了。「背叛」並不會因為構成背叛的行為是局部的、暫時的、地區性的等等而不成其為背叛。

• 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動聽的名詞，在這種情形下就會變成空洞而有害的華而不實的東西，變成裝飾品。我們必須向工人和全體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說明：為什麼我們要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如果在將來，在已經開始的人民起義得到勝利的結局而我們對政權有了決定性的影響時，我們要實現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改革？這就是擺在政治領導者面前的問題。

• 總之，不管你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是援引巴黎公社還是援引其他什麼公社，你們總會回答說：我們的政府不應當成為這樣的政府。不用說，這是個很好的回答！然而這樣毫不提及黨的實踐綱領，不適當地在決議中講授起歷史來，難道這不是說明書呆子的說教和革命者的軟弱無能嗎？難道這不恰好表露出你們枉費心機要歸之於我們的那種錯誤，即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任何一個「公社」都沒有把兩者辨別清楚）的錯誤嗎？

• 在俄國，保持政權的可能性要取決於俄國本國社會力量的成分，取決於現在我國正在進行的民主革命的條件。歐洲無產階級的勝利（而革命傳布到歐洲和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二者之間還有相當的距離）定會引起俄國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的拼命抵抗，——新火星派的決議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個反革命勢力，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則估計了這個反革命勢力的意義。如果我們除無產階級以外，不能同時依靠農民來爭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麼「保持政權」這件事情就不會有什麼希望。如果這件事情不是沒有希望，如果「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會造成這種可能，那我們就應當指出這種可能，積極地號召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提出實踐的口號，不僅用來應付革命傳布到歐洲的局面，而且為了要把革命傳布到歐洲去。

• 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這個口號的意見之一，就是認為專政要有「統一的意志」（《火星報》第95號），而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卻不可能有統一的意志。這個反對意見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它是以「統一的意志」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上學的」解釋為根據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統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統一，這是常有的事。在社會主義問題上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缺乏意志的統一，並不排除在民主主義問題上和爭取共和制的鬥爭中的意志的統一。忘記這一點，就是忘記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邏輯上和歷史上的區別。忘記這一點，就是忘記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質：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統一」，這正是就這個革命是實現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過民主主義範圍，就談不到無產階級和農民資產階級之間的意志的統一。它們之間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這個鬥爭將是為爭取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最深刻、最廣泛的人民鬥爭。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樣，有它的過去和未來。它的過去就是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君主制、特權。在和這種過去作鬥爭時，在和反革命作鬥爭時，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意志的統一」是可能的，因為這裡有利益的一致。
  它的未來就是反對私有制的鬥爭，僱傭工人反對業主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在這裡意志的統一是不可能的。在這裡，我們所面臨的道路就不是從專制制度走向共和制，而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會主義。

• 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應當而且一分鐘也不應當忘記，無產階級為了爭取社會主義，必然要同最主張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樣，社會民主黨就絕對必須是一個單獨存在的、階級性十分嚴格的獨立政黨。這樣，我們和資產階級「合擊」的行動就帶有暫時的性質，我們就必須「對同盟者，猶如對敵人一樣」進行嚴格的監視，如此等等。對所有這些也是絲毫不能懷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忽略或輕視那些對現在來說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暫時的和臨時的任務，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動的。和專制制度作鬥爭是社會主義者的一個臨時的和暫時的任務，但是對這個任務的任何忽略或輕視，都等於背叛社會主義和為反動勢力效勞。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當然只是社會主義者的一個暫時的、臨時的任務，但是在民主革命時代忽略這個任務，就簡直是反動了。

• 具體的政治任務要在具體的環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都是流動的，一切都是變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在綱領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裡的形勢使這個問題在實踐上很難和社會主義問題分開（雖然在德國問題上，恩格斯在評論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時，曾警告過不要輕視共和制和爭取共和制的鬥爭的意義！）。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要把共和制的要求從綱領和宣傳工作中取消的問題，因為我們這裡談不到共和制問題和社會主義問題有什麼不可分的聯繫。1898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不專門把共和制的問題當作首要問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會使人驚異，也不會引起非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要是在1848年不提共和制問題，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

• 到一定的時候，對俄國的專制制度的鬥爭就會結束，俄國的民主革命時代就會成為過去，那時再說什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意志的統一」，說什麼民主專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時候，我們就會直接想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並且會更詳細地談論這個專政。現在呢，先進階級的政黨卻不能不極力設法取得民主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而徹底勝利也就不外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附註

• 馬克思的這個警告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革命公社」的口號是錯誤的，因為歷史上有過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反之，我們的口號，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能完全保證不犯這個錯誤。我們的口號無條件地承認不能直接越出純粹民主革命範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它同時又把當前的這個革命推向前進，努力使它具有一個最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無產階級下一步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得以最順利地進行。

11．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某些決議和「代表會議」某些決議的粗略比較

• 秘密活動和發展秘密機關的工作決不能放棄，放棄這些，就是為警察效勞而且極端有利於政府。但是現在已經不能不考慮公開行動的問題。必須立刻為這種行動準備好適當的形式，因而也就必須為此目的準備好特別的機關——秘密程度較少的機關。必須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團，使它們儘可能變成俄國未來的公開的社會民主工黨的基地。

12．民主革命的規模是否會因為資產階級退出而縮小？

• 這就是癥結所在。這就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十足的機會主義思想交錯（如同在西歐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見的一樣）的地方。請看：不要加入臨時政府，因為加入臨時政府就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從而縮小革命的規模！這完全是純粹而徹底的新火星派哲學：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我們應當崇敬資產階級的庸俗思想，給這種思想讓路。如果我們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鐘——我們參加臨時政府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這樣一種想法行事，那我們就會因此把革命領導權完全讓給資產階級。我們會因此把無產階級完全交給資產階級去支配（雖然還保留了充分的「批評自由」！！），為了使資產階級不致退出而迫使無產階級採取溫和柔順的態度。我們會閹割掉無產階級最迫切的需要，即經濟派及其仿效者們從來沒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為了使資產階級不致退出而閹割這些需要。我們會完全離開在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範圍內為實現民主制而進行革命鬥爭的立場，而轉到和資產階級搞交易的立場，以背叛原則、背叛革命來換取資產階級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

• 我們不談國外政治即國際配合方面的力量，雖然這種力量現在發展得很有利於我們，但是我們大家都不去考察它們，而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這裡所談的是俄國內部力量的問題。請看看這些內部的社會力量吧。反對革命的是專制政府、宮廷、警察、官吏、軍隊和一小撮顯貴人物。人民中的義憤愈深，軍隊就愈不可靠，官吏中的動搖就愈大。其次，資產階級現在整個說來是贊成革命的，他們熱心地談論自由，愈來愈頻繁地以人民的名義、甚至以革命的名義發表意見。但是，我們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從理論中知道，並且每日每時都從我國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實例中看到，資產階級贊成革命是不徹底的，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是畏首畏尾的。只要資產階級的自私的狹隘利益得到滿足，只要它「離開」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它現在已經在離開徹底的民主主義了！），它就不可避免地會大批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制度方面去反對革命，反對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堅決走到底，因為它要走的路程遠遠超過民主革命。因此，無產階級就站在為共和制而鬥爭的最前列，它輕蔑地拒絕它所鄙視的那些勸它注意別讓資產階級退出的愚蠢意見。農民中有大批的半無產者，同時有小資產階級分子。這使得它也不穩定，因而迫使無產階級團結成為一個具有嚴格的階級性的黨。但是農民的不穩定和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根本不同，因為農民現在所關心的與其說是無條件地保護私有制，不如說是奪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農民雖然不會因此而成為社會主義者，不會因此而不再成為小資產階級，但是他們能夠成為完全而又極其徹底地擁護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給農民以教育的革命事變進程不因資產階級叛變和無產階級失敗而過早地中斷，農民就必然會成為這樣的力量。在上述條件下，農民必然會成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為只有獲得了完全勝利的革命才能使農民獲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農民獲得他們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們真正必需的一切，這裡所說的必需，（並不象「社會革命黨人」所想像的那樣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而）是為了從半農奴制的泥潭中，從被壓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淵中跳出來，為了在商品經濟可能的限度內儘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

• 此外，不僅徹底的土地改革，而且農民的一般的和經常的一切利益，都使農民趨向於革命。農民甚至在和無產階級作鬥爭時也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準確地體現農民的利益，使他們能夠以群眾資格，以多數資格取得優勢。農民受到的教育愈多（而從對日戰爭以來，他們迅速地受到教育，其迅速程度是許多慣於只用學校尺度來衡量教育程度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他們就會愈徹底、愈堅決地擁護完全的民主革命，因為他們並不象資產階級那樣害怕人民的統治，相反，人民的統治對他們是有利的。農民一開始擺脫幼稚的君主主義，民主共和制就會立刻成為他們的理想，因為慣於做經紀人的資產階級那種自覺的君主主義（連同參議院等等），對農民來說是要他們照舊處於沒有權利、備受壓抑和愚昧無知的地位，只不過把這種地位用歐洲憲制的油漆來稍稍塗飾一下而已。
  正因為如此，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就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尋求自由主義君主派的保護，而農民群眾卻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尋求革命共和派的領導。正因為如此，資產階級不能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而農民卻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我們應當盡一切力量幫助農民這樣做。

• 誰真正了解農民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誰就不會說革命的規模會因為資產階級退出而縮小。因為事實上只有當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群眾以積極革命者的姿態同無產階級一起行動的時候，俄國革命才會開始具有真正的規模；只有那時，才會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可能有的那種真正最廣大的革命規模。我們的民主革命要堅決進行到底，就應當依靠那些能夠麻痹資產階級的必不可免的不徹底性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恰恰能夠「迫使它退出」的力量，《火星報》的高加索信徒們因為認識膚淺而對此感到害怕）。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粉碎專制制度的反抗，並麻痹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摧毀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的任務，而新火星派在他們關於革命規模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卻把這些任務看得非常狹隘。

13．結論。我們敢不敢勝利？

• 就在於：第一，僅僅籠統地、抽象地指出運動中的兩個潮流和各走極端的害處，是不夠的。必須具體地弄清，當前的運動在當前的時期有什麼弱點，對黨來說，現在實際的政治危險究竟在哪裡。第二，必須弄清，這些或那些策略口號（也許是缺乏這些或那些口號），對哪些實在的政治力量有利。你們假如聽信新火星派的話，就會得出一種結論，以為社會民主黨所面臨的危險是拋棄宣傳鼓動工作，拋棄經濟鬥爭和對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批評，而過分迷戀於軍事訓練、武裝進攻、奪取政權等等。實際上，黨所面臨的實際危險完全是來自另一方面。凡是稍微熟悉一些運動的情況、仔細地和用心地觀察運動的人，都不能不看到新火星派這種恐懼心理的可笑之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全部工作已經完全納入了一個固定不變的範圍，這個範圍絕對能保證把工作重心集中於宣傳和鼓動，集中於飛行集會和群眾集會，集中於散發傳單和小冊子，集中於促進經濟鬥爭和支持經濟鬥爭的口號。沒有一個黨委員會，沒有一個區委員會，沒有一個中心會議，沒有一個工廠小組不是經常不斷地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力量和時間，去執行所有這些早在90年代後半期就已經確定的職能。只有完全不了解運動情況的人才不知道這一點。

• 事實是我們不但沒有過分迷戀於起義的任務、一般政治口號、對整個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反而正好是在這方面落後得特別顯眼，這是最大的弱點，是能使運動由真正的革命運動蛻化（並且在某些地方已經開始蛻化）為口頭的革命運動的實際危險。在完成黨的工作的成百成千的組織、團體和小組中，沒有一個不是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從事於被新《火星報》中的聰明人當作新發現的真理而大談特談的那種日常工作。相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團體和小組已經認識到武裝起義的任務，已經著手執行這些任務，已經明白必須領導整個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經明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提出正是這樣的而不是別的先進口號。

• 我們已經令人難於置信地落在先進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務後面，在許多場合下，我們甚至還沒有認清這些任務，我們往往沒有覺察到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因為我們在這方面落後而加強起來的事實。但是新《火星報》的作家們完全不顧事變的進程和時勢的要求，固執地一再重複說：對舊的不要忘記！對新的不要迷戀！這是代表會議所有一切重要決議中的一個始終不變的基調，而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卻始終貫穿著這樣的思想：確認舊的東西（但是不翻來復去地說它，因為它是已經由出版物、決議和經驗解決了和確定了的舊東西），同時又提出新的任務，注意這個新任務，提出新的口號，要求真正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立刻為實現這個新口號而工作。
  社會民主黨在策略方面分成兩派的問題，事實上就是如此。革命的時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見的新的任務。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堅決承認這些任務，並把這些任務提到日程上來：武裝起義刻不容緩，要立刻努力地準備它，要記住它是徹底勝利所必需的，要提出共和制、臨時政府以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等口號。另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卻往後退縮，踏步不前，不是提出口號而是一味論述引言，不是在確認舊的東西的同時還指出新的東西，而是長篇大論、枯燥無味地翻來復去談論這種舊東西，製造藉口來拒絕新東西，不能確定徹底勝利的條件，不能提出唯一符合於達到完全勝利的願望的口號。

• 我們這裡也是基本上可以劃分為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趨向和無產階級的革命趨向，不過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別，就是我們這裡所談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民主革命。我們這裡也提出了這個初看起來似乎很荒謬的問題：「我們敢不敢勝利？」這個問題是馬爾丁諾夫在他的《兩種專政》中提出的，他在那本書裡預言：如果我們很好地準備起義，並且十分順利地實現起義，那就會遭到種種不幸。這個問題在新火星派的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一切文獻中都提出過，而且他們總是極力企圖把米勒蘭參加資產階級機會主義政府和瓦爾蘭參加小資產階級革命政府混為一談，雖然這種企圖並沒有成功。這個問題由主張「不要讓資產階級退出」的決議確定下來了。儘管考茨基現在冷嘲熱諷，說我們在臨時革命政府問題上的爭論，就象還沒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一樣，但是這種譏諷只是表明，如果就道聽途說的事情發表意見，甚至聰明的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會陷入窘境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還不能很快就打死熊（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但是他們關於「敢不敢」打死這隻熊的爭論已經具有巨大的原則意義和政治實踐意義。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還不能很快就「打死自己的熊」（實現民主革命），但是我們「敢不敢」打死這隻熊的問題，對於俄國的整個未來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未來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沒有我們「敢於」勝利的信心，就根本談不到努力而成功地去聚集軍隊，領導軍隊。

• 俄國的民主革命就其社會經濟實質來說，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僅僅重複這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原理是不夠的。要善於理解它，要善於把它應用在政治口號上。總的說來，現代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基礎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資產階級的自由。自由這一要求首先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這個要求。資產階級的擁護者到處都以主人的資格來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在溫和謹慎的資產階級的範圍內，在和平時期把它和鎮壓革命無產階級的最精巧的手段配合起來，在風暴時期把它和鎮壓革命無產階級的野蠻殘暴的手段配合起來。

• 但是，只有騷亂派－民粹派、無政府主義者和「經濟派」才能因此否定或貶低爭取自由的鬥爭。強迫無產階級接受這種知識分子庸俗學說的企圖，往往只能得逞於一時，而且要遭到無產階級的反抗。無產階級總是本能地覺察到，政治自由雖然會直接把資產階級加強起來和組織起來，然而它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是無產階級最需要的東西。無產階級拯救自己的道路不是離開階級鬥爭，而是發展階級鬥爭，擴大階級鬥爭的範圍，加強階級鬥爭的自覺性、組織性和堅定性。誰貶低政治鬥爭的任務，誰就是把社會民主黨人由人民代言人變為工聯書記。誰貶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誰就是把社會民主黨人由人民革命的領袖變為自由工會的頭目。

•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會民主黨過去和現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濫用人民一語。它要求人們不要利用這個字眼來掩蓋自己對人民內部的階級對抗的無知。它堅決主張無產階級的黨必須保持完全的階級獨立性。但是它把「人民」分為各個「階級」，並不是要先進的階級閉關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狹小的範圍內，因考慮不讓世界的經濟主人退出而閹割自己的活動，而是要先進的階級不沾染中間階級的不徹底、不穩定和不堅決的毛病，從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熱情領導全體人民去為全體人民的事業奮鬥。

• 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與自由的口號，這個在備受壓抑、愚昧無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農民群眾中流行最廣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但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知道，除了資產階級自由和資產階級進步的道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無產階級和農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們不應當忘記，現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會主義的到來。作為先進的和唯一革命的階級的代表，作為毫無保留、毫不猶豫、毫不返顧的革命階級的代表，我們應當儘可能廣泛、儘可能大膽、儘可能主動地向全體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務。貶低這些任務，就是在理論上使馬克思主義變得面目全非，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實踐上是讓一定會避開徹底實現革命這個任務的資產階級去支配革命事業。在到達革命完全勝利的道路上，困難是很大的。如果無產階級的代表做了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他們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動勢力的抵抗、資產階級的背叛和群眾的愚昧無知而失敗，那誰也不能譴責他們。可是，如果社會民主黨因害怕勝利，因考慮不讓資產階級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削弱革命熱情，那所有的人，首先是覺悟的無產階級，都是要譴責它的。

• 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象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制度的積極創造者的身分出現。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作出從市儈的漸進主義的狹小尺度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但是，在這樣的時候，革命政黨的領導者也必須更廣泛、更大膽地提出任務，使他們的口號始終走在群眾的革命主動性的前面，成為他們的燈塔，向他們表明我們的民主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理想的無比宏偉和無比壯麗，向他們指出達到完全的無條件的徹底勝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讓「解放派」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們因害怕革命、害怕走直路而去臆造迂迴曲折的妥協道路吧。如果我們將被迫沿著這樣的道路慢慢地拖著步子走，那我們也能在細小的日常工作中儘自己的責任。但是，首先讓無情的鬥爭來解決選擇道路的問題吧。如果我們不利用群眾這種盛大節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熱情來為直接而堅決的道路無情地奮不顧身地鬥爭，我們就會成為背叛革命和出賣革命的人。讓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們心驚膽戰地去考慮將來的反動吧。工人既不會為反動勢力要實行恐怖手段的思想所嚇倒，也不會為資產階級要退出的思想所嚇倒。工人並不期待做交易，並不乞求小恩小惠，他們力求無情地粉碎反動勢力，即實現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不用說，在風暴時期，比起自由主義緩慢進步的風平浪靜的「航行」時期，即工人階級忍著痛苦讓剝削者們慢慢榨取自己的血汗的時期，我們的黨的航船遇到的危險會更多。不用說，革命民主專政的任務要比「持極端反對派態度」和單純議會鬥爭的任務困難千倍，複雜千倍。但是，誰要在當前的革命時期故意選擇平穩的航行和安全的「反對派」的道路，那最好是請他暫時放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請他去等待革命結束，等待盛大節日過去，等待尋常的生活重新開始，那時，他那種尋常的狹小的尺度就不會顯得這樣令人作嘔地不協調，就不會這樣醜惡地歪曲先進階級的任務。

補充說明　再論解放派，再論新火星派

一 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現實主義者為什麼稱讚社會民主黨內的「現實主義者」？

• 但是，如果忘記，這些資產階級的歪曲的判斷歸根到底反映資產階級的真正利益，而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無疑能夠正確了解社會民主黨內哪些趨向對它——資產階級——有利，和它親近，和它有血緣關係，為它所喜愛，哪些趨向對它有害，和它疏遠，和它不相容，為它所嫌惡，——如果忘記這一點，那就更加錯誤了。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或資產階級的政論家，永遠不能正確了解社會民主黨，無論是孟什維克的社會民主黨還是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但是，如果他是一個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論家，那麼他的階級本能就不會欺騙他，他總是能夠從實質上正確了解社會民主黨內這個或那個派別對資產階級的意義，儘管他會作出歪曲的說明。因此，我們的敵人的階級本能，他所作的階級判斷，在任何時候都值得每一個覺悟的無產者予以極大的注意。

• 資產階級當然並不總是清楚地了解，但是總的說來，憑著自己的階級嗅覺卻能很好地領悟到：一方面，無產階級和「人民」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說，可以把他們當作炮灰，當作摧毀專制制度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取得「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並且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那對它又是非常危險的。因此，資產階級就盡一切力量來使無產階級滿足於在革命中起「微弱的」作用，使無產階級清醒些、實際些、現實些，使無產階級的活動以「不要讓資產階級退出」的原則為標準。

• 有學識的資產者非常清楚，工人運動是他們擺脫不了的。因此，他們絕不反對工人運動，絕不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他們甚至極力讚美罷工自由，讚美文明的階級鬥爭，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了解為布倫坦諾式或希爾施—敦克爾式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完全願意把罷工和結社的自由（事實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經爭得的自由）「奉送給」工人，只要工人拋棄「騷亂主義」，拋棄「狹隘的革命主義」，不再仇視「實際有益的妥協」，不再追求和渴望給「俄國全民革命」刻上自己的階級鬥爭的標記，刻上無產階級徹底性、無產階級堅決性、「平民雅各賓主義」的標記。因此，有學識的資產者在全國各地千方百計通過書籍、報告、演說、談話等等拼命勸導工人要有（資產階級的）清醒頭腦，要（象自由派那樣）講求實際，要抱（機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態度，要進行（布倫坦諾式的）階級鬥爭，要辦（希爾施—敦克爾式的）工會，如此等等。後兩個口號對「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的資產者們特別方便，因為它們在表面上和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是一致的，因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們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口號混淆起來，有時甚至很容易用它們來冒充社會民主主義的口號。……實際上，這是按資產階級精神偽造社會民主主義的把戲，是用機會主義來歪曲和曲解階級鬥爭概念的伎倆。
  這一整套規模巨大的（按其影響群眾的廣度來說）偷天換日的資產階級把戲，歸根到底是企圖把工人運動化為主要是工會運動，使工人運動遠遠地離開獨立的（即革命的、以實現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政策，「用階級鬥爭的思想來排擠掉工人意識中的俄國全民革命的思想」。

• 社會民主黨對無產階級說道，我國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們既然是最先進的和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就不僅要最積極地參加這個革命，而且要力求領導這個革命，因此你們不應當局限在被狹隘地了解為主要是工會運動的那種階級鬥爭的範圍內，相反，應當竭力擴大你們的階級鬥爭的範圍和內容，一直到不僅包括俄國當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務，而且包括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因此，在不忽視工會運動，不拒絕利用任何一點合法活動的機會的同時，你們應當在革命時期把實行武裝起義、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的任務提到第一位，把這當作取得人民對沙皇制度的完全勝利、爭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二 馬爾丁諾夫同志又來「加深」問題了

• 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表現之一，就是許多完全以承認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為立足點而不能越出這個範圍的社會階級、集團和階層，都迫於形勢而不得不承認專制制度和整個農奴制度已不適用，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聲。而為「社會」所要求、為地主和資本家滔滔不絕的言詞（僅僅是言詞！）所維護的這種自由所具有的資產階級性質，卻愈來愈明顯地暴露出來了。與此同時，工人爭取自由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爭取自由的鬥爭之間、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自由派的民主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也愈來愈清楚了。工人階級和它的覺悟的代表勇往直前，把這個鬥爭推向前進，不僅不怕把這個鬥爭進行到底，而且力求遠遠地越過民主革命所能達到的最終點。資產階級是不徹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它只是不完全地和虛偽地接受自由的口號。無論怎樣企圖用特別的線條，用特別擬訂的「條款」（如斯塔羅韋爾決議或代表會議派決議中的那些條款）來定出一個界限，藉以鑑定資產階級的自由之友的這種虛偽態度，或者說資產階級的自由之友的這種出賣自由的行為，都必然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處在兩堆火（專制制度和無產階級）中間的資產階級能千方百計地改變自己的立場和口號，能看風使舵，時而稍微偏左，時而稍微偏右，經常討價還價，施展經紀人的本領。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任務不是臆造這種僵死的「條款」，而是不倦地評價不斷發展的政治局勢，揭露資產階級不斷表現出來的、難以預料的不徹底性和叛變。

• 這個革命運動已經迫使人們對它表示承認。甚至資產階級也開始感到站在革命的基地上是比較有利的，可見專制制度已被動搖到什麼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這個證明整個運動已上升到新的更高階段的現象，又向我們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務。不管資產階級某個思想家個人是否誠實，資產階級對革命的承認不可能是真心誠意的。資產階級不會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徹底性、小商人習氣和卑鄙的反動詭計，隨身帶到運動的這個更高的階段中來。現在，為了貫徹我們的綱領和發展我們的綱領，我們應當另行規定革命的當前的具體任務。昨天足夠的東西，今天已經不夠了。昨天，把要求承認革命作為先進的民主口號也許是足夠的。現在，它已經不夠了。革命甚至已經迫使司徒盧威先生對它表示承認。現在，要求於先進階級的，是確切規定這個革命的刻不容緩的迫切任務的內容本身。司徒盧威先生們雖然承認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一次地露出馬腳，又唱起陳詞濫調，說什麼可能達到和平的結局，說尼古拉將召請解放派先生們上台執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們承認革命，目的是要比較安全地閹割這個革命，出賣這個革命。現在，我們應當向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指出，只提革命這個口號是不夠的，必須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徹底而堅決地把革命的內容本身確定下來。而能夠這樣確定革命內容的就是那個唯一能夠正確表明革命「徹底勝利」的口號：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 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碎那種由於同新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候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現在，專制制度同資本主義俄國的整個結構的矛盾，同資本主義俄國向資產階級民主方面發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長久地勉強被保持下去，它就愈加強烈地促使專制制度瓦解。上層建築已經到處都是裂縫，經受不住強攻，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通過各個階級和各個集團的代表自己來為自己建造新的上層建築。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舊的上層建築的毫無用處就成為盡人皆知的事實。革命已經是大家都承認的了。現在的任務是確定究竟應該由哪些階級來建造新的上層建築和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建造。要不確定這一點，革命這一口號在目前就是一個空洞的毫無內容的口號，因為專制制度的虛弱無力使得大公們和《莫斯科新聞》也變成「革命者」了！要不確定這一點，那就根本談不到先進階級的先進的民主主義任務。而用來確定這一點的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口號。這個口號既能確定新上層建築的新「建築者」可能而且應當依靠哪些階級，又能確定這一上層建築是什麼性質（和社會主義專政不同的「民主」專政）和採取什麼建築方式（實行專政，即用暴力鎮壓暴力的抵抗，武裝人民中的革命階級）。現在，誰不承認這個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不承認建立革命軍隊、革命政府和革命農民委員會的口號，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務，沒有能力確定當前形勢所提出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務，就是濫用「革命」這一口號來欺騙人民，出賣革命。

三 庸俗的資產階級專政觀和馬克思的專政觀

• 各國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只有用強力才能解決。反動階級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發動內戰，「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俄國專制制度就這樣做過，而且從1月9日起在全國各地還繼續不斷地這樣做。既然已經形成這樣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經真正擺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義已經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事情，那麼立憲幻想和象小學生作作業似的在議會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飾資產階級出賣革命，掩飾資產階級「退出」革命的作用。這時，真正革命的階級所應當提出的正是專政的口號。

• 總之，要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不僅「決定召開立憲會議」很不夠，甚至真正召集立憲會議也還是很不夠！甚至在武裝鬥爭中得到局部的勝利（柏林工人1848年3月18日對軍隊的勝利）以後，革命也還可能「沒有完成」，「沒有進行到底」。革命是否進行到底，究竟取決於什麼呢？取決於直接統治權究竟轉到誰的手裡：是轉到彼特龍凱維奇和羅季切夫之流，即轉到康普豪森和漢澤曼之流的手裡，還是轉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資產階級的手裡。在前一種場合下，資產階級擁有政權，而無產階級有「批評的自由」，有「始終如一地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的自由。革命一勝利，資產階級立刻就會和反動勢力結成聯盟（譬如說，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軍隊進行的巷戰中僅僅獲得局部的勝利，而讓彼特龍凱維奇之流的先生們去成立政府，那麼這種情形在俄國也是免不了要發生的）。在後一種場合下就有可能實現革命民主專政，即革命的完全勝利。

• 這是些很有教益的話，這些話告訴我們四個重要的原理：（1）沒有完成的德國革命和已經完成的法國革命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德國資產階級不僅是背叛了民主主義，而且特別是背叛了農民。（2）完全實現民主革命的基礎是建立自由的農民階級。（3）建立這樣一個階級，就是廢除封建義務，消滅封建制度，但這還決不是社會主義革命。（4）農民是資產階級即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天然的」同盟者，沒有這種同盟者，資產階級就「無力」反對反動勢力。

• 毫無疑問，當我們從馬克思所闡明的德國經驗中吸取教訓時，我們所能得出的保證革命徹底勝利的口號就只能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毫無疑問，馬克思在1848年拿來和那些進行反抗的反動勢力及叛變的資產階級相對立的「人民」，其主要組成部分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毫無疑問，在我們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和解放派先生們也在背叛農民，而且將來還會背叛農民，就是說，他們會用假的改良來敷衍了事，會在地主和農民決戰的時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在這個鬥爭中徹底支持農民。最後，毫無疑問，在我們俄國，農民鬥爭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轉歸農民所有，也將意味著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進行到底的革命的社會支柱，但決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也決不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即社會革命黨人所說的「社會化」。農民起義的成功，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會為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堅決地進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掃清道路。農民是土地占有者階級，他們在這個鬥爭中，也會象資產階級現在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一樣地扮演叛賣的、不穩定的角色。忘記這一點就是忘記社會主義，就是在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和任務問題上自欺欺人。

參見

• 新民主主義

• 1905年俄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