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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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俄语: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是列宁于1901年撰写并于1902年出版的政治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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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编辑]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编辑]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编辑]

  •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
  •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编辑]

  • 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三)俄国的批评派[编辑]

  •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
  • 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作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作政治协定了。
  •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 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 这样,“联合会”的决议就是针对俄国伯恩施坦派的了?否则,提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岂不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吕贝克决议中,则对伯恩施坦本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经济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会给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特别是“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作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第1条)。
  • 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在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派只是把“革新主张”干脆否决了事。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党的联系,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来“限制”批评自由的为大家公认的党的机关);“经济派”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工人事业》第10期第25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一封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4页)。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声明))。总之,德国人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反对同它调和。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编辑]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编辑]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编辑]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编辑]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编辑]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编辑]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编辑]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编辑]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编辑]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编辑]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编辑]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编辑]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编辑]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编辑]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编辑]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编辑]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编辑]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编辑]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编辑]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编辑]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编辑]

参见[编辑]

  • 列宁
    •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