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德語: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是卡爾·馬克思於1851年至1852年寫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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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語錄

一 1848年2月至1851年12月

•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科西迪耶爾代替丹東，路易·勃朗代替羅伯斯比爾，1848—1851年的山嶽黨代替1793—1795年的山嶽黨，侄兒代替伯父。在霧月十八日事變再版的那些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

•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 在觀察世界歷史上這些召喚亡靈的行動時，立即就會看出它們中間的顯著的差別。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崙這些英雄人物，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某礎，割去了長在這個基礎上的封建頭腦；另一個人在法國內部創造了一些條件，從而才保證有可能發展自由競爭，經營分成小塊的地產，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業生產力，而他在法國境外則到處破壞各種封建的形式，為的是要給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在歐洲大陸上創造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適當環境。但是，新的社會形態一形成，遠古的巨人連同一切復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護民官、元老以及凱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冷靜務實的資產階級社會把薩伊、庫辛、魯瓦埃-科拉爾、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當作自己真正的解釋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營業所的辦公桌後面，它的政治首領是肥頭大耳的路易十八。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頭於財富的創造與和平競爭，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經守護過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樣缺少英雄氣概，它的誕生卻是需要英雄行為、自我犧牲、恐怖、內戰和民族戰鬥的。

• 在羅馬共和國的高度嚴格的傳統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鬥士們找到了為了不讓自己看見自己的鬥爭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為了要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藝術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發展階段上，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過舊約全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就排擠了哈巴谷。

• 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勉強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迴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遊蕩起來。

• 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身的任務的。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十九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者去埋葬他們自己的死者，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

• 在1848—1851年期間，法國社會獲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訓和經驗，這些教訓和經驗在正常的即所謂按步就班地發展的進程中，本來應該在二月革命以前預先獲得，以便使這次革命成為一個比較嚴重的事變，而不只是一種表面的動盪。看起來仿佛社會現在忽然落到它的出發點後面去了，實際上社會還只是在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為保證現代革命能具有嚴重性質所絕對必需的形勢、關係和條件。

• 資產階級革命，例如十八世紀的革命，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的；革命的戲劇效果一個勝似一個，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極樂狂歡；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而社會在還未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相反地，像十九世紀的革命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們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圖的不徹底性、弱點和不適當的地方；它們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們前面挺立起來一樣；

• 二月事變原先的目的只是要爭得選舉制度的改革，以求擴大有產階級內部享有政治特權者的範圍和推翻金融貴族獨占的統治。但是，當事變已演進到引起實際衝突，當人民已投入街壘鬥爭，當國民自衛軍採取消極等待的態度、軍隊不進行認真抵抗而王室已經逃走的時候，成立共和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個政黨都按自己的觀點去解釋共和國。手持武器奪得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在共和國上面蓋上了自己的印記，並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這樣就擬定了現代革命的總的內容，這個內容和在當時的情況與條件下、在群眾已達到的發展階段上用現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實現的一切都是極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餘一切曾經促進二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獲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滿意足了。正因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複雜：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陳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當巴黎無產階級還陶醉於在它眼前展開的偉大前途並且認真地埋頭討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過來，並獲得了國內群眾的意外支持，即獲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這個障礙物被推翻後立刻躍上政治舞台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意外支持。

• 繼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之後，只能有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說，以前是由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國王的招牌下進行統治，今後將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巴黎無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終止的狂妄空想。對制憲國民議會的這個聲明，巴黎無產階級回答以六月起義，這是歐洲各國內戰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變。結果獲得勝利的仍然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當時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產階級、中等階層、小資產者、軍隊、組成別動隊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牧師和農村居民。而站在巴黎無產階級方面的卻只有它自己。資產階級共和國勝利以後，起義者被屠殺的有三千多人，未經審問就被放逐的有一萬五千人。無產階級從這次失敗後，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後台去了。每當運動好像又進入高潮時，無產階級就企圖再向前推進，可是這些企圖愈來愈軟弱，成效也愈來愈小。每當無產階級上面的某個社會階層進入革命動盪時，無產階級就跟它締結同盟，從而分享了各個政黨依次遭受到的失敗。但是，這些相繼而來的打擊，隨著它們觸及的社會面的擴大，也愈來愈弱了。無產階級在議會和報刊方面的一些比較傑出的領袖，相繼被捕判罪，代替他們的是些愈益模稜兩可的人物。

• 無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於教條的實驗，醉心於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換句話說，醉心於這樣一些形式的運動，即放棄利用舊世界本身內的一切強大手段來變革舊世界的思想，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條件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當六月事變中與無產階級為敵的一切階級還沒有像無產階級本身一樣倒下的時候，無產階級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復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從重新締結的聯盟中獲得新的力量。但是，無產階級至少是帶著不愧進行過世界歷史性的偉大鬥爭的光榮而失敗的；不僅法國，並且整個歐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驚動，而各個上層階級後來的失敗所付的代價卻如此便宜，以致得勝的黨派只有公然無恥地加以誇張，才可以把這些失敗說成是事變。同時，失敗的政黨離開無產階級愈遠，這些失敗就愈是可恥。

• 六月起義者的失敗，固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奠基和建立準備和掃清了基地，但同時它也表明，歐洲的問題並不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的爭論，而是別的問題。這次失敗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裡是表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它表明，在那些階級劃分比較發達、具有現代生產條件、具有那通過百年來的工作而使一切傳統觀念都融化於其中的精神意識的舊文明國家裡，共和國一般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眾國那樣；在那裡，雖然已有階級存在，但它們還沒有完全固定下來，它們在不斷的運動中不斷更新自己的組成部分，並且彼此互換著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裡，現代的生產資料不僅不和經常人口過剩的現象相結合，反而彌補了頭腦和人手方面的相對缺乏；最後，在那裡，應該開闢新世界的物質生產所具有的狂熱而充滿青春活力的進展，沒有給予人們時間或機會來結束舊的幽靈世界。

二 共和黨的倒台

• 「國民報」也和其餘一切資產階級反對派一樣，曾經對金融貴族作過鬥爭。反對預算案的論爭在當時的法國是同反對金融貴族的鬥爭完全相吻合的，這個論爭既然保證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聲望，並吸取非常豐富的材料來寫清教徒式的leading　articles〔社論〕，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業資產階級感激「國民報」，是因為它奴顏婢膝地擁護法國的保護關稅制度，而它維護這個制度又多半是出於民族的動機，而不是出於政治經濟上的動機。整個資產階級感激它，則是因為它惡毒地誹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此外，「國民報」派是純粹的共和派，就是說，它要求把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由君主國改為共和國，首先是要求保證自己能在這個統治中占優勢。對於這一政治變革的條件，它的認識極其模糊。但有一點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末期的改革運動的宴會上，這一點已很明顯地表露出來了），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資產者中間，特別是在革命無產階級中間是不受歡迎的。這些純粹的共和黨人（真是名副其實）本來已經完全準備好在開始時滿足奧爾良公爵夫人的攝政，恰好這時爆發了二月革命，因而他們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臨時政府里獲得了位置。他們當然是一開始就受到資產階級的信任並在制憲國民議會中占了多數。

• 這樣，實際情況超過了早就自命為七月王朝的合法繼承人的資產階級共和派最大膽的想望。但是，這個派別取得統治權並不是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就是說，並不是通過資產階級舉行反對國王的自由主義叛亂，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對資本舉行了被霰彈鎮壓下去的起義。資產階級認為最革命的事件，實際上卻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實落到了資產階級腳下，但它不是從生活的樹上落下來，而是從認識的樹上落下來的。

• 所以，憲法要經常援引未來的構成法；這些構成法應當詳細地解釋這些附帶條件並且調整這些無限制的自由權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牴觸，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牴觸。後來，這種構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來，所有這些自由都加以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至於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一定條件下（每一個條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這些自由，那末這都是僅僅為了保證「公共安全」，也就是為了保證資產階級的安全，憲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後來兩方面都有充分權利援引憲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復所有這些自由的民主黨人。憲法的每一節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 當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國民議會內忙於虛構、討論和表決這個憲法時，卡芬雅克卻在國民議會外把巴黎控制在戒嚴狀態中。巴黎戒嚴是制憲議會分娩共和國時的產前陣痛中的助產婆。如果說後來憲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記，在它還在母胎中時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護過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幫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們曾經拿著他們的象徵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歐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種發明，這種發明自己給自己開拓了通向整個大陸的道路，但是它又抱著永不熄滅的愛情回到法國，直到它終於在法國的半數的省里取得公民權為止。這一發明就是戒嚴。這是一項卓越的發明，每當法國革命進程處於危機關頭，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運用。但是，既然兵營和露營是這樣周期地重重壓在法國社會頭上，以便壓制這個社會的意識並制服這個社會；既然馬刀和毛瑟槍周期地受命進行審判和管理，進行監護和檢查，執行警察和更夫職務；既然鬍子和軍服周期地被宣布為社會的最高智慧和指導者，那末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鬍子和軍服又怎麼能不終於得出一個結論說：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形式，並使資產階級社會根本不必關心自治問題，從而一勞永逸地拯救社會！

• 資產階級共和派為資產階級建立了共和國，把革命無產階級趕下台，一時堵住了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嘴，以後自己也就被資產階級群眾所排斥，這些人有充分權利把共和國據為自己的私有的財產。可是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是保皇派，其中有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經在復辟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正統派；另一部分（即金融巨頭和大工業家）曾經在七月王朝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奧爾良派。軍隊、大學、教會、律師、學院和報界的高官顯貴，都分屬於上述兩派，雖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這兩部分資產階級都把這個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奧爾良、而是叫作資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作它們能夠共同進行統治的國家形式。六月起義已經把他們聯合成「秩序黨」，現在應該是把還在國民議會中占有地位的一幫資產階級共和派排斥出去的時候了。這些純粹的共和派曾經極其殘暴地濫用武力對付人民，而現在，當需要捍衛他們自己的共和主義和自己的立法權力以對抗行政權力和保皇黨人時，他們卻極其怯懦地、畏縮地、沮喪地、軟弱無力地放棄了鬥爭。我用不著在這裡敘述他們解體的可恥歷史。他們不是滅亡了，而是無形消失了。他們已經最終演完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往後的時期中，不論在議會內或議會外，他們都僅僅表現為過去的影子，每當問題涉及到共和國的名稱，每當革命衝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險時，這些影子便又復活起來。

三 路易·波拿巴的崛起

• 在第一次法國革命中，立憲派統治以後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後是雅各賓派的統治。這些黨派中的每一個黨派，都是以更先進的黨派為依靠。每當某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就要被站在它後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並且送上斷頭台。革命就這樣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

•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卻剛剛相反。當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物。後者背叛了它，並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裡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資產階級共和派雙肩的支持。資產階級共和派還沒有感到自己站穩腳跟，它就把這個麻煩的夥伴拋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黨雙肩的支持。但秩序黨聳了聳肩膀，拋開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趕忙站到武裝力量的雙肩上去；它還一直以為它是坐在武裝力量的肩膀上，卻忽然有一天發現肩膀已經變成了刺刀。每個黨派都向後踢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而向前伏在擠著它後退的黨派身上。無怪乎它們在這種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並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幾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壘還沒有拆除，第一個革命政權還沒有建立，革命就已經這樣開起倒車來了。

• 在我們繼續敘述議會的歷史以前，為著避免在估計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的總的性質時通常易犯的錯誤，需要作幾點說明。在民主派看來，無論在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或在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問題都不過是在於共和黨人和保皇黨人之間的鬥爭。他們把運動本身概括為一個詞兒：「反動」——黑夜，這時所有的貓都是灰的，而他們也可以滔滔不絕地傾瀉出他們的更夫的老生常談。當然，初看起來，秩序黨好像是各種保皇派集團的結合體，這些集團不僅互相傾軋，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對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擠掉，而且它們一致對「共和國」表示仇恨，一致對「共和國」進行鬥爭。和這些保皇派的陰謀家相反，山嶽黨好像是「共和國」的保護人。秩序黨似乎是永遠忙於「反動」，而這種「反動」（完全像在普魯士一樣）是反對出版、結社等等，並且（又像在普魯士一樣）是以官僚、憲兵和法庭進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實現的。「山嶽黨」同樣毫不停息地忙於抵抗這種攻擊，忙於保護「永恆的人權」，好像近一百五十年以來每個所謂的人民政黨所多多少少做過的那樣。可是，只要更仔細地分析一下情況和各個政黨，這種遮蔽著階級鬥爭和這個時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 我們已經說過，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黨中的兩個巨大集團。什麼東西使這兩個集團依附於它們的王位追求者並使它們互相分離呢？難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奧爾良王室，各種色彩的保皇主義或是它們的保皇主義信仰嗎？在波旁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大地產連同它的僧侶和僕從；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即資本和它的隨從者——律師、教授和健談家。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所以，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於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生存的物質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間的競爭。當然，把它們同某個王朝聯結起來的同時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原則，這有誰會否認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

• 聯合的保皇黨人在報刊上，在愛姆斯，在克勒蒙特，在議會之外，總是互相傾軋。在幕後，他們又穿起他們舊時的奧爾良派的和正統派的制服，進行他們的舊時的比武。但是在公開的舞台上，在正式演出時，在扮演一個巨大的議會政黨的角色時，他們對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遠之，in　infinitum〔無止境地〕推遲君主制的復辟。他們在從事自己的真正事業時是以秩序黨的姿態出現，即舉著社會的旗幟，而不是舉著政治的旗幟；是作為資產階級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為出遊公主的騎士；是作為和其他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而不是作為和共和黨人相對立的保皇黨人。作為秩序黨，他們也比先前任何時候，比復辟時期或七月王朝時期，享有更加無限和更加穩固地統治其他社會階級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只有在議會制共和國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為只有在這種國家形式下，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才能互相結合起來，從而把自己的階級的統治提到日程上來，以代替這一階級中的一個特權集團的統治。如果他們以秩序黨身分痛罵共和制，並不掩蓋他們對共和制的憎惡，那末這就不僅是由於保皇主義的回憶了。本能告訴他們，共和制雖然完成了他們的政治統治，同時卻破壞著這一統治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現在必須面對各個被奴役的階級並且直接和它們鬥爭，不能用王冠作掩護，不能用相互之間以及和王權之間的次要鬥爭來轉移全國的視線了。由於感覺到自己軟弱無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備的條件面前退縮下來，力圖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備、不大發達、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當聯合的保皇黨人和敵視他們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發生衝突時，每當他們擔心行政權力危害他們的議會的萬能權力時，每當他們因此必須把自己統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時，他們就不是以保皇黨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黨人的身分出面，從奧爾良派的梯也爾起直到正統派的貝利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國民議會擔保說，關於共和國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最少分歧；

• 1848年六月事變以後，小資產階級發覺自己受了騙，它的物質利益受了損失，而那些應當保證它有可能捍衛這種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脅。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來。另一方面，它在議會中的代表，即山嶽黨，在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時期被排擠到後台去了，在制憲議會存在的後半期中，因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閣員們進行了鬥爭，又重新獲得了已失去的聲望。山嶽黨和社會主義的領袖們結成了同盟。1849年2月在宴會上慶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綱領，設立了共同的選舉委員會，提出了共同的候選人。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的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由這種聯合產生出來的新山嶽黨所包含的成員，除了幾個工人階級出身的配角和幾個社會主義的宗派分子外，還是和舊山嶽黨所包含的成員一樣，不過是人數多一點罷了。

• 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僱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僱傭勞動間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他們提出什麼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塗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實質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範圍。然而也不應該狹隘地認為，似乎小資產階級原則上只是力求實現其自私的階級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證它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同時也就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並使階級鬥爭消除的一般條件。

• 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

• 山嶽黨大多數背叛了自己的先鋒隊，拒絕在它的宣言上簽名。報刊也臨陣脫逃了；只有兩家報紙敢於登載這個宣言。小資產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國民自衛軍沒有露面，即使在某處露了面，也只是阻撓街壘的堆築。代表們欺騙了小資產者：軍隊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沒有露過面。最後，民主派不但沒有從無產階級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傳染給無產階級，並且正如民主黨人一切偉大行動中常有的情形那樣，領袖們為了安慰自己，可以責備他們的「人民」背叛了他們，人民為了安慰自己，可以責備他們的領袖欺騙了他們。

• 很少看到什麼事情比山嶽黨當前的進軍喧嚷得更厲害；很少看到談論什麼事情像現在吹噓民主派必然勝利這樣自信、這樣迫不及待。顯然，民主黨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牆壁應聲倒塌的喇叭聲音的力量的。每當他們站在專制制度的牆壁面前時，他們就力圖重複這個奇蹟。如果山嶽黨真想在議會中獲得勝利，它就不應該號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議會中號召使用武力，它就不應該在街頭上採取議會式的行動。如果它認真考慮過和平示威，那末它沒有預先看到示威將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過實際的戰鬥，那末放下戰鬥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問題在於，小資產者和他們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脅，不過是企圖嚇唬一下敵人罷了。當他們錯誤地走入死胡同裡面時，當他們跑得太遠，以致不得不把他們的威脅付諸實行時，他們就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盡力避免採取可能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急於尋找失敗的口實。一旦情況嚴重到必須實地戰鬥時，宣戰的震耳欲聾的前奏曲就變成怯懦的嘮叨；演員不再認真表演了，戲也就停止了，像吹脹了的氫氣球一樣，針一刺就破滅了。

• 但是，民主黨人代表小資產階級，即代表兩個階級的利益同時削弱的那個過渡階級，所以他認為自己完全是站在階級對抗之上。民主黨人認為，和他們對立的是一個特權階級，但他們和全國所有其他階層一起構成了人民。他們所維護的都是人民的權利；他們所關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在臨近鬥爭時考察各個不同階級的利益和狀況。他們不必過分仔細地估量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只要發出一個信號，人民就會用它的無窮無盡的力量沖向壓迫者。可是，如果事實表明民主黨人的利益並不使人關心，他們的力量是軟弱無力，那末這就應該歸罪於危險的詭辯家，他們把統一的人民分成了各個敵對的陣營，或者是由於軍隊太殘忍，太盲目，因而不能把民主黨人的純正目的當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於執行中的某種細節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後，或者是某種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沒有成功。不管怎樣，民主黨人逃出最可恥的失敗時總是潔白無瑕，正像他進入這種失敗時是純潔無辜一樣；他擺脫失敗時信心更加堅定了，他以為他一定會勝利，以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黨應該放棄舊的觀點，相反地，是情勢應該來適應他。

• 我們已經說過，6月13日的騷動只是局限於和平的遊行示威。所以，在對付這次騷動的鬥爭中，是說不上什麼軍事勳業的。然而，在這個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變的時期，秩序黨就把這個不流血的戰鬥變成了第二個奧斯特爾利茨。講壇和報紙都稱讚軍隊，說它是秩序用來對抗那些反映無政府狀態的軟弱無力的人民群眾的一種力量，而尚加爾涅則被稱頌為「社會中堅」——這個騙局，最後連他自己也信以為真了。這時，那些仿佛是形跡可疑的軍隊，都被悄悄地調出了巴黎；那些在選舉中表露出濃厚的民主傾向的團隊，都從法國調往阿爾及利亞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懲罰營；最後，報刊漸漸和兵營完全隔絕，而兵營漸漸和市民社會完全隔絕了。

• 資產階級就這樣自己毀壞了自己對抗軍隊的最後一個武器，但是自從小資產階級已不像一個忠順的臣僕一樣地支持它而像一個反叛者一樣地反對它的時候，它就已經應該毀壞這個武器了。一般說來，資產階級一當自己成為專制者的時候，它就不得不親手把自己用來對付專制制度的一切防禦手段盡行毀壞。

四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失敗

• 在法國這樣的國家裡，行政權力支配著五十萬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經常和絕對控制著大量的利益和人；在這裡，國家管制、控制、指揮、監視和監護著市民社會——從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現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現止，從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個人的生活止；在這裡，這個寄生機體由於非常的集權制而無處不在，無所不知，並且極其敏捷、極其靈活，同時現實的社會機體卻又是極無自動性、極其軟弱、極不固定；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十分明顯，國民議會如果不簡化國家管理，不儘可能縮減龐大的官員，不讓市民社會和輿論界創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權力的機關，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閣員位置的權限，同時也就失掉任何實際影響了。但是，法國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是和保持這個龐大而分布很廣的國家機器分不開的。它在這裡安插自己的多餘的人口，並且以薪俸形式來補充它用利潤、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獲得的東西。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強壓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國家政權的經費和人員，同時又不斷地進行反對社會輿論的戰爭，在不能把獨立的社會運動機關根本割掉時，由於對它們猜疑而加以摧殘和麻痹。這樣，法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壞一切議會權力、包括它自己的議會權力的存在條件，另一方面則使得與它相敵對的行政權力成為不可克制的權力。

• 資產階級雖使法國人在葡萄酒的消費上感到困難，同時卻慷慨地用純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們。資產階級以葡萄酒稅宣布了舊時的可恨稅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時又力圖以教育法使人民群眾保存他們能夠容忍這一稅制的舊時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為什麼奧爾良派，自由派資產者（這些伏爾泰主義和折衷派哲學的老信徒們）竟把指導法國人的精神的工作，委託給他們的世仇耶穌會派去擔任。可是，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在王位追求者這個問題上雖然有分歧，但是他們雙方都懂得，他們的共同統治要求把兩個時期的壓迫手段結合起來，七月王朝時期的奴役手段必須用復辟王朝時期的奴役手段來補充和加強。

• 農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們一方面比任何時候都苦於糧價低落，另一方面又苦於賦稅和抵押債務日益加重，於是他們在各省開始騷動起來。他們所得到的答覆是迫害學校教師，使他們服從於僧侶，迫害地方長官，使他們服從於行政官，最後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偵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動派本身具有自己時代的特徵，挑釁行為多於壓制。在鄉村中，反動派卑鄙齷齪，瑣碎小氣，可惡可厭，一句話，就是憲兵。顯然，受過牧師制度薰染的三年憲兵制度，對愚昧的群眾的腐蝕該是多麼深。

• 不管是談請願權還是葡萄酒稅，不管是談出版自由還是貿易自由，不管是談俱樂部還是市政機構，也不管是談保障人身自由還是決定國家預算，發出的口號總是一樣，題目總是一個，判詞總是早已準備妥貼而且總是一成不變地說：「社會主義！」甚至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教育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財政改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在已有運河的地方建築鐵路也是社會主義，用木棍抵禦刀劍的襲擊也是社會主義。

• 這並不只是一句空話、一種時髦或一種黨派鬥爭手腕。資產階級正確地了解到，它為反對封建制度而鍛造出來的各種武器都倒過來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創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轉過來反對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創造的所有的神都離棄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謂的市民自由和進步機關，都侵犯它的階級統治，並且既威脅它的社會基礎，又威脅它的政治上層，因此這些東西就成了「社會主義的」了。

• 如果推論下去，那末它自己的議會制度，它的整個政治統治，現在也應該被普遍指責為社會主義的東西了。當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還沒有獲得自己的純粹的政治表現時，其他各個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關係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在它有所表現的地方，它也不能採取那種使一切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轉化為反對資本的鬥爭的危險形式。既然資產階級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生活表現都危害「安寧」，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會上層保持不安寧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個——照它的一位發言人的說法——生存在鬥爭中並且靠鬥爭生存的議會制度呢？

• 總之，既然資產階級把它從前當作「自由主義」頌揚的東西指責為「社會主義」，那它就是承認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統治的危險；要恢復國內的安寧，首先必須使它的資產階級議會安靜下來；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會權力，就應該摧毀它的政治權力；只有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政治上同其他階級一樣低下，個別資產者才能繼續剝削其他階級，安逸地享受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錢包，必須把它頭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護它的劍像達摩克利斯的劍一樣地懸在它自己的頭上。

• 當波拿巴的內閣一部分倡議制定符合秩序黨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強實施這些法律時的苛刻性的時候，波拿巴本人卻企圖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來博得聲望，強調自己對於國民議會的敵意，並暗示有某種神秘的寶藏，只是由於環境的阻礙暫時還不能把財寶顯示給法國人民。

• 社會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尋找藉口再度使自己的勝利成為問題，並削弱這一勝利的意義。巴黎新選出的議員之一維達爾，同時在斯特拉斯堡也當選了。他被說服放棄巴黎的委任狀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委任狀。這樣，民主派就沒有把自己在選舉中的勝利變成最終的勝利，從而激起秩序黨立刻在議會中進行鬥爭，它沒有迫使敵人在人民熱情高昂和軍隊情緒良好的時機出來鬥爭，反而在3月和4月間用新的競選運動把巴黎弄得疲憊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這一新的臨時競選把戲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滿足於憲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費於細小的攻訐、空洞的宣言和運動的表面，讓資產階級有時間恢復知覺和採取措施，最後以4月補缺選舉的感傷主義的注釋（歐仁·蘇當選）減弱了3月選舉的意義。一句話，社會民主派和3月10日開了一個愚人節的玩笑。

• 民主派在憲制選舉鬥爭時期曾滿懷著革命的激情，當現在應該拿起武器來證明自己的選舉勝利的重大意義的時候，他們卻以憲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揚莊嚴的寧靜（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為，也就是盲目地服從自封為法律的反革命勢力的意志。在辯論的時候，山嶽黨力圖羞辱秩序黨，以一個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態度來對抗它的革命熱情，嚴厲責備它的革命行為從而把它置於死地。甚至新當選的議員們也極力想以自己的謹慎而有禮的舉動來向大家證明：責罵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把他們的當選解釋成革命的勝利，是多麼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選舉法通過了。山嶽黨把抗議書塞進總統的衣袋裡就心滿意足了。

•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派的領袖們在3月和4月間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虛構的鬥爭，正如他們在5月8日以後竭力阻止巴黎人民進行實際的鬥爭一樣。此外，還不應當忘記，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業繁榮的年頭，所以當時巴黎的無產階級有充分就業的機會。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選舉法根本剝奪了無產階級參政的權利，甚至斷絕了他們接近戰場的機會。這個法律使工人回復到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處的毫無權利的地位。在這些事變的時刻，他們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民主派的領袖去掌握，為了一時的安逸而忘記了自己階級的革命利益，他們放棄了作為致勝力量的光榮，屈服於自己的命運，並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敗使他們長期喪失了戰鬥能力，最近的歷史進程也要撇開他們而向前發展。至於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他們敢動一動普選權，只要敢動一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現在他們卻自慰說：反革命給他們的打擊根本不是打擊，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

•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資產階級的coup　d』état〔政變〕。資產階級過去所有各次對革命的勝利，都只具有臨時的性質。只要現屆國民議會一退出舞台，這些勝利就成為問題了。這些勝利是以新的普選中的偶然情況為轉移的，而自從1848年以來，選舉的歷史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資產階級的實際權力愈強大，它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統治權力就愈弱。普選權在3月10日斷然表明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就以取消普選權進行了報復。

五 制憲國民議會和波拿巴

• 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個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這就是真實的波拿巴，這就是sans　phrase〔不加掩飾的〕波拿巴。他這個老奸巨滑的痞子，把各國人民的歷史生活和這種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劇，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劇，看作專以華麗的服裝、詞藻和姿勢掩蓋最鄙陋的污穢行為的化裝跳舞會。

• 資產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國家人物的資產者，總是用理論上的浮誇來彌補自己的實踐上的卑下。資產者身為國家人物時，也和同他相對立的國家權力一樣，就儼然成為至高無上之物，因而對他作鬥爭時，也只能採取高尚的莊嚴的方式。

• 1848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著一種特殊的病症，即議會迷，染有這種病症的人就變成幻想世界的俘虜，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記憶，失去對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這種議會迷才可以說明，為什麼秩序黨在它已親手消滅了議會勢力的一切條件並在它反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中不得不消滅了這些條件之後，仍然把它的議會勝利看作勝利，並且以為打擊了總統的內閣閣員也就是打擊了總統本人。

• 而資產階級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業危機愈是給社會主義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產的糧價愈是給社會主義在農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響亮地要求「強有力的政府」，愈加認為使法國陷於「沒有行政」的狀態是不可寬恕的。商業蕭條日益加重，失業者顯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萬工人沒有飯吃，在盧昂、牟爾豪森、里昂、魯貝、土哥英、聖亞田、埃爾伯夫等地，無數的工廠停了工。

六 波拿巴的勝利

• 議會制共和國已不僅是法國資產階級中的兩派（正統派與奧爾良派，即大地產與工業）能夠平分秋色地進行統治的中立地盤。它並且是他們共同進行統治的必要條件，是它們的共同階級利益藉以支配資產階級各派的要求和社會其他一切階級的唯一的國家形式。作為保皇派，他們又重新陷入他們舊有的對抗狀態，捲入地產和金錢爭奪霸權的鬥爭，而這種對抗狀態的最高表現，這種對抗狀態的化身，就是他們各自的國王，他們各自的王朝。

• 可見金融貴族指責秩序黨對行政權力進行的議會鬥爭是破壞秩序，而把總統每次對它那些看來是自己的代表們的勝利當作秩序的勝利來歡呼。這裡所說的金融貴族，應當了解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國債經紀人和國家證券投機者，這些人的利益當然是和國家權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現代金融業，全部銀行業，都是和國家信貸極為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銀行資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兌現的國家有息證券。銀行存款，即交給銀行並由銀行在商人和工業家之間分配的資本，有一部分是從國家債權人的紅利中得來的。既然在一切時代國家政權的穩定對整個金融市場和這種金融市場的牧師們來說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現在，當任何洪水都有把舊的國家連同舊的國債一併從地面上衝去的危險時，又怎能不是這樣呢？

• 資產階級對於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報紙所表現的憤怒，比它跟議會代表們的破裂更為明顯。只要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稍微抨擊一下波拿巴篡奪權力的欲望，只要報刊企圖保護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不受行政權力侵害，資產階級法庭就判處數額異常巨大的罰款和不光彩的監禁，這種情況不僅使法國，而且使整個歐洲都感到驚愕。

• 前面我已經指出，議會內的秩序黨由於叫囂需要安寧而陷自身於無所作為的境地，它在反對其他社會階級的鬥爭中親手取消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議會制度的一切條件，並且宣布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同資產階級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而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眾，卻對總統奴顏婢膝，詆毀議會，粗野地對待自己的報刊，從而促使波拿巴壓制和消滅資產階級中講話和寫文章的分子，即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資產階級的講壇和報紙，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使它能夠在不受限制的強硬的政府保護下安心地從事他們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聲明說，它渴望擺脫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以便擺脫和這種統治地位相連的麻煩和危險。

• 這個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甚至對於為它本階級的統治而進行的單純的議會鬥爭和文字鬥爭，也曾表示激憤，並且出賣了這一鬥爭的領袖人物；但是現在它卻敢於在事後責備無產階級沒有為它這個資產階級進行流血鬥爭，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個資產階級時刻都為最狹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全階級的利益即政治利益，並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樣的犧牲；但現在它卻哀叫無產階級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犧牲了它這個資產階級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裝得好像是個好心腸的人，被社會主義者引入歧途的無產階級不了解他，並且在緊要關頭拋棄了他。它的這種哀叫在整個資產階級世界中得到了反響。

七 總結

• 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勞動無產階級的統治，結果是把政權送給了以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為首的流氓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沒有讓法國從害怕紅色無政府狀態的未來災禍中甦醒過來，12月4日，當那些為燒酒所鼓舞的秩序軍隊根據波拿巴的命令對蒙馬特爾林蔭道上和義大利林蔭道上的憑窗眺望的顯貴資產者射擊的時候，波拿巴就把這一未來災禍給資產階級兌現了。資產階級曾把馬刀奉為神，結果是受到馬刀的統治。資產階級消滅了革命的報刊，結果是它自己的報刊被消滅了。它把人民的集會置於警察監視之下，結果是它自己的沙龍遭到了警察的監視。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國民自衛軍，結果是它自己的國民自衛軍也被解散了。它實行了戒嚴，結果是戒嚴實行起來對付它了。它用軍事委員會代替了陪審法庭，結果是它自己的陪審法庭被軍事委員會所代替。它把國民學校置於教士的支配之下，結果是教士支配起它自己的學校來了。它不進行審判就流放囚犯，結果是它自己未經審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國家權力鎮壓社會的任何運動，結果是國家權力鎮壓起它自己的社會的任何運動來了。它因偏愛自己的錢袋而反對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結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錢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筆被折斷後被搶劫了。

• 但是，如果說議會制共和國的傾復包含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萌芽，那末這一事實的直接的具體結果就是波拿巴對議會的勝利，行政權力對立法權力的勝利，不用詞句掩飾的力量對詞句的力量的勝利。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成為國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權力的面前，國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志，而服從於他人意志的指揮，服從於權威。和立法權力相反，行政權力所表現的是國民受人統治而不是國民自治。這樣，法國逃脫整個階級的專制，好像只是為了服從於一個人的專制，並且是服從於一個沒有任何權威的個人的權威。鬥爭的結局，好像是一切階級都同樣軟弱無力和同樣沉默地跪倒在槍托之前了。

•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人的官吏隊伍和五十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領主特權轉化為國家權力的同樣眾多的屬性；封建的顯貴人物轉化為領取薪俸的官吏；互相交錯的中世紀領主權力的五顏六色的圖譜（像一堆貨樣一樣）轉化為確切規定了的國家權力的圖案，這裡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像工廠里的一樣。第一次法國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壞一切地方的、區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權力以造成全國的公民的統一，它必需把專制君主制所已經開始的事情——中央集權加以發展，但是它同時也就擴大了政府權力的容量、屬性和幫手的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麼新的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這種分工隨著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團，即造成國家管理的新對象，而愈益擴大起來。每一種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脫離社會而作為一個最高的普遍的利益來與社會相對立，都從社會成員自己行動的範圍中劃分出來而成為政府活動的對象——從某一村鎮的橋梁、校舍和公共財產起，直到法國的鐵路、國有財產和國立大學止。最後，議會制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毀壞。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奪得視為自己勝利的主要戰利品。

• 雖然如此，國家權力並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

•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式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係。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

•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由小塊土地所決定的社會生存條件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些條件和這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並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他們和他們的小塊土地並賜給他們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不是農民的現代的塞文，而是農民的現代的萬第。

• 第一次革命把半農奴式的農民變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後，拿破崙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保證農民能夠自由無阻地利用他們剛得到的法國土地並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國農民現在貧困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地產的分散，即被拿破崙在法國固定下來的所有制形式。這正是使法國封建農民成為小塊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崙成為皇帝的物質條件。只經過兩代就足以產生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業日益惡化，農民負債日益增加。「拿破崙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紀初期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在這個世紀卻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窮化的法律了。

• 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經濟發展根本改變了農民對社會其他階級的關係。在拿破崙統治時期，農村地產的零星分散狀態補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競爭和正在興起的大工業。農民階級是對剛被推翻的土地貴族的普遍抗議。小塊土地所有制在法國土地上紮下的根剝奪了封建制度的一切營養物。小塊土地的界線成為資產階級抵抗其舊日統治者的一切攻擊的自然堡壘。

• 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經濟發展根本改變了農民對社會其他階級的關係。在拿破崙統治時期，農村地產的零星分散狀態補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競爭和正在興起的大工業。農民階級是對剛被推翻的土地貴族的普遍抗議。小塊土地所有制在法國土地上紮下的根剝奪了封建制度的一切營養物。小塊土地的界線成為資產階級抵抗其舊日統治者的一切攻擊的自然堡壘。

• 一句話，農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崙統治時期那樣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資本相協調，而是和它們不可調和地相對立了。因此，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

• 軍隊是小農的point　d』honneur〔光榮〕，因為軍隊把小農造成保護自己新得的財產免受外敵侵犯的英雄，頌揚他們剛獲得的民族統一，掠奪世界並使之革命化。軍服是他們的大禮服，戰爭是他們的詩篇，在想像中擴大和完整起來的小塊土地是他們的祖國，而愛國主義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態。可是，現在法國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所要對付的敵人，已不是哥薩克，而是法警和稅吏了。小塊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謂的祖國中，而是存放在抵押帳簿中了。軍隊本身已不再是農民青年的精華，而是農民流氓無產階級的敗類了。軍隊大部分都是招募來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個波拿巴本人只是一個招募來的人物，只是拿破崙的替手一樣。現在軍隊是在執行憲兵職務圍捕農民時樹立英雄業績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的體系中的內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國境外去用兵，那末軍隊在幹了幾樁強盜勾當後就不是獲得光榮，而是遭到痛打了。

• 波拿巴作為一種已經成為獨立力量的行政權力，自命為負有保障「資產階級秩序」的使命。但是這個資產階級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階級。所以他就自命為中等階級的代表人物，並頒布了相應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夠有點作為，只是因為他摧毀了並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毀這個中等階級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為中等階級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敵人。可是，既然他保護中等階級的物質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這個階級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現。因此必須保護原因並在結果出現的地方把結果消滅掉。但是，原因和結果總不免有某些混淆，因為原因和結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斷喪失自己的特徵。於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現。同時波拿巴認為自己和資產階級不同，他自命為農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層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內得到幸福。於是就有一些預先抄襲「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賢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現。但是波拿巴首先覺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是流氓無產階級的代表，因為他本人、他的親信、他的政府和他的軍隊都屬於這個階級，而這個階級首先關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從國庫中汲取加利福尼亞的彩票利益。

• 這個人所負的這種充滿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說明他的政府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行動，這個政府摸索前進，時而設法拉攏這個階級，時而又設法侮辱另一個階級，結果使一切階級一致起來和它作對。他這個政府在實際行動上表現的猶豫，和他從伯父的法令上盲目抄襲來的那種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斷的作風形成一種十分可笑的對照。

• 工業和商業，即中等階級的事業，應該在強有力的政府下像溫室中的花卉一樣繁榮。於是就讓出了無數的鐵路承租權。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無產階級是要發財致富的。於是就有預先知悉鐵路租讓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但是建築鐵路的資本又沒有。於是就強令銀行以鐵路股票作抵押來發放貸款。但是銀行應該由波拿巴本人來經營，——因此就應該優待銀行。於是銀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結算的義務，它和政府訂立了極占便宜的契約。人民應該有工作。於是就舉辦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稅負。因此必須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為四厘半利息，以此來減低稅額。但是給資產階級吃苦藥丸要加厚糖衣；因此en　detail〔零買〕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稅增加了一倍，而en　gros〔大批買〕酒喝的中等階級的酒稅卻減低了一半。現有的工人團體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保證將來團體定會獲得奇蹟。必須幫助農民。於是就建立了加重農民債負並加速財產集中的抵押銀行。但是這些銀行必須利用來從被沒收的奧爾良王室財產中榨取金錢。可是沒有一個資本家同意後面這個在法令中沒有規定的條件，結果土地抵押銀行也就始終只是一紙法令了，如此等等。

•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從一個階級取得些什麼，就不能給另一個階級一些什麼。正如吉茲公爵在弗倫特黨時期由於曾把自己的一切財產變成他的黨徒欠他的債務而被稱為法國最該受感激的人一樣，波拿巴也想做法國最該受感激的人，把法國所有的財產和所有的勞動都變成欠他個人的債務。他想竊取整個法國，以便將它再贈給法國，或者說得更確切些，以便能夠用法國錢再來購買法國，因為他作為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就不得不收買應歸他所有的東西。於是所有一切國家機關、參議院、國務會議、立法團、榮譽軍團勳章、士兵獎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鐵路、沒有士兵的國民自衛軍參謀部以及被沒收的奧爾良王室財產，都成了買賣對象。軍隊和政府機器中的每一個位置，都成了收買的手段。然而在這種先把法國攫取過來，然後再把它交給法國自己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東西還是在流通時流到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和會員的腰包里去的利息。

參見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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