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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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法语:la Commune de Paris)是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存在的一个政权。

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 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十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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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叁头执政的时代去。……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 ,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国民政府打倒杨、刘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
    ——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 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
    ——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 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十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赤色的恐怖”实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 公社还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它说明无产阶级能够怎样同心协力地实现资产阶级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务。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切切实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
    ——列宁《公社的教训》
  • 但是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使全国团结起来完成全民族的任务;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
    ——列宁《公社的教训》
  • 当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列宁《国家与革命》
  • 这时有谁不会想到巴黎的“秩序”警察们在胜利中陶醉、资产阶级在公社战士的尸体上痛饮美酒的情景,而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刚刚在普鲁士人面前可悲地投降,并且把国家的首都奉献给外敌,自己却象最卑劣的胆小鬼一样逃跑了。但是在镇压武装很差、饥寒交迫的巴黎无产阶级,镇压他们的手无寸铁的妻子儿女时,又是怎么样重新激起了这些资产阶级子孙、这些“金色青年”,这些军官的男子汉气概啊!在外敌面前屈膝投降的战神的儿子们在野蛮残酷地对待手无寸铁的人、俘虏和阵亡者时,他们的勇敢精神发挥得多么淋漓尽致!
    ——罗莎·卢森堡《柏林秩序井然》
  • 如果说在几年以前,我们似乎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缺乏巴黎公社的传统,那么现在,通过我们自己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斗争使我们的革命成为不断革命、不间断的革命以后,我们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地遵循1871年公社的遗训。
    ——托洛茨基《三十五年后》
  • 1871年的巴黎公社自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公社;它的制度甚至还不是成熟的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制度。“公社”仅仅是个序幕。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巴黎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时期,并不是因为它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而是因为它选派的九十名代表中有七十二名是工人,是因为它受到无产阶级近卫军的保卫。更确切地说,共和制本身只不过是事实上已经建立的“工人政权”的自然而又必不可免的反映。
    ——托洛茨基《三十五年后》
  • 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忘记巴黎公社经验的。消灭常备军和警察,武装人民,消灭官僚,实行所有官员选举产生的制度,规定他们的薪金平等,实行政教分立,这就是按照公社的范例首先应当实行的措施。
    ——托洛茨基《三十五年后》
  • 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革命组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巴黎公社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三十五年后》
  • 在巴黎公社,一切都以工人的政治独立性为基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的无产者选民们提出,不要忘记,只有从工人自己当中选举出来的人才会很好地为他们服务。中央委员会写道:“要摆脱有产者,因为有钱人愿意把工人看作亲兄弟的事是绝少有的。”公社是无产阶级的事务委员会,国民自卫军是它的部队,官员是它的担负责任的公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三十五年后》
  • (巴黎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没有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
    ——卡爾·馬克思
  •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并巩固帝国留给他们的这个旧政权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它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地,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 现者自居同时却脱 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叁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科学真理在手的圣哲一般。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捶胸顿足。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然而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因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正是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为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出过力之后,立即被制宪议会毫不客气地交给他们的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但这还不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阶级的原因。他们感觉到他们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进行抉择。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炮制于凡尔赛、由光荣的欧洲报界文丐一传再传的所有谎言中最惊人的就是:乡绅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生丁的附加税,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相反,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它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付给教士的钱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情合理的。这些都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处。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亲自出来与政府的宪兵周旋。秩序在1850年1月和2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是明目张胆压迫农民的措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派,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现在拿破仑的身上。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迅速破灭的(而且就其本质而言是和乡绅议员相敌对的)幻觉,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视所具有的号召力呢?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乡绅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叁个月就会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所以他们才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以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同时又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普鲁士军队使法国的两个省归属于德国,而就在这支军队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这类措施是:不准让面包行业的帮工做夜工;用严惩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雇主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于一身,而且以罚款饱私囊。另一个此类的措施是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凡尔赛政府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对付公社。它在全法国压制言论自由,甚至禁止来自各大城市的代表举行集会;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它各地设置暗探,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像宗教裁判官一样的宪兵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检查一切来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谁如果斗胆要替巴黎说句话,立刻就会被呵叱住,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作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就在乡绅议员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 抱里去的时候,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洛朗教堂的秘密,这实在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将大把的大十字勋章随意掷给波拿巴的将军们以表彰他们打败仗、签降书和在威廉堡卷香烟的本事,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讽刺。公社把一个只是因为破产而在里昂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那位伪造文件犯茹尔·法夫尔——他当时还在做法国的外交部长,还在向俾斯麦出卖法国,还在向比利时的那个模范政府发号施令——难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吗?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叁头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对无产阶级刀砍斧劈,那他们就休想在得胜后回到他们的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这是纵火!”同时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远在穷乡僻壤的走卒,要他们在各个地方把它的敌人都当作专事纵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军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显示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可是它们却大骂国际工人协会,把这个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说成是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寄生虫生活的条件。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卡爾·馬克思《法兰西内战》
  • 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王震
  • 一百年前,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创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巴黎公社打破了资产阶级奴役人民的官僚机构,创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管理。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 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在创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中,表现了非凡的革命首创精神、冲天的革命积极性和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为世世代代的革命人民所敬仰。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 我们纪念巴黎公社,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吸取历史的经验,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 巴黎公社是在武装的革命同武装的反革命激烈搏斗中诞生的。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是武装起义、武装斗争、武装自卫的七十二天。最使资产阶级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正是巴黎无产阶级掌握了枪杆子。而巴黎公社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恰恰是对反革命过于宽大,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给了梯也尔喘息之机,使他能够重新纠集反动军队,向革命的巴黎猛扑过来。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 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必须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 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卡尔·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
  •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卡尔·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 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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