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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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俄語: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是列寧於1901年撰寫並於1902年出版的政治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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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錄[編輯]

一 教條主義和「批評自由」[編輯]

(一)什麼是「批評自由」?[編輯]

  • 「批評自由」——這無疑是目前最時髦的口號,是各國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在爭論中最常用的口號。乍看起來,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比爭論的一方一再鄭重其事地引用批評自由更奇怪的了。難道在先進政黨中,有人聲言反對歐洲大多數國家用來保障科學自由和科學研究自由的憲法條文嗎?凡是在街頭巷尾一再聽到這個時髦的口號而還沒有深入了解爭論雙方意見分歧的實質的局外人,一定會想:「這裏恐怕有問題吧!」「這個口號顯然是一種特定用語,像代號一樣,用習慣了,幾乎成為一種普通名詞了。」
  • 社會民主黨應當從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變成主張社會改良的民主政黨。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為嚴整的「新」論據和「新」理由,來為這個政治要求辯護。他否認有可能科學地論證社會主義和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證明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認大眾日益貧困、日益無產階級化以及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實;他宣稱「最終目的」這個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並絕對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他否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對立;他否認階級鬥爭理論,認為這個理論好像不適用於按照多數人意志進行管理的嚴格意義上的民主的社會,等等。
  • 可見,要求從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堅決轉向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就免不了會同樣堅決地轉向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思想。
  • 既然民主制實質上就是消滅階級統治,那麼社會黨人部長為什麼不可以用階級合作的言詞來博得整個資產階級世界的歡心呢?他為什麼不可以甚至在憲兵屠殺工人的行為已經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階級民主合作的真諦之後,仍然留在內閣中呢?他又為什麼不可以親自參加歡迎那個目前被法國社會黨人恰好叫作絞刑專家、鞭笞專家和流放專家(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面前這樣備受屈辱和自我抹黑為代價,以敗壞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而社會主義意識則是保障我們獲得勝利的唯一基礎)為代價,換得的卻是一些實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這種改良微小到了極點,甚至比從資產階級政府那裏爭取到的還要少!
  • 只要不是故意閉起眼睛,就不會看不到,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的「批評」派無非是機會主義的一個新的變種。假使判斷人們的時候,不是看他們給自己穿上的漂亮禮服,不是看他們給自己取的動聽的名字,而是看他們的行為怎樣,看他們在實際上宣傳的是什麼,那就可以明白:「批評自由」就是機會主義派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主張改良的民主政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因素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來的自由。
  • 自由是個偉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過最具有掠奪性的戰爭,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過勞動者。現在使用「批評自由」一詞,同樣也包含着這種內在的虛偽性。假如人們真正確信自己把科學向前推進了,那他們就不會要求新觀點同舊觀點並列的自由,而會要求用新觀點代替舊觀點。
  • 我們緊緊靠在一起,循着艱難險阻的道路緊拉着手前進。我們被敵人四面包圍,我們幾乎隨時都得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我們根據自由通過的決議聯合起來,正是為了要同敵人鬥爭,而不致失足落入旁邊的泥潭裏。那些呆在泥潭裏的人,一開始就責備我們獨樹一幟,責備我們選定了鬥爭的道路,而不是調和的道路。現在我們中間有些人竟叫喊起來:我們都到這個泥潭裏去吧!當人們開始恥笑他們的時候,他們反駁說:你們這些人多麼落後啊!你們怎麼好意思否認我們有號召你們走上比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地號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隨便什麼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裏去也可以;我們甚至認為你們應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裏,而且我們願意竭力幫助你們搬到那裏去。不過,請你們放開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玷污自由這個偉大的字眼,因為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們願意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鬥爭,而且還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轉向泥潭裏去的人作鬥爭!

(二)「批評自由」的新擁護者[編輯]

  • 要解釋德國社會黨為什麼統一和法國社會黨為什麼渙散,完全不必去考察兩國歷史的特點,不必把軍事的半專制制度和共和的議會制的條件加以對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後果,不必把兩國的經濟生活和經濟發展加以比較,不必回顧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空前發展」的同時進行了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空前努力的鬥爭,不僅反對理論上的錯誤(米爾柏格、杜林、講壇社會主義者,而且反對策略上的錯誤(拉薩爾),如此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必要!法國人所以爭吵是因為他們偏激,德國人所以統一是因為他們都是些乖孩子。
  • 在某一個國家裏,一批機會主義者早已獨樹一幟;在另一個國家裏,機會主義者忽視理論,而在實踐中推行激進社會黨人的政策;在第三個國家裏,革命政黨的一些黨員投奔到機會主義營壘中去,他們不是進行維護原則和維護新的策略的公開鬥爭,而是採取漸漸地、悄悄地、可以說是不受懲罰地敗壞自己的黨的辦法,來力求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個國家裏,同樣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動和「不合法」活動的相互關係非常獨特的情況下,運用着同樣的方法等等。說什麼批評自由和伯恩施坦主義自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統一起來的條件,又不分析俄國伯恩施坦主義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和產生了怎樣特殊的結果,這就等於是,說話是為了什麼也不說。

(三)俄國的批評派[編輯]

  • 在我們要考察的這一方面,俄國的基本特點,就是在自發的工人運動一開始產生和先進輿論一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時,就有各種顯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陳腐的社會政治世界觀)。我們說的是「合法馬克思主義」的蜜月時期。一般講來,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現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誰也不會相信會有發生這種現象的可能。在一個完全沒有出版自由的專制制度國家裏,在猖獗的政治反動勢力對於稍有一點政治上的不滿和反抗的苗頭都橫加迫害的時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忽然在受檢查的書刊上打開了一條道路,雖然說明這個理論的語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興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習慣於把(革命的)民意主義的理論當作危險的理論,照例沒有發覺這一理論的內部演變,而歡迎一切對這個理論的批評。等到政府醒悟過來的時候,等到書報檢查官和憲兵這支笨重的隊伍偵察到新的敵人而猛撲過來的時候,已經過去不少(照我們俄國的尺度來計算)時間了。
  • 誰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所以在我國的書刊上盛行了一個短暫的時期,是因為極端分子同十分溫和的分子結成了聯盟。實質上,這些溫和分子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而這個結論(由他們往後的「批評」發展明顯地證實了)早在「聯盟」還完整的時候,就已經有人意識到了。
  • 只有那些不信賴自己的人,才會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結成的暫時聯盟,而不結成這樣的聯盟,無論哪一個政黨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聯合,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初次實行的某種真正的政治聯盟。由於結成了這個聯盟,我們才極為迅速地戰勝了民粹主義並且使馬克思主義思想(雖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廣泛傳播開來。同時,結成這個聯盟並不是完全沒有任何「條件」的。
  • 破裂之所以發生,當然不是因為「同盟者」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恰恰相反,這一派正是社會民主黨天然的、合適的同盟者,因為這裏涉及的是社會民主黨的民主任務,而俄國的現狀把這方面的任務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這種聯盟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黨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階級揭示工人階級利益同資產階級利益的敵對性。現在大多數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紛紛倒向的伯恩施坦主義和「批評」派,卻要剝奪這種可能性,腐蝕社會主義的意識,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宣傳社會矛盾緩和論,硬說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是荒謬的思想,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縮小為狹隘的工聯主義運動,縮小為爭取細小的、漸進的改良的「現實主義」鬥爭。這就完全等於資產階級民主派否認社會主義運動的獨立自主權,從而也就否認它的生存權;這在實踐上就是想把剛剛開始的工人運動變成自由派的尾巴。
  • 試問,既然俄國的「批評」和俄國的伯恩施坦主義有這樣的特點,那麼凡是在實際上而不是僅僅在口頭上願意反對機會主義的人,應當擔負起什麼樣的任務呢?第一,應當設法恢復在合法馬克思主義時代剛剛開始,而現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動家肩上的理論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工作,運動就不能順利發展。第二,必須積極地同嚴重腐蝕人們意識的合法的「批評」作鬥爭。第三,應當積極反對實際運動中的混亂和動搖,要揭穿並且駁斥一切自覺或不自覺地降低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策略的行為。

(四)恩格斯論理論鬥爭的意義[編輯]

  • 由此可見,所謂反對思想僵化等等的響亮詞句,只不過是用來掩飾人們對理論思想發展的冷淡和無能。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例子非常明顯地說明了全歐洲的普遍現象(這是德國馬克思主義者也早已指出的現象):臭名遠揚的批評自由,並不是用一種理論來代替另一種理論,而是自由地拋棄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論,是折中主義和無原則性。
  • 馬克思寫信給黨的領袖們說,如果需要聯合,那麼為了達到運動的具體目標,可以締結協定,但是決不能拿原則來做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的意思就是這樣,而我們這裏卻有人假借馬克思的名義來竭力貶低理論的意義!
  •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
  • 而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由於存在三種時常被人忘記的情況,理論的意義就顯得更為重要了。這三種情況就是:第一,我們的黨還剛剛在形成,剛剛在確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危險的其他派別進行的清算還遠沒有結束。……第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就其本質來說是國際性的運動。這不僅意味着我們應當反對民族沙文主義。這還意味着在年輕的國家裏開始的運動,只有在運用別國的經驗的條件下才能順利發展。但是,要運用別國的經驗,簡單了解這種經驗或簡單抄襲別國最近的決議是不夠的。為此必須善於用批判的態度來看待這種經驗,並且獨立地加以檢驗。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已經有了多麼巨大的成長和擴展,就會懂得,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有多麼雄厚的理論力量和多麼豐富的政治經驗(以及革命經驗)。
    第三,俄國社會民主黨擔負的民族任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黨都不曾有過的。我們在下面還要談到把全體人民從專制制度壓迫下解放出來這個任務所賦予我們的種種政治責任和組織責任。現在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就是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
  • 俄國無產階級將要遇到無比嚴重的考驗,將要同兇猛的怪物作鬥爭,憲制國家中的非常法同這個怪物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當前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一切當前任務都更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即摧毀這個不僅是歐洲的同時也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亞洲的反動勢力的最強大的堡壘,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我們有理由指望,只要我們能夠用我們的先驅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種獻身的決心和毅力,來鼓舞我們的比當時更廣闊和更深刻千百倍的運動,我們就一定能夠獲得我們的先驅者在當時已經享有的這個光榮稱號。

二 群眾的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編輯]

  • 的確,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人懷疑過:當前運動的力量在於群眾(主要是工業無產階級)的覺醒,而它的弱點卻在於身為領導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覺性和首創精神。

(一)自發高潮的開始[編輯]

  • 但自發性和自發性也有不同。……這就向我們表明:「自發因素」實質上無非是自覺性的萌芽狀態。甚至原始的騷亂本身就已表現了自覺性在某種程度上的覺醒,因為工人已經不像歷來那樣相信壓迫他們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動搖的,而開始……感覺到(我不說是理解到)必須進行集體的反抗,堅決拋棄了奴隸般的順從長官的態度。但這種行為多半是絕望和報復的表現,還不能說是鬥爭。……如果說騷亂不過是被壓迫人們的一種反抗,那麼有計劃的罷工本身就已表現出階級鬥爭的萌芽,但也只能說是一種萌芽。這些罷工本身是工聯主義的鬥爭,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這些罷工標誌着工人已經感覺到他們同廠主的對抗,但是工人還沒有意識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個現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不可調和的對立,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
  • 我們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俄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
  • 可見,90年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這個所謂「初次嘗試」,並不是要辦一個狹隘的地方性的報紙,更不是「經濟主義」性質的報紙,而是要辦一個力求把罷工鬥爭同反專制制度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並吸引當時一切受反動黑暗政治壓迫的人來支持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凡是稍微知道一點當時的運動情況的人都不會懷疑,這樣的報紙一定能夠既獲得首都工人又獲得革命知識分子的完全同情,並且會得到極廣泛的傳播。而這件事沒有辦成只是證明,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由於革命經驗和實際修養不夠而不能適應形勢的迫切要求。
  • 當然,我們根本沒有想到把這種缺乏修養的情況歸罪於當時的活動家。但是,為了利用運動的經驗,並且從這個經驗中吸取實際的教訓,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各種缺點的原因和意義。因此極為重要的是要明確,一部分(也許甚至是大多數)在1895-1898年間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在那個時候,即「自發」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提出極其廣泛的綱領和戰鬥策略,這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大多數革命家缺乏修養,那是很自然的現象,不應引起什麼特別的憂慮。既然任務提得正確,既然有不屈不撓地試圖實現這些任務的毅力,那麼暫時的失利就不過是一種小小的不幸。革命經驗和組織才能,是可以學到的東西。只要有養成這些必要品質的願望就行!只要能認識到缺點就行,因為在革命事業中,認識到缺點就等於改正了一大半!

(二)對自發性的崇拜。《工人思想報》[編輯]

  • 根據「經濟主義」最初在書刊上的表現,我們就可以看見一種極其獨特而且最能使我們了解當前社會民主黨人隊伍中的各種意見分歧的現象,這就是那些主張「純粹工人運動」的人,崇拜與無產階級鬥爭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機的」(《工人事業》的說法)聯繫的人,反對任何非工人的知識分子(哪怕是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的人,為了替自己的立場辯護,竟不得不採用資產階級「純粹工聯主義者」的論據。……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的影響。所有那些說什麼「誇大思想體系的作用」,誇大自覺因素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為工人只要能夠「從領導者手裏奪回自己的命運」,純粹工人運動本身就能夠創造出而且一定會創造出一種獨立的思想體系。但這是極大的錯誤。
  • 既然談不到由工人群眾在其運動進程中自己創立的獨立的思想體系,那麼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裏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因為人類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思想體系,而且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時候也不可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因此,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着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人們經常談論自發性。但工人運動的自發的發展,恰恰導致運動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條》這一綱領進行的,因為自發的工人運動就是工聯主義的、也就是純粹工會的運動,而工聯主義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資產階級的思想奴役。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要反對自發性,就是要使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的自發趨勢,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羽翼下來。因此,《火星報》第12號上發表的那封「經濟派」的來信的作者們說什麼無論最熱心的思想家怎樣努力,都不能使工人運動脫離那條由物質因素和物質環境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就完全等於拋棄社會主義;
  • 直到現在,德國工人階級可以說還分屬於幾種思想體系:一部分工人組織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會中,另一部分工人組織在崇拜英國工聯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所創立的希爾施-敦克爾工會中,還有一部分工人則組織在社會民主黨的工會中。最後一部分工人比其餘兩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系只是由於同所有其他的思想體系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才獲得了這個首位,而且也只有繼續進行這種不懈的鬥爭,才能保持這個首位。
  • 假使所謂的政治是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那麼《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的這種說法就是完全不對的。正如我們看到的,工人的經濟鬥爭往往是同資產階級、教權派等等的政治相聯繫的(儘管不是分不開的)。假使所謂的政治是指工聯主義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國家採取某些措施來減輕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擺脫這種地位即消滅勞動受資本支配的現象,那麼《工人事業》的說法就是對的。這種要求確實是敵視社會主義的英國工聯會員以及天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可見,《工人思想報》對政治鬥爭的態度,與其說是否定它,不如說是崇拜它的自發性,崇拜它的不覺悟性。《工人思想報》完全承認從工人運動本身中自發生長出來的政治鬥爭(正確些說:工人的政治願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獨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即適合社會主義的一般任務和現代俄國條件的政治。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業》[編輯]

  • 說群眾性運動是最重要的現象,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整個問題就在於怎樣理解這個群眾性運動「決定任務」這句話。對於這句話可以有兩種理解:或者是理解為崇拜這個運動的自發性,即把社會民主黨的作用降低為專替這個工人運動當聽差(《工人思想報》、「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經濟派」就是這樣理解的);或者是理解為群眾性運動向我們提出了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新任務,這些任務要比群眾性運動產生以前可以使我們感到滿足的那些任務複雜得多。《工人事業》過去和現在都正是傾向於前一種理解,因為它根本沒有明確地講過任何新任務,而始終都認為,似乎這個「群眾性運動」使我們不必去清楚地認識和解決運動所提出的種種任務。為了證明這一點,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實就夠了:《工人事業》認為不可能把推翻專制制度當作群眾性工人運動的首要任務,而把這種任務降低為(為了群眾性運動的利益)爭取實現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務……。
  • 原則上承認一切鬥爭手段、一切計劃和方法(只要它們是適當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勢下遵循一個堅持不懈地執行的計劃(如果想談策略的話)是另一回事;把這兩者混為一談,那就等於把醫學上承認各種療法同要求在醫治某種病症時採用一定的療法混為一談。可是問題也就在於《工人事業》自己得了我們稱之為崇拜自發性的病症,卻不願承認醫治這個病症的任何「療法」。
  • 這就是貶低自覺的活動家的首創精神和毅力,而馬克思主義卻與此相反,它大大推動社會民主黨人的首創精神和毅力,給他們開闢最廣闊的前景,把「自發地」起來進行鬥爭的工人階級千百萬人的強大力量交給(假使可以這樣說的話)他們指揮!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全部歷史充滿着時而由這個政治領袖時而由那個政治領袖提出的種種計劃,證實了某個領袖所持的政治觀點和組織觀點的遠見和正確,暴露了另一個領袖的近視和政治錯誤。……在選擇道路問題引起的鬥爭已經結束,歷史對所選定的道路的正確性已經下了最後的定論以後過了許多年,回顧往事,發表深奧的議論,說什麼黨的任務隨着黨的發展而增長,這當然是容易的。但是在目前這個混亂時期,當俄國的「批評派」和「經濟派」把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降低為工聯主義運動,而恐怖派竭力宣揚採取重蹈復轍的「策略-計劃」的時候,局限於發表這種深奧的議論,那就等於「證明」自己「思想貧乏」。
  • 主觀計劃的制訂者對客觀發展過程的「輕視」,可能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顯然表現在他會忽略這個客觀發展過程正在產生或鞏固、毀滅或削弱某些階級、某些階層、某些集團、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團等等,從而決定國際上各種力量的政治劃分以及各個革命政黨的立場,等等。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些計劃制訂者的過錯就不是輕視自發因素,反而是輕視自覺因素,因為他缺乏正確了解客觀發展過程的「自覺性」。可見,單是談論什麼對自發性和自覺性「相比〈黑體是《工人事業》用的〉哪個意義大的估計」,就已經暴露出完全沒有「自覺性」。假如說某些「發展過程中的自發因素」一般是人的意識所能覺察到的,那麼對這種自發因素的不正確估計,就等於「輕視自覺因素」。假如說這種因素是人的意識所不能覺察到的,那我們就不知道這種因素,也無法加以談論了。
  • 難道社會民主黨的作用不正是要成為「神靈」,不僅凌駕於自發運動之上,而且要把這一運動提高到「自己的綱領」的水平上去嗎?它的作用當然不是做運動的尾巴,因為,如果做運動的尾巴,那麼好則對運動無益,壞則對它極其有害。所謂的《工人事業》不僅追隨這種「策略-過程」,而且把它奉為原則,因此,與其把《工人事業》這一派別稱為機會主義,倒不如(根據尾巴這個詞)稱為尾巴主義。而且不能不承認,下定決心要永遠做運動的尾巴跟着運動走的人,是永遠和絕對不會「輕視發展過程中的自發因素」的。
  • 總之,我們確信,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新派別」的基本錯誤就在於崇拜自發性,就在於不了解群眾的自發性要求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表現巨大的自覺性。群眾的自發高潮愈增長,運動愈擴大,對於社會民主黨在理論工作、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方面表現巨大的自覺性的要求也就愈無比迅速地增長起來。
  • 俄國群眾的自發高潮來得這樣迅速(並且繼續在迅速地發展),以致社會民主黨的青年們對於完成這些巨大的任務顯得缺乏修養。這種缺乏修養的狀況是我們大家的不幸,是全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不幸。群眾的高潮在連續不斷地、前後相承地增長和擴大起來,不僅沒有在它開始發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捲了新的地區和新的居民階層(在工人運動的影響下,青年學生、整個知識界以至農民都掀起了風潮)。但是革命家無論在自己的「理論」或自己的活動中,都落後於這個高潮,沒有建立起一種連續不斷的、前後相承的、能夠領導全部運動的組織。

三 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編輯]

(一)政治鼓動和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動的範圍[編輯]

  • 大家知道,俄國工人經濟鬥爭的廣泛開展和加強,是同創辦揭露經濟(工廠方面和職業方面的)情況的「出版物」密切相聯的。「傳單」的主要內容是揭露工廠中的情況,於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進行揭露的真正熱情。工人一看見社會民主黨人小組願意而且能夠給他們提供一種新的傳單,來敘述工人的貧困生活、無比艱苦的勞動和無權地位的全部真實情況,他們也就紛紛寄來了工廠通訊。這種「揭露性的出版物」不僅在某一傳單所抨擊的那個工廠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而且在所有聽到揭露出來的事實的工廠里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既然各行各業工人的貧困和痛苦有許多共同之處,「敘述工人生活的真實情況」就使所有的人讚賞不已。甚至在最落後的工人中,也產生了一種想「發表文章」的真正熱情,一種想用這種萌芽形式的戰爭去反對建立在掠奪和壓迫的基礎上的整個現代社會制度的高尚熱情。這些「傳單」在絕大多數場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種宣戰書,因為這種揭露起了極大的激勵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滅各種令人髮指的醜惡現象,並且決心用罷工來支持這種要求。結果,廠主自己也往往寧願不等戰爭本身到來就完全承認這些傳單所起的宣戰書的作用。這種揭露,總是一經出現就變得強大有力,形成強大的道義上的壓力。往往只要一有傳單出現,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部分要求得到滿足。總之,經濟方面的(工廠方面的)揭露,過去和現在都是經濟鬥爭的重要槓桿。只要還存在着必然會使工人起來自衛的資本主義,這方面的揭露將始終保持這種意義。
  • 近來,絕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幾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組織對工廠的揭露這種工作上了。……竟忘記了這種活動本身實質上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活動,而只是工聯主義的活動。實際上,這種揭露只涉及某個職業的工人同廠主的關係,而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使出賣勞動力的人學會較有利地出賣這種「商品」,學會在純粹商業契約的基礎上來同買主作鬥爭。這種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組織適當利用這種揭露的條件下)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活動的開端和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發性的條件下則一定會)導致「純粹工會的」鬥爭和非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黨領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不僅是要爭取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而且是要消滅那種迫使窮人賣身給富人的社會制度。社會民主黨代表工人階級,不是就工人階級同僅僅某一部分企業主的關係而言,而是就工人階級同現代社會的各個階級,同國家這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的關係而言。由此可見,社會民主黨人不但不能局限於經濟鬥爭,而且不能容許把組織經濟方面的揭露當作他們的主要活動。我們應當積極地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教育,發展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
  • 試問,政治教育究竟應當有哪些內容呢?能不能局限於宣傳工人階級與專制制度敵對的觀念呢?當然不能。只說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壓迫是不夠的(正如只向工人說明他們的利益同廠主的利益相對立是不夠的一樣)。必須利用這種壓迫的每一個具體表現來進行鼓動(正如我們已經開始利用經濟壓迫的具體表現來進行鼓動一樣)。既然這種壓迫是落在社會的各個不同階級的身上,既然這種壓迫表現在生活和活動的各個不同的方面,包括職業、一般公民、個人、家庭、宗教、科學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麼我們如果不負起責任組織對專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們發展工人的政治意識的任務,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為了利用壓迫的具體表現來進行鼓動,不是應當把這些表現揭露出來嗎(正如為了進行經濟鼓動,應當把工廠里的舞弊行為揭露出來一樣)?
  • 你們可以根據政治鼓動應當服從於經濟鼓動這個在一切「經濟派」中流行的意見來仔細考察一下這個觀點。說經濟鬥爭一般講來是吸引群眾參加政治鬥爭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這是否正確呢?完全不正確。各種各樣警察壓迫和專制暴行的表現,也是同樣能「吸引」群眾的一種「普遍適用的」手段,而決不是只有那些同經濟鬥爭相聯繫的表現才是這種手段。地方官橫行不法,農民遭受體罰,官吏貪污受賄,警察欺壓城市「老百姓」,摧殘饑民,壓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識的願望,橫徵暴斂,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學生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什麼所有這些事實以及千百種諸如此類不是同「經濟」鬥爭直接聯繫的壓迫行為,一般講來就是進行政治鼓動和吸引群眾參加政治鬥爭的不那麼「普遍適用的」手段和緣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們自己或者同他們親近的人)受無權之苦,受專橫和強暴壓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會鬥爭中進行迫害的事例無疑只佔很小一部分。試問為什麼要預先縮小政治鼓動的範圍,只把一種手段稱為「最普遍適用的」手段,而否認社會民主黨人同時還應當有其他的一般講來是同樣「普遍適用的」手段呢?
  • 將來寫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史的人,只要根據「聯合會」對自己的那一部分舊的錯誤見解所作的這一否定,就可以比根據各種長篇大論更清楚地看到,我們的「經濟派」把社會主義貶低到怎樣的地步了!但聯合會該是多麼幼稚,竟以為靠放棄一種縮小政治範圍的形式就能促使我們去贊同另一種縮小政治範圍的形式!如果在這裏也說經濟鬥爭必須儘量廣泛地進行,也說要始終利用經濟鬥爭來進行政治鼓動,但「根本不必要」認為經濟鬥爭是一種吸引群眾參加積極的政治鬥爭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這豈不更合乎邏輯嗎?
  • 假使聯合會說「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鼓動」是最普遍採用的(而不是「適用的」)手段,那麼,對於我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展的一定時期來說,這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對於「經濟派」,對於1898-1901年間的許多(也許是大多數)實際工作者來說,這是正確的,因為這些做實際工作的「經濟派」的確幾乎完全是在經濟基礎上採用(就算他們都採用過!)政治鼓動的。正如我們看到的,《工人思想報》和「自我解放社」都承認甚至推薦過這種政治鼓動!《工人事業》本來應當堅決斥責在進行經濟鼓動這種有益的事情時縮小政治鬥爭範圍的有害行為,但它並沒有這樣做,反而把最普遍採用的(「經濟派」採用的)手段稱為最普遍適用的手段!
  • 經濟鬥爭是工人為爭得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為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而向廠主進行的集體鬥爭。這種鬥爭必然是職業性的鬥爭,因為各種職業的勞動條件極不相同,所以爭取改善這些條件的鬥爭,也就不能不按職業來進行(在西方通過工會,在俄國通過臨時工會聯合會和傳單等等)。因此,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就等於力爭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馬爾丁諾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頁即第43頁上所說的那樣)來實現這些職業的要求,在這一職業範圍內改善勞動條件。所有的工會現在是而且向來都是這樣做的。
  • 由此可見,「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句漂亮話,聽起來「極端」深奧,「極端」革命,其實卻掩蓋着那種力求把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降低為工聯主義的政治的傳統意圖!
  •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過去和現在一直把爭取改良的鬥爭包括在自己的活動範圍之內。但是它利用「經濟」鼓動,並不僅僅是為了要求政府實行種種措施,而且是(並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為專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認為有責任不僅根據經濟鬥爭,而且根據社會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現象來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總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使爭取改良的鬥爭服從於爭取自由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就像使局部服從整體一樣。
  • 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廠的」改良,那麼我們剛才所引過的他那個論點就會毫無意義了。也許是由於他認為政府只是在經濟方面才可能實行和大概會實行「讓步」吧?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一種很奇怪的謬誤,因為政府在笞刑、身分證、贖金、教派、書報檢查制度等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讓步而且經常作出讓步的。「經濟的」讓步(或者假讓步),對政府來說,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為它想藉此博得工人群眾對它的信任。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無論如何也絕對不應當使人們得出這樣一種看法(或產生這樣一種誤解),以為經濟改良對我們更有價值,以為我們正是把這種改良看得特別重要,等等。
  • 真是以獨到的才能,極其巧妙地抹掉了「經濟派」之間的一切局部的意見分歧和細微的差別,而在這裏用簡單明了的話表明了「經濟主義」的全部實質,開始是號召工人作「政治鬥爭以維護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體工人的狀況」 ,接着是大談階段論,最後是在代表大會決議中說什麼「最普遍適用」等等。「同政府作經濟鬥爭」正是工聯主義的政治,而工聯主義的政治離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還很遠很遠。

(二)談談馬爾丁諾夫是怎樣深化了普列漢諾夫的意見的[編輯]

  • 直到現在,我們(同普列漢諾夫以及國際工人運動的所有領袖們一起)都認為:例如宣傳員講到失業問題的時候,就應當解釋清楚危機的資本主義本質,指出危機在現代社會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說明必須把現代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等等。總之,他應當提供「許多觀念」,多到只有少數人(相對地講)才能一下子全部領會,完全領會。而鼓動員講到這個問題時,卻只要舉出全體聽眾最熟悉和最明顯的例子,比如失業者家裏餓死人,貧困加劇等等,並盡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這種事實來向「群眾」提供富者愈富和貧者愈貧的矛盾是不合理的這樣一個觀念,竭力激起群眾對這種極端不公平現象的不滿和憤恨,而讓宣傳員去全面地說明這種矛盾。因此,宣傳員的活動主要是動筆,鼓動員的活動則主要是動口。要求宣傳員具備的素質是不同於鼓動員的。

(三)政治揭露和「培養革命積極性」[編輯]

  • 其實,「提高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只有在我們不局限於「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鼓動」這個條件下才能夠做到。而把政治鼓動擴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不進行這樣的揭露,就不能培養群眾的政治意識和革命積極性。因此,這一類活動是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因為就是政治自由也絲毫不會取消這種揭露,而只會稍微改變一下揭露的方面。例如,德國黨正是由於毫不鬆懈地致力於政治揭露運動,才特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擴大了自己的影響。當工人還沒有學會對各種各樣的專橫和壓迫、暴行和胡作非為(不管這些現象是針對哪些階級的)作出反應,並且正是從社會民主黨的觀點,而不是從其他什麼觀點來作出反應時,工人階級的意識是不能成為真正的政治意識的。當工人還沒有學會根據各種具體的、而且確實是大家關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實和政治事件來觀察其他每一個社會階級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現時,當工人還沒有學會在實踐中對一切階級、階層和居民集團的活動和生活的各個方面作出唯物主義分析和唯物主義評價時,工人群眾的意識是不能成為真正的階級意識的。誰把工人階級的注意力、觀察力和意識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階級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因為工人階級的自我認識是同那種不僅是理論上的……更確切些說,與其說是理論上的,不如說是根據政治生活經驗形成的對於現代社會一切階級相互關係的十分明確的認識密切聯繫着的。所以,我們的「經濟派」宣揚經濟鬥爭是吸引群眾參加政治運動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按其實際意義來說,是極其有害而且極端反動的。工人要想成為社會民主黨人,就應當明確認識地主和神父、大官和農民、學生和遊民的經濟本性及其社會政治面貌,就應當知道他們的強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應當善於辨別每個階級和每個階層用來掩飾它自私的企圖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詞句和種種詭辯,就應當善於辨別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樣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這種「明確的認識」無論在哪一本書里也學不到,要學到它,只有通過生動的場面和及時的揭露,揭露當前我們周圍發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觀點在談論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竊竊私議的東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數字、某些法庭判決詞等等反映出來的情況。這種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養群眾革命積極性的必要條件和基本條件。
  • 我們應當責備我們自己,責備我們還落後於群眾運動,責備我們還不能對這一切醜惡現象組織十分普遍、明顯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們進行了這種工作(我們是應當而且能夠進行這種工作的),那麼連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會懂得或者感覺到:辱罵和欺壓學生、教派信徒、農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種隨時隨地都在蹂躪和壓迫他們的黑暗勢力。工人一感覺到這一點,自己就會願意而且十分願意有所反應,就會今天咒罵書報檢查官,明天在鎮壓農民騷亂的省長官邸前遊行示威,後天懲治那些幹着神聖的宗教裁判所勾當的身穿法衣的憲兵,如此等等。我們還很少、幾乎一點也沒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來的情況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我們中間有許多人甚至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這個責任,而是自發地蹣跚地跟在那種局限於狹隘的工廠生活範圍內的「平凡的日常鬥爭」後面走。
  • 至於說號召群眾行動起來,那麼只要我們進行有力的政治鼓動和生動而鮮明的揭露,就自然會做到的。當場抓住罪犯,立即到處當眾加以譴責,這樣做本身要比任何「號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後來根本無法查明,究竟是誰「號召了」群眾,究竟是誰提出了某種遊行示威計劃等等。號召,不是說一般號召,而是說具體號召,那就只有在現場進行,並且只有當時親身參加的人才能辦到。而我們的任務,社會民主黨政論家的任務,就是要加深、擴大和加強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動。
  • 可是,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工人革命家(這種工人的數目是與日俱增的),卻會忿然駁斥所有那些爭取實現「能產生顯著結果」的要求等等的議論,因為他們懂得這不過是重彈每個盧布工資增加一戈比的那種老調而已。這樣的工人會向《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的那些謀士們說:先生們,你們在瞎折騰,你們過分熱心地干預我們自己也應付得了的事情,卻逃避你們自己的真正責任。要知道,你們說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是要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未免太不聰明了;這只是一個開端,而社會民主黨人的主要任務並不在這裏,因為世界各國,包括俄國在內,警察往往是自己開始賦予經濟鬥爭以政治性質,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學會了解政府是站在誰的一邊。要知道,你們像發現新大陸似的來鼓吹的那種「工人同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在俄國的許多窮鄉僻壤,正由那些只聽說過罷工而幾乎完全沒有聽說過社會主義的工人們自己在進行。要知道,你們總想提出一些能產生顯著結果的具體要求來維持我們工人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我們已經具備了,並且我們自己在我們日常的、職業性的、細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識分子的任何幫助就能提出這些具體要求。但是這樣的積極性對我們來說是很不夠的;我們並不是一些單靠「經濟主義」政治稀粥就能餵飽的小孩子;我們想知道別人所知道的一切,我們想詳細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積極參加所有各種政治事件。為此就需要知識分子們少講些我們自己已知道的東西,而多給我們些我們還不知道的,並且是我們自己根據自己工廠方面的經驗和「經濟方面的」經驗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的東西,即政治知識。這種知識是你們知識分子所能夠獲得的,你們有責任比過去多千百倍地供給我們這種知識,並且也不要僅以專著、小冊子和文章為限(這些東西——恕我們直率地說!——往往是枯燥無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國政府和我國統治階級在實際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為都生動地揭露出來。請你們多用些力氣來履行你們的這個責任,而少講些「提高工人群眾的積極性」的空話吧。我們的積極性要比你們所想像的高得多;我們能夠用公開的街頭鬥爭來支持那些甚至不能產生任何「顯著結果」的要求!你們沒有資格來給我們「提高」積極性,因為你們自己恰恰就缺乏積極性!先生們,請你們還是少崇拜點自發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們自己的積極性吧!

(四)經濟主義和恐怖主義有什麼共同之點?[編輯]

  • 乍看起來,我們的斷語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種人強調「平凡的日常鬥爭」,另一種人號召作單個人的最大的自我犧牲的鬥爭,看來其間的差別是多麼大呀。但是我們的斷語並不是不近情理的。「經濟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發潮流的一個極端:「經濟派」崇拜「純粹工人運動」的自發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於或者沒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運動結合成一個整體的知識分子的最狂熱的憤懣情緒的自發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從來不相信有這種可能的人,除了採取恐怖手段之外,確實是難以找到別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憤懣情緒和革命毅力。
  • 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為這標誌着那種使人拘守恐怖手段的一套傳統思想(社會民主黨以前的思想)瓦解和衰落的一個階段。承認現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嚇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實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這一鬥爭方式,這一由綱領規定的活動範圍。第二,這尤其值得注意,因為這是不了解我們「培養群眾革命積極性」的迫切任務的一種典型例子。「自由社」宣傳恐怖手段是「激發」工人運動、給工人運動以「強有力的推動」的手段。很難想像還有更為明顯的自相矛盾的論據了!試問,難道在俄國的實際生活中這種醜惡現象還少,以致需要虛構出一些特殊的「激發性」手段來嗎?另一方面,一個人要是連俄國的專橫暴虐也沒有把他激發起來,也不能把他激發起來,那麼他對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單獨決鬥也只會「袖手旁觀」,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問題是工人群眾已經因俄國實際生活中的種種醜惡現象而非常激動,但我們卻不善於把人民激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細流匯集起來——假使可以這樣講的話——和集中起來;這些水滴和細流是被俄國的實際生活壓榨出來的,其數量之大,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而我們正應當把它們匯集成一股巨流。這個任務是能夠實現的,工人運動的巨大發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書刊的情況都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而無論號召採用恐怖手段,或者號召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都不過是以不同的形式來推卸俄國革命家所應當擔負的最迫切的責任,即組織全面的政治鼓動工作。……可是兩者都沒有充分注意發揮自己在政治鼓動和組織政治揭露方面的積極性。而這種工作,無論現在或在其他任何時候,都是不能拿別的什麼東西來代替的。

(五)工人階級是爭取民主制的先進戰士[編輯]

  • 我們已經看到,進行最廣泛的政治鼓動,以及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會民主黨的活動中絕對必要和極其迫切需要的任務。但我們只是根據工人階級對政治知識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作出這個結論的。然而只是這樣提問題,就未免過於狹隘,就會忽略一切社會民主黨特別是當前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民主主義任務。……馬爾丁諾夫的公式對我們來說所以有價值,決不是因為它表明馬爾丁諾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經濟派」的基本錯誤,即認為可以從所謂工人經濟鬥爭內部發展工人的階級政治意識,也就是認為,僅僅(或哪怕主要是)從經濟鬥爭出發,僅僅(或哪怕主要是)在經濟鬥爭的基礎上,就可以發展工人的階級政治意識。這種看法是根本錯誤的。
  • 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從工人同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只有從一切階級和階層同國家和政府的關係方面,只有從一切階級的相互關係方面,才能汲取到這種知識。所以,對於怎麼辦才能向工人灌輸政治知識這個問題,決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實際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傾心於「經濟主義」的實際工作者滿意的那種回答,即所謂「到工人中去」。為了向工人灌輸政治知識,社會民主黨人應當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應當派出自己的隊伍分赴各個方面。
  • 因此,我們應當始終堅持說:這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黨人的理想不應當是工聯書記,而應當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要善於對所有一切專橫和壓迫的現象作出反應,不管這種現象發生在什麼地方,涉及哪一個階層或哪一個階級;他們要善於把所有這些現象綜合成為一幅警察暴行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圖畫;他們要善於利用每一件小事來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義要求,向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世界歷史意義。
  • 我們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分,又以宣傳員的身分,既以鼓動員的身分,又以組織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工作應當研究各個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點,這是誰也不懷疑的。但是這方面的工作還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廠生活特點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稱了。在各個委員會和小組中你們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頭於專門了解某一煉鐵生產部門的情況,但是你們幾乎找不到例子,說明這些組織的成員(往往因為某種原因而不得不脫離實際工作)在專門收集我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種迫切問題的材料,而這種問題可以作為社會民主黨人在其他居民階層中進行工作的依據。當我們說到現在大多數工人運動的領導人缺乏修養時,也不能不提到這方面的修養問題,因為這也是和「同無產階級鬥爭保持密切的有機聯繫」的「經濟主義」見解有聯繫的。但主要的任務當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階層中進行宣傳和鼓動。
  • 要知道,只是自稱為「先鋒隊」,自稱為先進部隊是不夠的,還要做得使其餘一切部隊都能看到並且不能不承認我們是走在前面。所以,我們要問問讀者:難道其餘各「部隊」的人都是些傻瓜,竟會單憑我們說是「先鋒隊」就相信我們嗎?
  • 由此可見,馬爾丁諾夫開始說的是革命力量,是進行積極鬥爭來推翻專制制度,但馬上就扯到工會的力量上來,扯到為當前的利益而進行積極的鬥爭上來了!當然,我們不能領導學生、自由派及其他人為他們的「當前利益」而鬥爭,但是,最可敬的「經濟派」,我們說的並不是這個問題!我們說的是各社會階層可能參加而且必須參加推翻專制制度的問題;而對這種「各個反政府階層的積極行動」,如果我們想做「先鋒隊」,就不僅能夠領導並且一定要領導。至於使我國學生、我國自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觸到我國的政治制度」,那麼不僅他們自己會設法做到這一點,而且警察本身和專制政府的官吏本身就會首先最努力地設法做到這一點。
  • 我們應當擔負起組織這種在我們黨的領導下進行全面政治鬥爭的任務,使各種各樣的反政府階層都能盡力幫助並且確實盡力幫助這個鬥爭和這個黨。我們應當把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工作者培養成政治領袖,既善於領導這種全面鬥爭的一切表現形式,又善於在必要時向激動的學生、不滿的地方自治人士、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國民學校教師以及其他各種人「提出積極的行動綱領」。
  • 當時我們的力量確實非常小,當時理所當然地決意只在工人中進行工作並嚴厲斥責離開這項工作的一切偏向;當時全部任務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階級中站住腳。現在則已經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運動中來,有教養階級的年青一代的一切優秀分子都走到我們方面來,在外省各地都有許多參加了運動或者願意參加運動的人,有許多傾向於社會民主黨的人,不得不呆在那裏(在1894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是屈指可數的)。我們的運動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基本缺點之一,就是我們還不善於運用所有這些力量,還不善於給所有的人以適當的工作(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章里還要詳細談到)。這些力量絕大多數都完全沒有機會「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談不到什麼會使力量離開我們的基本事業的危險。但是要供給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動的政治知識,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會階層中,在能夠了解我國國家機構內幕的各種陣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會民主黨人。這樣的人不僅在宣傳和鼓動方面需要,在組織方面尤其需要。
  • 有沒有在居民的一切階級中進行工作的基礎呢?誰看不見這一點,那就說明他自己的覺悟又落後於群眾的自發高潮了。工人運動已經促使並且還在促使一部分人產生不滿情緒,促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態度會得到支持,促使第三部分人認識到專制制度無法維持下去和必然崩潰。如果我們不了解我們自己的任務是要利用各種各樣不滿的表現,是要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剛露頭的抗議聚集起來並且加以引導,那我們就會只是口頭上的「政治家」和口頭上的社會民主黨人(實際上這種情況是很多很多的)。更不用說,千百萬勞動農民、家庭手工業者和小手工業者等等總是渴望聽到較有才幹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宣講的。但是,難道可以指出,在居民的某一個階級中,沒有一些人、集團和小組,對無權地位和專橫暴虐感到不滿,因而容易領會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主義要求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宣講嗎?誰想具體了解社會民主黨人在居民的一切階級和階層中進行的這種政治鼓動,我們就要向他指出,廣義的政治揭露就是這種鼓動的主要的(當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 工人階級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聽眾,因為他們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動的政治知識,因為他們最能把這種知識變成積極的鬥爭,哪怕這種鬥爭不能產生任何「顯著結果」。而能夠成為全民的揭露的講壇的,只有全俄報紙。「沒有政治機關報,在現代歐洲就不能有配稱為政治運動的運動」,而俄國在這一點上無疑也是應當歸入現代歐洲的。報刊在我國早已成了一種力量,否則政府就不會拿成千上萬的盧布來收買它,來津貼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爾斯基之流了。秘密報刊衝破書報檢查的重重封鎖,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機關報來公開地談論它,這在專制的俄國已不是什麼新鮮的事了。
  • 正如經濟揭露是向廠主宣戰一樣,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戰。這種揭露運動愈廣泛和愈有力,為了開戰而宣戰的那個社會階級的人數愈多和愈堅決,這種宣戰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敵人制度的一種強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敵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暫時的同盟者引開的一種手段,就是在專制政權的那些固定參與者中間散佈仇恨和猜忌的一種手段。
  • 現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組織起來的黨,才能成為革命力量的先鋒隊。「全民的」這個詞含有很豐富的內容。絕大多數非工人階級出身的揭露者(而為了要做先鋒隊,就應當吸引別的階級),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靜的實幹者。他們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訴」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險,更不要說「控訴」「至高無上的」俄國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們控訴真能發生作用,看到我們是一種政治力量的時候,他們才會來向我們控訴。我們要想在旁人眼裏表現為這樣一種力量,就要不斷地大力提高我們的自覺性、首創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是給後衛隊的理論和實踐掛上一塊「先鋒隊」的招牌是不夠的。
  • 這就表現在這種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來組織的;就表現在進行鼓動時所提出的一切問題始終都要以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來加以說明,而決不寬容任何有意或無意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就表現在進行這種全面的政治鼓動的黨把下述各種活動結合成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以全體人民的名義向政府施加壓力,用革命精神教育無產階級並保持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性,領導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利用工人階級和剝削者之間自發產生的衝突來把無產階級中一批又一批的階層激發起來並吸引到我們的陣營中來!
  • 是的,我們的確是已經沒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調和者」早就答應賜給我們的那個幸福時刻,那時我們的「經濟派」將不再把自己的落後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麼工人力量不足的話來為自己缺乏毅力辯護了。我們要問問我們的「經濟派」:「工人積蓄力量來進行這一鬥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在政治上教育工人,向他們徹底揭露我國萬惡的專制制度的一切方面,這不是很明顯的嗎?正是為了這項工作,我們才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中間的同盟者」,需要這些決心同我們一起去揭露當局在政治上對地方自治人士、教師、統計人員和學生等等進攻的同盟者,這不是很清楚的嗎?

(六)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編輯]

  • 其實,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為什麼任何崇拜群眾運動的自發性的行為,任何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降低為工聯主義政治的行為,都是為使工人運動變為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工具準備基礎。自發的工人運動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聯主義,而工人階級的工聯主義政治也就是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工人階級參加政治鬥爭,甚至參加政治革命,還絲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政治。
  •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落後性也就必然會被那些比較活躍和比較積極的非社會民主黨人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無論怎樣奮不顧身積極地同軍警搏鬥,無論採取怎樣革命的行動,他們終究只會成為支持這些革命者的力量,成為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後衛隊,而不會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先鋒隊。就拿我們的「經濟派」只想仿效其弱點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吧。在德國,沒有一次政治事件不是使社會民主黨的威信和聲望愈來愈高的,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總是走在大家的前面,用最革命的態度來估計這種事件,支持一切對專橫暴虐的抗議。它不用所謂經濟鬥爭一定會使工人碰到他們無權的問題,具體條件必然推動工人運動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議論來安慰自己。
  • 他們處處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階級中間激發政治上的不滿,喚醒沉睡者,鼓勵落後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來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積極性。結果,甚至那些社會主義的死敵也不得不對這個先進的政治戰士深表敬意;因而,不僅是資產階級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宮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麼也往往會奇蹟般地落到《前進報》編輯部的手裏。

四 經濟派的手工業方式和革命家的組織[編輯]

  • 為了「同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這種鬥爭的基礎上也不可能產生)一個全俄的集中的組織,即一個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態度、抗議和義憤的各種各樣的表現都匯合成一個總攻擊的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而由全體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領袖們領導的組織。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個機構的組織,其性質自然而且必然取決於這一機構的活動內容。

(一)什麼是手工業方式?[編輯]

  • 我們已經講過,當時的青年學生普遍傾心於馬克思主義。自然,他們這樣傾心並不僅僅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理論,甚至與其說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理論,不如說是把它當作對於「怎麼辦?」這一問題的回答,當作向敵人進攻的號召。於是,這些新戰士就在裝備和訓練極差的情況下進軍了。在很多場合,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裝備,沒有絲毫訓練。他們像種地的莊稼漢那樣,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戰。
  • 這個學生小組同運動中的老的活動家們毫無聯繫,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區(或其他學校)的小組也毫無聯繫,絲毫沒有把革命工作的各個部分組織起來,根本沒有一個較為長期而有步驟的活動計劃,就去同工人建立聯繫,着手工作起來。這個小組逐步地開展了愈來愈廣泛的宣傳和鼓動,以自己的行動博得了相當廣泛的工人階層的同情,博得了有教養社會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們捐出一些金錢,並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給「委員會」支配。委員會(或鬥爭協會)的感召力增長了,它的活動範圍擴大了,但它擴大這種活動完全是自發的:那些一年或幾個月以前在學生小組中講過話和解決過「往何處去?」的問題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並保持聯繫和印發過傳單的人,現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團體建立聯繫,設法取得書刊,着手出版地方報紙,開始講到舉行遊行示威,最後轉向公開的軍事行動(而且第一張鼓動傳單、第一號報紙或者第一次遊行示威,在不同情況下,都可以成為這種公開的軍事行動)。通常是這種行動一開始,立刻就會遭到徹底的失敗。其所以會立刻遭到徹底的失敗,是因為這些軍事行動並不是有步驟的、事先考慮好的和逐步準備的一種長期的堅決鬥爭的計劃的結果,而只是按老一套進行的那種小組工作的自發進展;是因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總是知道所有那些領導本地運動的、在學生時代已「初露頭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對它最合適的時機來圍捕他們,而故意讓小組充分發展和擴大,以便獲得明顯的犯罪構成,並且總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幾個人留下來「繁殖」(據我所知,我們的人和憲兵都使用這個術語)。
  • 固然,從歷史的觀點看來,裝備的簡陋在開始的時候不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是廣泛地吸收戰士的條件之一。但是,重大的軍事行動一旦開始(這種行動實際上從1896年夏季罷工時起就開始了),我們軍事組織方面的缺點就愈來愈明顯地暴露出來了。政府雖然在一開始表現過慌張,犯了一系列錯誤(例如向社會訴說社會黨人如何行兇作惡,或者把工人從兩個首都流放到外省工業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適應了新的鬥爭條件,把自己那些裝備精良的奸細、暗探和憲兵隊伍佈置到適當的地方去。於是大暴行連連發生,牽連的人數眾多,地方小組往往被一網打盡,使工人群眾簡直失去了所有的領導者,使運動帶有非常的突變性質,使工作上的任何繼承性和連貫性都無法建立起來。地方活動家們異常分散,小組的成員變換無常,人們在理論、政治和組織問題上缺乏修養和眼界狹小,這些都是上述情況的必然結果。在有些地方,由於我們缺乏鎮靜態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識分子而躲開他們:工人說,知識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壞!

(二)手工業方式和經濟主義[編輯]

  • 缺乏實際修養,不善於做組織工作,這確實是我們大家的通病,甚至從一開始就堅持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人也不例外。當然,誰也不能因為實際工作者缺乏修養這一點而責備他們。但是,「手工業方式」這個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養之外,還有別的含義,即整個革命工作規模狹小,不懂得在這種狹小的工作基礎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組織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企圖為這種狹隘性辯護,把它上升為一種特殊的「理論」,也就是說在這一方面也崇拜自發性。這種企圖一露頭,無疑就說明手工業方式是同「經濟主義」有聯繫的,就說明我們如果不擺脫一般「經濟主義」觀點(即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務的狹隘見解),就不能擺脫我們組織工作的狹隘性。
  • 有些人說,工人群眾自己還沒有提出革命家「強加於」他們的那些廣泛的戰鬥的政治任務,工人群眾還是應當為當前的政治要求而鬥爭,「同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而同群眾運動「能夠勝任的」這種鬥爭相適應的,當然就是連最缺乏修養的青年也「能夠勝任的」組織)。另一些人則根本不贊成什麼「漸進主義」,他們說,可以並且應當「實現政治革命」,但為此完全不必建立什麼用堅定而頑強的鬥爭來教育無產階級的堅強的革命家組織,只要我們大家操起我們「能夠勝任的」和已經用慣的木棒來干就行了。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只要我們舉行總罷工,或者只要用「激發性的恐怖手段」來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運動就行了。這兩派人,即機會主義者和「革命主義者」,都屈服於盛行的手工業方式,不相信有擺脫它的可能,不了解我們首要的最迫切的實際任務是要建立一個能使政治鬥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定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
  • 但是,先生們,有各種各樣的小組!在手工業者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手工業方式,還沒有擺脫這種方式以前,這些「手工業者」小組對於政治任務自然是不能勝任的。如果這些手工業者甚至還迷戀於自己的手工業方式,如果他們一寫到「實際」一詞的時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標記,以為求實精神要求他們把自己的任務降低到群眾中最落後的階層所了解的水平,那麼這些手工業者當然是不可救藥的,他們的確是根本不能勝任政治任務的。但像阿列克謝耶夫和梅什金、哈爾圖林和熱里雅鮑夫這樣一些卓越的活動家的小組,卻是能夠勝任最切實最實際的政治任務的。他們所以能夠勝任,正是並且只是因為他們的熱烈的宣傳能夠獲得自發覺醒起來的群眾的響應,因為他們的沸騰的毅力能夠得到革命階級的毅力的響應和支持。
  • 你們愛以求實精神自誇,卻沒有看見俄國每個實際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實,即在革命事業中不僅小組的毅力,甚至個人的毅力也能創造出多麼大的奇蹟。也許你們以為在我們的運動中不會有70年代那樣的卓越的活動家吧?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我們缺乏修養嗎?但我們正在提高修養,還要繼續提高修養,而且一定會具備很好的修養的!固然,不幸的是在「同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層泡沫,出現了一些對自發性頂禮膜拜、肅然起敬地注視着(照普列漢諾夫的說法)俄國無產階級的「後背」的人。但我們一定能除去這層泡沫。正是現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論的俄國革命家,他們依靠真正革命的和自發覺醒起來的階級,終於(終於!)能夠直起腰來,儘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們的政治任務和縮小我們的組織工作規模的企圖,在人數眾多的實際工作者中間,在人數更多的、還在學生時代就夢想做實際工作的人中間,都受到嘲笑和鄙視。先生們,放心吧,我們一定能做到這一點!
  • 自發運動的崇拜者(貶義的崇拜者)的這種極為輕視同警察作鬥爭的態度不是妙極了嗎?他甘願為我們不善於做秘密工作辯護,硬說在自發的群眾運動的條件下,同政治警察作鬥爭實際上對我們來說是不重要的!!贊成這種奇怪結論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因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覺到我們革命組織的缺點了。……的確,為了執行由群眾提出的能產生顯著結果的具體要求這樣一個「任務」,難道需要特別關心建立什麼牢固的、集中的、戰鬥的革命家組織嗎?難道那些絲毫不「同政治警察作鬥爭」的群眾不是也在執行這樣的「任務」嗎?況且,如果除了少數領導者之外,沒有那些絲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鬥爭」的工人(絕大多數的工人)參加,這樣的任務難道是能夠實現的嗎?這樣的工人,這些普通的群眾,在罷工中,在街頭上同軍警的鬥爭中能夠表現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犧牲精神,能夠(並且也只有他們才能夠)決定我們整個運動的結局,可是,為了同政治警察作鬥爭,就需要有特別的品質,需要有職業革命家。所以我們不僅要設法使群眾「提出」具體的要求,而且要設法使工人群眾愈來愈多地「提出」這樣的職業革命家。於是我們就接觸到了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同純粹工人運動的相互關係問題。
  • 罷工對於那些參加罷工以及同罷工有密切關係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罷工對於俄國工人群眾,卻可能還是(而且多半還是)「秘密的」,因為政府總是設法切斷外界同罷工者的任何聯繫,總是設法使一切罷工消息都傳不出去。於是就需要專門「同政治警察作鬥爭」,這種鬥爭是永遠不能由參加罷工的那樣廣大的群眾來積極進行的。這種鬥爭應當由那些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完全按照藝術的規律」來組織。組織這種鬥爭的工作並不因為群眾自髮捲入運動而變得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為如此它就變得更加需要,因為我們社會黨人如果不能夠防止警察把一切罷工和一切示威變成秘密的(而有時我們自己也沒有秘密地準備),那我們就不能完成自己對群眾所負的直接責任。我們所以一定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因為自發覺醒起來的群眾也會從自己的隊伍中選拔出愈來愈多的「職業革命家」(只要我們不想方設法使工人始終在原地踏步不前)。

(三)工人的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編輯]

  • 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鬥爭要比工人同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廣泛得多,複雜得多。同樣(而且因此),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也一定要同進行這種鬥爭的工人組織不一樣。第一,工人組織應當是職業的組織;第二,它應當是儘量廣泛的組織;第三,它應當是儘量少帶秘密性的組織(自然,我在這裏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專制的俄國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組織應當包括的首先是並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因此,我說是革命家組織,我指的是社會民主黨人革命家)。既然這種組織的成員都有這種共同的特徵,那麼,工人同知識分子之間的任何區別也就應當完全消除,更不用說他們各種不同的職業之間的區別了。這種組織必須是不很廣泛的和儘可能秘密的組織。
  • 為進行經濟鬥爭而建立的工人組織應當是職業的組織。每個工人社會民主黨人都應當儘量幫助這種組織並在其中積極工作。這是對的。但是要求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能成為「行業」工會會員,那就完全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了,因為這會縮小我們影響群眾的範圍。讓每一個了解必須聯合起來同廠主和政府作鬥爭的工人,都來參加行業工會吧。行業工會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這種起碼道理的人都聯合起來,如果它們不是一種很廣泛的組織,就不能達到行業工會的目的。這種組織愈廣泛,我們對它們的影響也就會愈廣泛,但這種影響的發生不僅是由於經濟鬥爭的「自發的」發展,而且是由於參加工會的社會黨人對同事給以直接的和自覺的推動。但是,參加組織的成員廣泛,也就不可能嚴守秘密(嚴守秘密所需要的訓練,要比參加經濟鬥爭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樣才能解決既要成員廣泛又要嚴守秘密這種矛盾呢?怎樣才能使行業組織儘量少帶秘密性呢?要解決這個問題,一般說來,只有兩種方法:或者是使行業工會合法化(在某些國家裏,先有行業工會的合法化,然後才有社會主義團體和政治團體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組織仍舊處於秘密狀態,但同時又必須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國人說的那樣是鬆散的,使秘密性對於廣大會員幾乎等於零。
  • 在俄國,非社會主義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團體的合法化已經開始了,並且毫無疑問,我們迅速發展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的每一步進展,都將加強和鼓勵這種合法化的企圖,——這種企圖主要來自擁護現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來自工人本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同時我們還應當揭穿自由派活動家在公開的工人集會上演說時會流露出來的一切調和的、「和諧的」論調,不管他們提倡這些論調是由於真心認為階級和平合作要好些,還是由於想巴結上司,或者只是由於笨拙無能。最後,我們還應當提醒工人,使他們不要落入警察經常設置的圈套中去,因為警察常在這種公開集會上和允許存在的團體內偵查「過激分子」,並企圖通過合法組織把奸細也派到不合法的組織里來。
  • 但我們這樣做,並不是忘記工人運動合法化歸根到底只會使我們獲得好處,而決不會使祖巴托夫之流獲得好處。恰恰相反,我們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運動來分清莠草和小麥。關於莠草,我們已經說過了。而所謂小麥,就是吸引更廣泛的和最落後的工人階層來注意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就是使我們革命家擺脫那些實際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發合法書籍,組織互助會等等),這些工作的發展必然會供給我們愈來愈多的鼓動材料。……既然你們真正前進了一步(雖然表現的形式是極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進」,但終究是前進了一步),那我們就要說:請吧!只有真正擴大,哪怕只是稍微擴大工人的活動範圍,那才是真正前進了一步。凡是這樣的擴大都會有利於我們,並且會加速合法團體的出現,在這些團體裏,不會是奸細抓住社會黨人,而是社會黨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總而言之,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清除莠草。我們的任務不是在溫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麥。我們把莠草拔掉,從而清出土地使麥種發育成長。而在阿法納西·伊萬內奇之流和普爾赫麗婭·伊萬諾夫娜之流從事溫室栽培的時候,我們則應當訓練出一些既會鋤今天的莠草,又會割明天的小麥的人。
  • 總之,我們不能用合法化來解決建立儘量少帶秘密性和儘量廣泛的工會組織的問題……。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會組織這條道路可走,而我們應當對於已經走上(這是我們確實知道的)這條道路的工人給以各方面的幫助。工會組織不僅能大大促進經濟鬥爭的發展和加強,並且能大大幫助政治鼓動和革命組織工作。為了得到這種結果,為了把正在開始的工會運動引上社會民主黨所希望的軌道,首先必須弄清楚彼得堡的「經濟派」幾乎已經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個組織計劃的荒謬性。
  • 社會民主黨等於負責工人經濟鬥爭的「執行組」!這最清楚不過地說明「經濟派」的思想已經完全離開社會民主主義而滑到工聯主義上去,說明他們根本不懂得,社會民主黨人首先應當考慮建立一個能夠領導無產階級的全部解放鬥爭的革命家組織。嘴上說的是「工人階級的政治解放」,是同「沙皇政府的專橫暴虐」作鬥爭,而寫出來的卻是這樣的組織章程,這就說明他們絲毫不了解社會民主黨的真正的政治任務。
  • 其實,這些條文四分之三當然是永遠也不會實行的,而在每個工廠中都設有中心小組的這種「秘密」組織倒使憲兵易於進行廣泛破壞。波蘭的同志已經經歷過大家都熱中於普遍設立工人儲金會這樣一個運動的階段,但是當他們弄清楚這只能使憲兵獲得豐收時,他們就馬上放棄了這種思想。……在警察看來,這真是再好沒有了,因為這樣一來,要摸透「工廠中心儲金會」的一切秘密,要沒收它們的金錢,要逮捕一切優秀分子就容易極了。發行價值一戈比或兩戈比的印花,蓋上某個(很狹小的很秘密的)組織的圖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實行募捐,在秘密報紙上用某種暗語把捐款帳目公佈出來,這豈不是更簡便嗎?目的同樣可以達到,而憲兵要找到線索就困難百倍了。
  • 一個由最可靠、最有經驗、經過最多鍛煉的工人組成的人數不多的緊密團結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區都有自己的代表,並且按照嚴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規則同革命家組織發生聯繫,這樣的核心在群眾最廣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執行工會組織所應當執行的一切職能,並且執行得正像社會民主黨所希望的那樣。只有採用這種方法,才能使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運動不顧一切憲兵的破壞而得到鞏固和發展。
  • 但這種「沒有成員的組織」能夠做到我們需要做的一切,並且一開始就能夠保證我們未來的工聯同社會主義發生牢固的聯繫。誰想在專制制度下建立一個實行選舉制、報告制和全體表決制等等的廣泛的工人組織,那他簡直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空想家。
  • 道理很簡單:我們如果從扎紮實實建立堅強的革命家組織開始,我們就能保證整個運動的穩定性,就既能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又能實現純粹工聯主義的目的。而我們如果從建立那種好像是群眾最「容易接受的」(其實是使憲兵最容易破壞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廣泛的工人組織開始,那我們就兩種目的都實現不了,就擺脫不了手工業方式,就只會因自己這樣渙散和這樣常遭破壞而讓祖巴托夫式或奧澤羅夫式的工聯成為群眾最容易接受的組織。
  • 就拿德國人作例子。他們的組織包括群眾,一切事情都是由群眾來干,工人運動已經學會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們一定不會否認這一點吧?可是,這些數以百萬計的群眾又是多麼重視自己的「十來個」經過考驗的政治領袖,多麼堅決擁護這些領袖啊!……這是企圖把「群眾」與「首領」對立起來,想激發群眾的劣根性和虛榮心,想以破壞群眾對「十來個聰明人」的信任來使運動失去堅定性和穩定性,但是德國人對這種蠱惑人心的企圖只是嗤之以鼻。德國人的政治思想的發展和政治經驗的積累已經足以使他們懂得: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的)、經過考驗、受過專業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
  • 但由此應當得出的結論是:需要有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委員會,至於能把自己培養成為職業革命家的是學生還是工人,這都一樣。而你們作出的結論,卻是說不應當從旁推動工人運動!你們由於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們的這種主張只是有利於我們的「經濟派」和我們的手工業方式。請問,我們的學生「推動」我們的工人,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唯一的表現就是,學生把他們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識和他們所獲得的片斷的社會主義觀念(因為目前學生的主要精神食糧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而合法馬克思主義只能提供一些起碼知識和片斷)傳授給工人。在我們的運動中,這樣的「從旁推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憐,因為我們已經過分地熱中於閉關自守,過分奴隸般地崇拜那種初步的「工人同廠主和政府作的經濟鬥爭」了。我們職業革命家應當而且一定會百倍努力地來從事這樣的「推動」。但正因為你們選用了「從旁推動」這樣可惡的字眼,就必然會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你們一樣不開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從旁給他們提供政治知識和革命經驗的人,使他們對所有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這樣,你們就成了蠱惑家,而蠱惑家就是工人階級的最壞的敵人。
  • 我已經說過,一個人只因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為蠱惑家。但是我也指出,你們已經墮落到了蠱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終都要不停地重複說,蠱惑家就是工人階級的最壞的敵人。其所以最壞,是因為他們激發群眾的劣根性,因為不開展的工人不能識破這些以工人朋友的資格講話,有時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資格講話的敵人。其所以最壞,是因為在混亂和動搖的時期,在我們運動剛剛形成的時期,最容易的莫過於蠱惑人心地誘惑群眾,而群眾只有在經過最痛苦的教訓之後才能覺悟到自己的錯誤。
  • 你們開始談論並且繼續還在談論捕捉「委員會」,捕捉「組織」的問題,而現在你們卻跳到捕捉運動「在深處」的「根子」這個問題上去了。當然,我們的運動所以無法捕捉,正是因為它在深處有成千上萬的根子,但現在所談的根本不是這一點。就「在深處的根子」這一點來講,即使現在也無法「捕捉」我們,儘管我們的手工業方式非常盛行;雖然如此,我們大家都在埋怨,並且不能不埋怨「組織」被捕捉的情況,這種情況破壞了運動中的任何繼承性。你們既然已經提出了組織被捕捉的問題,並且不願離開這個問題,那我就要告訴你們:捕捉十來個聰明人要比捕捉百來個蠢人困難得多。無論你們怎樣煽動群眾來反對我,說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還是要堅持這個意見。在組織方面,正如我已經屢次講過的那樣,「聰明人」無非是指職業革命家,至於他們是從學生中還是從工人中培養出來的,反正都一樣。
  • 因此我認為:(1)任何革命運動,如果沒有一種穩定的和能夠保持繼承性的領導者組織,就不能持久;(2)自發地捲入鬥爭、構成運動的基礎和參加到運動中來的群眾愈廣泛,這種組織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應當愈鞏固(因為各種蠱惑家誘惑群眾中的不開展階層也愈容易);(3)這種組織的構成主要應當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4)在專制制度的國家裏,我們愈減少這種組織的成員的數量,減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動為職業並且在同政治警察作鬥爭的藝術方面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這種組織也就會愈難被「捕捉」;(5)而且工人階級和其他社會階級中能夠參加這個運動並且在運動中積極工作的人數也就會愈多。
  • 捕捉「十來個聰明人」和捕捉「百來個蠢人」的難易問題,可以歸結到我們上面已經分析過的那個問題:在必須嚴守秘密的條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眾性的組織。我們永遠不能使廣泛的組織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沒有這樣高度的秘密性就談不到穩定的和保持繼承性的反政府的鬥爭。把所有秘密的職能集中在數量儘量少的職業革命家手裏,這並不是說他們將「代替大家動腦筋」,並不是說群眾不必積極參加運動。恰恰相反,這些職業革命家將從群眾中愈來愈多地湧現出來,因為那時群眾就會知道,單是幾個學生和幾個從事經濟鬥爭的工人集合起來成立一個「委員會」是不夠的,還需要用多年的時間把自己培養成職業革命家;那時群眾就不會一味為手工業方式「動腦筋」,而會為這種培養工作「動腦筋」了。把組織的秘密職能集中起來,這決不是說要把運動的一切職能集中起來。最廣大的群眾積極參加秘密書刊工作,不但不會因為「十來個」職業革命家把這方面的秘密職能集中起來而減弱下去,反而會因此而十倍地加強起來。這樣,並且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使閱讀秘密書刊,為秘密書刊撰稿,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散發秘密書刊的工作都幾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為警察很快就會懂得,對散發的成千上萬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辦不到的。不僅報刊如此,而且運動方面的一切職能,直到遊行示威為止,也都是如此。
  • 革命家組織把最秘密的職能集中起來,這決不會削弱而只會擴大其他許許多多組織的活動範圍和內容,這些組織既然要把廣大群眾包括在內,就應當是一些形式儘量不固定、秘密性儘量少的組織,如工會、工人自學小組、秘密書刊閱讀小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階層中的社會主義小組和民主主義小組等等。這樣的小組、工會和團體必須遍佈各地,履行各種不同的職能;但是,如果把這些組織同革命家的組織混為一談,抹殺這兩者之間的界限,使群眾中本來已很模糊的一種認識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們忘記要為群眾運動「服務」,就需要有一些人專門獻身於社會民主黨的活動,而且這些人應當堅持不懈地把自己培養成為職業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 我們在組織方面的主要過錯,就是我們由於自己的手工業方式而敗壞了俄國革命家的威信。一個人在理論問題上軟弱無力和動搖不定,眼界狹小,用群眾的自發性來為自己的萎靡不振辯護,他與其說像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說像工聯書記,他不善於提出廣泛的大膽的計劃來使敵人也肅然起敬,而且在自己的專業技巧即同政治警察作鬥爭方面沒有經驗,笨手笨腳,——對不起!這樣的人決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憐的手工業者。
  • 我曾在一個給自己提出很廣泛的包羅萬象的任務的小組中工作,我們所有參加這個小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識到: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動一下,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的時候,我們卻表現出是一些手工業者。後來我愈是經常回想起我當時感到的內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用他們的宣傳來「玷污革命家的稱號」,他們不了解我們的任務不是要為把革命家降低為手工業者辯護,而是要把手工業者提高為革命家。

(四)組織工作的規模[編輯]

  • 不,社會選拔出來的勝任「工作」的人極多,但我們不善於利用所有這些人。在這方面,我們運動的危急的過渡的狀態可以用兩句話來表述:沒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為工人階級和愈來愈多的各種社會階層都一年比一年產生出更多的心懷不滿、要起來反抗、決心盡力幫助反專制制度的鬥爭的人,而專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狀況雖然還沒有被一切人意識到,但已經被愈來愈多的群眾日益尖銳地感覺到了。同時又沒有人,因為沒有領導者,沒有政治領袖,沒有擅長於組織的人才來進行廣泛而且統一的、嚴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運用。
  • 但是現在社會民主黨人中不僅做政治鼓動工作的人,而且做組織工作的人,也都應當「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未必有任何一個實際工作者會懷疑,社會民主黨人是能夠把自己的組織工作方面的千百種零星職能分配給屬於各種各樣的階級的單個人去擔任的。缺少專業化是我們技術上的最大缺點之一,對這個缺點,波-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滿。整個事業中的各道「工序」分得愈細,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夠完成這些工序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為職業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愈難「捕捉」所有這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難借小事捕人來製造「案件」,以抵補國庫的「治安」費用。至於那些願意幫助我們的人的數目,我們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來這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為了把這一切零星細小的工作統一起來,為了使運動本身不會因運動職能的分散而分散,為了使履行細小職能的人確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沒有這種信心,他就根本不會進行工作),總之,為了做到這一切,就需要有經過考驗的革命家的堅強組織。在有了這種組織的情況下,這種組織愈秘密,人們對黨的力量的信心就會愈堅定,愈普遍,——而大家知道,在戰爭中最重要的是不僅要使自己的軍隊相信自己的力量,並且還要使敵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們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時可以決定全局。在有了這種建立在穩固的理論基礎上並且擁有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的組織的情況下,就不必害怕大量捲入運動的「局外」人會把運動引入歧途(恰恰相反,正是在現在這種手工業方式盛行的時候,我們看到,倒是有許多社會民主黨人趨向於《信條》的路線,他們不過還自以為是社會民主黨人罷了)。總而言之,專業化必須以集中化為前提,並且絕對需要有集中化。
  • 不僅一般說來革命家落後於群眾的自發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後於工人群眾的自發高潮。這個事實甚至從「實踐」觀點上來看也十分清楚地證明,在討論我們對工人的義務問題時我們往往被賜予的那種「教育」,不僅是荒謬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動的。這個事實說明,我們首要的最迫切的義務,就是幫助培養出在黨的活動方面能夠同知識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們所以要強調在黨的活動方面,是因為在其他各方面雖然也必須把工人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但遠不是這樣容易,遠不是這樣迫切)。因此,我們主要是應當注意把工人提高為革命家,而決不是像「經濟派」所希望的那樣,必須把自己降低為「工人群眾」,或是像《自由》所希望的那樣,必須降低為「中等工人」(在這方面,《自由》已經升到經濟主義「教育」的第二級了)。我決不是否認為工人寫通俗讀物,為特別落後的工人寫特別通俗的(當然不是庸俗的)讀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氣憤的是,人們常常把教育同政治問題、同組織問題混在一起。
  • 為了作好充分的準備來從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應當成為職業革命家。……完全不是「不免要」這樣,而是因為我們落後,因為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的義務是要幫助每一個特別有才能的工人變成職業的鼓動員、組織員、宣傳員、交通員等等。在這方面,我們簡直是在可恥地浪費自己的人才,不會愛惜我們應當精心培育的人才。請看看德國人吧:他們擁有的人才要比我們多一百倍,但是他們非常懂得,並不是經常能從「中等人」中選拔出真正能幹的鼓動員等等的。所以他們總是立即設法為每一個能幹的工人創造條件,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和充分的運用。他們使他成為職業鼓動員,鼓勵他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從一個工廠擴大到整個行業,從一個地方擴大到全國。他在自己的職業中獲得經驗和技能,他擴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識,他親眼看見其他地方和其他政黨的卓越的政治領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這些領袖一樣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眾,又具備新鮮的社會主義信念,同時也具有無產階級在同訓練有素的大批敵人作頑強鬥爭時不能沒有的專業技能。倍倍爾和奧爾一類的人就是這樣並且也只是這樣從工人群眾中選拔出來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裏多半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事情,在我們這裏卻應當由我們的組織來有步驟地進行。凡是有些才幹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動員,都不應當在工廠內做11個小時的工。我們應當設法使他靠黨的經費來維持生活,使他能夠及時地轉入秘密狀態,使他能隨時更換自己的活動地點,否則他就不能獲得豐富的經驗,不能擴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憲兵至少周旋幾年之久。
  • 工人群眾的自發高潮愈廣愈深,他們所能提拔出來的有才幹的人也就愈多,不僅有有才幹的鼓動員,而且有有才幹的組織員、宣傳員以及褒義的「實際工作者」(這樣的實際工作者,在我們那些多半帶有一點俄國式的懶散和呆板的知識分子中是很少見的)。當我們有了受過專門訓練、經過長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當然是「所有各個兵種」的革命家)隊伍的時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戰勝這支隊伍,因為這支由無限忠於革命的人組成的隊伍也一定會獲得最廣大的工人群眾的無限信任。我們真正的過錯,就是我們很少「推動」工人走上與「知識分子」共同的、學習革命專業技能的道路,卻經常用工人群眾和「中等工人」「能夠勝任」什麼什麼的愚蠢議論來把工人拉向後退。
  • 在這幾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樣,組織工作規模狹小,同縮小我們的理論和我們的政治任務,有明顯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絕大多數「經濟派」和新的實際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聯繫。崇拜自發性使人害怕得連一步也不離開群眾「能夠勝任的事情」,害怕升到太高出於簡單地適應群眾目前的直接要求。別害怕,先生們!請記住:我們的組織水平非常低,連我們可能提得太高這種想法都是荒謬的!

(五)「密謀」組織和「民主制」[編輯]

  • 所以,把戰鬥的革命組織看作民意黨人特有的東西,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荒謬的,因為任何革命派別,如果真想作嚴肅的鬥爭,就非有這樣的組織不行。民意黨人的錯誤並不在於他們極力想把一切心懷不滿的人吸收到自己的組織中來,引導這個組織去同專制制度作堅決的鬥爭。恰恰相反,這正是他們偉大的歷史功績。他們的錯誤在於他們依靠的理論,實質上並不是革命的理論,又不善於或者不能夠把自己的運動同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密切聯繫起來。只有絲毫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或者按「司徒盧威主義」來「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認為,群眾性的自發工人運動的發生解除了我們建立一個像土地自由派所擁有的那樣好的或者還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組織的責任。恰恰相反,這個運動正是加給了我們這樣的責任,因為無產階級的自發鬥爭如果沒有堅強的革命家組織的領導,就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階級鬥爭」。
  • 當然,我們一向反對,並且始終都要反對把政治鬥爭縮小為密謀,但是,不言而喻,這決不是否認建立堅強的革命組織的必要性。例如在腳註中提到的那本小冊子裏,除了進行論戰來反對把政治鬥爭歸結為密謀之外,還描繪出了(作為社會民主黨的理想)一種非常堅強的組織的輪廓,這種組織能夠「為了給專制制度以決定性打擊」而採取「起義」以及任何「其他進攻手段」。在專制制度的國家裏,這種堅強的革命組織按其形式來說也可以稱為「密謀」組織,因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動」)一詞相當於俄文的「密謀」,而秘密性是這種組織所絕對必需的。對這種組織來說,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條件,其餘一切條件(如成員人數、成員的挑選、職能等等),都應當同這一條件相適應。因此,害怕別人責備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建立密謀組織,那就未免太幼稚了。這種責備,也像說我們是「民意主義」的那種責備一樣,是每個反對「經濟主義」的人都應當引以為榮的。
  • 對於這一點,我們的回答是:抽象地說,當然不能否認戰鬥組織可能會去作輕率的戰鬥,這可能會遭受在另外一種條件下決不是不可避免的失敗。但是在這樣的問題上決不能只作抽象的推測,因為任何一次戰鬥抽象地說都有失敗的可能性,而除了有組織地準備戰鬥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減少這種可能性。只要我們把問題提到現代俄國條件這個具體基點上,就會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正是為了使運動具有穩固性,防止輕率進攻的可能性,才絕對需要一個堅強的革命組織。
  • 只有集中的戰鬥組織,堅定地實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並能滿足所謂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組織,才能使運動不致舉行輕率的進攻而能準備好有把握取得勝利的進攻。
  • 每一個人大概都會同意「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以下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第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沒有公開性而談民主制是很可笑的,並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僅限於對本組織的成員。我們稱德國社會黨組織為民主的組織,因為在德國社會黨內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甚至黨代表大會的會議也是公開的;然而一個對所有非組織以內的人嚴守秘密的組織,誰也不會稱之為民主的組織。試問,既然「廣泛民主原則」的基本條件對秘密組織來說是無法執行的,那麼提出這種原則又有什麼意思呢?這樣,「廣泛原則」只不過是一句響亮的空話。不僅如此,這句空話還證明人們完全不了解目前組織方面的迫切任務。大家知道,在我們這裏,在「廣大的」革命者中間流行的那種不守秘密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
  • 關於民主制的第二個標誌即選舉制,情況也並不見得好些。這個條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中是不成問題的。……大家都知道,某個政治活動家起初做過什麼,後來又經歷過什麼變化;他在困難時候表現得怎樣,他的品質一般說來又是如何,因此,全體黨員自然都能胸中有數地決定是否選舉這個活動家來擔任黨的某種職務。對於黨員在政治舞台上的一舉一動進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監督,就可以造成一種能起生物學上所謂「適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動機制。完全公開、選舉制和普遍監督的「自然選擇」作用,能保證每個活動家最後都「各得其所」,擔負最適合他的能力的工作,親身嘗到自己的錯誤的一切後果,並在大家面前證明自己能夠認識錯誤和避免錯誤。
  • 只要稍微考慮一下《工人事業》所講的那些響亮詞句的真正意義,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專制制度下,在流行由憲兵來進行選擇的情況下,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制」只是一種毫無意思而且有害的兒戲。說它是一種毫無意思的兒戲,是因為實際上任何一個革命組織從來也沒有實行過什麼廣泛民主制,而且無論它自己多麼願意這樣做,也是做不到的。說它是一種有害的兒戲,是因為貫徹「廣泛民主原則」的嘗試,只會便於警察進行廣泛的破壞,永遠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業方式,轉移實際工作者的視線,使他們放棄把自己培養成職業革命家這種重大的迫切任務,而去擬定關於選舉制度的詳細的「紙上」章程。
  • 說它不體面,是因為這是一種蠱惑人心的手段,利用一部分人愛慕虛榮,一部分人不熟悉我們運動的實際情況,一部分人缺乏修養和不熟悉革命運動的歷史來投機取巧。我們運動中的活動家所應當遵守的唯一嚴肅的組織原則是:嚴守秘密,極嚴格地選擇成員,培養職業革命家。只要具備這些品質,就能保證有一種比「民主制」更重要的東西,即革命者之間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這種更重要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在我們俄國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監督來代替它的。如果以為無法實行真正「民主的」監督,就會使革命組織的成員成為不受監督的人,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沒有時間去考慮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們所構成的狹小的核心內部的民主制)的兒戲形式,但他們非常真切地感覺到自己的責任,並且他們從經驗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組織是會用一切辦法來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
  • 作者在這裏寫道,英國工人在他們的工會存在的初期曾認為,民主的必要特徵就是要由大家來擔負工會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僅一切問題要由全體會員表決,並且工會的職位也要由全體會員輪流擔任。只有通過長期的歷史經驗,工人才懂得這樣一種民主觀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須成立代表機關和設置專職人員。只有工會的錢庫遭到幾次破產,工人才懂得,所交會費和所得津貼之間的比例問題不能單用民主表決來決定,還要徵求保險業專家的意見。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編輯]

  • 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的相互關係問題。有人擔心:建立集中化的組織,會不會使重心從地方工作轉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這會不會削弱我們同工人群眾的聯繫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動工作的穩定性,從而使運動受到損失呢?我們回答說:近年來我們的運動恰恰是由於地方活動家過分埋頭於地方工作而受到損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轉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絕對必要的;這種轉移不會削弱,而會既加強我們的聯繫的牢固性又加強我們的地方鼓動工作的穩定性。
  • 假使把所有的地方機關報加在一起,那麼大致說來每月只出一號。這難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們的手工業方式嗎?這難道不是明顯地說明我們的革命組織落後於運動的自發高潮嗎?假使同樣多號數的報紙不是由各個分散的地方團體而是由統一的組織來出版,那麼我們就不僅可以節省大批人力,並且可以使我們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穩定性和繼承性。但無論是幾乎專為地方機關報積極工作的實際工作者(可惜,直到現在多半還是這樣),還是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唐·吉訶德精神的政論家,都往往忽略這個簡單的道理。
  • 這種經驗證明: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地方報紙往往在原則上不堅定,在政治上無意義,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價太高,在技術方面絲毫不能令人滿意(我指的當然不是印刷的技術,而是出版的次數和定期性)。所有這些缺點都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分散狀態的必然結果,這種分散狀態一方面是地方報紙在這個時期中佔優勢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又靠這種優勢而得以維持下去。單個的地方組織簡直無力保證自己的報紙具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機關報的高度,無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來說明我國的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國家裏,通常主張必須出版許多地方報紙,理由是報紙由地方工人印刷,價格便宜,並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為當地居民提供消息,而在我們俄國,正像經驗所證明的那樣,這種理由卻成了反對地方報紙的根據。地方報紙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價太高,出版次數又特別少,其原因很簡單:辦秘密報紙,無論規模多麼小,總要有龐大的秘密機構,而這種機構又需要有工廠大工業,因為在手工作坊中是產生不出這種機構來的。秘密機構的原始性,往往(每個實際工作者都知道許多這樣的實例)使警察利用一兩號報紙的出版和散發就造成大規模的破壞,結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精光,使我們不得不再從頭開始。良好的秘密機構,要求革命家有很好的專業訓練和極嚴格的分工,而這兩個要求對於單個的地方組織來說,無論當時力量多麼強也是根本辦不到的。不要說我們整個運動的總的利益(對工人進行原則堅定的社會主義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專門的地方利益,也不是地方機關報能夠給予更好照顧的。這乍看起來似乎不合情理,但實際上我們上面指出的那兩年半的經驗已十分確鑿地證明了這一點。
  • 所以,那些自以為特別接近實際工作者的政論家實際上對實際工作起着不好的作用,他們看不見這種虛幻性,卻用一種極其廉價和極其空洞的議論來支吾搪塞,說什麼需要有地方報紙,需要有地區報紙,需要有全俄報紙。當然,一般說來,所有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決具體的組織問題,也就需要想一想環境和時間的條件。……如果真是每個地方組織都來創辦本地的報紙,那就會使我們的手工業方式永世長存了!這種分散狀態會使我國的憲兵輕而易舉地——不費「稍大的」力氣就在地方活動家一開始活動時把他們抓走,而不等他們發展成為真正的革命家!
  • 在承認工廠揭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方面,我們並不亞於任何人,可是要記住,我們現在已經弄到這種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讀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報》上的彼得堡通訊時也都感到枯燥無味了。為了在各地進行工廠揭露工作,我們一向都印發傳單,並且將來也一直要印發,但是報紙這種出版物,我們應當把它提高,而不應當把它降低到工廠傳單的水平。我們在「報紙」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瑣事」,而是工廠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點,這種揭露用的是特別突出的事例,所以它們能夠使全體工人和所有領導運動的人都感興趣,能夠真正豐富他們的知識,擴大他們的眼界,能夠促使新的地區和新的行業的工人覺醒起來。
  • 但是,如果十個地方組織聯合起來,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積極籌辦一個共同的報紙,那就可以把全俄各地發生的一些並非瑣事而是真正突出的典型的醜惡現象每兩星期「揪住」一次。這是任何一個熟悉我們各地組織實際情況的人都不會懷疑的。至於要在犯罪的現場揪住敵人,假如說的是正經話而不是譁眾取寵,那就根本不是秘密報紙所能做到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只有通過暗中散發傳單才可以做到,因為要做到在現場揪住的最長期限往往是不超過一兩天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罷工,或工廠中的格鬥,或遊行示威等等)。
  • 可是,只有善良的願望是不夠的。為了使說明城市情況的工作的方向適應我們的整個工作,首先就要把這個方向全部擬定出來,不僅要通過議論,而且要通過大量實例把這個方向明確地規定下來,使它成為牢固的傳統。我們現在還遠沒有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卻首先需要做到,然後才能想到和談到廣泛的地方報刊的問題。
  • 要在報紙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冊子上)談城市和國家的情況,就需要有新鮮的、各方面的、由能幹的人收集並整理過的材料。而為了收集和整理這樣的材料,靠那種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兒戲作為消遣的原始小組所實行的「原始的民主」,當然是不夠的。為此就需要有專門的作家、專門的通訊員組成的大本營;需要有社會民主黨人記者組成的大軍,這些記者到處建立聯繫,善於打聽到各種各樣的「國家機密」(俄國官吏常以知道這些機密自傲,並且隨便泄露出去),善於鑽到各種各樣的「幕後」,——需要有「因職務關係」而必須無孔不入和無所不知的人所組成的大軍。我們這個反對任何經濟、政治、社會和民族壓迫的黨,能夠而且應當去尋找、召集、訓練、動員並調動這支無所不知的人所組成的大軍去作戰,——但這一切都還是有待於我們去做的事!我們在絕大多數地方不僅在這一方面沒有採取任何步驟,甚至常常沒有認識到這樣做的必要性。如果你們到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報刊上去找找有關我國外交、軍事、教會、市政、金融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種大小事情的生動有趣的論文、通訊和揭露文章,那麼你們會發現幾乎根本沒有,或者說是絕無僅有。
  • 地方報刊比中央報刊佔優勢,這既可以是貧乏的表現,也可以是富裕的表現。當運動還沒有創造出從事大生產的力量時,當運動還拘泥於手工業方式,還幾乎完全沉溺於「工廠生活瑣事」中的時候,這就是貧乏的表現。而當運動已經完全能夠執行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動的任務,因而除了中央機關報之外,還需要有許多地方機關報的時候,這就會是富裕的表現。現在我們的地方報紙佔優勢的情況究竟表明什麼,讓每個人自己去解答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結論確切地表述出來,以免引起誤解。我們的大多數地方組織到現在為止還都是幾乎只想到地方機關報,幾乎專為地方機關報積極工作。這是不正常的。應當恰恰相反:大多數地方組織主要應當想到全俄機關報,主要應當為全俄機關報工作。在沒有做到這一點以前,我們就辦不成任何一家多少能夠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動來真正為運動服務的報紙。而如果這一點做到了,必要的中央機關報同必要的地方機關報之間的正常關係也就自然會建立起來。
  • 我們已經多次指出:經濟鬥爭是一種工會鬥爭,因此它要求按工人的職業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點聯合起來。我國的企業主愈是迅速地聯合成各種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這種職業性聯合也就愈加迫切需要。我們的分散狀態和手工業方式直接妨礙着這種聯合,而為了這種聯合就必須有能夠領導全俄一切工會的全俄統一的革命家組織。
  • 在每個社會民主黨報紙上都應當有工會鬥爭(經濟鬥爭)欄,這未必有誰會懷疑。但是工會運動的發展,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會報刊的問題。然而我們覺得,除了極少的例外,在俄國暫時還談不到工會報紙的問題。這是一種奢侈品,而我們往往連餬口的麵包都沒有。在我國,適合於秘密工作條件並且現在就很需要的工會報刊形式,應當是工會小冊子。在這種小冊子裏,應當把公開的和秘密的材料,如有關本行業的勞動條件,本行業的勞動條件在俄國各地的區別,本行業工人的主要要求,本行業的立法的各種缺點,本行業工人的經濟鬥爭中的突出事件,他們的工會組織的萌芽、現狀和需要及其他等等問題的材料,都收集起來,並加以系統整理。這種小冊子,第一,能使我們的社會民主黨報刊不必登載許多只能引起某一行業工人注意的工會的詳細情況;第二,這種小冊子能把我們的工會鬥爭的經驗的結果記載下來,能把收集起來的、現在可以說散見於大量的傳單和片斷通訊中的材料保存下來,並且加以概括;第三,這種小冊子能成為鼓動員的一種工作指南,因為勞動條件的變化是比較緩慢的,某一行業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穩定的(請比較一下1885年莫斯科地區紡織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地區紡織工人的要求),這種要求和需要匯集起來,在若干年內都可以成為在落後的地區或落後的工人階層中進行經濟鼓動的很好的參考材料;一個地區罷工取得勝利的例子,一個地區生活水平較高、勞動條件較好的材料,都能鼓勵別的地方的工人去進行一次又一次的鬥爭;第四,社會民主黨如果最先擔負起推廣工會鬥爭的責任,從而使俄國工會運動同社會主義的聯繫鞏固起來,它就會同時注意使我們的工聯工作在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工作中所佔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

五 全俄政治報「計劃」[編輯]

(一)誰因《從何着手?》一文而生氣了?[編輯]

  • 如果因為有人想把地方活動家提高到更廣泛的見解、任務、計劃等等的水平上來而要加以反駁,並不只是由於認為這種見解不正確,而是由於對別人「要」「提高」我們而感到「生氣」,——試問,這樣我們的黨還能夠發展,能夠前進嗎?要知道,爾·納傑日丁也曾經「大罵」我們的計劃,然而他並沒有墮落到採用不能單用政治見解幼稚或膚淺來解釋的蠱惑手段,他從一開始就堅決排斥所謂「監督黨」的罪名。因此,我們可以並且應當從實質上來回答爾·納傑日丁對於計劃所作的批評,而對於《工人事業》,那只能表示鄙視。
  • 我們現在就可以向大家清楚地表明,這種空談「廣泛民主制」的時髦詞句究竟是什麼貨色。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忽略了各個委員會,說我們希望或試圖把它們趕入陰間等等。既然按保密條件,幾乎任何一件涉及我們同各個委員會之間的真實關係的事實都不能向讀者說明,試問我們該怎麼來回答這種責難呢?那些信口提出刻薄的、能夠刺激群眾的責難的人,居然走到我們前面去了,這只是因為他們肆無忌憚,因為他們無視革命者的責任是必須把自己所保持的、建立的或力圖建立的那些關係和聯繫都小心翼翼地隱蔽起來。當然,我們永遠不會在「民主制」方面去同這幫人競爭。
  • 所以,第一步工作應當是邀請所有的委員會及其他一切組織來支持恢復起來的共同的機關報,這個機關報將通過實際的聯繫把所有的委員會真正連在一起,並真正培養出一個領導整個運動的領導者集團,而一旦這樣一個由各委員會所建立的集團充分成長和鞏固起來,各委員會和黨也就能很容易把它變成中央委員會了。可是,代表大會由於發生一系列的破壞事件而沒有召開,這個報告也由於考慮到保密而銷毀了,讀到這個報告的只有很少幾位同志,其中包括一個委員會的幾位全權代表。
  • 其實,我們正是根據各委員會的再三請求才向它們作報告說必須採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計劃的。我們在寄給《工人報》的文章以及提交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詳細訂出了這個計劃,正是為了黨的組織,並且我們這樣做,也是根據那些在黨內極有影響的、擔負着倡導恢復(事實上恢復)我們黨的責任的人們提出的請求。只是在黨組織和我們一同正式恢復黨中央機關報的兩次嘗試都遭到失敗以後,我們才認為自己真正有責任創辦一個非正式的機關報,以便同志們在作第三次嘗試時有相當的實驗結果可以參考,而不只是憑空推測。

(二)報紙能不能成為集體的組織者?[編輯]

  • 近幾年來,我們的所謂有知識的工人也「幾乎只是進行經濟鬥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要我們不幫助有知識的工人和知識分子把自己培養成政治鬥爭的領導者,群眾就永遠也學不會進行政治鬥爭;而為了培養出這種領導者,又只有通過經常不斷地隨時估計我國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計各個階級由於各種原因而進行抗議和鬥爭的一切嘗試才能做得到。
  • 在這種情況下,也就只能這樣來「着手」工作,即首先促使人們想到這一切,促使人們來歸納和綜合所有一切風潮和積極鬥爭的表現。在當前社會民主黨的任務被降低的條件下,「生動的政治工作」也只能從生動的政治鼓動着手,而生動的政治鼓動又非有經常出版並且正常發行的全俄報紙不可。
  • 《火星報》上說過,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即隨時都準備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發動的革命組織)得以不斷發展、加深和擴大的一條基線。當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見的巨大建築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頭的時候,總要拉一根線來幫助找准砌石頭的位置,指明整個工程的最終目標,不僅使每一整塊石頭而且使每一小塊石頭都能用得上,使它們相互銜接起來,形成完整而統一的大廈的輪廓,請問,這算不算是「紙上的」事情呢?目前我們黨的生活的狀況,豈不正是既有石頭,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條使大家都能看得見、都可以遵循的引線嗎?讓他們去叫喊,說我們拉一條引線就是想發號施令吧!先生們,假使我們真想發號施令,那我們就不會寫成「《火星報》創刊號」,而會寫成「《工人報》第3號」了,正如有些同志曾經勸我們這樣做的,並且我們在上面講的那些事情發生後本來是有充分理由這樣做的。但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希望不受束縛地同一切假社會民主黨人作不調和的鬥爭;我們希望我們的引線(如果這條引線拉得正確的話)受到人們尊重是因為它拉得正確,而不是因為它是由一個正式的機關報拉的。
  • 另一個比喻:「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就後一點來說,可以把報紙比作腳手架,……這豈不像文人,即脫離實際工作的人在誇大自己的作用嗎?腳手架對於住房本身並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來的,使用的時間不長,只要建築物大體完成,就會扔到爐子裏去燒掉。至於革命組織的建築問題,那麼經驗證明,有時候即使沒有腳手架,也能夠把它建築成功,70年代的情況就是一個證明。但是現在,我們沒有腳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們所需要的房屋。
  • 即使創辦「廣泛的地方報刊」能夠做得比較令人滿意(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除了極個別的特殊情況外,這是不可能做到的),這些地方機關報也還是不能把革命家的一切力量「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去對專制制度發動總攻擊,去領導統一的鬥爭。不要忘記,這裏所談的只是報紙的「集合」作用,組織作用,所以我們也可以請維護分散狀態的納傑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個諷刺性問題:「我們有沒有從什麼地方得到過20萬個革命組織人才這種遺產呢?」其次,決不能把「準備遊行示威」同《火星報》的計劃對立起來,因為這個計劃正是把最廣泛的遊行示威當作目標之一;而問題卻在於選擇實踐手段。在這裏,納傑日丁又弄糊塗了,他看不到只有已經「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的軍隊才能「準備」遊行示威(遊行示威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都是完全自發地進行的),而我們現在正是不善於去集合和組織。「在失業工人中進行工作」,這也同樣是糊塗觀念,因為這個工作也是已經動員起來的軍隊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是動員軍隊的計劃。納傑日丁在這裏怎樣忽視我們的分散狀態和缺乏「20萬個人才」所造成的危害,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出。許多人(包括納傑日丁)責備《火星報》,說它很少登載有關失業工人的消息,說它只是偶爾登載一些農村生活中最平常的現象的通訊。這種責備是正確的,但是《火星報》在這方面真是「無辜的罪人」。我們極力想「把引線拉到」農村去,但是那裏幾乎根本沒有石匠,於是我們只好鼓勵每一個即使只能告訴我們一些平常事情的人,希望這樣會增加這方面的撰稿人數,而最後總可以教會我們大家來選擇真正突出的事實。但是可供學習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把全俄各地獲得的材料綜合起來,那就完全沒有什麼可供學習的東西。毫無疑問,多少具有像納傑日丁那樣的鼓動才能和熟悉遊民生活的人,是能通過他在失業工人中進行的鼓動來為運動作出無可估量的貢獻的,但是這樣的人如果不設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訴全體俄國同志,從而教育那些大部分還不會從事新的工作的人,給他們做出榜樣,那他就是埋沒了自己的才能。
  • 現在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地都在談論統一的重要性,都在談論「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的必要性,但是人們對於究竟應當從何着手和怎樣進行統一這件事卻往往沒有任何明確的觀念。想必大家都會同意:如果我們要把一個城市中各單個小組,比如說各區的小組「統一起來」,那就需要有共同的機構,這就是說,不僅極有「聯合會」這個共同的名稱,並且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換材料、經驗和人員,不僅按區來分配任務,而且要按全城各種專業工作分配任務。每個人都會同意,巨大的秘密機構所要花的「本錢」(當然是既指物力又指人力)不是一個區可以支付得了的(假使可以用商業用語來表達的話),同時,專家的才能在這樣狹小的場所也是無法施展的。幾個城市聯合起來的情況也是如此,因為即使是像單個地區這樣的場所也顯得過分狹窄,而且在我們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史上已經出現過這樣的情況。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用政治鼓動和組織工作方面的例子詳細地證明過了。必須,絕對必須而且首先必須擴大這個場所,在經常的共同工作的基礎上來建立城市之間的實際聯繫,因為分散狀態壓制着人們,使他們「好像是坐井觀天」(用寄給《火星報》的一封信的作者的說法),不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知道向誰去學習,不知道怎樣獲得經驗,怎樣滿足廣泛開展活動的願望。
  • 每一次發動,每一次遊行示威,都會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評價和討論,都會使大家不願意落後於別人而要求比別人做得更好(我們社會黨人並不籠統反對任何競賽,任何「競爭」!),自覺地準備那種在第一次是自發地發生的行動,利用當地或當時的有利條件來改變進攻計劃等等。同時,地方工作的這種活躍也就不會造成現在常見的情況,即每舉行一次遊行示威或每出版一號地方報紙,都會使所有的力量緊張到「拼死拼活的」地步,都會使所有的人去擔風險。這是因為一方面,警察機關不知道「根子」在什麼地方,想找到「根子」要困難得多;另一方面,經常的共同工作能訓練人們習慣於使每一次進攻的力量同整個軍隊中的這支部隊的實力相適應(現在,幾乎誰也沒有想到過這樣做,因為進攻十之八九都是自發的),不僅便於從其他地方「調來」書刊,而且也便於「調來」革命力量。
  • 現在這些力量在狹隘的地方工作上往往消耗殆盡,而那時就有可能並且常常有機會把比較有才幹的鼓動員或組織員從甲地調到乙地。人們起初是為了黨的事務,用黨的經費作短途來往,以後他們就會習慣於完全由黨供給,變成職業革命家,把自己培養成為真正的政治領袖。
  • 如果我們真能使所有的或絕大多數的地方委員會、地方團體和小組都來積極從事共同的事業,那麼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創辦一個周報,每期出版數萬份,定期在全俄各地發行。這種報紙就會成為巨大的鼓風機的一部分,這個鼓風機能夠使階級鬥爭和人民義憤的每一點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這個本身還很平常、還很細微、但是連續進行的真正共同的事業周圍,就會經常不斷地挑選和訓練出一支由久經考驗的戰士組成的常備軍。在這個共同組織的建築物的腳手架上,很快就會從我們的革命家中間湧現出和提拔出一些社會民主黨的熱里雅鮑夫,從我們的工人中間湧現出和選拔出一些俄國的倍倍爾,他們會率領已經動員起來的軍隊,喚起全體人民去剷除俄國的恥辱和禍害。

(三)我們需要什麼樣式的組織?[編輯]

  • 奇怪的邏輯!正因為「群眾不是我們的」,所以現在高喊「衝擊」是不聰明和不恰當的,因為衝擊是常備軍的攻擊,而不是群眾自發的爆發。正因為群眾可能擾亂和排擠常備軍,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極有條理的組織性灌輸」到常備軍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來得及」趕上自發的高潮,因為我們愈能「來得及」灌輸這種組織性,就愈能使常備軍不被群眾所擾亂,而走在群眾前面,領導群眾。納傑日丁所以糊塗,是因為他以為這種有條理地組織起來的軍隊所從事的是一種使它脫離群眾的工作,而事實上,它所從事的卻正是一種非常全面的無所不包的政治鼓動,也就是一種使群眾的自發的破壞力量同革命家組織的自覺的破壞力量接近起來並融為一體的工作。先生們,你們真是嫁禍於人,因為正是由於「自由社」把恐怖手段寫在綱領中,這也就是在號召建立恐怖派的組織,而這種組織確實會使我們的軍隊不去同群眾接近,可惜這些群眾還不是我們的,可惜他們還不向我們請示或者很少向我們請示什麼時候和怎樣開始軍事行動。
  • 最不會把革命錯過去的,正是像《火星報》那樣把全民政治鼓動放在自己全部綱領、策略和組織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從事編織以全俄報紙為中心的組織網的那些人,不僅沒有把春季的事件錯過去,反而使我們能預料到這些事件。《火星報》第13號和第14號上所記載的那些遊行示威,他們也沒有錯過。恰恰相反,他們參加了這些遊行示威,他們明確意識到自己有義務去幫助群眾的自發高潮,同時用報紙來幫助所有的俄國同志去了解這些遊行示威並利用它們的經驗。只要他們活着,他們就不會把革命錯過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們善於進行鼓動,要我們善於支持(以社會民主黨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議,善於指導自發的運動,使之既不為朋友的錯誤所干擾,又不中敵人的詭計!
  • 於是我們就講到了最後一個理由,這個理由使我們特別堅決主張圍繞全俄報紙即通過一齊為共同的報紙而努力的辦法來建立組織的計劃。只有這樣來建立組織,才能確保社會民主黨的戰鬥組織所必需的靈活性,即能夠立刻適應各種各樣迅速變化的鬥爭條件,善於「一方面在敵人把全部力量集中於一點的時候避免同這個占絕對優勢的敵人公開作戰,另一方面又利用這個敵人的遲鈍,在他最難料到的地點和時間攻其不備」。專為應付爆發和街頭鬥爭,或者專為應付「平凡的日常鬥爭進程」來建立黨的組織,那是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時刻進行我們的日常工作,同時又應當時刻準備着應付一切情況,因為爆發時期和平靜時期的交替往往是幾乎無法預料的,而在可能預料的場合,也不能利用這種預料來改造組織,因為這種交替在專制制度的國家裏發生得異常迅速,有時竟會由於沙皇的揚尼恰爾一個晚上的襲擊而發生。並且也決不能把革命本身想像為單一的行動(顯然,納傑日丁之流就是這樣想像的),而應當看作是比較激烈的爆發和比較沉寂的平靜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過程。因此,我們黨組織的活動的基本內容,這種活動的中心,應當是不論在最激烈的爆發時期,還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靜時期都可能進行又必須進行的工作,這就是闡明實際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廣大群眾並在全俄範圍內統一進行的政治鼓動工作。在當前的俄國,沒有一個經常出版的全俄報紙,要進行這種工作是不可想像的。在這個報紙周圍自然地形成起來的組織,由這個報紙的同事(按這個詞的廣義來說,即指一切為這個報紙工作的人)構成的組織,就會真能應付一切:從在革命最「低沉」的時期挽救黨的名譽、威望和繼承性起,一直到準備、決定和實行全民武裝起義。
  • 事實上,可以想一想我們時常遇到的在一個地方或幾個地方全部遭到破壞的情況。在所有的地方組織缺乏一種共同的經常工作時,這樣的破壞事件往往會使工作中斷好幾個月。如果所有的組織有了一種共同的工作,那麼即使遭到最嚴重的破壞,也只要有兩三個有幹勁的人進行幾個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組同總的中心取得聯繫,大家知道,這種青年小組甚至目前也在很迅速地產生;而當這種共同事業雖然遭到破壞,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時候,新的小組就會更加迅速地產生,並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心取得聯繫。
  • 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義。現在大概所有的人都會同意:我們應當考慮起義並且準備起義。但是怎樣準備呢?當然不能由中央委員會指定代辦員到各地去準備起義!即使我們已經有了中央委員會,那它在俄國目前的條件下採用這種指定辦法,也不會得到絲毫結果的。相反,在創辦和發行共同的報紙的工作過程中自然形成起來的代辦員網,卻不需要「坐待」起義的口號,而會進行那種保證它在起義時最可能獲得成功的經常性工作。正是這種工作會鞏固同最廣大的工人群眾及一切不滿專制制度的階層的聯繫,而這對於起義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這種工作的基礎上會培養出一種善於正確估計總的政治形勢,因而也就善於選擇起義的適當時機的能力。正是這種工作會使所有的地方組織都習慣於同時對那些激動整個俄國的同樣的政治問題、事件和變故作出反應,並且儘可能有力地、儘可能一致地和適當地對這些「變故」作出回答,而事實上起義也就是全體人民對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適當的「回答」。最後,正是這種工作會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組織都習慣於彼此發生一種能使黨在實際上統一起來的最經常而又最秘密的聯繫,而沒有這種聯繫,就不可能集體討論起義計劃,不可能在起義前夜採取應該嚴守秘密的必要的準備措施。
  • 總而言之,「全俄政治報計劃」不但不是沾染了學理主義和文人習氣的人脫離實際工作的產物(就像那些對它沒有很好考慮的人所認為的那樣),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從各方面立刻開始準備起義、同時又絲毫不忘記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實的計劃。

結束語[編輯]

  • 第一個時期包括大約十年,大致是1884-1894年。這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綱領產生和鞏固的時期。當時俄國擁護新派別的人還寥寥無幾。社會民主黨是在沒有工人運動的條件下存在的,它作為一個政黨當時還處在胚胎發育的過程中。
  • 第二個時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1898年。這時,社會民主黨已經是作為社會運動,作為人民群眾的高潮,作為政黨出現了。這是它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知識分子普遍地熱衷於反民粹派的鬥爭,紛紛到工人中去,工人普遍地熱衷於罷工,這就像流行病迅速蔓延一樣。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因為年輕,他們對實際工作缺乏修養,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但他們的工作範圍大都是很廣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開始具有革命思想,是同民意黨人一樣的。他們在青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熱烈地崇拜過從事恐怖活動的英雄。當時要拋棄這種英雄傳統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須進行鬥爭,而且必須同那些始終忠於「民意黨」而深受年輕的社會民主黨人敬重的人決裂。鬥爭迫使人們學習,閱讀各種派別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義的問題。在這個鬥爭中訓練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參加到工人運動中去,他們「一分鐘也」沒有忘記啟發他們的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1898年春黨的成立,是這一時期社會民主黨人所做的最突出的、同時也是最後的一件事情。
  • 第三個時期(1898-?),我們已經看到,是在1897年就開始準備的,而在1898年完全代替了第二個時期。這是混亂、瓦解和動搖的時期。人在少年時期,嗓子要發生變化。同樣,俄國社會民主黨在這個時期,嗓子也發生了變化,它發出一種假嗓,這種假嗓一方面出自司徒盧威和普羅柯波維奇、布爾加柯夫和別爾嘉耶夫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爾·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後退卻的只是領導者,而運動本身還是繼續發展,大步向前邁進。無產階級的鬥爭把愈來愈多的工人階層卷進來了,並且擴展到整個俄國,同時,又間接地促使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的民主精神活躍起來。但是領導者的自覺性卻在廣泛的強大的自發高潮面前屈服了;這時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佔優勢的已經是另外一批活動家,他們幾乎純粹是靠「合法」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培養出來的,而群眾的自發性要求他們具備的自覺性愈高,這樣的書刊也就愈顯得不足。領導者不僅在理論方面(「批評自由」)和實踐方面(「手工業方式」)都落在後面,並且還企圖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為自己的落後辯護。社會民主主義被合法書刊上的布倫坦諾派和秘密書刊上的尾巴主義者降低為工聯主義。
  • 第三個時期什麼時候完結,第四個時期什麼時候開始(不管怎樣,現在已經有許多徵兆預示着它的到來),我們還不知道。這裏我們已經從歷史的領域轉入現在的、一部分是將來的領域。但是我們堅信,第四個時期一定會使戰鬥的馬克思主義鞏固起來,俄國社會民主黨一定會渡過危機而變得更加堅強和更加壯大,機會主義者的後衛隊一定會被最革命的階級的真正的先進部隊所「代替」。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