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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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

艾瑞克·約翰·歐內斯特·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年6月9日—2012年10月1日),英国的左派歷史學者。

語錄[编辑]

  • 歷史可以評斷我的政治信念,讀者可以評斷我的書籍,我所追尋的是對歷史的認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認可或同情。
  • ……我想要提醒你們,也是當初我開始在大學教書時,人家所提醒我的。我的老師告訴我:「你在這裡的目的,是為了那些無法像你這般優秀的學生。他們的資質平庸,想法並不有趣,而且他們待在第二流的班級裡也沒有辦法聽到什麼有啟發的東西,因此他們寫出來的考卷也會千篇一律。相對地,教第一流的學生是一種享受,但是他們自己會照顧自己,因此那些不是第一流學生的孩子才是真正需要你的人。」這段話不只可以用在大學,還可以用在全世界。政府、經濟、學校以及社會的一切,都不是為了少數的特權階級的利益而存在的,而是一般大眾。他們不是特別聰明或有趣(除非,我們與其中一人墜入情網),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不成功或註定不會成功----簡單說吧,就是平凡無奇。在歷史上,這樣的人往往在脫離他的社群之後,在歷史檔案上只剩下了生日、配偶和死亡時間。然而,一個社會值得讓人在其中生活,就在於這些人才是社會的主角,而不是有錢人、聰明人或天才。不過,一個值得生活的社會也要提供空間給這群少數族群安身。所以,這個世界的存在並不是為了某個人的利益,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光想我們自己的利益。如果我們的世界真成了專為特權設想,而且人人為己的世界, 那麼這個世界絕不會是個好世界,它也絕不可能長久。

鳥瞰這個世紀[编辑]

  • 過去的一切,或者説,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毁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斷絕的現象,可説是二十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1]:18
  • 蘇聯帝國落幕之際,眾家新聞人員及評論大家紛紛意識到「一段歷史就此告終」;其實他們都錯了。更正確的説法,應該如下:在本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之際,那段由石器時代揭起序幕的一頁七、八千年人類歷史,至此終於告一段落。因為截至當時為止,絕大多數人類都係以農牧為生,這段漫長的農牧年月,到此總算落幕。[1]:27
  • 「短促的二十世紀」,不似「漫長的十九世紀」;後者是一段看來如此,事實上也幾乎不曾中斷的長期進步時期,亦指無論物質、知識、道德各方面,文明生活的條件都在不斷改善之中。反之,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原本在已開發國家及中產階級環境裡視為常態的生活水準(而且當時的人極有信心,認為這種生活條件,也正往落後地區及較不開化的人口擴散之中),卻出現異常顯著的退化徵候。[1]:33

全面戰爭的時代[编辑]

  • 但是世界愈來愈殘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於戰爭「民主化」的奇怪現象。全面性的衝突轉變成「人民的戰爭」,老百姓已經變成戰略的主體,有時甚至成為主要的目標。現代所謂的「民主化戰爭」,跟民主政治一樣,競爭雙方往往將對手醜化,使其成為人民恨惡,至少也是恥笑的對象。過去由專業人士或專家執行的戰鬥,彼此之間都還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較遵守遊戲規則,甚至還保有幾分騎士精神,如果雙方社會地位相類,更是如此。過去雙方動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規則,在兩次大戰戰鬥機駕駛員的身上,我們依稀可見這種古風。[1]:82-83
  • 戰爭變得愈加殘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戰爭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殺人行動,如今變成一個按鈕或開關即可解決的遙遠事件。……這真是我們這個世紀最殘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個人感情,全然組織化、例行化,遙遠地執行殘忍的暴行,有時候甚至可以解釋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實在可痛復可哀。[1]:83-84

經濟大恐慌[编辑]

  • 古典經濟學説以為,消費需求下降,連帶使得實際消費減少,此時利率必將隨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剛好滿足了刺激投資之所需。因此,因消費需求而減少而留下來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資方面的增加而補足。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經濟上的現實,實在很難令人繼續相信這種理論了。失業率直線上升,自由派經濟的舊論卻認為,興建公共工程,並不能真正提高就業的比率(英國財政部即持此論)。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照樣可以制造同額的就業。可是,現在這番話似乎説不通了。也有經濟學家主張,任由經濟自行發展,干涉愈少愈好。有的政府則直覺以為,除了緊縮通貨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堅守正統的財政手段,平衡預算,縮減支出。這些做法,顯然也無濟於事。事實上,蕭條持續之下,另有許多學者——包括當時即大力抗辯,並在日後四十年中影響最著的一代經濟學家凱因斯在內——都認為傳統的放任政策,只會使情況愈加惡化。[1]:159-160
  • 而且不管怎麼説,一旦社會經濟愈來愈接受大型企業控制,「完全競爭」已經完全失去意義。[1]:160

冷戰年代[编辑]

  • 迷茫之中,似乎只有一事確鑿,再也無可逆轉:那就是自冷戰肇始,世界經濟遭遇的萬般變局,連帶著受影響的人類社會,變化之深,史無前例。影響所及,徹底改變了世貌人情,再也不可能幡然回頭了。[1]:392

黃金年代[编辑]

  • 資本主義本身的改變,促成了一種「混合式經濟制度」的出現,使得國家更易進行現代化經濟事務的計畫與管理,同時也相對地大大推動了需求的增加。戰後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範例,往往是一連串由政府支持、監督、引導,有時甚而由政府主動計畫、管理的工業化發展的故事。這一類由政府主導的成功事例涵蓋全球,從歐洲的法國、西班牙,一直到遠東的日本、新加坡、南韓皆是——例外情況少之又少(如香港)。在此同時,各國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於全面就業的達成,並設法盡量減低社會上生活的不平等,亦即全力保障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制度的實行。經由以上這兩項政治承諾,奢侈類產品打開了大量消費的市場,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必需品。[1]:411
  • 在經濟上,如此小國勢將對跨國性的經濟實體倚賴更重,而後者對經濟事務的影響多年來更是有增無減。對於這些巨大的多國性公司而言,一個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運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個充滿著侏儒小國或根本不成其國的世界。[1]:430-431

社會革命——一九四五到一九九〇[编辑]

  • 對於計畫人士及政府中人來説,現代經濟對行政人員、師資,及技術專家的需求量,自然遠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為高。這些人員,需要經過訓練方可產生,而大學及其他類似形式的高等學府,傳統以來,便提供這類訓練的最佳場所,是為公職人員及特殊專家的養成所。人材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對教育民主的不當迷信,固然為高等教育的擴張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時,學生人數暴增的速度,卻遠超過純粹理性計畫本身所能設想的程度。[1]:455

文化革命[编辑]

  • 更有甚者,這股推翻舊秩序的力量,不來自任何一股條理井然的社會新秩序,雖然有覺得必也正名乎,硬把功勞歸諸於「新自由意志主義」(new libertarianism)名下。其中真正的動力,是來自個人欲望巨大無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係建立於一個人自我規範的個人主義世界推展至極限的境地。何其弔詭,傳統禁制的諸叛逆者,他們對人性的假定竟然與消費社會的理論基礎如出一轍,至少對於人類心理動機的看法,他們與出售財貨勞務者極為一致。後者認為,最有效的賣點,便是攻心為上。[1]:509-510

危機二十年[编辑]

  • 執新自由主義政權牛耳的雷根美國,雖然表面的正式政策係全力看緊國庫——亦即預算平衡(balanced budgets)——並遵從弗里德曼的「貨幣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實上,美國卻係採用凱因斯派的方法,以花錢為手段,通過驚人的赤字與軍備支出,方才由一九七九至八二年的不景氣中脱身。同樣在貨幣政策方面,華盛頓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價值及市場的運作決定,反而自一九八四年後,重新透過外交壓力刻意操縱。種種事實證明,最堅持自由放任經濟制度的國家,在骨子裡,卻往往是國家主義觀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國家。[1]:620

第三世界與革命[编辑]

  • 這是列寧格言的教科書標準範例:人民用腳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選票更為有效。當然,單單靠老百姓的眾腳無以成事,革命不會因此便得。他們不是軍隊,只不過是一堆群眾而已,或係各個人在統計上的聚合。[1]:684
  • 為什麼用腳投票的現象,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當中成為政治場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對此我們還不甚了解。若試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於在這段時期裡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幾乎在世界各處加深加巨。不過在設有政治機制時時探索民意,並立有方式讓民眾表達其政治所好的國家,差距日重的現象,便不足以造成革命事件,或導致上下之間完全斷層。全民一致喪失信心的表現,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係在早已失去或從來不曾擁有合法基礎的政權(如以色列在其占領地即是),而在當權者猶自極力掩飾事實真相的地方更為顯著。但是即令在國會體制一向根深穩定的民主政體內部,大規模反抗現有政治或政黨體系的示威活動也所在多有。[1]:685

社會主義告終[编辑]

  • 然而,共黨中國絕非只是舊有帝國的再興。當然,中國歷史的千年不墜,共產黨受惠良多。因為在這綿延不斷的悠久時光當中,中國老百姓學會了如何面對應「天命」而生的政權統治;而那些當政主事之人,也嫻熟了治理之道。請看世上找不出第二個共黨國度,竟會在其政治辯論之中,引用十六世紀某官員(海瑞)對嘉靖皇帝的忠耿進言可知。一九五〇年代有位老牌中國觀察家——《泰晤士報》特派員——當時即曾語出驚人(包括本書作者在內)作此預言:待得二十一世紀時,除了中國以外,舉世將再無共產國家;而共產主義,亦將在中國成為民族性的意識思維。他的意思即在於此。因為對多數中國人而言,這場革命,主要也是一場「復舊」:回歸和平秩序與福利安康,重返襲自唐代的政府制度,復偉大帝國與文明的舊觀。[1]:695
  • 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並不表示其他形式的社會主義便不可行。事實上,就因為蘇聯式中央號令計畫的死巷經濟此路不通,無法將它自己改造成「市場性社會主義」,更證實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1]:741

參考文獻[编辑]

  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艾瑞克·霍布斯邦. 《極端的年代1914-1991》. 二版. 麥田出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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