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邦

艾瑞克

艾瑞克·約翰·歐內斯特·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年6月9日—2012年10月1日），英國的左派歷史學者。

語錄

• 歷史可以評斷我的政治信念，讀者可以評斷我的書籍，我所追尋的是對歷史的認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認可或同情。
• ……我想要提醒你們，也是當初我開始在大學教書時，人家所提醒我的。我的老師告訴我：「你在這裡的目的，是為了那些無法像你這般優秀的學生。他們的資質平庸，想法並不有趣，而且他們待在第二流的班級裡也沒有辦法聽到什麼有啟發的東西，因此他們寫出來的考卷也會千篇一律。相對地，教第一流的學生是一種享受，但是他們自己會照顧自己，因此那些不是第一流學生的孩子才是真正需要你的人。」這段話不只可以用在大學，還可以用在全世界。政府、經濟、學校以及社會的一切，都不是為了少數的特權階級的利益而存在的，而是一般大眾。他們不是特別聰明或有趣(除非，我們與其中一人墜入情網)，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不成功或註定不會成功----簡單說吧，就是平凡無奇。在歷史上，這樣的人往往在脫離他的社群之後，在歷史檔案上只剩下了生日、配偶和死亡時間。然而，一個社會值得讓人在其中生活，就在於這些人才是社會的主角，而不是有錢人、聰明人或天才。不過，一個值得生活的社會也要提供空間給這群少數族群安身。所以，這個世界的存在並不是為了某個人的利益，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光想我們自己的利益。如果我們的世界真成了專為特權設想，而且人人為己的世界， 那麼這個世界絕不會是個好世界，它也絕不可能長久。

鳥瞰這個世紀

• 過去的一切，或者説，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毀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斷絕的現象，可説是二十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
• 蘇聯帝國落幕之際，眾家新聞人員及評論大家紛紛意識到「一段歷史就此告終」；其實他們都錯了。更正確的説法，應該如下：在本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之際，那段由石器時代揭起序幕的一頁七、八千年人類歷史，至此終於告一段落。因為截至當時為止，絕大多數人類都係以農牧為生，這段漫長的農牧年月，到此總算落幕。
• 「短促的二十世紀」，不似「漫長的十九世紀」；後者是一段看來如此，事實上也幾乎不曾中斷的長期進步時期，亦指無論物質、知識、道德各方面，文明生活的條件都在不斷改善之中。反之，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原本在已開發國家及中產階級環境裡視為常態的生活水準（而且當時的人極有信心，認為這種生活條件，也正往落後地區及較不開化的人口擴散之中），卻出現異常顯著的退化徵候。

全面戰爭的時代

• 但是世界愈來愈殘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於戰爭「民主化」的奇怪現象。全面性的衝突轉變成「人民的戰爭」，老百姓已經變成戰略的主體，有時甚至成為主要的目標。現代所謂的「民主化戰爭」，跟民主政治一樣，競爭雙方往往將對手醜化，使其成為人民恨惡，至少也是恥笑的對象。過去由專業人士或專家執行的戰鬥，彼此之間都還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較遵守遊戲規則，甚至還保有幾分騎士精神，如果雙方社會地位相類，更是如此。過去雙方動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規則，在兩次大戰戰鬥機駕駛員的身上，我們依稀可見這種古風。
• 戰爭變得愈加殘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戰爭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殺人行動，如今變成一個按鈕或開關即可解決的遙遠事件。……這真是我們這個世紀最殘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個人感情，全然組織化、例行化，遙遠地執行殘忍的暴行，有時候甚至可以解釋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實在可痛復可哀。

經濟大恐慌

• 古典經濟學説以為，消費需求下降，連帶使得實際消費減少，此時利率必將隨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剛好滿足了刺激投資之所需。因此，因消費需求而減少而留下來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資方面的增加而補足。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經濟上的現實，實在很難令人繼續相信這種理論了。失業率直線上升，自由派經濟的舊論卻認為，興建公共工程，並不能真正提高就業的比率（英國財政部即持此論）。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照樣可以製造同額的就業。可是，現在這番話似乎説不通了。也有經濟學家主張，任由經濟自行發展，干涉愈少愈好。有的政府則直覺以為，除了緊縮通貨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堅守正統的財政手段，平衡預算，縮減支出。這些做法，顯然也無濟於事。事實上，蕭條持續之下，另有許多學者——包括當時即大力抗辯，並在日後四十年中影響最著的一代經濟學家凱因斯在內——都認為傳統的放任政策，只會使情況愈加惡化。
• 而且不管怎麼説，一旦社會經濟愈來愈接受大型企業控制，「完全競爭」已經完全失去意義。

冷戰年代

• 迷茫之中，似乎只有一事確鑿，再也無可逆轉：那就是自冷戰肇始，世界經濟遭遇的萬般變局，連帶著受影響的人類社會，變化之深，史無前例。影響所及，徹底改變了世貌人情，再也不可能幡然回頭了。

黃金年代

• 資本主義本身的改變，促成了一種「混合式經濟制度」的出現，使得國家更易進行現代化經濟事務的計畫與管理，同時也相對地大大推動了需求的增加。戰後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範例，往往是一連串由政府支持、監督、引導，有時甚而由政府主動計畫、管理的工業化發展的故事。這一類由政府主導的成功事例涵蓋全球，從歐洲的法國、西班牙，一直到遠東的日本、新加坡、南韓皆是——例外情況少之又少（如香港）。在此同時，各國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於全面就業的達成，並設法盡量減低社會上生活的不平等，亦即全力保障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制度的實行。經由以上這兩項政治承諾，奢侈類產品打開了大量消費的市場，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 在經濟上，如此小國勢將對跨國性的經濟實體倚賴更重，而後者對經濟事務的影響多年來更是有增無減。對於這些巨大的多國性公司而言，一個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運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個充滿著侏儒小國或根本不成其國的世界。

社會革命——一九四五到一九九〇

• 對於計畫人士及政府中人來説，現代經濟對行政人員、師資，及技術專家的需求量，自然遠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為高。這些人員，需要經過訓練方可產生，而大學及其他類似形式的高等學府，傳統以來，便提供這類訓練的最佳場所，是為公職人員及特殊專家的養成所。人材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對教育民主的不當迷信，固然為高等教育的擴張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時，學生人數暴增的速度，卻遠超過純粹理性計畫本身所能設想的程度。

文化革命

• 更有甚者，這股推翻舊秩序的力量，不來自任何一股條理井然的社會新秩序，雖然有覺得必也正名乎，硬把功勞歸諸於「新自由意志主義」（new libertarianism）名下。其中真正的動力，是來自個人慾望巨大無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係建立於一個人自我規範的個人主義世界推展至極限的境地。何其弔詭，傳統禁制的諸叛逆者，他們對人性的假定竟然與消費社會的理論基礎如出一轍，至少對於人類心理動機的看法，他們與出售財貨勞務者極為一致。後者認為，最有效的賣點，便是攻心為上。

危機二十年

• 執新自由主義政權牛耳的雷根美國，雖然表面的正式政策係全力看緊國庫——亦即預算平衡（balanced budgets）——並遵從弗里德曼的「貨幣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實上，美國卻係採用凱因斯派的方法，以花錢為手段，通過驚人的赤字與軍備支出，方才由一九七九至八二年的不景氣中脫身。同樣在貨幣政策方面，華盛頓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價值及市場的運作決定，反而自一九八四年後，重新透過外交壓力刻意操縱。種種事實證明，最堅持自由放任經濟制度的國家，在骨子裡，卻往往是國家主義觀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國家。

第三世界與革命

• 這是列寧格言的教科書標準範例：人民用腳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選票更為有效。當然，單單靠老百姓的眾腳無以成事，革命不會因此便得。他們不是軍隊，只不過是一堆群眾而已，或係各個人在統計上的聚合。
• 為什麼用腳投票的現象，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當中成為政治場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對此我們還不甚了解。若試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於在這段時期裡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幾乎在世界各處加深加巨。不過在設有政治機制時時探索民意，並立有方式讓民眾表達其政治所好的國家，差距日重的現象，便不足以造成革命事件，或導致上下之間完全斷層。全民一致喪失信心的表現，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係在早已失去或從來不曾擁有合法基礎的政權（如以色列在其占領地即是），而在當權者猶自極力掩飾事實真相的地方更為顯著。但是即令在國會體制一向根深穩定的民主政體內部，大規模反抗現有政治或政黨體系的示威活動也所在多有。

社會主義告終

• 然而，共黨中國絕非只是舊有帝國的再興。當然，中國歷史的千年不墜，共產黨受惠良多。因為在這綿延不斷的悠久時光當中，中國老百姓學會了如何面對應「天命」而生的政權統治；而那些當政主事之人，也嫻熟了治理之道。請看世上找不出第二個共黨國度，竟會在其政治辯論之中，引用十六世紀某官員（海瑞）對嘉靖皇帝的忠耿進言可知。一九五〇年代有位老牌中國觀察家——《泰晤士報》特派員——當時即曾語出驚人（包括本書作者在內）作此預言：待得二十一世紀時，除了中國以外，舉世將再無共產國家；而共產主義，亦將在中國成為民族性的意識思維。他的意思即在於此。因為對多數中國人而言，這場革命，主要也是一場「復舊」：回歸和平秩序與福利安康，重返襲自唐代的政府制度，復偉大帝國與文明的舊觀。
• 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並不表示其他形式的社會主義便不可行。事實上，就因為蘇聯式中央號令計畫的死巷經濟此路不通，無法將它自己改造成「市場性社會主義」，更證實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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