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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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

宋美龄（1898年3月4日——2003年10月23日），籍贯广东文昌县（今海南），中华民国前第一夫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宋霭龄、宋庆龄的妹妹。作为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除元配以外，蒋尚有一位妾侍和一位情人)，宋美龄在近代中国历史与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语录

•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不管是规矩，礼节还是观念，都是用来限制个人的。你要么循规蹈矩，老老实实，要么还有一种可能，那就管它三七二十一，干脆做个所谓的“新女性”！可是这个头衔的名声不太好，是个贬义词。我觉得不应该把“归国侨生”和“新女性”这两类人混为一谈，后者确实相当可怕，她们分不清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放纵。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倾向于尊重和遵守那些旧习俗和老规矩，尽管很烦人，但至少能防止女人去做那些本身就不光彩，影响又极坏的事情。

  ——〈致埃玛·德隆·米尔斯的信函〉，介绍中国新年风俗，1918年2月13日

• 中国的政治局势令人忧虑。南北如此对立，自然谈不上人民所希望的统一行动。可惜我政治史懂得不多，没法把我的强烈感受写下来。目前中国没有为援助协约国做好准备。我们的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以我愚见）是真心实意地推行民主，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为那些公开宣称反对专制独裁的国家紧紧联系起来了。为此，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当然我们没有杰出的军事专家，不过既然美国已经同意给我们一笔贷款，用于军费开支，那么如果中国提出向美国借几位将军来这里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几个训练营的话，美国政府是不会不同意的。还有一件事最近也一直困扰着我。就算我上面所说的各种原因都不切实际，也不符合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就算是这样，那么中国又将如何应对战后的局势呢？不管哪一方获胜，中国总得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会身处夹缝，左右为难，一边是日本，另一边是德国。在和会上别的国家都将有发言权，因为它们在战场上奋战过，而中国则因其摇摆不定的立场和可有可无的作用而被忽视，除非中国也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强硬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样，也只有这样，日本和德国才会尊重中国。我虽然不同意卡莱尔“强权即公理”的观点，但我不得不承认“强权”能让那些野心大于良心的国家肃然起敬。

  ——〈致埃玛·德隆·米尔斯的信函〉，告知近况并谈及对国内政局的认识，1918年3月6日

关于上帝

• 与上帝加强沟通，最重要的是坚信主就在你身边，始终和你在一起，只有在你靠拢上帝时，那些诸加教堂、《圣经》之类的有形物才会对你有帮助，所以最重要的是信奉全能上帝的认识，我希望你也尝试一下。我发现与上帝紧密交流的最好方法是选择一段意思完全符合你期望的赞美诗，然后朗诵或者唱出诗句，直到诗意渗透你的意识，真的感到自己的思想要与上帝融为一体，然后祈祷，就像你在与父亲或者一位好友交谈，当然，每个人祈祷方式都不一样，但就我来说，这确是我最能强烈地感受到上帝存在的方法。

  ——〈致埃玛·德隆·米尔斯的信函〉，谈对生活和宗教的认知理解和她的文学翻译梦想，1921年7月6日

• 先母是十分亲近上帝。我认出她的伟大处，我相信我儿时所受训练，于我大有影响，虽然当时的我，是悖逆不听话。当我觉得祈祷乏味，私自溜出外时，我亲爱的母亲必觉难过。我如我的兄弟姐妹一般，常到礼拜堂去，唯我觉得长篇讲章甚是讨厌。这是儿时情形，到今日我才觉得这种常到礼拜堂的习惯，给我树立了一种安定观念。……我有惊人的热忱和爱国，要为国家做点事。我的机会在此。我偕同外子不住的要使中国富强。我的打算很好，但缺少权能，因我依靠自己。政治生活是充满着虚假、权谋和机变的。我却深信，人的最好武器，不是虚假、权谋和机变，乃是真诚和忠实。

  ——〈我的宗教经验〉，1934年3月

•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对上帝存有信心，我们就要继续奋斗，无一日无一时不用来为争取自由而奋斗。……大家务须明白，我们所选择的是为自由奋斗。它不是仅系属于我们的斗争。中国当前的斗争，乃是善恶展开庞大冲突的初期，也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搏斗的开始。

  ——在纽约向全美广播演说，1950年1月9日

关于中国

• 中国武装力量薄弱，难以遏制日本的野心，其他国家显然也不会对日本侵华有所表态或行动，中央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有促成国内团结，攘外必先安内。……中国尽一切可能避免灾难性的战争，以至于很多人眼中显得十分懦弱。然而，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前防止冲突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

  ——〈致 Wheeler 的信函〉，1936年7月18日

• 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抗战时，宋美龄请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在重庆一家西餐馆吃饭，宋美龄拿起骆驼牌香烟要抽，问女记者：“你抽不抽烟？”女记者说：“不好意思，墙上有标语，‘请勿吸烟’。标语里还说，种烟草的经费应当省下来种田，增加粮食生产。”宋美龄便自己一个人抽了起来。两人聊着聊着，女记者烟瘾大发：“夫人，我是抽烟的，但我看到墙上有标语，不好意思抽。”宋美龄回答说：“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在她的意识里，这依然与她无关。

• 宋美龄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划过脖子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

  ——1943年的一天晚上，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美国矿工罢工事件。罗斯福问宋美龄：“如果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宋美龄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划过脖子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后来罗斯福问妻子埃莉诺：“你还认为宋美龄是一个性格温柔甜蜜、易于亲近的人吗？”

• “唯一还能认出我是东方人，就只剩我的脸孔。”
• 此日记本为兄带从前方所用，当此军事傍午之际，最宜（易）失落，万祈留心保守为荷。至每日所记之言语事实最为重要，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如一言一事记载其口，万一为他人所见，关系我兄前途匪浅，千祈！慎重为嘱。

  ——蒋介石启用新日记本，在日记本前页亲笔留言，1928年3月1日

• 品德是无法伪造的，也无法像衣服一样随兴地穿上或脱下来丢在一旁。就像木头的纹路源自树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长与发育也需要时间和滋养。也因此，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自身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毫不留情地决定我们的命运。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的最高逻辑和法则。
• 汝父亲努力党国多年艰苦，决不可轻言辞职，不负责任；再者，奉化绝非安全居住之所，免得受人暗算，广东、台湾似较相宜，请转告。

  ——函电蒋经国，1948年12月27日

• 汝父在京如不能维持，则须赴台湾或广州，决不能回乡；总理革命数次失败，而后竟得成功，我等为四万万人民及将来国民计算，只能抵抗到底，不惜任何牺牲；如下野回乡，对内不能行使政权，对外不能代表国家，无法继续革命，而对不起总理；故此举余绝对反对，现在只能决心，克服困难。
  • 函电蒋经国，1948年12月28日
• 汝父此次返乡，余对渠之康健与安全甚为忧虑；祗要父亲之安全能保全，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因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希汝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

  ——函电蒋经国，1949年1月21日

• 父安全问题，确湏顾虑；余亦曾屡电提及，倘能出国一行，亲自考察军事、科学，以备将来改进军队之张本最好；盖现在中国情势，虽有政治力量，而无军事实力，仍难指挥；否则亦以迁往台湾为宜；总之家乡实非安全之地，希将此意转告汝父为要；再据密报，共匪行动奋勇，因内部现有问题；又薛岳态度近来究竟如何？

  ——函电蒋经国，1949年2月6日

• 汝父在乡实非久计，且倘和谈告成更难安居，亟宜预谋易地静养为要；余亦归心如箭，但现时归亦无补时艰；而稍留此间，于党于国定有裨益；总之汝父革命伟业，切不可认为即此竟事，应继续加强奋斗也。

  ——函电蒋经国，1949年2月15日

• 余因病滞美，诊治未得，即行返国，至感痛心；李某派员在此多方活动，而赖普汉等回美后对汝父有不利言论；故余之工作寔不能松懈，倘一离此中心，即失对于汝父之再起，必更加多阻力耳；总之余趁此诊治时间在美，至少对李某及美国对我不利之份子发生抵消作用也；务望善待汝父，并将国内情形随时见告为盼。

  ——函电蒋经国，1949年2月26日

• 在这里，我度过了我学生时代连续四年的快乐时光，我接受到的熏陶，是宁静的高尚气质，是体谅他人，是正直为人，是知识上的钻研，是交换那些发展丰富人生所必要的观念与理想等等。我很感激我的教师与友人，他们经常不断地给我指导、鼓励、训示，造成今天的我。追怀旧日，这种快乐时光，只有在纯净的校园内，迷人的林野，及宽阔的场地内，才能享受到，等到离开韦尔斯利学院，便已置身在人海茫茫、艰辛而陌生的社会了。

  ——〈中华民国史实的鸟瞰〉，在美国韦斯理学院的演讲词，1965年12月7日

• 《纽约时报》二月九日报导……我方自动在华府已开始筹备协会接受美方强求之请阅后惊讶不已……幸此问题尚在全参会开会时承可否决之……近日宣称美已与有默契之谎骗昭然若揭……现在此间情绪友我者及非友我者因其他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下倾向于我为挽救误会负责商讨者应公开引咎向政府提出辞呈以谢国人如此彼等即复成民族英雄免友人嗤笑彼辈为曹汝霖章宗祥之流……可预测者即是形成台独国内借题发挥之暴动骚扰继之造成之祸害美方推卸责任托词谓大陆用武力统一者已非中华民国而是台湾国也美对伊朗之保障乃前车之鉴余向来对铢细末事均可采取或容纳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对中华民国之存亡大关键无可圆融志不可夺即其欲逐余离去亦由之且引以为革命者之殊荣母

  ——函电蒋经国，1979年2月10日

关于西安事变

• 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的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是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秉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给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馀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 余迭向京中诸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为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军事讨伐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余入陕而加以拘禁耳……反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竭力推进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姐弟皆愿伴余前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紧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

参见

• 宋庆龄
• 蒋介石
  • 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