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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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英文譯名Chiang Kai-shek,近代中國政治家、軍事家,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浙江,逝世於臺灣。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等職務。特級上將。

誤傳[编辑]

誤傳蔣介石(蔣中正)慣用寧波話罵娘:「娘希匹!」,源自長篇小說《金陵春夢》。

名句[编辑]

近日甚为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
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
天下事總可水落石出。
  • 「我在十八歲的時候,最喜歡讀的一本書,就是鄒容的《革命軍》,第二部書就是王陽明的《傳習錄》,第三部書則是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第一部書是啟發民族大義,確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礎;第二部書是闡明『致良知』的道理,奠立了我求學作事的根本;第三部書是貫注我民主思想的精神。」[1]:81
  • 「倘軍民分治,各管區設節制長官,專督軍政,則檢閱考察命令報告,無所窒礙,而軍事之統一可以圖矣。」
    • 〈軍政統一問題〉,1912年載軍聲雜誌
  •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量然後知多寡,此豈特計物之有然哉?作戰計畫之於預定戰期、準備手續、實施業務,亦何異於此。」
    • 〈征蒙作戰芻議〉,1912年12月載軍聲雜誌
  • 「曾氏(曾國藩)標榜道德,力體躬行,以為一世倡,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挽回頹靡,吾姑不問其當時應變之手段,思想之新舊,成敗之過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道,蓋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
    • 《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1924年10月
  • 「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蠢」
    • 《告全國同胞—致安內攘外書》,1931年7月13日
  •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 《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年
  • 「余決為國牺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2]:564
    • 囑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帶信宋美齡,1936年12月15日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 「(毛泽东)陰陽怪氣,綿裡藏針……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難逃余之一握也。」*“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 1945年10月11日
  • 「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 1949年12月31日
  • 「無論做什麼事,總是要做到真心的真字。事無大小,皆須如此。」[3]:4-5
  • 蔣經國訓示
    • 「小孩子從小就應養成自己動手做事的習慣。」[3]:27
    • 教訓傭人不要為蔣經國添飯
  • 「自顧一生,實無時不在患難、恥辱、艱危、誣陷、滲透、顛覆、出生入死之中。」[3]:28
  • 「天下事總可水落石出。」[3]:29
  • 「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 「先妣之苦節與中正的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像及之。」
  • 「在萬事中都能知足,不論如何苦痛恥辱和險惡環境裡,毫不沮喪,亦不失望。」
  • 「神的行事,有程序與時候的,祈禱是下在地裡的一粒種子,還須用信心的力量去栽培他,才能生長。」
  • 「事業的成敗與難易,都是由我們自己的觀念與心理而決定的,我們切不可墮入魔鬼計,自陷於失望的境地。」
  • 「信心最大的試驗——被世人遺棄之時。」[4]
    • 1955年
  • 「人生是一連串的戰鬥,而每一步的進程,又都是人生新事業的起點。」
    • 《告青年書》,1966年青年節
  • 「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是要向大處看,向遠處看,向高處看。」[5]
  • 「是非求之於心,毁譽聽之於人,得失憑之於天,此為我國政治思想之傳統也。逆水行舟與逆來順受之意,兩不相違,此為余一生之經歷也。」
  • 「和平並不是一個籠統的名詞,講和平也不是無條件的。分開來說:『和』就是融洽、團結、合作的意思。『平』就是平等、平均、公平。平是致和的基礎,和是求平的方法。古人說:『心平氣和』。又說:『不平則鳴』。我們必須設法消除社會上不平的現象,才能得到人家的愛護和信任,促成強固的團結。」

詩文、對聯[编辑]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
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6]:90
    • 〈詠竹〉,就讀嵊縣葛溪溯源堂作,某日塾師出聯,乃率爾對,頗受師贊賞,1898年
  •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7]4月5日之每日名言
    • 〈述志〉,留學日本題贈表兄單維則以近照上面之七言絕句,1908年
  • 「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8]
    • 〈窮理研幾之聯〉,1914年
  • 「明月當空,晚潮怒洶,國事混濛,憂思忡忡。安得乘宗愨之長風,破萬里浪以斬蛟龍。」
    • 〈海濱口占韻語一則〉,於福建鼓浪嶼,1919年9月5日
  • 「雪山名勝擅東南,不到三潭不見奇。我與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隱莫遲遲。」[9]
    • 〈雪竇山口占一絕句〉,於溪口雪竇山,1920年11月23日
  • 「洗眼認前朝,湖水冰清,照盡興亡千古恨;撥雲開異境,園林澡濁,保持造化十分春。」[10]
    • 早年與友人同游西湖聯
  •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11]
    • 〈養正氣之聯〉,於福建鼓山,離開東路討逆軍總司令部赴廈門鼓浪嶼,見石壁新刻「天地正氣」四字,頓發興致,揮筆寫下,1923年1月7日
  • 「其介如石」[12]
    • 〈更衣亭題字〉,於福建鼓山,赴廈門鼓浪嶼,指一亭對同遊者說:「在此亭後築屋三間,隱居於此,可足平生之願」。又在湧泉寫此四字,請湧泉寺僧人雇工刻于更衣亭西,以為紀念,1923年1月7日
  • 「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13]
    • 〈沉潛仁義之聯〉,於上海,遊鼓山時,自撰對聯,請孫中山書而懸掛以自我儆戒,1923年
  •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過惡滿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後,庶葆天真。」[14]
    • 〈福州軍幕中所作箴言〉,1923年1月
  • 「居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處變當堅百忍以圖成。」
    • 〈操心慮患之聯〉,於廣州,1924年夏
  • 「親率三千子弟兵,鴟鴞未靖此東征;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涕淚橫。」[15]
    • 〈常平站感吟一絕〉,於廣東東征軍次,1925年2月10日
  • 「主義揚中外,精靈炳日星。」橫額曰:「高明配天,博厚配地」
    • 〈輓 總理聯〉,於廣東興寧,1925年3月30日
  • 「未登長城不知中華民族之偉大,一入潼關更覺黃漢歷史之光榮。」
    • 登臨長城後,感慨長城之雄偉與精堅,1932年11月3日
  •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16]
    • 〈生活生命之聯〉,1924年5月8日
  • 「處處以禮儀為節制,事事以誠實為依歸。」
    • 〈外交人員的修養〉,兼理外交部長就職對全體職員講,1941年12月29日
  • 「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17]:47
    • 英國使館欲撤退僑民時寫,1944年12月7日
  • 「當風雨飄搖之秋彌微勁節,待乾坤整頓而後再吊斯人。」[18]
    • 挽陳布雷,1948年11月
  • 「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17]:30
    • 第三次下野前寫,1948年12月
  • 「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19]
    • 輓胡適之院長聯,1962年
  • 「本人自民國十四年總理逝世以後,四十四年間,憂患備嘗,恥辱重重,極人世之辛酸與難堪,可謂至矣盡矣。」[20]:132
    • 手錄訓示,1964年
  • 「別順逆 辨是非 明大義 知生死 留正氣 在天地之間 取義成仁 永垂不朽」[21]
    • 對韓國獨立運動家、反日義士尹奉吉獻詩,1968年3月27日
  • 「切勿存有依賴和失敗心理,重蹈大陸淪陷之覆轍,或不顧本身之力量,而專看外人之頻色,蓋求之於己,為立國之道。」[20]:132-133
    • 由行政院長蔣經國於中國國民黨十屆五中全會作行政工作報告時引述,1974年11月
  • 「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道外。」[3]:6
    • 手錄訓示,1972年

千秋氣節久彌著,萬古精神又日新。

中年語錄[编辑]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過惡滿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後,庶葆天真。
隨美人之意,畫豪賢之像,或對美人讀書辦事,乃可減少忿怒而振精神也。
  • 「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如意,乃即念辭職獨行。」[22]:32
    • 1918年8月16日
  • 「午後四時,以寂寞,乃接緯國母子來,乘船遊玩,聊解寂寞。午後三時,緯國母子上岸,告別。」[22]:54
    • 1918年9月7日
  • 「今以監督之權之權授之軍政檢定會,表決之權歸之於民意機關,執行之權付諸陸軍部,則監督機關在軍政與民意兩機關之間,使其從中疏通聯絡,庶人民有參與軍政之權,而兵權則不為武人所專擅,則國家有永久和平之望也。一得之愚,敬乞採擇。」
    • 〈廢督裁兵議〉,1919年2月19日
  • 吾師思想之偉大,受教彌久,慕道益篤、乃知更非儕輩所能仰希於萬一也。」
    • 1919年2月23日
  • 「吾輩相守以信,相與以誠,所知無不可言,所言無不可盡,固非世俗泛泛之交可比,倘緘默隱忍,則去友朋規勸之義益遠矣。頃以思歸之急,所言未免不恭,知我如君,想能見諒。鄙見以為吾輩作事,規模不患其不宏遠,而患其散漫,思慮不可不求其周密,而恐其固我。凡人之指摘我輩者,必有授人以指摘之隙,要當切己反省,則攻擊實為祛疾之鍼砭,反對正是吾輩之師資,豈得以逆耳之言,而置之不納乎?若自反而縮,內無疚於神明,雖是非毀譽,成敗利害,胥無所動於中。」
    • 〈與鄧仲元書〉,1919年6月21日
  • 「以仇恨恥辱太多,而滌蕩湔雪不到也」[22]:28
    • 1919年8月23日
  • 「人才難得,蓋由於自身精明不足,易為人欺,而不易為我用者半。又由於自身學業不足,易為人所輕視,而不願為我樂助者亦半也。總之,蠻橫輕浮者,易為人所棄。恕和寬厚者,必為人所親,吾自常有驕矜暴戾之色,盛氣凌人之勢,而又不能藏垢納污,虛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樂為我用也。以後應事接物之間,以溫厚寬恕四字,三注意也。」[22]:12
    • 1919年8月24日
  • 「至今尚有個各界代表群集總統府門前,要求力爭山東各權利及各處排日之風潮,皆未稍息。此乃吾國民氣未餒,民心不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 1919年9月24日
  • 「冶誠等博奕不休,悵甚,惱甚。」[22]:55
    • 1919年10月18日
  • 「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22]:28
    • 1919年10月22日
  • 「見中師垂愛與施教殷勤之狀,不禁頳汗,蓋恐難符所期也。」
    • 1919年10月23日
  • 「上午,致書與胞兄;下午,往會緯母重松金氏。」
    • 1919年11月4日
  • 「今日以冶誠作鯁,貪橫不堪,心甚憤恨、暴躁、抑鬱、疑慮、怨恨。」[22]:55
    • 1920年3月21日
  • 「近日以冶誠好賭而不侍我病,出言背謬,行動冷淡,見之憤恨難堪,故心甚不定。出外覓屋,又無相當之處,牢騷甚矣。乃遷至一品香暫住。」[22]:55
    • 1920年5月16日
  • 「除母子之外,天下決無義友仁愛,無事則首聚談心,似為至交,有事則彼此避匿,一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罵,幸災樂禍,今而後,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吾自不能以誠待友乎。」[22]:30
    • 1920年5月28日
  • 「處置冶誠事,離捨兩難,再三躊躇,卒無良法,乃決以暫留分住,以觀其變。如果遂離,一則緯兒無人養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令人難堪。一則恐其終不能離也。」[22]:56
    • 1920年5月31日
  • 「往訪靜江,又為冶誠事煩惱不堪。余於此事,殊覺自慚,竟至一無決心。為其逼迫污辱至此,是豈以兒女情長之言可以自恕乎。」[22]:56
    • 1920年6月15日
  • 「冶誠又來討氣,彼婦凶悍任性,不可名狀,得罪於我,得罪於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22]:108
    • 1920年6月23日
  • 「即對仲兄之函,時形不遜之詞,殆亦自居摯交,率性直書,無所隱飾,不敢效世俗泛浮之狀,以自負良知。」
    • 〈覆展堂仲愷書〉,1921年1月4日
  • 「日來閑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睞,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恆泰股份甚感,請為簽字。」
    • 〈與張靜江書〉,1921年1月10日
  • 「弟自知尚有賢賢嫉惡一日之長,惟養氣功淺,加之自少久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有恆,故隨俗變𨗢之病,仍不能免。」
    • 〈與張靜江書〉,1921年1月10日
  • 「總之弟于願自居偷安,亦決不願自外於世,畏難避怨,是或有之,而貪生怕死,則未之有忚。徹底之事,根本之計,則樂為之;不實之事,無益之舉,則不樂為也。」
    • 〈覆戴季陶書〉,1921年1月20日
  • 「晨起,得季陶書,知緯兒生母,因難產而身亡。異日此兒長成知其事,必引為終天之憾,思之曷勝感悼」
    • 1921年3月11日
  • 「經國母子不遵教回家,見其母之人影足音,刺激暴發,嫌惡之情不可制止。而又惜愛其子,不准教訓,與我為難,痛恨之心,無以復加。逼我爭鬥,竟與我對打。此恨終身不能忘卻,決計離婚,以免痛苦。毆打之後,自傷元氣,誠自尋苦痛,犯不著也。當日即令妻妾大小兒子均出去,以清家規。為此終身怨恨母親,亦無所惜也。」[22]:57
    • 1921年4月3日
  • 「六時起床,冶誠嫌惡之態復發。其心思之狠,口舌之毒,令人憤恨不堪。上午痛訓,猶不足洩我憤忿也。」[22]:56
    • 1921年5月3日
  • 「遵中師之規模,爭二陳之言行,學胡汪之言行,則可以擔當國家責任矣」[22]:9-10
    • 1921年5月23日
  • 「近日憤激不絕,以友人偽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為公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獨善我身,斷絕一切,自外於世而不可得耳。」[22]:30
    • 1921年6月11日
  • 「悲莫悲於死別,痛莫痛於家難,哀莫哀於親喪,苦莫苦於孤子,鳴呼,天胡不弔,奪我賢慈,竟使兒輩,悲痛哀苦,至於此極哉。」
    • 〈哭母文〉,1921年6月15日
  • 「想念身世與人情之薄,悲嘆無已,愁悶不堪。」[22]:28
    • 1922年6月6日
  • 「下午,訪潔如。」[22]:49
    • 1922年11月27日
  • 「抵申,回大東旅社。晚,潔如來陪」[22]:50
    • 1922年12月15日
  • 「由上海出帆,十時,潔如送我」[22]:50
    • 1922年12月18日
  • 「復潔如函」[22]:50
    • 1923年1月11日
  • 「十一時到滬,潔如弟來陪」[22]:50
    • 1923年1月19日
  • 「吾友除孫先生以外,誠意待我者極少,昔日以為可信之人愈不可信,天下事,惟求自立而已。」[22]:30
    • 1923年3月10日
  • 「下午與靜江商交易所事。晚,潔如來陪」[22]:50
    • 1923年3月23日
  • 「天下事之難,莫難用人及用於人也。」[22]:30
    • 1923年4月21日
  • 「靜江問潔如之病,復接潔如函,知其病已痊,心稍安」[22]:50
    • 1923年6月8日
  • 「直率公道難容世,陰險騙詐反成名。以人人為莫逆,便知處處要留心。人心虛偽,社會陸沉,絕無容身餘地;風波險惡,沙漠荒涼,創造渡世津梁。」[22]:30
    • 1923年8月8日
  • 「下午,預備回甬(寧波)。晚與潔如、經兒乘車兜風」[22]:50
    • 1923年8月4日
  • 「國中皆荊棘,世上無知音。」[22]:30
    • 1923年8月10日
  • 「賭氣即走,是吾之過。」[22]:32
    • 1923年11月5日
  • 「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則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22]:32-33
    • 1923年11月11日
  • 「蓋世嘗有身忍受枉屈,而不得宣諸口者,亦有言非其時、非其人、非其志,言之不惟無益,而反足以見笑而自玷者。此古人所以寧為放逐,伏死於岩藪江濱,而不願回面污行,苟合取容,以求親近於一時也。」
    • 〈覆上 總理書〉,1924年3月2日
  • 「以我兩人萬古交情,雖手足之親,未足間其盟契,骨肉之摯,不能逾其恩義,肝膽相照,可質天日,故能與仗安危耳。」
    • 〈覆上 總理書〉,1924年3月2日
  • 「且治內必須有條有理,分時期,定次序,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見𢼜,亦非空口白話所可搪塞者也。」
    • 〈覆廖仲愷書〉,1924年3月14日
  • 「至 孫先生之待人,其道義深篤,實使人沒齒不能忘,此弟所以懷德愈甚,而怕傷感情之心則愈切。」
    • 〈與展堂精衛書〉,1924年3月25日
  • 「比方我們不能與農夫合作,那我們就沒有飯吃;又如我們不能與伙夫合作,那我們也就沒有飯吃。這是很普通的一個例。」
    • 〈刻苦耐勞與慷慨犧牲之必要〉,1924年5月21日
  • 「頃奉手教,恍若面晤,別後想望,為之一慰。」
    • 〈與譚組安書〉,1924年7月4日
  • 「而對於長者,尤不敢知而不言,亦不敢言之不忠,以自負愛我者之期也。臨穎神馳,不盡所言。」
    • 〈與譚組安書〉,1925年1月21日
  • 「探測潔如心理與其在滬行動。」[22]:53
    • 1925年4月20日
  • 「下午,回部(黃埔司令部),終日與潔如作玩。」[22]:48
    • 1925年4月21日
  • 「既不能捨之,又不肯諒之,大丈夫之於一女子,何情痴乃爾乎?」[22]:53
    • 1925年4月28日
  • 「近日與潔如不睦。」[22]:53
    • 1925年5月5日
  • 「昨夜又與潔如吵鬧,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而乃至於此。」[22]:53
    • 1925年5月22日
  • 「昨夜又與潔如纏擾。英雄氣短,自古皆然。」[22]:48
    • 1925年5月23日
  • 「近來吾國社會之腐敗,人心之惡劣,已達極點,長此以往,亡國滅種之禍,旋踵即至。」
    • 〈飭禁校風訓令〉,1925年5月25日於汕頭校本部行營
  • 「淬礪精神,團結一致,庶足以振末俗、正人心,而達其救國救民之目的也。」
    • 〈飭禁校風訓令〉,1925年5月25日於汕頭校本部行營
  • 「凡人之為善為惡,成天性者半,成於環境者亦半。」
    • 〈飭禁校風訓令〉,1925年5月25日於汕頭校本部行營
  • 「自今以往,望我同志各自振作,相與淬礪,尊主義,重人格,守紀律,盡職務,明團體。忠國事,惜公帑,毋背黨,毋敗德,毋失職,毋違律,毋害公,毋貪私,大眾一心,努力前進,方足以挽社會之頹風,救晚近人之人心。」
    • 〈飭禁校風訓令〉,1925年5月25日於汕頭校本部行營
  • 「疑心太重,終不放潔如在滬。恨之又愛之,憐之又痛之也。奈何。」[22]:53
    • 1925年6月5日
  • 「又為潔如事猶豫如不能決。特令緯國母子來粵。」[22]:53
    • 1925年6月15日
  • 「為潔如事呆思許久,男女關係令人之不能解決,如此誠不知其所為也。」[22]:53
    • 1925年6月16日
  • 「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几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深也。」
    • 沙基慘案發生,廣州人民示威游行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經過英租界對面時,英軍開槍射擊,50多人死、170多人傷,1925年6月23日
  • 「今日恐潔如在港不能來省,思慮半日,望如雲霓也。」[22]:53
    • 1925年6月26日
  • 「想起潔如前事,痛恨不堪,幾乎暈倒。今日以潔如未到,暴戾不堪,不能耐忍至此,如何作事。」[22]:53
    • 1925年6月28日
  • 「早醒,與潔如纏擾,七時後起床辦公。」[22]:48
    • 1925年7月2日
  • 「以後兩星期內,戒與潔如交媾,保重病體。」[22]:49
    • 1925年7月30日
  • 「與潔如糾葛,不勝憤悶。」[22]:53
    • 1925年8月1日
  • 「七時回部,潔如未回,心又躁急矣。」[22]:53
    • 1925年8月13日
  • 「下午朱益之(朱培德)軍長來談。此人誠一血心男子,可與共事也。」[22]:171
    • 1925年8月14日
  • 「上午早起,發氣。近日性質躁急,怪僻已極。潔如耐性侍候,毫無嫌惡之心,亦可恕其過去之事矣。」[22]:53
    • 1925年8月15日
  • 「覆經兒信,准其赴俄留學也。」
    • 1925年10月1日
  • 「隨美人之意,畫豪賢之像,或對美人讀書辦事,乃可減少忿怒而振精神也。」
    • 1926年1月31日
  •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
    • 1926年3月3日
  • 「潔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時,不如吾意也。」[22]:54
    • 1926年6月20日
  • 「我們不要以為總理死了,失去了導師就此灰心。尤應遵著總理生前的詔示做去。我們當軍的,應知我們就是民眾的武力。我們要以不怕死,不利己的態度來向壓迫民眾的軍閥算賬!」
    • 在誓師會上講話,1926年7月1日
  • 「上午,往訪美齡。下午,美齡將回滬,心甚依依。」[22]:47
    • 1926年7月2日
  • 「今日見潔如治家無方,毫無教育,觀之不勝沉悶。」[22]:54
    • 1926年7月10日
  • 「不忍坐視國家之危亡,尤不能束手以待人之宰割,自衛衛國皆有出師討吳之必要。惟對全軍人力求團結,共負救國責任,絕不忍為自相殘殺之舉動。志同道合,宜可聯為一體,豈僅各不相犯而已。」
    • 〈覆孫傳芳電〉,1926年7月12日
  • 「七時後起床,以潔如無了,心甚懊悶,致函規之讀書、治家。」[22]:54
    • 1926年7月30日
  • 「看《建國方略》,全以經濟為基礎,而以科學方法建設一切,實為建國者必須之學。總理規划於前,中正繼述於后,中華庶有豸乎?」
    • 1926年8月8日
  • 「務請兄多留心於人才,在教官中平須試驗其能力、膽識、志氣、經驗、魄力、膽量、品行、學問、智識、數者,分類記錄,至少亦要一月口試與教法親驗二三次。如識其長處,則試驗面談,以備大用。大約以志氣與膽量為第一,並須擇其厚重誠實能耐勞苦也。」
    • 〈與方教育長電〉,1926年9月
  • 「晚,宴會。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華民族之正氣以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盡是賤辱,而不可侮蔑也。」[23]:4
    • 1927年1月12日
  • 「余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為余辱國。今日情況,余惟有一死,以殉國難,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為三民主義留精神,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蘇俄解放被壓迫民族之主義,深信其不誤,然而來華如鮑爾廷等最近之行動,徒使國人喪失人格,倍增壓迫,與其主義完全相反,國人有知,應驅而逐之。蘇俄同志如誠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國際信用破產,應急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復至帝國資本主義之道路,則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則,余雖一死,不足救國,且無以見已死同志於地下,吾甚願全國同胞速起以圖獨立自主,不負總理卅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盡,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謝同胞。自知誤信鮑爾廷之非,何敢再誤國民以為萬世罪人意也。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萬歲!」[23]:6
    • 1927年1月20日
  • 「書生辦事,誠非敗壞不可也。」[23]:6
    • 1927年1月27日
  • 「近日消極灰心,怠惰驕矜,患得患失,愁悶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環境之怯弱,幹事之無人也。惟能立於革命地位,則外間之揣測懷疑,可以不顧也。鮑爾廷之橫暴,如不速去,則不能革命。惟欲聯俄革命,所以欲去鮑爾廷,以免破裂,否則,不必去鮑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縮,可歎。」[23]:7
    • 1927年1月30日
  • 「武漢形勢險惡,謀害益烈,海軍恐亦為其利誘,敗類奸黨全部動員,合國際共產之力量以倒余。處置雖困,而精神不倦,希望益大也。」[23]:9
    • 1927年3月24日
  • 「列強未平。昨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靜坐會客寫信,擬告同志書。第二軍位置不明,第六軍退回江南,內容複雜,彼此疑忌,不能制敵,CP陰謀至此,可恨。下午健生到寧,余決心暫守江南,如江北之敵來攻,則出擊破之。若漢口來逼,則讓南京與彼,退守蘇滬也。上海工團槍械昨日已繳,頗有死傷,而浙江各處CP皆同時驅逐,人心為之大快。津浦路敵聞有退卻模樣。晚與志希、健生談黨務及大局。」
    • 1927年4月13日
  • 「我們自民間來,仍須到民間去,我們要隨時愛護士兵,與士兵同甘苦。我們要隨地愛護人民,為人民爭自由。」
    •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五期同學錄序〉,1927年7月
  • 「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偏易墮落,革命進程中的危險,無過於此。」
    •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五期同學錄序〉,1927年7月
  • 「吾人成敗不足深計,惟求心安理得,即使敗亡,亦於吾良知無損。」
    • 〈渡江北伐時與諸路總指揮電〉,1927年7月
  • 「一年以來,北伐不成,主義未行,徒使黨務糾紛,部屬犧牲,而民生凋敝,國計困窮,尤甚於昔」
    • 〈呈國民政府辭總司令職〉,1927年8月12日
  • 「結婚以來,每言輒以黨國為重,德業為要。如此情愛,彌可敬也。」[22]:61
    • 1928年1月1日
  • 三妹時時勉我以勤勞國事,更以余心慚感交集。」[22]:61
    • 1928年1月20日
  • 「凡一民族之革命,為一民族自己之事,在理不勞外人越俎過問,況自由平等尤為人類共同之正當要求。」
    • 〈告友邦人士書〉,1928年3月
  • 「民眾痛苦所在,無論若何艱險、若何危難、若何重大之犧牲,吾黨同志均前仆後繼以圖解救,豈有南北之同異。惟革命軍既為我北方同胞解除痛苦而來,北方同胞亦必竭誠與革命軍合作藉以自救兼圖救國。」
    • 〈渡江北伐通告北方同胞〉,1928年4月1日
  • 「自古每當易代之際,鼎革之後,其風化必肅靜,其人心必振作,百廢俱興,能繼續至百年或數百年而不替者。此何故也?蓋以用兵之後,軍人多散於民間,於不知不覺之中,社亦進於軍隊化故也。如古之井田屯田之制,及保甲團練之制,皆寓兵於農,寓兵於工。簡言之,照軍事組織以組織社會,維持秩序也。」
    • 〈論今日黨政軍與社會組織之唯一要素〉,1928年8月8日
  • 「你們時時刻刻要想到怎樣去努力振作才好,以後要告訴官長和士兵,我們學的本事、做的事情,不是為上官,也不是為別人,是為我們自己,所以你不要瞞騙上官,學的本事是你自己的,得的名譽還是你自己的。」
    • 〈對陸軍第三師訓話〉,1929年1月2日
  • 「我們行動態度精神處處要做部下模範,如果有一些不好,部下要學我們的樣,是害了部下,自己也沒有事業可做。」
    • 〈對陸軍第三師第九旅官長訓話〉,1929年1月4日
  • 「我們的環境是時刻來引誘我們墮落腐敗的,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要隨時隨地防止環境的誘惑,曉得腐敗墮落的危險,要時刻記住,警心惕勵,自強自立,不做壞事。我們是有能力的革命者,是能打破環境的。我們不怕它環境的繁華綺麗,只消抱著決心,什麼惡劣的環境都引誘不了我們,什麼事都可以戰勝的,即所謂人定勝天。社會上所有一切的環境,完全可以用革命的決心打破的。」
    • 〈新中國要從我們的手裡造出來〉,1929年1月14日在中央軍校演講
  • 「所以我們現在不怕環境的危險,只要自立自治自強,我們要從死中求生,創造一個新的歷史出來。」
    • 〈新中國要從我們的手裡造出來〉,1929年1月14日在中央軍校演講
  • 「上午同三妹往吳淞遊行,聞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鬱沉悶。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余?嗚呼!苦莫若於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既無,萬事灰心,吾母不能復生矣,嗚呼!」[22]:22
    • 1929年1月28日
  • 「今日心煩,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會,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國耶?嗚呼,無母之子,孤獨之人,尚有人生樂趣乎?……愁悶憂鬱為近來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嗚呼!」[22]:22
    • 1929年1月30日
  • 「全體同志,我們記得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 總理嘗十分沉痛的對我們說,『我現在已經老了,我的生命大約不久了,今後我要把中國國民黨這個孤兒付託於全黨同志。』」
    •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演詞〉,1929年3月15日
  • 「余深信世界上只有是非,無所謂成敗。與其苟且偷安委曲求全致淆是非,毋寧為擁護正義保障統一而犧牲也。」
    • 〈宣告湘事真象〉,1929年3月21日
  • 「當胞弟瑞青殤後,家難頻作,家產行將被侵,先慈朝晚泣長嘆。決心上京訴怨控告,毫無難色。嗚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憂苦至此。回憶往事,不堪設想。」[22]:26
    • 1929年4月26日
  • 「中國民族固有的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和卑污的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施,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
    • 〈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與俄國共產黨共產革命的區別〉,1929年4月28日
  • 「我們既然是一個人,不許人家來欺負的,更加不許外國人來欺負的。無論那一個人,一定均要自強獨立,無論什麼人來欺負我們,我們一定是要報仇的。」
    • 〈對軍校學生演講五三國恥〉,1929年5月3日
  • 「歷來軍閥之構成與其覆滅,皆由其視國家軍隊為私有始,患得患失以求保其地位終,倒行逆施,以自促其命運。軍閥所挾持,人格資其販賣,生命供其孤注,生則同受惡名,死則無人憐惜,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而不得不亟謀拯救者。」
    • 〈告原屬二集團各將士電〉,1929年5月24日
  • 「大家要明白,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
    • 〈糾正錯誤與改進將來〉,1929年6月3日在軍校訓話
  • 「我們要堅苦卓絕共同奮鬥。」
    • 〈國民政府成立四週年紀念日對北平民眾演講詞〉,1929年7月
  • 「鋼鐵是怎樣鍊成功的?是用很烈火來燒,很冷的水來冰,燒紅了再冰,冰冷了再燒,經過這麼好以回鍛鍊淬厲,那才能夠鍊成功一條鋼鐵。」
    • 〈對陸軍教導隊訓話〉,1929年7月29日
  • 「我們天天看到租界上的外人軍隊警察在馬路上行軍或出操時,多麼整齊有精神,體格又多麼強壯。其實這些軍隊在外國防軍中,並不算好,但是和我們比較起來,已覺好了。強壯、整齊、清潔,這六個字是軍人最要奉守的,此外還有靜肅,尤為重要。」[24]
    • 〈檢閱陸軍第五師訓話〉,1929年8月26日
  • 「凡是騙人的人,結果沒有不受人騙的。」
    • 〈討伐西北叛軍〉,1929年10月29日在國民政府紀念週
  • 「結婚二年,北伐完成,西北叛將潰退潼關。吾妻內助之力,實居其半也。」[22]:61
    • 1929年12月1日
  • 「一部分部中同志能以氣節廉恥倡,則此分區之人民化焉。」
    • 〈通告同志願以氣節廉恥相勉〉,1930年1月1日
  • 「革命尚未成功,仔肩不容稍卸。」
    • 〈關於整飭軍隊之訓令〉,1930年2月18日
  • 「自愧誠信未孚,更何敢赫然震怒,以增罪戾。」
  • 「慎必輕信挑撥離間者之讕語也。」
    • 〈致閻錫山電〉,1930年3月19日
  • 「而信義為禮讓之本,無信義則所謂禮讓者,皆屬虛偽。」
    • 〈致閻錫山電〉,1930年3月19日
  • 「討逆軍之任務在討賊,戡亂之目的在拯救人民,行軍所至,應處處本愛護人民之心,作捍衛人民之事。紀律務須森嚴,騷擾尤宜切禁,勿使社會秩序因行軍而致紛亂,勿使閭閻治安因作戰而受影響。」
    • 〈為討伐閻馮告將士文〉,1930年4月5日
  • 「我觀近來的人,多數是自己的腐敗,無論在政府方面、軍隊方面,都有此感。」
    • 〈對駐徐各部隊官長訓詞〉,1930年4月10日
  • 「譬如一個人任人來打而不思還打,則世人必以為無能,而打者反自以為多力也。」
    • 〈與顧祝同蔣鼎文陳誠陳繼承趙觀濤等書〉,1930年6月1日
  • 「我輩共患難,同存亡,自審藐躬,未能獨任艱巨,乃冀兄於危難之際,同負救國重任,決非敢以國家名器為私人酬應。」
    • 〈與張長官學良電〉,1930年6月23日
  • 總理有言,革命軍人之智,在於別順逆、辨是非、明利害。」
    • 〈告逆軍將士書〉,1930年8月24日
  • 「此後對於財政不唯須盡量節約,確立適宜之預算,尤須上下共守,期預算之確實施行,而國地方之度支出入,必對全國民眾為絕對之公開。」
    • 〈十九年雙十節對軍政意見通電〉,1930年10月10日
  • 「今日吏治之大弊,一曰因循寡效,二日貪污未除。前者由於權責之未盡分明,後者由於瑕穢之猝難蕩滌。辜人民之期望,為革命之污點,莫甚於此。」
    • 〈十九年雙十節對軍政意見通電〉,1930年10月10日
  • 「今後政治宜集中於地方自治之積極推進,完成其組織,充實其基礎,中樞以之督率縣區,務使訓政及早期成,而民權真能實現。此又攸關根本之至計也。」
    • 〈十九年雙十節對軍政意見通電〉,1930年10月10日
  • 「人民依法律應享有言論自由,而不能議及團體,此本近世國家之通則,宜亦為全國有識之士所當曲體而共諒者也。」
    • 〈論鞏固統一與確保和平〉,1930年10月15日
  • 「學校的教育,第一就是體育,體育好了,纔可講德育智育;如體育不好,那德育智育也就不能長進。」[25]
    • 分享自己鍛煉體格經驗,1930年10月20日
  • 「技術精熟了,對於自己的膽量志氣都能長進。所以以後對於拳術及大刀等的使用,以及各種跳高、跳遠等等,格外要多加學習。」[26]
    • 談鍛煉内容,除西方體育運動外,也不排斥傳統國術運動,1930年10月20日
  • 「現在一般社會因黨員多為個人謀幸福,少為民眾求利益,致對本黨常抱不滿之態度。且各地控告黨員違法之案,指不勝屈。」
    • 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演說,1930年10月20日
  • 「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認母教嚴厲」[22]:28
    • 1930年10月27日
  • 「余為國何能顧家,惟無以對先慈愛孫之心耳,雖然,排除赤化,保障國本,亦足以慰先慈於地下矣,伯力紀錄,無異亡國,余寧犧牲一切,雖至滅種,亦誓不承認也。」[22]:62
    • 1930年10月31日
  • 「總理有言,政治者眾人之事,眾人之事,至簡單又至普通者也。吾同志德業才性,自是各有千秋,但所擔當者既為管理眾人之事之責任,即應裁抑個性以成就政治上之共通性。」
    • 〈平逆後告中央同志書〉,1930年11月12日
  • 「我人應貢獻特具之長處於黨國,固不待言,然此貢獻只應在至淺易至普通至簡之公共軌範下而貢獻之,方有政治的價值。否則互逞其各各不同特具之才性,咸欲貫徹其獨到的見解與主張,則公共關係,即無由確立而穩固矣。中正聞道較晚,進德未遑,習與性成,常不免有逞偏鋒而害公務之處。愆尤叢積,自知至多。上述之理,乃質陳自身修省體驗之所得,以為諸同志借鏡之資,亦不啻一段懺悔的自白耳。」
    • 〈平逆後告中央同志書〉,1930年11月12日
  • 「中正竊以為今日國家待舉之事太多,而環境所容許吾人從容處理之時間太促,故最要急務,消極宜昌明法紀,懲奸去惡,使不肖者知所儆惕,無使再為障礙;積極的應集中人才,俾得各獻能力,以完成國家一切之建設。對於人才之甄用,應有不遺細流,而使萬川歸我之量,寬其限制,慎其審察,試之以事功,繼之以考核,而以公明無私之黜陟濟之。」
    • 〈平逆後告中央同志書〉,1930年11月12日
  • 「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澹慘惱,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余誠不知其所以然也。」[22]:18-19
    • 1930年12月4日
  • 「人心險詐惡劣,畏我者固為我敵,愛我者亦為我敵,必欲我皆為其利用而後快心,稍拂其意則妒忌交至,怨恨並來。政治社會之卑污毒狠如此,豈我所能堪哉。遁世既不可能,則惟有另闢途徑,獨善其身,而使若輩自爭以還我清白之體。誠意愛輔我者,惟妻一人。」[22]:30
    • 1930年12月9日
  • 「𨤸金為我國近數十年來病害民之惟一粃政,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早思實行裁廢,以種種障礙,延緩至今。不僅增加民眾之負擔,阻害農工商業之發達,尤為廉潔政治之巨敵,貪污官吏之總源。一般辦𨤸金者,皆視中飽為故常,以敲剝為能事。無數人員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悉由侵蝕國家之收入、吮吸人民之膏血而來,乃至握有政權軍權之同志,以所識窮乏者得我之一念,不恤率獸食人躬為萬惡之藪。」
    • 〈通告全國各機關團體要電〉,1930年12月26日
  • 「精神愈用則愈出,志氣愈則愈盛。盼以強毅之氣,奮克敵之誠,則宿恙亦當不難霍然。」[27]
    • 蔣光鼐因病請辭其職務,回電慰勉,1931年1月17日
  • 「晚讀中庸,頗有心得,甚以少年師友不良,德業不講,得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以失之晚矣。」
    • 1931年1月20日
  • 「人心麻木,風尚未開,黨員墮落,革命基礎毫未奠定。余問妻曰:如何乃能挽救墮風,其謂諯在教育。余以為教育固為革命基礎,然頹風靡一世,速革惡習,還在吾人盡心竭力,奮勉勤勞,為社會與國家倡導。」
    • 1931年1月23日
  • 「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講國界,故決不為任何一國帝國主義者所利用。共產黨指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測;亦從而和之,是盲從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與共產教在中國之損益與禍福及其時期之久暫,則敢斷言基督教於中國國民有益而無損,不若共產黨為禍之大也。」[22]:141-142
    • 1931年4月14日
  • 「夜半聞子規之聲,而憶吾母起床餵蠶時,嗚呼!不能復見矣。」[22]:22
    • 1931年4月26日
  • 「今日心煩,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會,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國耶?嗚呼,無母之子,孤獨之人,尚有人生樂趣乎?……愁悶憂鬱為近來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嗚呼!」[22]:22
    • 1931年4月30日
  • 「今日何日?非日本殘殺我濟南軍民之紀念日乎?余以粵事將亂,全力思量而幾忘身受之國恥日矣,何以對父母與死難之軍民也。記大過一次。」
    • 1931年5月3日
  • 「欲求此後政治之有成效,當認清過去之事實,並析其客觀的環境,而承認過去政治失敗與錯誤,尤為從事政治者應有之道德。」
    • 〈國民會議開幕致詞〉,1931年5月
  • 「無論何人為汝盡力,必欲稱功望恩,而實患難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22]:33
    • 1931年8月10日
  • 「革命的成功,原不是從平安中得來,乃是從危險中得來,我們一定要有轉危為安、轉禍為福的精神,方可以真正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
    • 〈在國府紀念週報告剿匪及水災情形〉,1931年9月7日
  • 「吾人既有共同決心,倭寇雖兇,無足為患。」[22]:61
    • 1931年10月8日
  • 「邇來甚念經兒。中正不孝之罪,於此增重,心甚不安。」[22]:62
    • 1931年11月28日
  • 「近日思母愈切,念兒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實無顏以對父母也。」[22]:22
    • 1931年12月3日
  • 「明日為陰曆十一月七日,慈母誕辰,夜夢昏沉,對母痛哭二次,醒後更悲,悔不考罪大,國亂人孤,但有痛楚而已。」[22]:21-22
    • 1931年12月14日
  • 「國事至此,若非從速實現團結,完成統一,實無以策將來之勝利,慰國民之期望」
    • 辭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1931年12月15日
  • 「孫夫人欲釋放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之後嗣,豈余所懷耶。」[22]:63
    • 1931年12月16日
  • 「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余不能自主,始誤於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於本黨之歷史。黨內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以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倭寇以賣國,而未之預知,陳濟棠勾結古、桂各派,古應芬利用陳逆皆未能信,乃至陷於內外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而對於反動智識階級之不注意,教育仍操於反動者之手,此亦本人無幹部、無組織之過也。軍事之幹部後進者有熊、陳、胡等,而黨務之幹部實一無其人,外交更無其人矣。」[22]:231
    • 1931年12月22日
  • 「往勵志社與各同志會晤,自覺忍痛不堪也。余對大局貢獻以外交問題非先統一國內不可。」
    • 1932年1月22日
  • 「世道日非,人欲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22]:34
    • 1932年9月1日
  • 「語無倫次,心如懸罊,粗急異甚,是誠忙迫無片暇之故,反致壞事也。」[22]:80
    • 1932年11月11日
  • 「上午,段芝泉(段祺瑞)先生到達京歡迎之,以門人師生關係待之」[22]:162
    • 1933年1月23日
  • 「所用之人,所有機關,幾無一如意。」[22]:34
    • 1933年7月17日
  • 「今日為舊曆九月十五日,即為余四十七歲之誕辰,劬勞先慈,養我教我,而我之事業日趨於敗亡,將何以慰慈靈,經兒留俄,回家無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進念先妣,終日不已,而於三餐,尤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時,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則悔之晚矣。」[22]:22
    • 1933年11月2日
  • 「今日為余倆結婚六年紀念日,於此六年間,艱難辛苦,險阻困頓,得力於內助者,實非淺鮮。」[22]:61
    • 1933年12月1日
  • 「所幸夫妻和睦,愛情益賢,家庭之樂聊以自慰也。」[22]:80
    • 1933年12月31日
  • 「寓中布置之雅潔,惟吾妻能之。」[22]:61
    • 1934年1月31日
  • 「不能盡孝於親,為一生最大之恥辱,至今後悔毫已無及矣。」[22]:25
    • 1934年2月19日
  • 「吾妻護我病,保我身,無刻不在心,無事不入微。誠賢良夫人也。」[22]:61
    • 1934年2月23日
  • 「妻愛至久彌篤。其誠篤精神,實世無其匹。一生得愛,除母親外,惟吾妻耳。」[22]:61-62
    • 1934年5月6日
  • 「愛是不望報酬,此純潔至誠之愛也,勉之。」[22]:61
    • 1934年12月3日
  • 「中正幼年受劣紳污吏之欺凌,親戚之輕侮。長受滿清韃奴之壓迫,學友之嫉視。壯受倭寇蘇俄赤匪之脅誘,與倭寇之畏忌與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歷史,乃劣污倭俄與赤匪所逼成也。」[22]:29
    • 1934年年底雜錄
  • 「惟信徒與義士,乃得見新天地。」
    • 1935年4月1日
  • 「中央散漫,華北混沌,皆足顧慮。」
    • 1935年8月1日
  • 「從前只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期,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22]:33
    • 1936年11月10日
  • 「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人猶不願使余聞知,嗚呼!兄弟三人,今祇殘余一人矣,蒙難之中,使病兄驚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險之訊,彼已聞之,當可慰其靈矣。」[22]:105
    • 1936年12月27日
  • 「妻之於夫,不惜犧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為惟一目的,殊為可感。」[22]:61
    • 1937年1月24日
  • 「妻之愛夫,可謂無微不至矣。」[22]:61
    • 1937年2月9日
  • 「下午甚念益之,此時並未知其有病也。下午六時,聞其病重之報,乃即驅車往視,其神志甚清,覺未如醫生所言之劇也,此心尚安。及至十一時後,余正欲移院,因促余妻回來,不欲余前往,恐病中生感,但其並未言益之已於十一時彼回時已死也。及至今晨醒後,妻方告余以益之昨夜之死耗,不勝悲哀之至,所部又弱一個矣。」[22]:172
    • 1937年2月17日
  • 「除妻之外無一人能為余代負一分責,代用一分心。」[22]:34
    • 1937年8月3日
    • 「勝敗乃兵家之常,要以如何轉危為安耳。」
    • 1937年9月12日
  • 「人事與戰爭相逼而來。」
    • 1937年9月13日
  •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余不願為時勢所造也。」[22]:33
    • 1937年9月29日
  • 「一生短處缺點與病源,其中之一,不注重提綱絜領,細事操勞過多。」[22]:258
    • 1937年年底雜錄
  • 「從前只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22]:33
    • 1937年年底雜錄
  • 「革命鬥爭而不知辯證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
    • 開始看《黑格爾辯證法》,指定為「幹部應讀書籍」之一,1938年12月7日
  • 「黨國不幸,乃出此無廉恥之徒,無論如何誠心義膽終不能當其狡詐奸偽之一顧,此誠奸偽之尤者也」
    • 感歎汪精衛出國,1938年12月22日
  • 「只有美國是民主社會,容易開展活動。羅斯福總統也已經決心解決遠東問題。每月十萬美元的對美宣傳費用決不可吝嗇。」
    • 注意到西方媒體揭露日軍在南京暴行,美國輿論轉為對日軍譴責,遂加緊對美國社會宣傳工作,1939年
  • 「對內對外,對老對少,對文對武,皆須以一身親當。」[22]:34
    • 1939年9月23日
  • 「家中之事不能與家中之人直道,同家親人不能晤面,視為余一生最大之遺憾。」
    • 1941年2月25日
  • 「與車遊,妻稱此生未有如妻對夫名愛之人,即世界中亦未有如妻待夫之忠愛者。余聞此言,甚覺自慚也。」
    • 1941年8月12日
  • 「讀之悲愴不能成眠」[6]:269
    • 收到甘地寫的信,深感亡國之人失去自由之痛苦,1942年2月
  • 「父母妻子之外,皆無誠意己待之人,此乃人情之常。」[22]:30
    • 1943年1月26日
  • 「嘗憶廿一歲,余首次在保定軍校而未能假歸度年,家中惟母妻兩人,未見其孤子在家,乃號泣悲傷乃至不忍食年夜飯,想見當時,先慈念兒之情景,更不忍為懷矣。」[22]:23
    • 1943年2月5日
  • 「前方將領指揮無力,平時毫不研究,臨時糊塗作戰。」
    • 1943年5月28日
  • 「抗戰局勢至今受美國如此之威脅,實為夢想所不及。而美國帝國主義之兇棋,竟有如此之甚者,更為意料所不及」
    • 1944年7月16日
  • 「殊有價值,本黨誠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則敗亡無日矣。」
    • 看到中國共產黨章關於黨員與群眾聯繫條文,1945年7月16日
  • 「心但有憂懼與恥辱,毫無快樂之感。」
    • 1945年8月10日
  • 「此時應以全方接收東北與各省市軍政為第一要務。」
    • 1945年9月10日
  • 「曾憶十歲之年,父喪未滿一年,是年夏初……鄉間洪水浸屋三尺,為從來所罕見。此時家中惟寡母與孤兒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無人來家援。吾乃聞吾母悲嘆曰:如汝父在,近鄰鋪中人皆早來協助,而你父亦自在家處置一切,決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22]:27
    • 1946年6月13日
  • 「先考之嚴厲,不忍言也。」[22]:18
    • 1946年10月22日
  • 「時念余九歲喪父,……余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無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無援之中過活。」[22]:26
    • 1946年10月22日
  • 「九歲之年追溯塾師任介眉先生之殘忍慘酷,跪罰、毒打、痛罵、詛咒幾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嚴師,實是毒魔。如任師當年不死,則余命或為其所送矣。」[22]:29
    • 1946年10月22日
  • 「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
  • 「我們必須尊重憲法,實行憲法,確立法治的基礎。同時更須全體國民瞭解民主的真諦,向真正的民主而學習。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表現在政治方面, 也表現在經濟和社會以及各種職業的活動上面,民主國家的國民,決不放棄權利,也決不推諉義務;民主是要少數服從多數,但絕不是多數壓迫少數,更不容少數劫持多數。每一個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達公正意見的機會,也要有接受批評和犧牲小我的精神。」
    • 宣誓就任第一任總統致詞,1947年5月20日

晚年語錄[编辑]

黨內糾紛日甚一日,裂痕無法彌縫,自感此為生平最大過失。
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毫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此亦為余平生最大失敗之一也。
能戰始能言和,不能戰而言和,是投降,投降後就是繳械,繳械後就是被屠殺。
  • 「歷代亡國之原因,並不在於敵寇外患之強大,而是在於內部之分崩離析。」
    • 1948年1月6日
  • 「黨內糾紛日甚一日,裂痕無法彌縫,自感此為生平最大過失。」
    • 1948年5月
  • 「朝醒後,深慮總統應否就職,或如始願仍退任行政院長而讓位德鄰,再三考慮,決定退讓,起床後向天父禱告,究竟應否就職,無論進退,皆懸求天父明白指示,最後得默示進不可辭,總統故決不辭。」
    • 1948年5月15日
  • 「今日為余就總統職之日,心緒愁鬱,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悲傷悽慘,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國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革命責任,惶惑不能自解。當選以來,無時不作辭退之想,而今日就職,則更切辭職之念矣。」
    • 1948年5月20日
  • 「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余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於余一人,試問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
    • 回應白崇禧批評「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1948年8月7日
  • 「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毫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此亦為余平生最大失敗之一也。」
    • 回應何應欽批評部隊用人「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1948年
  • 「黨、政、軍幹部自私、無能、散漫、腐敗,已不可救藥,若為復興民族重振革命旗鼓,非捨棄現有基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故現局之成敗不以為意矣。」
    • 1948年11月24日
  • 「此為平生入黨以來任黨務後惟一之打擊,從此本黨等於破產,革命歷史完全為若輩叛徒所賣,立法院亦無法維持矣。此實比諸四月間哲生不能當選副總統時之失敗更慘也。悲乎!何使黨敗至此,豈非余無能罔德所致之罪惡乎?余乃決心下野,非重起爐灶,另造幹部,無以革命矣。」
    • 1948年12月24日
  • 「余以立法院長選舉未能遵黨決議之時,決心辭職下野,今復得桂白之背逆脅制,乃更促成我下野之決心。所痛者,惟痛者,惟不予我有一點準備之時間。待余如一猶豫,則恐李離京,或又不敢接代,則失去比較良機矣。故催張、吳等促成其事。……辭職下野乃為未曾有之快樂,惟所遺憾者,平津與永宿間被圍待援之各部未能假我以十日時間,竭力營救,亦為平生最痛苦之一事,奈何。」
    • 1948年12月26日
  • 「下午會客後,閻伯川主任由太原飛京,來談時局,余將桂系陰謀野心,及最近實際情形明告之後,約吳、張同談,由張出示其與李、黃上午所談經過及其對『匪』求和,無條件投降與毁滅國軍陰謀畢露,乃決心留職奮鬥,不能再作下野之妄想,否則國家民族與革命基礎,五千年歷史皆將由此滅絕矣。」
    • 1948年12月28日
  • 「宣言諒已閱及,現在環境無法下野,故決心苦撐到底。」[28]
    • 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後致函宋美齡,1949年1月1日
  • 「個人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29]
    • 致白崇禧電,1949年1月2日
  • 「能戰始能言和,不能戰而言和,是投降,投降後就是繳械,繳械後就是被屠殺。」[30]
  • 「兄決定日內下野,先回家鄉。」[31]
    • 致函宋美齡,1949年1月20日
  • 「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此後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尚不算晚。」
    • 發覺奉化覺當地鄉村毫無改革,痛感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1949年3月2日
  • 「自己個性太強,凡大小政策,無不信自決,以致無人進言,不能集思廣益,折中至當。」
    • 1949年3月10日
  • 「他們要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32]
    • 李宗仁等多次要求出國之答覆,1949年4月
  • 「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中正)無立足之地。」[33]
    • 對李宗仁等多次要求出國之答覆,1949年4月
  • 「一生大病是輕浮躁急。」
    • 1949年5月27日
  • 「此次大難關必將打破,定能轉危為安。」[17]:219
    • 在台北市介壽館出席總理紀念週說,1949年6月26日
  • 「余為革命歷史及民族人格計,實不能不順從眾意,決心飛渝,竭盡人事,明知其不可為,而在我更不能不為也,至於生死存亡,尚復容計乎,乃決心飛渝,尚期李能徹底悔悟回頭。」[34]
    • 反省錄,1949年8月12日
  • 「黨與國由總理一手創造,由中正一手完成,余愛此黨此國,甚於愛子,豈僅視如至寶而已。時至今日,由余養育完成之黨國,而由余毀滅之,此境此情,將何以堪!如果黨國果真絕望,則尚有此殘軀立足之餘地,其將有何面目見世乎!」
    • 1949年11月28日
  • 「今日國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千鈞一髮之時,余豈見危不救,顛而不扶,目下只有一本光明正大態度,決心復行視事,以挽大廈之將傾,至於成敗利鈍在所不計。」[35]
    • 聽聞李宗仁出境赴美不願卸去代總統名義後之嘆息,1949年12月2日
  •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
    • 1949年12月25日
  • 「本年一年中之生活,所見所聞與身受各種遭遇,無非為人唾棄,為世譏刺,恥辱悲慘,於茲為甚。」
    • 1949年12月31日
  • 「作復位之準備,以非此不能救國也」
    • 1950年2月5日
  • 「自余下野一年間,軍事失敗,大陸沉淪,有形之損失尚在其次,而各部會長捲款逃港,以及留港物資故意滯留,以待交共之資金,足供二年以上之軍政費用,半數凍結,半數借匪,李德鄰不僅不知管制,而且接受劉航琛等之賄款,充其赴美之私用,此種紀綱掃地之精神損失,實為二十餘年奮鬥所得之基業,完全被其顛覆殆盡。目睹今日空軍、裝甲兵、海軍與陸軍主管皆擁兵自私,視同私物,國既不國,軍亦非軍,而革命軍人之人格盪然矣。嗚呼!如余復出,果能救國抑誤國而亡乎。若照去年一年間大陸沉淪之速,則余如再不出而負責,則僅存之台灣,最多不出二月,其亦必為若輩自取滅亡矣,悲乎!奈何!」
    • 1950年2月14日
  •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今後公私生活與工作,皆應從新做起,一切措施皆要新生。」
    • 1950年2月17日
  • 「在這個國家存亡危急的時候,讓中正繼續行使總統職權,為民服務,來挽救現在的危局,來完成我們各位同仁戡亂建國的使命。」
    • 復行視事講話,1950年3月1日
  • 「本黨的革命事業到了今天可以說已經失敗了!總理領導我們艱苦奮鬥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已經在我們手裡被敵人滅亡了!」
    • 在中山堂出席擴大總理紀念週講,〈本黨革命失敗的原因與今後復興的要務(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1950年3月6日
  •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幾乎已等於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我們一般同志如果今日還有氣節和血心,那就應該以恢復『中華民國』來作我們今後共同奮鬥的目標。」[36]
    • 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1950年3月13日
  • 「我還記得,當民國十一年陳逆炯明叛變的時候, 總理在中山艦上,由黃埔駛入白鵝潭時,依據當時的慣例,泊船的地點要由稅務司指定,當時有一個英國籍的稅務司跑到艦上來見 總理,說白鵝潭不能停泊。 總理當時義正詞嚴的答覆他說:「白鵝潭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革命領袖,我要停泊在那裏就在那裏!你稅務司是中國僱用的人員,你有什麼權力來干涉我?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革命黨人『全身是膽』,什麼威脅都不在心。」那位稅務司聽到 總理這樣理直氣壯的答覆,肅然起敬,默然退出。後來我們在白鵝潭一艘中山孤艦上,四周敵人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陳逆勾通洋人,施放了幾次水雷,然而在這險惡環境之中,仍舊停泊一月之久。……要憑我們自動創造的能力,冒險犯難的精神,來克服一切的難關,獲得最後的勝利。」[37]
    • 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1950年3月13日
  • 「我們過去那樣深厚的基礎,和偉大的力量,不到一年,就在無形中完全瓦解,徹底崩潰,到了今日,竟面臨亡國的慘境!這是何等可恥可痛的事情!」[38]
    • 主持軍官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講,1950年6月27日
  • 「戴雨農同志不死,我們今天不會撤退到台灣!」[39]
    • 戴笠殉職四週年紀念會上講,1950年3月17日
  • 「現在我再將政府反攻大陸的計劃,總括四句話對同胞們重說一遍,就是『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希望你們含辛忍痛,埋頭苦幹」[40]
    • 在臺灣廣播電臺講,1950年5月16日
  • 「我們政府軍隊的官兵決不會忘了你們過去這種無限親愛的精誠,在這時候,惟望大家原諒我們政府報國愛民的忠忱,和他不得已而撤退的苦心。同胞們千萬珍重,不久再會罷。」[41]
    • 在臺灣廣播電臺講,1950年5月16日
  • 「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動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
    • 1950年12月1日
  • 「重閱三十八年日記,更覺當年環境與形勢之可怕,至於悲慘與侮辱之經歷,則不足道矣。」
    • 1951年2月21日
  • 「余自六歲上學識字至十六歲之十一年間,除任介眉之凶虐以外,蔣价人間亦任意使氣,以學生為囚徒視之,其他對余之教誨皆無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賜,當十二歲時,蔣師之苛刻虐待後,十三歲吾母乃即辭退蔣而聘姚,其對元培養之苦心可說無微不至矣。」[22]:29
    • 1952年1月2日
  • 「與共匪談判和平,實等于與虎謀皮。」[20]:73
  • 「我們今天對於世事的變化,惟有正視著一切事實,不問其變之大小,亦不管其事之難易,只要我們能盡其在我,站穩腳跟,堅忍不拔,奮鬥到底,那就是一切最不利的或最危險的天大難事,也都是我們進入勝利之途的機關車頭,決不再會有什麼疑懼動搖,亦決不再會有什麼失敗被賣的顧慮。」[20]:73
    • 在國父紀念週發表講演,檢討美新政府所操持之政策與目的時勸勉國人,1953年4月6日
  • 「要在今日提醒大家,務須徹底根絕過去不恤亡國毀黨的惡劣根性。」[42]
    • 對革命實踐院黨政軍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一期研究員講,1954年1月18日
  • 「回憶三十八年杪,渝蓉陷落之情勢,匪軍縱棋,所向披靡,敵騎未至,疆吏早降,民心土崩,士氣瓦解,其敗亡形勢,不惟西南淪陷莫可挽救,即臺灣基地亦岌岌欲墜,不可終日。當此之時,共匪定余為戰犯,欲得而甘心,而一般叛將敗類,設辭攻訐,更予人不堪之侮辱,乃以中正為仇寇之不容,而反以共匪為可君矣。」
    • 1954年2月11日
  • 「否則不但不能遏止共黨在遠東的侵略,且共產集團更將輕視民主國家之虛聲恫嚇政策,祇有助長共黨之侵略形勢,而使遠東局面更不可收拾了」[20]:77
    • 對國際社記者談話,警告美國必須採取領導行動,使東亞各反共國家「從速」簽訂「類似北大西洋公約之反共協定」,1954年4月7日
  • 「近來每晨五時起床,黎明氣象,常使我追念十歲前後趨塾中讀早書,並便道約國彥同行時之情景,朝霞初現,如火如荼,群動未起,萬籟無聲,而書聲破曉,四鄰驚醒之景幅,今日不可復得矣。」
    • 1954年7月24日
  • 「此次大陸水災之慘重,中外人士多以為乘機反攻大陸乃時不可失,余則認為不可。此時長江以南一片汪洋,軍事不易發展,一也;哀鴻遍地,如無救濟實施辦法,則經濟無以為繼,二也;至於政治人心,則自有可攻之道。」
    • 1954年8月26日
  • 「近日憂鬱不已,對美外交問題之外,宣傳未能發生效果,不能使美民注意俄共陰謀之真相,而國人如蔣勻田等之無知不道,如何能建立反對黨,以步入民主憲政之常軌,亦為浩歎之一也。」
    • 1954年10月19日
  • 「我如不受外力阻撓,現在便能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政權。」[20]:84
    • 對美國記者談話,1956年1月
  • 「(胡適)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灣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
    • 1959年11月7日
  • 「此種無恥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實甚」
    • 對胡適的惱恨,1959年11月20日
  • 「雷逆(雷震)逮捕後,胡適如出而干涉,或其在美公開反對政府時,應有所準備:甲、置之不理;乙、間接警告其不宜返國。」
    • 1960年8月31日
  • 「胡適挾外力以凌政府為榮,其與匪共挾俄寇以顛覆國家的心理並無二致」
    • 1960年9月20日
  • 「總理遺教和領袖根據遺教所提出的指示,亦就是黨務干部思想行動唯一的依據……然而我考察黨的好些工作,往往都是領導幹部的自專自用,管見臆說,而自矜創意,很少是根據總理遺教和領袖的指示……可是今日黨的幹部似乎不應該再犯有這種毛病,因為大家對于總理的主義遺教,特別是領袖的言教身教與當面指示,總應該了解,那是領袖積五十年來的經驗……」
    • 《復國建國的方向和實踐》,1962年
  • 「蔣總統是大陸同胞的救星」;「蔣總統才是你們的救星」[43]
    • 《總統蔣公手訂對匪軍官兵喊話要旨》,1962年
  • 鄭成功抱孤臣孽子的心情,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閩粵一帶忠義之士,紛紛渡海來歸,致力于光復事業,實啟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先聲。」
    • 《臺灣省光復十七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1962年10月25日
  • 「摧毀亞洲共產主義,地點應在中國大陸;我反攻不預期美軍相助。」[20]:103
  • 「我可獨力反攻,蘇俄不會干涉。」[20]:103
    • 告訴「南加州日報」發行人平克萊,1963年1月31日
  • 「在太平洋地區引起更多的不安與混亂」[20]:103
    • 接見合眾國際社記者發表談話,警誡西方國家,印尼註定要變成一個徹底的共黨國家,1963年2月7日
  • 「要知道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消滅大陸的共匪,拯救我們全國同胞,恢復我們大陸失土,來完成我們雪恥復國反共抗俄的使命。」
    • 雙十節閱兵講話,1964年10月10日
  • 「自由世界應在這時候採取積極有效的制止步驟,最有效的,則在共匪的製造核子武器及其發射系統尚未完成製造以前,澈底加以摧毀;如竟震懾於其虛聲恫嚇,任其坐大,則將來必貽無窮的禍患。」[44][45]
    • 答北美報業聯盟廣播評論家艾爾曼書面問,中共能否在未來一舉而摧毀在臺灣及金馬外島的軍力,1965年5月2日
  • 「我們所期望的是美國及其他友邦道義上與物質上的支持,在執行此項任務時,我們決不考慮使用核子武器,同時確信反攻大陸工作一旦開始,匪偽政權必可推翻,我們復國使命即可提早完成。」[46]
    • 答北美報業聯盟廣播評論家艾爾曼書面問,國軍如給以美國協助,能否無須核子武器亦不須十年之久,而迅速摧毀中共的戰鬥力量,1965年5月2日
  • 嚴家淦同志的長處,正是我的短處;我的短處,也正是嚴家淦同志長處。」[47]
    • 對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與會者說,1966年3月
  • 「就是耍憑藉我們傳統的人本精神和倫理觀念,來喚醒這一代人理性與良知」[48]
    • 對行憲紀念大會致詞,1966年12月25日
  • 「最近常念余之一生,以遷台以來至今十九年,為最有意義之階段,雖期間困難最多,苦痛最深,恥辱最大,亦是思想最成熟之時期,亦是我學得最多、思想最正、經驗最豐之時期。如今後果能有所成就,乃是誠能不負此生之時期,而且自信上帝必不負苦心也。」
    • 1968年5月21日
  • 「吾人在台皆以罪過之身為黨國補過,以期將功贖罪。」
    • 1968年5月30日
  • 「不堪回首,未知何日能報達親恩,以湔雪罪孽與恥辱。」[22]:58
    • 1969年2月16日
  • 「歲末思親,更為揣摩先慈之墓廬,不知何日能光復大陸,重回故鄉,清掃墓廬?」
    • 1969年12月
  • 「當十六歲,元宵領導溪口花燈隊至岩頭作戲,妻兄懋卿認以為恥,且比我為敗家子。余難忍受,因此與毛氏一生不和也。因此,須知後生可畏,對少年人不應侮辱也。」[22]:58
    • 1970年4月18日
  • 「此為一最黑暗之時期,但余對光復大陸之信心毫不動搖,且有增無已。確信上帝與真理和我同在也。」
    • 1971年12月
  • 「謹鄭重懇請諸位代表另選賢能,繼承本人担任總統職位。」[49]
    • 1972年2月
  • 「心緒煩悶,大丈夫能屈能伸。」
    • 1972年7月20日
  • 「今日體力疲倦益甚,心神時覺不支,下午安國來訪後,與經兒車遊山上一匝。」
    • 1972年7月21日
  • 「大陸國土未復之前,我是不去美國的。」[50]
  •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實行三民主義,則天時地利人和皆在於吾人之一方。如此共匪雖猖狂,其敗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負重決不枉費。”
    • 《病中隨筆》,1975年
  •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 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51]
    • 《遺囑》,1975年

關於抗日[编辑]

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粵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國,而且其推出代表全為粵人,是廣東縱然化省為國,與倭夷攻守同盟以傾中央。
不向敵國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國之所以被辱也!
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52]
    • 由南昌致電張學良,1931年8月16日
  • “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
    • 1931年9月19日
  • 「內亂不止,天災匪禍。相逼而來,速我危亡呼!」
    • 1931年9月19日
  • 「昨晚倭寇無辜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天災匪禍,相逼而來,恕我為亡乎?」
    • 1931年9月19日
  • “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搶占,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茍為吾祖宗之子孫,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 1931年9月20日
  • “……據中正意見,此次日本暴行,可為下列兩點之試驗:(一)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患。記得日本人有一本書,書名「滿洲問題之重大化」。其間大略述及中國人散漫不關心國事,如甲午、庚子戰役,戰爭地以外之中國人民好似不關痛癢——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觀而不關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感覺。日本敢於公然侵略,實在已視我國民如無物,深可痛心。此次嚴重之國難中,我國民是否能全體一致,舉國一心,發揮真正之愛國精神,以救國難,亦為一重大之試驗。……此時世界輿論,已共認日本為無理,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恨,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國家存亡,關係重大,此時務須勸告民眾——嚴手秩序,服從政府,尊重紀律,勿作軌外之妄動。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53]
    • 在南京中國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發表演說《國存與存,國亡與亡》,1931年9月22日[54]
  • “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
    • 1931年9月22日
  • 「政府現在既以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
    • 《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23日
  • “粵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國,而且其推出代表全為粵人,是廣東縱然化省為國,與倭夷攻守同盟以傾中央。”
    • 1931年9月23日
  • “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囂張,決以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而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
    • 1931年9月25日
  • “國事危急至此,對國內與中央肆行壓迫,對倭寇則勾結遷就,是誠全無心肝矣!”
    • 1931年10月2日
  • “此次對日作戰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國家人格之存亡。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奮興,不惟於國無益,而且徒速其亡,故無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與主義而已。故倭寇果逼迫我政府至絕境,而使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能顧,惟有犧牲一己,表示國家之人格與發揚民族之精神,不能不與倭寇決一死戰。”
    • 1931年10月7日
  • 「明知戰無幸勝,但國家至此亦無可再弱,決不比諸現在再惡也。深信有余一人之犧牲精神,必可由此一戰解決國家一切之糾紛,以完成我未成之志願。與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求生也。此志既決,神明泰然,更無疑慮矣。」
    • 1931年10月8日
  • 「余決心即定,不論各國態度與國際聯會結果如何,為保障國土與公理計,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 1931年10月11日
  • 「(粵方)以為中央已無辦法,故提此苛刻無理之要求。倭寇藉粵方搗亂之機以逼中國,粵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國,而且其推出代表全為粵人,是廣東毅然成一粵國,與倭國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勢至此,殊為我中華民族羞。對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惟有負責堅持,以報黨國,豈有退步之餘地乎!」[22]:200
    • 1931年10月23日
  • “日本此次無故佔領我國土地,必自恃其強大的陸海空軍,以為中國必非其敵,我若稍與抵抗,彼即可藉口開戰,必使我割地賠款,方肯罷休。我國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種心理,深怕得此結果,欲圖恢復,非數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種心理,在我國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適用的,現在卻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國人現在知識程度的進步,到了萬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們一定不會失敗的。我們現在固要盡力避免戰事,且在未至戰爭的時候,仍要鎮靜持重,無暴其氣。但我們國民知識程度的進步,實可以和強敵決一死戰,這不僅我們自己要認識,世界各國在這一回事中,都可認識的了。日本以甲午戰爭時代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中國,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徵兆……今天的中國是全中國人的中國,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國人抵抗,這就是我們御侮的基本……任何國家離開國際社會,都是自取滅亡,日本現已陷於此種境地……世界非僅一日本,國際非僅恃強權,日本佔領東三省,就是破壞東亞和平,日本軍閥不明此理,無異自絕於世界。」
    • 在國民政府 總理紀念周講,1931年
  • 「倭事乃由國內賣國者發動,胡展堂、陳友仁之肉,不足食矣!」
    • 1931年11月27日
  • 「不向敵國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國之所以被辱也!」
    • 1931年12月4日
  • 「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後之行動,非至強迫我與彼直接解決東北問題終了之後。然彼之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余剖視倭人之心肝,了若觀火,今日唯有犧牲一切,與之周旋,只求保全本黨主義維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萬一也。然非至最後關頭、及確有把握得到相當價值,且必可保證黨國之時,則不作無謂之犧牲,故在今日謀國急務,非健全內政、先鞏固基本地區及強固基本軍隊不可,是故不到最後時期,決不放棄基本之謀,以顧其他。總之,剿除長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後,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余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國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計焉!」
    • 1931年12月9日
  • 「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內侵占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斷交宣戰之口實,則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以中國今日之現狀與國力,如果與日絕交,則必出於軍事戰爭,無備而戰,必至戰敗,戰敗之國,未有不失地,未有不喪權者也」[55]
    • 〈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1932年1月21日上海《民國日報》
  • “我們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及日本對我們侵略和壓迫,與國內土匪共產黨及一切反動派乘機活動的情形,並我們在此內外夾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復興民族完成革命的問題。我們要完成革命,使中國獨立自由成功一個新的國家,沒有相當準備期間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敵人打來,不容許我們有這一個從容準備的期間,我們只能在抵抗的時期內加緊做準備的工作,如果沒有做準備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長久,反攻更不可能,這樣我們就沒有獨立的日子了。……然則我們將以幾年為準備時期?並依那一種計劃來準備呢?據我看來是公曆一九三六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恐怕就要開始,所以我們可能的準備期間,從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這次大戰起來的時候,就是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我們中國一般國民在這五年中間能夠努力準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就可以做一個奮勇無敵的戰鬥員,就可以從世界大戰中建立出一個新的中國,就可以在國際上得到獨立平等,就可以富強,就可以復興。」
    • 《復興中國之道》,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總理紀念周講,1932年4月11日
  • 「日本是後開化的民族,三島的土地比不上我們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沒有我們這樣多。但是為什麼我們卻反來受他們這樣的欺凌呢?前恥尚未伸雪,到今天我們的東北和淞滬,又受了日本鐵蹄的蹂躪,更釀成這種空前的恥辱,這種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有這樣好的錦繡山河,和四萬萬優秀的民族,數十年來,竟遭這小小三島的倭寇壓迫、欺侮,使得中國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地位,這不僅是對不起我們 總理和已經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來,又那能對得起我們自己!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是不是要我們受人家的欺侮與壓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個人生下來,當然有一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個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恥,不知恥的人,就是沒有人格,不配做一個人。更說不上做一個革命黨員,我們今天既受了這空前的恥辱,如果甘於忍受,不認自己是一個人,這亦算了。否則,如認我們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個人,不甘忍受這種侵略與欺凌,那就應該負起責任,去湔雪這個恥辱。古人講:「不自由,毋寧死」,我們的國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們就應該不顧一切,一致起來替國家民族爭自由!否則我們一個文明古國,黃帝的子孫,竟伈伈俔俔偷活苟安於今日世界之上,我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呢!?要知國恥一天不雪,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便一天沒有地位,便一天沒有面目見人,尤其是我們一般負有保國衛民責任的軍人,比旁的國民的責任格外加重。並且要知道,這恥辱也可說是完全由我們不肖的軍人不爭氣造成的!因為我們少數軍人自己腐敗,懶惰,頹唐,浪漫,畏難苟安,祗顧個人權利,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恥辱,以及黨的恥辱,完全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關心,這樣的軍人,如何還能夠雪恥救國呢!所以我們要覺悟,要反省,別的不必責備,自問是否可以對得住自己。我們的國家民族既遭了這樣空前的恥辱,我們還不同越王勾踐一樣去臥薪嘗膽,求雪國恥,我們還算得是一個中國人嗎?……如果國恥一天沒有湔雪,我們便沒有一天可以安樂自由。能夠這樣上下一心,全國刻苦,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以沼吳。我們少則三年,多則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國恥,一定使國家和民族達到獨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時候,我們的責任,才算是完成,才對得起 總理,對得起一般死了的將士,以及我們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為中國的國民,不愧為國民黨的黨員。」
    • 《雪恥救國之道》在 總理紀念周講,1932年5月9日
  • “近日甚思赤匪與倭寇,二者必捨其一而對其一。如專對倭寇,則恐始末之匪亂以至覆亡,或如蘇俄之克倫斯基土耳其之青年黨,畫虎不成,貽笑中外。唯以天理與人情推之,則今日之事,應先倭寇而後赤匪也。」
    • 1933年1月20日
  • 「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56]
    • 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 “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做長期不斷的抵抗。」
    • 1933年4月12日
  • 「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
    • 1933年4月12日
  • 「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
    • 1933年7月4日
  • 「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加註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57]
    • 1933年8月17日
  • 「我們有什麼方法來抵抗敵人復興民族呢?是否現在這時候,竭力來準備國防,拼命的來製造飛機大砲,就可以和他來作戰嗎?各位將領一定也知道,不僅是我們現在臨時添置武器,整頓國防,已來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從現在起,大家同心一致,專在這一方面來努力三十年還是不夠,到那時候,說我們想靠物質的力量,可以戰勝日本,那還是等於做夢,何況現在日本人決不許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準備國防,也不許我們有一個時期來製造武器呢?進一步說:就是日本人讓我們儘量來設備國防,我們的人力和財力,那裏能趕得上呢?比方講:我們國家的邊疆要修要塞,海岸有海岸的要塞,所用的二十四生地的一門大砲,至少就要四百萬元,子彈還不算在內,即此一項來說,我們的財力和人力,那裏能辦得到呢?何況事實上日本人絕對不許我們有一點國防建設,我們那一個地方要準備、要整頓,他的兵艦就開到那一個地方來威脅、騷擾,使你無法著手。現在這時候各位將領要明白,如果日本人一天不敗,我們中國的國防一天建立不起來,我們國家一天不能安全,我們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所以你們大家要有這個覺悟,如果他有一天的武力,他決不許我們有整頓國防的一天,亦決不許我們中國有統一的一天,如此,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來整頓國防?可以來和他真正作戰?沒有這個時候!沒有這個可能!我們不要夢想!因此我們中國的軍人處境格外困苦,責任格外艱難,我們要格外的刻苦,格外的耐勞,格外的堅忍自強,而且要特別的秘密。外國的軍人可以按照一定的計劃,可以得到國防上的掩護,安心來訓練軍隊來準備作戰,現在我們中國沒有方法可以統籌國防,按一定的程序來準備一切。我們的軍人,到處受敵人脅制,得不到一點國防的掩護,敵人時時在監視著我們,隨時來擾亂我們,可以制我們的死命!今天他要派兵到什麼地方,馬上就可以到什麼地方,他要派兵艦到什麼地方,馬上就可以到什麼地方,如其海陸軍所不能到達的地方,就用他的飛機隨時派來擲彈轟炸,制我們的死命!現在我們整個國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說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沒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動一點。……我們還可以拿我們的精神來戰勝他的物質!發揮我們的智力來抵抗他的物力!我們要知道,革命軍隊和反革命軍隊來作戰,我們要戰勝敵人,不在武器,不在物質,而在我們的精神!無論古今中外那一個國家皆遭有寇患,而且這寇患一定有強大的武力,如果被侵略者僅僅靠軍隊靠武力來抵抗他,一定抵抗不了!所以我們革命軍和反革命軍鬥爭,被侵略國與侵略國的軍隊作戰,一定要有革命軍特別的戰術,要有特別的革命精神來抵抗外敵橫暴的武力與優裕的物質!這就是完全要靠我們自己全體國民能夠格外的勞心勞力,就是我們一個人要做他們兩個人的事情,每個人要能如此拼命準備,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有一個時間,可以來戰勝一切,完成我們復興民族的使命!……所以今後我們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條件,就是統一,統一之後,力量才能集中,集中之後,一分力量才可以發生十分的效用。如果不統一,把國家割據分裂,這就是十個力量還不能作一個力量用,國家一定會給人家滅亡的。這是講我們對於現代與非現代,文明與野蠻的分際,及對於國家民族存亡的關係,大家要特別的認清。其次,我們除了統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還有一個救國的要訣,就是古人所講的要步步為營,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我們現在既不能講國防,就要講營防,我們每一營一連所駐紮的地方,一定要將工事做好,我們的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必須步步為營,處處嚴防,我們的營防,就是我們的國防。我們的生命,軍隊的生命,既隨時隨地在日本掌握之中,我們就得每到一個地方,要紮一個營要挖一道溝,古人所謂深溝高壘,雖不能守到兩三年,至少也要固守一兩個月,不能守一兩個月,至少總要死守一個星期。我們雖無十分戰勝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作最頑強的抵抗,我們雖未必可以打敗敵人,但是被敵人打敗的時候,一定要使他受最大的犧牲,一定從敵人手裏取得最大的代價,這是我們一定做得到的。我們要拿一分力量,來抵抗敵人十分力量,我們就是要拿自己的人力來抵抗敵人的機器。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犧牲的準備,和這樣一種革命的精神,我們每營講營防,每團講團防,每師講師防,拿我們的血肉來代替我們的國防,拿我們的血肉來抵擋敵人的槍砲。如此,雖然緒戰失敗,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戰成功。因為用這種革命戰術,他要佔領我們一省,至少時間就說是一個月,如其統計起來,他們要佔領我們十八省,至少要費十八月,這十八月時間;那國際形勢的變化還了得?何況他一個月,必不能迅速佔領我們一省呢?所以我們各個人如果有覺悟,隨時隨地作防禦工作,隨時隨地準備犧牲抵抗,如此,不僅不怕日本人有三千架飛機,就是他再加三萬架飛機,對我也無可奈何。不僅不怕他有一百二十萬噸海軍,就是他有三百萬噸也沒用。不僅不怕他這三百五十萬陸軍,就是他有六百萬,也不能滅亡中國。所以我們革命軍人,要覺悟、要自信、要有革命的精神和犧牲的決心!決不能坐以待斃。我們有槍有砲,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拿了一件武器,就是我們打敗敵人的東西。」
    • 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1934年7月13日對廬山軍官訓練團講
  • “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
    • 1934年12月29日
  • 「中國則應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20]:30
    • 閩變落幕後,蔣於病榻分章口述《敵乎?友乎?》一文,囑陳布雷氏筆錄其詳,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同時曉喻國人,1935年1月
  • 「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20]:32
    • 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一中全會開會提出對日決策之基準,1935年12月2日
  • 「奢言抗日者,殺無赦。」
    • 1935年底
  • 「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58]
    • 《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談話》,1936年6月
  • 「對日抗戰是不能避免的。由於中國的力量尚不足以擊退日本的進攻,我將儘量使之拖延。」[59]
    • 《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談話》,1936年6月
  • 「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九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60]
    • 在中国国民党第五屆二中全會明確「最後關頭」之「最低限度」,1936年7月13日
  • 「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
    • 計畫以6年時間,裝備60個德械師,1936年9月26日
  • 「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強橫的兵力,我們要以逸待勞,以拙制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制動,抵死拼戰,來挫折他的士氣。」[61]
    • 《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1937年3月12日
  • 「國軍部隊之運用,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之基本主旨。各戰區應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計畫,以完成其任務。」[62]
    • 《國軍作戰指導計畫》,1937年3月20日
  • 「倭寇在蘆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使我屈服乎?」
    • 1937年7月8日
  • 「應先具備必戰與犧牲之決心,及繼續準備,積極不懈,而後可以不喪主權之原則與之交涉。」[63]
    • 電北平市長秦德純等人,1937年7月8日
  • 「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
    • 1937年7月12日
  • 「蘆案必不能和平解決,中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64]
    • 致宋哲元電,1937年7月13日
  • 「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65]
    • 〈蔣委員長致冀察綏靖主任宋哲元、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囑勿受日欺騙電示〉,1937年7月17日
  • 「再不作倭寇迴旋之想,一意應戰矣。……人之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
    • 1937年7月19日
  • 「現在局勢只有各關係國尤其美、英兩國之合作,可挽危機」[66]
    • 接見美國大使詹森談話,1937年7月25日
  • 「東亞局勢已至最後關頭,望告其政府,作轉危爲安之計」
    • 告訴接見之美駐華大使,1937年7月26日
  • 「平津既陷,人民塗(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對倭抗戰。」
    • 1937年7月30日
  • 「此誠為我民族莫大之奇恥,亦中國歷史未有之巨變……要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 《告抗戰全軍將士書》,1937年8月8日
  • 「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移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暴政,挽救危亡。」[67]
    • 讚揚中央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所舉各項,1937年9月24日
  • 「此次抗戰實逼處此無可倖免者也,與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國格,留待後人之起而復興」
    • 1937年10月31日
  • 「敵託德國傳達媾和條件,試探防共協定為主,余嚴詞拒絕。」
    • 1937年11月5日
  •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對國對民殊難為懷也。」
    • 巡視南京城防工事之嘆惜,1937年11月27日
  • 「靜思時局與前途,除抗戰到底外,別無他道。」
    • 上午在廬山三峽澗上聽泉,1937年12月9日
  •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内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致敵之死命。……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 《告全國國民書》,1937年12月17日
  • 「以面的抵抗對敵之點或線的奪取,使不能達速戰速決之目的,而消耗疲憊之。」[68]
    • 在湖北武昌制訂《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畫》,1937年12月19日
  • 「其條件與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國無從考慮,亦無從接受,決置之不理。」
    • 1937年12月26日
  • 「國民黨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示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敵人,訂立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若果不幸全歸失敗,則革命失敗不足以為奇恥,只要我國民政府不落黑字於敵手,則敵雖侵佔,我國民隨時可以有收復主權之機會也。」
    • 與汪兆銘、孔祥熙及張群談話,1937年12月28日
  • “抗戰方略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之事,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耳!”
  • “當此國家危迫之時,若無堅忍不拔之志,當從何處立足!日本所提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我國自無考慮餘地。並應堅決表明,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69]
    • 對于右任談話,、居正談話,1937年12月29日
  • 「尤以對俄問題處理為難,蓋國之禍患有隱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
    • 期望聯合蘇俄,與日作戰,1938年1月1日
  • 「倭寇所提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即嚴拒。……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 1938年1月2日
  • 「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本來戰爭的勝負,就是決定於空間與時間。我們有了敵人一時無法全部佔領的廣大土地,就此空間的條件,已足以制勝侵略的敵人。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70]
    • 在武昌中樞紀念周演講,1938年2月7日
  • 「須向民眾宣傳敵機炸毀黃河堤。」[71]
    • 程潛密電,1938年6月11日
  • 「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
    • 1938年6月24日
  • 「倭閥對我變更態度者,其果誤認吾內部之動搖,而與高(高宗武)之荒謬赴倭亦有關係也」
    • 1938年7月22日
  • 「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軍事學術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戰速決為性能。……我應以堅韌、忍耐、延緩、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
    • 分析日本軍事特性,1938年11月2日
  • 「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候。」
    • 《南岳軍事會議講話》,1938年11月25日
  • 「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
    • 1938年12月9日
  • 「中國若要自取滅亡,俯首而上斷頭臺則已,否則除抗戰拼命以外,再無第二道路矣。」
    • 1938年12月16日
  • 「此係太平洋上之九一八。」[20]:39
    • 海南島被日軍佔領後,向世界提出警告,1939年2月10日
  • 「所謂抗戰到底,究竟是怎麼講呢?我在五中全會說明抗戰到底,要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是根據以中國為基準的說法。」[72]
    • 在中國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第六次會議講演《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1939年11月18日
  • 「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當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於如何使國家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只有忍辱待時,鞏固後方,埋頭苦幹。」[73]
    • 坚持认为对日妥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 「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
    • 日本偷襲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
  • 「改變美國戰略,先解決太平洋倭寇之運動,非僅自救,亦為救世也,應積極進行,此為我國最要之政策。」
    • 1942年7月4日
  • 「我們發動机何日可以完全自製」
    • 為發展中國航空工業以筹备抗戰而視察航發廠并对其题词,1943年3月20-22日
  • 「希望世界今後再也沒有戰爭,今後地無分東西,人無論膚色,凡是人類,都會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聯合,不啻成為家人手足。」
  • 「今天敵軍已經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到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他們從前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 於重慶中央廣播電臺發表抗戰勝利宣言,1945年8月15日

關於修身[编辑]

  • 「好色為自汙自賤之端,戒之慎之!」
    • 1919年2月
  • 「近日甚為淋病之苦,心生抑鬱也。」
    • 1919年7月26日
  • 「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74]:43
    • 1919年11月7日
  • 「奢侈無度,遊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愛、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
    • 蔣檢點帳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1920年歲末
  • 「大家要袪除虛榮心,盡責守紀,奮鬥犧牲,來怍一個強毅的無名英雄。」[75]:12
    • 在黃埔軍校講,1924年11月3日
  • 「一個人自反是最要緊的,沒有自反心的人,一定不會進步的。」[75]:12
    • 在黃埔軍校講,1924年11月9日
  • 「韜光養晦,知足安命八字,可為處世之本。懲忿窒欲,立志養氣二語,乃為立身之基。」
    • 1925年3月7日
  • 「逸樂漸生,急宜防慮。」
    • 到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1925年4月
  • 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 [76]
    • 1925年5月
  • 「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
    • 1928年5月2日
  • 「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必至國恥洗雪為止。」
    • 1928年5月9日
  • 「一個人缺少了人格,無論有怎樣大的能力學問,只是增加作惡的工具,一定不免於失敗。」[75]:14
    • 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總理紀念週講,1932年4月11日
  • 「修身就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也就是致知格物的基礎的,不能修身,決不能治國平天下,也決不能致知格物。」[77]:104
    • 1932年
  • 「修身就是使本身端正。一個人的身如不能修,就不能端正,那無論說什麼話,做什麼事,一定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己立立人,你要立人,一定要你自己先立得穩定。」[77]:104
    • 〈革命哲學的重要〉,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講,1932年5月23日
  • 「近日心燥,言行動失粗暴,精神亦極不安,應在定靜安慮上用功。」
    • 1932年7月6日
  • 「近日時覺有身疲力盡之象,是老之將至乎。」
    • 1932年7月7日
  • 「焦急成病」
    • 1932年7月9日
  • 「自來皆徇外為人之事,以一勝字誤我一生。且皆不自然之生活,毫無泰然自得之時,若不痛改前非,是誠愧為人子矣,此後只有『無我』。『無欲』做起,總求此心光明磊落,無論任何憂患,當先求之於心,至此良知。」
    • 1933年1月31日
  • 「態度言行,自覺不正,不能使人望之儼然,勉之。」
    • 1933年4月1日
  • 「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學者要德性堅定,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
    • 1933年4月8日
  • 「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撐一日。」
    • 1933年4月14日
  • 「惟大勇者乃能忍大辱。」
    • 1933年4月20日
  • 「不能盡孝於親,為一生最大之恥辱。」
    • 1934年2月19日
  •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78]
    • 〈禮義廉恥的精義〉,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週講,1934年4月2日
  • 「兩年來,每晨誦讀《大學》、《中庸》第一章畢,再看《聖經》,幸未間斷也。」
    • 1935年12月1日
  • 「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人生死亡不過五分鐘而已。十字架之受難,余不承辱,誰復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無愧受洗矣。」[6]:119
    • 1936年12月15日
  • 「自動是發於內心的自覺,而內心自覺是由於精誠的感動。」[75]:25
    • 對廬山暑期訓練團大隊長以上官長講,1937年6月27日
  • 「余每朝一看《聖經》一章,十年如一日。每朝靜坐中,讀《大學》、《中庸》各首章一遍。每晚靜坐中,讀《孟子》養氣章一遍。」
    • 1940年12月16日
  • 「道為德之用,德為性之體,而性為德之本,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道乃表現德行之謂也。」
    • 1943年8月22日
  • 「孔子之道不行,則民族人心皆無救藥矣。」[74]:77
    • 1946年8月27日
  • 「重理《大學》、《中庸》全篇,自覺較有心得也。」
    • 1950年12月17日

關於學行[编辑]

嗣後共同作事,來日方長,前途甚遠。我最所盼望於諸同志的,就是大家相親相愛,和衷共濟,如同手足一般。
  • 「學問是無盡的,知識是無窮的。不要自滿自足,總要精益求精才好。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虛心向學,絕對不可妄自尊大,心滿意足。……以有限度的才力,研求世界上無盡的學問,無窮的知識,無論學問知識的全體不能完全了解。」[79]
    • 〈「親愛精誠」之要旨〉,1924年4月30日
  • 「可以出操的時候,總要勉強出操才行,因為缺一天的功課,就少一天進步,將來與別人不能一致了。況且人的精神,是愈用而愈出、愈練而愈精的。如果生病的人能夠提起精神下操,輕的毛病自然會好的,因為人類應該與天然界來對抗,不可為天然界所壓制的,尤其是我們革命黨員,不能屈服於天然界,這就是人定勝天那句話。」[80]
    • 〈「團結一致」的要旨〉,1924年5月20日
  • 「要博愛,就非犧牲不可;要平等,就非服務不可;要自由;就非約束不可;要安逸,就非勞動不可;甘為玉碎,毋為瓦全」[75]:61
    • 在黃埔軍校講,1924年12月16日
  • 「日新其德,即知即行,如果知而不行,任你學問多麼好,見識多麼高,能力多麼大,於社會國家終無補益。」[75]:65
    • 在峨嵋軍訓團講,1935年9月15日

關於俄國[编辑]

俄國人目無中國,他自己違反了條約,他自己來壓迫我們,來侵略我們中國,反還講是我們中國人不對。
蘇俄是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我很替蘇俄擔憂。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當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争,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 「約會馬林及各同志商決赴歐事」
    • 1923年8月5日
  • 「蘇俄是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我很替蘇俄擔憂。」[81]
    • 影射史達林和他的民族政策
  •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楣,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也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于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
    • 〈給廖仲凱的信〉,1924年3月
  • “俄國人目無中國,他自己違反了條約,他自己來壓迫我們,來侵略我們中國,反還講是我們中國人不對,隨便的派兵到我們中國國境來,騷擾我們土地,打死我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承認你是中國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來的子孫,我們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遺下來的國土,保護我們四萬萬的同胞。我們對於外國人,尤其是俄國人這樣的橫暴欺凌,應該作何感想?如果我們大家是一個好男兒,愛國家、愛民族的,那末,應該如何磨練我們的志氣,如何團結我們的精神,誓達收回中東鐵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目的。我們已經到了現在這步田地,這等外侮臨頭,假使還不能爭口氣,洗淨我們的奇恥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個革命黨員,不能算是中國國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 〈對於中東路事件之感想〉,1929年8月19日在中央軍官學校講
  • 「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爭,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
    • 〈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别〉,1929年4月25日
  • 「余甯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交換親兒……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區區嗣胤,不是攖吾懷也。」
    • 1931年12月16日
  • 「東北被俄接收以後,到處宣傳,鼓動人心,組織民眾,以為其卵翼共匪,製造傀儡之張本。而且至今猶未許我政府派員前往東北,準備接收國土。俄國是否踐約守信,誰亦不能保證。」
    • 1945年9月18日
  • 「仍照預定方針,忍氣吞聲,據理進行。料彼(俄)在此時不敢強橫到底,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也。」
    • 1945年10月6日
  • 「審察俄共與東北形勢,及國際大局,再三考慮,未得和平妥協之道。如有萬一轉機,決不願冒此艱危,使人民再受戰亂苦痛;而國內經濟與幣制狀況,如再兵連禍結,社會將起不安,共匪更可乘機煽亂矣。」
    • 1945年11月9日
  •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82]
    • 《蘇俄在中國》
  •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 《蘇俄在中國》
  • 「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82]
    • 《蘇俄在中國》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编辑]

  • 「努力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 「『盡人力、辟地利、均供求、暢流通』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目標。」
  •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目標:(一)積極方面:甲、增加生產總量,解決生活需要。乙、增加工作機會,解決失業問題。丙、增加輸出產品,藉謀貿易平衡。丁、保障投資安全,鼓勵生產活動。(二)消極方面:甲、解除阻礙生產發展之外在的原因(如捐稅、產業法規、勞資關係等)。乙、解除阻礙經濟發展之內在的原因(如缺乏經營方法與人才)。丙、解除阻滯貨物流通之障礙(如交通、金融、運銷制度等)。丁、解除妨礙生產建設之心理的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勞動習慣,及漠視經濟等等)。」
  •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要項:(一)振興農業。(二)鼓勵墾牧。(三)開發礦產。(四)提倡徵工。(五)促進工業。(六)調節消費。(七)流暢貨運。(八)調整金融。」
    • 以上在南京手訂新生活標語,1935年11月10日

三民主義[编辑]

孔孟學說的精義,與國父三民主義的崇高思想,契合無間。
三民主義是怎樣發生出來的?它的思想之淵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麼地方?簡單的講一句,它的思想淵源,就是繼承中國自古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所流傳下來的道統。
  • 「三民主義是怎樣發生出來的?它的思想之淵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麼地方?簡單的講一句,它的思想淵源,就是繼承中國自古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所流傳下來的道統。」
    • 1933年3月16日
  • 「孔孟學說的精義,與國父三民主義的崇高思想,契合無間。我中華文化的特徵,是以忠、孝、仁、愛為本的民族主義,以平等自由為本的民權主義,以和平、樂利為本的民生主義,也就是倫理、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孔子的《禮運 大同篇》,乃為三民主義所追求的最終目的。」
    • 1968年4月15日

中國[编辑]

  • 「蓋學生為新國民之代表,亦為本黨之基礎,中國一線之希望,全在於此。所以愛護學生者,不惟為情之私,而實為義之公也。」
    • 〈飭禁官長學生逃亡訓令〉,1925年5月22日於汕頭校本部行營
  • 「打破一切惡勢力,掃除因循習慣,建設我中國為一平等、自由、完全獨立之國家。」
    • 〈通電中央執行委員會各省區黨部〉(辭軍長職),1925年10月17日
  • 「中國之自由獨立,關係於全世界之和平,此今日中外有識之士所共信者也。蓋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眾、物產之富,而不能在國際上取得自由平等之地位,則懷抱野心希圖擾亂東亞破壞世界和平者,必伺隙而動,冀遂其侵略兼併之大欲,自不待言。」
    • 〈告友邦人士書〉,1928年3月
  • 「東亞均勢之局既破,列強逐鹿之心益切,其因中國問題而引起全世界第二次大戰殆為必然之事。此世界第二次大戰,將以東亞為戰場。如世界各強國皆捲入漩渦,其禍必更烈於世界第一次大戰。蓋中國問與世界關係之重要,視巴爾幹問題為甚;而中國終不能忍受列強之任意處分,亦非巴爾幹諸小國之比,將流全世界之血而仍無以解決之也。中國問題只有中國人自己解決之。」
    • 〈告友邦人士書〉,1928年3月
  •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
    • 〈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1929年4月25日
  •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橫阻我們國軍北伐,殘殺我們同胞,霸佔我們土地,這是中華民族最恥辱的一個紀念日!臨到這個紀念日,凡是中國人,凡是我們黃帝子孫,對於這種恥辱,是永不能忘懷的,如果這種恥辱一天不洗雪,中華民國便沒有一天能夠獨立。本校長就是在濟南親身受了這個恥辱的。你們是我的學生,我所交給你們的任務,就是要你們洗雪這種國恥,務使國家能從帝國主義者侵略與殘殺之下解救出來,以求得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自由和平等」
    • 《誓雪五三国耻》,1929年
  • 「中國如果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可以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如果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尚不可得」[83]
    • 由南昌致電張學良所言,1931年8月22日
  •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我們中國的地位特別重要。我國軍事力量,雖不能說有左右戰局之勢,但被侵略各友邦今後對日態度能否一致,我國實可操決定性之影響」
    • 1941年12月8日

[编辑]

  • 「而乃一死一生,國事如故,誓辭未踐,死者成仁取義,固無愧於一生,而生者守信踐約,豈忍惜於一死。」
    • 〈祭陳英士文〉,1916年5月20日

[编辑]

  • 「英士不死,介石苦志乃伸。」
    • 〈覆黃膺白電〉,1925年1月18日
  • 「記六語以自勵,曰:立志養氣,求才任能,沉機觀變,謹言慎行,懲忿窒慾,務實求真。」[84]
    • 1927年1月4日
  • 「人多輕我、笑我,而我固自謂有志,不幾人之輕笑在意,今何尚貪睡昏惰不起耶!介石乎?爾苟不奮勉自強,堅忍自立,無不敬不貳過,復何以能完成革命乎?」[85]
    • 元旦慎重訂立每日上午6時起床,晚上10時就寢,結果上午7時才起床,用力擊床自責,1928年1月3日

[编辑]

  • 「總之多設一職位,即多增一弊竇。職位者,國家之名器,可以因事而設官,不可以因官而設制,其理固至明也。軍政雜職之不廢,則軍制複雜,軍政決無理清之道。」
    • 〈廢督裁兵議〉,1919年2月19日
  • 「天下事未有無方針無條理而能治民者,亦未有不公開不整理而能理財者也。」
    • 〈覆廖仲愷書〉,1924年3月14日
  • 「凡事不能專責備於一方,當先自反本身之是非。」
    • 〈覆廖仲愷書〉,1924年3月14日
  • 「凡事不能自立,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
    • 〈覆廖仲愷書〉,1924年3月14日
  • 「夫為政之道,對人惟有在邪正賞罰上用功,對事惟有在條理次序上著手。」
    • 〈覆廖仲愷書〉,1924年3月14日
  • 「弟觀察事體,自以為不參主觀,毫無客氣,偏於感情之間。然人苦不自知,以他人視之,或以弟有觀察差誤,判別不正之弊,亦未可知。」
    • 〈覆廖仲愷書〉,1924年3月14日
  • 「吾人做事,苦於無經驗,而尤苦於無見識。所以凡事要詳細考慮,不宜徒聽人言,以犧牲主見,及其考慮既得,進程既定之後,雖山崩海嘯,亦可置之不顧。」
    • 〈與茂如振雄擇生樵峰書〉,1924年3月27日
  • 「嗣後共同作事,來日方長,前途甚遠。我最所盼望於諸同志的,就是大家相親相愛,和衷共濟,如同手足一般。」[86]
    • 〈「親愛精誠」之要旨〉,1924年4月30日
  • 「辦事方法,應須講究系統、條理、範圍三者,而能合綜此二者有條不紊、歷久可考者,則在組織。」
    • 〈本校各機關人員辦事方法訓令〉,1925年5月11日於汕頭校本部行營
  • 「必不可忘親愛精誠之校訓。必視校事為家事,視同志如同胞。」
    • 〈飭禁官長學生逃亡訓令〉,1925年5月22日於汕頭校本部行營
  • 「凡事成功不在起頭而在最後五分鐘。」[75]:61
    • 在黃埔軍校講,1925年9月9日
  • 「我們做事,不能等事情來找我,要我拼命去找事情做,一天到晚沒有可以閑空的。」
    • 〈對陸軍第三師訓話〉,1929年1月2日
  • 「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
    • 1945年8月28日

青年[编辑]

  • 「青年時代的人最要緊的是甚麼?就是要平心靜氣的去做事。」[75]:43
    • 在黃埔軍校講,1924年10月19日
  • 「黨員與人民均懷疑於黨之存在,青年人人陷於悲痛沉悶之境域。」
    • 〈致中央全體委員書〉,1928年
  • 「只要青年同志不放棄革命的目的,不動搖革命的自信,中國革命的根本是決不會有危險的。」
    • 〈革命和不革命〉,1929年2月3日
  • 「青年是國家的主人,是民族的生命,也是革命的後備。國家和民族,一切艱難巨大的責任,都付託在青年同志的雙肩。」[75]:44
    • 在北平發表,1929年7月9日
  • 「在青年同志們原是很純潔很勇敢的,可是青年同志們往往只要求民眾痛苦之解除,而不能體驗社會實際情況和痛苦的由來,以致不能切實考察實際解除的方法,成為空談革命,久而久之,失卻人民的信仰。在一般民眾方面,又往往只看見自身片面利害,而見不到社會連鎖的關係和民族全體的利益,只知道各就地位而提出要求,不知道各盡能力而貢獻於革命的建設。這是困難的一點。」
    • 〈國民政府成立四週年紀念演詞〉,1929年7月在北平
  • 「不過我們要知道,革命是要顧事實的,我們決不能抹煞一切事實,單憑主觀的理想。因為理想是要根據事實按步就班的切實做去,才能實現,決不能一步登天,於轉瞬之間實現大同世界。所以革命只在求繼續不斷的進展,而不能使全部理想立時實現。」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我们青年同志,知识当然比一般群众高,应该有思考的能力,应该有辨别的能力,不能随便听受人家的麻醉,无论對于那一个问题,都应该加一番思考,下一个比较。我们第一应仔细思考,究竟民主势力是什么?我敢说一句,本党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势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讲民权主义,更不必千辛万苦的做训政工作。我们训政的意义,就是要训练民众,辨别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权,不被反动派所利用了去。我们要培植革命的民主势力,我们要用真正的民主势力来巩固革命的政权,但不能放任虚伪的民主势力来破坏革命的纪律,扰乱革命的秩序。换言之,我们要遵照 总理遗教,养成民主势力,为民众谋利益。决不能随便倣照共产党的方法,藉民主勢力的名义,来离散团结,胁制党国,使秩序崩壞,民众更加痛苦。经这么仔细的一剖析,那我们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号所麻醉了。我再举一两个例来证明,譬如新军阀这三个字,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共产党就視为破坏本党革命武力的利器。而最近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利用这一个口号的。在我们青年同志,可不能这样简单,輕輕被人麻醉,跟着人云亦云。要知道军阀有军阀的特质和军阀的条件,我们不能说一当军人便成军阀,也不能说一带兵就变成军阀。世界上除非达到无政府的境界,那一国在推翻了反革命的軍權以后,不需要革命的武力,来保障革命的基础?所以我们反对封建的军阀则可,敌视一切的军人则不可。藉新军阀等等的名义,来破坏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要解除人民的痛苦,要抵抗帝國主義的侵,只是切實做建設工作。不過建設卻需要高深的學問,所以青年今後宜努力學問的研究以備國用,切不要以攻擊中央為革命,也不要以呼號叫跳為努力。刻苦求學乃是青年救國家、救民族、救人民以及救自己的唯一方法。」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利用你們的人是完全以自己為本位的,有便己的時候,拿你們來做工具,工具的職分盡了之後,他便不惜犧牲你們,丟開你們。總而言之,只要能達到他的目的,不惜你們不義。所以青年為自愛自重,免入歧途起見,對於指導者或利用者,實有絕對分別清楚的必要。」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知言為與窮理,乃為學之目的。今日青年之糊塗模稜,盲從衝動,皆未知學問之道所致。」
    • 1943年1月4日
  • 「青年是時代的先鋒,青年是時代的重心,任何一個時代的革新與復興,無不以青年為主力、為核心。因此,當前反共抗俄戰爭的勝利,要靠青年來爭取,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任務,也要由青年來肩負。青年的責任既然如此重大,那麼青年又如何才能完成這時代的使命呢?青年要能擔當這艱鉅的任務,只有參加軍事訓練,因此唯有從軍事訓練中,才可鍛鍊青年強健的體魄,堅定的意志,沉著鎮定的毅力,勇邁進取的精神,果敢堅強的決心,細密分析的頭腦,勤勞刻苦的習慣,和合群互助的品德。」[87]
    • 《國家需要革命青年 青年需要革命教育》,在鳳山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開學典禮講,1952年9月11日

事業[编辑]

惟有努力於正當的事業,扶助同胞,解除痛苦,才可得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快樂。
  • 「惟有努力於正當的事業,扶助同胞,解除痛苦,才可得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快樂。」[75]:66
    • 在峨嵋軍訓團講,1935年9月16日

革命[编辑]

  • 「我革命志士奮其一擊,旦夕革命成功,共和造成。近日兒將與諸同志身犯重險,赴死前驅。……革命,非易一姓也。兒棄學景從革命,非為報一家一姓之仇,乃為天下人求自由謀公正也。兒誓為革命犧牲,雖死無憾,勿以兒為念。」
    • 蔣回國參加起義,在出發前曾寫信給其母王采玉,與母兄訣別,1911年10月
  • 「而以萬眾一命,同仇敵愾,為革命惟一之要素。如校有一人,槍有一彈,必與反革命為仇敵,拚生死,『楚有三戶,亡秦必楚』,願我校同志,其各勉之。」
    • 〈飭禁官長學生逃亡訓令〉,1925年5月22日於汕頭校本部行營
  • 「革命工作,不僅在滌除舊穢,且當於除舊之際,建立新猷,使舊者以因新者之來不得不去,而新者亦鑒舊者之失,力圖更新,此交替之理,實為革命原則,歷久不爽。」
    • 〈軍事委員會提議案〉,1925年7月22日
  • 「竊中正自奉命興學以來,惟以養成革命幹部為職志,治軍振旅,既非素長,尤乖夙願。第革命指揮必求統一。黨員義務,首在服從,國民革命之成敗,匹夫有責。」
    •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宣言〉,1926年7月9日
  • 「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三民主義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勢力,於三民主義之下,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曩昔革命之失敗,皆由我軍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戰爭之目的,不求犧牲之代價,尤不知主義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為統一中國之張本,受軍閥至微薄之豢養,而甘為帝國主義者間接效死命,即號稱革命軍人者,亦絕無徹底革命之決心,甚至為反革命勢力吸引,與之同腐而不自覺。而全國人民對於革命之成敗,亦漠不關懷,不能與革命軍同仇敵愾,起而自救。長此以往,豈徒革命難成,必至國亡無日。」
    •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宣言〉,1926年7月9日
  • 「革命之成功,在同志之間以堅忍卓絕之精神,至死不二之操守,為不斷之努力,以求主義之實現。」
    • 〈渡江北伐留別後方同志書〉,1928年3月31日
  • 「革命軍紀律素嚴,以愛護百姓為職志,絕對不敢為擾民之行動。對於北方同胞之風俗習慣,亦必竭力尊重。」
    • 〈渡江北伐通告北方同胞〉,1928年4月1日
  • 「蓋革命軍為解除民眾痛苦而來,萬不容稍有踰越,致違民眾利益,而隳革命大業。」
    • 〈渡江北伐通告北方同胞〉,1928年4月1日
  • 「革命首先革心,為我 總理重要之遺訓,而革命垂成之時,尤宜切實服膺。」
    • 〈祭告 總理文〉,1928年7月6日於北京香山碧雲寺
  • 「我國人民狃法、美諸國革命之先例,以為軍事勝利,政權移轉,即係革命完成,此實不明國民革命之真諦。蓋繼以此後,關於『心理』『物質』『政治』『社會』之建設,及民生幸福、國際不等之蘄求,有需於全體同志、全國同胞之共同奮鬥者,殆十倍於軍事時期,譬之征途千里,甫發其軔。既不宜矜功自畫,尤不可中道懈弛。」
    • 〈祭告 總理文〉,1928年7月6日於北京香山碧雲寺
  • 「誓詞如下:『余誓以至誠恪遵社章,不貪財、不怕死、不招搖、不驕傲、不偷懶、不嫖睹、不吸煙、不飲酒、不借錢、不說謊,滌除惡習,敦品勵學,克勤克儉,盡忠職務,永矢為三民主義革命之信徒。如違誓言,甘受嚴處,謹誓。』」
    • 〈勵志社開幕訓詞〉,1929年1月1日
  • 「我們做人是自己立志去做的,不是靠人家監督才做的,要自治自立才可以算是一個革命黨員,如果我們不能自治自立,那由還能來革命。我們要革命,先要自強。」
    • 〈對陸軍第三師訓話〉,1929年1月2日
  • 「革命好像是規定行軍里程的詳圖,無論一丘一溪,乃至一個小小的村落和堡壘,都不能離開實際的地形的。革命是最真實的人生,絕對不是小說,革命不是彈指立現的空中樓閣,乃是一針一縷辛苦織成的織物。所以革命雖少不了熱烈的感情,但是革命的進行卻不能憑革命者的情感而蔑視步驟和程序。我們不能鹵莽滅裂的無視環境,只求痛快的幹一下,而不問結果的成敗和好惡。戰爭中最忌的是憤兵,憤兵必遭受極嚴重的挫折。凡是經不起激惹,抑不住感情,徼倖求逞,結果必徒然犧牲而無補於事實。所以真正負責的革命者,要照著革命的環境是怎麼樣,胸中熱烈地燃熾著革命的目的,而行事要十分安詳十分仔細的按著時期和方略,一些不放鬆,一些不間斷的去幹。」[6]:119
    • 〈革命和不革命〉,1929年2月3日在南京講
  • 「革命本來是沒有先例可循的創舉,世界革命的歷史,固然可以給我們許多教訓,然而因為時代不同、環境不同,歷史上革命的經驗,不能完全指示我們革命的進路。」
    •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演詞〉,1929年3月15日
  • 「則知大勇實基於大仁,惟有重視革命之責任,造次顛沛不肯須臾放棄,而後此身之成敗安危有不遑顧及者。守義之誠,負責之篤,尤為永久不刊之規範矣。」
    • 〈十八年總理蒙難紀念日告同志文〉,1929年6月16日
  • 「總之一句話,革命將達最後成功的時候,反革命的聯合戰線必愈結愈固,逞其最頑強之一試。在這個時候,真是殊死一決戰的時候了。兄弟認為在這一個嚴重時期內,不但每一個同志都有負重任艱的責任,而且一般的國民,也要有急起自救的覺悟。」
    • 〈國民政府成立四週年紀念演詞〉,1929年7月1日在北平
  • 「革命是責任,不是權利。」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尤可恨者,他們(各級黨務工作人員)引導一般青年走入歧路,甚至不知革命為何物,只知有個人權利,不肯切實去做革命工作,弄得一般青年只知破壞,而對於建設事業、革命理論和黨員責任完全不聞不問。這是何等的可痛!」
    • 〈今後革命對象與方法〉,1929年7月15日
  • 「今天以前我們革命的對象是軍閥。今天以後我們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者。」
    • 〈今後革命對象與方法〉,1929年7月15日
  • “現在國民革命,還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因為政治的現狀不好,政治的現狀不好,就是由於政治力量不夠。為什麼政治力量不夠呢?乃是因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們曉得:過去幾年,犧牲了無數將士的頭顱,才能統一中國,在統一中國之後,我們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國建設起來,可是一講到建設,在這種貧乏的社會中,人材缺少,就是當前最難解決的問題。”
    • 〈勗勉中央政治學校學生〉,1929年9月14日
  • “政治比之於軍事還要困難。因為幹政治的要鑽進污穢齷齪的社會裏面去。我們要在污穢齷齪裏面鍛鍊出政治的人材來,去改革污穢齷齪的社會。我們四方八面都是敵人,你要廉潔勤勞,當然要受人家的攻擊排擠,當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們政治學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穢齷齪的社會裏,四方八面都被攻擊排擠,而還能把持堅定應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使中國政治弄得好的決心,則一進萬惡社會,就不會同流合污了,關於這一點,大家在學校時代,就要修養,就要訓練。上面是本校長希望于本校各學生的。”
    • 〈中央政治學校開學訓話〉,1929年9月21日
  • 「同胞乎,吾謂今日之中國,外患不足慮,內亂不足平,惟吾民族固有之德性,而今日而淪亡殆盡。人人以取巧投機為業,苟且偷安為心,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國家,只知爭權利,不知盡責任,信義盪然,廉恥道喪。長此不痛湔前非,則根性漸深。」
    • 〈十八年雙十節敬告全國同胞文〉,1929年10月10日
  • 「粵方全為胡漢民一人所霸阻,而汪精衛孫科則願來合作,以不欲與胡破臉,故不敢明白表示……胡漢民已成過去,而其過去歷史,為阻礙總理,反抗總理,今則欲滅亡本黨,叛亂革命,無足計較也。」
    • 1931年10月30日

哲學[编辑]

  • 「我們要改造風氣,必須由培養自己的踐履篤實精神入手,而養成踐履篤實的精神,就必須有正確的哲學認識做基礎。」[75]:148
    • 在黨政高級訓練班國防研究院聯合總理紀念週講,1933年5月30日
  • 「我們一切學問是為人生而學問。」[75]:149
    • 〈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在中央政治學校講,1936年2月14日
  • 「一切機運,亦非怯弱自棄者所能幸致;必須我們為之自動的創造。如果我們能夠勇猛精進,發揚蹈厲,則自然現象,亦無不可以改造。否則我們必致坐誤時機,只有剝極不復了。」[75]:158
    • 《中國之命運》,1943年3月
  • 「哲學是窮理明德之學,其效則見之於誠意正心修齊治平。」[75]:159
    • 主持國防大學國父紀念週講,1953年9月28日

[编辑]

  • 「嘗念自來國人之通病,在勇於私鬥,淡於國難;以個人意氣為重,以民族存亡為輕。」
    • 〈與汪兆銘孫科古應芬等書〉,1931年
  • 「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如果余下野之后,國家能統一,外交能解決,則余下野不失為革命者之立場。」
    • 面對汪精衛在廣東另立中央分裂中國國民黨,決定下野,1931年11月24日
  • 「各方學生為反動派所蠱惑,故意搗亂,破壞政府,勾結日本、廣東,人格喪失殆盡……胡逆漢民,其亡國之妖孽乎?」
    • 1931年11月25日
  • 「國事至此,若非從速實現團結,完成統一,實無以策將來之勝利,慰國民之期望」
    • 辭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1931年12月15日
  • 「(時人)不知時機急迫,煩瑣延緩,爭權奪利,令人起亡國之懼。宋明之末,其士大夫亦不過如是耳。」
    • 1933年4月3日
  • 「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
    • 1933年6月3日
  • 「余死後,不願國葬,而願與愛妻美齡同葬於紫金山紫霞洞之西側山腹之橫路上。」[88]
    • 留下遺囑,1934年7月5日
  • 「茹苦負屈。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猶難,何黨國不幸,使我獨當此任也!」
    • 1935年11月6日
  • 十一日,曰:「團結內部,信任健生。」又曰:「敵以共黨為第一對象,希冀利用本黨與本人為劊子手,使我國內自相殘殺,成為西班牙之第二,此乃最為殘酷之悲境,余何忍哉,故力拒而避之。」二十一日,與共黨代表談組織事,曰:「此時對共黨,應放寬,使之盡其所能,以助抗戰。」
    • 1937年12月日記[89]

經濟[编辑]

  • 「夫國民之蒙軍備損失者,不惟在於重徵苛斂,而徵募壯丁以消殖產者為尤甚。使少壯人民免其兵役,從事於農工商以發育其殖產力,則國家之產業膨脹,而經濟裕如矣。夫兵力與殖產力往往相嬗消長,換而言之,即富與強不能並進而常相背馳者也。」
    • 〈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1912年7月載軍聲雜誌

歷史[编辑]

  • 「歷史上凡是成大功的人,學問能力的深淺高下,容或各不相同,而其氣節道義,則一定是堅貞耿直,百折不移。」[75]:77
    • 在中央訓練團高級班講,1944年6月4日
  • 「歷史清楚的說明,國家需要革命的青年,青年更需要革命的教育;沒有革命的青年,國家就沒有充沛的生機和進步的動力,但是國家如不給青年以正確的革命教育,青年亦必迷失革命的方向,減少進步的力量,甚至要為時代的逆流所湮沒,造成了國家失去了青年,青年也失去了國家的悲局。」[90]
    • 《國家需要革命青年 青年需要革命教育》,在鳳山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開學典禮講,1952年9月11日

參考文獻[编辑]

  1. 蔣緯國 恭撰. 《我的父親蔣中正》(上). 香港: 東方出版社. 1998. ISBN 962-448-014-1. 
  2. 蔣緯國 恭撰. 《我的父親蔣中正》(中). 香港: 東方出版社. 1998. ISBN 962-448-015-X. 
  3. 3.0 3.1 3.2 3.3 3.4 蔣經國. 《守父靈一月記》. 台北: 正中書局. 1976. 
  4.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5. 〈慈湖介紹〉,《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台北:總統 蔣公哀思錄編纂小組,1975年10月31日,第255頁
  6. 6.0 6.1 6.2 6.3 師永剛、張凡編著. 《蔣介石:1887~1975.上》. 北京: 華文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5734474. 
  7. 楊樹標:《蔣介石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年,第10頁
  8.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1923年,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3頁
  9.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五卷
  10. 毛澤東、孫中山、蔣介石對聯90幅,感悟智慧與修養. 
  11.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1923年,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3頁
  12. 《蔣介石年譜》
  13.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1923年,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3頁
  1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45頁
  15. 詩經•鴟鴞
  16.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四,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57頁
  17. 17.0 17.1 17.2 蔣經國. 《風雨中的寧靜》. 台北: 正中書局. 1988. 
  18. 蔣介石對聯 (二). 
  19.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五卷
  2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陳布雷等編著. 《蔣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8-06-01. 
  21. “尹奉吉之偉業永垂不朽” 蔣介石獻詩被公開. 2013-12-19. 
  22. 22.000 22.001 22.002 22.003 22.004 22.005 22.006 22.007 22.008 22.009 22.010 22.011 22.012 22.013 22.014 22.015 22.016 22.017 22.018 22.019 22.020 22.021 22.022 22.023 22.024 22.025 22.026 22.027 22.028 22.029 22.030 22.031 22.032 22.033 22.034 22.035 22.036 22.037 22.038 22.039 22.040 22.041 22.042 22.043 22.044 22.045 22.046 22.047 22.048 22.049 22.050 22.051 22.052 22.053 22.054 22.055 22.056 22.057 22.058 22.059 22.060 22.061 22.062 22.063 22.064 22.065 22.066 22.067 22.068 22.069 22.070 22.071 22.072 22.073 22.074 22.075 22.076 22.077 22.078 22.079 22.080 22.081 22.082 22.083 22.084 22.085 22.086 22.087 22.088 22.089 22.090 22.091 22.092 22.093 22.094 22.095 22.096 22.097 22.098 22.099 22.100 22.101 22.102 22.103 22.104 呂芳上策劃,王奇生、汪朝光、邵銘煌、林桶法、金以林、黃道炫、楊維真、劉維開、羅敏著. 《蔣介石的親情、友情與愛情》. 台北市: 時報文化. 2011-03-18. 
  23. 23.0 23.1 23.2 23.3 23.4 陳紅民等. 《蔣介石筆下的史事與人物》. 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 2016. 
  24. 《事略稿本》第六冊,1929年8月26日,台北「國史館」,2003年,第439-440頁
  25. 《事略稿本》第九冊,1930年10月20日,台北「國史館」,2003年,第62-65頁
  26. 《事略稿本》第九冊,1930年10月20日,台北「國史館」,2003年,第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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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37. 〈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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