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退兩步

《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俄文:Шаг вперёд, два шага назад）是列寧於1904年5月出版的著作。

語錄[編輯]

序言[編輯]

當持久的頑強的激烈的鬥爭進行的時候，通常經過一些時候就開始顯出來一些中心的基本爭論點，戰鬥的最終結局如何，就要看這些爭論點是怎樣解決的，而鬥爭中所有一切細微的枝節問題，同這些爭論點比較起來，都會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們黨內的鬥爭情況也是如此，這個鬥爭引起全體黨員的深切注意已經半年了。正因為我現在向讀者介紹全部鬥爭的概況時不得不涉及到許多毫無意思的細節，許多實質上沒有什麼意思的無謂爭吵，所以我想一開頭就請讀者注意兩個真正中心的基本點，這兩個基本點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顯的歷史意義的，並且是我們黨內當前最迫切的政治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我們黨內鬥爭的出發點，鬥爭的根源，鬥爭的原因，鬥爭的基本政治性質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這個鬥爭的最終結果，鬥爭的結局，把一切屬於原則方面的東西綜合起來和把一切屬於無謂爭吵方面的東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則性總結的問題。解決第一個問題要靠分析黨代表大會上發生的鬥爭情況，解決第二個問題要靠分析新《火星報》的新的原則內容。這兩種分析佔了我的小冊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多數派」是我們黨的革命派，而「少數派」是我們黨的機會主義派；目前使我們分為兩派的意見分歧主要不是在綱領問題上，也不是在策略問題上，而只是在組織問題上；

現有的一些論述我們黨內危機的出版物，其主要缺點就是在研究和闡明事實方面對黨代表大會的記錄幾乎完全沒有加以分析，而在闡明組織問題的基本原則方面，對馬爾托夫和阿克雪裏羅得兩同志在提出黨章第1條條文以及為這個條文辯護時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同《火星報》現在在組織問題上的原則性觀點的整個「體系」（如果這裏說得上體系的話）之間顯然存在的聯繫，也沒有加以分析。關於黨章第1條條文爭論的意義，儘管「多數派」的出版物已經多次指出，但是現在的《火星報》編輯部似乎根本看不見這種聯繫。其實，阿克雪裏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現在只是在加深、發展和擴大他們最初在黨章第1條條文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其實，機會主義者在組織問題上的整個立場，還在討論黨章第1條條文時就表現出來了：當時他們主張建立界限模糊的、鬆散的黨組織；他們反對自上而下地建黨，即從黨代表大會以及它所建立的機關出發來建黨的思想（「官僚主義」思想）；他們要求自下而上地建黨，讓任何一個大學教授、任何一個中學生和「每一個罷工者」都能自封為黨員；他們反對要求每個黨員參加黨所承認的一個組織，認為這是「形式主義」；他們欣賞只願意「抽象地承認組織關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他們屈服於機會主義的深奧思想和無政府主義的空談：他們欣賞自治制而反對集中制，總之，現在新《火星報》上極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來愈明確地看出他們最初所犯的錯誤。

正是黨代表大會的記錄，也只有這些記錄，向我們表明，究竟我們已經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舊的、純粹小圈子式的聯繫的一切殘餘，而代之以統一的偉大的黨的聯繫。每一個黨員，只要他願意自覺地參加自己黨的事業，都應該仔細研究我們黨的代表大會，——我是說要研究，因為只讀一遍記錄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還不能了解代表大會的情景。只有經過仔細和獨立的研究，才能夠（而且一定會）使簡短的發言提綱、乾巴巴的討論摘要、小問題（似乎是小問題）上的小的磨擦構成一個完整的東西，使每一個突出的發言人都在黨員面前以生動的姿態出現，使出席黨代表大會的每一個代表集團的整個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書作者如果能夠對大家廣泛地獨立地研究黨代表大會的記錄起點推動作用，這項工作就算沒有白做。

還有一句話要奉告那些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人。他們看見我們發生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為了自己的目的，當然會竭力斷章取義，抓住我這本談論我們黨內缺點和失誤的小冊子中的個別地方。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久經戰鬥，決不會為這種刺激所驚擾，他們將不理會這些，而繼續進行自我批評，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會、必然會隨着工人運動的發展而被克服的。希望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先生們也能把反映他們「黨」內真實情況的圖景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們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記錄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一）代表大會的準備[編輯]

常言說，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在24小時之內咒罵自己的審判官。我們的黨代表大會，也和任何一個政黨的任何一次代表大會一樣，成了某些覬覦領導地位而遭到失敗的人的審判官。現在，這些「少數派」分子懷着十分動人的天真心情「咒罵自己的審判官」，並且千方百計地想破壞代表大會的威信，貶低它的意義和權威性。這種傾向在《火星報》第57號發表的一篇署名為實際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說表現得最突出，這位作者對於代表大會「神聖不可侵犯」這種思想深表憤慨。這正是新《火星報》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特徵，我們決不能對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會否決的人員佔多數的編輯部，一方面繼續自稱為「黨的」編輯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歡迎那些說什麼代表大會不是神靈的人。這豈不是太妙了嗎？是的，先生們，代表大會當然不是神靈，可是對於那些在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以後「痛罵」起代表大會來的人，又該怎麼想呢？

（二）代表大會上的派別劃分的意義[編輯]

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究竟是什麼呢？就是在《火星報》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則基礎和組織基礎上建立真正的黨。《火星報》三年來的活動以及大多數委員會對《火星報》的承認，決定了代表大會應當按照這個方針進行工作。《火星報》制定的綱領和方針應該成為黨的綱領和方針，《火星報》制定的組織計劃應該在黨的組織章程中明文規定下來。但是，不言而喻，要達到這樣的結果，不經過鬥爭是不行的，因為代表大會的充分代表性保證了那些堅決反對《火星報》的組織（崩得和《工人事業》）以及那些口頭上承認《火星報》是指導性的機關報，但是事實上卻別有企圖，並在原則方面表現得很不堅定的組織（「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該社的某些委員會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會。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大會不能不變成為火星派方針的勝利而鬥爭的舞台。

（三）代表大會的開始。——組織委員會事件[編輯]

崩得退黨一事顯然證明了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既然崩得不願意同我們一起走，不願意承認黨內大多數人和《火星報》一致主張的組織原則，那麼「裝個樣子」好象我們在一起走，那是沒有好處而且是毫無意義的，只能阻礙代表大會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經阻礙過一樣）。問題早已在出版物上談得很清楚了，每一個稍微細心思考的黨員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問題公開地提出來，直截了當地老老實實地作一個選擇：是自治（那麼我們就一起走）還是聯邦制（那麼我們就分道揚鑣）。

馬爾丁諾夫同志現在同馬爾托夫和阿克雪裏羅得搶着誇耀組織上的「民主制」，甚至拿……軍隊作比喻，說軍隊中只有經過下級機關才可以向上級機關申訴！！這個「緊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對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個出席過代表大會或者仔細注意過代表大會以前我們黨內歷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這個反對派的任務（也許不是該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經常意識到的，有時是惰性使得他們這樣做），就是維護各個小團體的獨立性、獨特性以及狹隘利益，以免被廣大的、根據《火星報》的原則建立起來的黨吞掉。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編輯]

在組委會問題上形成的代表的劃分也許有人認為是偶然的。但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為了消除這種錯誤看法，我們暫且離開時間順序，來分析一下在代表大會快結束時發生的同上述問題有密切聯繫的事件。這個事件就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在這裏與《火星報》制定的組織方針對立的，即與主張團結全黨力量、消除那種分散力量的混亂狀態的方針對立的，是一個集團的利益，這個集團在沒有真正的政黨時曾做過有益的事情，可是當工作已經按集中制原則進行時，它就成為多餘的了。為了小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報》舊編輯部一樣有權利要求保存「繼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

（五）語言平等事件[編輯]

所有這些話都非常明確、肯定地指出一件極重要的事實：充滿「猜疑」和最激烈的鬥爭形式（「推翻」）的那種氣氛（後來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有人指責火星派多數派造成了這種氣氛！），其實遠在我們分裂為多數派和少數派以前就形成了。我再說一遍，這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實，這是一件基本事實，許多人往往由於不了解這件事實而產生一種極輕率的看法，認為在代表大會快結束時形成的多數派是人為的。從現在硬說代表大會的參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馬爾托夫同志的觀點看來，由於一點「小事」，由於「小小的」導火線就爆發具有「原則的性質」並且幾乎弄到推翻代表大會綱領委員會地步的衝突，是絕對解釋不通和絕對荒誕的。對「帶來害處」的挖苦話僅僅表示埋怨和遺憾，以此來迴避這件事實，是令人可笑的。衝突是不會由於任何尖刻的挖苦話就產生原則的意義的，只有代表大會上政治派別劃分的性質才會產生這樣的意義。不是什麼尖刻話或挖苦話引起了衝突，——這些話只是表明代表大會上政治派別的劃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衝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導火線就會以其固有的力量爆發出來的內在分歧。

這樣一種自以為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確實具有了原則的性質，不過這完全不是李伯爾們、葉戈羅夫們、李沃夫們想在這裏找到的那種原則的性質。成為原則性問題的是：我們應該讓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運用黨綱上規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這些原理運用於具體條件並在具體運用上加以發揮呢，還是僅僅因為害怕別人猜疑就應該用枝節的條文、局部的指示、重複的語句和煩瑣的解釋來充斥黨綱的篇幅。成為原則性問題的是：社會民主黨人怎麼能把反對煩瑣的解釋的鬥爭看成（「猜疑為」）想縮小起碼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我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丟掉這種崇拜煩瑣解釋的拜物教心理呢？——這就是我們看到由於「語言」問題引起鬥爭時產生的想法。

（六）土地綱領[編輯]

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論調，忘記了在僱農和富農之間的一般資本主義關係方面俄國所具有的特點。現在，事實上受到割地重壓的也有僱農，他們為擺脫盤剝製而鬥爭是根本不必「強迫」的。需要「強迫」的倒是某些知識分子——強迫他們更廣泛地看到他們擔負的任務，強迫他們在討論具體問題時丟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強迫他們考慮到使我們的目的複雜化和發生變化的歷史情況。只有認為農民是傻子的這種偏見，即馬爾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第202頁），在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對土地綱領的人們的發言中流露出來的偏見，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些反對者忘記了我國僱農生活的現實條件。

正是手工業者，甚至在行會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歐，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資產者一樣，在專制制度崩潰時代起過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加思索地重複西歐同志在專制制度崩潰已有100年或50年之久的時代就現代手工業者所講的那些話，是特別荒謬的。在俄國，硬說手工業者在政治問題上比資產階級反動，只不過是背誦一些陳詞濫調而已。

（七）黨章。馬爾托夫同志的草案[編輯]

《火星報》力求奠定的作為建黨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性的組織問題的方法。第二是承認進行思想領導的機關報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計到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在政治奴役的環境下、在把革命進攻的最初的根據地建立在國外這種條件下的暫時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個思想是唯一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串在整個黨章中；第二個思想是由活動地點和活動方式的暫時情況產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離開集中制，而成立兩個中央機關——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

兩相對比可以明顯地看出，馬爾托夫的草案根本沒有什麼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談。說黨員應該在黨的機關監督和領導下進行工作，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這樣的，只有愛說廢話，愛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詞句和官僚主義的（就是說，對事業不需要，只有在裝飾門面時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會這樣說。第1條的思想只有在這樣提出問題時才會產生：黨的機關實際上能不能對那些不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黨員進行領導。這種思想在馬爾托夫同志的草案中連一點影子也沒有。所以我也就無法知道馬爾托夫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因為馬爾托夫同志的草案對於這個問題根本沒有提出什麼看法。可見，馬爾托夫同志所作的實際考證是一筆糊塗賬。

讀者如果能以超乎尋常的耐性讀完這個所謂黨章，大概就不會要求我們對以下幾個結論再作專門的分析了。第一個結論：這個章程染上了難以醫治的浮腫病。第二個結論：這個章程根本沒有什麼對過分集中制持否定態度的特別色彩的組織觀點。第三個結論：馬爾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東西都瞞過世人的耳目（並且不讓在代表大會上討論）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這種隱瞞行為稱為光明正大。

（八）火星派內部分裂以前關於集中制問題的討論[編輯]

人們曾譏笑崩得，因為它一方面反對我們的集中制，同時又使自己那裏的中央機關擁有更明確規定的無限權力（例如，可以吸收和開除成員，甚至不許代表出席代表大會）。在人們了解了問題真相以後，也會嘲笑少數派的喊叫，因為他們一處在少數地位就大聲疾呼地反對集中制和黨章，而一擁有多數，就立刻又要按黨章辦事了。

是的，這裏對我們的黨章作了正確的說明，我們奉勸那些現在公然說「有組織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謂「戒嚴狀態」是由陰險毒辣的多數派發明和實行的人多回憶一下這種說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發言和在國外同盟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個典型事例，它說明了政治上的毫無氣節，說明馬爾托夫這夥人是怎樣根據問題是涉及他們自己的下級團體還是別人的下級團體而改變自己的觀點的。

（九）黨章第1條[編輯]

可見，阿克雪裏羅得同志想要冒充為社會民主黨的原則的「這個原則」，其實是無政府主義的原則。誰要想推翻這個結論，就必須證明在組織以外有可能實現監督、領導和紀律，就必須證明有必要授予「混亂狀態中的分子」以黨員稱號。擁護馬爾托夫同志的條文的人，對於以上兩點都沒有加以證明，而且也無法加以證明。……的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承認我們所談的這位大學教授是社會民主黨人，那麼他們為什麼又不把他編到某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裏面呢？只有把他編進去，這位大學教授的「聲明」才會同他的行動相符合，才不致成為空話（大學教授們的聲明往往是空話）；或者是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不承認這位大學教授是社會民主黨人，那麼給這位大學教授以享有光榮而又責任重大的黨員稱號的權利，就是荒謬的，毫無意義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歸結起來說，問題正在於是徹底實行組織原則，還是崇尚渙散狀態和無政府狀態。我們究竟是以已經形成的、已經團結起來的社會民主黨人核心——譬如說，已經召開黨代表大會並且將擴大和增設各種黨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核心——為出發點來建設黨呢，還是滿足於一切幫助黨的人都是黨員這種聊以自慰的空話？……他竟把所有幫助黨的人都是黨員這一點當作既成事實，其實正是這一點引起了爭論，而我的論敵還應當來證明這種解釋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謂「拋棄」這樣一個初看起來似乎可怕的詞，究竟有什麼內容呢？如果說只有被承認為黨組織的那些組織中的成員才能稱為黨員，那麼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也還是能在靠近黨的非黨組織中工作的。因此，所謂拋棄，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機會，取消參加運動的機會，那是根本談不上的。相反，我們容納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的黨組織愈堅強，黨內的動搖性和不堅定性愈少，黨對於在它周圍的、受它領導的工人群眾的影響也就會愈加廣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為工人階級先進部隊的黨同整個階級混淆起來，顯然是絕對不行的。……第一，列為社會民主工黨積極部分的，決不單是革命家組織，還有許多被承認為黨組織的工人組織。第二，究竟有什麼理由，按照什麼邏輯，可以根據我們是階級的黨這一事實，就作出結論說不必把加入黨的人和靠近黨的人區分開來呢？恰恰相反：正因為人們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有差別，所以必須區別他們同黨的關係的密切程度。我們是階級的黨，因此，幾乎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期，在國內戰爭年代，甚至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的領導下行動，都應當儘量緊密地靠近我們黨，但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在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者整個階級都能把自己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主黨的水平，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懷疑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連職業的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為落後階層的覺悟程度接受的組織）也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和傾向於它的所有群眾之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的經常責任是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的水平，那只是欺騙自己，無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抹殺靠近黨的分子和加入黨的分子之間的區別，抹殺自覺、積極的分子和幫助黨的分子之間的區別，正是這種無視和遺忘的表現。

真的嗎？每一個罷工者都應當有權宣佈自己是黨員嗎？馬爾托夫同志的這個論點一下子就把他的錯誤弄到了荒謬的地步，他把社會民主主義降低為罷工主義，重蹈阿基莫夫們的覆轍。如果社會民主黨能夠領導每一次罷工，我們只會對此表示高興，因為社會民主黨的直接的和責無旁貸的義務就是領導無產階級的一切表現形式的階級鬥爭。而罷工就是這種鬥爭最深刻最強有力的表現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初步的、按實質來說不過是工聯主義的鬥爭形式同全面的自覺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等同起來，那麼我們就會是尾巴主義者了。如果我們給每一個罷工者以「宣佈自己是黨員」的權利，那麼我們就是以機會主義態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實的事情合法化，因為這樣的「宣佈」在大多數場合都是不真實的。如果我們想自欺欺人，硬說那些「沒有受過訓練的」非熟練工人的極廣大階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渙散、備受壓迫、愚昧無知，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黨員，那麼我們就是沉湎於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據「罷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力求本着社會民主主義精神領導每一次罷工的革命意向同宣佈每一個罷工者為黨員的機會主義詞句之間的區別。我們是階級的黨，這是就我們在事實上本着社會民主主義精神領導幾乎整個或者甚至整個無產階級來說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們才能由此作出結論說，我們在提法上應當把黨和階級等同起來。

說工會應當在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監督和領導下」進行工作，這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是不會產生異議的。但是根據這一點就給工會全體會員以「宣佈自己」為社會民主黨黨員的權利，那就是十分荒謬的了，而且勢必有兩個害處：一方面是縮小工會運動的規模並且削弱工人在工會運動基礎上的團結，另一方面，這會把模糊不清和動搖不定的現象帶進社會民主黨內。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發生了有名的漢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的具體情況下曾解決過類似的問題。當時社會民主黨毫不遲疑地認為工賊行為是社會民主黨人所不齒的無恥行為，即認為領導罷工和支援罷工是自己的切身事業，但是同時它又十分堅決地否定了把黨的利益和行業工會的利益等同起來、要黨對個別工會所採取的個別步驟承擔責任的要求。黨應當並且將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輸到行業工會中去，使工會接受自己的影響，但是，正是為了這種影響，黨應當把這些工會中完全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加入社會民主黨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覺和政治上不十分積極的人區別開來，而不是象阿克雪裏羅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樣，把他們混為一談。

一般按照組織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來說，各組織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1）革命家組織；（2）儘量廣泛和多種多樣的工人組織（我只說到工人階級，當然，在一定條件下，這裏也包括其他階級中的某些分子）。這兩種組織就構成為黨。其次，（3）靠近黨的工人組織；（4）不靠近黨，但是事實上服從黨的監督和領導的工人組織；（5）工人階級中沒有參加組織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階級鬥爭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從社會民主黨的領導的。按照我的看法，情況大致就是這樣。相反，按照馬爾托夫同志的看法，黨的界限是極不明確的，因為「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是黨員」。試問，這種界限模糊有什麼好處呢？可以使「稱號」廣泛散佈。它的害處就是會產生一種把黨和階級混淆起來的瓦解組織的思想。

馬爾托夫的條文在口頭上是維護無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利益的，但是事實上卻是為那些害怕無產階級的紀律和組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利益效勞。誰也不敢否認，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階層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可以參看一下考茨基論述知識分子的一些著名論文）；這也就是這個社會階層不如無產階級的地方；這就是使無產階級常常感覺到的知識分子意志消沉、動搖不定的一個原因；知識分子的這種特性是同他們通常的生活條件，同他們在很多方面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生存條件的謀生條件（單獨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體裏工作等等）有密切聯繫的。最後，擁護馬爾托夫同志條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須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關於黨章第1條的爭論中並不象馬爾丁諾夫和阿克雪裏羅得兩位同志所想的那樣，是堅決主張廣泛進行無產階級鬥爭的人反對堅決主張搞激進密謀組織的人，而是擁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人同擁護無產階級組織和紀律的人發生了衝突。

當個別小組和個別人危害黨的事業，敗壞和瓦解黨的組織時，禁止這些小組和個人「自認為是黨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應該的。如果黨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組「自認為是」整體的「一部分」，那麼說黨是個整體，是個政治單位，就太可笑了！如果這樣，那又何必規定開除黨籍的手續和條件呢？阿克雪裏羅得同志顯然已經把馬爾托夫同志的基本錯誤弄到了荒謬的地步；

並且正因為如此，要「每一個罷工者」都能自稱為黨員是不正確的，因為假使「每次罷工」都不只是強大的階級本能和必然引向社會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自發表現，而是這個過程的自覺表現，那麼……那麼，總罷工就不會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話，那麼我們的黨就會立刻一下子包括整個工人階級，因而也就會一下子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消滅掉。為了真正成為自覺的表現者，黨應當善於造成一種能保證有相當的覺悟水平並不斷提高這個水平的組織關係。巴甫洛維奇同志說：「按照馬爾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刪掉關於承認黨綱的條文，因為要接受黨綱，就必須領會和了解這個黨綱……承認黨綱是要有相當高的政治覺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們從來不容許用任何要求（領會、了解等等）來人為地限制人們支持社會民主黨以及參加它所領導的鬥爭，因為單是參加鬥爭這一事實本身就能提高覺悟性和組織本能，但是，既然我們結成一個黨，以便進行有計劃的工作，那我們就應當設法保證這種計劃性。

（十）無辜被加上莫須有的機會主義罪名的人[編輯]

主張候選人問題只適合在代表大會上討論和解決，據說這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雖然在代表大會上代表們開會首先就是要討論重要的原則問題；參加代表大會的是運動的代表，他們能夠大公無私地對待人選問題，能夠（而且應當）為了投票表決而要求和收集有關候選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會上為指揮棒問題而發生的一定的爭論本來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現在我們這裏，代替這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觀點而形成了另外一種風氣：我們可以在代表大會閉幕以後信口開河，說伊萬·伊萬內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萬·尼基佛羅維奇的名譽被破壞了等等；候選人將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冊子裏大加渲染，這些著作家裝出一副偽善面孔，拍着胸脯說這不是小組而是黨……一些喜歡看熱鬧的讀者就會如獲至寶地歡迎這種聳人聽聞的消息，說什麼據馬爾托夫本人說，某某人曾是組委會的主要人物。這些讀者要比粗暴機械地根據多數通過決議的代表大會這類形式主義的機關有更大的本事去討論問題和解決問題……是的，在國外還有許多充滿了無謂爭吵的奧吉亞斯的牛圈需要我們真正的黨的工作人員去打掃！

那種充滿小組習氣和非常缺乏黨性而經受不起吹來一點當眾公開爭論的新鮮空氣的心理，在這裏表現得很明顯。這正是俄羅斯人所熟悉的心理，這種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來說就是：要麼饗以老拳，要麼握手言歡！人們已經習慣於在一小群親密夥伴的小圈子裏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開的舞台上由自己負責發表言論，就手足無措了。給別人加上機會主義的罪名，給誰？給「勞動解放社」，而且是給該社的多數人加上這種罪名，——可以想見，這是多麼可怕！或者是為了這個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黨內分裂，或者是用恢復小圈子的「繼承性」來遮蓋這種「家醜」——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經相當明確地提出的兩種辦法。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和小組習氣的心理同在黨面前公開發表意見的要求發生了衝突。你能設想在德國黨內會有抱怨，「莫須有的機會主義罪名」這樣一種荒謬現象，這樣一種無謂爭吵嗎！在那裏，無產階級的組織和紀律早已使人拋棄了這種知識分子的脆弱性。

（十一）繼續討論黨章。總委員會的組成[編輯]

這種反駁意見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無法通過決定是任何一個委員會有時都免不了的，但是這完全不是說委員會就無法組成。第二種反駁意見說：「如果象總委員會這樣的機關不能選出第五個委員，這就說明這個機關根本不中用。」（查蘇利奇語）然而，這裏的問題不在於中用不中用，而在於最高機關存在不存在：沒有第五個委員就不會有什麼總委員會，就不會有任何「機關」，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中用不中用。最後，如果問題在於無法建立一個在自身之上還有上級委員會的黨委員會，那倒還好辦，因為這個上級委員會在非常情況下隨時可以用某種方法來彌補這個缺陷。而在總委員會上面，除了代表大會以外，沒有任何委員會了，因此，如果在黨章內留下一種使總委員會甚至無法組成的可能性，那就顯然不合乎邏輯了。

（十二）黨章討論的結束。中央機關成員的增補。《工人事業》代表的退出[編輯]

當我們感覺到我們處在少數地位時（正如討論黨章第1條時那樣），我們就請求代表大會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接受委員時採取更嚴格的法定多數（以4/5代替2/3），增補時採取一致同意和對中央機關成員的增補實行相互監督，——所有這些，當我們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處於少數地位時我們都曾加以堅持。有些人總是忽視這一事實，他們喜歡在一兩次朋友間的談話之後就輕率地對代表大會作評論和判斷，卻不肯認真研究一下全部記錄和當事人的所有「證詞」。凡是願意誠實地把這些記錄和這些證詞拿來進行研究的人，必然會看到我所指出的這一事實：在代表大會當時的形勢下，爭論的根源正是中央機關人選問題，而我們所以力求規定更嚴格的監督條件，正是因為我們處於少數地位，想用「雙結捆好」馬爾托夫在李伯爾們和阿基莫夫們的欣賞和欣然參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十三）選舉。代表大會的結束[編輯]

這裏十分肯定而明確地說明了這個計劃的內容，就是要在最有威信的實際工作領導者的參加之下革新編輯部。我所指出的這個計劃的兩個特點，是每一個願意稍微留心閱讀上述說明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現在就連最粗淺的道理也必須加以解釋。這個計劃就是要革新編輯部，不一定是增加，也不一定是縮減編輯部成員人數，而是加以革新，因為可能增加或可能縮減的問題還是一個懸案：增補只是預定在必要時才實行。人們對革新問題提出種種設想，有的預計可以把編輯部成員人數縮減，有的則主張增加到7個人（我本人從來就認為七人小組比六人小組好得多），甚至增加到11個人（我認為如果同所有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特別是同崩得以及波蘭社會民主黨實行和平聯合，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主張「三人小組」的人通常忽略的一個最主要之點，就是要求中央委員會委員參加解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成員將來的增補問題。「少數派」方面所有身為本組織成員並出席代表大會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擁護這個計劃（有些人曾特別表示贊同，有些人則默許），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肯費點氣力說明一下這種要求的意義。第一，為什麼正是把三人小組並且僅僅把三人小組作為革新編輯部的出發點呢？顯然，如果提出這個計劃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擴大編委會，如果大家認為這個編委會是個真正「協調的」集體，那麼這個計劃就根本沒有什麼意思了。在擴大一個「協調的」編委會時，不以這個編委會的全體成員為出發點，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員為出發點，那就未免太奇怪了。顯然，並不是編委會的全體成員都被認為完全適於討論和解決革新編委會的組成問題，即把舊的編輯小組變成黨機關的問題。顯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擴大的辦法進行革新的人也承認原來的組成是不協調的，是不符合黨機關的理想的，否則就沒有必要為了擴大六人小組而先把它縮減為三人小組了。我再重複一遍：這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於「個人意氣」把問題一時弄模糊了，人們才忘記了這一點。

少數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緊密的多數派舉行了自己的非正式會議。確實，少數派是需要用某種方法來掩蓋一件對他們不愉快的事實的，這就是那些被少數派邀請參加少數派非正式會議的代表竟拒絕出席這種會議，而那些樂意參加這種會議的代表（葉戈羅夫們、馬霍夫們、布魯凱爾們），卻由於少數派同他們在代表大會上作過鬥爭而不能邀請。
「少數派」方面所有身為本組織成員並出席代表大會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擁護這個計劃（有些人曾特別表示贊同，有些人則默許），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肯費點氣力說明一下這種要求的意義。第一，為什麼正是把三人小組並且僅僅把三人小組作為革新編輯部的出發點呢？顯然，如果提出這個計劃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擴大編委會，如果大家認為這個編委會是個真正「協調的」集體，那麼這個計劃就根本沒有什麼意思了。在擴大一個「協調的」編委會時，不以這個編委會的全體成員為出發點，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員為出發點，那就未免太奇怪了。顯然，並不是編委會的全體成員都被認為完全適於討論和解決革新編委會的組成問題，即把舊的編輯小組變成黨機關的問題。顯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擴大的少數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須有的機會主義罪名」。確實，少數派是需要用某種方法來掩蓋一件不愉快的事實的，這就是正是那些時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機會主義者，而有一部分還是這些反火星派分子本身，組成了一個緊密的少數派，極力支持機關中的小組習氣，言論方面的機會主義，黨務方面的庸俗觀念，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和脆弱性。
在下一節我們將要說明，如何解釋在代表大會快結束時形成了「緊密的多數派」這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實，以及少數派為什麼不顧一切挑戰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對多數派形成的原因和經過這個問題避而不談。但是，讓我們首先把我們對於代表大會討論情況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自由主義民主派在自己的綱領中不提出同工人階級利益相牴觸的要求和不模糊他們的（無產階級的）意識。甚至我國自由主義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別，即社會革命黨人，在自己的綱領（它也象一切自由派的綱領一樣混亂）中也提出了同工人階級利益相牴觸並且模糊他們的意識的要求。從這個事實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必須「揭露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但決不是不許締結暫時的協定。

最後，斯塔羅韋爾同志的第三個「條件」（自由主義民主派應當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選舉權作為自己的鬥爭口號），就其一般提法來說，也是不正確的。如果宣佈任何情況下都不容許同那些以爭取有資格限制的憲法即「殘缺不全的」憲法作為口號的自由主義民主派締結暫時的局部的協定，那是不明智的。其實，「解放派」先生們這一「派別」可以說就是這樣的派別，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締結「暫時的協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腳束縛住，那就是患了同馬克思主義原則不相容的政治近視病了。

它混淆了下面兩個問題：（1）揭露任何一個自由主義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無產階級的」特點，必須同這些特點作鬥爭；（2）規定同這些派別中任何一個派別締結暫時的局部的協定的條件。這個決議案並沒有做它應當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義的階級內容），而做了它不應當做的事情（預先規定「條件」）。在黨代表大會上規定這種暫時協定的具體「條件」，根本就是荒謬的，因為這時連具體的對方，即可能締結這種協定的對象都不存在；即使有了這樣的「對象」，也應當讓黨中央機關去決定締結暫時協定的「條件」，就象代表大會對待社會革命黨人先生們的「派別」問題時所做的那樣……，那要更合理百倍。

（十四）代表大會上鬥爭的一般情況。黨內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編輯]

在這裏同革命社會民主黨堅持原則的徹底政策對抗的，是黨成立以前的那種舊的小組習氣，機會主義的組織或小集團的利益，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狹隘理解。火星派少數派在許多場合，在許多極重要的（從組委會、「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業》的觀點看來極重要的）表決中，還是跟我們一道走的……當時問題還沒有涉及到他們自己的小組習氣，他們自己的不徹底性。這一類「劃分」明顯地表明，在關於實現我們的原則的許多問題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們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們的程度大得多；他們在事實上傾向於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比傾向於社會民主黨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雖然叫作「火星派」但是以成為火星派為可恥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鬥爭引起不少的憤怒，結果使那些思索力最差而感受力最強的人看不見這個鬥爭所暴露出來的各種原則的色彩的意義。

只要提出這些使少數派不愉快的問題，就可以看出，硬說多數派是偶然這種話是要掩蓋什麼事實。這是一個毫無疑問和不容爭辯的事實，即少數派是由我們黨內最有機會主義傾向的黨員組成的。少數派是由黨內那些在理論上最不堅定、在原則上最不徹底的分子組成的。少數派正是由黨內的右派組成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劃分，是社會民主黨劃分為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劃分為山嶽派和吉倫特派的直接的必然的繼續，這種劃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現，也不只是在俄國工人政黨內出現，大概也不會在明天就消失。

少數派是由黨內最帶機會主義性質、最不堅定和最不徹底的分子組成的，這個事實也就回答了那些不熟悉實際情況或者對問題考慮很差的人向多數派提出的那些懷疑和異議。有人對我們說，把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裏羅得同志的小錯誤看成分離的原因，這不是太瑣碎了嗎？是的，先生們，馬爾托夫同志的錯誤本來是不大的（還在代表大會激烈進行鬥爭的時候，我就指出了這一點），可是這個小錯誤可能產生（而且已經產生了）許多惡果，因為那些犯了許多錯誤、在許多問題上表現了機會主義傾向、不堅持原則的代表把馬爾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馬爾托夫和阿克雪裏羅得兩個同志表現得不堅定，本來是一件屬於個人性質的不重要的事實，但是所有一切最不堅定的分子，所有一切根本不承認《火星報》方針並公然反對這個方針，或者口頭上承認而實際上卻往往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人，組成了一個很大的少數，這就不是屬於個人性質的，而是有全黨意義的事實了，就不全然是一件不重要的事實了。

在作結束時，我們要再一次從中央機關組成問題的角度看一看圖表。很自然，除了色彩問題以外，代表們在進行選舉時還要考慮某某人是不是適當、工作能力強不強等問題。現在少數派總想把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這兩個問題各不相同，這是不言而喻的，從一件簡單的事實也可以看出這一點：選舉中央機關報最初的三人小組的計劃，在代表大會以前，即當馬爾托夫和阿克雪裏羅得同馬爾丁諾夫和阿基莫夫的聯盟還是誰都料想不到的時候就已經擬定好了。對於不同的問題，應當用不同的方法來回答。對於色彩問題，應當在代表大會的記錄中，在所有一切問題的公開討論和表決情況中去找答案。關於某人是不是適當的問題，大家在代表大會上一致決定用秘密投票來解決。為什麼整個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這樣的決定呢？——這是一個十分淺顯、無須多談的問題。但是，少數派（當他們在選舉中遭到失敗以後）甚至連淺顯的道理也開始忘記了。我們聽到無數激昂慷慨、興奮欲狂的擁護舊編輯部的話，但是關於代表大會上那些同擁護六人小組和擁護三人小組的鬥爭有關的不同色彩，我們卻絲毫也沒有聽到什麼。我們從各個角落聽到所謂選入中央委員會的人沒有工作能力、不適當、心懷叵測等等流言蜚語，但是關於代表大會上那些為取得中央委員會中的優勢而鬥爭的不同色彩，我們卻絲毫也沒有聽到什麼。我覺得，在代表大會外面散佈關於個人品質和行動的流言蜚語，是不體面的和卑鄙的（因為這些行動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只能向黨的最高機關宣佈的組織秘密）。用這種流言蜚語在代表大會以外進行鬥爭，我認為，這就是誹謗行為。對於這些流言蜚語，我能給予公眾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會上的鬥爭情況。你們說，中央委員會是由不大的多數派選舉出來的。這是事實。但是這個不大的多數派是由一切不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最徹底地為實現火星派計劃而鬥爭的人組成的。因此，這個多數派道義上的威信比它形式上的威信要高得多，——對於那些把《火星報》方針的繼承性看得比《火星報》某個小組的繼承性更重要的人說來要高得多。誰更有資格判斷某人是不是適於實行《火星報》的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會上貫徹這種政策的人呢，還是那些往往反對這種政策而維護一切落後性、一切無用的東西以及一切小組習氣的人？

（十五）代表大會以後。兩種鬥爭方法[編輯]

既然少數派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不僅在原則方面而且在起碼的黨員忠誠態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堅定的，那麼所謂「繼承性」的話又能有什麼意義呢？普列漢諾夫比誰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種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開說自己有愈來愈多的分歧意見的人「增補」到黨的編輯部中去，讓這些人佔多數！在新的分歧還沒有在刊物上向全黨講清楚以前，中央機關的黨的多數派竟會自動把自己變成少數，世界上哪裏有這樣的事？讓人們先把分歧談出來吧，讓黨去討論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義吧，讓黨自己糾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犯的錯誤吧，如果它確實犯了什麼錯誤的話！為了一些尚未說明的分歧就提出這種要求，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堅定的，表明他們是用無謂爭吵來完全壓倒政治分歧，表明他們既根本不尊重整個黨，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還沒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這樣一種有原則性信念的人，他們在自己打算使之改變信念的機關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續）多數以前，竟然拒絕進行改變信念的說服工作。

再其次，我們的知識分子個人主義者在這裏說的是什麼樣的「壓制個人首創性」呢？黨中央機關報剛剛在此以前還規勸他們說出自己的分歧意見，但是他們非但不這樣做，反而對「增補」講起價錢來了。我和普列漢諾夫或者中央委員會從根本上來說怎麼可能壓制拒絕同我們進行任何共同「活動」的人的首創性和主動性呢！怎麼可能在某某人拒絕參加的機關或者團體裏「壓制」他呢？落選的編輯既然拒絕「做被統治者」，那麼他們又怎能抱怨什麼「統治制度」呢？我們根本不可能在領導我們這些同志方面犯什麼錯誤，原因很簡單，這些同志根本就不曾在我們領導下工作。
看來很明顯，叫喊所謂官僚主義，不過是對中央機關人選不滿的一種掩飾，是掩蓋他們違背自己在代表大會上鄭重說過的諾言的一塊遮羞布。你是官僚，因為代表大會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違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所依據的是代表大會的形式上的決議，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機械，因為你只憑藉黨代表大會的「機械」多數，而不考慮到我想得到增補席位的願望；你是專制君主，因為你不願意把權力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這些夥伴對代表大會直接斥責他們的小組習氣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堅持他們的小組習氣的「繼承性」。

人們在大談官僚主義。官僚主義一詞可以在俄語中譯成地位觀念。官僚主義就是使事業的利益服從於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視工作，為增補進行爭吵而不進行思想鬥爭。這種官僚主義確實根本不是黨所希望的，並且是對黨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請讀者自己來判斷，現在我們黨內鬥爭的雙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這種官僚主義毛病……人們在說什麼粗暴的、機械的統一方法。粗暴的機械的方法當然是有害的，但是我又要請讀者自己來判斷，當新方針和舊方針鬥爭時，在未能使黨相信新觀點的正確以前，在尚未向黨說明這些觀點以前，就要把自己的人送進黨機關中去，難道還有比這更粗暴、更機械的鬥爭方法嗎？

章程是組織的形式表現，而組織各委員會的權利按照我們黨章第6條的規定應該無條件地屬於中央委員會；黨章規定了委員會自治的範圍，而規定這些範圍的決定權在黨的中央機關，而不在黨的地方機關。這是一個常識，而那些說什麼「組織」並不總是意味着只要「批准章程」的深奧論斷實在是太幼稚了（好象同盟自己不曾主動表示過想成為一個根據正式章程組成的團體）。

他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的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集團的總和，所以在這些集團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可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為有組織的政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當服從黨的上級機關。說實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們反覆講解這樣一些起碼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別是當你感覺到，問題不過是在選舉問題上少數不願意服從多數！但是，在原則上，滔滔不絕地揭露我的矛盾的這些話，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言論。新《火星報》並不拒絕利用黨機關的招牌和權利，但是卻不願意服從黨的多數。
如果說這些談論官僚主義的詞句中真有什麼原則的話，如果說這不是用無政府主義態度否認局部必須服從整體的話，那麼這個原則就是機會主義的原則，因為機會主義就是力圖削弱知識分子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削弱中央機關的影響，加強黨內最不堅定分子的自治，把組織關係搞成只是在口頭上抽象地加以承認。

（十六）勿因小彆扭而妨礙大快事[編輯]

普列漢諾夫同志當作新的口號提出來的讓步，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是正當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讓步者深信要求讓步者是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正直的政治家總是公開坦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或者是為了避免更大的災難而向那不合理的、對事業有害的要求實行讓步。從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後一種情況：他直爽地說要向修正主義者和無政府個人主義者（現在全體黨員已經從同盟代表大會記錄中知道這就是馬爾托夫分子）實行讓步，說為了避免分裂而必須讓步。可見，普列漢諾夫同志的所謂新思想完全可以歸結為一句並不怎麼新的處世格言：勿因小彆扭而妨礙大快事，小的機會主義愚蠢行為和無政府主義言論總比黨的大分裂好。普列漢諾夫同志寫這篇文章時，清楚地知道少數派是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派，並知道它是用無政府主義手段進行鬥爭的。

一聽到我提起講和，所有敵人的炮台，包括總委員會在內，都立刻開炮作為回答。真可謂彈如雨下。什麼專制君主，施韋澤，官僚主義者，形式主義者，凌駕於中央之上，片面性，簡單生硬，頑固不化，心胸狹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極了，我的朋友們！你們發射完了嗎？你們的軍火庫里再沒有什麼存貨了嗎？你們的炮彈實在太不頂事了……
現在該我說話了。現在我們看一看新《火星報》的新組織觀點的內容，以及這些觀點同我們黨內劃分為「多數派」和「少數派」的關係，關於這種劃分的實質，我們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討論情況和表決情況時已經說過了。

（十七）新《火星報》。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編輯]

這種對抗是確實存在的（並且不僅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一個黨內）。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這種對抗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為什麼現代社會民主黨已經劃分成革命的（或正統的）和機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內閣主義、改良主義的）兩派，而這種劃分也在我們俄國近十年來的運動中充分地顯露了出來。同時大家又知道，社會民主黨正統派所代表的正是運動中的無產階級傾向，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所代表的則是民主知識分子傾向。

究竟是誰在捍衛「我們運動中的無產階級傾向」，誰在強調說明工人不怕組織，無產者不同情無政府狀態，無產者重視「組織起來！」的號召，誰在提醒人們防範那些浸透機會主義思想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呢？是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各賓派。究竟是誰在把激進知識分子拉到黨里來，誰在念念不忘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單幹人物和激進青年呢？是吉倫特派分子阿克雪裏羅得夥同吉倫特派分子李伯爾。
阿克雪裏羅得同志為在我們黨代表大會上公開散播的那個加給「勞動解放社」多數人的「莫須有的機會主義罪名」進行辯護，可是他辯護得多麼笨拙啊！他不過是重彈伯恩施坦派的一些關於雅各賓主義、布朗基主義等等的陳詞濫調，從而證實這個罪名有根有據罷了！他高喊什麼激進知識分子的危險，無非是為了掩飾他自己在黨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那些念念不忘這種知識分子的言論。
使用雅各賓主義等等這些「嚇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機會主義思想罷了。同已經意識到本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的組織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雅各賓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留戀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害怕無產階級專政，迷戀民主要求的絕對價值的吉倫特派分子，就是機會主義者。現在，把政治鬥爭縮小為密謀活動的思想已經在出版物上被駁斥過幾千次了，它早就被實際生活駁倒和排擠掉了，群眾性的政治鼓動的根本重要意義已經被闡明和反覆地說明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機會主義者還會認為密謀組織是危險的東西。人們害怕密謀主義即布朗基主義的實際原因，並不是實際運動顯露出來的某種特徵（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費心機地力圖證明的那樣），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種在現代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常常暴露出來的吉倫特派的怯懦心理。

為了保證黨內團結，為了保證黨的工作集中化，還需要有組織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在一個已經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組範圍的黨裏面，如果沒有正式規定的黨章，沒有少數服從多數，沒有部分服從整體，那是不可想像的。當我們在綱領和策略的基本問題上還沒有一致時，我們曾直截了當地說，我們是處在一個渙散狀態和小組習氣盛行的時代，我們曾直截了當地聲明，在統一之前必須劃清界限，我們當時還沒有說到共同組織的形式，只是談到在綱領和策略方面同機會主義鬥爭的那些新問題（這在當時確實是些新問題）。現在我們大家都認為，這個鬥爭已經保證了表述在黨綱和黨關於策略的決議中的充分的一致；現在我們必須採取下一個步驟，於是我們就在我們大家的同意下採取了這個步驟：我們制定了把一切小組融為一體的統一組織的形式。現在卻有人把這些形式破壞了一半，把我們拉向後退，退到無政府主義的行為，退到無政府主義的空話，退到恢復小組來代替黨的編輯部，而現在又用什麼識字課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順來替這種倒退辯護！

頭號阿基莫夫主義常拿「無產階級鬥爭」的更「深刻」內容，拿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來替社會民主黨內某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策略任務的提法上的落後辯護。第二號阿基莫夫主義，現在也用組織不過是形式而整個實質在於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這種同樣深奧的理由，來替社會民主黨內某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組織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的落後辯護。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們，無產階級是不怕組織和紀律的！無產階級是不會去操心讓那些不願加入組織的大學教授先生和中學生先生因為在黨組織的監督下工作，就被承認為黨員的。無產階級由它的全部生活養成的組織性，要比許多知識分子徹底得多。對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策略已經有所認識的無產階級，是不會用形式不如內容重要的口實來替組織上的落後辯護的。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我們黨內某些知識分子，在組織和紀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敵視和鄙視無政府主義空話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頭號阿基莫夫們從前誣衊無產階級，說它還沒有成熟到進行政治鬥爭的地步一樣，現在第二號阿基莫夫們也在誣衊無產階級，說它還沒有成熟到組織起來的地步。已經成為自覺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並感到自己是黨的一員的無產者，也一定會象他從前用十分鄙視的態度斥責策略問題上的尾巴主義那樣來斥責組織問題上的尾巴主義。

工廠在某些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可怕的怪物，其實工廠是資本主義協作的最高形式，它把無產階級聯合了起來，使它紀律化，教它學會組織，使它成為其餘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首腦。馬克思主義是由資本主義訓練出來的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正是馬克思主義一貫教導那些不堅定的知識分子把工廠的剝削作用（建築在餓死的威脅上面的紀律）和工廠的組織作用（建築在由技術高度發達的生產條件聯合起來的共同勞動上面的紀律）區別開來。正因為無產階級在這種工廠「學校」里受過訓練，所以它特別容易接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難以接受的紀律和組織。

正是在這方面，受過「工廠」訓練的無產者可以而且應當來教訓無政府個人主義。覺悟的工人早已脫離了害怕同知識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狀態。覺悟的工人善於尊重他在知識分子社會民主黨人那裏發現的比較豐富的知識、比較廣闊的政治視野。可是，隨着我們真正的政黨的形成，覺悟的工人應當學會辨別無產階級軍隊的戰士的心理和愛說無政府主義空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應當學會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履行黨員的義務，應當學會象他很久以前蔑視策略問題上的尾巴主義那樣，來蔑視組織問題上的尾巴主義！

在渙散狀態和小組習氣盛行的時代，這種上層機關（革命社會民主黨力求在組織上由它出發）必然是一個由於自己的活動和自己的革命徹底性而享有極大威信的小組（在我們這裏就是《火星報》組織）。在恢復黨的真正統一併在這個統一的基礎上解散各個過了時的小組的時代，這種上層機關必然是黨的代表大會，即黨的最高機關；代表大會儘可能把各個積極組織的所有代表團結起來，任命中央機關（它的成分往往使黨內的先進分子而不是落後分子比較滿意，讓黨內的革命派而不是機會主義派比較喜歡），使它們成為黨的最高機關，直到召開下屆代表大會為止。至少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那裏情況是如此，而且這種為無政府主義者所深惡痛絕的慣例在亞洲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也開始流行起來，雖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難，不免要遇到鬥爭，不免要遇到無謂爭吵。

談到同機會主義作鬥爭，任何時候都不應當忘記整個現代機會主義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特徵：模稜兩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機會主義者按其本性來說總是迴避明確地肯定地提出問題，謀求不偏不倚，在兩種互相排斥的觀點之間象游蛇一樣蜿蜒爬行，力圖既「同意」這一觀點，又「同意」另一觀點，把自己的不同意見歸結為小小的修正、懷疑、天真善良的願望等等。

當先進分子起義反對反動分子時，起義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舉行起義反對機會主義派，這是很好的。機會主義派舉行起義反對革命派，那就是壞事了。
普列漢諾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說是戰俘的身分參加到這種壞事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數派」的某些決議的人的個別不恰當的詞句，竭力「泄憤出氣」，並高聲嘆息道：「窮得可憐的列寧同志啊！他的正統派擁護者們真是太妙了！」（《火星報》第63號的附刊）
可是，普列漢諾夫同志，如果說我窮得可憐，那麼，新《火星報》編輯部就應該是十足的叫花子了。無論我怎樣窮，我總還沒有落到如此絕對貧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閉起眼來不看黨代表大會，而到某些地方委員會委員的決議中找材料來鍛煉自己的機智。無論我怎樣窮，我總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們的擁護者不是偶而說出一兩句不恰當的話，而是在一切問題上，不論在組織問題上也好，在策略問題或綱領問題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會民主黨原則相反的原則不放。無論我怎樣窮，我總還沒有窮到只好把這樣一些擁護者贈給我的頌詞向公眾隱瞞起來的地步。可是新《火星報》編輯部卻不得不這樣做。

（十八）稍微談談辯證法。兩個變革[編輯]

每個階段都有其完全獨特的鬥爭情勢和直接的攻擊目標；每個階段都可以說是一個總的戰役中的一次戰鬥。不研究每次戰鬥的具體情況，就絲毫不能了解我們的鬥爭。研究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顯地看出，發展確實是按着辯證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進的：少數變成多數，多數變成少數；各方時而轉守為攻，時而轉攻為守；思想鬥爭的出發點（黨章第1條）「被否定」，讓位給充斥一切的無謂爭吵，但以後就開始「否定的否定」，我們在各佔一個中央機關的情況下勉強同上帝賜予的妻子「和睦相處」，又回到純思想鬥爭的出發點上來，但是這個「正題」已由「反題」的一切成果所充實，變成了高一級的合題，這時在黨章第1條問題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錯誤已經發展成為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的所謂體系，這時這種現象同我們黨的分成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這種根本劃分的聯繫已經愈來愈清晰地呈現在大家面前。總而言之，不僅燕麥是按照黑格爾的規律生長的，而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也是按照黑格爾的規律互相鬥爭的。

我們黨內鬥爭的辯證發展總起來說可歸結為兩個變革。黨代表大會是一個真正的變革，如馬爾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處在少數地位》中所正確指出的那樣。少數派里愛說俏皮話的人也說得對，他們說：世界是由革命推動的，所以我們就進行了一次革命！他們在代表大會以後確實進行了一次革命；一般來講，說世界是由革命推動的，這也是正確的。可是，每次具體革命的具體意義，還不能用這句一般的名言來斷定，如果把令人難忘的馬霍夫同志的令人難忘的說法換個樣子，那麼可以說：有的革命類似反動。為了斷定一次具體的革命究竟是向前還是向後推動了「世界」（我們黨），就必須知道實行變革的實際力量究竟是黨內的革命派還是機會主義派，就必須知道鼓舞戰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則還是機會主義原則。

我們的黨代表大會在全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黨第一次從黑暗的地下狀態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們黨內鬥爭的整個進程和結局，表明了我們黨以及它的每個比較重要的部分在綱領、策略和組織問題上的全部面貌。我們第一次擺脫了小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觀念的傳統，把幾十個極不相同的集團結合在一起，這些集團過去往往是彼此極端敵對，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聯繫起來的，它們準備（在原則上準備）為了我們第一次實際創立起來的偉大整體——黨而犧牲所有一切集團的特點和集團的獨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犧牲並不是輕易作出的，而是經過戰鬥作出的。由於取消組織而引起的戰鬥，不可避免地成了異常殘酷的戰鬥。公開的自由鬥爭的清風變成了狂風。這陣狂風掃除了——掃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組的利益、情感和傳統的殘餘，第一次創立了真正黨的領導機構。

進一步，退兩步……在個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歷史上，在政黨的發展中，都有這種現象。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原則，無產階級的組織和黨的紀律，必定獲得完全的勝利，懷疑這一點，即使是片刻懷疑，也是一種行同嚴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現。我們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我們應當繼續努力奮鬥，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喪氣；我們應當堅持鬥爭，鄙棄那些庸俗的小組爭吵的方法，盡一切可能來保衛用極大精力建立起來的全俄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的統一的黨內聯繫，力求通過頑強而有步驟的工作使全體黨員特別是工人充分地自覺地了解黨員義務，了解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鬥爭，了解我們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變，了解機會主義的嚴重危害性：機會主義在組織工作方面也象在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策略方面一樣無能為力地屈從於資產階級心理，一樣不加批判地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觀點，一樣削弱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武器。

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世界中居於統治地位的無政府競爭所分散，被那種為資本的強迫勞動所壓抑，總是被拋到赤貧、粗野和退化的「底層」，它所以能夠成為而且必然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來鞏固的，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一支工人階級的大軍。在這支大軍面前，無論是已經衰敗的俄國專制政權還是正在衰敗的國際資本政權，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麼曲折和退步，不管現代社會民主黨的吉倫特派講些什麼機會主義的空話，不管人們怎樣得意地讚美落後的小組習氣，不管他們怎樣炫耀和喧嚷知識分子的無政府主義，這支大軍一定會把自己的隊伍日益緊密地團結起來。

附錄（古謝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衝突事件)[編輯]

從這個令人不快的、人為地造成的關於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單的事件，應當作出的總結如下：
（1）馬爾托夫同志高喊「為了派別鬥爭而假造名單是可恥的」，並以此損害古謝夫同志的名譽，我們不能不與哥林和利亞多夫兩位同志一樣認為這樣做是不體面的。
（2）為了改善氣氛並且使黨員不必認真對待每一次病態的放肆行為，看來應當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象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組織章程那樣確定一條規則。這個章程第2條說：「凡是嚴重違背黨綱原則或犯有不名譽行為者，都不能留在黨內。關於他們的黨籍問題，應當由黨的執行委員會召集的仲裁法庭來處理。審判員由提議開除者和被提議開除者各指定半數，主審員由黨的執行委員會指定。對於仲裁法庭的判決，可向監察委員會或黨代表大會上訴。」這樣一條規則可以成為對付那些輕易控告他人犯有什麼不名譽行為（或散佈此類謠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這樣一條規則，凡是這樣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氣壯地以控告者的資格在黨面前說話並且力求得到相應的黨機關的裁決，就會被永遠地確定為算作不體面的誹謗。

參見[編輯]

《怎麼辦？》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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