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基础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约瑟夫·斯大林1924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语录[编辑]

  • 列宁主义的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就得写一整本书,甚至要写好几本书。因此,我的讲演自然就不能详尽地说明列宁主义,至多也只能简要地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
  • 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叙述列宁的世界观的基础。列宁的世界观和列宁主义的基础按范围来说并不是一回事。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叙述列宁主义应当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
  • 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远没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么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
  • 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还没有发达的帝国主义,是训练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编辑]

  •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训练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
  •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极大的势力。和这种极大的势力作斗争,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
  • 第二个矛盾是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新瓜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注:“阳光下的地盘”一语引自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伯·毕洛夫的演说。1897年他在国会中说:“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金融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金融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这一不可避免的因素。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逼近,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
  •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
  •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极大势力和沙皇制度的暴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
  •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这不仅是说它任凭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让外国资本操纵俄国国民经济中象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而且是说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请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军队为了保证英法资本家极高的利润而在帝国主义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 西方帝国主义在为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倾注全力同俄国的革命决一死战之前,它能甘心失掉象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人力物力的丰富宝库吗?当然不能!
  •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摧毁沙皇制度,而且彻底铲除沙皇制度,那么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 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狭隘民族范围内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无论是国内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争),都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超出这个范围,把斗争搬到国际舞台上去,割开帝国主义的脓疮,证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最后,推翻本国资本主义并为无产阶级锻炼出新的斗争武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

二 方法[编辑]

  • 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灵魂。
  • 当时必须重新审查第二国际的全部工作及其整个工作方法,必须驱除庸俗见解、狭隘观点、政客手腕、叛徒行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 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
  • 要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根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是不可相信的),来检查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并当之无愧。
  • 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用教育群众和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去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训练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 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学习和接受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导者。
  • 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么,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和1917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更少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无情地打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粉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三 理论[编辑]

  • 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进行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高度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
  • 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自觉因素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自觉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
  •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
  • 殖民地国家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外部的殖民地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因素日益增长。
  •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 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旧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
  • 从前,通常都是说,在个别国家内,或者确切些说,在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是否已经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具备革命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整个体系,或者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 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 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 在1917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些。这个链条就在这里被突破,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得以爆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俄国展开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千百万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当时在俄国和革命对立的是沙皇制度这样一个极丑恶的帝国主义代表,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全体人民所痛恨。虽然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不如法国或德国、英国或美国发达,但是帝国主义的链条在俄国却比较薄弱。
  • 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有年轻的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无疑是伟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在印度和革命对立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敌人,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印度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所痛恨。
  • 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 正因为如此,计算个别国家内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数,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已经失去了第二国际的那些不了解帝国主义的、象害怕瘟疫那样害怕革命的书呆子们所喜欢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 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孕育着冲突和战争的帝国主义环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环境中,当“繁荣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而革命运动正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同包括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内的所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使一切革命势力,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到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不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时候,——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显然证明了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
  • 有些同志却以为列宁在1916年才产生这种思想,以为列宁在1916年以前还认为俄国革命将停滞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于是政权也将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手里转到资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据说这种论断竟流传到我们共产党的报刊上来了。我必须指出,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象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样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 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 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 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跃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必须记住:只有具备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条件,才能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团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四 无产阶级专政[编辑]

  •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门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么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 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些什么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完成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
    (甲)粉碎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乙)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丙)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外部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国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象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组成新内阁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
  •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 考茨基及其同伙所谓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空话,是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纯粹”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家族和斯汀尼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 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吏机构、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 马克思的确曾经假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根据来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做这种假定,因为当时还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特殊的发展条件,还没有发达的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可是经过三四十年以后,当这些国家中的情形已经根本改变,当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并普及于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当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也已经在英美出现,当英美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已经消失的时候,关于这些国家不在此限的说法自然就应当失去时效了。
  •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
  •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
  •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 就在于苏维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群众组织,因此在这个组织中,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实现。
  •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是能够摧毁金融资本及其政治附属物的极大势力的机关。
  •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适合于使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
  •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将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五 农民问题[编辑]

  • 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明显标志。
  •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 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最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 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 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
  •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 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 那么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 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 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自食其力的小农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 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极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极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 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纺织业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六 民族问题[编辑]

  •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 从前,民族自决原则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兼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支援,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内幕、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
  •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
  • 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金融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 被金融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 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 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 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么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 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
  • 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 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 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兼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前俄罗斯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么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
  • 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自守、狭隘观点和隔离状态,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国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 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为一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七 战略和策略[编辑]

  • 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条件来利用议会制度。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有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
  • 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 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 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
  • 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
  •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 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
  •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 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以至所有过渡阶层,(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一)本国各个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二)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 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1917年4—10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群众集合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
  • 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实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 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 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配置在革命战线上。
  •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城市产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训练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
  • 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攻的策略。
  •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八 党[编辑]

  •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训练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政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随机应变的本领,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困难,说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说到战略和策略,说到后备军和机动性,说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能认清这些条件呢?谁能给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针呢?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么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么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实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么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巨大而繁杂的。党应当在国内外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在环境要求进攻时引导无产阶级去进攻;党应当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带领无产阶级避开强大的敌人的打击;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 孟什维克还在1903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起那些不坚定的分子的攻击,他们斥责这种原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有计划的工作和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就会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是始终一贯地实行这些原则的。列宁把反对这些原则的行为叫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讥笑和痛斥。
  •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青年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在领导工作中不致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不是说,非党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等,应该正式服从党的领导。这只是说,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这些无疑是有威信的人,应该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
  •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做目的本身,看做独立自在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工具。如果政权问题没有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如果帝国主义的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机的存在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点,把革命运动的一切线索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党的作用就不能提得这样高,党就不能超过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 可是,“保持”和“扩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这就是说,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这就是说,要加强无产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层方面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帮助无产者群众把自己教育成为能够消灭阶级并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纪律性而强有力的党,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在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以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统一的党还是党内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设想的。
  • 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可以容许自己有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活动家和议员。
  •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后方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
  • 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九 工作作风[编辑]

  •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古老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波·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
  •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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