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列寧主義基礎

《論列寧主義基礎》是約瑟夫·史達林1924年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語錄[編輯]

列寧主義的基礎是個很大的題目。要詳盡地論述這個題目就得寫一整本書，甚至要寫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就不能詳盡地說明列寧主義，至多也只能簡要地敘述列寧主義的基礎。

敘述列寧主義的基礎並不是敘述列寧的世界觀的基礎。列寧的世界觀和列寧主義的基礎按範圍來說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的基礎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但是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開始。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的、因而自然和列寧的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的貢獻。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的特殊條件下的應用。這個定義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遠沒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麼列寧主義就純粹是一國的而且僅僅是一國的現象，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根源於整個國際發展過程的國際現象，而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我認為這個定義帶有片面性。

如果撇開這種把馬克思的學說分為革命部分和溫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見解不說，那就必須承認，即使這個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含有一部分真理。這一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復活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但這只是一部分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列寧主義不僅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處在革命（我們指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時期，那時還沒有發達的帝國主義，是訓練無產者去進行革命的時期，那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問題。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生列寧卻處在發達的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革命開展起來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制、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即蘇維埃紀元的時期。

正因為如此，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

人們通常都指出列寧主義具有非常戰鬥、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義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能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鬥中成長和鞏固起來的，而和這個機會主義作鬥爭，向來就是對資本主義進行勝利鬥爭所必需的先決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之間隔著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占統治的整個時代，和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不能不是列寧主義的極重要的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編輯]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即在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達到極點、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成為直接實踐的問題、訓練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經達到盡頭而轉變為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的條件下成長和形成的。

列寧把帝國主義叫做「垂死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呢？因為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著就是革命的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個。

第一個矛盾是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里壟斷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銀行和金融寡頭擁有極大的勢力。和這種極大的勢力作鬥爭，工人階級通常採用的手段，如工會和合作社、議會政黨和議會鬥爭等等已經完全不夠了。或者向資本屈服，依舊過著每況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群眾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向革命。

第二個矛盾是各金融集團之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奪原料產地、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向原料產地輸出資本，就是為獨占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的鬥爭，就是為重新瓜分已經被瓜分完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尋找「陽光下的地盤」（註：「陽光下的地盤」一語引自德意志帝國外交大臣伯·畢洛夫的演說。1897年他在國會中說：「讓別的民族去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人只滿足於藍色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也要為自己要求陽光下的地盤。」）的新起金融集團和列強對死抓住既得贓物不放的老舊金融集團和列強進行特別猛烈的鬥爭。各資本家集團之間的這種瘋狂鬥爭的特點就在於它包含有帝國主義戰爭，為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這一不可避免的因素。而這個情況的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陣地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逼近，使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實現。

第三個矛盾是為數極少的占統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億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多億居民施行最無恥的剝削和最殘忍的壓迫。榨取超額利潤就是這種剝削和壓迫的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裡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知識分子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個「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屬國內革命運動的加強都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所以重要，就因為它根本破壞資本主義的陣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的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

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使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這樣。

首先，沙皇俄國是以最殘忍最野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和軍事壓迫的策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國，資本的極大勢力和沙皇制度的暴虐、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對非俄羅斯民族的屠殺政策是融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廣大地區的剝削和沙皇制度對這些地區的侵占，和侵占領土的戰爭是融合起來了呢？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軍，這不僅是說它任憑外國資本自由進入，讓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象燃料和冶金業這樣一些有決定意義的部門，而且是說它能拿出千百萬士兵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請回想一下一千四百萬俄國軍隊為了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的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線上流血犧牲的事實吧。

西方帝國主義在為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傾注全力同俄國的革命決一死戰之前，它能甘心失掉象舊時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一個東方強大的支柱，這樣一個人力物力的豐富寶庫嗎？當然不能！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誰想打擊沙皇制度，誰也就必然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必須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為誰要是真想不僅摧毀沙皇制度，而且徹底剷除沙皇制度，那麼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這樣，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並且一定要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

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它不能不在一開始發展時就具有國際性質，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下，俄國共產黨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俄國革命的狹隘民族範圍內呢？當然不能！恰恰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或國外環境（戰爭），都推動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搬到國際舞台上去，割開帝國主義的膿瘡，證明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粉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資本主義並為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以促進世界各國無產者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國際環境發生某種變化，使俄國能夠避免資產階級制度的復辟。

二　方法[編輯]

脫離了生動的群眾革命鬥爭並變成陳腐教條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論片斷，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論。為了裝飾門面，他們當然也記起馬克思的理論，但目的是要閹割這個理論中活的革命的靈魂。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的全部工作及其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必須檢查第二國際的整個武庫，拋棄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不做這種預備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資本主義作戰。不做這種預備工作，無產階級在新的革命搏鬥面前就會陷於武裝不足甚或完全沒有武裝的危險境地。

要在群眾的革命鬥爭的烈火中，在生動的實踐的烈火中檢驗第二國際的各種理論教條，就是說，要恢復那個被破壞了的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消滅理論和實踐分離的狀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創立具有革命理論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政黨。

要根據第二國際各黨的實際行為，根據它們的行動，而不根據它們的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來檢查第二國際各黨的政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無產階級群眾的信任並當之無愧。

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用教育群眾和訓練群眾去進行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訓練群眾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要無產階級政党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政黨根據本身的錯誤來學習和接受教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黨的真正幹部和真正領導者。

列寧回答第二國際的先生們說：就算是這樣吧；可是，如果形成了這樣的歷史環境（戰爭、農業危機等等），使雖占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有可能把極大多數勞動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那麼，為什麼它不應當奪取政權呢？為什麼無產階級不應當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突破資本戰線，加速總爆發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說過，如果當時在德國可以用「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那麼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就會「很好」了嗎？難道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當時德國無產者，比如說，和1917年俄國無產者比較起來是更少嗎？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沒有表明，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所喜愛的這個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毫無實際意義的嗎？群眾革命鬥爭的實踐打擊和打破了這個陳腐的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就算是這樣吧；可是，為什麼不能把事情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為無產階級的發展造成有利條件，然後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群眾的文化水平，來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的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嗎？群眾革命鬥爭的實踐也在無情地打碎機會主義者的這個理論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當時所批評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只是某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為代替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經濟總罷工，——這和政治總罷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證明了議會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的歷史難道不是證明議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的議會外鬥爭的學校和助力嗎？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運動的基本問題是要用暴力，用無產階級群眾的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起義來解決的嗎？第三，關於用政治總罷工的方法來代替議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哪裡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曾經打算用議會外鬥爭形式來代替議會鬥爭形式呢？第四，難道俄國革命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大的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前夜動員和組織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嗎？——這和那些因為怕破壞經濟生活的常態、怕耗盡工會的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鬥爭的實踐也在粉碎機會主義者的這個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列寧的方法正是從頭到尾都貫串了這種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為列寧的方法僅僅是馬克思的方法的恢復，那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列寧的方法不僅是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復，不僅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恢復，而且是這個方法的具體化和進一步發展。

三　理論[編輯]

有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是實踐重於理論，就是說，列寧主義的主要點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變為事實，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理論，列寧主義似乎是很不關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曾經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的「不關心」。大家也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喜歡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浩繁的實際工作。我必須指出：對列寧和列寧主義所持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絲毫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趨向是和列寧主義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對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險的。

理論是概括起來的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當然，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麼它就能成為工人運動的極偉大的力量；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使運動具有信心，使它有確定方針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使實踐不僅了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進行和向哪裡行進，而且了解這些階級在最近的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哪裡行進。

依據唯物主義的哲學，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個時期最重要的科學成就概括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判馬克思主義者隊伍里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極重大的任務，而負責完成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正是列寧，——這個事實可以說是列寧高度重視理論的最明顯的表現。

自發「論」是機會主義的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即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的理論。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的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循著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路線行進，而主張使工人運動僅僅循著資本主義「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線行進，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小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的思想體系。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有自覺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反對黨走在工人階級的前面，反對黨把群眾提高到自覺的水平，反對黨領導運動，而主張使運動中的自覺因素不致妨礙運動循著自己的道路行進，使黨只依從自發運動，做運動的尾巴。自發論是降低自覺因素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的思想體系，是一切機會主義的邏輯基礎。

當時如果沒有這個鬥爭，就休想在俄國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就休想使這個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

可是，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的黨內都是流行得最廣泛的，雖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國際的首領們庸俗化了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為一切事物辯護，使所有的人都調和起來，當某些事實已經被大家聽厭以後，才指出這些事實並加以解釋，而指出以後，就萬事大吉。

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線上的爆發因素日益增長。

殖民地國家內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外部的殖民地戰線上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憤怒因素日益增長。

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為一條世界革命戰線，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現在，這種看法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根據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的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狀況來觀察這個問題，因為個別國家和個別民族的經濟已經不是獨立自在的單位，已經變成所謂世界經濟的整個鏈條的各個環節，因為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為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是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大多數居民進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壓迫的世界體系。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個別國家內，或者確切些說，在某一個發達的國家內，是否已經具備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一整體的整個體系中已經具備革命的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整個體系，或者確切些說，因為整個體系已經成熟到發生革命的程度，這個體系中存在著工業不夠發達的國家並不能成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前，通常都是說某一個發達的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認為這是個別的獨立自在的現象，而以個別的民族的資本戰線為敵方。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個別的民族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整個鏈條的各個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總戰線來對抗這個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的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首先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看做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鏈條在某個國家內破裂的結果。

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說：不，不一定在工業比較發達等等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鏈條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國家，突破資本戰線的國家，也許是資本主義不大發達的國家，而其他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卻仍然留在資本主義範圍內。

在1917年，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鏈條在俄國比在其他國家薄弱些。這個鏈條就在這裡被突破，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展開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領導這個革命的是革命的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千百萬被地主壓迫和剝削的農民這樣一個重要的同盟者。因為當時在俄國和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極醜惡的帝國主義代表，它沒有絲毫威信，並為全體人民所痛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不如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發達，但是帝國主義的鏈條在俄國卻比較薄弱。

在最近的將來，這個鏈條將在什麼地方被突破呢？還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說，這個鏈條可能在印度被突破。為什麼呢？因為印度有年輕的戰鬥的革命無產階級，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無疑是偉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為在印度和革命對立的是外國帝國主義這樣一個盡人皆知的敵人，它沒有絲毫威信，並為印度全體被壓迫被剝削群眾所痛恨。

帝國主義戰線的鏈條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環節被突破，但是無論如何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無產者占百分之多少、農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正因為如此，計算個別國家內無產階級在人口總數中所占百分數，在解決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時已經失去了第二國際的那些不了解帝國主義的、象害怕瘟疫那樣害怕革命的書呆子們所喜歡賦予它的特殊意義。

這個間斷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的，甚至更長些。幾乎用不著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環境中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飾品。幾乎用不著證明，在孕育著衝突和戰爭的帝國主義環境中，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的環境中，當「繁榮的」資本主義已經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而革命運動正在世界各國發展的時候，當帝國主義同包括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內的所有一切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到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必須聯合起來的時候，當不和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就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殘餘的時候，——幾乎用不著證明，在這種條件下，在一個較為發達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的歷史顯然證明了這個原理是正確的和不容爭辯的。

有些同志卻以為列寧在1916年才產生這種思想，以為列寧在1916年以前還認為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機關手裡轉到資產階級手裡，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裡。據說這種論斷竟流傳到我們共產黨的報刊上來了。我必須指出，這種論斷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乎實際情況的。

因為列寧主張「用盡」農民的革命能力，徹底利用農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徹底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論者卻不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過低估計農民的革命毅力，過低估計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因而妨礙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妨礙了把農民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為列寧主張以政權轉歸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論者卻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他們不知道這樣做就是閉眼不看象農奴制殘餘這樣的「小事情」，就是不考慮到俄國農民這樣的重大力量；他們不知道這樣政策只能阻撓把農民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事業。

可見列寧和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作鬥爭並不是由於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主張不斷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過低估計了農民這一無產階級最大後備軍的作用，由於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我們的「不斷論者」正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不斷革命的思想的。必須注意到，我們的「不斷論者」從馬克思那裡把這個思想拿來以後，就多少改變了這個思想，而一改變了它，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合實用了。當時需要列寧用老練的手法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的真正的不斷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為自己的革命論的基石之一。

馬克思根本沒有主張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來開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革命事業，這和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的計劃是相反的；

馬克思只是主張以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一步一步地把資產階級派別從政權的高峰上逐個推下去，以便在爭得無產階級政權後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國，這和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所教導我們的一切以及他在我們的革命過程中所實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其次，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要有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的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乎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從這種勝利是可能的出發，因為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躍性，帝國主義內部那些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性矛盾的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的歷史已經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裡必須記住：只有具備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條件，才能順利地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根本談不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團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決這個任務，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呢?不，不能。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象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是獲得勝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務，因此，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當把自己看做獨立自在的東西，而應當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

四　無產階級專政[編輯]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規模和成績，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是這個革命的機關，是這個革命的最重要的據點，它的使命是：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的反抗，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革命也能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門機關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麼它就不能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不能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

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有力量。因此，全部問題在於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為不可戰勝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做些什麼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至少必須完成在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就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的三個主要任務：
（甲）粉碎已被革命推翻和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的反抗，消滅他們的一切恢復資本政權的行動；
（乙）用把一切勞動者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按照準備取消階級，消滅階級的方向來進行這一工作；
（丙）把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軍隊，以便和外部敵人作鬥爭，和帝國主義作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不侵犯舊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條件下進行的政府人員的普通的更換、「內閣」的更換等等。各國孟什維克和機會主義者害怕專政象害怕火一樣，竟用所謂「奪取政權」的概念來頂替專政的概念。他們通常都把「奪取政權」歸結為更換「內閣」，歸結為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和韓德遜這一類人組成新內閣執政。幾乎用不著解釋，諸如此類的內閣更換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和真正的無產階級奪取真正的政權毫無共同之點的。麥克唐納之流和謝德曼之流在保留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他們的所謂政府，只能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只能是帝國主義膿瘡的掩蔽物，只能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便於、不利於、難於剝削和壓迫群眾的時候，它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社會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過程中產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使用暴力為憑藉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器。就這一點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和其他任何階級的專政毫無區別，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來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裡有一個本質上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以前所有的階級國家是少數剝削者對多數被剝削者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的專政。

考茨基及其同夥所謂普遍的平等、「純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空話，是資產階級用來掩飾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不可能有平等這一無可置疑的事實的。「純粹」民主論是帝國主義強盜所馴育和豢養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的理論。這個理論的使命就是要掩蓋資本主義的膿瘡，粉飾帝國主義，賦予它一種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群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者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張倉庫等等這些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東西都是剝削者的特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群眾是沒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爾德家族和斯汀尼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少數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數被剝削者的權利為基礎並以反對這個多數為目標的。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多數被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數剝削者的權利為基礎並以反對這個少數為目標的。

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而只能是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資產階級的軍隊、資產階級的官吏機構、資產階級的警察的結果。

馬克思的確曾經假定有這種可能，並且有根據來給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做這種假定，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發達的軍閥機構和官僚機構。在發達的帝國主義出現以前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可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當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經根本改變，當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於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當軍閥機構和官僚機構也已經在英美出現，當英美和平發展的特殊條件已經消失的時候，關於這些國家不在此限的說法自然就應當失去時效了。

換句話說，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的先決條件的規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革命運動的必然規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那些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如果現在的資本主義包圍被社會主義包圍所代替，那麼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這些國家的資本家由於國際環境的「不利」，會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做重大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就是鎮壓資產階級，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依靠什麼組織才能完成這個巨大的工作呢？無產階級的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舊的組織形式不足以完成這個工作，這是不容置疑的。

蘇維埃優越於舊的組織形式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眾組織，因為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於蘇維埃是能夠團結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群眾組織，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群眾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對群眾鬥爭的政治領導就能夠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是群眾革命鬥爭、群眾政治發動和群眾武裝起義的最強有力的機關，是能夠摧毀金融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的極大勢力的機關。

就在於蘇維埃是群眾本身的直接的組織，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眾的最有威信的組織，這種組織能儘量便利群眾參加新國家的建設和管理，能儘量發揮群眾在毀壞舊制度的鬥爭中，在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把各地方蘇維埃統一成為一個總的國家組織，統一成為無產階級這個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先鋒隊、這個統治階級的國家組織，即統一成為蘇維埃共和國。

正因為如此，蘇維埃政權是新的國家組織形式，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和議會制的國家組織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它是新的國家類型，不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群眾的任務，而適合於使他們完全擺脫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既然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把立法權和行政權結合起來，並用生產單位，用工廠來代替地域選區，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群眾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他們學習管理國家。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使軍隊不受資產階級長官的支配，把軍隊由資產階級制度下壓迫人民的工具變為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工具。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那個找了很久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的範圍內必將完成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五　農民問題[編輯]

有人以為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以為列寧主義的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的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等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派生的問題。

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不會使農民問題失去它對無產階級革命無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義。大家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里，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開始的，當時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經全盤擺在黨的面前，無產階級在當前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已經具有迫切的性質。大家也知道，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引起了無產階級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不言而喻，誰想奪取政權，誰準備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關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寧主義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各黨所以漠視農民問題，有時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為西方有特殊的發展條件，而首先是因為它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害怕革命，誰要是不想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也就不會關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無所謂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作文雅風度的表現，「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其實，這裡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也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問題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明顯標誌。

由此得出一個實際結論，就是要援助勞動農民群眾的反對奴役和剝削的鬥爭，擺脫壓迫和貧困的鬥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一種農民運動。這裡所說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間接地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這樣或那樣地幫助無產階級革命、促使農民變為工人階級的後備軍和同盟者的那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

杜馬時期決定了這個鬥爭的命運，因為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際教訓，這個教訓明明白白地向農民指出：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所能指望得到幫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的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孤立，因為戰爭年份表明：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裡得到和平完全是畫餅充飢，自欺欺人。如果沒有杜馬時期的實際教訓，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就引導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西方革命的領導權不是屬於當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為並且不可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西方農民擺脫農奴制而獲得的解放不是從人數很少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裡得到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裡得到的。西方農民是和自由資產階級一道反對舊制度的。西方農民是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因此，西方革命的結果使資產階級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結果卻完全相反。俄國革命的結果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軍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後備軍，即失去了農民。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提到了首位，把千百萬農民團結在革命無產階級的周圍。

這也就說明為什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比西方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展開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被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所嚇倒的自由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訓以後），轉而同沙皇和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比西方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展開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被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所嚇倒的自由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訓以後），轉而同沙皇和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這個時期從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為止。這個時期比較短，總共只有八個月；但是從群眾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來看，可以大膽地說，這八個月等於平常憲製發展時期的好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的八個月。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社會革命黨人感到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他們重新轉向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能把國家導向和平的唯一徹底革命的力量。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爭奪農民、爭取掌握多數農民的歷史。

這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它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最後一個派別，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極左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進行革命鬥爭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爭取民主和平的黨，即布爾什維克黨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支持了工人為爭取和平、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政權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他們有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諾言，而事實上他們所執行的還是那個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能夠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的繼續拖延只是證實了這個教訓的正確，督促革命前進，推動千百萬農民和士兵群眾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孤立已成為確定不移的事實。如果沒有聯合政府時期的實際教訓，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

那麼現在，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為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國有化工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通過國家所調節的商業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額，做到用工業品去交換農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社，吸引千百萬農民參加合作社，——這就是列寧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而制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為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和西方農民有所區別，因為蘇聯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的訓練，跟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裡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成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西方農民卻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資產階級手裡獲得了土地，並因此成為資產階級的後備軍。未必用得著證明：向來珍視他們同無產階級的政治友誼和政治合作並把他們獲得自由歸功於這種友誼和這種合作的蘇聯農民，不會不是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最好對象。

可是，恩格斯所說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樣容易和那樣充分地實現，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只有在蘇維埃俄國，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自食其力的小農來補充我們的隊伍」，實行為此所必需的「物質犧牲」，實行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對待農民」，而且有利於農民的諸如此類的措施已經在俄國實行，這難道還不明顯嗎？這個情況也一定會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建設事業，這一點怎麼能否認呢？

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為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情況下發展的，一極是大田莊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另一極卻是大眾的貧窮困苦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解體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國卻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循著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為單是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就不容許循著這條道路去發展。俄國農業應當循著另一條道路，即循著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循著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惠貸款的辦法來扶持的群眾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地指出我國農業應當循著新道路去發展，即循著通過合作社吸引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循著把集體制原則逐步應用於農業，起初應用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應用於農產品生產方面這一道路去發展。

亞麻合作總社以種子和生產工具供給農民，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全部亞麻產品，在市場上大批銷售；保證農民也得到利潤，從而通過農業合作總社把農民經濟和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在我看來，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在農業方面的家庭手工制。這裡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生產在農業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資本主義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紡織業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擬而說的；在資本主義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裡領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在家裡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應當循著哪一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其他農業部門中的其他類似的標誌，我就不談了。

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群眾看作無產階級的後備軍。

說明執掌政權的無產階級能夠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軍，以便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為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所絕對必需的基礎。

六　民族問題[編輯]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關的問題的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國際的活動家所關心的就是這些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命運。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千百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們的眼裡。他們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並論。兩三個空空洞洞、不痛不癢、竭力迴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這就是第二國際的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不徹底性可以說已經被消滅了。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不相稱的現象，拆毀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的「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因而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聯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附屬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原則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縮小為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的某些首領甚至把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就是說，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讓全部政權仍舊掌握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就使民族自決的思想有從反對兼併政策的工具變成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可以說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的概念，把它解釋為附屬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有完全分離的權利，各民族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於是就排除了把自決權解釋為自治權來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可能。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群眾的工具（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它無疑是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來做這種工具的）變成了揭露一切帝國主義野心和沙文主義陰謀的工具，變成了用國際主義精神對群眾進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通常都把被壓迫民族問題看做純粹法的問題。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權利」，發表無數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各黨所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殺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些民族（少數）靠剝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的觀點可以說已經被揭穿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來，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了支援，幫助，真正地經常地幫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的民族平等，爭取成立獨立國家的問題。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被壓迫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含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把這種革命能力用於推翻共同的敵人，用於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的內幕、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必須援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援助各被壓迫民族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每個具體情況下，都應當援助任何一種民族運動。這裡所說的是要援助目的在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在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會和無產階級運動發展的利益相衝突。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是談不到什麼援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一個獨立自在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它服從整體，要求從整體的觀點來觀察。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的革命性也應該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所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個別的民族運動所可能具有的反動性一樣，是相對的和獨特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情況下，民族運動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無產階級分子參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綱領、有民主的基礎為前提。

世界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擁有金融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的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的陣營，另一個是組成這個絕大多數的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被剝削民族的陣營；

被金融資本壓迫和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重要的實力來源；

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家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發達的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結合成一條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的戰線；

如果不建立並鞏固共同的革命戰線，那麼發達的國家中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被壓迫民族就不能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如果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不直接而堅決地支援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來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那麼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戰線，

這種援助就是堅持、維護和實行下列口號：民族有分離權，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不實行這個口號，就不能保證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和合作，而這種統一的世界經濟是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

這種聯合只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愛的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產生了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即兩個趨向：一個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另一個趨向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形成而產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如果不剝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就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只有靠兼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則它根本就不成其為帝國主義了。

對於共產主義，恰恰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個問題即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只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實現；各民族的自願聯合，只有經過使殖民地從「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分離出來的道路，經過使殖民地變為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以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以接近附屬國和殖民地勞動群眾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得到前俄羅斯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麼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潰。但是要取得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當時首先必須打斷俄國帝國主義的鎖鏈，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

不這樣做，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組織，這個組織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它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的實際榜樣。

因此，必須反對各被壓迫國家社會黨人的民族閉關自守、狹隘觀點和隔離狀態，這些社會黨人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了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之間的聯繫。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無產階級在推翻共同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階級團結。

要達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進而融合為一的共同目的，顯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體道路，就拿達到一張紙的中心點的方法來說吧，可以從紙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從紙的相對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會達到。如果壓迫的、兼併的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記了，哪怕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喬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和小民族融合（用兼併手段），忘記了尼古拉二世主張和加里西亞『融合』、威廉二世主張和比利時『融合』等等，那麼，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理論上是可笑的學理主義者，在實踐上是帝國主義的幫凶。

在壓迫國家裡，工人的國際主義教育的重心必須是宣傳並且要工人堅持被壓迫國家有分離的自由。不這樣，就沒有國際主義。如果壓迫民族的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不進行這種宣傳，那麼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鄙視他，把他看作帝國主義者，看作壞分子。這是絕對的要求，哪怕在社會主義未實現以前，分離的機會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

七　戰略和策略[編輯]

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是在比較和平發展的環境中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政治軍隊的時期。這是把議會制度當作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的時期。當時關於大規模的階級衝突的問題、關於訓練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搏鬥的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似乎都不是迫切的問題。當時的任務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發展道路來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以適應無產階級處於在野黨地位並且似乎應當處於在野黨地位的條件來利用議會制度。幾乎用不著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這樣了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可能有周密的策略。當時只有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但是沒有策略和戰略。

第二國際的滔天罪行並不在於它當時實行了利用議會鬥爭形式的策略，而在於它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的意義，幾乎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唯一的鬥爭形式。而當公開的革命搏鬥時期到來的時候，當議會外鬥爭形式問題已經成為首要的迫切問題的時候，第二國際各黨竟避開了新的任務，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只有在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當推翻資產階級的問題已經成為直接的實踐問題的時候，當無產階級的後備軍問題（戰略）已經成為一個最迫切的問題的時候，當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議會形式和議會外形式（策略）已經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制定無產階級鬥爭的完整的戰略和周密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埋沒了的那些關於策略和戰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被列寧發掘出來重見天日的。但是列寧並不限於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個別策略原理。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這一切結合為指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規則和指導原則的體系。

列寧主義的戰略和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的打擊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軍）的相應的布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的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

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徹底消滅中世紀制度的殘餘。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農民。主要的打擊方向是孤立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力圖抓住農民並用和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消滅革命。力量的布置計劃是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

目的是推翻俄國的帝國主義，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貧苦農民。鄰國無產階級是可能的後備軍。曠日持久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危機是有利的時機。主要的打擊方向是孤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這個民主派力圖抓住勞動農民群眾並用和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計劃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聯盟。

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是在十月革命後開始的。目的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個專政作為據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軍是發達的國家的半無產階級群眾和小農群眾，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運動。主要的打擊方向是孤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孤立第二國際各黨，這些黨是和帝國主義妥協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計劃是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附屬國的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後備軍有關的。戰略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階段而變更，而在某一階段的整個時期基本上是不變的。

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的來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漲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通過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通過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來為實現這條路線而鬥爭。戰略的目的，比如說，是要取得反對沙皇制度的戰爭或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的勝利，把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或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卻沒有這樣重大，因為策略並不是要取得整個戰爭的勝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戰役、某些戰鬥的勝利，有成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革命某一高漲或低落時期的具體情況的運動和發動。策略是戰略的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的，是服務於戰略的。策略是隨著來潮退潮而變更的。

策略是同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有關的，是同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關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階段上可以隨著革命的來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漲或低落而變更好幾次。

革命的後備軍有兩種：
直接的：（一）本國的農民以至所有過渡階層，（二）鄰國的無產階級，（三）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革命運動，（四）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品和成果，而無產階級為了收買強大的敵人並取得喘息時機，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實力優勢的條件下暫時放棄一部分勝利品和成果；
間接的：（一）本國各個非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些矛盾和衝突是無產階級可以利用來削弱敵人並加強自己的後備軍的，（二）和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各個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者在被迫退卻相機行事時可以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軍用不著多說，因為它們的意義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軍，因為它們的意義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很明顯的，所以必須指出，它們有時候對於革命進程具有頭等的意義。例如第一次革命時期和第一次革命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之間的衝突的巨大意義是未必可以否認的，因為這種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影響這件事情上無疑起了相當的作用。十月革命時期各主要帝國主義者集團之間進行決死的戰爭這一事實的巨大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當時帝國主義者忙於相互之間的戰爭，沒有可能集中力量來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正因為如此，無產階級就有可能來切實地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當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當它們彼此之間的新戰爭不可避免的時候，這種後備軍對於無產階級一定會有愈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指導的任務就是要正確運用這一切後備軍來達到革命在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的。

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當進攻在以全力進行，當起義已經迫在眉睫，當使後備軍跟上先鋒隊已經成為決定勝負的條件的時候，在這個決定關頭，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致命的地方。黨在1917年4—10月這一時期的戰略可以說是這樣運用後備軍的實例。毫無疑問，這個時期敵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戰爭。毫無疑問，黨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廣大群眾集合到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周圍。黨在這個時期的戰略就是通過遊行示威來訓練先鋒隊去進行街頭的發動，同時通過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線的士兵委員會使後備軍跟上先鋒隊。

要選擇危機已經達到頂點、先鋒隊已經具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軍已經具有援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內部已經極端慌亂的時機作為實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起義的時機。

策略指導是戰略指導的一部分，是服從戰略指導的任務和要求的。策略指導的任務就是要掌握無產階級的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保證這些形式的正確運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對比下取得為準備戰略勝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要把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提到第一位，這種形式最適合於當時運動的來潮或退潮的條件，能夠促進和保證把群眾引到革命陣地上，把千百萬群眾引到革命戰線上，把群眾配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並不是要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舊制度的必不可免。問題是要使群眾，使千百萬群眾了解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們表示援助先鋒的決心。可是，群眾只有從親身的經驗中才能了解這一點。任務就是要使千百萬群眾有可能根據親身的經驗認識到推翻舊政權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適當的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使群眾易於根據經驗來認清革命口號的正確性。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工業遭到破壞而奄奄一息，農業苦於城市產品的不足，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已經成為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條件，——在這個時期，事變過程鏈條中的基本環節，許多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為什麼呢？因為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民經濟只有通過商業才能結合；因為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有生產而沒有銷路就是置工業於死地；因為只有通過發展商業去擴大銷路，才能擴展工業；因為只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了，只有掌握了商業，只有掌握了這個環節，才能指望把工業和農民市場結合起來並順利地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便為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創造條件。

有些人以為列寧主義反對一切改良，反對一切通融和妥協。這是完全不對的。布爾什維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清楚地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種條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協，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在改良主義者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過是拿來做談話資料、藉以轉移視線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下，必然要變為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來，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來，改良是革命的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下，自然會變為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為鞏固革命的工具，變為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據點。

革命者採用改良，是為了利用它作為掛鉤來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聯結起來，是為了利用它作為掩蔽物來加強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訓練群眾去推翻資產階級。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環境中，無產階級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離開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漸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

走上迂迴行進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無產者階級讓步的道路，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喘息時機，養精蓄銳，準備舉行新進攻的條件。不能否認，這條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的」道路。只是應當記住，這裡有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改良是來自無產階級政權方面的改良，它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它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喘息時機，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無產者階級。

無產階級政權所以能夠實行這種政策，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前一時期的革命規模已十分廣大，因而開闢了十分廣闊的場所，因而可以實行退卻，用暫時退卻的策略，用迂迴行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看來，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下，改良是革命的副產品，而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改良的來源卻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品，即由這些勝利品構成的、積累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後備力量。

八　黨[編輯]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工人運動中的統治力量，議會鬥爭形式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搏鬥的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重大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第二國際遭受攻擊時替它辯護說：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戰爭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時期，就沒有力量採取什麼重大措施。這是完全對的。但是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的戰鬥的黨，而是遷就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因為如此，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的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議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個時期只是議會黨團的附屬品和服役者。幾乎用不著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的領導下，是談不到訓練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公開的階級衝突的時期，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的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是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改造黨的全部工作，要用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訓練後備軍並使他們跟上來，要和鄰國的無產者結成聯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運動建立鞏固的聯繫，如此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用那些在議會制度的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舊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力量來解決，那就是使自己陷於絕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敗。肩負著這樣的任務而仍然以舊的政黨為領導，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裝。幾乎用不著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必須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有充分的勇氣，能夠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這個黨要有充分的經驗，能夠認清革命環境的複雜條件；這個黨要有充分的隨機應變的本領，能夠繞過橫在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就休想推翻帝國主義，就休想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黨首先應當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應當把工人階級的一切優秀分子，把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的精神都吸收進來。但是要成為真正的先進部隊，黨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的知識，用革命規律的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否則它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記錄工人階級群眾的感覺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發運動的尾巴，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的因循習慣和政治上的漠不關心，如果它不善於超出無產階級的一時的利益，如果它不善於把群眾的水平提高到認識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那麼它就不能成為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的前面，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做自發運動的尾巴。鼓吹「尾巴主義」的第二國際各黨是資產階級政策的傳播者，而這個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採取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觀點、能夠把群眾的水平提高到認識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使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的困難，說到鬥爭環境的複雜，說到戰略和策略，說到後備軍和機動性，說到進攻和退卻。這些條件的複雜程度，和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群眾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哪一個作戰部隊如果不願意遭到失敗，就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意讓自己受死敵的宰割，就更加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黨才能成為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的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部隊。黨同時還應當是本階級的部隊，即本階級的一部分，黨應當和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繫。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只要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只要工人階級還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進部隊的水平，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和其餘群眾之間的區別，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把自己關在小圈子裡而和非黨群眾脫離，那麼黨就不成其為黨了。如果黨不和非黨群眾聯繫，如果黨不和非黨群眾結合，如果非黨群眾不接受黨的領導，如果黨在群眾中沒有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麼黨就不能領導階級。

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內來的，不如說是被其餘的一切非黨群眾送進黨內來的，這些非黨群眾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接收新黨員都是經過他們贊同的。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群眾把我們黨看做他們自己的黨，看做親近的親切的黨，他們深切關心黨的發展和鞏固，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黨的領導。幾乎用不著證明，如果沒有這種看不見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和非黨群眾聯繫起來，黨是不能成為本階級的決定力量的。

黨是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如果黨想真正領導本階級的鬥爭，那麼它同時還應當是本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黨的任務是非常巨大而繁雜的。黨應當在國內外發展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黨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黨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卻時帶領無產階級避開強大的敵人的打擊；黨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群眾灌注鬥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的體現者的時候，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的時候，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就談不到黨對千百萬無產階級群眾的真正領導。

孟什維克還在1903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黨的「制度」，要求把黨員的「稱號」擴大到每個「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即擴大到每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是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一個組織的人。幾乎用不著證明，如果這個奇特的「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起來，那就必然會使黨內充滿教授和中學生，使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機構」，抹殺黨和階級間的界限，拋棄黨把無組織群眾提高到先進部隊水平的任務。不用說，在這種機會主義的「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的革命進程中實現工人階級的組織核心的作用的。

可是，黨不僅是黨的各個組織的總和。黨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的統一的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結成的統一的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為能夠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堅定的分子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幾乎用不著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麼作為一個整體的黨的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會是不可能的。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是始終一貫地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反對這些原則的行為叫做「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認為這種行為應該受到譏笑和痛斥。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的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許多為順利地進行反對資本的鬥爭所絕對必需的組織，如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議會黨團、非黨婦女團體、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的革命發動時期）以及作為國家組織形式的代表蘇維埃（當無產階級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極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黨或者是黨的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都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需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中的階級陣地；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負有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這樣多的組織，怎樣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怎樣才能保證在領導工作中不致因為有很多組織而發生各自為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在自己的特別範圍內進行工作，因此不會互相妨礙。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即所有這些組織都應當按照一個方向進行工作，因為它們都是為一個階級，即為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這一切組織在進行工作時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即總方向呢？哪裡有這樣一個中央組織，它不僅因為有必要的經驗而能制定這條總路線，並且因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動這一切組織去實現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上的統一，排除發生不協調現象的可能呢？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如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這只是說，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無疑是有威信的人，應該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的工作中跟無產階級政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的政治領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是無產者階級內部和無產者階級各個組織中的主要的領導基礎。可是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做目的本身，看做獨立自在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無產階級手中用來爭得專政（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用來鞏固並擴大專政（當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專政時）的工具。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的面前，如果帝國主義的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機的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點，把革命運動的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黨的作用就不能提得這樣高，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的其他一切組織。無產階級所以需要黨，首先因為黨是無產階級順利奪取政權所必需的戰鬥司令部。幾乎用不著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集合在自己的周圍、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的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麼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

可是，無產階級所以需要黨，不僅是為了爭得專政，而且更是為了保持專政，為了鞏固專政並擴大專政，以求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群眾灌注紀律性和組織性；這就是說，要在無產者群眾中間造成能夠防禦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的腐蝕影響的屏障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群眾把自己教育成為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如果沒有一個因為本身具有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要做到這一切是不可能的。

無產階級所以需要黨，就是為了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隨著階級的消滅，隨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消亡，黨也一定會消亡。

黨是意志的統一，是和派別組織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沒有一個因為本身具有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要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意志的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上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黨內鐵的紀律是不可思議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排斥了黨內爭論的可能。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是排斥黨內的批評和爭論，而是以此為前提的。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是排斥自覺自愿的服從，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因為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為真正鐵的紀律。可是，在爭論已經結束，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以後，全體黨員意志的統一和行動的統一就是一個必要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無論是統一的黨還是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可設想的。

派別組織的存在，無論和黨內統一或黨內鐵的紀律都不能相容。幾乎用不著證明，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有幾個中央就是表明黨內沒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壞紀律，就是削弱和破壞專政。第二國際各黨既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當然可以容許自己有派別組織自由這種自由主義，因為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各黨既然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作為自己工作的基礎，就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
黨是意志的統一，是排斥任何派別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的。

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是黨內派別活動的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和外界隔絕的階級。農民、小市民、知識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無產階級化的人不斷地流入無產階級的隊伍。同時，無產階級上層分子又正在腐化，他們多半是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超額利潤所豢養的工會活動家和議員。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用種種方法鑽進黨內，把動搖和機會主義的情緒，把腐化和猶疑的情緒帶到黨內來。他們是派別活動和瓦解現象的主要來源，是渙散黨和從內部破壞黨的現象的主要來源。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國主義作戰，就會受到兩面夾攻，陷於腹背受敵的境地。因此，對這種分子進行無情的鬥爭，把他們驅逐出黨，是順利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先決條件。

如果說我們黨已經建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和自己隊伍的空前的團結，那麼這首先是因為它及時清洗了機會主義的骯髒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和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洗出去的道路。
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九　工作作風[編輯]

列寧主義的作風就是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中的這兩個特點的結合。
俄國人的革命膽略是消除因循習慣、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以及對古老傳統的盲從態度的藥劑。俄國人的革命膽略是一種振奮人心的力量，它能激發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事物，開闢前途。沒有這種革命膽略，就一步也不能前進。

可是，如果不把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和俄國人的革命膽略結合起來，那麼它就很可能墮落為狹隘的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誰不知道狹隘的實際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爾什維克」蛻化而脫離革命事業呢？波·皮爾尼亞克的《荒涼年份》這篇小說反映過這種特殊的病症，描寫過某些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典型，說他們充滿了意志和實踐的決心，「幹得」很「起勁」，可是看不見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為了什麼」，因而離開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誰都沒有象列寧那樣辛辣地譏笑過這種事務主義的病症。列寧把這種病症鄙視為「狹隘的實際主義」，「無頭腦的事務主義」。他通常總是用生動的革命事業和我們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須具有的革命前途來和這種病症相對立，從而著重指出：無原則的事務主義，也同「革命的」臆造一樣，是和真正的列寧主義絕對相反的。

俄國人的革命膽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就是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中的列寧主義的實質。
只有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有完整的列寧主義工作者的典型，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

參見[編輯]

《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語錄[編輯]

一 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編輯]

二 方法[編輯]

三 理論[編輯]

四 無產階級專政[編輯]

五 農民問題[編輯]

六 民族問題[編輯]

七 戰略和策略[編輯]

八 黨[編輯]

九 工作作風[編輯]

參見[編輯]

一　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編輯]

二　方法[編輯]

三　理論[編輯]

四　無產階級專政[編輯]

五　農民問題[編輯]

六　民族問題[編輯]

七　戰略和策略[編輯]

八　黨[編輯]

九　工作作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