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马列主义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战略家与诗人，自193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起任中共最高领导人，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由于毛泽东言论众多，本处不收入《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已有的句子，亦不收入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含自我评价）的句子。如欲查阅毛泽东的经典名句，亦可前往「毛主席语录」条目。关于其他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请参阅对毛泽东的评价。

学习

少年學問寡成，壯歲事功難立。
——《致蕭子昇信》（1915年9月27日）
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的讲话（1939年1月底）^[1]^:109
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
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
——《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
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给毛岸英的信》（1947年10月8日）
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寄语马毛姐（1951年10月4日）
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
——《给林克的信》（1957年8月4日）
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0日）
不是硬搬，而是有选择的学，一定要将一切有用东西都学来，无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从。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
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
——《给李讷的信》（1959年12月30日）

中国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
中国这块土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我们的民族，是数千年来独立自尊的民族，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民族中，只容许抗日政府存在，决不容许任何的汉奸政府存在。我们要保卫自己的祖国，我们要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们国家的独立，妨害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我们要打倒它……这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1939年5月1日）
要彻底地实行三民主义！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
——《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1939年5月1日）
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春）
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别了，司徒雷登》（1948年8月18日）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
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
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
——《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谈话》（1957年2月14日）
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1070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12月9日）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中国的大跃进》（1964年12月）
中国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联合国吗？中国有好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国的任何一个自治区，无论人口或面积来说，都比目前在联合国里通过投票来剥夺中国席位的某些国家，要大得多。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不进入联合国，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忙得很。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载196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同布迈丁的谈话》（1974年2月25日）

正误与异见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年3月）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消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
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2年4月2日）
大胆说话，有的放矢，只要不违犯法律，又是在规定的范围以内的，说话是许可的。正确不正确是指说话的内容，有的对，有的不对。说得不对，是在说的过程中发生的，应该允许，说错了的，以后可以纠正。在讨论中发生了问题，要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
——《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
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
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
——《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
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
——《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
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5日）
任何一个人也需要大家帮助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大家帮助，才能进步，才能解决问题。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
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
闲话有两种，一种是好人讲的，一种是坏人讲的。如果是好人讲的，说明你这个领导在工作上很可能有问题。我们讲党要听闲话就是这个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见。意见一致了就不会发生不团结现象，不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而又得不到解决。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
精神上要有准备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讲你的闲话，而是几百个人讲，你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并且依旧照常工作，以后就不会有人讲你了。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
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
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
——同李维汉、徐冰谈话（1950年4月21日）^[2]^:19-20
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
——《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1956年4月）
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20日）
犯错误，受损失，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都觉悟，我们党内的人都觉悟，干部都觉悟，那个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
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闹更多的事也不怕，年年会闹事，以后会更多，怕有何用？矛盾要揭露，问题才能解决。社会是对立的统一。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看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我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常不断的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说匈牙利以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语提纲》（1957年3月1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
——《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
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
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当面不说，背后咕哝，最不好。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
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1959年3月30日）
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
——《工作方法十六条》（1959年4月）
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么。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
——《工作方法十六条》（1959年4月）
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1959年7月26日）
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
——《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猪场等，都是中央的。
——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2月20日）^[3]^:62
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
——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2月20日）^[3]^:62
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别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搞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查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
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好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28日）
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么使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道理少一点。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28日）
对犯错误的同志，也要给他出路，要准许他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
——在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谈话（1967年1月22日）^[4]^:37
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1967年5月14日）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1967年5月14日）
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
——同杨成武等人谈话（1967年9月9日）^[4]^:117
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修养

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途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在抗大开学典礼的讲话（1937年1月）^[5]
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年6月3日）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
——《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1937年10月23日）
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给抗大学员于江的题词（1938年）
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
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给萧军的信》（1941年8月2日）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
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
——《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
不要把功劳变成一个包袱背在背上，一切都不在乎，这样，只会把功劳变成一种很重的负担。
——《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视察南泥湾时的讲话》（1943年9月）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为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题词（1943年）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给陈毅的信》（1944年4月9日）
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4月24日）
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
——《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没有跌过跤的人更要注意，更要谨慎，说不定正是你高兴自满地说“我就没有跌过跤呀”的时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车。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
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
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
——《给柳亚子的信》（1945年10月）
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
——《给柳亚子的信》（1945年10月）
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
——《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1950年9月5日）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讲话提纲》（1953年9月）
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
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
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不好的，每天难过日子。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给达赖喇嘛的信》（1956年8月18日）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
现在心中无数，但是慢慢就会心中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
——《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
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
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3日）
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记者头脑要冷静》（1958年11月21日）
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1958年12月1日）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还得去看他们二位。
——韶山祭亲后说的话，1959年6月26日^[6]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粮食问题》（1959年7月5日）
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年5月）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问题的人，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1967年2月）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送给李讷的四句话》（时间不详）
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引自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

民主与自由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
——《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要在抗日建国的奋斗中全部实行的。民族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就要全国人民有自由；民生主义，就要全国人民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这些都是很好的，必要的，我们要坚决的实行。
——《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1939年5月1日）
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1944年6月13日）
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1944年6月13日）
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1944年6月13日）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 （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
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中国农民并不愚蠢；和每个人一样，他很精明地关心于他的权利和利益。
——同谢伟思的谈话（1944年8月3日）^[7]^:259
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窑洞对》（1945年7月5日），引自黄炎培《延安归来》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
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度，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是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和平

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赖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1946年7月11日）
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
——致电胡志明（1953年11月23日）^[2]^:553
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致电胡志明（1953年11月23日）^[2]^:553
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与英国工团代表团的谈话（1954年8月）^[2]^:566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
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在南屏游泳池开会（1959年11月12日）^[8]^:237
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環境，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們要和平，我們也是這樣。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
——《同斯诺的一段谈话》（1960年10月22日）
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64年6月23日）
中国国内的工作非常忙。越过本国的国境去打仗，是犯罪行为。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作呢？越南的形势，越南人自己应付得了。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同尼克松的谈话（1976年2月23日）

军事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27年7月4日）^[9]
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9年8月7日）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连结到明天，把小的连结到大的，把局部连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
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
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1937年9月29日）
决胜负的战争尚在前面，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
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兵民是胜利之本。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集中大力，打敌小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1939年）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引自袁学凯等《伟大的军事思想英明的战略战术——回忆毛主席指挥陕北战争》
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1947年4月22日）
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退一步，进两步、三步。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为《中国青年》题词（1948年12月20日）
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
——《捕捉战机最关紧要》（1950年10月23日）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与周世钊等人谈话（1950年10月27日）^[10]
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关于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后撤休整的电报》（1950年12月26日）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空军要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1957年12月18日）
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25年仗，包括朝鲜战争3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25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1964年12月20日）
打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的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们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
——《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的谈话》（1965年3月）
打仗没有什么巧，什么军事学？就是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不打，便是机会主义；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个打，一个走，简单明了。有人说，打仗好复杂，没那回事。要修点工事，顶一下，使后方有所准备，让敌人进来，他陷得越深越好，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每年花六亿多搞小三线有好处》（1965年4月21日）^[11]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同汪东兴谈话（1965年6月26日）^[3]^:504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境遇与时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讲话（1936年5月8日）^[12]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力求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
——《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
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年1月28日）
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
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
——《南下部队应依据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1945年6月24日）
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
——《关于定海作战给粟裕的电报》（1949年11月14日）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
- 衍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
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7年7月14日）
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
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
——《工作方法十六条》（1959年4月）
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27日）
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给诗刊的第二封信》（1959年9月1日）
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12月9日）
世界上的事情在变化，变化得特别快。
——《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谈话》（1960年6月21日）
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与蒙哥马利的谈话（1961年9月23日）^[3]^:24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今后的一千年比过去的一千年可能变化大。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将来的一代应该比现在的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由我们来判断。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社会主义

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这社会不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有很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他就没有用，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1957年3月1日）
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
——《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
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年7月19日）

唯物辩证观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矛盾论》（1937年8月）
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
——《矛盾论》（1937年8月）
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
——《矛盾论》（1937年8月）
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
——《矛盾论》（1937年8月）
“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
——《矛盾论》（1937年8月）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
——与钱三强的谈话（1955年1月15日）^[13]
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
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以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次的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
——《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5日）
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一边，这才捏得拢，如果都向一边就没有用了。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没有真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还有零点零一。
——《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1964年6月16日）
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听取××同志汇报会上的指示》（1965年2月21日）
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5年）
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
——《同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国家与政权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訂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新民丛报批语》（1910年）
革命要有根据地，好象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引自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为公安部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的题词（1953年8月10日）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那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当一世工人农民？不是不提拔，死了就得补。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加写的文字（1958年8月29日）
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
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12月9日）

问题与分析

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
——致谢觉哉（1941年8月5日）^[1]^:319
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
——致谢觉哉（1941年8月5日）^[1]^:319
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致谢觉哉（1941年8月5日）^[1]^:319
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许多人想一把抓，结果没有抓到。要一条一条地搞，要用分析的方法，搞了一条，再搞第二条，这样搞下去，先剩下十条，再剩下八条，最后全部“消灭”。先逐条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全部才能明白。
——《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
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难过，这是正常的。
——《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
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提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走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在杭州会议上谈两类矛盾问题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
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
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
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革命与阶级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的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釆，单要釆这个恐怖的方法。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
——《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年4月10日）
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
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寒冷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1927年9月20日的讲话，引自王耀南《安源爆破队上井冈山》
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
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
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取得政权，缺一不可。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 衍生：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与蒙哥马利的谈话（1961年9月23日）^[3]^:25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修改（1962年9月）
- 衍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4]
受壓迫的人民自己總是要起來的。
——《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963年8月9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1964年5月13日）^[3]^:350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 衍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听取××同志汇报会上的指示》（1965年2月21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修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加的话（1966年8月5日）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载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党建

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年3月18日）
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
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
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
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的讲话（1944年10月25日）^[1]^:555
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书报简讯题词》（1944年冬）^[15]
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
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
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年7月19日）
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干部不要多，要精干。
——同杨成武等人谈话（1967年9月19日）^[4]^:124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五十字建党方针》（1967年10月27日）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吐故纳新”指示》（1967年11月5日）
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同汪东兴等人谈话（1971年9月12日）^[4]^:404

民众

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
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
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么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
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好办。因此，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的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
——《论合作社》（1943年10月）
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
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
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
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年7月14日）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
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 听取刘子厚汇报（1958年10月21日）^[16]^:473
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就西藏问题致电中共中央（1959年3月12日）^[16]^:631
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1959年4月3日）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同听涛克己谈话（1964年1月5日）^[3]^:302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4年8月29日）
人民万岁！
——《畅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1966年7月17日）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年10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载196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人們在勞動中的關係，應當是平等的關係，是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的關係。
——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1958年8月21日）^[2]^:833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
——《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谈话》（1960年6月21日）
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1966年7月24日）^[3]^:601-602
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
——《与努马扎莱的谈话》（1967年10月3日）

历史与迷信

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逐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使将智慧压倒，勇敢前进，必要回到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1949年9月20日）
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
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10月18日）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
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
——《在成都會議上講話》（1958年3月22日）
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
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1959年5月6日）
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1964年9月27日）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功夫养花弄花。
——《对汪东兴同志报告的批示》（1964年7月）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宪政与选举

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团结与合作

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实际上毫无用处。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而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939年1月28日）
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940年2月1日）
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
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它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
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
团结加上分析，对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不对的；或者全部是不对的。分清是非，然后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团结。
——《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
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你不大来，我就去；你口里有许多闲话，我长了耳朵，这个耳朵听不完那个耳朵听；你说那边窗户开得不够，我就连这边也打开。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4月24日）
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1949年10月24日）
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政治局会议的插话（1950年3月28日）^[2]^:15
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
——《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
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1955年10月27日）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
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1975年2月27日）

英美

假设美军不在中国登陆，对中国说那将是最不幸的事。
——与谢伟思的谈话（1944年8月3日）^[7]^:257
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一起解决问题。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
——与谢伟思的谈话（1944年8月3日）^[7]^:260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
——《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
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年7月14日）
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
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963年8月9日）
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
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1965年10月20日）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载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報》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土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16日）

执政策略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
——《妇女们团结起来》（1939年3月8日）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
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因为人大和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如果把政协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成为二元了，这样就重复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讲不通了。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
——《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提纲》（1954年12月19日）
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
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和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二次稿，1957年5月8日）^[16]^:151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
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1959年6月20日）

日本

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的最前線。
——在延安緊急會議的动员讲话（1937年7月13日）^[17]
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在中央常委会的讲话（1938年5月10日）^[18]
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你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比我们高明，你们是工业化的国家，而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国，我们正在努力。客人来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应该感谢客人。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以后我们要多来往。世界上没有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那就不好了。相互有好处，相互有帮助，相互应该感谢。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1955年10月15日）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1959年7月31日，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初版）P223
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却扶植了一个力量，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
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七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有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在接见日本朋友时的谈话》（1961年10月7日）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那么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

工作与办事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
——《实践论》（1937年7月）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
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
——《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
凡有害的，加以限制；凡无害的，加以利用。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1949年9月4日）
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1949年10月24日）
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1949年10月24日）
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18日）
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给李烛尘的信》（1953年4月26日）
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秋）
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1953年10月18日）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什麼事情都不能過分，過分了就要犯錯誤。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
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
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观点，还是比较恰当的方法，表达告诉别人。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
——《工作方法十六条》（1959年4月）
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工作方法十六条》（1959年4月）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不准拿出来，拿出来也要顶回去。写文件要通俗，要有口语，要有目的性，观点要明朗，讲话要看对象。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27日）
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七月十日讲话纪录》（1959年7月10日）
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
——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1959年9月15日^[19]
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
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13日）
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也不积极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1961年3月14日）^[8]^:557
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964年1月17日）
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1964年7月14日）
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
——《对陈伯达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4年10月23日）
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1965年10月20日）
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的信》（1967年12月17日）
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1971年4月24日）

文艺

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
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1944年1月9日）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1951年）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
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
《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给陈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关于水浒的评论》（1975年8月14日）
每一个民族里总有坏人的，不可能设想只有一种好人。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因此，一万年以后戏台上还要演好人与坏人。假如没有坏人，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冲突和矛盾，那么就没有戏可看了。
——《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1956年4月21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
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1957年4月26日）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春节谈话记要》（1964年2月13日）

外国

苏联大军的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
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
——同米高扬的谈话（1949年1月31日）^[20]
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
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对新华社的指示（1955年12月）^[21]
帮助我们建设的是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那样多的错误，但是值得学习的多，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4月25日）
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
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
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个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己。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
——《论中印关系问题》（1959年5月15日）
在一个时期抄外国的，这是必要的，抄一个时期之后就不要再抄了。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就是抄教员的，几年毕业之后就成了教员。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1960年3月18日）
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鮮、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
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听取备战计划汇报，1965年4月^[3]^:492
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1965年9月15日）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国际间的事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1970年7月13日）
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同周恩来等人谈话（1972年7月24日）^[4]^:442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引自《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972年12月10日）

反修正主义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4月）
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年5月）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这么惨。
——《前十条和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1964年）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1966年3月30日）^[3]^:573
要斗私，批修！
——引自人民日报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1967年10月6日）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载于1974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科教衛體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行罢了！学校的第二个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有人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8月）
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963年12月16日）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春节谈话》（1964年2月13日）
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春节谈话》（1964年2月13日）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
——《春节谈话》（1964年2月13日）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年6月24日）
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科学，不惜少有牺牲。
——《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批示》（1965年7月18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1965年12月21日）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七·二一指示》（1968年7月21日）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体育之研究》（1917年）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1952年6月10日）
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带救生圈游不快，阻力大，年轻人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
——在钱塘江游泳时的话（1957年9月11日）^[22]
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
——《关于游泳的谈话》（1959年8月）
不要总想高人一头，比如打篮球吧，老想赢人家。双方打球是友好比赛，活跃文体生活。强队不要怕，弱队要鼓励。要尊重人家要帮助人家，要帮助人家把你们打赢了才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1969年观看篮球赛的发言，引自《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P479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给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题词》（1941年）
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式的体育运动。
——《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8日）
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8日）
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
——《代拟的给陈宗娥的信》（1962年5月12日）
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有那么多的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
——《接见外宾关于保健的一段谈话》（1964年6月24日）
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
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对医务人员的谈话》（1965年7月19日）

哲学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论》（1937年7月）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论》（1937年7月）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实践论》（1937年7月）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实践论》（1937年7月）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实践论》（1937年7月）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
——《矛盾论》（1937年8月）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矛盾论》（1937年8月）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3年12月17日）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3年12月17日）
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
——《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提纲》（1954年12月19日）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0日）
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1955年10月27日）
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书也不要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够了，越读多越不清楚。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1964年3月）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认识规律，总是开始少数人认识，然后是多数人认识，从不认识到认识要经过实践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人们要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须经过成功与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的胜利和失败，并且进行认真的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也是不行的。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事物反复出现，才成为规律，才能够被人认识。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总是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只下定义，不讲道理。其实定义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1959-1960年）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的信》（1967年12月17日）

生死

我看人类他对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这样子搞下去，我看人类要提前大拼的，就是趋于灭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并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
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
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
——在军队干部会议的讲话（1964年），引自吴旭君《毛主席的生死观》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个人都要死，因为它是产生出来的。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过程更高阶段。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同身边工作人员的对话（1975年10月1日），引自于光远《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引自徐中远《毛泽东笑谈生死》
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同吴旭君的谈话，引自吴旭君《毛主席的心事》
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同吴旭君的谈话，引自吴旭君《毛主席的心事》

走资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1950年3月末-4月初）^[23]^:101-102
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8日）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反左倾

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1950年4月）^[23]^:103
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
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
——《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
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干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一个教训》（1958年11月25日）
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8日）
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5日）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1959年7月26日）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
——《彻底纠正五风》（1960年11月15日）
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1961年3月5日）^[8]^:547-548
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地方分权

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
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
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叁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实事求是

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
——《长沙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1922年12月14日）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实践论》（1937年7月）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941年1月31日）
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
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
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5日）
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5日）
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8年8月30日）
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
——《给周世钊的信》（1958年10月25日）
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27日）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夏）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
——《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22日）
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
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月15日之每日名言）
——《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1963年11月18日）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个人崇拜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
——对工作人员的谈话（1969年5月）^[24]
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的！
——摘自《历史在这里沉思 1966-1976年纪实第5卷》
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善的，你千万别受这一套的骗。
——同斯诺谈其支持者，引自徐中远《毛泽东笑谈生死》

经济与财政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949年9月2日）
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949年9月2日）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边打边谈边稳》（1952年8月4日）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
——听取轻工业部门汇报（1956年春）^[2]^:477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与英共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3日）^[2]^:539
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
——1959年7月11日，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初版）P81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
没有现代化的工业，那有现代化的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党内通讯》（1959年4月29日）
备战备荒为人民。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1966年3月12日）
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
——《同马哈古卜谈话纪要》（1970年6月24日）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
- 衍生：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
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引自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妇女与青年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着在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
——《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
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当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时候，还有这被逼杀身事件出现，也可知我国社会罪恶的深固程度了。
——《女子自立问题》（1919年11月21日）
生育这个事件，是一个极苦痛事件。“产难”两个字，凡是女子，谁都听着惊心，除开在医学发明，使“产难”变为“产易”以外，吾人应表示极大的敬虔和恻悯。
——《女子自立问题》（1919年11月21日）
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
——《女子自立问题》（1919年11月21日）
女子在结婚以前，需预备够足自已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此为最小单位。
——《女子自立问题》（1919年11月21日）
女子的生育，乃人类所赖以不绝的要素。男子竟忘此绝大恩惠，反因区区经济关系，妄自尸德加以压迫，真所谓恩将仇报了。
——《女子自立问题》（1919年11月21日）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妇女们团结起来》（1939年3月8日）
我们的女同胞则有更多一重的压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压迫。
——《妇女们团结起来》（1939年3月8日）
女同胞更应自己站起来，打破那种社会的歧视与社会的压迫。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
——《妇女们团结起来》（1939年3月8日）
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妇女们团结起来》（1939年3月8日）
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谈话》（1957年11月17日）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畅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话》（1964年6月）
你们想要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们一千万。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损害你们的利益。我们国家有太多女人，她们自有一套，专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
——同基辛格的会谈（1973年2月17日-18日，原文为英文）^[25]

镇反与斗争

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年3月18日）
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矛盾论》（1937年8月）
比方我在这屋子站着，他把我挤一下，我若让他，退一下，这样一步一步会挤得我无容身之地，所以，他挤来，我们反挤一下，挤回他到原来地位，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939年1月28日）
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日）
世界上的东西，你不去搬它，它就不动。比如这张桌子，我不搬它，它不走；这把茶壶我不拿它，它不起来。
——《时局及其它问题》（1945年2月15日）
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
——《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1946年5月15日）
妥协当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的妥协，这是不可能的。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
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关于镇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语》（1950年9月27日）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的电报》（1950年12月）
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
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对上海南京镇反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12日）^[26]
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给黄炎培的信》（1951年2月17日）
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
——《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1951年3月18日）
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1951年3月18日）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1952年3月）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1955年6月10日）
要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
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
——《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1961年1月）
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年7月19日）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966年7月19日，引自《戚本禹回忆录》第9章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关于打人问题》（1966年8月1日）
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8年5月8日）^[27]
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1968年12月1日）
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可怕，我们不杀人。
——与朱莉夫妇谈话（1975年12月31日）^[4]^:633

核武

原子弹并不比刀枪厉害，你们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枪打了几百年。汉代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一打只剩一千万。唐代又发展到五千万，安禄山造反，一打只剩下一千多万。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无人，欧洲历史上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拿破仑时代开始发展到步枪，可打八百米远，以后又发展到大炮，用热武器打仗。我们没有试过原子弹，但可以算一算：全世界有二十五亿，原子弹就算杀掉一半还有十多亿，也比过去用冷武器时死的人少。我们中国有六亿人口，原子弹杀死掉一半，还有三亿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复过来了。
——《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1956年4月21日）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发言》（1957年11月18日）
- 衍生：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
——《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8年9月5日）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发言，引自《肖劲光回忆录续集》P199
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与蒙哥马利的谈话（1961年9月24日）^[3]^:27
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引自《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P293

文化大革命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1966年5月16日）
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1966年5月16日）
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辞（1966年12月26日）引自《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七章
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在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辞（1966年12月26日）引自《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七章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谈话（1966年6月10日）^[3]^:593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
——《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1967年1月9日）
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1967年2月12日）^[4]^:51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载于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批语（1968年8月末）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同江青谈话（1973年8月5日）^[4]^:491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1976年）^[4]^:643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1月4日）^[4]^:635
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
——《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年3月）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在滴水洞会见湖南干部（1966年6月26日）^[3]^:595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遗言（1976年9月8日）^[28]

參考文献

本处仅罗列破折号后未充分说明的，或难以查考的来源出处：

↑ ^1.0 ^1.1 ^1.2 ^1.3 ^1.4 《毛泽东年谱第2卷》（2023版）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毛泽东传 1949-1976 上》（2003版）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毛泽东年谱第8卷》（2023年版）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毛泽东年谱第9卷》（2023版）
↑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事日志》P200
↑ 《罗瑞卿同志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人民日报 1978年3月23日3版
↑ ^7.0 ^7.1 ^7.2 （美）周锡瑞编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
↑ ^8.0 ^8.1 ^8.2 《毛泽东年谱第7卷》（2023版）
↑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27年卷》 P180
↑ 李慎明《“抗美援朝”为新中国站立、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P158
↑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6年卷》P103-104
↑ 《回憶毛澤東談「物質無限可分」》香港文匯報
↑ 钱钢《从<解放军报>（1956–1969）看「阶级斗争」一词的传播》《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 韓振峰《“为人民服务”考略》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02日11版
↑ ^16.0 ^16.1 ^16.2 《毛泽东年谱第6卷》（2023版）
↑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P2
↑ 《毛泽东手迹寻踪》P105
↑ 学习时报《毛泽东学习英文背后的战略眼光》
↑ 《毛泽东年谱第3卷》（2023版） P450
↑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P182
↑ 《伟人与武警：武警成长壮大篇》P99
↑ ^23.0 ^2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
↑ 《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P476
↑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I, China, 1973–197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8/d12
↑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 《毛泽东传（第六卷）》（2011年中和版）P209
↑ 蘇少壬《毛澤東、周恩來的最后時光》

参见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七大前）	陈独秀→瞿秋白（代）→向忠发→王明（代）→博古→张闻天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
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华国锋、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十二大起）	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主席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代）→宋庆龄（名誉）→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副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乌兰夫→王震→荣毅仁→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韩正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李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刘少奇→朱德→宋庆龄（代）→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李鹏→吴邦国→张德江→栗战书→赵乐际
全国政协主席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俞正声→汪洋→王沪宁
中央军委主席	张国焘（军事部主任）→周恩来（军委书记→军事科科长）→杨殷（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军事部部长）→项英（中革军委代主席）→朱德→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np2-1] 1.0 ^1.1 ^1.2 ^1.3 ^1.4 《毛泽东年谱第2卷》（2023版）

[mzs-2]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毛泽东传 1949-1976 上》（2003版）

[np8-3]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毛泽东年谱第8卷》（2023年版）

[np9-4]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毛泽东年谱第9卷》（2023版）

[5]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事日志》P200

[6] 《罗瑞卿同志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人民日报 1978年3月23日3版

[xws-7] 7.0 ^7.1 ^7.2 （美）周锡瑞编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

[np7-8] 8.0 ^8.1 ^8.2 《毛泽东年谱第7卷》（2023版）

[9]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27年卷》 P180

[10] 李慎明《“抗美援朝”为新中国站立、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P158

[12]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6年卷》P103-104

[13] 《回憶毛澤東談「物質無限可分」》香港文匯報

[14] 钱钢《从<解放军报>（1956–1969）看「阶级斗争」一词的传播》《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kl-15] 韓振峰《“为人民服务”考略》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02日11版

[np6-16] 16.0 ^16.1 ^16.2 《毛泽东年谱第6卷》（2023版）

[17]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P2

[18] 《毛泽东手迹寻踪》P105

[19] 学习时报《毛泽东学习英文背后的战略眼光》

[20] 《毛泽东年谱第3卷》（2023版） P450

[21]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P182

[22] 《伟人与武警：武警成长壮大篇》P99

[bo-23] 23.0 ^2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

[24] 《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P476

[25]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I, China, 1973–197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8/d12

[26]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27] 《毛泽东传（第六卷）》（2011年中和版）P209

[28] 蘇少壬《毛澤東、周恩來的最后時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