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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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学说的精义,与国父三民主义的崇高思想,契合无间。
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自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

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英文譯名Chiang Kai-shek,近代中國政治家、軍事家,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浙江,逝世於臺灣。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等職務。特級上將。

关于三民主义[编辑]

  • “孔孟学说的精义,与国父三民主义的崇高思想,契合无间。我中华文化的特征,是以忠、孝、仁、爱为本的民族主义,以平等自由为本的民权主义,以和平、乐利为本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孔子的《礼运 大同篇》,乃为三民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 1968年4月15日
  • “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自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
    • 1933年3月16日

蘇俄在中國[编辑]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1]
    • 《蘇俄在中國》
  •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 《蘇俄在中國》
  • 「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1]
    • 《蘇俄在中國》

關於俄國[编辑]

俄国人目无中国,他自己违反了条约,他自己来压迫我们,来侵略我们中国,反还讲是我们中国人不对。
苏俄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我很替苏俄担忧。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當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争,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
  • 「約會馬林及各同志商決赴歐事」
    • 1923年8月5日
  • 「苏俄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我很替苏俄担忧。」[2]
    • 影射史達林和他的民族政策
  • “俄国人目无中国,他自己违反了条约,他自己来压迫我们,来侵略我们中国,反还讲是我们中国人不对,随便的派兵到我们中国国境来,骚扰我们土地,打死我们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承认你是中国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来的子孙,我们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遗下来的国土,保护我们四万万的同胞。我们对于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这样的横暴欺凌,应该作何感想?如果我们大家是一个好男儿,爱国家、爱民族的,那末,应该如何磨练我们的志气,如何团结我们的精神,誓达收回中东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目的。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步田地,这等外侮临头,假使还不能争口气,洗净我们的奇耻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个革命党员,不能算是中国国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 在中央军官学校讲对于中东路事件之感想,1929年8月19日
  •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楣,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也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于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
    • 給廖仲凱的信,1924年3月
  • 「當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争,即此一點,就可証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
    • 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别,1929年
  •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
    • 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1929年

名句[编辑]

其介如石。
人多輕我、笑我,而我固自謂有志,不幾人之輕笑在意,今何尚貪睡昏惰不起耶!介石乎?爾苟不奮勉自強,堅忍自立,無不敬不貳過,復何以能完成革命乎?
天下事總可水落石出。
  • 「其介如石」[3]
    • 赴廈門鼓浪嶼,指一亭對同遊者說:「在此亭後築屋三間,隱居於此,可足平生之願」。又在湧泉寫此四字,請湧泉寺僧人雇工刻于更衣亭西,以為紀念,1923年1月
  • 「記六語以自勵,曰:立志養氣,求才任能,沉機觀變,謹言慎行,懲忿窒慾,務實求真。」[4]
    • 1927年1月4日
  • 「人多輕我、笑我,而我固自謂有志,不幾人之輕笑在意,今何尚貪睡昏惰不起耶!介石乎?爾苟不奮勉自強,堅忍自立,無不敬不貳過,復何以能完成革命乎?」[5]
    • 元旦慎重訂立每日上午6時起床,晚上10時就寢,結果上午7時才起床,用力擊床自責,1928年1月3日
  • 「凡事成功不在起頭而在最後五分鐘。」[6]
    • 在南京講,1929年2月3日
  • 革命是最真實的人生,絕對不是小說,革命不是彈指立現的空中樓閣,乃是一針一縷辛苦織成的織物。」[7]
    • 在南京講,1929年2月3日
  • 「粵方全為胡漢民一人所霸阻,而汪精衛孫科則願來合作,以不欲與胡破臉,故不敢明白表示……胡漢民已成過去,而其過去歷史,為阻礙總理,反抗總理,今則欲滅亡本黨,叛亂革命,無足計較也。」
    • 1931年10月30日
  • 「各方學生為反動派所蠱惑,故意搗亂,破壞政府,勾結日本、廣東,人格喪失殆盡……胡逆漢民,其亡國之妖孽乎?」
    • 1931年11月25日
  • 「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
    • 1933年6月3日
  • 「茹苦負屈。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猶難,何黨國不幸,使我獨當此任也!」
    • 1935年11月6日
  • “敵人以共產主義為第一對象,希望以本黨本人為劊子手,希望國內自相殘殺,使中國成為第二個西班牙,我要嚴防。……對共產黨要放寬,使盡其所能事(打擊日本侵略)。”
    • 1937年12月
  • 「(毛) 陰陽怪氣,綿裡藏針……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難逃余之一握也。」“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 1945年10月11日
  • 「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 1949年12月31日
  • 「無論做什麼事,總是要做到真心的真字。事無大小,皆須如此。」[8]
  • 「小孩子從小就應養成自己動手做事的習慣。」[9]
    • 教訓傭人不要為蔣經國添飯
  • 「自顧一生,實無時不在患難、恥辱、艱危、誣陷、滲透、顛覆、出生入死之中。」[10]
  • 「天下事總可水落石出。」[11]
  • 「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詩文、對聯[编辑]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
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12]
    • 就讀嵊縣葛溪溯源堂,某日塾師出聯,乃率爾對,頗受師贊賞,1889年
  •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13]4月5日名言
    • 在日本振武學校就讀期間給表兄單維則寄一張照片上面之七言絕句
  •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14]
    • 離開東路討逆軍總司令部赴廈門鼓浪嶼,見石壁新刻「天地正氣」四字,頓發興致,揮筆寫下,1923年1月7日
  • 「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15]
    • 遊鼓山時,自撰對聯,請孫中山書而懸掛以自我儆戒,1923年
  • 「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16]
    • 遊鼓山時,自撰對聯,請孫中山書而懸掛以自我儆戒,1923年
  • 「親率三千子弟兵,鴟鴞未靖此東征;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涕淚橫。」[17]
    • 常平站感吟一絕
  • 「未登長城不知中華民族之偉大,一入潼關更覺黃漢歷史之光榮。」
    • 登臨長城後,感慨長城之雄偉與精堅,1932年11月3日
  • 「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18]
    • 英國使館欲撤退僑民時寫,1944年12月7日
  • 「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19]
    • 第三次下野前寫,1948年12月
  • 「本人自民國十四年總理逝世以後,四十四年間,憂患備嘗,恥辱重重,極人世之辛酸與難堪,可謂至矣盡矣。」[20]
    • 手錄訓示,1964年
  • 「切勿存有依賴和失敗心理,重蹈大陸淪陷之覆轍,或不顧本身之力量,而專看外人之頻色,蓋求之於己,為立國之道。」[21]
    • 由行政院長蔣經國於中國國民黨十屆五中全會作行政工作報告時引述,1974年11月
  • 「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道外。」[22]
    • 手錄訓示,1972年

抗日[编辑]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粵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國,而且其推出代表全為粵人,是廣東縱然化省為國,與倭夷攻守同盟以傾中央。
不向敵國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國之所以被辱也!
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国军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佔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本校长就是在济南亲身受了这个耻辱的。你们是我的学生,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你们洗雪这种国耻,务使国家能从帝国主义者侵略与残杀之下解救出来,以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 《誓雪五三国耻》,1929年
  •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23]
    • 由南昌致電張學良,1931年8月16日
  •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24]
    • 围剿失败后在南昌讲话,1931年8月22日
  •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 1931年9月19日
  • 「內亂不止,天災匪禍。相逼而來,速我危亡呼!」
    • 1931年9月19日
  • “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搶占,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茍為吾祖宗之子孫,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 1931年9月20日
  • “……據中正意見,此次日本暴行,可為下列兩點之試驗:(一)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患。記得日本人有一本書,書名「滿洲問題之重大化」。其間大略述及中國人散漫不關心國事,如甲午、庚子戰役,戰爭地以外之中國人民好似不關痛癢——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觀而不關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感覺。日本敢於公然侵略,實在已視我國民如無物,深可痛心。此次嚴重之國難中,我國民是否能全體一致,舉國一心,發揮真正之愛國精神,以救國難,亦為一重大之試驗。……此時世界輿論,已共認日本為無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恨,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斷。……國家存亡,關係重大,此時務須勸告民眾——嚴手秩序,服從政府,尊重紀律,勿作軌外之妄動。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25]
    • 在南京中国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国存与存,国亡与亡》,1931年9月22日[26]
  • “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
    • 1931年9月22日
  • “粵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國,而且其推出代表全為粵人,是廣東縱然化省為國,與倭夷攻守同盟以傾中央。”
    • 1931年9月23日
  • “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囂張,決以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而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
    • 1931年9月25日
  • “國事危急至此,對國內與中央肆行壓迫,對倭寇則勾結遷就,是誠全無心肝矣!”
    • 1931年10月2日
  • “此次對日作戰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國家人格之存亡。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奮興,不惟於國無益,而且徒速其亡,故無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與主義而已。故倭寇果逼迫我政府至絕境,而使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能顧,惟有犧牲一己,表示國家之人格與發揚民族之精神,不能不與倭寇決一死戰。”
    • 1931年10月7日
  • 「明知戰無幸勝,但國家至此亦無可再弱,決不比諸現在再惡也。深信有余一人之犧牲精神,必可由此一戰解決國家一切之糾紛,以完成我未成之志願。與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求生也。此志既決,神明泰然,更無疑慮矣。」
    • 1931年10月8日
  • 「余決心即定,不論各國態度與國際聯會結果如何,為保障國土與公理計,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 1931年10月11日
  • “日本此次无故佔领我国土地,必自恃其强大的陆海空军,以为中国必非其敌,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借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我国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种心理,深怕得此结果,欲图恢复,非数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种心理,在我国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适用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国人现在知识程度的进步,到了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们一定不会失败的。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至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但我们国民知识程度的进步,实可以和强敌决一死战,这不仅我们自己要认识,世界各国在这一回事中,都可认识的了。日本以甲午战争时代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征兆……今天的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国人抵抗,这就是我们御侮的基本……任何国家离开国际社会,都是自取灭亡,日本现已陷于此种境地……世界非仅一日本,国际非仅恃强权,日本佔领东三省,就是破坏东亚和平,日本军阀不明此理,无异自绝于世界。”
    • 在国民政府 总理纪念周讲,1931年
  • 「倭事乃由國內賣國者發動,胡展堂、陳友仁之肉,不足食矣!」
    • 1931年11月27日
  • 「不向敵國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國之所以被辱也!」
    • 1931年12月4日
  • 「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後之行動,非至強迫我與彼直接解決東北問題終了之後。然彼之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余剖視倭人之心肝,了若觀火,今日唯有犧牲一切,與之周旋,只求保全本黨主義維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萬一也。然非至最後關頭、及確有把握得到相當價值,且必可保證黨國之時,則不作無謂之犧牲,故在今日謀國急務,非健全內政、先鞏固基本地區及強固基本軍隊不可,是故不到最後時期,決不放棄基本之謀,以顧其他。總之,剿除長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後,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余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國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計焉!」
    • 1931年12月9日
  • “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及日本对我们侵略和压迫,与国内土匪共产党及一切反动派乘机活动的情形,并我们在此内外夹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问题。我们要完成革命,使中国独立自由成功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相当准备期间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敌人打来,不容许我们有这一个从容准备的期间,我们只能在抵抗的时期内加紧做准备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准备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长久,反攻更不可能,这样我们就没有独立的日子了。……然则我们将以几年为准备时期?并依那一种计划来准备呢?据我看来是公历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可能的准备期间,从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这次大战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中国一般国民在这五年中间能够努力准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奋勇无敌的战斗员,就可以从世界大战中建立出一个新的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到独立平等,就可以富强,就可以复兴。”
    • 《复兴中国之道》,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总理纪念周讲,1932年4月11日
  • “日本是后开化的民族,三岛的土地比不上我们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没有我们这样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反来受他们这样的欺凌呢?前耻尚未伸雪,到今天我们的东北和淞沪,又受了日本铁蹄的蹂躏,更酿成这种空前的耻辱,这种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有这样好的锦绣山河,和四万万优秀的民族,数十年来,竟遭这小小三岛的倭寇压迫、欺侮,使得中国的国家民族在世界上没有一点地位,这不仅是对不起我们 总理和已经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来,又那能对得起我们自己!天地父母生我们下来,是不是要我们受人家的欺侮与压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个人生下来,当然有一个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耻,不知耻的人,就是没有人格,不配做一个人。更说不上做一个革命党员,我们今天既受了这空前的耻辱,如果甘于忍受,不认自己是一个人,这亦算了。否则,如认我们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个人,不甘忍受这种侵略与欺凌,那就应该负起责任,去湔雪这个耻辱。古人讲:「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国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们就应该不顾一切,一致起来替国家民族争自由!否则我们一个文明古国,黄帝的子孙,竟伈伈伣伣偷活苟安于今日世界之上,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要知国耻一天不雪,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便一天没有地位,便一天没有面目见人,尤其是我们一般负有保国卫民责任的军人,比旁的国民的责任格外加重。并且要知道,这耻辱也可说是完全由我们不肖的军人不争气造成的!因为我们少数军人自己腐败,懒惰,颓唐,浪漫,畏难苟安,祗顾个人权利,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以及党的耻辱,完全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关心,这样的军人,如何还能够雪耻救国呢!所以我们要觉悟,要反省,别的不必责备,自问是否可以对得住自己。我们的国家民族既遭了这样空前的耻辱,我们还不同[[[w:越王勾践|越王勾践]]一样去卧薪尝胆,求雪国耻,我们还算得是一个中国人吗?……如果国耻一天没有湔雪,我们便没有一天可以安乐自由。能够这样上下一心,全国刻苦,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以沼吴。我们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国耻,一定使国家和民族达到独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时候,我们的责任,才算是完成,才对得起 总理,对得起一般死了的将士,以及我们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为中国的国民,不愧为国民党的党员。”
    • 《雪耻救国之道》在 总理纪念周讲,1932年5月9日
  •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 1933年1月20日
  • “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做長期不斷的抵抗。」
    • 1933年4月12日
  • 「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
    • 1933年4月12日
  • 「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
    • 1933年7月4日
  • “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27]
    • 1933年8月17日
  • 「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28]
    • 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 “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
    • 1934年12月29日
  • 「中國則應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29]
    • 閩變落幕後,蔣於病榻分章口述《敵乎?友乎?》一文,囑陳布雷氏筆錄其詳,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同時曉喻國人,1935年1月
  • 「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30]
    • 在中国国民党第五屆一中全會開會提出對日決策之基準,1935年12月2日
  • “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後,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31]
    • 《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談話》,1936年6月
  • 「對日抗戰是不能避免的。由於中國的力量尚不足以擊退日本的進攻,我將儘量使之拖延。」[32]
    • 《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談話》,1936年6月
  • 「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九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33]
    • 在中国国民党第五屆二中全會明確「最後關頭」之「最低限度」,1936年7月13日
  • 「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
    • 計畫以6年時間,裝備60個德械師,1936年9月26日
  • 「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強橫的兵力,我們要以逸待勞,以拙制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制動,抵死拼戰,來挫折他的士氣。」[34]
    • 《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1937年3月12日
  • 「國軍部隊之運用,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之基本主旨。各戰區應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計畫,以完成其任務。」[35]
    • 《國軍作戰指導計畫》,1937年3月20日
  • 「東亞局勢已至最後關頭,望告其政府,作轉危爲安之計」
    • 告訴接見之美駐華大使,1937年7月26日
  • 「此誠為我民族莫大之奇恥,亦中國歷史未有之巨變……要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 《告抗戰全軍將士書》,1937年8月8日
  •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
    • 巡視南京城防工事之嘆惜,1937年11月27日
  • 「靜思時局與前途,除抗戰到底外,別無他道。」
    • 上午在廬山三峽澗上聽泉,1937年12月9日
  •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内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致敵之死命。……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 《告全國國民書》,1937年12月17日
  • 「以面的抵抗對敵之點或線的奪取,使不能達速戰速決之目的,而消耗疲憊之。」[36]
    • 在湖北武昌制訂《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畫》,1937年12月19日
  • 「不能降服於敵人,訂立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
    • 與汪兆銘、孔祥熙及張群談話,1937年12月28日
  • “抗戰方略,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之事,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耳!”
  • 「國民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求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敵。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我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
    • 1937年12月29日
  • “當此國家危迫之時,若無堅忍不拔之志,當從何處立足!日本所提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我國自無考慮餘地。並應堅決表明,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37]
    • 對于右任談話,1937年12月
  • 「尤以對俄問題處理為難,蓋國之禍患有隱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
    • 期望聯合蘇俄,與日作戰,1938年1月1日
  • 「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本來戰爭的勝負,就是決定於空間與時間。我們有了敵人一時無法全部佔領的廣大土地,就此空間的條件,已足以制勝侵略的敵人。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38]
    • 在武昌中樞紀念周演講,1938年2月7日
  • 「須向民眾宣傳敵機炸毀黃河堤。」[39]
    • 程潛密電,1938年6月11日
  • 「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軍事學術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戰速決為性能。…我應以堅韌、忍耐、延緩、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
    • 分析日本軍事特性,1938年11月2日
  • 「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候。」
    • 《南岳軍事會議講話》,1938年11月25日
  • 「中國若要自取滅亡,俯首而上斷頭臺則已,否則除抗戰拼命以外,再無第二道路矣。」
    • 1938年12月16日
  • 「此係太平洋上之九一八。」[40]
    • 海南島被日軍佔領後,向世界提出警告,1939年2月10日
  •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於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後方,埋头苦幹。”[41]
    • 坚持认为对日妥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 「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
    • 日本偷襲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 「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 「希望世界今後再也沒有戰爭,今後地無分東西,人無論膚色,凡是人類,都會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聯合,不啻成為家人手足。」
  • 「今天敵軍已經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到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他們從前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 於重慶中央廣播電臺發表抗戰勝利宣言,1945年8月15日

哲學[编辑]

  • 「我們一切學問是為人生而學問。」[42]
    • 〈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在中央政治學校講,1936年2月14日
  •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43]
    • 〈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在中央政治學校講,1936年2月14日
  • 「哲學是窮理明德之學,其效則見之於誠意正心修齊治平。」[44]
    • 主持國防大學國父紀念週講,1953年9月28日

修身[编辑]

  • 「好色為自汙自賤之端,戒之慎之!」
    • 1919年2月
  • 「近日甚為淋病之苦,心生抑鬱也。」
    • 1919年7月26日
  • 「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45]
    • 1919年11月7日
  • 「奢侈無度,遊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愛、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
    • 蔣檢點帳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1920年歲末
  • 「大家要袪除虛榮心,盡責守紀,奮鬥犧牲,來怍一個強毅的無名英雄。」[46]
    • 在黃埔軍校講,1924年11月3日
  • 「一個人自反是最要緊的,沒有自反心的人,一定不會進步的。」[47]
    • 在黃埔軍校講,1924年11月9日
  • 「逸樂漸生,急宜防慮。」
    • 到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1925年4月
  • 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 [48]
    • 1925年5月
  • 「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必至國恥洗雪為止。」
    • 1928年5月9日
  • 「余甯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交換親兒……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區區嗣胤,不是攖吾懷也。」
    • 1931年12月16日
  • 「一個人缺少了人格,無論有怎樣大的能力學問,只是增加作惡的工具,一定不免於失敗。」[49]
    • 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總理紀念週講,1932年4月11日
  • 「不能盡孝於親,為一生最大之恥辱。」
    • 1934年2月19日
  • 「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人生死亡不過五分鐘而已。十字架之受難,余不承辱,誰復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無愧受洗矣。」[50]
    • 1936年12月15日
  • 「孔子之道不行,則民族人心皆無救藥矣。」[51]
    • 1946年8月27日

關於青年[编辑]

  • 「青年時代的人最要緊的是甚麼?就是要平心靜氣的去做事。」[52]
    • 在黃埔軍校講,1924年10月19日
  • “我们青年同志,知识当然比一般群众高,应该有思考的能力,应该有辨别的能力,不能随便听受人家的麻醉。无论那一个问题,都应该加一番思考,下一个比较,然后再下判断。譬如民主势力一句话,我们第一应仔细思考,究竟民主势力是什么?我敢说一句,本党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势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讲民权主义,更不必千辛万苦的做训政工作。我们训政的意义,就是要训练民众辨别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权,不致被反动派所利用。因为我们所要培植的,是革命的民主势力,我们要用这种真正的民主势力来巩固革命的政权,但不能放任虚伪的民主势力来破坏革命的纪律,扰乱革命的秩序。换言之,我们要遵照 总理遗教,养成民主势力,为民众谋利益,决不能随便倣照共产党的方法,借民主的名义,来离散团结,胁制党国,使民众更加痛苦。经这么仔细的一剖析,那我们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号麻醉了。我再举一两个例来证明,譬如「新军阀」这三个字,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共产党就用这个名词来为破坏本党革命武力。而最近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受共党宣传的影响随声附和这一个口号的,但我们青年同志,可不能这样的简单,随便被人蛊惑,跟着人云亦云。要知道军阀有军阀的特质和军阀的条件,我们不能说一当军人便成军阀,也不能说一带兵就变成军阀。世界上除非达到无政府的境界,那一国可以根本的废除军队?并且世界上又有那一国在扫荡了革命的障碍以后,不需要革命的武力来保障革命的基础?所以我们反对封建的军阀则可,敌视一切的军人则不可。借新军阀等等的名义来破坏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 《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

學行[编辑]

嗣後共同作事,來日方長,前途甚遠。我最所盼望於諸同志的,就是大家相親相愛,和衷共濟,如同手足一般。
惟有努力於正當的事業,扶助同胞,解除痛苦,才可得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快樂。
  • 「嗣後共同作事,來日方長,前途甚遠。我最所盼望於諸同志的,就是大家相親相愛,和衷共濟,如同手足一般。」[53]
    • 「親愛精誠」之要旨,1924年4月30日
  • 「學問是無盡的,知識是無窮的。不要自滿自足,總要精益求精才好。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虛心向學,絕對不可妄自尊大,心滿意足。……以有限度的才力,研求世界上無盡的學問,無窮的知識,無論學問知識的全體不能完全了解。」[54]
    • 「親愛精誠」之要旨,1924年4月30日
  • 「可以出操的時候,總要勉強出操才行,因為缺一天的功課,就少一天進步,將來與別人不能一致了。況且人的精神,是愈用而愈出、愈練而愈精的。如果生病的人能夠提起精神下操,輕的毛病自然會好的,因為人類應該與天然界來對抗,不可為天然界所壓制的,尤其是我們革命黨員,不能屈服於天然界,這就是人定勝天那句話。」[55]
    • 「團結一致」的要旨,1924年5月20日
  • 「惟有努力於正當的事業,扶助同胞,解除痛苦,才可得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快樂。」[56]
    • 在峨嵋軍訓團講,1935年9月16日

中年語錄[编辑]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過惡滿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後,庶葆天真。
隨美人之意,畫豪賢之像,或對美人讀書辦事,乃可減少忿怒而振精神也。
  • 「至今尚有個各界代表群集總統府門前,要求力爭山東各權利及各處排日之風潮,皆未稍息。此乃吾國民氣未餒,民心不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 1919年9月24日
  •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過惡滿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後,庶葆天真。」[57]
    • 在福州軍幕中作之箴言,1923年春正
  • 「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几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深也。」
    • 沙基慘案發生,廣州人民示威游行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經過英租界對面時,英軍開槍射擊,50多人死、170多人傷,1925年6月23日
  • 「隨美人之意,畫豪賢之像,或對美人讀書辦事,乃可減少忿怒而振精神也。」
    • 1926年1月31日
  • 「我們不要以為總理死了,失去了導師就此灰心。尤應遵著總理生前的詔示做去。我們當軍的,應知我們就是民眾的武力。我們要以不怕死,不利己的態度來向壓迫民眾的軍閥算賬!」
    • 在誓師會上講話,1926年7月1日
  • 「看《建國方略》,全以經濟為基礎,而以科學方法建設一切,實為建國者必須之學。總理規划於前,中正繼述於后,中華庶有豸乎?」
    • 1926年8月8日
  • “现在国民革命,还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的现状不好,政治的现状不好,就是由于政治力量不够。为什么政治力量不够呢?乃是因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们晓得:过去几年,牺牲了无数将士的头颅,才能统一中国,在统一中国之后,我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国建设起来,可是一讲到建设,在这种贫乏的社会中,人材缺少,就是当前最难解决的问题。”
    • 《勗勉中央政治学校学生》,1929年
  • “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在污秽龌龊里面锻鍊出政治的人材来,去改革污秽龌龊的社会。我们四方八面都是敌人,你要廉洁勤劳,当然要受人家的攻击排挤,当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们政治学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四方八面都被攻击排挤,而还能把持坚定应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使中国政治弄得好的决心,则一进万恶社会,就不会同流合污了,关于这一点,大家在学校时代,就要修养,就要训练。上面是本校长希望于本校各学生的。”
    • 在中央政治学校,1929年
  • 「強壯、整齊、清潔這六個字,是軍最要奉守的。」[58]
    • 看到租界區外國人軍隊和員警感覺,1930年10月20日
  • 「學校的教育,第一就是體育,體育好了,纔可講德育智育;如體育不好,那德育智育也就不能長進。」[59]
    • 分享自己鍛煉體格經驗,1930年10月20日
  • 「技術精熟了,對於自己的膽量志氣都能長進。所以以後對於拳術及大刀等的使用,以及各種跳高、跳遠等等,格外要多加學習。」[60]
    • 談鍛煉内容,除西方體育運動外,也不排斥傳統國術運動,1930年10月20日
  • 「精神愈用則愈出,志氣愈則愈盛。盼以強毅之氣,奮克敵之誠,則宿恙亦當不難霍然。」[61]
    • 蔣光鼐因病請辭其職務,回電慰勉,1931年1月17日
  • 「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如果余下野之后,國家能統一,外交能解決,則余下野不失為革命者之立場。」
    • 面對汪精衛在廣東另立中央分裂中國國民黨,決定下野,1931年11月24日
  • 「余死後,不願國葬,而願與愛妻美齡同葬於紫金山紫霞洞之西側山腹之橫路上。」[62]
    • 留下遺囑,1934年7月5日
  • 「惟信徒與義士,乃得見新天地。」
    • 1935年4月1日
  • 「革命鬥爭而不知辯證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
    • 開始看《黑格爾辯證法》,指定為「幹部應讀書籍」之一,1938年12月7日
  • 「只有美國是民主社會,容易開展活動。羅斯福總統也已經決心解決遠東問題。每月十萬美元的對美宣傳費用決不可吝嗇。」
    • 注意到西方媒體揭露日軍在南京暴行,美國輿論轉為對日軍譴責,遂加緊對美國社會宣傳工作,1939年
  • 「家中之事不能與家中之人直道,同家親人不能晤面,視為余一生最大之遺憾。」
    • 1941年2月25日
  • 「讀之悲愴不能成眠」[63]
    • 收到甘地寫的信,深感亡國之人失去自由之痛苦,1942年2月
  • 「殊有價值,本黨誠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則敗亡無日矣。」
    • 看到中國共產黨章關於黨員與群眾聯繫條文,1945年7月16日
  • 「心但有憂懼與恥辱,毫無快樂之感。」
    • 1945年8月10日
  • 「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

晚年語錄[编辑]

黨內糾紛日甚一日,裂痕無法彌縫,自感此為生平最大過失。
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毫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此亦為余平生最大失敗之一也。
能戰始能言和,不能戰而言和,是投降,投降後就是繳械,繳械後就是被屠殺。
  • 「歷代亡國之原因,並不在於敵寇外患之強大,而是在於內部之分崩離析。」
    • 1948年1月6日
  • 「黨內糾紛日甚一日,裂痕無法彌縫,自感此為生平最大過失。」
    • 1948年5月
  • 「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余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於余一人,試問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
    • 回應白崇禧批評「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1948年8月7日
  • 「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毫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此亦為余平生最大失敗之一也。」
    • 回應何應欽批評部隊用人「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1948年
  • 「黨、政、軍幹部自私、無能、散漫、腐敗,已不可救藥,若為復興民族重振革命旗鼓,非捨棄現有基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故現局之成敗不以為意矣。」
    • 1948年11月24日
  • 「宣言諒已閱及,現在環境無法下野,故決心苦撐到底。」[64]
    • 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後致函宋美齡,1949年1月1日
  • 「個人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65]
    • 致白崇禧電,1949年1月2日
  • 「能戰始能言和,不能戰而言和,是投降,投降後就是繳械,繳械後就是被屠殺。」[66]
  • 「兄決定日內下野,先回家鄉。」[67]
    • 致函宋美齡,1949年1月20日
  • 「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此後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尚不算晚。」
    • 發覺奉化覺當地鄉村毫無改革,痛感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1949年3月2日
  • 「自己個性太強,凡大小政策,無不信自決,以致無人進言,不能集思廣益,折中至當。」
    • 1949年3月10日
  • 「他們要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68]
    • 李宗仁等多次要求出國之答覆,1949年4月
  • 「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中正)無立足之地。」[69]
    • 對李宗仁等多次要求出國之答覆,1949年4月
  • 「一生大病是輕浮躁急。」
    • 1949年5月27日
  • 「此次大難關必將打破,定能轉危為安。」[70]
    • 在台北市介壽館出席總理紀念週說,1949年6月26日
  • 「余為革命歷史及民族人格計,實不能不順從眾意,決心飛渝,竭盡人事,明知其不可為,而在我更不能不為也,至於生死存亡,尚復容計乎,乃決心飛渝,尚期李能徹底悔悟回頭。」[71]
    • 反省錄,1949年8月12日
  • 「黨與國由總理一手創造,由中正一手完成,余愛此黨此國,甚於愛子,豈僅視如至寶而已。時至今日,由余養育完成之黨國,而由余毀滅之,此境此情,將何以堪!如果黨國果真絕望,則尚有此殘軀立足之餘地,其將有何面目見世乎!」
    • 1949年11月28日
  • 「今日國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千鈞一髮之時,余豈見危不救,顛而不扶,目下只有一本光明正大態度,決心復行視事,以挽大廈之將傾,至於成敗利鈍在所不計。」[72]
    • 聽聞李宗仁出境赴美不願卸去代總統名義後之嘆息,1949年12月2日
  • 「在這個國家存亡危急的時候,讓中正繼續行使總統職權,為民服務,來挽救現在的危局,來完成我們各位同仁戡亂建國的使命。」
    • 復行視事講話,1950年3月1日
  •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幾乎已等於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我們一般同志如果今日還有氣節和血心,那就應該以恢復『中華民國』來作我們今後共同奮鬥的目標。」[73]
    • 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1950年3月13日
  • 「我還記得,當民國十一年陳逆炯明叛變的時候, 總理在中山艦上,由黃埔駛入白鵝潭時,依據當時的慣例,泊船的地點要由稅務司指定,當時有一個英國籍的稅務司跑到艦上來見 總理,說白鵝潭不能停泊。 總理當時義正詞嚴的答覆他說:「白鵝潭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革命領袖,我要停泊在那裏就在那裏!你稅務司是中國僱用的人員,你有什麼權力來干涉我?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革命黨人『全身是膽』,什麼威脅都不在心。」那位稅務司聽到 總理這樣理直氣壯的答覆,肅然起敬,默然退出。後來我們在白鵝潭一艘中山孤艦上,四周敵人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陳逆勾通洋人,施放了幾次水雷,然而在這險惡環境之中,仍舊停泊一月之久。……要憑我們自動創造的能力,冒險犯難的精神,來克服一切的難關,獲得最後的勝利。」[74]
    • 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1950年3月13日
  • 「我們過去那樣深厚的基礎,和偉大的力量,不到一年,就在無形中完全瓦解,徹底崩潰,到了今日,竟面臨亡國的慘境!這是何等可恥可痛的事情!」[75]
    • 主持軍官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講,1950年6月27日
  • 「戴雨農同志不死,我們今天不會撤退到台灣!」[76]
    • 戴笠殉職四週年紀念會上講,1950年3月17日
  • 「現在我再將政府反攻大陸的計劃,總括四句話對同胞們重說一遍,就是『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希望你們含辛忍痛,埋頭苦幹」[77]
    • 在臺灣廣播電臺講,1950年5月16日
  • 「我們政府軍隊的官兵決不會忘了你們過去這種無限親愛的精誠,在這時候,惟望大家原諒我們政府報國愛民的忠忱,和他不得已而撤退的苦心。同胞們千萬珍重,不久再會罷。」[78]
    • 在臺灣廣播電臺講,1950年5月16日
  • 「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動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
    • 1950年12月1日
  • 「與共『匪』談判和平,實等于與虎謀皮。」[79]
  • 「我們今天對於世事的變化,惟有正視著一切事實,不問其變之大小,亦不管其事之難易,只要我們能盡其在我,站穩腳跟,堅忍不拔,奮鬥到底,那就是一切最不利的或最危險的天大難事,也都是我們進入勝利之途的機關車頭,決不再會有什麼疑懼動搖,亦決不再會有什麼失敗被賣的顧慮。」[79]
    • 在國父紀念週發表講演,檢討美新政府所操持之政策與目的時勸勉國人,1953年4月6日
  • 「要在今日提醒大家,務須徹底根絕過去不恤亡國毀黨的惡劣根性。」[80]
    • 對革命實踐院黨政軍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一期研究員講,1954年1月18日
  • 「否則不但不能遏止共黨在遠東的侵略,且共產集團更將輕視民主國家之虛聲恫嚇政策,祇有助長共黨之侵略形勢,而使遠東局面更不可收拾了」[81]
    • 對國際社記者談話,警告美國必須採取領導行動,使東亞各反共國家「從速」簽訂「類似北大西洋公約之反共協定」,1954年4月7日
  • 「否則不但不能遏止共黨在遠東的侵略,且共產集團更將輕視民主國家之虛聲恫嚇政策,祇有助長共黨之侵略形勢,而使遠東局面更不可收拾了」[82]
    • 對國際社記者談話,警告美國必須採取領導行動,使東亞各反共國家「從速」簽訂「類似北大西洋公約之反共協定」,1954年4月7日
  • 「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毋負國民付托。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謹此。宣誓人蔣中正,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 就任第二任總統,1954年5月20日
  • 「此次大陸水災之慘重,中外人士多以為乘機反攻大陸乃時不可失,余則認為不可。此時長江以南一片汪洋,軍事不易發展,一也;哀鴻遍地,如無救濟實施辦法,則經濟無以為繼,二也;至於政治人心,則自有可攻之道。」
    • 1954年8月26日
  • 「我如不受外力阻撓,現在便能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政權。」[83]
    • 對美國記者談話,1956年1月
  • 「總理遺教和領袖根據遺教所提出的指示,亦就是黨務干部思想行動唯一的依據……然而我考察黨的好些工作,往往都是領導幹部的自專自用,管見臆說,而自矜創意,很少是根據總理遺教和領袖的指示……可是今日黨的幹部似乎不應該再犯有這種毛病,因為大家對于總理的主義遺教,特別是領袖的言教身教與當面指示,總應該了解,那是領袖積五十年來的經驗……」
    • 《復國建國的方向和實踐》,1962年
  • 「蔣總統是大陸同胞的救星」;「蔣總統才是你們的救星」[84]
    • 《總統蔣公手訂對匪軍官兵喊話要旨》,1962年
  • 鄭成功抱孤臣孽子的心情,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閩粵一帶忠義之士,紛紛渡海來歸,致力于光復事業,實啟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先聲。」
    • 《臺灣省光復十七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1962年10月25日
  • 「摧毀亞洲共產主義,地點應在中國大陸;我反攻不預期美軍相助。」[85]
  • 「我可獨力反攻,蘇俄不會干涉。」[85]
    • 告訴「南加州日報」發行人平克萊,1963年1月31日
  • 「在太平洋地區引起更多的不安與混亂」[85]
    • 接見合眾國際社記者發表談話,警誡西方國家,印尼註定要變成一個徹底的共黨國家,1963年2月7日
  • 「要知道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消滅大陸的共『匪』,拯救我們全國同胞,恢復我們大陸失土,來完成我們雪恥復國反共抗俄的使命。」
    • 雙十節閱兵講話,1964年10月10日
  • 「自由世界應在這時候採取積極有效的制止步驟,最有效的,則在共『匪』的製造核子武器及其發射系統尚未完成製造以前,澈底加以摧毀;如竟震懾於其虛聲恫嚇,任其坐大,則將來必貽無窮的禍患。」[86][87]
    • 答北美報業聯盟廣播評論家艾爾曼書面問,中共能否在未來一舉而摧毀在臺灣及金馬外島的軍力,1965年5月2日
  • 「我們所期望的是美國及其他友邦道義上與物質上的支持,在執行此項任務時,我們決不考慮使用核子武器,同時確信反攻大陸工作一旦開始,『匪』偽政權必可推翻,我們復國使命即可提早完成。」[88]
    • 答北美報業聯盟廣播評論家艾爾曼書面問,國軍如給以美國協助,能否無須核子武器亦不須十年之久,而迅速摧毀中共的戰鬥力量,1965年5月2日
  • 嚴家淦同志的長處,正是我的短處;我的短處,也正是嚴家淦同志長處。」[89]
    • 對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與會者說,1966年3月
  • 「最近常念余之一生,以遷台以來至今十九年,為最有意義之階段,雖期間困難最多,苦痛最深,恥辱最大,亦是思想最成熟之時期,亦是我學得最多、思想最正、經驗最豐之時期。如今後果能有所成就,乃是誠能不負此生之時期,而且自信上帝必不負苦心也。」
    • 1968年5月21日
  • 「吾人在台皆以罪過之身為黨國補過,以期將功贖罪。」
    • 1968年5月30日
  • 「歲末思親,更為揣摩先慈之墓廬,不知何日能光復大陸,重回故鄉,清掃墓廬?」
    • 1969车12月
  • 「此為一最黑暗之時期,但余對光復大陸之信心毫不動搖,且有增無已。確信上帝與真理和我同在也。」
    • 1971年12月
  • 「謹鄭重懇請諸位代表另選賢能,繼承本人担任總統職位。」[90]
    • 1972年2月
  • 「心緒煩悶,大丈夫能屈能伸。」
    • 1972年7月20日
  • 「今日體力疲倦益甚,心神時覺不支,下午安國來訪後,與經兒車遊山上一匝。」
    • 1972年7月21日
  • 「大陸國土未復之前,我是不去美國的。」[91]
  •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實行三民主義,則天時地利人和皆在於吾人之一方。如此共『匪』雖猖狂,其敗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負重決不枉費。”
    • 《病中隨筆》,1975年
  •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 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92]
    • 《遺囑》,1975年

參考資料[编辑]

  1. 1.0 1.1 蒋介石:“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组织” (zh-hans) 环球时报(北京) (2009年1月5日) -
  2. 蔣介石改變親蘇態度內幕:提對蒙古主權要求遭拒,鳳凰網歷史,2011年06月23日
  3. 《蔣介石年譜》
  4.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1927年1月4日,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12頁
  5. 「總統府」事略室編:《事略稿本》第二冊,1928年1月3日,台北「國史館」,2003年,第221-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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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第119頁,ISBN 9787505734474
  8. 蔣經國著:《守父靈一月記》,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1月,第4-5頁
  9. 蔣經國著:《守父靈一月記》,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1月,第27頁
  10. 蔣經國著:《守父靈一月記》,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1月,第28頁
  11. 蔣經國著:《守父靈一月記》,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1月,第29頁
  12.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第90頁,ISBN 9787505734474
  13. 楊樹標:《蔣介石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年,第10頁
  14.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1923年,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3頁
  15.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1923年,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3頁
  16.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省克記》,1923年,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3頁
  17. 詩經•鴟鴞
  18. 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1月,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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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132-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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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歷史今日:蔣介石稱寧亡於帝國主義不亡於共產黨,中華網 2005-08-22
  24. 歷史今日:蔣介石稱寧亡於帝國主義不亡於共產黨,中華網 2005-08-22
  25. 古屋奎二編、日本產經新聞連載:《蔣總統秘錄》第八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6年10月31日,第52-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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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8月17日
  28. 蔣介石「抗戰到底」底線:隨時承認日本佔中國東北,論壇出處:西陸東方軍事 201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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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總統府」事略室編:《事略稿本》,1949年8月12日
  72. 「總統府」事略室編:《事略稿本》,1949年12月2日
  73. 〈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74. 〈復職的目的與使命〉,195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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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追憶傳奇女特工:潛伏在蔣介石身邊的女臥底 中國台灣網 來源:《海南日報》
  77. 〈為撤退舟山、海南國軍告大陸同胞書〉,刊《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二,台北,第226頁
  78. 〈為撤退舟山、海南國軍告大陸同胞書〉,刊《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二,台北,第226頁
  79. 79.0 79.1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
  80. 「講對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之提示及聯合作戰演習講評」
  81.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77頁
  82.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77頁
  83.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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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85.0 85.1 85.2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103頁
  86.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1964, Document 20: U.S. Embassy, Taipei, cable number 347 to Department of State, 24 October 1964, Secret, excised cop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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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漆高儒. 《蔣經國的一生》.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91-03-31:  166. ISBN 9578506074. 
  92. 根據侍從翁元口述:“老先生歸西時,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此遺囑出於秦孝儀之手,而非出於蔣之口,蔣在遺囑上簽名亦是秦孝儀代筆;根據《總統 蔣公哀思錄》中司法院田炯錦回憶,此遺囑是在蔣死後,五院院長才簽名以為旁證。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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