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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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原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1947年2月28日被中华民国政府停刊。1949年4月30日在南京复刊,现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由新华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1939年[编辑]

  •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1]

1942年[编辑]

  •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社论《民主精神》[2]
  •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新华副刊”《民主的真义》,作者项轶[3]

1943年[编辑]

  •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从华盛顿总统直到林肯总统,美国历次的战争,都是为民主而打的;美国目前所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也就是为民主,应当是为民主。
这原因一半是美国的立国是由于人民要求民主而来(独立战争);一半是从这个立国基础,使美国人得到一种体念,就是罗斯福总统对杰斐逊所下的评语:"杰斐逊对于人类之所相信者与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与吾人同信人类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这信念是美国两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结论,不但是教训着美国人民,而且应当是全世界人类的教训。
  •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短评《民主主义的利刃》[4]
  •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新华副刊”《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作者唐征[5]
  • 美国的开国英雄共同持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与人是生来平等的。关于这点,他们并没有引经据典,写出有系统的理论,而或许在他们看来也不必要做什么理论的说明,因为他们觉得这本是自明的道理。他们演讲,就讲这个信念;他们写小册子,写论文,就写这个信念;他们行动,就要在行动中贯彻这个信念;他们流血战斗,仍只是为了实现这个信念。脱离这个信念而生活,那就是说,不把旁人看做是和自己平等的人,或者忍受旁人不把自己看做是和他平等的人的待遇,...对于他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试摘录点当时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的话来,就可看出他们的信念是何等单纯而又何等执著。像年青的汉米尔顿(A. Hamilton)说:“人的神圣权利,绝不是从陈旧的字纸堆里找得出来的,而是用神圣的大手笔,好象用太阳的光辉一样,写录在人类的天性的全部中;那是永远不能被人间的权威所涂抹或者遮蔽掉的”。这是何等的坚信啊!霍布金(S. Hopkings)又说:“一个人倘若有服从他人意志的必要,他就真是那人的奴隶!他有个恶劣的主人,他固然是奴隶;他的主人,纵然善良,他也仍旧还是个奴隶”。这又是何等鲜明的昭告啊!美国革命时代的民主战士们就是这样地尊重著他的民主的理想,而又这样地判然划分奴隶与自由人的道路,绝没有徘徊中间的馀地。因此,当时还有一个人说:“在唯一可憎的出路只是执役作卑贱的奴隶的时候,谁又能不去拿起卜鲁特斯(Brutus)的无情的刀,克林威尔(Cromwell)的鲜红的斧,或者拉瓦雅克(Ravaillac,刺死法王享利第四者)的血染的刀呢?”于是当时的十三州的殖民地的人民就毫不迟疑地拿起他们的刀斧,打了七年仗,争得了他们不做奴隶、而做自由人的地位。
这一切看来真是再平易不过的了。但假如不是真心诚意地承认并尊重自己以及旁人做人的权利,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所以在美国独立战争发动的那一年,有名的汤玛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了一本宣扬民主观念最有力量、对革命的发生有直接影响的小书,这本书的题目不过是《常识》二字(Common Sence)。欧洲的王公贵族所视为毒蛇猛兽的民主主义,对他们不过是常识,因为那已浸透在他们的全部生命中了。在这小册中有这样一句警句道:“在上帝眼光里,一个诚实真挚的人,比古今所有的戴著冠冕的恶汉,对于社会还有价值些。”真正的民主战士,就不过是最诚实最真挚的人。
领导反对奴隶制度成功的林肯曾根据了独立宣言的精神而说:“方今是一个交换的世界,凡不愿给旁人做奴隶的人,就应当不愿以旁人做奴隶。凡拒绝旁人享用自由的人,自己也不应该享用自由;既然是立身在公平的上帝之下,这样的人纵然有了自由也绝无久享之理”。这正是说,压迫旁人的人自己也不能有自由,这是何等辉煌的真理啊。
  •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新华副刊”《真实的民主战士》,作者罗泊[2]
  •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民主第一》[6]

1944年[编辑]

  •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但选举权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能否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没有不合理的限制和剥夺,具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的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限制了。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及”、“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及”、“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剥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不应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幺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论选举权》[7][8]
  •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新华副刊”《强大而民主》,作者郁敏[9]
  •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 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社论《论英美的民主精神》[10]
  •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短评《言论自由与民主》[11]
  •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社论《孙哲生先生论三种自由》[12]
      • 注:孙哲生时任立法院院长
  •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新华副刊”《民主即科学》,作者陈桑[13]
  •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短评《平凡与不平凡》[14]
  • 渥太华杂志说:“英国人民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看了这消息不免使人大吃一惊。理由不辨自明:让人民来评论,这种办法是不合于我们东方人的文化习惯的。东西文化的不同之点,恐怕这倒是一例。
    •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5日短评《东西不同论》[15]
  •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新华副刊”《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作者陈桑[16]

1945年[编辑]

  •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新华副刊”《工程师和民主》,作者韦华[17]
  •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 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18]
  •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此外,尚另有内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办法》,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者,”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参考。
时令摘要:
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类一样,要求他们必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人之所当论。”“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九月一日)。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人类的命运支配于少数独裁者之手,则必产生暴力专制、武力侵犯、残酷战争,结果是象这次世界大战那样使人类与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唯一要紧的把世界的支配权放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手中,因此必须使人类绝大多数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数支配多数,少数专制、多数失其自由的现象,应该不再存于今后的世界。”“全世界全人类既须悉数进入民主的范围以内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权,那么,取径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真象,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须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论”(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国际间,因为战争关系,新闻自由曾受相当的限制,因而引起新闻界的反对,致产生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一月四日美助理国务卿麦克利希在联合国情报委员会的聚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全世界新闻自由流通,俾有助于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法驻美大使庞纳谓:‘法报除军事理由外,并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知道一切新闻报道。一个国家里面,若不许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自由;如作恶扣压新闻,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论作者美联社社长肯特古柏斯主张‘全球新闻自由、交通自由,新闻记者行动不受干涉。'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关系于政治之民主与世界之和平,至为重大,欧洲朝野无不一致主张绝对尊重、不容侵犯。”“在本来享有颇大的自由之欧美新闻界,且在大声疾呼,争取新闻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国新闻界所有的情况而论,不知对此应当作何努力才对。因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有的自由实在太稀微,太没有保障。……新闻记者以报道忠实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记事立言,即本诸天良、发于忠诚;若触犯个人私利,往往引起报馆生存与人身自由的危害。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争取新闻自由,在中国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报)。
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中国新闻界不能以空洞拥护和附和欧洲新闻自由运动为满足,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职,必须对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种种束缚,取得真实的自由。因此必须以坚毅的精神,努力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给新闻自由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第二版《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19]
  •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第三版《中国需要“变”——摘某报社论“世界正在那里转变”》[20]
  • 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弗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社论《纪念杰弗逊先生》[21]
  •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社论《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22]
  •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 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 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 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23]
  • 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
    •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24]
  • 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民主的正轨》[25][18]
  •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第二版《“一二·一”惨案的反响(舆论辑要)》[26]

1946年[编辑]

  • 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本报八周年纪念特刊”《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作者陆定一[27]
  •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第三版《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作者李新[28]
  •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常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 ’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的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第四版《不识字的人,就不能选举吗?》,作者力民[29][30]
  •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 有两种出版法:一、保障以及发扬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残以及毁灭文明之出版法。我们中国需要哪一种?我们中国要不要走上文明国之大道,与其他文明国一起,在世界舞台上并驾齐驱?
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英国如此,美国如此,法国如此,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
  •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论出版法之修正(上)》,作者何思敬[31]
  •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 《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32]
  •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要变又要乱”的人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和它的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而且知道只有变方能止乱。与这相反,“要乱不要变”的人却是有的,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企图“以乱止变”。他们正在用各种可怕的乱来阻止他们的专政被改变。自然,他们也是希望某一种“ 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
    •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33]

缺少来源[编辑]

  •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 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幺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 《新华日报》专论,1944年

参考资料[编辑]

  1.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第二版
  2. 2.0 2.1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第二版
  3.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第四版
  4.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第三版
  5.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第四版
  6.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第二版
  7.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第二版
  8. http://www.civicparty.hk/sites/default/files/newsA3.jpg?1409113900
  9.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第四版
  10.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第二版
  11.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第三版
  12.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第二版
  13.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第四版
  14.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第三版
  15.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5日第三版
  16.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第四版
  17.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第四版
  18. 18.0 18.1 重申和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追求. 南方都市报. 2005-10-20 [2020-07-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11). 
  19.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第二版
  20.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第三版
  21.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第二版
  22.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第二版
  23.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第二版
  24.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第二版
  25.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第二版
  26.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第二版
  27.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第五版
  28.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第三版
  29.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第四版
  30. 卢毅. “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 中延院学报. [2020-08-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08). 
  31.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第二版
  32. 《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第二版
  33.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第二版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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