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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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Yong, July 2007.jpg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镛,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池田大作认为,金庸赋予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新的生命,因而被誉为“中国文豪”、“东方的大仲马”、“凡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的小说在流传”,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大作家[1]:3-4

倚天屠龙记[编辑]

  • “殷素素抱着张无忌,低声说道:‘无忌,娘是骗他的,你看娘骗人的本事多大,记住!千万不要相信女人,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记住哦。’”
  •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天龙八部[编辑]

  • “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2]:2125
    • 〈后记〉,1978年10月
  • “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艺术价值相等于封面上的题签——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2]:2126
    • 〈后记〉,1978年10月

笑傲江湖[编辑]

  • 林平之阴森森的道:“正是。这辟邪剑谱的第一道法诀,便是:‘武林称雄,挥剑自宫’。”[3]:1468
    • 〈三十五 复仇〉
  •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3]:1689
    • 〈后记〉,1980年5月
  •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3]:1690
    • 〈后记〉,1980年5月

鹿鼎记[编辑]

  • “我费尽了九虎二牛之力……还要加上那些羊啊猪啊什么的。”

读书[编辑]

  • 我的读书心得,只是孔子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读书之对于我,那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只次于呼吸空气、饮水、吃饭、睡觉。我曾经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狱中阅读天下书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阅读任何书刊—两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读书”。我读书没有心得,就如呼吸饮食之没有心得,那是极大的享受。古人称笔为“不可一日无此君”,在我心中,“不可一日无此君”者,书也。[4]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编辑]

人生何处不相逢[编辑]

  • “是的,但是,明白了是非善恶之后,我绝不对不合理的压迫低头屈服!”[1]:4
    • 池田大作问道:“那些压迫(“敌”者汹汹,从左从右而来)很激烈吧!”[1]:4
  •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6

不曾识面早相知[编辑]

  • “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们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李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H.G. Wells(威尔士)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世界史纲》)。”[1]:9

香港的明天——面对回归[编辑]

  • “(人)能树立崇高的道德规范,成为普遍的榜样,以至改进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那是不朽的精神价值。”[1]:22
    • 在创价大学演讲,1996年4月
  • “未来的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无论如何如何应以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任何预测总不免是假设与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准确。”[1]:26
  • “幸运得很,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1]:27
  • “其实重要的预见也并不多。我在文革开始不太久之后,就推断将来毛泽东一定会整肃林彪,写了社论〈自来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测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文章的题目是〈不知往哪儿躲〉,说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儿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当年中国对越南交战,我曾预测中国占领中国占领若干土地、对越南当局给予教训后必定撤退,对于进军到何地为止,何时撤兵,都有大胆预测,结果幸而言中。对于香港的前途,我比较重要的一个推测(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明报》社评中发表),是中国当局会决定收回香港,大概会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时并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事实是,中国政府的确于一九八二年宣布,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十五年。这些我决不敢自负,只是运气好,恰好碰中了而已。”[1]:27-28
  • “预测香港的前途并不太难,因为主要的根据是中国领导当局的决策,而决策的内容与各种因素并无机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只要能长期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1]:31
  • “这其中香港所发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贡献之重要,是无可估量的。由于这些实际的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现状,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现状,才对中国有用,既然有用,就长期而充分的利用之。这个政策一直不变。”[1]:36
  • “‘反英抗暴斗争’,组织左派群众,和香港的英国政府正面冲突,冲击港督府,与警察打斗,到处放置炸弹。英国出动正规军反击,双方都有死伤,还累及不少无辜市民,一时局面十分恶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左派暴动才渐渐平息。其后这场动乱的组织者与发动者据说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有些人还受到处分惩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改造。经过了这次教训后,‘不得破坏香港现状’的政策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更加得到重视,这个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现状的维持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也即是对全党有利,对香港广大中国同胞有利。”[1]:37
  • “他(彭定康)完全不了解,马列主义者确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民意’,全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例如报纸、电视、电台、广播、杂志、政治领袖、政论家、文人、花钱买来的广告等等)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意见,所以不足重视。”[1]:40
  • “人心动荡是有理由的,信心不足,那也不错。至于‘九七之后必定混乱’,那就不见得会是事实。‘九七’还没有到,大家都只是推测。我是凭着对香港的充分了解,对中国政治的了解而作出这样的判断。”[1]:45
  • “我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时我在大学里是学法律的,对国际法相当熟悉。我在香港有成千成万读者、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苦乐忧喜我不能不深切关怀。何况其他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大部分是香港的知名人物,是社会上众所尊敬的人士,大家都是有名誉、地位、财富、事业的,参加这委员会纯綷是贡献而不是寻求什么利益。”[1]:49
  • “我和他(萧蔚云)有时有不同意见,可以坦率的讨论或辩论。有一次在许多香港记者面前,我们对于中国内地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作了相当激烈的辩论。他很客气地表示让步,我心中感激,自责态度不好。从此之后,我们二人结成了好友。关于我的小说在内地的版权问题,萧教授曾介绍他做律师的学生协助处理。”[1]:57

中日关系与环太平洋文明[编辑]

  • “与现实状况不相称的、欠缺灵活性的思想就教条。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教条曾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1]:69
  • “香港居民的意愿也是长期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不过香港居民还特别强调,我们要求保持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现有的法律与法治制度,否则的话,港式繁荣与港式稳定不能保持。对于‘长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在数十年内生活方式及法律制度不变’这两大要求,香港居民不论是参与统治的上层人士,企业家与厂商,或专业人士、中产阶级,或小市民、职工、工人、小贩,或青年、学生、家庭主妇,政治上的极右派反共人士或左派工商界、工会,从未提出过异议。所以,香港居民中压倒多数的意愿是一致的,只有人数殊不道的极少数持不同意见。”[1]:79
  • “据说,曾有一群思想激进的香港青年上北京献议,主张彻底改变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政府负责人劝告他们不要提出这种主张,中国当局也不会接受他们的主张。事实上,中国当局所提九七之后的方案,也包括了‘繁荣稳定,自由法治’这两大要求。中国当局明确表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些承诺,明文写在《基本法》之中。”[1]:79-80
  • “日本和香港有两个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贸易。只要保持和平,进行自由贸易,日本和香港肯定会‘共存共荣’。”[1]:84
  • “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1]:134

抚今追昔话当年[编辑]

  • “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成长的时代。战争的年代是生活十分困难的时代,我看到民众的苦难,因而就决心从此要与民众站在一起。”[1]:115
  • “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上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大陆上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的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下,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这些共产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终于能将马列主义教条、无产阶级专政、各种各样恐怖政治运动全部抛诸脑后,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幸福而自由。”[1]:162-163
    • 对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印象,刊《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

从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纪[编辑]

  • “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调不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些类似内地的中型城市。不过这种情形很快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而转变。”[1]:171
  • “我们之所以喜欢住在香港,就因为这里无疑是自由的地方。”[1]:171
    • 〈香港无宝,自由即宝!〉,《明报》社评
  • “所谓‘言论的自由’,即人民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政府不能对此横加干涉或予以惩罚。”[1]:178
  • “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论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权利时,不能妨碍旁人的自由。”[1]:179
  • “‘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种重要之极的宝贵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间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实,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间,除了亲情之外,也混有友情。”[1]:186-187

酒逢知己千杯少——论中日的友情观[编辑]

  • “中国人结交朋友,很重视‘知己’的观念。要互相了解而志趣相投,那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需要长时期的结交。《史记》中说:‘谚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如果互相意见不投合,即使从小做朋友做到大家白了头发,仍如新相识的陌生人一样;如果意见一致,即使是道路上初次偶然相逢,停下车来随便谈谈,也可以成为老朋友,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1]:213

谈香港的明天、佛法与人生[编辑]

  • “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被物质的丰富所目眩,重视的是商品的拥有和消费价值,却不重视精神的价值。与以前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却未必一定会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钱或物质的多寡来计算的,须以内心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价值来衡量。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须这样重视精神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将商品或物质作为追求目标的话,由于物质有限而人的欲望无穷,就会演变为争夺、掠夺、斗争、战争,更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吧!为了回避这㮔大灾难,就要发展、创造精神和人格的价值,对之日益重视,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如果人类的精神和人格渐趋崇高,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否定掠夺行为,这难道不就是产生恒久和平的根源吗?”[1]:224
  • “我们必须克服的是,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种可无限膨胀、永远无法知足的欲望。欲望可分‘好的欲望’和‘坏的欲望’,不知足的欲望就是‘坏的欲望’。东方哲学的精髓就包含跨越这种‘恶欲’。”[1]:225
  •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1]:243
  • “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1]:243-244
  • “生活于斯之人,将整个生活集中于商业活动,原为情理之常,只不过在努力经营赚钱之余,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时间也决不会是白花的。中国传统的处世之道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出发点可以说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个人能克制欲望,能够知足,能够适可而止,做事不太过分,就不会受到羞辱,不会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则,终究对己对人都大有好处。如果虽然少赚了一万两万元的金钱,却多赚了内心的平安喜乐以及别人对你的尊敬与爱心,内心的电脑一按,恐怕还是大大占了便宜吧?”[1]:244

漫谈世界名著[编辑]

  • “闲谈至此,不禁想到战争的可怖、和平的可贵。”[1]:247
  • “现在回想起当初,谁都会为国而不惜捐躯吧!当时,我们满怀敌意仇恨,恨不得杀了所有的敌人,其实,对敌国全部人民都怀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视的心理,完全是不必要的,战争的罪过主要是由发动战争的那些当权者、政客、大军人所犯下的。”[1]:248
  • “战争有‘侵略战争’与‘卫国战争’的分别,为了保卫国家人民,那是正义而必要的战争,侵略战争则不是。”[1]:249
  •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经济发展。经济和生产是社会变化的根本,这个原则我是十分信服的,确是马克思天才的重要理论。不过也有人不同意他说得这样百分之百的确定。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就曾在《自由与组织》一书中,以轻松的例子提出异议。他说,马克思关于历史的理论是过于确定了。事实上,当两个巨大的力量互相对立而相持不下之时,一股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改变历史。历史不能说是必然的,其中充满了偶然的因素。”[1]:254
  • “如果说历史发展纯粹由于物质而忽视人的作用,那是机械唯物论,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反对的。中国理论界曾有‘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辩论,结论是两者互相作用而推动,不可缺少其一。”[1]:256
  • “中国有一句老话:‘英雄见惯亦寻常。’”[1]:257
  • “‘因’是原因,‘缘’是条件,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存布,必定有其原因与条件。”[1]:258
  • “人之‘一念’所以会产生,与物质条件、时代潮流、众人生活等等有关,这就是‘因缘’了。我的理解是心物互相依存,互相作用。”[1]:258
  • “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学院派文学评论家与瞧不起大众的作家成为文坛风气的法官。”[1]:285
  • “文学可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佛教可以解决人生问题,两者都在探究人生。”[1]:286
  • “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谁是百分之一百的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1]:287-288
  • “普遍而言,正邪、好恶难以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人生真的很复杂,命运确是千变万化的。”[1]:288

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三国演义》、《水浒传[编辑]

  • “‘造反有理’,要看造反的对象是谁。对暴虐的奴隶主、封建统治者、外族侵略者、帝国主义者造反,当然是有理的,但革命秩序既已建立,就不能对之造反了,只能要求改进,使得革命秩序更加巩固稳定。永无止歇的造反,变成无政府主义,那就无理。”[1]:449
  • “向封建帝皇、贪官污吏投降没有好结果。无论如何必须抗争到底,万万不能投降。”[1]:450
  • 历史教育十分重要,我对历史确实深有兴趣。”[1]:464

〈马援见汉光武〉[编辑]

  • 马援年轻时家里很穷,常对朋友们说:‘大丈夫的志气应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当益壮’的成语就是他创出来的。)后来他在西北经营游牧,发了财,叹息说:‘凡是经营产业,重要的是在能救济别人,否则不过是守钱虏罢了!’(‘守钱虏’或‘守财奴’的名字由此出。)”[5]:10
    • “三剑楼随笔”,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公孙述大摆仪仗,神气十足的赴会,对马援的礼貌十分周到,完全当他是最尊敬的贵客看待,礼毕之后就留他做官,要封他为侯爵,请他做大元帅。马援的随从们见这位皇帝如此相敬,都很愿意留下,马援却开导他们说:‘天下群雄正争斗得十分激烈,公孙述听到人才来到,不匆匆忙忙出来迎接,反而大搞一套无谓的礼节,弄得大家都像木偶一般,天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长久给这位仁兄用的。’于是告辞回去,对隗嚣说:‘公孙述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井底之蛙’典故出此),不如专心靠拢洛阳。”[5]:11
    • “三剑楼随笔”,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马援行礼之后说道:‘当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也要择君。我和公孙述是同乡,年轻时很要好。我到四川时,公孙述却在殿旁排列了执㦸的卫队才命我进去。我这次远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坏人,为什么这样随便?’刘秀笑道:‘你不是刺客,不过是说客罢了。’马援见这位皇帝既随和,又有幽默感,心中钦定之至,道:‘现在天下大乱,称王称帝的人不知有多少,今日见你这样恢廓大度,就像汉高祖一样,才知只有陛下才是真的皇帝。’(‘恢廓大度’这四字成语,就是这样出来的。)”[5]:11
    • “三剑楼随笔”,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池田大作、金庸.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香港: 明河社. 1998. ISBN 962-8129-20-1. 
  2. 2.0 2.1 金庸. 《天龙八部(修订本)》. 香港: 明河社. 1978. 
  3. 3.0 3.1 3.2 金庸. 《笑傲江湖(修订本)》. 香港: 明河社. 1980. 
  4. 读书心得:《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七月号
  5. 5.0 5.1 5.2 金庸. 《金庸散文》. 香港: 明河社. 2007. ISBN 978-962-8982-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