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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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书法家和诗人,也是為中國大陸和全世界帶來巨大影響的具爭議人士。受大量人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因长期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等机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首任主席而被惯称为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深刻影响和参与塑造了现代汉语规范和中华民族精神。

《毛主席语录》及《最高指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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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

论马列主义[编辑]

  •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 变种: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纳起来就是一条——‘革命无罪’;毛泽东思想千句万句,总结起来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编辑]

  • 哲學講半個鐘頭就行了,講久了反而講不清楚。

立足实践知行统一的认识论[编辑]

  •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1937年7月)的结尾
  •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1页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一段文字
  • 情況是逐漸了解的,需要繼續不斷的努力。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2]:378
  • 如果我們的認識是有窮盡的,我們已經把一切都認識到了,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
    ——〈關於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编辑]

  •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透过现象看本质
  • 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

唯物辨证法[编辑]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编辑]

  • 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裡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裡就有問題。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3]:839
  • 一個矛盾克服了,又一個矛盾產生了。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總是有矛盾存在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4]:66
  • 世界上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自古以來是這樣,一萬年後也會是這樣。正因為世界上有壞的東西,我們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們不會把一切都做好,否則我們的後代就沒有工作可做了。[4]:69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编辑]

对立统一规律[编辑]

“一分为二”二分法及相关争论[编辑]
  • 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党内团结的辩证法》(1957年)之结论

1964年,杨献珍强调了“合二为一”的哲学命题,被毛泽东注意,受到政治批判。1979年后,中国哲学界认为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是不合适的。

相信物质无限可分[编辑]

[5]

  • 据徐涛的回忆:1953年,20多岁的徐涛被分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当保健医生,跟主席在菊香书屋前面的小院子散步时,谈到了物质结构的问题。毛主席说:“墨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端’是组成物质的最小成分,比外国人提得早。”问徐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你听说过吗?”徐涛说不知道。主席说:“这出自《庄子》。据说古希腊人德谟克利特是原子论的主要代表。在古希腊文里,原子就是不可分割的含义。古代化学家为了适应封建帝王的要求,搞点石成金或炼长生不老丹,都走了邪路,所以对原子的理论没有深入,直到18世纪还一直认为原子就不能再分了。”又问徐涛:“后来‘原子不可分’的论点又是怎么打破的?”徐涛简单地向主席介绍了门捷列夫的“周期率”以及居里夫妇对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都不断证明原子内部还有着更复杂的结构。主席听完,用肯定的语气讲道:“你看他们的头脑就是好独立思考,不跟别人脑子走,不信原来多年的成说,不怕名人权威。”当徐涛讲到卢瑟福的原子构造理论时,主席说:“正是此人发现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还是此人提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的设想。”接着,主席又提出问题:“你说这质子、中子还能再分吗?”主席很肯定地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物质无限可分,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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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和钱三强谈话时正式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随口答:“是这样。”毛又问:“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只好照实答:“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毛略加思考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在他的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演说中预言了反质子的存在。1955年,美国物理学家埃米利奥·塞格雷和欧文·张伯伦通过粒子加速器实验发现反质子,二人因此获195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56年,美国物理学家布鲁斯·考克又发现了反中子。)
  • 1963年8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第一期刊登了从俄文转译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该文提出基本粒子并非最后不可分。毛主席看后,极为赞赏。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提到坂田昌一的论文,并阐发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8月24日,主席又将周培源于光远请到中南海,谈到了坂田昌一的文章。
    • 龚育之的回忆:1964年8月18日下午,在北戴河中央开会的地方的一间大房子里,毛泽东同龚育之等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毛泽东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离子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 于光远的回忆:1964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国际科学讨论会,日本来了一个既有自然科学家又有社会科学家参加的代表团,团长就是坂田昌一。8月19日,毛泽东接见各国代表团。由于坂田在整个到会的科学家中间的学术地位是最高的,到会的科学家与毛泽东第一个握手的就是坂田。在握手时,毛泽东对坂田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写得很好。”1964年8月2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于光远和周培源,要周培源讲讲基本粒子是怎么一回事。周培源讲了五六分钟比原子更小的粒子。他一面拿着画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的示意图,一面向毛泽东讲解。毛泽东讲到过一个观点:“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
  • 毛泽东晚年在会见旅美中华民国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时讨论了基本粒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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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谢尔登·李·格拉肖提议:“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运动发展观[编辑]

新陈代谢规律[编辑]

  •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矛盾论》
  • 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艱苦鬥爭中鍛鍊出來的。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6]:704
  • 舊的東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東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1955年10月27日)[7]:489
  • 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既有生就有死。
    ——〈農村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1955年10月)
  • 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
  • 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956年7月14日)[4]:71
  • 什麼東西都是舊的習慣了新的就鑽不進去,因為舊的把新的壓住了。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4]:261
  • 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 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 我在世时吃的鱼多,我死后把我扔到大海里喂鱼吧。你们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向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编辑]

  • 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和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 事情總是不完全的,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8]:300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编辑]

  •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9]:139

党的三大工作作风[编辑]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编辑]

  •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着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密切联系群众[编辑]

  •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批评和自我批评[编辑]

  •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它政党互相区别的显着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它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编辑]

  •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要保持谦虚。在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
  •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
  • 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學習忍耐。
    ——給陳毅的信(1944年4月9日)[10]:45
  • “欲速則不達”,這不是説不要速,而是説不要犯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必然要失敗的。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1944年10月)

注重调查研究[编辑]

  •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農村調查的序言〉(1941年3月)
  • 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反对资本主义》(1930年5月),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发挥主观能动性[编辑]

  • 不要等到問題成了堆,鬧出了許多亂子,然後才去解決。領導一定要走在運動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後面。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1955年)

正确对待错误[编辑]

  • 事物是十分錯綜複雜的,又是在發展變化的,人的思維的反映跟不上客觀實際,就一定會犯錯誤……[4]:65-66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 什麼事情都不能過分,過分了就要犯錯誤。[4]:70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 我們要使錯誤小一些,這是可能的。但否認我們會有錯誤,那是不現實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4]:70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 甚麼叫辯證法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11]:275-278
    ——〈黨內團結的辯證法〉(1957年11月18日)
  • 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説是『懂得』,其實並沒有懂得。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年5月23日)

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编辑]

  • 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编辑]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3]:1031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3]:790
  •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和美国记者安那·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12]:1193
  •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 力量小的,同人民聯繫的,強;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956年7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编辑]

  •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谈到儒家旧道德之“勇”时毛泽东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
  • 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 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论合作社》(1943年10月)
  •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作家“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讲演),这篇讲话后来成为“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奋斗精神”是毛泽东提倡的共产党员三种精神。)
  •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告诫全党
  •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
  • 《中國共產黨黨章》(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第一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总纲 第九自然段: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党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 第二条 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
      (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1957年,毛泽东针对有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
  • 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
    ——1959年毛泽东的一个批语

毛泽东多次题字“为人民服务”:

  • 1944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邹韬奋逝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 1944年冬,毛泽东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 1945年5月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1945年9月20日毛泽东为重庆《大公报》报馆职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
  • 1949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工程学校(简称“军委工校”)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题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字
  • 1950年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接见在苏联学习的革命烈士后代。烈士郭亮之子郭志成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写下了“为人民服务”
  • 1950年7月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临行前毛泽东在李银桥的笔记本第一页上题写了“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勉励
  • 1960年冬毛泽东为曾在自己身边做过保卫工作的辽宁公安干部杨颖题写了“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
  • 1964年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勤学苦练,为人民服务”
  • 1965年5月毛泽东为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郭国群题词“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
  • 1965年7月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 1965年8月毛泽东为庐山疗养院钟学坤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
  • 1965年9月15日毛泽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编辑]

  • 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説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説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年5月23日)
  • 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複雜的。
    ——提出文章題目可以考慮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日)[11]:147
  • 只要不是敵人,那末就是人民,在這個範圍之內就不是專政的問題,不是誰向誰專政的問題。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因為這些人有言論自由,有集會自由,有結社自由,有遊行示威自由。所有這些是憲法上寫了的,這是民主的問題。……有些地方傷了人,現在不要搞那麼樣的改造。努力學習,除業務之外,除專業之外,在思想上有所進步,政治上也有所進步,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時事,學點政治,這個東西很有必要。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就沒有靈魂。……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新生力量要被社會承認,要經過艱苦奮鬥。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一些,但是還是有許多新東西是受壓抑的,碰上官僚主義者,碰到頑固派。……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說匈牙利事件一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人心不齊,幾億人口,中間許多人會跟我們的想法不同,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許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知識分子犯起錯誤來還要更厲害。
    ——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講話[11]:156-164
  • 為著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而發佈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許多時候就行不通。何況政府與人民之間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間已經發生矛盾,不去調查研究矛盾的情況,討論解決的方法,單靠行政命令,會有甚麼效力呢?至於人們精神世界的問題,例如藝術、科學、哲學、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採用強制方法了。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自修稿第二次稿補充,1957年5月8日[11]:214

三大法宝[编辑]

  •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
  •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统一战线[编辑]

参见:统一战线
  • 有綱領有原則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間的道義之交,只有這種道義之交,交情才能長久。
    ——〈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的談話〉(1938年2月)[2]:102
  • 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

政治协商[编辑]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不能把它搞成国家机关。因为人大和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如果把政协也搞成国家机关,岂不成了二元论了吗?这样就重复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讲不通了。要实事求是,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不等于不重视它,而恰恰是重视它。共产党就是党派,也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它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所降低。

武装斗争[编辑]

毛泽东军事思想[编辑]

  • 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毛泽东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一幢公寓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根据中国当时国情提出的的著名论断,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
  • 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957年11月)
  •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十年内战[编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名《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红四军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后,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复的一封公开信。
  •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8年有关打击国民党军的建议[13][14]
红军长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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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中的相关条目:
参见:毛泽东诗词#红军长征

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战[编辑]

  • 一、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並受南京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二、在特區政府境內施行徹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和史沫特萊的談話〉(1937年3月1日)
  • 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给蒋中正的信(1938年)
  • (發给彭德怀之电报)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6页
感谢日本军阀[编辑]
  • 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
    ——〈與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15]:187
  • 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説:『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國主義皇發動大規模侵略,霸佔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國主義,中国共產党也不可能勝利。』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15]:383
  •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载于《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對旧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說的話,见于王俊彥《大外交家周恩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
  • 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出处:文革期間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 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你想到了。)(毛主席):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16]

解放战争[编辑]

  • 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给聂荣臻的电报(1947年4月22日)
  • 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5日)
  • 美國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麽劃江而治,將後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见于《“公者千古,私者一時”——雷潔瓊訪談錄》[17]

党的建设[编辑]

参见:中国共产党
  •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文件上作出的批示,这段话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建党大纲”,成为1967年以来的中共整党建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又作了“吐故纳新”的指示

建国初期至文革前[编辑]

  •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奮鬥自勉〉(1917年)[18]:41
  •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 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
  •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12]:1473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开国制宪[编辑]

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体会议
  • 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1949年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1]:83
  • 這個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
    ——1949年9月25日同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拿起五星紅旗图样說[10]:11-13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 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 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項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10]:1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10月1日)
制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抗美援朝战争[编辑]

  •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230页
  •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1.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2.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3.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4.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土地改革运动[编辑]

  •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19]:21-22
    ——〈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

镇压反革命运动[编辑]

  •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19]:42
    • 〈批轉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1951年1月17日
  •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20]
    •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
  • 「南京方面,据二月三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百五十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 〈对上海南京镇反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12日
  •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42
    • 〈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0年12月19日
  • 「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 〈转发中央公安部关于镇反的报告〉,1951年4月22日
  •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 〈在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上的批注〉,1951年5月9日
  • 「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 〈华东局拟以华东公安部名义发出的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具体方案〉(1951年5月28日)

社会主义改造[编辑]


反右运动[编辑]

  • 蛇不让它出来怎麽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讲话,1958年4月6日

知识分子问题[编辑]

参见:知识分子
  •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19]:452
  • 马克思是半知识分子。[21]
  • 知识分子的身体也是不干净的,不但思想不干净。[22]
  •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

大跃进及其后果[编辑]

人民公社化运动[编辑]

三年大饥荒[编辑]

1959年庐山会议[编辑]

  • 「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出处:《庐山会议实录》第298页
  • 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我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的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断子绝孙。
    出处:《庐山会议纪实》
  • 「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
    出处:《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假如你们要登在报上,自找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23]
  •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24]

七千人大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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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苏核威胁到两弹一星[编辑]

参见:原子弹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 原子弹只是一只美国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到原子弹问题
  • 研制导弹、原子弹,创建中国战略核力量、打破核垄断
    ——195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1956年1月1日下午3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给解放军高级将领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字。他预言导弹战将是未来战争必定出现的场景,建议中央军委组建一支专门的导弹部队。)
  •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5]
  •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1957年11月18日于莫斯科,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讲话[26],引发震动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的恐慌“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

论斯大林和个人崇拜[编辑]

  • 慶祝斯大林,這不是一件應景的事情。慶祝斯大林,這就是說,擁護他,擁護他的事業,擁護社會主義的勝利,擁護他給人類指示的方向,擁護自己的親切的朋友。因為現在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受難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
    ——〈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0日)[6]:657
  • 要講心裡有氣,我也有一肚子氣,主要是對斯大林。但是我沒有講過,我今天也只是講有氣就是了,甚麼氣我也不準備講。實際上現在我也沒有氣了,至少是氣不多了,時間過去了,斯大林死了。應當承認,現在蘇聯同志的作風有很大的改變,並且還會改變,還會進步。蘇聯的發展是一個曲線,它是按照辯證法走路的。列寧的辯證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學(若干部分,相當大一部分),現在又在回到辯證法。我很高興,看見蘇聯同志們的一些辯證法的文章,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斯大林時代就不敢講。我到莫斯科來了兩次,頭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黨』,那是一句話,講得好聽,實際上不平等。現在還要徵求意見。剛才赫魯曉夫同志不是提出組織起草委員會嗎?沒有採納的意見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後如果太多數認為不能採納,還可以保留,在實踐中間來看究竟哪個對。如果實踐證明提意見的對,而我們錯了,比如講,蘇聯、中國兩黨共同提出的這個草案錯了,那麼,我們就承認錯誤。這就是一種平等的關係。
    ——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開幕會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4日)[11]:268-269
  •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说
  • 也许有些根据。斯大林是个人迷信的目标,但是据说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这种事情。批评家们说,在中国人民中间有一些这种东西(这种感情或习惯)。(他们)这样说,或许有某种理由。也许,赫鲁晓夫就是因为丝毫没有受到个人迷信,所以才下了台……
    ——1964年,赫鲁晓夫遭遇政变被迫下台后,毛泽东答埃德加·斯诺问“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迷信。这个批评有根据吗?”
  • 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1969年毛泽东再答斯诺
  •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 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1966年7月,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
  • 196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1968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他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 他们为什么封我‘四个官’?什么永远健康,难道人生还有不死的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的。他们把我吹得越高,将来气球穿泡了,就会跌得越惨,要粉身碎骨的……物质不灭嘛!
    ——毛泽东在武汉的宾馆看到报纸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后对身边的卫士们说
  • 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斯诺时说
  • 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位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中!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 1975年国庆节,毛泽东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论防修反修[编辑]

论党内利益集团/新生资产阶级[编辑]

  • 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63—464页

论亡党亡国[编辑]

  • “南沙不能丢......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其侄子、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汇报的新华社关于西沙、南沙考古工作的报道时说
  • “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195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 还是我的那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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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 八億人口,不斗行嗎?
    ——在书房里会见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谈话(1975年12月31日)

要文斗不要武斗[编辑]

  •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以后不许打人。
    ——《关于打人问题》(1966年8月1日)
  • 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敌我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用武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即《十六条》)

“文革”初期,发生了红卫兵强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伤人的野蛮行为。对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66年8月,毛泽东至少两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不要武斗”。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批评造反派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这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浙江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时,又一次对武斗提出批评,:’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幸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对于发生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大规模的武斗,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这种内乱的局面,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1967年底,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为了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他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随着武斗的升级,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权威,亲自出面制止武斗。1968年,他签发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以制止发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和发生在陕西的反革命事件”。不久,他又派遣数千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在工宣队受到蒯大富等人的武力抗拒,造成5人死亡、731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时,毛泽东发了雷霆之怒。7月28日凌晨,他接见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爱兰、王大兵,严厉地训诫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接着明确提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武斗的立场,:“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呀?他又说,我没有踢呀,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呀?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

  • 1960年代,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 毛泽东:“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善的,你千万别受这一套的骗。人总是要死的,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要见上帝,这是自然规律,谁能活一万岁?”
    我最反感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虐待‘走资派’——那些罢了官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过去我们抓了俘虏不打不骂,还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呢!现在因虐待他们已经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第二件事就是说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得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还在这里吗?”

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实践及国际问题评论[编辑]

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编辑]

  •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4月)[27]
  • 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
    ——〈同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談話〉(1972年7月24日)[28]:317

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编辑]

  • 這次共同宣言實際就是我們的綱領,它不涉及具體事,提的都是原則問題,並不管波蘭和中國具體怎麼做法。這次開會實質上就是成立一個新的國際,但是沒有機構,由各黨的領導人參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經過大家同意,不能強迫接受,每國的黨也並不是其它支部。
    ——同哥穆爾卡第一次會談時說,1957年11月6日[11]:264

中苏交恶[编辑]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 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这些占领的领土我们没法数清楚,有的中国政府,比如说国民党政府和清政府,声明的比我还多。我现在是以国际法声明最少的部份,那都是有清楚历史根据属于中国的地方。苏联一共才不到两亿人口,其中一半都是侵略的人口,所谓的少数民族。它本是一个欧洲国家,现在把领土扩展到整个地球,渗透到中国,抢走了中国大量的国土。一百年以前,它取得的所有领土都是以行贿和武力占领其他国家或中国领土得到的。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结束它的侵略!今天如果你让苏联继续侵略中国,明天他就将侵略日本和美国。
    ——〈会见尼克松〉(1972年)

反对一切帝修反的世界革命外交路线[编辑]

反美帝三大声明[编辑]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非洲来宾时,应当时在古巴避难的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主席罗伯特·威廉此前的要求,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大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16日)
  •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五二〇声明》)

“三个世界”理论和反苏统一战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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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第三世界[编辑]

  •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15]:383

中美结盟反苏[编辑]

  • 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
    ——〈同尼克松談話〉(1972年2月21日)[28]:324
  • 美國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護,蘇聯要擴張,這個沒法子改變。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和平的繼續。和平就是政治。
    ——〈關於戰爭與和平的一段話〉(1974年4月17日)[29]:524

英雄暮年[编辑]

九一三事件前后[编辑]

  •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1970年9月6日[30]
  • 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沒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答是否擊落林彪飛機,1971年9月[31]
  • 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
    ——答是否擊落林彪飛機,1971年9月[32]
  • 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們黨的一個好黨員、好同志。他能團結人。他跟我吵過架,但我們在幾十年的相處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向西哈努克親王說,1972年1月[28]:303
  • 「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同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談話〉談及林彪路線之實質,1973年12月17日[28]:335

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编辑]

  • 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指出
  • 我們郭老,在歷史分期這個問題上,我是贊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書》裡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
    ——〈同楊振寧談話〉(1973年7月17日)[28]:343
  • 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
    ——〈同楊振寧談話〉(1973年7月17日)[28]:343-344
  •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与江青谈话时说
  •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973年9月,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编辑]

安排后事[编辑]

  • 我是虛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還有腳病。快了,要消滅了。
    ——會見越南客人黎德壽,1973年2月1日[28]:330
  • 我這個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醫生,給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氣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
    ——會見美籍醫生李振翩和夫人湯漢志,1973年8月2日[28]:331
  • 你們政治局討論一下,要宣傳,造輿論嘛。突然有個死亡就不好了。外國人也不替我宣傳。我一身都是病。兩年之前,我幾乎見上帝了。上帝請我去喝燒酒,他那裡也有茅台酒呢,請我去喝呢。
    ——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和王后,1973年12月9日[28]:331
  • 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73年12月12日[28]:358
  • 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給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28]:372
  •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觀片面。
    ——〈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1974年4月17日[29]:374
  • 「江青同志,你要注要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說「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28]:378-379
    • 〈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1974年7月17日
  • 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28]:389
    • 〈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見的傳達〉,1974年10月20日
  •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28]:393
    • 〈對江青來信的批語〉,手稿,1974年11月12日
  • 「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至囑。」[28]:393
    • 〈對江青來信的批語〉,手稿,1974年11月20日
  • 「『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28]:396
    • 〈周恩來起草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要點〉,1974年末至1975年初
  •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28]:398
    • 〈關於理論問題同周恩來談話〉,1974年12月26日
  • 「將來她(江青)會跟所有的人鬥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28]:402
    • 〈同王海容、唐聞生的談話〉,1975年1月
  • 「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人要有自知之明。」[28]:402
    • 對江青說,1975年1月下旬
  •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強造也不好。」[28]:406
    • 〈關於釋放戰犯問題的意見〉,1975年2月27日
  • 「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甚麼照樣搞呀?為甚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廬山會議反對林彪是對的。」[28]:415-416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5月3日
  • 「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28]:434
    • 〈同鄧小平談話〉,1975年9月24日
  • 「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28]:441
    • 《講話要點》,1975年
  • 「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28]:448-449
    • 同毛遠新談話,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1976年1月21日
  •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29]:488[28]:452
    • 中共中央印發之〈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 「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15]:444
    • 江青談話,〈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1975年7月14日
  •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甚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28]:451
    •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 「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28]:458
    • 聽取毛遠新關於天安門事件情況彙報時談話,1976年4月7日
  •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風血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28]:463

论政治制度[编辑]

联省自治[编辑]

  • 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
    ——刊《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頁
  •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叁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刊《大公报》,1920年10月7日
  • 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於没有国。……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麽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麽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麽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瑞的统一论,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
    ——〈反对统一〉,刊《时事新报》,1920年10月10日

国家[编辑]

  •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组成国家,五亿人统统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工人、农民?[33]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

宪政[编辑]

  • 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 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還要懂得,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然困難,卻是大有希望。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6]:739

代议制[编辑]

  • 議員而不有職業的限制,則事實上仍然有錢的人當選,無錢的人落空……結果仍然是一種不利於平民的政治。
    ——在長沙《大公報》連續發表《省憲法草案的最大缺點》,1921年4月25日至27日[34]:83

选举[编辑]

  •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四个就一万多,那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35]

民主[编辑]

  • 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6]
  • 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
    ——〈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內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玫詞、問題與答覆〉(1944年6月12日)
  •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等人的谈话[37]
  •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
  • 民主這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

民主集中制[编辑]

  • 他们(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经济[编辑]

  • 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11]:16-17
    ——聽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之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彙報時說,1956年3月1日
  •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

人口和计划生育[编辑]

  • 中國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
    ——〈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的講話〉(1957年2月)
  •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那是不行的。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19]:471
  • 你们要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们一千万。……这么一来,她们会让你们的国家充满灾难,损害你们的利益,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她们会生小孩,而我们的小孩已经太多了。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作出上述建议(可见于美国国务院公布的1973至1976年的解密外交档案)

妇女儿童青少年[编辑]

妇女[编辑]

  • 三面鐵網(社會、母家、夫家)堅重圍著,求生不能……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
    ——就轟動長沙城之新娘趙五貞因反對包辦婚姻在花轎內自殺事件,在1919年11月16日長沙《大公報》發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分析趙五貞自殺[34]:47-48
  • 社會裡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就不能不高呼『社會萬惡』……男女之間,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係,還在經濟,就是為資本主義所支配……這便是女子被壓制不能翻身的總原因。
    ——在長沙《大公報》和《女界鐘》發表《趙女士的人格問題》、《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問題》、《女子自立問題》、《『社會萬惡』與趙女士》、《非自殺》、《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等九篇論文和雜感,集中抨擊封建禮教和中國的萬惡社會,1919年11月18日至28日[34]:48
  •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壹(由壹國、壹省、壹縣以至壹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壹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 壹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 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沈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 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壹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壹 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壹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 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壹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 ,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遊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 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壹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 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 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壹個老年農民搶去了, 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 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壹點,因 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 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壹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 ,婦女擡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壹天壹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壹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 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壹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 道男女關系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鬥爭全部勝 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 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系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 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 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發生地 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壹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 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⒅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 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34]:48

青年[编辑]

  •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謙虛;第二,祝你們身體好、學習好、將來工作好;第三,和蘇聯朋友要親密團結。
    ——《在莫斯科會見我國留學生和實習生談話》(1957年11月17日)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
    •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 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
    • 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科教卫体[编辑]

科学[编辑]

  • 科學的東西,隨便甚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

教育[编辑]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1952年6月14日
  •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38]
    ——〈春节谈话纪要〉,1964年2月13日
  •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年6月4日
  •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39]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1965年12月21日
  •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接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的“七·二一指示”

体育[编辑]

  • 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 1917年毛泽东《体育之研究》
  •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的题词
  • 你们打球赢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赢人家也不好。双方打球是友好比赛,活跃文体生活。强队不要怕,弱队要鼓励。要尊重人家,要帮助人家,要帮助人家把你们赢了才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在湖北武汉搞调研观看篮球赛时提出,1969年5月

游泳[编辑]

  •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916年冬毛泽东《七古·残句》
  •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25年《沁园春·长沙》
  •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6年6月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
  • 游泳是锻炼身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 青年人,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 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独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 杜波依斯回答毛泽东:“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 “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 斯诺回忆说:“我想,毛为了权力而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是失掉了周游世界的个人自由。他常说他很想一游美国。在保安,他告诉过我他希望能够见见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最近中国大事植树造林也许得助于他对这两个地方的兴趣。我这次见到他时(编者注:1960年),他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中去游泳。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同意他去波托马克河,不过也许会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一游。‘在河口’他加了一句,那儿有50英里宽。”
    • “如果他们同意呢?”斯诺不失时机地问道。
      • “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只在河口游游而已。”

卫生[编辑]

  •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1941年毛泽东应邀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原红军卫校“军医十四期”)题词(1940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经毛泽东提议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防治血吸虫病
  •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的战斗号召(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消灭血吸虫病摆在了“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首位。)
  •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于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批评卫生部
  •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经整理后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历史评论[编辑]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ZhíJu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最早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78年第9期

评论史书[编辑]

详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评论历史人物[编辑]

详见: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

文学评论[编辑]

诗歌评论[编辑]

另见: 毛主席诗词
  • 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与陈毅论诗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祝好!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載《詩刊》一九七八年一月)

小说评论[编辑]

  •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關於《水滸》的評論,1975年8月14日[40]

评论虚构角色[编辑]

孙悟空[编辑]

  • 孙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猪八戒是自由主义,但有修正主义,老想退伍。当然,那个党不好,是第二国际,唐僧相当于伯恩斯坦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6日)
  •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待分类[编辑]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 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纪念白求恩〉
  •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
  •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 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2页
  • 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34]:42-43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而在中國則「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34]:43-44
    • 《湘江評論》第二號出版,刊載《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在該刊第三號、第四號繼續連載,1919年7月21日
  • 「凡事或理之為現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適當之解決,致影響於現代人生之進步者,成為問題……先從研究入手……須以學理為根據……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注重有關係於現代人生者」[34]:46-47
    ——為問題研究會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1919年10月23日
  • 「欺人太甚,有些難忍」[34]:59
    ——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說張敬堯禍湘,1920年6月9日
  • 「湖南人應該更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怎樣廢去督軍,建設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後應該積極注意的大問題」[34]:59
    ——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1920年6月11日
  • 「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34]:59
    ——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1920年6月18日
  • 「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34]:63-64
    ——在長沙《大公報》新開辟的「湖南建設問題」專欄,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堅持先分省自治後解決全國總建設之觀點,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之主張,1920年9月3日
  • 「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願意自己好也願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我對於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於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34]:74
    ——寫長信給蔡和森,蕭子升和其他在法會友,回答蔡和森、蕭子升等提出關於新民學會之方針、方法之意見,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12月1日
  • 「先生穿起長衣告誡我們工人,我們當然很感謝先生的盛意;但先生如果脫去長衣,站在我工人地位向我們盡忠告,我們不更加感謝先生麼」;文章接著申明四點:(一)「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站在我們的地位來教訓我;能夠不為我們的師長,而降格以為我們的朋友」;(二)「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將事實調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視人家的人格」;(三)「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夠下得身段,真真實實地教訓我們……我們很願先生能真個脫去長衣,辭去大編輯職務,幫助我們,幹勞動運動……我們只承認能犧牲自己的地位,忍饑吃苦,而為我們大多數工人謀利益的人,是我們的好朋友!」;(四)「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替我們仔細想想,我們當用何種方法而後能讀書和運動的機會?……我們非減少工作時間,不能取得讀書的機會;我們非自己團結起來,自己創辦補習學校,不能取得讀書的場所」[34]:107-108
    ——以鉛印活版工會名義寫之《鉛印活版工會致大公報記者盾書》在長沙《大公報》發表,1922年12月14日
  • 「殺一兩個人封閉一兩個工會,固然是損失,但並不因此停止他們必須的活動,而政府方面受通國的責難……工人所希望的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確於工人有利。但中國目前尚難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義為原則。至官廳文告常有工人盛倡無政府主義之語,全違事實。工人并不信仰無政府主義」[34]:106-107
    ——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身份,率領粵漢鐵路、泥木、理發、鉛印活版等11個工會之代表郭亮、任樹德、羅學瓚等20餘人,於11日會見長沙縣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廳長石成金,12日會見省政務廳長吳景鴻,13日會見省長趙恒惕,就10個問題進行交涉,1922年12月11日至13日
  • 「一方最急進的共產派和緩進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派都為了推倒共同敵人和國民黨合作,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動的軍閥派。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一個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這個期內是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是必然成功一種極反動極混亂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國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獨立的聖藥,大家不可不知道。」[34]:112
    • 在《新時代》創刊號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1923年4月10日
  •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4]:145
    • 主编之《政治周報》在广州创刊,為該刊撰寫之《〈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 「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便是《政治周報》的責任。……《政治周報》的體裁,十分之九是實際事實之敘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對於反革命派宣傳的辯論」[34]:145
    • 主编之《政治周報》在广州创刊,為該刊撰寫之《〈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 「辛亥年的革命,雖然其本質應該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然因當時多數黨員還沒有看清此點,黃興、章太炎、宋教仁等一班右傾的領袖們只知道國內清朝貴族階級是敵人,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41]:25
    •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1925年冬
  • 「辛亥革命初成,同盟會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贊成孫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見之於實行,結果解散革命的同盟會,改組不敢革命的『國民黨』,併合了許多代表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團,使小地主階級在國民黨中成了絕對多數的支配者。……孫先生因此大憤,決志改組中華革命黨,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黨的名稱,不惜與小地主階級領袖黃興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統。黃興一派小地主領袖們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華革命黨,脫離了孫先生之後,另外成立了歐事研究會。不久加以擴張,招引許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學會。我們只要看政學會中幾乎無一個不是地主階級,即可知道他們何以必須脫離孫先生,何以必須放棄革命,何以漸漸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由進步黨蛻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視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組成了聯治派(聯治派乃由南方各省地主階級近四年來欲組織而未成形的政黨),擁護趙恆惕、陳炯明、唐繼堯、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權。」[41]:26-27
    •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1925年冬
  • 「(孫中山)絕對是為了『救苦』,絕對不是為了『發財』:絕對是使人類從壓迫階級解放出來,絕對不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41]:28-29
    •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1925年冬
  • 「兩年來尚未能將本黨革命目標及方法,深入占全國人口最大多數之工農小商群眾中……欲使本黨之主義政策深入民眾,惟有在關係民眾本身利害之地方的或全國的大小事變之中,努力進行其宣傳,始有實現之可能……欲求革命之成功,則國內國外之革命的聯合戰線,必須擴大而鞏固之」[34]:153-154
    • 所作《宣傳報告》,1926年1月8日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42]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
  •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43]
    ——《沁园春·长沙》,1927年9月
  • 「世上決没有無缘無故的愛,也没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
    •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年5月23日
  • 蔣委員長萬歲!」
    ——在重慶雙十協定會議談判時期一次茶會上高呼,1945年10月
  • 「當着天空中出現烏雲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
    • 〈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
  • 「多則無力,不多不少則力量大」[10]:22
    ——稱在代表名額中,共產黨員不能太多;關於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一些地方主要傾向關門主義
  • 「農村和城市的情況不同,沒有別的黨派參加政府,但也有非黨幹部。沒有非黨幹部參加政府就會出毛病。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這樣就不容易做壞事和發生官僚主義。蘇聯也是共產黨與非黨合作,《真理報》說,政府幹部中黨員佔四分之三,其他是非黨幹部。中國永遠是黨與非黨的聯盟,長期合作。雙方要把幹部都當成自己的幹部看,打破關門主義。關門主義過去是有的,『三怕』的說法就是證明。」[10]:24-25
    ——同綏遠軍區負責人談話,1949年10月24日
  • 「我們認為毛主席可於十二月初動身去莫斯科。」[10]:36
    ——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電,手稿,1949年11月9日
  • 「我準備於十二月初旬動身。」[10]:36
    ——接到斯大林邀請電,致斯大林電,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 「四個軍及三個炮師決按預定計劃進入朝北作戰,自明十九晚從安東和輯安線開始渡鴨綠江,為嚴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晨四時即停止,五時以前隱蔽完畢並須切實檢查。」[10]:126
    ——致鄧華等電,手稿,1950年10月18日
  • 「美偽均未料到我志願軍會參戰,故敢於分散為東西兩路,放膽前進……此次是殲滅偽軍三幾個師爭取出國第一個勝仗,開始轉變朝鮮戰局的極好機會」[10]:128
    ——致彭德懷等電,手稿,1950年10月21日
  • 「現在是爭取戰機問題,是在幾天之內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之後開始作戰的問題,而不是先有一個時期部署防禦然後再談攻擊的問題。」[10]:128
    ——致鄧華等電,手稿,1950年10月21日
  • 「敵進甚急,捕捉戰機最關緊要。兩三天內敵即可能發覺是我軍而有所處置,此時如我尚無統一全軍動作的處置,即將喪失戰機。」[10]:129
    ——致鄧華等電,手稿,1950年10月23日
  • 「江界、長津方面應確定由兵團全力擔任,以誘敵深入尋機各個殲敵為方針。爾後該兵團即由你處直接指揮,我們不遙制。」[10]:131
    ——致彭德懷、鄧華電,手稿,1950年11月5日
  • 「戰爭仍然要做長期打算,要估計到今後許多困難情況。要懂得不經過嚴重的鬥爭,不殲滅偽軍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殲滅美英軍至少四五萬人,朝鮮問題是不能解決的,速勝的觀點是有害的。」[10]:134-135
    ——致彭德懷、朴一禹並告金日成、高崗電,手稿,1950年12月26日
  • 「第四次戰役後敵人可能和我們進行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談判,那時談判將於中朝兩國都有利。而敵人則想於現時恢復仁川及漢城兩岸橋頭堡壘,封鎖漢江使漢城處於敵人威脅之下,即和我們停戰議和,使中朝兩國處於不利地位。而這是我們決不允許的。」[10]:147
    ——致彭德懷電,1951年1月28日
  •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劃中立區為主題,來掩蓋他因記者這個小問題而引起會議停頓的不妥當行動。我方為取得主動起見,決定同意他劃中立區的提議,也同意他將新聞記者作為他代表團工作人員一部分的辦法,以取消敵方的一切藉口。」[10]:164
    ——致李克農並金日成、彭德懷電,手稿,1951年7月14日
  • 「關於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議先行交換可以行走的重傷病俘虜一事,我方準備同意討論此事,覆文尚須數日才能擬好,暫時不要向外邊透露。……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並作必要準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著急。艾森豪威爾上台後在亞洲採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具體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對於違反協議事件,過去我們採取不分輕重一事一抗的方針,本已有些被動。最近一星期內,如無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對方送抗議。」[10]:182
    ——致丁國鈺並金日成、彭德懷電,手稿,1953年3月23日
  • 「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 「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 「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 「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19]:87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 「我方對於政治會議的方針是,繼續堅持和平政策,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並進一步爭取和平解決遠東其他問題,以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11]:85
    • 致電金日成,提出中國對雙方分別派代表召開政治會議之意見,1953年8月15日
  • 「目前法國人民要求經過和談結束越南戰爭的壓力愈來愈大,法國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也認為侵越戰爭得不償失,主張和談,拉尼埃也兩次正式表示願意談判;但是美帝從朝鮮停戰後便企圖使侵越戰爭擴大化,脅迫法帝打到底。在這個時候,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正式表示願意用和平協商方式解決越南戰爭,是需要的,合時宜的。只有這樣,才能把和平旗幟抓在我們手裡,更進一步鼓勵法國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積極鬥爭,揭穿法國反動派說越南不要和平,把戰爭責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陰謀。也只有這樣,才能利用和擴大法美之間的矛盾。」[11]:90-91
    • 致電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勢,1953年11月23日
  • 「如和談成功則另作停戰部署,目前應作和談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談。」[11]:95-96
    • 對中共中央軍委致韋國清電報稿之修改手稿,1954年5月12日
  • 「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這是蘇聯提出的口號,也是我們的口號,現在變成艾登他們口裡的話了,變成尼赫魯他們口裡的話了,他們也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這就是很大一個變化。這種變化,估計再有一個時期,只要東南亞這個問題和下來之後,會有個促進。所以,整個形勢應當說是比較過去大為好轉。」[11]:96-98
    • 周恩來一行回到北京,當晚毛在中南海住處召開會議,聽取周關於日內瓦會議進展情況之報告,1954年7月6日
  • 「一、爭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二、開始建立東南亞和平區域,建立合作並發展它,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或集體和平公約。三、與英國改善關係,爭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四、爭取與法國改善關係,建立邦交。五、爭取與美國政府改善某些關係——孤立與分化。六、團結一切願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內),孤立和分化美國。七、國內要團結,支持代表團,爭取外交勝利。八、國內統一戰線的發展和鞏固。有人懷疑圈子越搞越小,並非如此。九、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十、增強警惕。敵人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國內聯盟和與蘇新國家(蘇聯和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和平聯盟。門大開了,要團結、警惕。十一、增強外交工作陣營。為保衛建設和工業化,沒有外交陣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11]:100-101
    • 在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五十七次會議上講話要點,1954年7月8日
  • 「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後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
    • 〈駁「輿論一律」〉,1955年5月
  • 「批評要是及時的批評,不要老是愛好事後的批評。」
    •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
  • 「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
  • 「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裡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11]:38-45
  • 「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彆扭的,跟自己作過鬥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從前我講過,對於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11]:61-62
    • 主持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講話,1956年8月30日
  • 「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麼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甚麼,後頭改正錯誤應該怎麼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11]:64-66
    • 主持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體會議並講話,1956年9月10日
  • 「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於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11]:46-47
    •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致開幕詞,1956年9月15日
  • 「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
    • 〈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1956年9月
  • 「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麼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同志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末,甚麼人當主席、副主席,同志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只要能夠幹的都幹」;根據毛建議,八大通過之黨章增加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11]:57-61
    • 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講話,1956年9月13日
  • 「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於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11]:46-47
  • 「我們的勝利只有七年。我們的政權專政的職能,即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於沒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範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其次,是保護生產力。」[11]:77
    • 同英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1956年9月18日
  • 「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11]:77
    • 同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談話,1956年9月22日
  • 「將來要變成甚麼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後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11]:79-80
    • 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1956年9月22日
  •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
    • 〈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1956年11月
  • 「凡是失敗的事,倒霉的事,錯誤,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
    • 〈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1956年11月
  • 「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11]:149
    •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
    •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1957年1月
  • 「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19]:367
    •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 「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19]:368
    •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 「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4]:229
    •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 「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能夠批評倒,能夠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真理,那末這個東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的問題。……老幹部如果批評倒了,那就是該批評的。怕批評,總是有弱點就是了。我看,老幹部、新幹部都有弱點,弱點方面都應該批評,並且要成為一種習慣。人民範圍內的事,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現在工作方法已經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實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沒有,橫直是官僚主義。這樣逼出一個大民主來了,於是乎罷工、罷課。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提倡在人民範圍之內的問題使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範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技術觀點是好的,就是要發展科學技術,要有科學技術觀點,要發展到大家都熱心。但是,不要搞單純技術觀點。希望我們的同志們關心新的政治,關心新的大局。我們有些所謂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無非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沒有說服力,引不起他們的興趣。所以,應該改善我們這個政治工作。」[11]:165-166
    •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結束時講話,1957年3月1日
  • 「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業方針錯誤,工人減薪,資本家簡單地被打倒,知識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沒有鎮壓。」[11]:144
    •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之結束語提綱歸納匈牙利事件產生之原因,手稿,1957年3月1日
  • 「那個十大關係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係怎麼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11]:11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1958年2月18日
  • 「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11]:327
    • 在成都會議上講話,1958年3月22日
  • 「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11]:339-340
    • 寫一篇短文《介紹一個合作社》,在6月1日創刊之《紅旗》雜誌上發表,1958年4月15日
  • 「我們的同志不要被大學問家、權威、名人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勞動人民蘊藏著的創造性、積極性很豐富,過去就是上層建築——黨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夠,壓制住了,沒有爆發出來。現在開始看見勞動人民、六億人口的這種創造性。去冬今春才開始爆發出來。我們現在的辦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都爆發出來。……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11]:344-346
    • 以「破除迷信」為題,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第一次講話,1958年5月8日
  • 「準備打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因此不要在廣州深圳方面進行演習了,不要去驚動英國人。……請叫空司注意:台灣方面可能出動大編隊空軍(例如幾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擊,奪回金、馬制空權。因此,我應迅即準備以大編隊擊敗之。追擊不要越過金、馬線。」[11]:383
    • 看廣州軍區8月13日關於在深圳方向進行演習之部署給中央軍委報告,批語彭德懷,1958年8月18日
  • 「馬克思主義關於平等、民主、說服和人們相互關係、打成一片的思想,沒有發揮。人們在勞動中的關係,應當是平等的關係,是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的關係。」[11]:360
    • 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1958年8月21日
  • 「吃飯不要錢的辦法,可以逐步實行,暫時不定,明年是否實行,到時候再看。」[11]:362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1958年8月24日
  • 「人民公社建成以後,不要忙於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採用集體所有制為好,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制的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麻煩。實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然後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普及並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11]:362-363
    • 《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加寫一段話,1958年8月29日
  • 「金門炮擊,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藉以觀察敵方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包括糧食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他們固守。」[11]:405
    • 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給福建前線部隊,公開登載在當天《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 「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路一條,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台灣,我們在華沙根本不談台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路。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裏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11]:406-407
    • 同新加坡《南洋商報》撰稿人曹聚仁談話,1958年10月13日
  • 「有捆人,打人,就是還有封建殘餘,是對敵我界限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相互關係沒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罵、四鬥,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44]:11
    • 在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徐水工作時談話紀要,1958年10月21日
  • 「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甚麼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係,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於被動」[44]:27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3日
  • 「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4]:451-452
    • 〈一個教訓〉,手稿,1958年11月25日
  • 「蔣委員長畢竟是蔣委員長,他敢於當杜勒斯之面頂住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證明他仍然是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
    • 在北京聽陳毅傳達情資後,1958年12月
  • 「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主义;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也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这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45]:34
    ——〈关于谈哲学等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1959年2月2日
  •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後,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為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並且在秋收後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幹部兩條正確的政策,並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44]:34-35
    ——為〈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手稿批語,1959年2月22日
  • 「我一月有點煩惱,二月更加煩惱,趙紫陽那封信給了我很大的幫助。」[44]:3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1959年3月2日
  • 「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44]:39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1959年2月27日
  • 「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44]:41-42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之合理性,並且作自我批評,1959年3月1日
  • 「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44]:42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之合理性,並且作自我批評,1959年3月1日
  • 「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得擔當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44]:44-4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1959年3月5日
  • 「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守勢,政治上採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44]:49-50
    ——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1959年3月12日
  • 「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毁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要『善財難捨』。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15]:34
    ——對陶魯笳關於山西省各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批註手稿,1959年3月30日
  • 「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志談工業問題。陳雲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武漢會議(武昌召開之八屆六中全會)定的指標難於完成。我當時說,完不成拉倒。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44]:33
    ——在上海召開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1959年4月5日
  • 「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麼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決定。」[15]:41
    ——〈關於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
  • 「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麼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裡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採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44]:50-52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1959年4月15日
  • 「他(達賴)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15]:44-45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1959年4月15日
  • 「為甚麼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甚麼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44]:64
    ——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最後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1959年4月15日
  • 「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15]:49
    ——〈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
  •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中國的小說裡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們的小說裡也會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說編成一本小冊子。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15]:49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1959年5月6日
  • 「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15]:66-67
    ——〈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1959年5月13日
  • 「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係,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15]:71
    ——〈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
  • 「中國有希望就是了。這還要靠你們幫助,靠世界上愛好和平人民的幫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環境,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們要和平,我們也是這樣。」[15]:73
    • 〈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
  • 「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15]:74
    • 〈如實公開報道災情〉,1959年6月20日
  • 「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甚麼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44]:77
    • 在韶山對隨同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說,1959年6月26日
  • 「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願借你同志之箸,為你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44]:118
  • 「『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15]:75-82
    • 提出廬山會議準備討論之題目時講話,1959年6月29日
  • 「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干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15]:75
    •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 「過去陳雲同志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15]:78
    •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 「過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左』傾時我曾說過,『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腳走的』。現在炮沒有了,第二條、第三條還有,如果忘記了這些,不好辦事。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15]:78
    •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15]:79
    •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 「斯大林說,破壞了規律才能認識規律。這句話對,但不全面。我們要從勝利和失敗兩方面來認識規律。和戰爭一樣,打敗仗可以認識規律,打勝仗也能認識規律,不能說只有打敗仗才能認識規律。要從成績和錯誤、缺點兩方面來認識。我們為甚麼搞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是鑒於斯大林走的彎路。農業長期短腿,大中小結合、地方和中央結合等這樣的問題,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我們還算抓得快,改得快吧。……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的事。但是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是要付學費的。全國大辦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出了學費。煉鋼鐵的小土群轉化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縮短提高質量的過程。」[44]:91-95
    • 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1959年7月10日
  • 「為甚麼不讓人家講呢?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並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44]:103-108
    • 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會議主題從糾「左」轉到反右,1959年7月23日
  •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44]:110
    • 〈對於一封信的評論〉,手稿,1959年7月26日
  • 「高指標成了一種負擔。一改下來,我們擔子就輕了。這是自己立起一個菩薩,然後向它拜。我們現在破除迷信,把菩薩打爛,重新立一個合乎實際的指標。……我們的路線究竟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所定的這條路線發生了問題。……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路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感覺到需要有一種空氣,需要有一種民主,並且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因此我們感覺政治局擴大會議不夠了,這個民主還小了,現在就請同志們,大家來開中央全會,這個民主大一些。……現在有一種分裂的傾向。……那麼,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怎麼辦呢?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目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只有這種方法。……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的問題了。」[44]:115-117
    • 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開始舉行講話,1959年8月2日
  • 「金門打炮每一個環節都是我跟總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麼一個嚴重的局面,美國十二艘航空母艦來了六艘,第七艦隊是他最大的艦隊,搞邊緣政策,護航。這個地方是美國軍艦,這個地方是國民黨軍艦(主席講這兩句話時,擺兩個茶杯作比。——記錄者註)相隔這麼一點。他這裏鋪起美國國旗也不動,他也不打我們,我們也不打他,我們專打國民黨。這個事情不能粗枝大葉,要很準確,很有紀律,後頭轉到雙日不打單日打,以後又搞什麼告臺灣同胞書這套東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輿論,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兩大本(指新華社編的內部資料《參考資料》——引者註),你才瞭解情況,才知道動向,不然怎麼決策?開頭我們不是在這裏報告了嗎?那個時候,我們跟張文白,還有許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門、馬祖搞回來。後頭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張治中——記錄者註)一道嗎?形勢不對了,金門、馬祖還是留給蔣委員長比較好,金、馬、台、澎都給他。因為美國就是以金、馬換台、澎這麼一個方針,如果我們只搞回金、馬來,恰好我們變成執行杜勒斯的路線了。所以,十月間回到北京的時候就改變了,金、馬、台、澎是一起的,現在統統歸蔣介石管,將來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國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馬?這樣,我們就不會變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們的領導者,就是以金、馬換台、澎,蔣介石不做總統。蔣介石不做總統,這個我們也不贊成的。美國人壓迫他,不要他做總統,要陳誠做,講好了的,蔣介石答應了的,陳誠也答應了的。後頭我們這個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勁了,共產黨支持嘛,(笑聲)他現在決定做總統了,是蔣介石做總統比較好,還是別人做比較好?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搞垮,他就不贊成。」[11]:403-405
    • 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1959年9月15日
    • 「那時他們做得不對,不應該把兵艦調來調去。美國人沒有多大本領。他們以為我們(指中蘇雙方——引者註)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其實,那時我們雙方並沒有談這個問題。當時所以沒有跟你們談,是因為我們有這種想法,但是還沒有最後決定。我們沒有想到打炮會引起這麼大的風波,只是想打一下,沒曾想他們調動這麼多的兵艦。你們走了以後,我們在八月中旬才決定打。美國人在黎巴嫩總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生怕別人打他。美國人沒有立刻弄清楚我們的目的,以為我們要打台灣,就把他們的軍隊從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賓調來。等到地中海艦隊開到新加坡的時候,一看沒甚麼事情啦,就在新加坡下來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們一罵,他們就退回到菲律賓去了,住了兩個禮拜。可以看得出來,美國人這次部署很慌很亂。」[11]:382
    • 同赫魯曉夫談話,1959年9月30日
  •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主義劃清界限了。然後還要進一步解決客觀存在能否認識、如何認識的問題。」[15]:104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規律,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後來才是多數人認識。就是對少數人說來,也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也要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麼先知先覺。」[15]:104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15]:104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反覆實踐,反覆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15]:104-105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本質總是藏在現象的後面,只有通過現象才能揭露本質。」[15]:105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後面。因為思想、識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覆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覆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15]:105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15]:106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絕對真理包括在相對真理裡面。相對真理的積累,就使人們逐步地接近於絕對真理。不能認為相對真理只是相對真理。不包含任何絕對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們忽然找到了絕對真理。」[15]:106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15]:107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5]:109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並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15]:118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15]:119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我們讀書也是波浪式的,讀書之前要做別的事情,讀了幾個鐘頭以後,要休息,不能無日無夜地讀下去。」[15]:120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產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15]:130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15]:133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定義是分析的結果,不是分析的出發點。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15]:139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15]:197[46]:215
    •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15]:197[46]:215
    •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15]:197[46]:215
    •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 「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15]:197-198[46]:215
    •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 「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15]:198[46]:215
    •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 「以後同日本軍閥打仗,又和蔣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15]:201
    •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
  • 「你們在座的都比我年輕。世界上大多數事情,都是年輕的、比較不出名的、地位比較低的、財富比較少的人做出來的。」[15]:202
    •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
  • 「世界上的事情在變化,變化得特別快。」[15]:203
    •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
  • 「勝利是逐步得來的,群眾的覺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們在內,也是逐步覺悟起來的。」[15]:203
    •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
  • 「所以,說有所改變是正確的,說基本改變了是不符合事實的。你說人的精神面貌改變了,這是合乎事實的。革命工作的結果,把人解放出來了。」[15]:216
    • 〈同斯諾的談話〉,1960年10月22日
  • 「對。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擔負的。我們不會因為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維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雖然如此,我們不打。」[15]:217
    • 〈同斯諾的談話〉,1960年10月22日
  • 「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後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在現階段,在很長時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後二十年內,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44]:212-213
    • 對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之緊急指示信稿之修改,1960年11月3日
  •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15]:220-221
    • 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之指示,1960年11月15日
  •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15]:222-223
    • 為中共中央起草之轉發甘肅省委關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之第四次報告之批語,1960年11月28日
  • 「戰敗了,殖民地都沒有了,這對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黨應當了解,這個失敗不是恥辱,對壟斷資本來說是恥辱,對人民來說是勝利。打敗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恥辱,你們應當展開爭論。」[15]:245
    •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1961年1月24日
  • 「我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沒有外力的壓迫是不會覺悟的。」[15]:245
    •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1961年1月24日
  • 「今年這一年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沒有調查研究是相當危險的。」[44]:232
    • 聽取劉子厚彙報時插話,1961年1月26日
  • 「如果社、隊劃小以後,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解決了,現在還存在兩種平均主義沒有解決,一個是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個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均主義。」[44]:243
    • 同陶鑄等談話簡要,1961年2月25日
  • 「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的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後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產量只有二百四十億斤,他們說有四百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廬山會議是要反右的,但是接著就在群眾中反右,這就壞了。……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誇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44]:244-245
    • 在廣東省委三號樓,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著重談人民公社體制問題,1961年3月5日
  • 「這個原則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劃小,明年得劃小,明年不劃小,後年一定得劃小,橫直是要劃小就是了」[44]:247
    • 在廣東省委三號樓,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再次強調公社規模要劃小,1961年3月5日
  • 「窮富隊拉平的問題,現在已經證明,對富隊不好,對窮隊也不好。必須對生產大隊下面的生產小隊,區別對待。小隊裡頭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也就是勞動力多的與勞動力少的社員戶之間的矛盾。」[44]:252
    • 在廣東省委小島餐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講話,1961年3月14日
  • 「廬山會議本應繼續解決鄭州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中間來了一個插曲,反右,其實應該反『左』。……餓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44]:255
    • 同陳伯達等談話,1961年3月19日
  • 「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嘛!」[15]:277
    • 〈總結經驗,教育幹部〉,1961年6月12日
  •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麼能打通呢?……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是平反。」[15]:273-277
    • 北京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發表講話,1961年6月12日
  • 「我們有把握的、有成套經驗的還是民主革命。……講到社會主義革命,則不甚了了。……這個問題究竟如何?你們說有了一套了,我還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廣州會議、北京會議搞了一套,認為徹底解決問題了。我看還要碰三年,還要碰大釘子。會不會亡國(蔣介石來,打世界大戰)?不會。會不會遭許多挫折和失敗?一定會。現在遭了挫折和失敗,碰了釘子,但還碰得不夠,還要碰。……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比如工業,我就不甚了了。計劃工作怎麼搞,現在總搞不好。」[44]:277
    • 在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會議上講話,1961年8月23日
  • 「對我們來說,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於道路,那是人走出來的。小路是人走出來的,大路也是人開闢出來的。逐步取得經驗,逐步看到光明。……我們第一靠國民黨留下來的工程師、知識分子、技術工人,第二靠蘇聯幫助。我們講蘇聯幫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廠,上海就沒有靠蘇聯,蘇聯專家沒有去過,全部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辦學校也要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我們自己沒有大學教授。我們連唱戲也不會,要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這批人對我們來說是寶貝。……我主要考慮的有哪些問題?首先是國內問題,其次才是國際問題。」[44]:279-281
  • 「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44]:281-282
    • 與蒙哥馬利第二次談話,1961年9月24日
  •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 〈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
  • 「對於過去走彎路的看法,應該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後是省委,然後才是地委、縣委。我到下邊一看,省委說錯誤主要由他們負責,也說到中央,但總是說中央總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豬場等,都是中央的。雖然材料是由你們來的,但是誰叫你相信呢?誰叫你購買呢?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於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面。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人的認識總有個過程的。問題是認識得慢了一點,時間長了一點。」[44]:295-297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1961年12月20日
  •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15]:289-304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15]:293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麼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15]:294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15]:302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15]:306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失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15]:306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 「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麼辦?讓他保留意見。」[15]:307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15]:309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人講話的人,要採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只要他真心願意改正,只要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要求過高,檢討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幫助他。人是要有人幫助的。」[15]:309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願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採取寬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還可以讓他在那裡繼續工作。」[15]:309-310
    •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賽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為宜,請酌定。」[44]:327
    • 批示周恩來,1962年4月27日
  • 「蔣匪軍多數人是被迫來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黨是想到大陸來拚命的,或者是為了到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搶劫,想發橫財的。因為台灣人少,兵員不足,匪幫頭子們則想到大陸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壯年補充部隊。」[44]:331
    • 在新華社《關於蔣軍準備竄犯我沿海地區》電訊稿中加寫手稿,1962年6月11日
  • 「國際形勢是很好的,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兩年是低潮,因為我們辦錯了許多事,主要是高徵購、瞎指揮這兩件大錯誤。各種的瞎指揮,農業的瞎指揮,工業的瞎指揮,幾個大辦。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改變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講這個問題了,就看出這個問題了。然後就開了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我現在再講一點,關於我們怎麼對待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歷來的方針不要改變,即:不管犯了甚麼錯誤的同志,只要認真改變,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那個路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一看二幫嘛。」[44]:355-358
    •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講話,1962年9月24日
  •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47]:653-654
    • 1962年9月24日講話加以整理,並經修改審定
  • 「突然大談和平解決。送總理閱。請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領導人過去幾天,是否有過十八日這種論調。」[44]:367
    • 從當天《參考資料》上看到,印度總理和總統在11月18日講話中都說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衝突,當即在《參考資料》第五四〇六期上批示,1962年11月19日
  •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15]:320
    •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1963年5月
  • 「受壓迫的人民自己總是要起來的。」[15]:336
    • 〈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963年8月9日
  • 「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我們不動它並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15]:336-337
    • 〈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963年8月9日
  • 「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28]:36-37
    • 〈同聽濤克己談話〉,1964年1月5日
  • 「階級成份和本人表現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唯成份論是不對的。」[28]:42-43
    • 〈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𢑥報時的談話紀錄〉,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
    • 〈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
  • 「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 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裡。」[48]:87
    • 〈培养无产階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
  • 「世界是無限的。世界在時間上、在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在太陽系外有無數個恆星,太陽系和這些恆星組成銀河系。銀河系外又有無數個『銀河系』。宇宙從大的方面看來無限的。宇宙從小的方面看來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電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莊子講『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對的。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無窮無盡的。要不然物理學這門科學就不再會發展了。如果我們的認識是有窮有盡的,我們已經把一切都認識到了,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15]:389
    • 〈關於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
  • 「人對事物的認識,總要經過多少次反覆,要有一個積累的過程。要積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會引起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15]:389
    • 〈關於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
  • 「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裡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過學生的。而且就是當了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15]:324
    •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1964年8月29日
  •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49]
    • 〈關於總結經驗的指示〉,1964年12月13日
  •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 〈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4年12月20日
  • 「地富反壞是後台老闆,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28]:66
    • 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同劉少奇發生當面意見衝突,1964年12月20日
  •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28]:68
    • 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同劉少奇發生當面意見衝突,1964年12月20日
  • 「就是要講點民主。天天是講民主,天天不講民主。有那麼一些同志,叫別人講民主,自己就不講民主。」[28]:72
    • 〈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12月28日
  • 「好話要聽,這不成問題,好話是愛聽的,問題就是壞話。」[28]:72
    • 〈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12月28日
  • 「正確的話同錯誤的話,兩者都要聽。講得正確,當然要聽。講錯了呢?你也得聽下去。他批評你評錯了,有什麼問題呢?自己本身是正確的,人家批評錯了,那就沒有問題,責任在那個批評者嘛。那你也不愛聽?批評正確的要愛聽。自己正確,人家批評的錯了的,那更好聽嘛。」[28]:72
    • 〈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12月28日
  • 「在同志中間,不要使人怕。在敵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間那麼兇,使人怕,那不行。我說,有鬼。不然為甚麼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較少一點。」[28]:72
    • 〈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12月28日
  • 「將來的事由將來的人決定。從長遠來看,將來的人要比我們聰明,如同資本主義時代的人比封建時代的人要聰明、要好一樣。」[15]:400
    •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中國很大,自己要辦的事很多,也很忙。中國也是一個『聯合國』。」[15]:405
    •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今後的一千年比過去的一千年可能變化大。」[15]:406
    •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麼很大的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我們不會打到美國去,這我已經說了,你們可以放心。」[15]:409
    •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我們不會打出去,只有美國打進來,我們才打。這點有歷史作證。我國忙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打出去是犯罪的,為什麼要打出去?」[15]:409
    •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我們沒有什麼侵略政策可以放棄,我們沒有侵略。可是中國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裡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15]:410
    •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中國內戰取得勝利,主要是靠美國的武器,這證明沒有什麼外國正面的支持。實際上,南越是從美國取得武器。去年以來,他們不僅能取得武器,還補充兵力,經常俘虜南越偽軍。這同過去我們兵源之一是蔣介石的軍隊一樣,他們是受過訓練的,是被抓來強迫當兵的,一經俘虜就能參加我軍作戰。」[15]:410
    •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這使美國政府處於困難的境地。要美國撤兵困難,不撤也困難。哪裡有點風吹草動,它就要派兵,就這麼調來調去。」[15]:412
    •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28]:89
    • 〈聽取賀龍、羅瑞卿、楊成武彙報備戰計劃時的講話〉,1965年4月28日、4月29日
  •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麼容易。有人想,『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28]:90
  • 〈同汪東興談話〉,1965年6月6日
  • 「猶記當時烽火裡,九死一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礡。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28]:89
    • 《念奴嬌·井岡山》,1965年5月
  • 「(陸)定一、康生、(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同志:此事應當改變。畫男女老少裸體Model是繪畫和雕塑必須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壞事出現,也不要緊。為了藝術學科,不惜小有犧牲。請酌定。」[15]:419
    • 〈關於繪畫、雕塑使用模特問題〉,1965年7月18日
  • 「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28]:94
    •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1965年10月12日
  •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28]:103
    • 〈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1966年3月30日
  • 「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28]:107
    • 〈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
  • 「事物不斷也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28]:107
    • 〈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
  • 「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定不佔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後分類排除。」[50]
    • 〈同各大區負責人在杭州談話〉,1966年6月10日
  • 「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甚麼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佔領不了的。在過去的鬥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51]
    • 〈同各大區負責人在杭州談話〉,1966年6月10日
  •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28]:114-115
    • 〈同胡志明談話〉,1966年6月10日
  •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28]:116
    •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人貴有自知之明。」[28]:116
    •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裡,文化部不在我們手裡,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裡,這些東西都不在我們手裡,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裡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28]:119
    • 〈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談話〉,1966年7月24日
  • 「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麼革命的中間狀態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甚麼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裡,不搞革命。」[28]:120
    • 〈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和大區書記談話〉,1966年7月25日
  • 「大,並不可怕。……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
    • 《人民日報》,1966年7月26日
  • 「你(劉少奇)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28]:124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1966年8月4日
  • 「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甚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28]:124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1966年8月4日
  •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28]:124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1966年8月4日
  •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行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28]:124-125
  •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決抵制。」[28]:111
    • 〈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寫的批註〉,手稿,1966年8月5日
  • 「至於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准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佔多佔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28]:127-128
    •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
  •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
  • 「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不很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28]:154
    • 同波蘭客人楊力談話,1966年12月21日
  • 「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還得了?哪個不犯錯誤?我也犯。」[28]:169
    • 〈同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人員談話記錄〉,1967年1月22日
  • 「對群眾我們不能潑冷水,但要說服。」[28]:169
    • 〈同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人員談話記錄〉,1967年1月22日
  •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28]:175
    • 〈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紀錄〉,1967年2月12日
  • 「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28]:175
    • 〈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紀錄〉,1967年2月12日
  • 「亂是由於階級鬥爭,兩派鬥爭,左派同右派鬥爭。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裡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28]:180
    • 在同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談話,1967年5月16日
  • 「有的『四大』(指大嗚、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搞得很慘,何必那麼搞?犯錯誤的幹部,主要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外是長期脫離群眾,現在群眾要報復一下。現在搞一下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又不是向敵人下跪。」[28]:193
    • 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講話,著重如何控制局勢,1967年9月4日
  • 「現在有點嚴肅、緊張有餘,團結、活潑不足。要講團結。幹部有錯誤,有問題,不要背後說,找他個別談,或在會議上講。」[28]:194
    • 〈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紀錄〉,1967年9月9日
  • 「龍潛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捱打,掛牌子。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28]:194
    • 〈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紀錄〉,1967年9月9日
  • 「黨的機構、政府機構都應大大縮小。」[28]:198-199
    • 在武漢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談話,1967年9月19日
  • 「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甚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28]:199
    • 〈同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紀錄〉,1967年9月20日
  • 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28]:199
    • 〈同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紀錄〉,1967年9月20日
  • 「我只要求你(幹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甚麼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甚麼要駡人?」[28]:201
    • 同阿爾巴尼亞黨政軍代表團談話,1967年10月3日
  • 「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28]:209
    •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8年5月8日
  • 「只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麼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28]:209
    • 關於武鬥、造反等問題講話,1968年5月11日
  • 「我才不怕打,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
    • 〈同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談話〉,1968年7月28日
  • 「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氣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28]:219
    • 批示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姚文元之一篇文章,把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審改文章時把稱頌「文化大革命」之慣用詞「史無前例的」刪去,並且寫批語,1968年8月22日
  • 「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28]:233
    • 對北京新華印刷廠在對敵鬥爭中執行「給出路」政策的經驗報告批示,1968年12月1日
  • 「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28]:238
    • 〈在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編印的《人民來信摘報》上的批語〉,手稿,1969年1月
  • 「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讓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文章寫出後才好開會。現在講幾個里程碑(指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我就不贊成。」[28]:237
    • 〈同中央文革碰頭成員談話〉,1969年2月7日
  • 「有人說,人家有歷史問題。有歷史問題不要緊,人都是有歷史的嘛!人就是歷史。」[28]:234
    •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9年3月15日
  • 「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一。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現在那麼多教授、幹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我們歷來講壞人是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28]:234-235
    •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9年3月15日
  • 「你們幾位老同志,為國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個部門。聶榮臻不能只管一個國防科委,葉劍英只搞一個軍事科學院,鑽進去就出不來。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多吃幾年飯,經驗多一些。小蘿蔔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小蘿蔔頭有用,但他們沒有經驗。」[28]:235
    •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等談話〉,1969年3月22日
  • 「報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寫,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都不要寫,只寫我和劉少奇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這次犯錯的同志,沒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時一個沒有丟。我們還是按過去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28]:235-236
    •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等談話〉,1969年3月22日
  • 「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28]:236
    • 〈在修改九大報告時加寫的一句話〉,手稿,1969年3月31日
  • 「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28]:239
    •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主持下開幕,1969年4月1日
  • 「現在擴大化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於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28]:243
    • 在中共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成部分召集人會議上講話,1969年4月11日
  • 「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贊成那樣口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這個口號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對立的。」[29]:40
    •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
  • 「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28]:246
    • 鑒於3月2日蘇聯邊防部隊入侵中國黑龍江虎林縣珍寶島地區,中國邊防部隊遵照中央軍委指示還擊
  • 「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途說的。內查外調搞不出甚麼東西,搞了很長時間沒有搞出甚麼東西。有的學生沒有經驗,有的還有派性,這一派整另一派。」[28]:251
    • 聽取軍委辦事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時講話,1969年5月26日
  • 「人的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28]:251
    • 往武漢向工作人員說,1969年5月至6月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刊《人民日報》,1969年8月1日
  • 「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28]:315
    • 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之聲明,1970年5月20日
  •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要由國內人民自己解決,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29]:111
    • 〈同法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貝當古的一段談話〉,1970年7月13日
  • 「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29]:169
    •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 「我長期也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開頭相信孔夫子,後頭相信康德的唯心論。什麼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華盛頓,相信拿破侖。」[29]:171
    •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 「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28]:318
    • 〈對周恩來關於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第三十一屆世乒賽報告的批語〉,1971年3月15日
  • 「這樣就好。事關大局,出以公心,不應當避嫌。我歷來認為,同志之間有隔閡,有問題,應當耐心商量,多做談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應久拖不決。工作不順利,有中央幫,總會解決。」
    • 〈在李德生報告上的批語〉,1971年4月24日
  • 「我們的方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的路線。路線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28]:289
    • 〈同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談話〉,1971年9月12日
  • 「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 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1971年8月至9月
  • 「要謹慎。第一軍隊隊要謹慎,第二地方也謹慎。不能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
    • 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1971年8月至9月

參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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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王任重日記,1966年6月11日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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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编辑]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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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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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华国锋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十二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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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代)宋庆龄(名誉)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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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董必武謝覺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肖扬王胜俊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 罗荣桓张鼎丞黄火青杨易辰刘复之张思卿韩杼滨贾春旺曹建明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