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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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學。
青年人很可愛,他們本質上很純潔,很有朝氣,他們是我們的未來。
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層。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前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曾於1981年至1987年間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

語錄[编辑]

  • 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是人類精神大解放。
  • 如果人民不歡迎我們,就該我們下台了。
  • 中國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學。
  • 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個好名聲。
  • 科學真理真難求,你添醋來我加油,論戰也帶核彈頭。核彈頭,你算學術第幾流?是非面前爭自由,你騎馬來我騎牛,酸甜苦澀任去留。任去留,濁酒一杯信天游。
    • 來源:《戲贈于光遠同志調寄漁家傲》
  • 青年人很可愛,他們本質上很純潔,很有朝氣,他們是我們的未來。
  • 我才不會無限上綱,自己把自己駡個狗血淋頭,換個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當當呢。
  • 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 對家的感情淡淡的來日方長;對黨的感情濃濃的人生有限。
  • 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 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層。
  • 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
  • 任何骗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凡是装腔作势,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清,动不动就训人的肯定有问题。小算盘,小圈子,小报告,小动作,小是小非,小恩小惠……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低级趣味!一身正气埋头苦干的人不少,但不琢磨事、专门琢磨人的人也不会消失。我看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下一代也解决不了。
    • 骗子和低级趣味
  • 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 心胸宽阔的人,喝水也会胖
  • 建国以后是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
  • 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 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
  • 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 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 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和的国家的领导体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
  •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 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
  • 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
  • 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 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出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
  • 我十几岁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民主是对立的统一,人民民主是基础,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 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
  •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 关于宣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受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没有远大眼光,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往往企求于大救星,对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对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们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有些事情,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
  • 1980年春节,在民盟中央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上,胡耀邦特意提到张澜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
  • 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爱国人士的合作。
  • 1986年9月23日,胡耀邦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林•格雷厄姆时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形象不怎么好,这是事实。是我们自己没有搞好。政治上出了些毛病,在处理民主、人权等问题方面有缺点,出了乱子。”
  • 凡是胡耀邦主持的会议,与会者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全不在乎。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胡耀邦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
  •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能招人嫉妒的人,大概都有点本事。
  • 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涉及路线问题。斗争的矛头指向官僚特权腐败分子,而不是全部同志。
  • 不要零敲碎打,我不赞成学语录,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做出的结论,语录把这些都删掉了,只留下几个干条条,有点生搬硬套。
  • 向前看,不要去纠缠那些历史问题,不要老是纠缠什么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影响,不要老是纠缠土改彻不彻底,镇反不彻底是不是有人要复辟,彭德怀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嘛。再就是政见公开,不要搞神秘化,神秘化是藏污纳垢,是庇护那些专制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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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文选摘抄[编辑]

公仆情怀与民主思想[编辑]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件大事特别重要: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思想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我们党历史上就曾经采取过两种方针,一种是错误的方针,一种是正确的方针。错误的方针就是压制的方针,堵塞的方针,甚至采取高压的方针。“文化大革命”中形成那么一个理论,叫“大批判开路”。我们不是说什么时间、对什么问题都不要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对旧世界就是批判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歪曲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使它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结果我们吃了苦头。什么是正确的方针呢?可不可以说,正确的方针就是疏和导的方针,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疏通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我们的言论渠道很多,有党的组织,有人代会,有政协,有职工代表会,有民族自治,还有信访接待工作,这都是广开言路的渠道。我们要治理国家,就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发扬民主,这是基本的政治建设。

总的说来,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在工作中都能遵循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一言堂”或各行其是的现象,再不允许存在了。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意义很不小,这就是挖掉了党内个人迷信,对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会起极端重要的作用。

鲁迅说得好,一切古今人从来就没有被骂倒过,凡是倒掉的,绝不是因为骂,而是因为被揭穿了假面具。我们党被骂过几十年,不是从来没有被骂倒过吗?而那些造谣惑众的人,终究是要被揭穿的,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经验与工作方法[编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编辑]

几十年来,我们党做任何事情,都是讲实事求是的。搞民主革命,靠实事求是;搞社会主义,还是靠实事求是。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违背了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受损失。

在实际工作中,凡是经过实验检验过的,对的一定要坚持,错的一定要改。

总之,我们要帮人民办事,就要实事求是。希望大家都来实事求是,大家都来做有有胆有识的干部。什么叫有识?第一,有正确的方向;第二,有科学的知识;第三,对实际情况了解很透。什么叫有胆?正确的,敢坚持;不对的,敢说;违法乱纪的,敢纠正。

陆定一同志有句话讲得好:实事求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实事求是必须同调查研究相结合。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基础,是十月怀胎。没有主观想象的实事求是,只有对实际情况有比较基本的了解,才能实事求是。我主张做个决定,就是中央机关一定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不联系实际,不下去调查研究,主观主义问题怎么能解决得了?外行问题怎么能解决得了?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多下去。我们书记处这一点做得也不够好。说是分不开身,其实,还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离开了你,地球照样转。

我们的同志对落实政策中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的东西,要敢于抵制,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说服不听,就批评,批评再不听,就可以拿到党组织中去辩论。说来说去,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要达到党中央的要求,非搞实事求是不可。坚持正确的,要靠实事求是;纠正错误的,也要靠实事求是。我们大家都坚持这种态度,落实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诸如材料处理问题、补发工资问题、子女安排问题等等,都是不难解决的。

      解放思想的重点,是要向前看,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比研究老问题,研究过去的问题难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新情况、新问题,有时候一下子还看不清楚,因为它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而老问题容易看得清楚些,因为老问题是旧问题嘛。所以,向前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向后看要困难一些。我们说,解放思想,要有勇气,就包括要有敢于排除万难,探索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勇气。

       因此,可不可以向做新闻工作的同志们讲清楚,解放思想的重点要转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来。现在,我们有一系列新问题要研究。各条战线都有新问题,年年都有新问题,甚至天天都要冒出新问题来。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以及外交、军事方面,都会不断地产生新问题。前年党校办《理论动态》时,同志们曾经担心地说:五天出一期,出到三个月没有东西写了怎么办?我说你发这个愁干什么,有的是要写的东西。我曾在中宣部说过,每个礼拜一开次会,提出一批报刊上的言论题目。对新事物,经常需要大家琢磨、大家提醒、大家考察、大家议论。

马恩没有亲自干过社会主义,列宁干了一下为时又太短,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有些设想本来就不可能切合后来的实际,更不可能切合离他们这样久远的我们今天的实际。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采取紧密结合实际地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的态度。学习是为了丰富头脑,指导实践,因而就要注意分清哪些是今天仍然适用的,必须坚持的,哪些是今天不可能适用的,必须创造性地加以发展的。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照搬照抄,削足适履,那我们就是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的态度,能够解决今天中国的四化问题吗?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能够包医百病。

凡是看准了的,就要当机立断,大胆地改;凡是情况复杂,没有看准的,要认真调查研究,经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以后再全面地改。

       我们如果既不总结历史经验,又不钻研新情况新问题,就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就要落后。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既解剖了过去,又掌握了现在,坚持正确的,纠正错误的,我们就能够把各项工作蓬蓬勃勃地推向前进。

      为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打开局面是不容易的。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着重强调的就是打开局面这四个字。刘少奇同志讲得好,凡属转折时期,就有个打开局面的问题。

      我认为,能不能在最近这几年内,在建设工作的各方面,包括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真正打开新的局面,这对于我们今后十几、二十年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

端正态度、做出典型与狠抓落实[编辑]

要办实事嘛!如果都只讲“原则”,原则就成了套话。所以我觉得,现在危害最大的就是不深入基层,不深入到群众中去,不是实实在在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你们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你们能够说在困难面前没有办法吗?“四人帮”都可以打倒,破碎的山河都可以重新收拾起来,不正之风就不能克服?我不相信。就看我们每个同志有没有胆量,有没有为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利益勇往直前的精神。老是想到个人利益,怕明天挨斗,怕后天被撤职,这样你自己都没有从个人小圈子里跳出来,怎么还谈得上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同志不敢办,不会办。这就要靠上面的党委,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典型示范。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落实干部政策,单靠开会、作决议、发指示、提要求还不够,还要领导亲自动手,解决一些老大难案件,作出样子,下面就可以跟着学。学你那个敢于坚持原则、拨乱反正的实事求是精神,学你那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好作风。大家都这样做,我们的事情就可以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请宣教干部局同上述单位同志联系一下,请他们各自发挥作用,不要说“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办法和能力都是闯出来的。要一个一个地查,发现一个就同那里的党组织商量解决,直到解决了才罢手。

       现在各条战线问题成堆,需要有一大批实干家、闯将去干、去闯。我们宣传部各局都要放手联系群众,搞调查研究,抓住一个问题就设法解决一个问题,不要来回汇报、请示。主动工作,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多做工作,群众高兴,知识分子高兴,干部高兴,中央也高兴,何乐而不为!

一条是狠抓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这方面,主要不是靠一般号召,而是靠检查督促。要不断地检查督促,发现一起就解决一起,抓住不放。谁不落实,就严肃批评。到处检查,使人们感到无法推脱。这样,还可推动整个风气的改进。扭转风气,没有特别的轻松窍门,窍门就是抓住不放,顽强到底!

总之,要解放思想,并及时总结经验,培养典型,成功一个就可以带动一片,一步一步地打开局面。

解决别的方面的问题,基本上也是采取这种抓住中心环节以带动其他的方法。

上级的东西要不要执行?当然要执行。但是,各级党委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时候,如果不把中央、上级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加以具体化,满足于照抄、照转、照搬、照套,就是错误的,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因为中央是从全国的一般情况出发的,只能讲一般的原则。中央、上级也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到,把一切都安排好。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情况非常复杂,事物又在不断地发展,中央不可能把一切问题都想得很周密。所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中央对地方提出了四条,就是: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一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当然,按照组织原则,这几条都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交换意见,或者请示报告。同时,该集中的一定要集中,一定要服从统一指挥。否则,各行其是,上级和中央一点不知道,那也是会出问题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上级的指示,这才叫作按唯物主义办事。

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编辑]

     我们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

      二十多年以来,我们搞经济,究竟吃苦头吃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基本的经验教训究竟在哪里?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找到了,就可以看出,现在要把经济搞上去,最基本的环节在什么地方。我个人的看法,我们二十多年在经济问题上吃苦头,最主要的教训有三条:

     第一条,我们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毛泽东同志虽然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偏离了要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建设这个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转移全党的工作重点,把生产搞上去,这是最大的政治,前几天邓小平同志讲,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写在党的文件上,变成了党规党法,当作我们的纲领记载下来了。但是,实际上解决了没有呢?在我们各级党委、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工作中解决了没有呢?我觉得,还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远远没有解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认真照这么几句话办事:第一句,要较快地适应四个现代化;第二句,要紧紧地围绕四个现代化;第三句,要认真地服务于四个现代化;第四句,要坚决地服从于四个现代化。

     第二条,我们的经济建设实行了一条不对头的方针。斯大林在批评当时苏联一个经济学家的错误时指出:“雅罗申科同志忘记了,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忘记了,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如果说,二十年来我们没有很好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是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或者是把手段当成目的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生产而生产,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是畸形发展的,同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长期脱节,缺乏活力。

     第三条,我们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的发展。许多同志说,当前主要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过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同时还需要考虑一下哪些是应该集中还没有集中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在思想上、政策上,我们要警惕分散主义;在管理体制上,主要是要改变集中过多的现象。集中和分散应该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个方面,就违反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为什么管理体制过分集中不行呢?理由就是我们的事业不能靠少数人,我们搞经济建设要靠大多数人,靠各级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只有集中,没有分散,是不符合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三中全会公报中讲的,要实行分工、分级、分人负责,要搞责任制。比如要搞地方的自主权,企业的自主权等等。对体制改革,要聚精会神,走群众路线,用三五个月,把它研究清楚,宜早不宜迟。不要再犹豫、徘徊了。

   应当看到,如果国家的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全局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展就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即使一时一地有某些发展,也难以实现供产销的平衡,因而不能持久。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为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无论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都必须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

    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目前商业网点和设施严重不足,中转环节过多,市场预测薄弱,在经营思想和管理方面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情况、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改进商业工作,大力疏通、扩大和增加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充分发挥商业在促进生产、引导生产、保障供应、繁荣经济中的作用。

    我们的全部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都必须立足于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把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科学地组织起来,使之发挥出最有效的作用。这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组织管理与党的建设[编辑]

   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讲到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时,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三条。这三条就包括了要求干部具有实现党的路线的坚定性、积极性、创造性。第一条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还不是坚定性?第二条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第三条是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如果没有积极性、创造性,还有什么事业心?
   当前,组织工作的重点,一句话,就是要提高全党同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坚定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做到这三点并不容易,这是紧迫的,又是长期性的。这不是靠空谈可以达到的,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做艰苦的工作。我们不少同志的毛病就是空谈,一级一级地喊,不干实事,不解决实际问题。昨天,邓小平同志讲,共产党有一条,就是敢于办事情,敢于解决问题,这一条非常重要。有许多问题,本来一天可以解决的,一拖就是半年。许多外国人讥笑我们办事效率低。很值得注意啊。
   党之所以具有伟大力量,并不在于它能保证党内绝对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消极现象,而在于它能够自己起来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一切异己力量的破坏。
   只要党自身的肌体是健全的,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病菌”的侵蚀,自己不倒下去,自己不烂下去,始终和人民在一起,那么,任何敌对力量要把我们搞烂,把我们推倒,就都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的阴谋就都不可能得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别的方面,而是来自我们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腐化变质。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七大前)
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
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华国锋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十二大起)
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主席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宋庆龄名誉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副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乌兰夫王震荣毅仁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李鹏吴邦国张德江栗战书
全国政协主席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俞正声汪洋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王荷波刘少奇李维汉朱德董必武陈云乔石尉健行吴官正贺国强王岐山赵乐际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杨晓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董必武謝覺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肖扬王胜俊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 罗荣桓张鼎丞黄火青杨易辰刘复之张思卿韩杼滨贾春旺曹建明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