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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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英文译名Chiang Kai-shek,近代中国政治家、军事家,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逝世于台湾。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等职务。特级上将。

误传[编辑]

误传蒋介石(蒋中正)惯用宁波话骂娘:“娘希匹!”,源自长篇小说《金陵春梦》。

名句[编辑]

近日甚为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
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
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
  • “我在十八岁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部书就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部书则是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第一部书是启发民族大义,确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础;第二部书是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立了我求学作事的根本;第三部书是贯注我民主思想的精神。”[1]:81
  • “倘军民分治,各管区设节制长官,专督军政,则检阅考察命令报告,无所窒碍,而军事之统一可以图矣。”
    • 〈军政统一问题〉,1912年载军声杂志
  •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量然后知多寡,此岂特计物之有然哉?作战计画之于预定战期、准备手续、实施业务,亦何异于此。”
    • 〈征蒙作战刍议〉,1912年12月载军声杂志
  • “曾氏(曾国藩)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 《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1924年10月
  • “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
    • 《告全国同胞—致安内攘外书》,1931年7月13日
  •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 《新生活运动纲要》,1934年
  •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2]:564
    • 嘱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带信宋美龄,1936年12月15日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 “汉奸必亡,侵略必败。”
  • “(毛泽东)阴阳怪气,绵里藏针……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难逃余之一握也。”*“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 1945年10月11日
  • “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 1949年12月31日
  • “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要做到真心的真字。事无大小,皆须如此。”[3]:4-5
  • 蒋经国训示
    • “小孩子从小就应养成自己动手做事的习惯。”[3]:27
    • 教训佣人不要为蒋经国添饭
  • “自顾一生,实无时不在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出生入死之中。”[3]:28
  • “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3]:29
  • “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 “先妣之苦节与中正的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像及之。”
  • “在万事中都能知足,不论如何苦痛耻辱和险恶环境里,毫不沮丧,亦不失望。”
  • “神的行事,有程序与时候的,祈祷是下在地里的一粒种子,还须用信心的力量去栽培他,才能生长。”
  • “事业的成败与难易,都是由我们自己的观念与心理而决定的,我们切不可堕入魔鬼计,自陷于失望的境地。”
  • “信心最大的试验——被世人遗弃之时。”[4]
    • 1955年
  • “人生是一连串的战斗,而每一步的进程,又都是人生新事业的起点。”
    • 《告青年书》,1966年青年节
  • “我们对一件事的看法,是要向大处看,向远处看,向高处看。”[5]
  • “是非求之于心,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凭之于天,此为我国政治思想之传统也。逆水行舟与逆来顺受之意,两不相违,此为余一生之经历也。”
  • “和平并不是一个笼统的名词,讲和平也不是无条件的。分开来说:‘和’就是融洽、团结、合作的意思。‘平’就是平等、平均、公平。平是致和的基础,和是求平的方法。古人说:‘心平气和’。又说:‘不平则鸣’。我们必须设法消除社会上不平的现象,才能得到人家的爱护和信任,促成强固的团结。”

诗文、对联[编辑]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
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仁义之中。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6]:90
    • 〈咏竹〉,就读嵊县葛溪溯源堂作,某日塾师出联,乃率尔对,颇受师赞赏,1898年
  •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7]4月5日之每日名言
    • 〈述志〉,留学日本题赠表兄单维则以近照上面之七言绝句,1908年
  •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8]
    • 〈穷理研几之联〉,1914年
  • “明月当空,晚潮怒汹,国事混濛,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
    • 〈海滨口占韵语一则〉,于福建鼓浪屿,1919年9月5日
  • “雪山名胜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9]
    • 〈雪窦山口占一绝句〉,于溪口雪窦山,1920年11月23日
  • “洗眼认前朝,湖水冰清,照尽兴亡千古恨;拨云开异境,园林澡浊,保持造化十分春。”[10]
    • 早年与友人同游西湖联
  •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11]
    • 〈养正气之联〉,于福建鼓山,离开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部赴厦门鼓浪屿,见石壁新刻“天地正气”四字,顿发兴致,挥笔写下,1923年1月7日
  • “其介如石”[12]
    • 〈更衣亭题字〉,于福建鼓山,赴厦门鼓浪屿,指一亭对同游者说:“在此亭后筑屋三间,隐居于此,可足平生之愿”。又在涌泉写此四字,请涌泉寺僧人雇工刻于更衣亭西,以为纪念,1923年1月7日
  • “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仁义之中。”[13]
    • 〈沉潜仁义之联〉,于上海,游鼓山时,自撰对联,请孙中山书而悬挂以自我儆戒,1923年
  •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过恶满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后,庶葆天真。”[14]
    • 〈福州军幕中所作箴言〉,1923年1月
  • “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
    • 〈操心虑患之联〉,于广州,1924年夏
  • “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15]
    • 〈常平站感吟一绝〉,于广东东征军次,1925年2月10日
  • “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星。”横额曰:“高明配天,博厚配地”
    • 〈挽 总理联〉,于广东兴宁,1925年3月30日
  • “未登长城不知中华民族之伟大,一入潼关更觉黄汉历史之光荣。”
    • 登临长城后,感慨长城之雄伟与精坚,1932年11月3日
  •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16]
    • 〈生活生命之联〉,1924年5月8日
  • “处处以礼仪为节制,事事以诚实为依归。”
    • 〈外交人员的修养〉,兼理外交部长就职对全体职员讲,1941年12月29日
  • “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17]:47
    • 英国使馆欲撤退侨民时写,1944年12月7日
  • “当风雨飘摇之秋弥微劲节,待乾坤整顿而后再吊斯人。”[18]
    • 挽陈布雷,1948年11月
  • “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17]:30
    • 第三次下野前写,1948年12月
  • “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19]
    • 挽胡适之院长联,1962年
  • “本人自民国十四年总理逝世以后,四十四年间,忧患备尝,耻辱重重,极人世之辛酸与难堪,可谓至矣尽矣。”[20]:132
    • 手录训示,1964年
  • “别顺逆 辨是非 明大义 知生死 留正气 在天地之间 取义成仁 永垂不朽”[21]
    • 对韩国独立运动家、反日义士尹奉吉献诗,1968年3月27日
  • “切勿存有依赖和失败心理,重蹈大陆沦陷之覆辙,或不顾本身之力量,而专看外人之频色,盖求之于己,为立国之道。”[20]:132-133
    • 由行政院长蒋经国于中国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作行政工作报告时引述,1974年11月
  •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道外。”[3]:6
    • 手录训示,1972年

千秋气节久弥著,万古精神又日新。

中年语录[编辑]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过恶满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后,庶葆天真。
随美人之意,画豪贤之像,或对美人读书办事,乃可减少忿怒而振精神也。
  • “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如意,乃即念辞职独行。”[22]:32
    • 1918年8月16日
  • “午后四时,以寂寞,乃接纬国母子来,乘船游玩,聊解寂寞。午后三时,纬国母子上岸,告别。”[22]:54
    • 1918年9月7日
  • “今以监督之权之权授之军政检定会,表决之权归之于民意机关,执行之权付诸陆军部,则监督机关在军政与民意两机关之间,使其从中疏通联络,庶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则不为武人所专擅,则国家有永久和平之望也。一得之愚,敬乞采择。”
    • 〈废督裁兵议〉,1919年2月19日
  • 吾师思想之伟大,受教弥久,慕道益笃、乃知更非侪辈所能仰希于万一也。”
    • 1919年2月23日
  • “吾辈相守以信,相与以诚,所知无不可言,所言无不可尽,固非世俗泛泛之交可比,倘缄默隐忍,则去友朋规劝之义益远矣。顷以思归之急,所言未免不恭,知我如君,想能见谅。鄙见以为吾辈作事,规模不患其不宏远,而患其散漫,思虑不可不求其周密,而恐其固我。凡人之指摘我辈者,必有授人以指摘之隙,要当切己反省,则攻击实为祛疾之针砭,反对正是吾辈之师资,岂得以逆耳之言,而置之不纳乎?若自反而缩,内无疚于神明,虽是非毁誉,成败利害,胥无所动于中。”
    • 〈与邓仲元书〉,1919年6月21日
  • “以仇恨耻辱太多,而涤荡湔雪不到也”[22]:28
    • 1919年8月23日
  • “人才难得,盖由于自身精明不足,易为人欺,而不易为我用者半。又由于自身学业不足,易为人所轻视,而不愿为我乐助者亦半也。总之,蛮横轻浮者,易为人所弃。恕和宽厚者,必为人所亲,吾自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势,而又不能藏垢纳污,虚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乐为我用也。以后应事接物之间,以温厚宽恕四字,三注意也。”[22]:12
    • 1919年8月24日
  • “至今尚有个各界代表群集总统府门前,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及各处排日之风潮,皆未稍息。此乃吾国民气未馁,民心不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
    • 1919年9月24日
  • “冶诚等博弈不休,怅甚,恼甚。”[22]:55
    • 1919年10月18日
  • “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22]:28
    • 1919年10月22日
  • “见中师垂爱与施教殷勤之状,不禁頳汗,盖恐难符所期也。”
    • 1919年10月23日
  • “上午,致书与胞兄;下午,往会纬母重松金氏。”
    • 1919年11月4日
  • “今日以冶诚作鲠,贪横不堪,心甚愤恨、暴躁、抑郁、疑虑、怨恨。”[22]:55
    • 1920年3月21日
  • “近日以冶诚好赌而不侍我病,出言背谬,行动冷淡,见之愤恨难堪,故心甚不定。出外觅屋,又无相当之处,牢骚甚矣。乃迁至一品香暂住。”[22]:55
    • 1920年5月16日
  • “除母子之外,天下决无义友仁爱,无事则首聚谈心,似为至交,有事则彼此避匿,一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骂,幸灾乐祸,今而后,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吾自不能以诚待友乎。”[22]:30
    • 1920年5月28日
  • “处置冶诚事,离舍两难,再三踌躇,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如果遂离,一则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令人难堪。一则恐其终不能离也。”[22]:56
    • 1920年5月31日
  • “往访静江,又为冶诚事烦恼不堪。余于此事,殊觉自惭,竟至一无决心。为其逼迫污辱至此,是岂以儿女情长之言可以自恕乎。”[22]:56
    • 1920年6月15日
  • “冶诚又来讨气,彼妇凶悍任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22]:108
    • 1920年6月23日
  • “即对仲兄之函,时形不逊之词,殆亦自居挚交,率性直书,无所隐饰,不敢效世俗泛浮之状,以自负良知。”
    • 〈覆展堂仲恺书〉,1921年1月4日
  • “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 〈与张静江书〉,1921年1月10日
  • “弟自知尚有贤贤嫉恶一日之长,惟养气功浅,加之自少久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有恒,故随俗变𨗢之病,仍不能免。”
    • 〈与张静江书〉,1921年1月10日
  • “总之弟于愿自居偷安,亦决不愿自外于世,畏难避怨,是或有之,而贪生怕死,则未之有忚。彻底之事,根本之计,则乐为之;不实之事,无益之举,则不乐为也。”
    • 〈覆戴季陶书〉,1921年1月20日
  • “晨起,得季陶书,知纬儿生母,因难产而身亡。异日此儿长成知其事,必引为终天之憾,思之曷胜感悼”
    • 1921年3月11日
  • “经国母子不遵教回家,见其母之人影足音,刺激暴发,嫌恶之情不可制止。而又惜爱其子,不准教训,与我为难,痛恨之心,无以复加。逼我争斗,竟与我对打。此恨终身不能忘却,决计离婚,以免痛苦。殴打之后,自伤元气,诚自寻苦痛,犯不著也。当日即令妻妾大小儿子均出去,以清家规。为此终身怨恨母亲,亦无所惜也。”[22]:57
    • 1921年4月3日
  • “六时起床,冶诚嫌恶之态复发。其心思之狠,口舌之毒,令人愤恨不堪。上午痛训,犹不足泄我愤忿也。”[22]:56
    • 1921年5月3日
  • “遵中师之规模,争二陈之言行,学胡汪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矣”[22]:9-10
    • 1921年5月23日
  • “近日愤激不绝,以友人伪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为公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独善我身,断绝一切,自外于世而不可得耳。”[22]:30
    • 1921年6月11日
  • “悲莫悲于死别,痛莫痛于家难,哀莫哀于亲丧,苦莫苦于孤子,鸣呼,天胡不吊,夺我贤慈,竟使儿辈,悲痛哀苦,至于此极哉。”
    • 〈哭母文〉,1921年6月15日
  • “想念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已,愁闷不堪。”[22]:28
    • 1922年6月6日
  • “下午,访洁如。”[22]:49
    • 1922年11月27日
  • “抵申,回大东旅社。晚,洁如来陪”[22]:50
    • 1922年12月15日
  • “由上海出帆,十时,洁如送我”[22]:50
    • 1922年12月18日
  • “复洁如函”[22]:50
    • 1923年1月11日
  • “十一时到沪,洁如弟来陪”[22]:50
    • 1923年1月19日
  • “吾友除孙先生以外,诚意待我者极少,昔日以为可信之人愈不可信,天下事,惟求自立而已。”[22]:30
    • 1923年3月10日
  • “下午与静江商交易所事。晚,洁如来陪”[22]:50
    • 1923年3月23日
  • “天下事之难,莫难用人及用于人也。”[22]:30
    • 1923年4月21日
  • “静江问洁如之病,复接洁如函,知其病已痊,心稍安”[22]:50
    • 1923年6月8日
  • “直率公道难容世,阴险骗诈反成名。以人人为莫逆,便知处处要留心。人心虚伪,社会陆沉,绝无容身馀地;风波险恶,沙漠荒凉,创造渡世津梁。”[22]:30
    • 1923年8月8日
  • “下午,预备回甬(宁波)。晚与洁如、经儿乘车兜风”[22]:50
    • 1923年8月4日
  • “国中皆荆棘,世上无知音。”[22]:30
    • 1923年8月10日
  • “赌气即走,是吾之过。”[22]:32
    • 1923年11月5日
  •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则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22]:32-33
    • 1923年11月11日
  • “盖世尝有身忍受枉屈,而不得宣诸口者,亦有言非其时、非其人、非其志,言之不惟无益,而反足以见笑而自玷者。此古人所以宁为放逐,伏死于岩薮江滨,而不愿回面污行,苟合取容,以求亲近于一时也。”
    • 〈覆上 总理书〉,1924年3月2日
  • “以我两人万古交情,虽手足之亲,未足间其盟契,骨肉之挚,不能逾其恩义,肝胆相照,可质天日,故能与仗安危耳。”
    • 〈覆上 总理书〉,1924年3月2日
  • “且治内必须有条有理,分时期,定次序,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见𢼜,亦非空口白话所可搪塞者也。”
    • 〈覆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
  • “至 孙先生之待人,其道义深笃,实使人没齿不能忘,此弟所以怀德愈甚,而怕伤感情之心则愈切。”
    • 〈与展堂精卫书〉,1924年3月25日
  • “比方我们不能与农夫合作,那我们就没有饭吃;又如我们不能与伙夫合作,那我们也就没有饭吃。这是很普通的一个例。”
    • 〈刻苦耐劳与慷慨牺牲之必要〉,1924年5月21日
  • “顷奉手教,恍若面晤,别后想望,为之一慰。”
    • 〈与谭组安书〉,1924年7月4日
  • “而对于长者,尤不敢知而不言,亦不敢言之不忠,以自负爱我者之期也。临颖神驰,不尽所言。”
    • 〈与谭组安书〉,1925年1月21日
  • “探测洁如心理与其在沪行动。”[22]:53
    • 1925年4月20日
  • “下午,回部(黄埔司令部),终日与洁如作玩。”[22]:48
    • 1925年4月21日
  • “既不能舍之,又不肯谅之,大丈夫之于一女子,何情痴乃尔乎?”[22]:53
    • 1925年4月28日
  • “近日与洁如不睦。”[22]:53
    • 1925年5月5日
  • “昨夜又与洁如吵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而乃至于此。”[22]:53
    • 1925年5月22日
  • “昨夜又与洁如缠扰。英雄气短,自古皆然。”[22]:48
    • 1925年5月23日
  • “近来吾国社会之腐败,人心之恶劣,已达极点,长此以往,亡国灭种之祸,旋踵即至。”
    • 〈饬禁校风训令〉,1925年5月25日于汕头校本部行营
  • “淬砺精神,团结一致,庶足以振末俗、正人心,而达其救国救民之目的也。”
    • 〈饬禁校风训令〉,1925年5月25日于汕头校本部行营
  • “凡人之为善为恶,成天性者半,成于环境者亦半。”
    • 〈饬禁校风训令〉,1925年5月25日于汕头校本部行营
  • “自今以往,望我同志各自振作,相与淬砺,尊主义,重人格,守纪律,尽职务,明团体。忠国事,惜公帑,毋背党,毋败德,毋失职,毋违律,毋害公,毋贪私,大众一心,努力前进,方足以挽社会之颓风,救晚近人之人心。”
    • 〈饬禁校风训令〉,1925年5月25日于汕头校本部行营
  • “疑心太重,终不放洁如在沪。恨之又爱之,怜之又痛之也。奈何。”[22]:53
    • 1925年6月5日
  • “又为洁如事犹豫如不能决。特令纬国母子来粤。”[22]:53
    • 1925年6月15日
  • “为洁如事呆思许久,男女关系令人之不能解决,如此诚不知其所为也。”[22]:53
    • 1925年6月16日
  • “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深也。”
    • 沙基惨案发生,广州人民示威游行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经过英租界对面时,英军开枪射击,50多人死、170多人伤,1925年6月23日
  • “今日恐洁如在港不能来省,思虑半日,望如云霓也。”[22]:53
    • 1925年6月26日
  • “想起洁如前事,痛恨不堪,几乎晕倒。今日以洁如未到,暴戾不堪,不能耐忍至此,如何作事。”[22]:53
    • 1925年6月28日
  • “早醒,与洁如缠扰,七时后起床办公。”[22]:48
    • 1925年7月2日
  • “以后两星期内,戒与洁如交媾,保重病体。”[22]:49
    • 1925年7月30日
  • “与洁如纠葛,不胜愤闷。”[22]:53
    • 1925年8月1日
  • “七时回部,洁如未回,心又躁急矣。”[22]:53
    • 1925年8月13日
  • “下午朱益之(朱培德)军长来谈。此人诚一血心男子,可与共事也。”[22]:171
    • 1925年8月14日
  • “上午早起,发气。近日性质躁急,怪僻已极。洁如耐性侍候,毫无嫌恶之心,亦可恕其过去之事矣。”[22]:53
    • 1925年8月15日
  • “覆经儿信,准其赴俄留学也。”
    • 1925年10月1日
  • “随美人之意,画豪贤之像,或对美人读书办事,乃可减少忿怒而振精神也。”
    • 1926年1月31日
  •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
    • 1926年3月3日
  • “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22]:54
    • 1926年6月20日
  • “我们不要以为总理死了,失去了导师就此灰心。尤应遵著总理生前的诏示做去。我们当军的,应知我们就是民众的武力。我们要以不怕死,不利己的态度来向压迫民众的军阀算账!”
    • 在誓师会上讲话,1926年7月1日
  • “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22]:47
    • 1926年7月2日
  • “今日见洁如治家无方,毫无教育,观之不胜沉闷。”[22]:54
    • 1926年7月10日
  • “不忍坐视国家之危亡,尤不能束手以待人之宰割,自卫卫国皆有出师讨吴之必要。惟对全军人力求团结,共负救国责任,绝不忍为自相残杀之举动。志同道合,宜可联为一体,岂仅各不相犯而已。”
    • 〈覆孙传芳电〉,1926年7月12日
  • “七时后起床,以洁如无了,心甚懊闷,致函规之读书、治家。”[22]:54
    • 1926年7月30日
  • “看《建国方略》,全以经济为基础,而以科学方法建设一切,实为建国者必须之学。总理规划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
    • 1926年8月8日
  • “务请兄多留心于人才,在教官中平须试验其能力、胆识、志气、经验、魄力、胆量、品行、学问、智识、数者,分类记录,至少亦要一月口试与教法亲验二三次。如识其长处,则试验面谈,以备大用。大约以志气与胆量为第一,并须择其厚重诚实能耐劳苦也。”
    • 〈与方教育长电〉,1926年9月
  • “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23]:4
    • 1927年1月12日
  • “余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为余辱国。今日情况,余惟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诚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急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已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卅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尽,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尔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意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23]:6
    • 1927年1月20日
  • “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23]:6
    • 1927年1月27日
  • “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惟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间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23]:7
    • 1927年1月30日
  • “武汉形势险恶,谋害益烈,海军恐亦为其利诱,败类奸党全部动员,合国际共产之力量以倒余。处置虽困,而精神不倦,希望益大也。”[23]:9
    • 1927年3月24日
  • “列强未平。昨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静坐会客写信,拟告同志书。第二军位置不明,第六军退回江南,内容复杂,彼此疑忌,不能制敌,CP阴谋至此,可恨。下午健生到宁,余决心暂守江南,如江北之敌来攻,则出击破之。若汉口来逼,则让南京与彼,退守苏沪也。上海工团枪械昨日已缴,颇有死伤,而浙江各处CP皆同时驱逐,人心为之大快。津浦路敌闻有退却模样。晚与志希、健生谈党务及大局。”
    • 1927年4月13日
  • “我们自民间来,仍须到民间去,我们要随时爱护士兵,与士兵同甘苦。我们要随地爱护人民,为人民争自由。”
    •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五期同学录序〉,1927年7月
  • “死者不可复生,生者偏易堕落,革命进程中的危险,无过于此。”
    •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五期同学录序〉,1927年7月
  • “吾人成败不足深计,惟求心安理得,即使败亡,亦于吾良知无损。”
    • 〈渡江北伐时与诸路总指挥电〉,1927年7月
  •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主义未行,徒使党务纠纷,部属牺牲,而民生凋敝,国计困穷,尤甚于昔”
    • 〈呈国民政府辞总司令职〉,1927年8月12日
  • “结婚以来,每言辄以党国为重,德业为要。如此情爱,弥可敬也。”[22]:61
    • 1928年1月1日
  • 三妹时时勉我以勤劳国事,更以余心惭感交集。”[22]:61
    • 1928年1月20日
  • “凡一民族之革命,为一民族自己之事,在理不劳外人越俎过问,况自由平等尤为人类共同之正当要求。”
    • 〈告友邦人士书〉,1928年3月
  • “民众痛苦所在,无论若何艰险、若何危难、若何重大之牺牲,吾党同志均前仆后继以图解救,岂有南北之同异。惟革命军既为我北方同胞解除痛苦而来,北方同胞亦必竭诚与革命军合作藉以自救兼图救国。”
    • 〈渡江北伐通告北方同胞〉,1928年4月1日
  • “自古每当易代之际,鼎革之后,其风化必肃静,其人心必振作,百废俱兴,能继续至百年或数百年而不替者。此何故也?盖以用兵之后,军人多散于民间,于不知不觉之中,社亦进于军队化故也。如古之井田屯田之制,及保甲团练之制,皆寓兵于农,寓兵于工。简言之,照军事组织以组织社会,维持秩序也。”
    • 〈论今日党政军与社会组织之唯一要素〉,1928年8月8日
  • “你们时时刻刻要想到怎样去努力振作才好,以后要告诉官长和士兵,我们学的本事、做的事情,不是为上官,也不是为别人,是为我们自己,所以你不要瞒骗上官,学的本事是你自己的,得的名誉还是你自己的。”
    • 〈对陆军第三师训话〉,1929年1月2日
  • “我们行动态度精神处处要做部下模范,如果有一些不好,部下要学我们的样,是害了部下,自己也没有事业可做。”
    • 〈对陆军第三师第九旅官长训话〉,1929年1月4日
  • “我们的环境是时刻来引诱我们堕落腐败的,我们的责任如此重大,要随时随地防止环境的诱惑,晓得腐败堕落的危险,要时刻记住,警心惕励,自强自立,不做坏事。我们是有能力的革命者,是能打破环境的。我们不怕它环境的繁华绮丽,只消抱著决心,什么恶劣的环境都引诱不了我们,什么事都可以战胜的,即所谓人定胜天。社会上所有一切的环境,完全可以用革命的决心打破的。”
    • 〈新中国要从我们的手里造出来〉,1929年1月14日在中央军校演讲
  • “所以我们现在不怕环境的危险,只要自立自治自强,我们要从死中求生,创造一个新的历史出来。”
    • 〈新中国要从我们的手里造出来〉,1929年1月14日在中央军校演讲
  • “上午同三妹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22]:22
    • 1929年1月28日
  • “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愁闷忧郁为近来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呜呼!”[22]:22
    • 1929年1月30日
  • “全体同志,我们记得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 总理尝十分沉痛的对我们说,‘我现在已经老了,我的生命大约不久了,今后我要把中国国民党这个孤儿付托于全党同志。’”
    •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日演词〉,1929年3月15日
  • “余深信世界上只有是非,无所谓成败。与其苟且偷安委曲求全致淆是非,毋宁为拥护正义保障统一而牺牲也。”
    • 〈宣告湘事真象〉,1929年3月21日
  • “当胞弟瑞青殇后,家难频作,家产行将被侵,先慈朝晚泣长叹。决心上京诉怨控告,毫无难色。呜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忧苦至此。回忆往事,不堪设想。”[22]:26
    • 1929年4月26日
  • “中国民族固有的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和卑污的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施,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
    • 〈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与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1929年4月28日
  • “我们既然是一个人,不许人家来欺负的,更加不许外国人来欺负的。无论那一个人,一定均要自强独立,无论什么人来欺负我们,我们一定是要报仇的。”
    • 〈对军校学生演讲五三国耻〉,1929年5月3日
  • “历来军阀之构成与其覆灭,皆由其视国家军队为私有始,患得患失以求保其地位终,倒行逆施,以自促其命运。军阀所挟持,人格资其贩卖,生命供其孤注,生则同受恶名,死则无人怜惜,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而不得不亟谋拯救者。”
    • 〈告原属二集团各将士电〉,1929年5月24日
  • “大家要明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
    • 〈纠正错误与改进将来〉,1929年6月3日在军校训话
  • “我们要坚苦卓绝共同奋斗。”
    • 〈国民政府成立四周年纪念日对北平民众演讲词〉,1929年7月
  • “钢铁是怎样链成功的?是用很烈火来烧,很冷的水来冰,烧红了再冰,冰冷了再烧,经过这么好以回锻链淬厉,那才能够链成功一条钢铁。”
    • 〈对陆军教导队训话〉,1929年7月29日
  • “我们天天看到租界上的外人军队警察在马路上行军或出操时,多么整齐有精神,体格又多么强壮。其实这些军队在外国防军中,并不算好,但是和我们比较起来,已觉好了。强壮、整齐、清洁,这六个字是军人最要奉守的,此外还有静肃,尤为重要。”[24]
    • 〈检阅陆军第五师训话〉,1929年8月26日
  • “凡是骗人的人,结果没有不受人骗的。”
    • 〈讨伐西北叛军〉,1929年10月29日在国民政府纪念周
  • “结婚二年,北伐完成,西北叛将溃退潼关。吾妻内助之力,实居其半也。”[22]:61
    • 1929年12月1日
  • “一部分部中同志能以气节廉耻倡,则此分区之人民化焉。”
    • 〈通告同志愿以气节廉耻相勉〉,1930年1月1日
  • “革命尚未成功,仔肩不容稍卸。”
    • 〈关于整饬军队之训令〉,1930年2月18日
  • “自愧诚信未孚,更何敢赫然震怒,以增罪戾。”
  • “慎必轻信挑拨离间者之谰语也。”
    • 〈致阎锡山电〉,1930年3月19日
  • “而信义为礼让之本,无信义则所谓礼让者,皆属虚伪。”
    • 〈致阎锡山电〉,1930年3月19日
  • “讨逆军之任务在讨贼,戡乱之目的在拯救人民,行军所至,应处处本爱护人民之心,作捍卫人民之事。纪律务须森严,骚扰尤宜切禁,勿使社会秩序因行军而致纷乱,勿使闾阎治安因作战而受影响。”
    • 〈为讨伐阎冯告将士文〉,1930年4月5日
  • “我观近来的人,多数是自己的腐败,无论在政府方面、军队方面,都有此感。”
    • 〈对驻徐各部队官长训词〉,1930年4月10日
  • “譬如一个人任人来打而不思还打,则世人必以为无能,而打者反自以为多力也。”
    • 〈与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陈继承赵观涛等书〉,1930年6月1日
  • “我辈共患难,同存亡,自审藐躬,未能独任艰巨,乃冀兄于危难之际,同负救国重任,决非敢以国家名器为私人酬应。”
    • 〈与张长官学良电〉,1930年6月23日
  • 总理有言,革命军人之智,在于别顺逆、辨是非、明利害。”
    • 〈告逆军将士书〉,1930年8月24日
  • “此后对于财政不唯须尽量节约,确立适宜之预算,尤须上下共守,期预算之确实施行,而国地方之度支出入,必对全国民众为绝对之公开。”
    • 〈十九年双十节对军政意见通电〉,1930年10月10日
  • “今日吏治之大弊,一曰因循寡效,二日贪污未除。前者由于权责之未尽分明,后者由于瑕秽之猝难荡涤。辜人民之期望,为革命之污点,莫甚于此。”
    • 〈十九年双十节对军政意见通电〉,1930年10月10日
  • “今后政治宜集中于地方自治之积极推进,完成其组织,充实其基础,中枢以之督率县区,务使训政及早期成,而民权真能实现。此又攸关根本之至计也。”
    • 〈十九年双十节对军政意见通电〉,1930年10月10日
  • “人民依法律应享有言论自由,而不能议及团体,此本近世国家之通则,宜亦为全国有识之士所当曲体而共谅者也。”
    • 〈论巩固统一与确保和平〉,1930年10月15日
  • “学校的教育,第一就是体育,体育好了,才可讲德育智育;如体育不好,那德育智育也就不能长进。”[25]
    • 分享自己锻炼体格经验,1930年10月20日
  • “技术精熟了,对于自己的胆量志气都能长进。所以以后对于拳术及大刀等的使用,以及各种跳高、跳远等等,格外要多加学习。”[26]
    • 谈锻炼内容,除西方体育运动外,也不排斥传统国术运动,1930年10月20日
  • “现在一般社会因党员多为个人谋幸福,少为民众求利益,致对本党常抱不满之态度。且各地控告党员违法之案,指不胜屈。”
    • 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演说,1930年10月20日
  • “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认母教严厉”[22]:28
    • 1930年10月27日
  • “余为国何能顾家,惟无以对先慈爱孙之心耳,虽然,排除赤化,保障国本,亦足以慰先慈于地下矣,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22]:62
    • 1930年10月31日
  • “总理有言,政治者众人之事,众人之事,至简单又至普通者也。吾同志德业才性,自是各有千秋,但所担当者既为管理众人之事之责任,即应裁抑个性以成就政治上之共通性。”
    • 〈平逆后告中央同志书〉,1930年11月12日
  • “我人应贡献特具之长处于党国,固不待言,然此贡献只应在至浅易至普通至简之公共轨范下而贡献之,方有政治的价值。否则互逞其各各不同特具之才性,咸欲贯彻其独到的见解与主张,则公共关系,即无由确立而稳固矣。中正闻道较晚,进德未遑,习与性成,常不免有逞偏锋而害公务之处。愆尤丛积,自知至多。上述之理,乃质陈自身修省体验之所得,以为诸同志借镜之资,亦不啻一段忏悔的自白耳。”
    • 〈平逆后告中央同志书〉,1930年11月12日
  • “中正窃以为今日国家待举之事太多,而环境所容许吾人从容处理之时间太促,故最要急务,消极宜昌明法纪,惩奸去恶,使不肖者知所儆惕,无使再为障碍;积极的应集中人才,俾得各献能力,以完成国家一切之建设。对于人才之甄用,应有不遗细流,而使万川归我之量,宽其限制,慎其审察,试之以事功,继之以考核,而以公明无私之黜陟济之。”
    • 〈平逆后告中央同志书〉,1930年11月12日
  • “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22]:18-19
    • 1930年12月4日
  • “人心险诈恶劣,畏我者固为我敌,爱我者亦为我敌,必欲我皆为其利用而后快心,稍拂其意则妒忌交至,怨恨并来。政治社会之卑污毒狠如此,岂我所能堪哉。遁世既不可能,则惟有另辟途径,独善其身,而使若辈自争以还我清白之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22]:30
    • 1930年12月9日
  • “𨤸金为我国近数十年来病害民之惟一秕政,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早思实行裁废,以种种障碍,延缓至今。不仅增加民众之负担,阻害农工商业之发达,尤为廉洁政治之巨敌,贪污官吏之总源。一般办𨤸金者,皆视中饱为故常,以敲剥为能事。无数人员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悉由侵蚀国家之收入、吮吸人民之膏血而来,乃至握有政权军权之同志,以所识穷乏者得我之一念,不恤率兽食人躬为万恶之薮。”
    • 〈通告全国各机关团体要电〉,1930年12月26日
  • “精神愈用则愈出,志气愈则愈盛。盼以强毅之气,奋克敌之诚,则宿恙亦当不难霍然。”[27]
    • 蒋光鼐因病请辞其职务,回电慰勉,1931年1月17日
  • “晚读中庸,颇有心得,甚以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得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以失之晚矣。”
    • 1931年1月20日
  • “人心麻木,风尚未开,党员堕落,革命基础毫未奠定。余问妻曰:如何乃能挽救堕风,其谓諯在教育。余以为教育固为革命基础,然颓风靡一世,速革恶习,还在吾人尽心竭力,奋勉勤劳,为社会与国家倡导。”
    • 1931年1月23日
  • “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讲国界,故决不为任何一国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共产党指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测;亦从而和之,是盲从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与共产教在中国之损益与祸福及其时期之久暂,则敢断言基督教于中国国民有益而无损,不若共产党为祸之大也。”[22]:141-142
    • 1931年4月14日
  • “夜半闻子规之声,而忆吾母起床喂蚕时,呜呼!不能复见矣。”[22]:22
    • 1931年4月26日
  • “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愁闷忧郁为近来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呜呼!”[22]:22
    • 1931年4月30日
  • “今日何日?非日本残杀我济南军民之纪念日乎?余以粤事将乱,全力思量而几忘身受之国耻日矣,何以对父母与死难之军民也。记大过一次。”
    • 1931年5月3日
  • “欲求此后政治之有成效,当认清过去之事实,并析其客观的环境,而承认过去政治失败与错误,尤为从事政治者应有之道德。”
    • 〈国民会议开幕致词〉,1931年5月
  • “无论何人为汝尽力,必欲称功望恩,而实患难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22]:33
    • 1931年8月10日
  • “革命的成功,原不是从平安中得来,乃是从危险中得来,我们一定要有转危为安、转祸为福的精神,方可以真正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
    • 〈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剿匪及水灾情形〉,1931年9月7日
  • “吾人既有共同决心,倭寇虽凶,无足为患。”[22]:61
    • 1931年10月8日
  • “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22]:62
    • 1931年11月28日
  • “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22]:22
    • 1931年12月3日
  • “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慈母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考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22]:21-22
    • 1931年12月14日
  • “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将来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
    • 辞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1931年12月15日
  • “孙夫人欲释放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之后嗣,岂余所怀耶。”[22]:63
    • 1931年12月16日
  •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22]:231
    • 1931年12月22日
  • “往励志社与各同志会晤,自觉忍痛不堪也。余对大局贡献以外交问题非先统一国内不可。”
    • 1932年1月22日
  • “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22]:34
    • 1932年9月1日
  • “语无伦次,心如悬罊,粗急异甚,是诚忙迫无片暇之故,反致坏事也。”[22]:80
    • 1932年11月11日
  • “上午,段芝泉(段祺瑞)先生到达京欢迎之,以门人师生关系待之”[22]:162
    • 1933年1月23日
  • “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22]:34
    • 1933年7月17日
  • “今日为旧历九月十五日,即为余四十七岁之诞辰,劬劳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日趋于败亡,将何以慰慈灵,经儿留俄,回家无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进念先妣,终日不已,而于三餐,尤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时,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则悔之晚矣。”[22]:22
    • 1933年11月2日
  • “今日为余俩结婚六年纪念日,于此六年间,艰难辛苦,险阻困顿,得力于内助者,实非浅鲜。”[22]:61
    • 1933年12月1日
  • “所幸夫妻和睦,爱情益贤,家庭之乐聊以自慰也。”[22]:80
    • 1933年12月31日
  • “寓中布置之雅洁,惟吾妻能之。”[22]:61
    • 1934年1月31日
  • “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至今后悔毫已无及矣。”[22]:25
    • 1934年2月19日
  • “吾妻护我病,保我身,无刻不在心,无事不入微。诚贤良夫人也。”[22]:61
    • 1934年2月23日
  • “妻爱至久弥笃。其诚笃精神,实世无其匹。一生得爱,除母亲外,惟吾妻耳。”[22]:61-62
    • 1934年5月6日
  • “爱是不望报酬,此纯洁至诚之爱也,勉之。”[22]:61
    • 1934年12月3日
  • “中正幼年受劣绅污吏之欺凌,亲戚之轻侮。长受满清鞑奴之压迫,学友之嫉视。壮受倭寇苏俄赤匪之胁诱,与倭寇之畏忌与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历史,乃劣污倭俄与赤匪所逼成也。”[22]:29
    • 1934年年底杂录
  • “惟信徒与义士,乃得见新天地。”
    • 1935年4月1日
  • “中央散漫,华北混沌,皆足顾虑。”
    • 1935年8月1日
  • “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22]:33
    • 1936年11月10日
  • “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人犹不愿使余闻知,呜呼!兄弟三人,今祇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已闻之,当可慰其灵矣。”[22]:105
    • 1936年12月27日
  • “妻之于夫,不惜牺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为惟一目的,殊为可感。”[22]:61
    • 1937年1月24日
  • “妻之爱夫,可谓无微不至矣。”[22]:61
    • 1937年2月9日
  • “下午甚念益之,此时并未知其有病也。下午六时,闻其病重之报,乃即驱车往视,其神志甚清,觉未如医生所言之剧也,此心尚安。及至十一时后,余正欲移院,因促余妻回来,不欲余前往,恐病中生感,但其并未言益之已于十一时彼回时已死也。及至今晨醒后,妻方告余以益之昨夜之死耗,不胜悲哀之至,所部又弱一个矣。”[22]:172
    • 1937年2月17日
  • “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22]:34
    • 1937年8月3日
    • “胜败乃兵家之常,要以如何转危为安耳。”
    • 1937年9月12日
  • “人事与战争相逼而来。”
    • 1937年9月13日
  •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余不愿为时势所造也。”[22]:33
    • 1937年9月29日
  • “一生短处缺点与病源,其中之一,不注重提纲絜领,细事操劳过多。”[22]:258
    • 1937年年底杂录
  • “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22]:33
    • 1937年年底杂录
  • “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
    • 开始看《黑格尔辩证法》,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之一,1938年12月7日
  • “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心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
    • 感叹汪精卫出国,1938年12月22日
  • “只有美国是民主社会,容易开展活动。罗斯福总统也已经决心解决远东问题。每月十万美元的对美宣传费用决不可吝啬。”
    • 注意到西方媒体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美国舆论转为对日军谴责,遂加紧对美国社会宣传工作,1939年
  • “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22]:34
    • 1939年9月23日
  •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同家亲人不能晤面,视为余一生最大之遗憾。”
    • 1941年2月25日
  • “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举世之称颂。而其留在孤军营中,为时三载以上:历受艰难,尚能坚毅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人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之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艰苦卓绝,难能而可贵。此次被剌殒命,显为敌伪方面久已蓄意,收买暴徒,下此毒手!而我孤军营之忠勇官兵赤手擒奸,固绝不损其全体之荣誉。谢团长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之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慨,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范,共同景仰。以期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之光辉也。”[28]:91-92
    • 发出通电,1941年4月28日
  • “与车游,妻称此生未有如妻对夫名爱之人,即世界中亦未有如妻待夫之忠爱者。余闻此言,甚觉自惭也。”
    • 1941年8月12日
  • “读之悲怆不能成眠”[6]:269
    • 收到甘地写的信,深感亡国之人失去自由之痛苦,1942年2月
  • “父母妻子之外,皆无诚意己待之人,此乃人情之常。”[22]:30
    • 1943年1月26日
  • “尝忆廿一岁,余首次在保定军校而未能假归度年,家中惟母妻两人,未见其孤子在家,乃号泣悲伤乃至不忍食年夜饭,想见当时,先慈念儿之情景,更不忍为怀矣。”[22]:23
    • 1943年2月5日
  • “前方将领指挥无力,平时毫不研究,临时糊涂作战。”
    • 1943年5月28日
  • “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棋,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
    • 1944年7月16日
  • “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
    • 看到中国共产党章关于党员与群众联系条文,1945年7月16日
  • “心但有忧惧与耻辱,毫无快乐之感。”
    • 1945年8月10日
  • “此时应以全方接收东北与各省市军政为第一要务。”
    • 1945年9月10日
  • “曾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此时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无人来家援。吾乃闻吾母悲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22]:27
    • 1946年6月13日
  • “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22]:18
    • 1946年10月22日
  • “时念余九岁丧父,……余之一生,可说自九岁起无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无援之中过活。”[22]:26
    • 1946年10月22日
  • “九岁之年追溯塾师任介眉先生之残忍惨酷,跪罚、毒打、痛骂、诅咒几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严师,实是毒魔。如任师当年不死,则余命或为其所送矣。”[22]:29
    • 1946年10月22日
  • “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命论罪。”
  • “我们必须尊重宪法,实行宪法,确立法治的基础。同时更须全体国民了解民主的真谛,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 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以及各种职业的活动上面,民主国家的国民,决不放弃权利,也决不推诿义务;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绝不是多数压迫少数,更不容少数劫持多数。每一个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达公正意见的机会,也要有接受批评和牺牲小我的精神。”
    • 宣誓就任第一任总统致词,1947年5月20日

晚年语录[编辑]

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
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此亦为余平生最大失败之一也。
能战始能言和,不能战而言和,是投降,投降后就是缴械,缴械后就是被屠杀。
  • “历代亡国之原因,并不在于敌寇外患之强大,而是在于内部之分崩离析。”
    • 1948年1月6日
  • “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
    • 1948年5月
  • “朝醒后,深虑总统应否就职,或如始愿仍退任行政院长而让位德邻,再三考虑,决定退让,起床后向天父祷告,究竟应否就职,无论进退,皆悬求天父明白指示,最后得默示进不可辞,总统故决不辞。”
    • 1948年5月15日
  • “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国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革命责任,惶惑不能自解。当选以来,无时不作辞退之想,而今日就职,则更切辞职之念矣。”
    • 1948年5月20日
  • “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
    • 回应白崇禧批评“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1948年8月7日
  • “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此亦为余平生最大失败之一也。”
    • 回应何应钦批评部队用人“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1948年
  • “党、政、军干部自私、无能、散漫、腐败,已不可救药,若为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非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故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
    • 1948年11月24日
  • “此为平生入党以来任党务后惟一之打击,从此本党等于破产,革命历史完全为若辈叛徒所卖,立法院亦无法维持矣。此实比诸四月间哲生不能当选副总统时之失败更惨也。悲乎!何使党败至此,岂非余无能罔德所致之罪恶乎?余乃决心下野,非重起炉灶,另造干部,无以革命矣。”
    • 1948年12月24日
  • “余以立法院长选举未能遵党决议之时,决心辞职下野,今复得桂白之背逆胁制,乃更促成我下野之决心。所痛者,惟痛者,惟不予我有一点准备之时间。待余如一犹豫,则恐李离京,或又不敢接代,则失去比较良机矣。故催张、吴等促成其事。……辞职下野乃为未曾有之快乐,惟所遗憾者,平津与永宿间被围待援之各部未能假我以十日时间,竭力营救,亦为平生最痛苦之一事,奈何。”
    • 1948年12月26日
  • “下午会客后,阎伯川主任由太原飞京,来谈时局,余将桂系阴谋野心,及最近实际情形明告之后,约吴、张同谈,由张出示其与李、黄上午所谈经过及其对‘匪’求和,无条件投降与毁灭国军阴谋毕露,乃决心留职奋斗,不能再作下野之妄想,否则国家民族与革命基础,五千年历史皆将由此灭绝矣。”
    • 1948年12月28日
  • “宣言谅已阅及,现在环境无法下野,故决心苦撑到底。”[29]
    • 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后致函宋美龄,1949年1月1日
  • “个人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30]
    • 致白崇禧电,1949年1月2日
  • “能战始能言和,不能战而言和,是投降,投降后就是缴械,缴械后就是被屠杀。”[31]
  • “兄决定日内下野,先回家乡。”[32]
    • 致函宋美龄,1949年1月20日
  • “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
    • 发觉奉化觉当地乡村毫无改革,痛感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1949年3月2日
  • “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
    • 1949年3月10日
  • “他们要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33]
    • 李宗仁等多次要求出国之答复,1949年4月
  • “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中正)无立足之地。”[34]
    • 对李宗仁等多次要求出国之答复,1949年4月
  • “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
    • 1949年5月27日
  • “此次大难关必将打破,定能转危为安。”[17]:219
    • 在台北市介寿馆出席总理纪念周说,1949年6月26日
  • “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意,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至于生死存亡,尚复容计乎,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底悔悟回头。”[35]
    • 反省录,1949年8月12日
  • “党与国由总理一手创造,由中正一手完成,余爱此党此国,甚于爱子,岂仅视如至宝而已。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毁灭之,此境此情,将何以堪!如果党国果真绝望,则尚有此残躯立足之馀地,其将有何面目见世乎!”
    • 1949年11月28日
  • “今日国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余岂见危不救,颠而不扶,目下只有一本光明正大态度,决心复行视事,以挽大厦之将倾,至于成败利钝在所不计。”[36]
    • 听闻李宗仁出境赴美不愿卸去代总统名义后之叹息,1949年12月2日
  •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 1949年12月25日
  • “本年一年中之生活,所见所闻与身受各种遭遇,无非为人唾弃,为世讥刺,耻辱悲惨,于兹为甚。”
    • 1949年12月31日
  • “作复位之准备,以非此不能救国也”
    • 1950年2月5日
  • “自余下野一年间,军事失败,大陆沉沦,有形之损失尚在其次,而各部会长卷款逃港,以及留港物资故意滞留,以待交共之资金,足供二年以上之军政费用,半数冻结,半数借匪,李德邻不仅不知管制,而且接受刘航琛等之贿款,充其赴美之私用,此种纪纲扫地之精神损失,实为二十馀年奋斗所得之基业,完全被其颠覆殆尽。目睹今日空军、装甲兵、海军与陆军主管皆拥兵自私,视同私物,国既不国,军亦非军,而革命军人之人格荡然矣。呜呼!如余复出,果能救国抑误国而亡乎。若照去年一年间大陆沉沦之速,则余如再不出而负责,则仅存之台湾,最多不出二月,其亦必为若辈自取灭亡矣,悲乎!奈何!”
    • 1950年2月14日
  •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公私生活与工作,皆应从新做起,一切措施皆要新生。”
    • 1950年2月17日
  • “在这个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让中正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为民服务,来挽救现在的危局,来完成我们各位同仁戡乱建国的使命。”
    • 复行视事讲话,1950年3月1日
  • “本党的革命事业到了今天可以说已经失败了!总理领导我们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已经在我们手里被敌人灭亡了!”
    • 在中山堂出席扩大总理纪念周讲,〈本党革命失败的原因与今后复兴的要务(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1950年3月6日
  •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作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37]
    • 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1950年3月13日
  • “我还记得,当民国十一年陈逆炯明叛变的时候, 总理在中山舰上,由黄埔驶入白鹅潭时,依据当时的惯例,泊船的地点要由税务司指定,当时有一个英国籍的税务司跑到舰上来见 总理,说白鹅潭不能停泊。 总理当时义正词严的答复他说:“白鹅潭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中国革命领袖,我要停泊在那里就在那里!你税务司是中国雇用的人员,你有什么权力来干涉我?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革命党人‘全身是胆’,什么威胁都不在心。”那位税务司听到 总理这样理直气壮的答复,肃然起敬,默然退出。后来我们在白鹅潭一艘中山孤舰上,四周敌人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陈逆勾通洋人,施放了几次水雷,然而在这险恶环境之中,仍旧停泊一月之久。……要凭我们自动创造的能力,冒险犯难的精神,来克服一切的难关,获得最后的胜利。”[38]
    • 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1950年3月13日
  • “我们过去那样深厚的基础,和伟大的力量,不到一年,就在无形中完全瓦解,彻底崩溃,到了今日,竟面临亡国的惨境!这是何等可耻可痛的事情!”[39]
    • 主持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讲,1950年6月27日
  • “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40]
    • 戴笠殉职四周年纪念会上讲,1950年3月17日
  • “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望你们含辛忍痛,埋头苦干”[41]
    • 在台湾广播电台讲,1950年5月16日
  • “我们政府军队的官兵决不会忘了你们过去这种无限亲爱的精诚,在这时候,惟望大家原谅我们政府报国爱民的忠忱,和他不得已而撤退的苦心。同胞们千万珍重,不久再会罢。”[42]
    • 在台湾广播电台讲,1950年5月16日
  • “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动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 1950年12月1日
  • “重阅三十八年日记,更觉当年环境与形势之可怕,至于悲惨与侮辱之经历,则不足道矣。”
    • 1951年2月21日
  • “余自六岁上学识字至十六岁之十一年间,除任介眉之凶虐以外,蒋价人间亦任意使气,以学生为囚徒视之,其他对余之教诲皆无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赐,当十二岁时,蒋师之苛刻虐待后,十三岁吾母乃即辞退蒋而聘姚,其对元培养之苦心可说无微不至矣。”[22]:29
    • 1952年1月2日
  • “与共匪谈判和平,实等于与虎谋皮。”[20]:73
  • “我们今天对于世事的变化,惟有正视著一切事实,不问其变之大小,亦不管其事之难易,只要我们能尽其在我,站稳脚跟,坚忍不拔,奋斗到底,那就是一切最不利的或最危险的天大难事,也都是我们进入胜利之途的机关车头,决不再会有什么疑惧动摇,亦决不再会有什么失败被卖的顾虑。”[20]:73
    • 在国父纪念周发表讲演,检讨美新政府所操持之政策与目的时劝勉国人,1953年4月6日
  • “要在今日提醒大家,务须彻底根绝过去不恤亡国毁党的恶劣根性。”[43]
    • 对革命实践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第一期研究员讲,1954年1月18日
  • “回忆三十八年杪,渝蓉陷落之情势,匪军纵棋,所向披靡,敌骑未至,疆吏早降,民心土崩,士气瓦解,其败亡形势,不惟西南沦陷莫可挽救,即台湾基地亦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共匪定余为战犯,欲得而甘心,而一般叛将败类,设辞攻讦,更予人不堪之侮辱,乃以中正为仇寇之不容,而反以共匪为可君矣。”
    • 1954年2月11日
  • “否则不但不能遏止共党在远东的侵略,且共产集团更将轻视民主国家之虚声恫吓政策,祇有助长共党之侵略形势,而使远东局面更不可收拾了”[20]:77
    • 对国际社记者谈话,警告美国必须采取领导行动,使东亚各反共国家“从速”签订“类似北大西洋公约之反共协定”,1954年4月7日
  • “近来每晨五时起床,黎明气象,常使我追念十岁前后趋塾中读早书,并便道约国彦同行时之情景,朝霞初现,如火如荼,群动未起,万籁无声,而书声破晓,四邻惊醒之景幅,今日不可复得矣。”
    • 1954年7月24日
  • “此次大陆水灾之惨重,中外人士多以为乘机反攻大陆乃时不可失,余则认为不可。此时长江以南一片汪洋,军事不易发展,一也;哀鸿遍地,如无救济实施办法,则经济无以为继,二也;至于政治人心,则自有可攻之道。”
    • 1954年8月26日
  • “近日忧郁不已,对美外交问题之外,宣传未能发生效果,不能使美民注意俄共阴谋之真相,而国人如蒋匀田等之无知不道,如何能建立反对党,以步入民主宪政之常轨,亦为浩叹之一也。”
    • 1954年10月19日
  • “我如不受外力阻挠,现在便能反攻大陆,消灭共匪政权。”[20]:84
    • 对美国记者谈话,1956年1月
  • “(胡适)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湾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
    • 1959年11月7日
  • “此种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
    • 对胡适的恼恨,1959年11月20日
  • “雷逆(雷震)逮捕后,胡适如出而干涉,或其在美公开反对政府时,应有所准备:甲、置之不理;乙、间接警告其不宜返国。”
    • 1960年8月31日
  • “胡适挟外力以凌政府为荣,其与匪共挟俄寇以颠覆国家的心理并无二致”
    • 1960年9月20日
  • “总理遗教和领袖根据遗教所提出的指示,亦就是党务干部思想行动唯一的依据……然而我考察党的好些工作,往往都是领导干部的自专自用,管见臆说,而自矜创意,很少是根据总理遗教和领袖的指示……可是今日党的干部似乎不应该再犯有这种毛病,因为大家对于总理的主义遗教,特别是领袖的言教身教与当面指示,总应该了解,那是领袖积五十年来的经验……”
    • 《复国建国的方向和实践》,1962年
  • “蒋总统是大陆同胞的救星”;“蒋总统才是你们的救星”[44]
    • 《总统蒋公手订对匪军官兵喊话要旨》,1962年
  • 郑成功抱孤臣孽子的心情,以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闽粤一带忠义之士,纷纷渡海来归,致力于光复事业,实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先声。”
    • 《台湾省光复十七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1962年10月25日
  • “摧毁亚洲共产主义,地点应在中国大陆;我反攻不预期美军相助。”[20]:103
  • “我可独力反攻,苏俄不会干涉。”[20]:103
    • 告诉“南加州日报”发行人平克莱,1963年1月31日
  • “在太平洋地区引起更多的不安与混乱”[20]:103
    • 接见合众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警诫西方国家,印尼注定要变成一个彻底的共党国家,1963年2月7日
  • “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消灭大陆的共匪,拯救我们全国同胞,恢复我们大陆失土,来完成我们雪耻复国反共抗俄的使命。”
    • 双十节阅兵讲话,1964年10月10日
  • “自由世界应在这时候采取积极有效的制止步骤,最有效的,则在共匪的制造核子武器及其发射系统尚未完成制造以前,澈底加以摧毁;如竟震慑于其虚声恫吓,任其坐大,则将来必贻无穷的祸患。”[45][46]
    • 答北美报业联盟广播评论家艾尔曼书面问,中共能否在未来一举而摧毁在台湾及金马外岛的军力,1965年5月2日
  • “我们所期望的是美国及其他友邦道义上与物质上的支持,在执行此项任务时,我们决不考虑使用核子武器,同时确信反攻大陆工作一旦开始,匪伪政权必可推翻,我们复国使命即可提早完成。”[47]
    • 答北美报业联盟广播评论家艾尔曼书面问,国军如给以美国协助,能否无须核子武器亦不须十年之久,而迅速摧毁中共的战斗力量,1965年5月2日
  •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长处。”[48]
    • 对中国国民党第九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与会者说,1966年3月
  • “就是耍凭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理性与良知”[49]
    • 对行宪纪念大会致词,1966年12月25日
  • “最近常念余之一生,以迁台以来至今十九年,为最有意义之阶段,虽期间困难最多,苦痛最深,耻辱最大,亦是思想最成熟之时期,亦是我学得最多、思想最正、经验最丰之时期。如今后果能有所成就,乃是诚能不负此生之时期,而且自信上帝必不负苦心也。”
    • 1968年5月21日
  • “吾人在台皆以罪过之身为党国补过,以期将功赎罪。”
    • 1968年5月30日
  • “不堪回首,未知何日能报达亲恩,以湔雪罪孽与耻辱。”[22]:58
    • 1969年2月16日
  • “岁末思亲,更为揣摩先慈之墓庐,不知何日能光复大陆,重回故乡,清扫墓庐?”
    • 1969年12月
  • “当十六岁,元宵领导溪口花灯队至岩头作戏,妻兄懋卿认以为耻,且比我为败家子。余难忍受,因此与毛氏一生不和也。因此,须知后生可畏,对少年人不应侮辱也。”[22]:58
    • 1970年4月18日
  • “此为一最黑暗之时期,但余对光复大陆之信心毫不动摇,且有增无已。确信上帝与真理和我同在也。”
    • 1971年12月
  • “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50]
    • 1972年2月
  • “心绪烦闷,大丈夫能屈能伸。”
    • 1972年7月20日
  • “今日体力疲倦益甚,心神时觉不支,下午安国来访后,与经儿车游山上一匝。”
    • 1972年7月21日
  • “大陆国土未复之前,我是不去美国的。”[51]
  • “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实行三民主义,则天时地利人和皆在于吾人之一方。如此共匪虽猖狂,其败亡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负重决不枉费。”
    • 《病中随笔》,1975年
  •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 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 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52]
    • 《遗嘱》,1975年

关于抗日[编辑]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纵然化省为国,与倭夷攻守同盟以倾中央。
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
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
汉奸必亡,侵略必败。
  •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53]
    • 由南昌致电张学良,1931年8月16日
  •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拼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 1931年9月19日
  • “内乱不止,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呼!”
    • 1931年9月19日
  • “昨晚倭寇无辜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恕我为亡乎?”
    • 1931年9月19日
  •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茍为吾祖宗之子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 1931年9月20日
  • “……据中正意见,此次日本暴行,可为下列两点之试验:(一)试验国际间有无正义。……(二)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患。记得日本人有一本书,书名“满洲问题之重大化”。其间大略述及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感觉。日本敢于公然侵略,实在已视我国民如无物,深可痛心。此次严重之国难中,我国民是否能全体一致,举国一心,发挥真正之爱国精神,以救国难,亦为一重大之试验。……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恨,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手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54]
    • 在南京中国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国存与存,国亡与亡》,1931年9月22日[55]
  •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
    • 1931年9月22日
  • “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 《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23日
  • “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纵然化省为国,与倭夷攻守同盟以倾中央。”
    • 1931年9月23日
  • “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嚣张,决以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
    • 1931年9月25日
  • “国事危急至此,对国内与中央肆行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全无心肝矣!”
    • 1931年10月2日
  • “此次对日作战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国家人格之存亡。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与主义而已。故倭寇果逼迫我政府至绝境,而使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馀地,则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 1931年10月7日
  • “明知战无幸胜,但国家至此亦无可再弱,决不比诸现在再恶也。深信有余一人之牺牲精神,必可由此一战解决国家一切之纠纷,以完成我未成之志愿。与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求生也。此志既决,神明泰然,更无疑虑矣。”
    • 1931年10月8日
  • “余决心即定,不论各国态度与国际联会结果如何,为保障国土与公理计,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 1931年10月11日
  • “(粤方)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馀地乎!”[22]:200
    • 1931年10月23日
  • “日本此次无故占领我国土地,必自恃其强大的陆海空军,以为中国必非其敌,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借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我国也有一部份人,也有此种心理,深怕得此结果,欲图恢复,非数十年,或至百年不可。不知此种心理,在我国三四十年以前的情形,是可以适用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以国人现在知识程度的进步,到了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们一定不会失败的。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至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但我们国民知识程度的进步,实可以和强敌决一死战,这不仅我们自己要认识,世界各国在这一回事中,都可认识的了。日本以甲午战争时代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征兆……今天的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日本侵略,必遭受全中国人抵抗,这就是我们御侮的基本……任何国家离开国际社会,都是自取灭亡,日本现已陷于此种境地……世界非仅一日本,国际非仅恃强权,日本占领东三省,就是破坏东亚和平,日本军阀不明此理,无异自绝于世界。”
    • 在国民政府 总理纪念周讲,1931年
  • “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发动,胡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
    • 1931年11月27日
  • “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
    • 1931年12月4日
  • “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迫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余剖视倭人之心肝,了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也。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证党国之时,则不作无谓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
    • 1931年12月9日
  •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断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以中国今日之现状与国力,如果与日绝交,则必出于军事战争,无备而战,必至战败,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也”[56]
    • 〈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 “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及日本对我们侵略和压迫,与国内土匪共产党及一切反动派乘机活动的情形,并我们在此内外夹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问题。我们要完成革命,使中国独立自由成功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相当准备期间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敌人打来,不容许我们有这一个从容准备的期间,我们只能在抵抗的时期内加紧做准备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准备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长久,反攻更不可能,这样我们就没有独立的日子了。……然则我们将以几年为准备时期?并依那一种计划来准备呢?据我看来是公历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可能的准备期间,从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这次大战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中国一般国民在这五年中间能够努力准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奋勇无敌的战斗员,就可以从世界大战中建立出一个新的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到独立平等,就可以富强,就可以复兴。”
    • 《复兴中国之道》,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总理纪念周讲,1932年4月11日
  • “日本是后开化的民族,三岛的土地比不上我们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没有我们这样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反来受他们这样的欺凌呢?前耻尚未伸雪,到今天我们的东北和淞沪,又受了日本铁蹄的蹂躏,更酿成这种空前的耻辱,这种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有这样好的锦绣山河,和四万万优秀的民族,数十年来,竟遭这小小三岛的倭寇压迫、欺侮,使得中国的国家民族在世界上没有一点地位,这不仅是对不起我们 总理和已经死了的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来,又那能对得起我们自己!天地父母生我们下来,是不是要我们受人家的欺侮与压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个人生下来,当然有一个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耻,不知耻的人,就是没有人格,不配做一个人。更说不上做一个革命党员,我们今天既受了这空前的耻辱,如果甘于忍受,不认自己是一个人,这亦算了。否则,如认我们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个人,不甘忍受这种侵略与欺凌,那就应该负起责任,去湔雪这个耻辱。古人讲:“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国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们就应该不顾一切,一致起来替国家民族争自由!否则我们一个文明古国,黄帝的子孙,竟伈伈伣伣偷活苟安于今日世界之上,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要知国耻一天不雪,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便一天没有地位,便一天没有面目见人,尤其是我们一般负有保国卫民责任的军人,比旁的国民的责任格外加重。并且要知道,这耻辱也可说是完全由我们不肖的军人不争气造成的!因为我们少数军人自己腐败,懒惰,颓唐,浪漫,畏难苟安,祗顾个人权利,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以及党的耻辱,完全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关心,这样的军人,如何还能够雪耻救国呢!所以我们要觉悟,要反省,别的不必责备,自问是否可以对得住自己。我们的国家民族既遭了这样空前的耻辱,我们还不同越王勾践一样去卧薪尝胆,求雪国耻,我们还算得是一个中国人吗?……如果国耻一天没有湔雪,我们便没有一天可以安乐自由。能够这样上下一心,全国刻苦,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以沼吴。我们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国耻,一定使国家和民族达到独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时候,我们的责任,才算是完成,才对得起 总理,对得起一般死了的将士,以及我们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为中国的国民,不愧为国民党的党员。”
    • 《雪耻救国之道》在 总理纪念周讲,1932年5月9日
  •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 1933年1月20日
  • “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57]
    • 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 “孤注一掷,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了。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做长期不断的抵抗。”
    • 1933年4月12日
  • “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
    • 1933年4月12日
  • “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
    • 1933年7月4日
  • “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58]
    • 1933年8月17日
  • “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力来准备国防,拼命的来制造飞机大炮,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吗?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现在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准备国防,也不许我们有一个时期来制造武器呢?进一步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尽量来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和财力,那里能赶得上呢?比方讲:我们国家的边疆要修要塞,海岸有海岸的要塞,所用的二十四生地的一门大炮,至少就要四百万元,子弹还不算在内,即此一项来说,我们的财力和人力,那里能办得到呢?何况事实上日本人绝对不许我们有一点国防建设,我们那一个地方要准备、要整顿,他的兵舰就开到那一个地方来威胁、骚扰,使你无法著手。现在这时候各位将领要明白,如果日本人一天不败,我们中国的国防一天建立不起来,我们国家一天不能安全,我们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所以你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如果他有一天的武力,他决不许我们有整顿国防的一天,亦决不许我们中国有统一的一天,如此,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整顿国防?可以来和他真正作战?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梦想!因此我们中国的军人处境格外困苦,责任格外艰难,我们要格外的刻苦,格外的耐劳,格外的坚忍自强,而且要特别的秘密。外国的军人可以按照一定的计划,可以得到国防上的掩护,安心来训练军队来准备作战,现在我们中国没有方法可以统筹国防,按一定的程序来准备一切。我们的军人,到处受敌人胁制,得不到一点国防的掩护,敌人时时在监视著我们,随时来扰乱我们,可以制我们的死命!今天他要派兵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他要派兵舰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如其海陆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用他的飞机随时派来掷弹轰炸,制我们的死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我们还可以拿我们的精神来战胜他的物质!发挥我们的智力来抵抗他的物力!我们要知道,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军队来作战,我们要战胜敌人,不在武器,不在物质,而在我们的精神!无论古今中外那一个国家皆遭有寇患,而且这寇患一定有强大的武力,如果被侵略者仅仅靠军队靠武力来抵抗他,一定抵抗不了!所以我们革命军和反革命军斗争,被侵略国与侵略国的军队作战,一定要有革命军特别的战术,要有特别的革命精神来抵抗外敌横暴的武力与优裕的物质!这就是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全体国民能够格外的劳心劳力,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做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每个人要能如此拼命准备,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有一个时间,可以来战胜一切,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所以今后我们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条件,就是统一,统一之后,力量才能集中,集中之后,一分力量才可以发生十分的效用。如果不统一,把国家割据分裂,这就是十个力量还不能作一个力量用,国家一定会给人家灭亡的。这是讲我们对于现代与非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及对于国家民族存亡的关系,大家要特别的认清。其次,我们除了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救国的要诀,就是古人所讲的要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我们现在既不能讲国防,就要讲营防,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要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我们的生命,军队的生命,既随时随地在日本掌握之中,我们就得每到一个地方,要扎一个营要挖一道沟,古人所谓深沟高垒,虽不能守到两三年,至少也要固守一两个月,不能守一两个月,至少总要死守一个星期。我们虽无十分战胜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作最顽强的抵抗,我们虽未必可以打败敌人,但是被敌人打败的时候,一定要使他受最大的牺牲,一定从敌人手里取得最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一定做得到的。我们要拿一分力量,来抵抗敌人十分力量,我们就是要拿自己的人力来抵抗敌人的机器。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的准备,和这样一种革命的精神,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后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说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这十八月时间;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如此,不仅不怕日本人有三千架飞机,就是他再加三万架飞机,对我也无可奈何。不仅不怕他有一百二十万吨海军,就是他有三百万吨也没用。不仅不怕他这三百五十万陆军,就是他有六百万,也不能灭亡中国。所以我们革命军人,要觉悟、要自信、要有革命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决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有枪有炮,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拿了一件武器,就是我们打败敌人的东西。”
    •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4年7月13日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
  • “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 1934年12月29日
  • “中国则应堂堂正正,秉持正义,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势可能,且当为日本开觉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20]:30
    • 闽变落幕后,蒋于病榻分章口述《敌乎?友乎?》一文,嘱陈布雷氏笔录其详,而以徐道邻名义发表,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顾,有类于狂夫之趋井;同时晓喻国人,1935年1月
  •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20]:32
    • 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一中全会开会提出对日决策之基准,1935年12月2日
  •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 1935年底
  • “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59]
    • 《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1936年6月
  • “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60]
    • 《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1936年6月
  • “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九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61]
    • 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明确“最后关头”之“最低限度”,1936年7月13日
  • “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
    • 计画以6年时间,装备60个德械师,1936年9月26日
  • “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62]
    • 《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1937年3月12日
  • “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画,以完成其任务。”[63]
    • 《国军作战指导计画》,1937年3月20日
  • “倭寇在芦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使我屈服乎?”
    • 1937年7月8日
  • “应先具备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64]
    • 电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人,1937年7月8日
  • “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
    • 1937年7月12日
  • “芦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65]
    • 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13日
  •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66]
    • 〈蒋委员长致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嘱勿受日欺骗电示〉,1937年7月17日
  • “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 1937年7月19日
  • “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两国之合作,可挽危机”[67]
    • 接见美国大使詹森谈话,1937年7月25日
  • “东亚局势已至最后关头,望告其政府,作转危为安之计”
    • 告诉接见之美驻华大使,1937年7月26日
  • “平津既陷,人民涂(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对倭抗战。”
    • 1937年7月30日
  • “此诚为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要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
    • 《告抗战全军将士书》,1937年8月8日
  • “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移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政,挽救危亡。”[68]
    • 赞扬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所举各项,1937年9月24日
  • “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
    • 1937年10月31日
  • “敌托德国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词拒绝。”
    • 1937年11月5日
  •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 巡视南京城防工事之叹惜,1937年11月27日
  • “静思时局与前途,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
    • 上午在庐山三峡涧上听泉,1937年12月9日
  •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之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 《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12月17日
  • “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69]
    • 在湖北武昌制订《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画》,1937年12月19日
  • “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
    • 1937年12月26日
  • “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示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
    • 与汪兆铭、孔祥熙及张群谈话,1937年12月28日
  • “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
  • “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当从何处立足!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馀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70]
    • 对于右任谈话,、居正谈话,1937年12月29日
  • “尤以对俄问题处理为难,盖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
    • 期望联合苏俄,与日作战,1938年1月1日
  • “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即严拒。……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 1938年1月2日
  • “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71]
    • 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1938年2月7日
  • “须向民众宣传敌机炸毁黄河堤。”[72]
    • 程潜密电,1938年6月11日
  • “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 1938年6月24日
  • “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高宗武)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
    • 1938年7月22日
  • “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我应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
    • 分析日本军事特性,1938年11月2日
  • “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
    • 《南岳军事会议讲话》,1938年11月25日
  • “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
    • 1938年12月9日
  • “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
    • 1938年12月16日
  • “此系太平洋上之九一八。”[20]:39
    • 海南岛被日军占领后,向世界提出警告,1939年2月10日
  •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73]
    • 在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演《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1939年11月18日
  •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74]
    • 坚持认为对日妥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 “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 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
  • “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
    • 1942年7月4日
  • “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
    • 为发展中国航空工业以筹备抗战而视察航发厂并对其题词,1943年3月20-22日
  • “希望世界今后再也没有战争,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
  • “今天敌军已经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到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他们从前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 于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宣言,1945年8月15日

关于修身[编辑]

  • “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
    • 1919年2月
  • “近日甚为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
    • 1919年7月26日
  • “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75]:43
    • 1919年11月7日
  • “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爱、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
    • 蒋检点帐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1920年岁末
  • “大家要袪除虚荣心,尽责守纪,奋斗牺牲,来怍一个强毅的无名英雄。”[76]:12
    • 在黄埔军校讲,1924年11月3日
  • “一个人自反是最要紧的,没有自反心的人,一定不会进步的。”[76]:12
    • 在黄埔军校讲,1924年11月9日
  • “韬光养晦,知足安命八字,可为处世之本。惩忿窒欲,立志养气二语,乃为立身之基。”
    • 1925年3月7日
  • “逸乐渐生,急宜防虑。”
    • 到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1925年4月
  • 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 [77]
    • 1925年5月
  • “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
    • 1928年5月2日
  • “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 1928年5月9日
  • “一个人缺少了人格,无论有怎样大的能力学问,只是增加作恶的工具,一定不免于失败。”[76]:14
    • 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理纪念周讲,1932年4月11日
  • “修身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就是致知格物的基础的,不能修身,决不能治国平天下,也决不能致知格物。”[78]:104
    • 1932年
  • “修身就是使本身端正。一个人的身如不能修,就不能端正,那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一定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己立立人,你要立人,一定要你自己先立得稳定。”[78]:104
    • 〈革命哲学的重要〉,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讲,1932年5月23日
  • “近日心燥,言行动失粗暴,精神亦极不安,应在定静安虑上用功。”
    • 1932年7月6日
  • “近日时觉有身疲力尽之象,是老之将至乎。”
    • 1932年7月7日
  • “焦急成病”
    • 1932年7月9日
  • “自来皆徇外为人之事,以一胜字误我一生。且皆不自然之生活,毫无泰然自得之时,若不痛改前非,是诚愧为人子矣,此后只有‘无我’。‘无欲’做起,总求此心光明磊落,无论任何忧患,当先求之于心,至此良知。”
    • 1933年1月31日
  • “态度言行,自觉不正,不能使人望之俨然,勉之。”
    • 1933年4月1日
  • “心头有一分检点,便有一分得处,学者要德性坚定,随常变穷达生死,只一般即有难料理处亦能把持。”
    • 1933年4月8日
  • “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 1933年4月14日
  • “惟大勇者乃能忍大辱。”
    • 1933年4月20日
  • “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
    • 1934年2月19日
  •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79]
    • 〈礼义廉耻的精义〉,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讲,1934年4月2日
  • “两年来,每晨诵读《大学》、《中庸》第一章毕,再看《圣经》,幸未间断也。”
    • 1935年12月1日
  • “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矣。”[6]:119
    • 1936年12月15日
  • “自动是发于内心的自觉,而内心自觉是由于精诚的感动。”[76]:25
    • 对庐山暑期训练团大队长以上官长讲,1937年6月27日
  • “余每朝一看《圣经》一章,十年如一日。每朝静坐中,读《大学》、《中庸》各首章一遍。每晚静坐中,读《孟子》养气章一遍。”
    • 1940年12月16日
  • “道为德之用,德为性之体,而性为德之本,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道乃表现德行之谓也。”
    • 1943年8月22日
  • “孔子之道不行,则民族人心皆无救药矣。”[75]:77
    • 1946年8月27日
  • “重理《大学》、《中庸》全篇,自觉较有心得也。”
    • 1950年12月17日

关于学行[编辑]

嗣后共同作事,来日方长,前途甚远。我最所盼望于诸同志的,就是大家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如同手足一般。
  • “学问是无尽的,知识是无穷的。不要自满自足,总要精益求精才好。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虚心向学,绝对不可妄自尊大,心满意足。……以有限度的才力,研求世界上无尽的学问,无穷的知识,无论学问知识的全体不能完全了解。”[80]
    • 〈“亲爱精诚”之要旨〉,1924年4月30日
  • “可以出操的时候,总要勉强出操才行,因为缺一天的功课,就少一天进步,将来与别人不能一致了。况且人的精神,是愈用而愈出、愈练而愈精的。如果生病的人能够提起精神下操,轻的毛病自然会好的,因为人类应该与天然界来对抗,不可为天然界所压制的,尤其是我们革命党员,不能屈服于天然界,这就是人定胜天那句话。”[81]
    • 〈“团结一致”的要旨〉,1924年5月20日
  • “要博爱,就非牺牲不可;要平等,就非服务不可;要自由;就非约束不可;要安逸,就非劳动不可;甘为玉碎,毋为瓦全”[76]:61
    • 在黄埔军校讲,1924年12月16日
  • “日新其德,即知即行,如果知而不行,任你学问多么好,见识多么高,能力多么大,于社会国家终无补益。”[76]:65
    • 在峨嵋军训团讲,1935年9月15日

关于俄国[编辑]

俄国人目无中国,他自己违反了条约,他自己来压迫我们,来侵略我们中国,反还讲是我们中国人不对。
苏俄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我很替苏俄担忧。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当一九一七年俄野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其始并无丝毫成见。
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 “约会马林及各同志商决赴欧事”
    • 1923年8月5日
  • “苏俄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我很替苏俄担忧。”[82]
    • 影射史达林和他的民族政策
  •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馀,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 〈给廖仲凯的信〉,1924年3月
  • “俄国人目无中国,他自己违反了条约,他自己来压迫我们,来侵略我们中国,反还讲是我们中国人不对,随便的派兵到我们中国国境来,骚扰我们土地,打死我们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承认你是中国人的祖宗父母所生下来的子孙,我们就要保存祖宗父母遗下来的国土,保护我们四万万的同胞。我们对于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这样的横暴欺凌,应该作何感想?如果我们大家是一个好男儿,爱国家、爱民族的,那末,应该如何磨练我们的志气,如何团结我们的精神,誓达收回中东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目的。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步田地,这等外侮临头,假使还不能争口气,洗净我们的奇耻大辱,那就不能算得一个革命党员,不能算是中国国民,也就不能算是人了。”
    • 〈对于中东路事件之感想〉,1929年8月19日在中央军官学校讲
  • “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其始并无丝毫成见。”
    • 〈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1929年4月25日
  • “余甯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交换亲儿……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区区嗣胤,不是撄吾怀也。”
    • 1931年12月16日
  • “东北被俄接收以后,到处宣传,鼓动人心,组织民众,以为其卵翼共匪,制造傀儡之张本。而且至今犹未许我政府派员前往东北,准备接收国土。俄国是否践约守信,谁亦不能保证。”
    • 1945年9月18日
  • “仍照预定方针,忍气吞声,据理进行。料彼(俄)在此时不敢强横到底,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也。”
    • 1945年10月6日
  • “审察俄共与东北形势,及国际大局,再三考虑,未得和平妥协之道。如有万一转机,决不愿冒此艰危,使人民再受战乱苦痛;而国内经济与币制状况,如再兵连祸结,社会将起不安,共匪更可乘机煽乱矣。”
    • 1945年11月9日
  •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83]
    • 《苏俄在中国》
  • “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 《苏俄在中国》
  • “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83]
    • 《苏俄在中国》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编辑]

  • “努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 “‘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标。”
  •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目标:(一)积极方面:甲、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乙、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丙、增加输出产品,藉谋贸易平衡。丁、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二)消极方面:甲、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在的原因(如捐税、产业法规、劳资关系等)。乙、解除阻碍经济发展之内在的原因(如缺乏经营方法与人才)。丙、解除阻滞货物流通之障碍(如交通、金融、运销制度等)。丁、解除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的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劳动习惯,及漠视经济等等)。”
  •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项:(一)振兴农业。(二)鼓励垦牧。(三)开发矿产。(四)提倡征工。(五)促进工业。(六)调节消费。(七)流畅货运。(八)调整金融。”
    • 以上在南京手订新生活标语,1935年11月10日

三民主义[编辑]

孔孟学说的精义,与国父三民主义的崇高思想,契合无间。
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自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
  • “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自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
    • 1933年3月16日
  • “孔孟学说的精义,与国父三民主义的崇高思想,契合无间。我中华文化的特征,是以忠、孝、仁、爱为本的民族主义,以平等自由为本的民权主义,以和平、乐利为本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孔子的《礼运 大同篇》,乃为三民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 1968年4月15日

中国[编辑]

  • “盖学生为新国民之代表,亦为本党之基础,中国一线之希望,全在于此。所以爱护学生者,不惟为情之私,而实为义之公也。”
    • 〈饬禁官长学生逃亡训令〉,1925年5月22日于汕头校本部行营
  • “打破一切恶势力,扫除因循习惯,建设我中国为一平等、自由、完全独立之国家。”
    • 〈通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区党部〉(辞军长职),1925年10月17日
  • “中国之自由独立,关系于全世界之和平,此今日中外有识之士所共信者也。盖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富,而不能在国际上取得自由平等之地位,则怀抱野心希图扰乱东亚破坏世界和平者,必伺隙而动,冀遂其侵略兼并之大欲,自不待言。”
    • 〈告友邦人士书〉,1928年3月
  • “东亚均势之局既破,列强逐鹿之心益切,其因中国问题而引起全世界第二次大战殆为必然之事。此世界第二次大战,将以东亚为战场。如世界各强国皆卷入漩涡,其祸必更烈于世界第一次大战。盖中国问与世界关系之重要,视巴尔干问题为甚;而中国终不能忍受列强之任意处分,亦非巴尔干诸小国之比,将流全世界之血而仍无以解决之也。中国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解决之。”
    • 〈告友邦人士书〉,1928年3月
  •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
    • 〈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1929年4月25日
  • “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国军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本校长就是在济南亲身受了这个耻辱的。你们是我的学生,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你们洗雪这种国耻,务使国家能从帝国主义者侵略与残杀之下解救出来,以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 《誓雪五三国耻》,1929年
  • “中国如果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可以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如果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尚不可得”[84]
    • 由南昌致电张学良所言,1931年8月22日
  •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中国的地位特别重要。我国军事力量,虽不能说有左右战局之势,但被侵略各友邦今后对日态度能否一致,我国实可操决定性之影响”
    • 1941年12月8日
  • 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他党派了。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
    • 1945年3月6日,同顾维钧等谈话。

[编辑]

  • “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
    • 〈祭陈英士文〉,1916年5月20日

[编辑]

  • “英士不死,介石苦志乃伸。”
    • 〈覆黄膺白电〉,1925年1月18日
  • “记六语以自励,曰:立志养气,求才任能,沉机观变,谨言慎行,惩忿窒欲,务实求真。”[85]
    • 1927年1月4日
  • “人多轻我、笑我,而我固自谓有志,不几人之轻笑在意,今何尚贪睡昏惰不起耶!介石乎?尔苟不奋勉自强,坚忍自立,无不敬不贰过,复何以能完成革命乎?”[86]
    • 元旦慎重订立每日上午6时起床,晚上10时就寝,结果上午7时才起床,用力击床自责,1928年1月3日

[编辑]

  • “总之多设一职位,即多增一弊窦。职位者,国家之名器,可以因事而设官,不可以因官而设制,其理固至明也。军政杂职之不废,则军制复杂,军政决无理清之道。”
    • 〈废督裁兵议〉,1919年2月19日
  • “天下事未有无方针无条理而能治民者,亦未有不公开不整理而能理财者也。”
    • 〈覆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
  • “凡事不能专责备于一方,当先自反本身之是非。”
    • 〈覆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
  • “凡事不能自立,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
    • 〈覆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
  • “夫为政之道,对人惟有在邪正赏罚上用功,对事惟有在条理次序上著手。”
    • 〈覆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
  • “弟观察事体,自以为不参主观,毫无客气,偏于感情之间。然人苦不自知,以他人视之,或以弟有观察差误,判别不正之弊,亦未可知。”
    • 〈覆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
  • “吾人做事,苦于无经验,而尤苦于无见识。所以凡事要详细考虑,不宜徒听人言,以牺牲主见,及其考虑既得,进程既定之后,虽山崩海啸,亦可置之不顾。”
    • 〈与茂如振雄择生樵峰书〉,1924年3月27日
  • “嗣后共同作事,来日方长,前途甚远。我最所盼望于诸同志的,就是大家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如同手足一般。”[87]
    • 〈“亲爱精诚”之要旨〉,1924年4月30日
  • “办事方法,应须讲究系统、条理、范围三者,而能合综此二者有条不紊、历久可考者,则在组织。”
    • 〈本校各机关人员办事方法训令〉,1925年5月11日于汕头校本部行营
  • “必不可忘亲爱精诚之校训。必视校事为家事,视同志如同胞。”
    • 〈饬禁官长学生逃亡训令〉,1925年5月22日于汕头校本部行营
  • “凡事成功不在起头而在最后五分钟。”[76]:61
    • 在黄埔军校讲,1925年9月9日
  • “我们做事,不能等事情来找我,要我拼命去找事情做,一天到晚没有可以闲空的。”
    • 〈对陆军第三师训话〉,1929年1月2日
  • “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 1945年8月28日

青年[编辑]

  • “青年时代的人最要紧的是甚么?就是要平心静气的去做事。”[76]:43
    • 在黄埔军校讲,1924年10月19日
  • “党员与人民均怀疑于党之存在,青年人人陷于悲痛沉闷之境域。”
    • 〈致中央全体委员书〉,1928年
  • “只要青年同志不放弃革命的目的,不动摇革命的自信,中国革命的根本是决不会有危险的。”
    • 〈革命和不革命〉,1929年2月3日
  • “青年是国家的主人,是民族的生命,也是革命的后备。国家和民族,一切艰难巨大的责任,都付托在青年同志的双肩。”[76]:44
    • 在北平发表,1929年7月9日
  • “在青年同志们原是很纯洁很勇敢的,可是青年同志们往往只要求民众痛苦之解除,而不能体验社会实际情况和痛苦的由来,以致不能切实考察实际解除的方法,成为空谈革命,久而久之,失却人民的信仰。在一般民众方面,又往往只看见自身片面利害,而见不到社会连锁的关系和民族全体的利益,只知道各就地位而提出要求,不知道各尽能力而贡献于革命的建设。这是困难的一点。”
    • 〈国民政府成立四周年纪念演词〉,1929年7月在北平
  • “不过我们要知道,革命是要顾事实的,我们决不能抹煞一切事实,单凭主观的理想。因为理想是要根据事实按步就班的切实做去,才能实现,决不能一步登天,于转瞬之间实现大同世界。所以革命只在求继续不断的进展,而不能使全部理想立时实现。”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我们青年同志,知识当然比一般群众高,应该有思考的能力,应该有辨别的能力,不能随便听受人家的麻醉,无论对于那一个问题,都应该加一番思考,下一个比较。我们第一应仔细思考,究竟民主势力是什么?我敢说一句,本党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势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讲民权主义,更不必千辛万苦的做训政工作。我们训政的意义,就是要训练民众,辨别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权,不被反动派所利用了去。我们要培植革命的民主势力,我们要用真正的民主势力来巩固革命的政权,但不能放任虚伪的民主势力来破坏革命的纪律,扰乱革命的秩序。换言之,我们要遵照 总理遗教,养成民主势力,为民众谋利益。决不能随便仿照共产党的方法,藉民主势力的名义,来离散团结,胁制党国,使秩序崩坏,民众更加痛苦。经这么仔细的一剖析,那我们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号所麻醉了。我再举一两个例来证明,譬如新军阀这三个字,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共产党就视为破坏本党革命武力的利器。而最近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利用这一个口号的。在我们青年同志,可不能这样简单,轻轻被人麻醉,跟着人云亦云。要知道军阀有军阀的特质和军阀的条件,我们不能说一当军人便成军阀,也不能说一带兵就变成军阀。世界上除非达到无政府的境界,那一国在推翻了反革命的军权以后,不需要革命的武力,来保障革命的基础?所以我们反对封建的军阀则可,敌视一切的军人则不可。藉新军阀等等的名义,来破坏革命的武力更不可。”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要解除人民的痛苦,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只是切实做建设工作。不过建设却需要高深的学问,所以青年今后宜努力学问的研究以备国用,切不要以攻击中央为革命,也不要以呼号叫跳为努力。刻苦求学乃是青年救国家、救民族、救人民以及救自己的唯一方法。”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利用你们的人是完全以自己为本位的,有便己的时候,拿你们来做工具,工具的职分尽了之后,他便不惜牺牲你们,丢开你们。总而言之,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不惜你们不义。所以青年为自爱自重,免入歧途起见,对于指导者或利用者,实有绝对分别清楚的必要。”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知言为与穷理,乃为学之目的。今日青年之糊涂模棱,盲从冲动,皆未知学问之道所致。”
    • 1943年1月4日
  •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青年是时代的重心,任何一个时代的革新与复兴,无不以青年为主力、为核心。因此,当前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要靠青年来争取,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任务,也要由青年来肩负。青年的责任既然如此重大,那么青年又如何才能完成这时代的使命呢?青年要能担当这艰巨的任务,只有参加军事训练,因此唯有从军事训练中,才可锻链青年强健的体魄,坚定的意志,沉著镇定的毅力,勇迈进取的精神,果敢坚强的决心,细密分析的头脑,勤劳刻苦的习惯,和合群互助的品德。”[88]
    • 《国家需要革命青年 青年需要革命教育》,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班开学典礼讲,1952年9月11日

事业[编辑]

惟有努力于正当的事业,扶助同胞,解除痛苦,才可得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快乐。
  • “惟有努力于正当的事业,扶助同胞,解除痛苦,才可得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快乐。”[76]:66
    • 在峨嵋军训团讲,1935年9月16日

革命[编辑]

  • “我革命志士奋其一击,旦夕革命成功,共和造成。近日儿将与诸同志身犯重险,赴死前驱。……革命,非易一姓也。儿弃学景从革命,非为报一家一姓之仇,乃为天下人求自由谋公正也。儿誓为革命牺牲,虽死无憾,勿以儿为念。”
    • 蒋回国参加起义,在出发前曾写信给其母王采玉,与母兄诀别,1911年10月
  • “而以万众一命,同仇敌忾,为革命惟一之要素。如校有一人,枪有一弹,必与反革命为仇敌,拼生死,‘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愿我校同志,其各勉之。”
    • 〈饬禁官长学生逃亡训令〉,1925年5月22日于汕头校本部行营
  • “革命工作,不仅在涤除旧秽,且当于除旧之际,建立新猷,使旧者以因新者之来不得不去,而新者亦鉴旧者之失,力图更新,此交替之理,实为革命原则,历久不爽。”
    • 〈军事委员会提议案〉,1925年7月22日
  • “窃中正自奉命兴学以来,惟以养成革命干部为职志,治军振旅,既非素长,尤乖夙愿。第革命指挥必求统一。党员义务,首在服从,国民革命之成败,匹夫有责。”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
  • “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间接效死命,即号称革命军人者,亦绝无彻底革命之决心,甚至为反革命势力吸引,与之同腐而不自觉。而全国人民对于革命之成败,亦漠不关怀,不能与革命军同仇敌忾,起而自救。长此以往,岂徒革命难成,必至国亡无日。”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
  • “革命之成功,在同志之间以坚忍卓绝之精神,至死不二之操守,为不断之努力,以求主义之实现。”
    • 〈渡江北伐留别后方同志书〉,1928年3月31日
  • “革命军纪律素严,以爱护百姓为职志,绝对不敢为扰民之行动。对于北方同胞之风俗习惯,亦必竭力尊重。”
    • 〈渡江北伐通告北方同胞〉,1928年4月1日
  • “盖革命军为解除民众痛苦而来,万不容稍有逾越,致违民众利益,而隳革命大业。”
    • 〈渡江北伐通告北方同胞〉,1928年4月1日
  • “革命首先革心,为我 总理重要之遗训,而革命垂成之时,尤宜切实服膺。”
    • 〈祭告 总理文〉,1928年7月6日于北京香山碧云寺
  • “我国人民狃法、美诸国革命之先例,以为军事胜利,政权移转,即系革命完成,此实不明国民革命之真谛。盖继以此后,关于‘心理’‘物质’‘政治’‘社会’之建设,及民生幸福、国际不等之蕲求,有需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之共同奋斗者,殆十倍于军事时期,譬之征途千里,甫发其轫。既不宜矜功自画,尤不可中道懈弛。”
    • 〈祭告 总理文〉,1928年7月6日于北京香山碧云寺
  • “誓词如下:‘余誓以至诚恪遵社章,不贪财、不怕死、不招摇、不骄傲、不偷懒、不嫖睹、不吸烟、不饮酒、不借钱、不说谎,涤除恶习,敦品励学,克勤克俭,尽忠职务,永矢为三民主义革命之信徒。如违誓言,甘受严处,谨誓。’”
    • 〈励志社开幕训词〉,1929年1月1日
  • “我们做人是自己立志去做的,不是靠人家监督才做的,要自治自立才可以算是一个革命党员,如果我们不能自治自立,那由还能来革命。我们要革命,先要自强。”
    • 〈对陆军第三师训话〉,1929年1月2日
  • “革命好像是规定行军里程的详图,无论一丘一溪,乃至一个小小的村落和堡垒,都不能离开实际的地形的。革命是最真实的人生,绝对不是小说,革命不是弹指立现的空中楼阁,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所以革命虽少不了热烈的感情,但是革命的进行却不能凭革命者的情感而蔑视步骤和程序。我们不能卤莽灭裂的无视环境,只求痛快的干一下,而不问结果的成败和好恶。战争中最忌的是愤兵,愤兵必遭受极严重的挫折。凡是经不起激惹,抑不住感情,徼幸求逞,结果必徒然牺牲而无补于事实。所以真正负责的革命者,要照著革命的环境是怎么样,胸中热烈地燃炽著革命的目的,而行事要十分安详十分仔细的按著时期和方略,一些不放松,一些不间断的去干。”[6]:119
    • 〈革命和不革命〉,1929年2月3日在南京讲
  • “革命本来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创举,世界革命的历史,固然可以给我们许多教训,然而因为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历史上革命的经验,不能完全指示我们革命的进路。”
    •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日演词〉,1929年3月15日
  • “则知大勇实基于大仁,惟有重视革命之责任,造次颠沛不肯须臾放弃,而后此身之成败安危有不遑顾及者。守义之诚,负责之笃,尤为永久不刊之规范矣。”
    • 〈十八年总理蒙难纪念日告同志文〉,1929年6月16日
  • “总之一句话,革命将达最后成功的时候,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必愈结愈固,逞其最顽强之一试。在这个时候,真是殊死一决战的时候了。兄弟认为在这一个严重时期内,不但每一个同志都有负重任艰的责任,而且一般的国民,也要有急起自救的觉悟。”
    • 〈国民政府成立四周年纪念演词〉,1929年7月1日在北平
  • “革命是责任,不是权利。”
    • 〈今日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10日
  • “尤可恨者,他们(各级党务工作人员)引导一般青年走入歧路,甚至不知革命为何物,只知有个人权利,不肯切实去做革命工作,弄得一般青年只知破坏,而对于建设事业、革命理论和党员责任完全不闻不问。这是何等的可痛!”
    • 〈今后革命对象与方法〉,1929年7月15日
  • “今天以前我们革命的对象是军阀。今天以后我们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
    • 〈今后革命对象与方法〉,1929年7月15日
  • “现在国民革命,还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的现状不好,政治的现状不好,就是由于政治力量不够。为什么政治力量不够呢?乃是因为政治人材的缺乏。我们晓得:过去几年,牺牲了无数将士的头颅,才能统一中国,在统一中国之后,我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是要把中国建设起来,可是一讲到建设,在这种贫乏的社会中,人材缺少,就是当前最难解决的问题。”
    • 〈勖勉中央政治学校学生〉,1929年9月14日
  • “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在污秽龌龊里面锻链出政治的人材来,去改革污秽龌龊的社会。我们四方八面都是敌人,你要廉洁勤劳,当然要受人家的攻击排挤,当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们政治学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四方八面都被攻击排挤,而还能把持坚定应付裕如的政治人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使中国政治弄得好的决心,则一进万恶社会,就不会同流合污了,关于这一点,大家在学校时代,就要修养,就要训练。上面是本校长希望于本校各学生的。”
    • 〈中央政治学校开学训话〉,1929年9月21日
  • “同胞乎,吾谓今日之中国,外患不足虑,内乱不足平,惟吾民族固有之德性,而今日而沦亡殆尽。人人以取巧投机为业,苟且偷安为心,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国家,只知争权利,不知尽责任,信义荡然,廉耻道丧。长此不痛湔前非,则根性渐深。”
    • 〈十八年双十节敬告全国同胞文〉,1929年10月10日
  • “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霸阻,而汪精卫孙科则愿来合作,以不欲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
    • 1931年10月30日

哲学[编辑]

  • “我们要改造风气,必须由培养自己的践履笃实精神入手,而养成践履笃实的精神,就必须有正确的哲学认识做基础。”[76]:148
    • 在党政高级训练班国防研究院联合总理纪念周讲,1933年5月30日
  • “我们一切学问是为人生而学问。”[76]:149
    • 〈青年为学与立业之道〉,在中央政治学校讲,1936年2月14日
  • “一切机运,亦非怯弱自弃者所能幸致;必须我们为之自动的创造。如果我们能够勇猛精进,发扬蹈厉,则自然现象,亦无不可以改造。否则我们必致坐误时机,只有剥极不复了。”[76]:158
    • 《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
  • “哲学是穷理明德之学,其效则见之于诚意正心修齐治平。”[76]:159
    • 主持国防大学国父纪念周讲,1953年9月28日

[编辑]

  • “尝念自来国人之通病,在勇于私斗,淡于国难;以个人意气为重,以民族存亡为轻。”
    • 〈与汪兆铭孙科古应芬等书〉,1931年
  • “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能解决,则余下野不失为革命者之立场。”
    • 面对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分裂中国国民党,决定下野,1931年11月24日
  • “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蛊惑,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胡逆汉民,其亡国之妖孽乎?”
    • 1931年11月25日
  • “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将来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
    • 辞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1931年12月15日
  • “(时人)不知时机急迫,烦琐延缓,争权夺利,令人起亡国之惧。宋明之末,其士大夫亦不过如是耳。”
    • 1933年4月3日
  •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 1933年6月3日
  • “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89]
    • 留下遗嘱,1934年7月5日
  • “茹苦负屈。含冤忍辱,对外犹可,对内犹难,何党国不幸,使我独当此任也!”
    • 1935年11月6日
  • 十一日,曰:“团结内部,信任健生。”又曰:“敌以共党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西班牙之第二,此乃最为残酷之悲境,余何忍哉,故力拒而避之。”二十一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曰:“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以助抗战。”
    • 1937年12月日记[90]

经济[编辑]

  • “夫国民之蒙军备损失者,不惟在于重征苛敛,而征募壮丁以消殖产者为尤甚。使少壮人民免其兵役,从事于农工商以发育其殖产力,则国家之产业膨胀,而经济裕如矣。夫兵力与殖产力往往相嬗消长,换而言之,即富与强不能并进而常相背驰者也。”
    • 〈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1912年7月载军声杂志

历史[编辑]

  • “历史上凡是成大功的人,学问能力的深浅高下,容或各不相同,而其气节道义,则一定是坚贞耿直,百折不移。”[76]:77
    • 在中央训练团高级班讲,1944年6月4日
  • “历史清楚的说明,国家需要革命的青年,青年更需要革命的教育;没有革命的青年,国家就没有充沛的生机和进步的动力,但是国家如不给青年以正确的革命教育,青年亦必迷失革命的方向,减少进步的力量,甚至要为时代的逆流所湮没,造成了国家失去了青年,青年也失去了国家的悲局。”[91]
    • 《国家需要革命青年 青年需要革命教育》,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班开学典礼讲,1952年9月11日

评价[编辑]

  • 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
    ——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刊于苏联《真理报》
  • 总统蒋公,您是人类的救星,您是世界的伟人。总统蒋公,您是自由的灯塔,您是民族的长城。
    ——《蒋公纪念歌》
  • 运输大队长
    ——毛泽东

参考文献[编辑]

  1. 蒋纬国 恭撰. 《我的父亲蒋中正》(上). 香港: 东方出版社. 1998. ISBN 962-448-014-1. 
  2. 蒋纬国 恭撰. 《我的父亲蒋中正》(中). 香港: 东方出版社. 1998. ISBN 962-448-015-X. 
  3. 3.0 3.1 3.2 3.3 3.4 蒋经国. 《守父灵一月记》. 台北: 正中书局. 1976. 
  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5. 〈慈湖介绍〉,《总统 蒋公哀思录》第一编,台北:总统 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1975年10月31日,第255页
  6. 6.0 6.1 6.2 6.3 师永刚、张凡编著. 《蒋介石:1887~1975.上》.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5734474. 
  7. 杨树标:《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8.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省克记》,1923年,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3页
  9.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五卷
  10. 毛泽东、孙中山、蒋介石对联90幅,感悟智慧与修养. 
  11.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省克记》,1923年,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3页
  12. 《蒋介石年谱》
  13.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省克记》,1923年,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3页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45页
  15. 诗经•鸱鸮
  16.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7页
  17. 17.0 17.1 17.2 蒋经国. 《风雨中的宁静》. 台北: 正中书局. 1988. 
  18. 蒋介石对联 (二). 
  19.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五卷
  2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陈布雷等编著. 《蒋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06-01. 
  21. “尹奉吉之伟业永垂不朽” 蒋介石献诗被公开. 2013-12-19. 
  22. 22.000 22.001 22.002 22.003 22.004 22.005 22.006 22.007 22.008 22.009 22.010 22.011 22.012 22.013 22.014 22.015 22.016 22.017 22.018 22.019 22.020 22.021 22.022 22.023 22.024 22.025 22.026 22.027 22.028 22.029 22.030 22.031 22.032 22.033 22.034 22.035 22.036 22.037 22.038 22.039 22.040 22.041 22.042 22.043 22.044 22.045 22.046 22.047 22.048 22.049 22.050 22.051 22.052 22.053 22.054 22.055 22.056 22.057 22.058 22.059 22.060 22.061 22.062 22.063 22.064 22.065 22.066 22.067 22.068 22.069 22.070 22.071 22.072 22.073 22.074 22.075 22.076 22.077 22.078 22.079 22.080 22.081 22.082 22.083 22.084 22.085 22.086 22.087 22.088 22.089 22.090 22.091 22.092 22.093 22.094 22.095 22.096 22.097 22.098 22.099 22.100 22.101 22.102 22.103 22.104 吕芳上策划,王奇生、汪朝光、邵铭煌、林桶法、金以林、黄道炫、杨维真、刘维开、罗敏著. 《蒋介石的亲情、友情与爱情》. 台北市: 时报文化. 2011-03-18. 
  23. 23.0 23.1 23.2 23.3 23.4 陈红民等. 《蒋介石笔下的史事与人物》.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 2016. 
  24. 《事略稿本》第六册,1929年8月26日,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439-440页
  25. 《事略稿本》第九册,1930年10月20日,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62-65页
  26. 《事略稿本》第九册,1930年10月20日,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65页
  27. 《事略稿本》第九册,1931年1月17日,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458-459页
  28. 文闻. 《我所亲历的淞沪会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ISBN 7-5034-1590-8. 
  29. 《致夫人书信》,刊《蒋中正总统档案》,1949年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
  30. “总统府”事略室编:《事略稿本》,1949年1月3日,刊《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31. 陈存恭:《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126页
  32. 《致夫人书信》,1949年1月20日,刊《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33.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12月,第58页
  34. “总统府”事略室编:《事略稿本》,1949年5月21日,刊《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35. “总统府”事略室编:《事略稿本》,1949年8月12日
  36. “总统府”事略室编:《事略稿本》,1949年12月2日
  37. 〈复职的目的与使命〉,1950年3月13日
  38. 〈复职的目的与使命〉,1950年3月13日
  39. 〈军官训练团毕业学员的任务〉,1950年6月27日
  40. 追忆传奇女特工: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女卧底 中国台湾网 来源:《海南日报》
  41. 〈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二,台北,第226页
  42. 〈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二,台北,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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