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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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文(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字逸仙,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

名言[编辑]

  • 我只能这样说:不管革命失败有多少次,但是我总希望中国的革命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这样奋斗[1]:28
    ——1896年,伦敦蒙难后许多人问孙:“我们看到你,你这位先生的革命事业不知道失败过多少次了,为什么还不丧气,总是这么热心呢?这是什么理由呢?”
  • 我死了之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千万不要被敌人软化[1]:63
    ——在遗嘱上签名后,对在病榻的同志们说,1925年3月11日
  •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兴中会
  •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
  • “天下为公”
  • “治本于农”
  • 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 “亡国人世界无位置也。”
  • “建设难而破坏易。”
  • “感化就是宣言。”
  • “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 “凡事有利于人者,未必有害于已。”
  • “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 “聪明才智越大者,当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智略小者,当服百十人之务,造百十人之福;至于全无能力者,当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
  • “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算这种输入真的像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只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2]
    • 孙逸仙《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The Reform Pan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
  • “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3]:1
    • 抵日本神户时谈话,1895年11月12日
  • 这一次革命是国民革命,并不是伟人革命[4]
    • 1911年谈辛亥革命
  •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5]:1
    • 〈临时大总统誓词〉,1912年1月1日
  • 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
    •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912年
  • 金钱是比较地不重要的东西[4]:76
    • 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忠诚”
  • “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智识剥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问反为贼民贼国之根由。”[5]:423
    • 〈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0日
  • “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5]:447
    • 〈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5日
  • “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6]:195-196
    •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1919年5月20日
  • “今后立国大计,即首在排去专制时代之种种恶习。”[7]:374
    ——出席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恳亲会,1913年1月10日
  • “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7]:105-106
    ——在逆境中始终百折不挠,1913年
  • “我爱我国,我爱我妻。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所支配。”[8]:409
    ——〈在东京对同志的声言〉,1915年10月25日
  •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6]:158-159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 “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主义)完全成立。”
    ——《民族主义第一讲》
  • “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9]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 “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0]:535
《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23年12月21日)
  • “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中国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语录[编辑]

以天下为己任。
凡事有利于人者,未必有害于已。
  • “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帛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为尤甚!”[11]:13
    ——〈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
  • “幼时的境遇刺激我……我如果没出生在贫农家庭,我或不会关心这个重大问题”[12]:6
  • “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13]:226
  • “人死了怎么样?……但是我死之后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结!”[4]:34
    ——曾问母亲,母亲说:“种种事情都完了!死完结了一切,文。”[4]:34
  • “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4]:7
    ——回忆首次前赴檀香山
  • “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国古人所走的路上尽我的责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许我,我也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中国自己并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我能不遵守已败坏的习惯。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产业,我很愿意还给你。我不再有什么要求。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金钱是中国的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之正当,也可以用之不正当,不幸在中国官场以金钱充贿赂,以致增加人民负担。兄长,请你完全告诉我怎么样把产业交还给你。”[4]:167-168
    ——回答兄长孙眉,1884年
  • “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必要。”[7]:86
    ——反复对革命党人说
  • “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借着《圣经》以及我们所理解的欧美教育作为手段,向我们痛苦的国人传达一个信息:公正的法律会为他们带来幸福,文明会为他们带来欢慰。”[13]:568
    ——伦敦《每日纪事报》刊出〈孙逸仙讲述他第一次起事反抗中国皇朝之故事〉,1911年10月14日
  • “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方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15]
    ——回忆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肄业
  • “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自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二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广东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总认为民国之旗。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16]
    ——《大总统复参议会论国旗函》,1912年2月3日
  • “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
  • “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固全属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犹有不知者。故凡事无不委之于天数气运,而不敢以人力为转移也。迨人类渐起觉悟,始有由行而后知者,乃甫有欲尽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听之于天也。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谓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6]:222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1919年5月20日
  • “我既反对那些热衷于把省作为地方自治基本单位的人,也反对那些提议将联邦制的原则应用于各省的人。我全力主张地方自治,但也极力认为,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帮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17]:103
    ——〈宣布和平统一英文宣言〉,1922年8月17日
  •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够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18]:35-36
    ——对马林说
  • “从前人人问我,你的革命(与现代化)思想从何而来?我今直答之:革命(与现代化)思想乃正从香港而来,从香港此一殖民地而来。(英语原文:“Where and how did I get my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 ideas? I got my ideas in this very plac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19]:2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又名〈革命思想之产生〉),1923年2月19日
  • “……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著,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一组织良好之政府。……我既自称革命家,社会上疑议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一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学友诸君乎!诸君与余同受教育于此英国属地,并在同一之学校,吾人必须以英国为模范,以英国式之良政治传播于中国全国。”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年2月19日
  • “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乎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勇敢。”[20]
  • “统一的方法,有舆论和武力两种。”
  • “讲到革命的用青天白日旗,是由乙未年创用,迨后革命军占领镇南关再用,就由法国报纸传扬,故世界亦知此为有历史价值之旗帜。及至武昌革命成功以后,何以反为不用他呢?这是有个缘故。第一就是这面旗很有美术的构造,他的长短尺寸都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星的光芒,亦有一定的角度,比较五样颜色的布拼成的,自然难做。而革命要人,多忙不暇理及此事。刚值寄寓上海租界一班老官僚,利用人民弱点,就乘势侵进革命党内,就将国旗改为五色,并且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之疯说。当时一般老革命同志,都莫名其妙,皆以为官僚都来赞成革命,只有海吸百川,兼收并蓄,不知彼等改五色旗为国旗系有绝大深意。当满清未推倒以前,文武官员,多是深居简出,陆行固少,坐船更稀,所以每有外出,便有许多仪仗鸣金击鼓升炮奏乐等事。遇着坐船的时候,如武官官阶至提督的,文官官阶到巡抚的,他船桅上,便悬一面五色旗,以示隆重。由此说来,五色旗便是满洲官制的文武官员一品的官旗。民国十三年来沿用不改。无怪这十三年内,民国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真可痛心了。当他们改用五色时,我一个月后,才到上海,当时我就提议将旗改换,多数同志,以为此不过一种标志小事,现在大事尚多,故我亦不坚持到底。所以此十三年来,我们实常依于官僚武人旗帜之下,岂不伤心?”[21]:502
    ——〈体认革命历史再开新纪元〉,1924年9-10月

演说、文告[编辑]

我们采取了三种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 “往年本总统以民族主义,提倡我中华全部,遂至捐弃家人,沈沦异域,投艰蹈险,虽屡濒于死,而大声疾呼之气不少衰;然当时之应而和者,只会党一部分,余则犹尚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几时,民族主义之进步,日速一日,今则统中国皆国民矣;我鄂军代表竟首举义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声响附,殆无不认革命为现今必要之举动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黄帝列圣在天之灵,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兴汉之奇功,盖可以决满虏之必无噍类矣。虽然,本总统窃有不能已于言者,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不图终,曷克有济?倘行事或虎头鼠尾,而存心复狼顾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鱼肉;或萌退缩之志,坐失事机,则后祸之来,何堪设想?所以曩者欲图大事,而往往功败于垂成者,其遗误大都如是也。今特布告我大汉同胞,共鉴前车,牢持来轸,再接再厉。全始全终;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诿,纵使百战百胜而勿骄,即令小败小伤而勿馁。凡我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效诸葛一生惟谨慎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速而神,自能垂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使异族帖耳俯首。此固本总统中心之所切切,而群策群力,实所望于同胞。”[17]:22-23[8]:307-308
    • 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刊有用孙名义发布之《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全国同胞书,1911年10月31日
  •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 大总统誓词,1912年1月1日
  • “盖专制国通例,国愈强者,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国则反之,在共和国度中,其国民利益之增减,视国家之强弱为正比例。国家强盛,其国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国家衰弱,其国民之利益日日减少,盖共和国以国民为国家之主体故也。”
    • 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日
  • “当南北统一之际仆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原望其开诚布公尽忠民国以慰四万万人之望自是以来仆于权利所在则为引避危疑之交则为襄助虽激昂之士对于袁氏时有责言仆之初衷未尝少易不意宋案发生袁氏阴谋一旦尽揭仆于当时已将反对袁氏之心宣布天下使袁氏果知公义自在舆论难诬尔时即应辞职以谢国民何图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顾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无任翘企之至”[7]:图第28页
    ——宣言督促袁世凯辞职,1913年7月22日
  • “主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慎施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貮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 孙文 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7]:图第29页
    ——誓约,1914年7月8日
  •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7]:116
    ——通过《军政府改组修正案审查报告》后,即向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1918年5月4日
  • “党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本来旧国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现代新国家乃重在法。但法从何来?须要我们人去造成他。所以党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我们要造法治国家,只靠我们同党人的心理。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二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至于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22]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4日
  • “说到政治,便要讲国家。国家的责任是设立政府,为人民谋幸福。政府这个东西,近来各国学者有的说是可以保护人民,代谋幸福,主张是应该有的。有的说是干涉人民的幸福,威权太大,应该把他减少,减少至于零便主张不应该有,而成无政府。这项学说在俄国顶发达,因为他们从前的专制政府过于暴虐,要打破他,便主张无政府。究竟政府在人类中是有没有用呢?在座诸君是主张改良人类来救国家的,自然不说政府是无用的。人民在国家之内,国家根基所以能稳固之理,便是在人民的文明进步,互相团结,拱卫国家。人民的文明进步在人民的自身本来可以做得到,不过有了政府,加以提倡和辅助的工夫,进步得更快。所以我们要社会的文明很高,人类进步得很快,政府不是无用的。如果有了良政府,社会的文明便有进步,便进步得很快。若是有了不良政府,社会的文明便进步得很慢,便没有进步。”[10]:318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等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党的训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望各同志牺牲自己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10]:437-438
    ——〈在广州大本营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
  • “诸君学美国,切不可像从前的美国留学生,只要自己变成美国人,不管国家;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因为国家的大事,不是一个人单独能够做成功的,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如果只要自己学成美国人,便心满意足,不管国家是怎样,我们走到外国,他们还是笑我们是卑劣的中国人呀。因为专就个人而论,中国人面黄,美国人面白,无论诸君怎么学法,我们的面怎么样可以变颜色呢?诸君又再有什么方法去学呢?我们要好,须要全国的人大众都好,只要把国家变成富强,是世界上的头等国,那么,我们面色虽然是黄的,走到外国,自己承认是中国人,还不失为头等国民的尊荣。”
    ——〈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1923年12月21日
  • “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
    ——〈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 “中国革命迟迟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真正革命武装队伍。为了早日完成革命的使命,我们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使革命与民众力量相结合,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主旨。”[23]:142
    ——在黄埔军校开学礼演说,1924年6月16日
  •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之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窟,而流毒于各省。……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国家也。”[23]:147
    ——发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1924年9月18日
  •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族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却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7]:162
    ——《北上宣言》,1924年11月

题词、纪念[编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 “闻吾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
    ——序,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7]:90
    ——回忆黄花岗起义
  • “人生有死,死有重轻,死以为国,身毁名荣。漠漠沙场,烈骨所暴,崭崭新国,烈士所造。”[5]:242
    ——《祭武汉死义诸烈士文》(1912年3月17日)
  •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鸣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殒灭而志不朽矣”[7]:图第14页
    ——谨撰并书〈山田良政君碑〉,1913年2月27日
  •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4]
    ——从浙江观潮返上海后题词,1916年9月15日
  • “光明之为人类所爱也,实为有生俱来之本能之发动,不假教导而能者也。……今日之人类,不但须爱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须爱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惟此种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趋向,而凡旧社会之迷妄偏执,一一须以此光明照临破除之。”
    ——1920年1月为《大光报》年刊题词
  •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庆龄贤妻。”[8]:418
    ——赠宋庆龄题词,1922年
  •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4]:138月19日之每日名言
    ——在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题词,1923年10月10日
  •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21]:755-756
  • “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纪殆为实录,亦直其荦荦大者,其详乃未遽更仆数。余非有取于其溢词,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
    • 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1922年10月10日

书信、谈话[编辑]

  • “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他〈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返(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11]:2
    ——《致郑藻如书》(1890年)
  • “余以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17]:777
    • 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谈论其革命宗旨与方法,1897年
  • “人或云共和体制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试观僻地荒村,举无有俗政(清)虏之恶德,而消灭此观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尊敬长所以判区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是非现今所谓共和之民耶?苟有豪杰之士起而倒清虏之政府,代敷善政,约法三章,慰其饥渴,庶爱国之志可以奋兴,进取之气可以振起也。……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之。君等之来缔吾党之道,欲以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东亚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而拥护之者,唯有成就我国之革命,即为得之。”[25]:149
    • 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谈论其革命宗旨与方法,1897年
  • “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旧政府。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中国将不仅能使自己摆脱困境,而且还有可能解救其他国家,维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在中国人中间,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大不乏人,我们相信,他们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政府的重任,为了把旧的中国君主政权改变为共和政体,思虑精到的计划早已制订出来了。”[26]
    • 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谈话,1911年11月
  • “人民群众已经为迎接一个新型政权作好准备。他们希望改变政治和社会处境,以摆脱目前普遍存在的可悲的生活状况。国家正处于紧张状态,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使它燃烧起来。人民已为驱除鞑虏作好准备,一旦革命势力在华南取得立足点,他们就会闻风响应。……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26]
    •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谈话,1911年11月
  • “现代军人,只懂军事是不够的;军事以外,还必须了解政治。所以你到日本以后,应该注意考察政治。”[27]
    • 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住宅与李宗黄谈话,1918年7月
  • “一般人读书不认真还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责,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28]:79—80
    • 《与邹鲁的谈话》(1919年6月)
  • “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29]:264[8]:448
    ——对共产国际派到广州之达林说,1922年4月27日
  •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就如来信云云,子荫当来沪,此事已不成问题,即内部之大难题已得解决,则进步为极大矣!其他纷繁小故,何足介怀?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此候筹祺。孙文。”[30]:48-49
    ——长信致蒋介石,1922年11月24日
  •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此覆。再:明日果有罢市之事,则必当火速将黄埔所有械弹运韶,再图办法。如无罢市,则先运我货前来,商械当必照所定条件分交各户可也。若兄烦于保管,可运至兵工厂或河南行营暂存俱可。即候毅安

孙文十月九日”[13]:693-694[7]:156-157

  • ——写信给蒋介石,1924年10月9日
  • “现在国家的责任就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而且,尤其是你们东北的年轻人,介乎这日、俄两大之间,你们很难应付。”[31]:317
    ——对张学良说,1925年
  • “……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总是遗憾。希望你们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成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我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32]:251
    ——在遗嘱上签名,稍休后说几句话勉励各同志,1925年3月11日
  • “正如上帝曾派遣耶稣到人间,同样地,衪把我派遣到这个世上来。”[19]:434
    ——临终时对孔祥熙说,1925年3月
  • “我他无所惧,唯恐同志受内外势力的压迫,屈服与投降耳。”[33]
    • 临终前与诸同志谈话,1925年3月11日

三民主义[编辑]

  •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17]:256
    • 同盟会《民报》第一号发刊词,1905年11月26日,东京
  • “中华民国的国家与前清的国家不同,共和国体与专制国体不同。中华民国的国家是吾四万万同胞的国家,前清的国家是满洲一人的国家;共和国体荣辱是吾同胞荣辱,专制政体荣辱是君主一个人的荣辱。”[5]:476
    ——《在山西实业界学界及各党派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0日)
  •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所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
    • 《民权初步》
  • “兄弟底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底主义,也有与兄弟底三民主义符合底地方,其原文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话苦没有适当底译文,兄弟把他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权’、‘民生’主义。”[28]:475-476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
  • “民族即民有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亦应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民生即民享也,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则天下之利权,自当为天下人人所共享。”
    • 〈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1年10月29日至11月15日间
  • “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
    • 1923年对广州国民党员的演说
  •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 手书黄埔军官学校训词(中国国民党党歌词,中华民国国歌歌词)
  • “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
  • “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
  • “更行简单言之: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的平等; 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大意,诸君要详细研究。”[34]:31
    • 〈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

民族主义[编辑]

  • “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 《中国革命史》
  • “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 〈三民主义大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成立会的演说,1921年3月6日
  •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
  • “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齐消灭。”
    • 民族主义第六讲
  • “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35]
    ——在神户高等女校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演讲,1924年11月28日
  • “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彼欧美学者于埃及、巴比伦之文字,国亡种灭,久不适于用者,犹不惮搜求破碎,复其旧观,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资今人学问故耳。而我中国文字,讵反可废去乎?”[6]:179—180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 “乃天不弃此优秀众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遂一举而推覆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又能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
    ——《民权初步》序

民权主义[编辑]

  • “平等自由是在什么地方立足呢?要附属到什么东西之上呢?简而言之,是在民权上立足的,要附属于民权之上。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国国民党发起革命,目的虽然是要争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义和口号,还是要用民权。因为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
    •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1924年)
  • “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弟兄。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5]:408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2年8月25日)
  • “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专制乃少数人专理一国之政体,共和则国民均有维持国政之义务。”[5]:478
    ——《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1日)
  • “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举动,可以随时指明。……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36]:35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 “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譬如二人对弈,旁观者分为两组,按照着棋一定之规则,各相照护,不用诡谋以求自己之胜利,只以正大之方法相对待。假使手段不高,眼光不大,以致失败,败而出于正当,则胜者因十分满足,败者亦甘心不悔。即旁观照护之人,初助此方,继助彼方,即未为不可。只须用正当之方法,不用诡谋。政党亦然,他党之宗旨与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赞成他党,一心护持本党,求本党之胜利。其求胜利之方法,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是之谓党德。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36]:37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 “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36]:45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3日)
  • “党争可有,而私争不可有;党见可坚持,而私见不可坚持。”[36]:64
    ——《民国月刊》出世辞(1913年5月20日)
  • “自治者民国之础也,础坚而国固,国固则子子孙孙同享福利。”[36]:330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1916年7月17日)
  • “我们要国事和党事分开办。国事无论怎么样,这总是要办的。”[22]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4日
  • “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须先要有民治,然后才能够说真是民有,真是民享。”[37]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 “不能实行民权主义,便不能说是民治,不是民治怎么可以说是民国呢?”[37]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 “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结之后,把全国一千六百多县都画分开,将地方上的事情让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37]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 “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38]:58
    ——《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1月14日)
  • “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没有进步,人类便退化。”
    ——民权主义第三讲

民生主义[编辑]

  •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11]:297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
  • “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39]
    • 《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1919年6月
  • “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38]:532
    • 〈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年2月
  • “民生是一种道德上的努力,而不是阶级的斗争。它既是实际的,也是理想的。……我应该说,民生远比其他二大主义更重视我们的伦理传统;在中国人信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后,应藉自己人格的觉醒,作为一个有益于人类幸福的媒介;此一自觉,将使他变成爱群乐群的君子。在这个对世界具有价值的自觉感中,利己主义遂为利他主义所替代。……让我再强调说,民生便是一种伦理力,是运用伦理的方式,使各阶级合作和谐,而绝不是各阶级互相仇视而益形分裂。在三民主义中,尤其是民生主义中这种仇视的态度是绝对要不得的。我们必须记住,民生之继续发皇,端赖抛弃一切仇视,取消一切夸张,丢开一切偏见,避免令人不能透气的阶级区分。每个人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并彻底了解个人的问题,惟有先解决大众的问题,然后才能得到圆满解决。”[40]
    • 林百克法官与孙逸仙谈话(Judge Linebarger,Conversation with Sun Yet-sen)
  • “实现社会革命可能是很困难的,但革命成为事实的时候是迫近了。我们并不想揣测革命的实现会对国家带来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险。”[41]
    ——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1912年4月1日
  • “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试以铁道论之,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5]:338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1912年4月16日)
  • “中国利用自己的原料与自己的劳力,制造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的日子很快即会到来。……中国不能永久购买那些本国易于制造的物品,那样做是极其不合理的。中国迟早是要自己制造自己需要的东西,你们的产品将不再能够在中国与中国的国货竞争。因之,你们只有开始在中国与中国合作设厂,否则迟早都要被驱出中国市场。”[28]:247—249
    ——《中国人之直言》(1920年4月3日)
  • “像美洲等国,可谓民权发达,怎么还有革命的事发生呢?只为人民的生活太难,贫富的阶级相去太远,那社会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22]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4日
  • 现在,仍然有人对民生主义不了解,认为解决民生,并不是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其实这是错误的。我们革命,目的是在推翻帝王专制,建立自由平等繁荣富强的民国。如果不解决民生问题,不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怎能达到繁荣富强呢?现在满清政府已经倒了,军阀的势力也正在逐步的肃清,我们今后就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然后才能进行建设[1]:53-54
    ——在广东和朋友谈自己的主张,1921年
  • “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
    ——《民生主义第三讲》

关于革命[编辑]

革命理论[编辑]

  • “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烟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稽曰:‘此种野蛮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之性质也,何得谓无?夫性质与事体异,发现于外谓之事体,禀赋于中谓之性质;中国民权自由之事体,未及西国之有条不紊,界限轶然,然何得谓之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乎?”[11]:235—236
    ——《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
  •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
    ——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 “夫菲律宾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11]:283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
  •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11]:329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
  •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11]:319
    ——《致鲁赛尔函》(1906年11月8日)
  • “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11]:557-558
    ——《我的回忆》(1911年11月中旬)
  • “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辞也!”
    ——1912年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
  • “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况令世界人类,已达于进化童年之运,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渐发达,所谓世界潮流不可复压者也。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
    • 《能知必能行》
  • “许多人以为中国不适用民主政治,因为人民知识程度太低。我不信有这话,我认为说这话的人还没有明白‘权能’两字的意义。”[42]
    • 《逐件来解释民众间对国民会议的怀疑》(二)《开国民会议与人民知识程度无干》,时间不详
  • “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

革命精神[编辑]

  • “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求此主义之实现,必先破坏而后有建设,于是有起义。”[17]:357
    • 〈中国革命史〉
  • “唤起民众导之以奋斗,实现革命继之以努力。”
    • 对中国国民党同志共勉,1920年1月1日
  • “夫汤武革命,孔子且艳称之,彼不过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则为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见、后不再来之神圣事业。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见,后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羡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为革命而生我;其死也,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于此时者!”[21]:301
    • 〈军人精神教育〉,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
  • “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惟诸君图之!”[21]:302
    • 〈军人精神教育〉,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
  • “本大总统的性质,生平是爱革命,诸君要欢迎本大总统革命的性质。本大总统想要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非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43]
    • 在桂林学界迎会的演说,1922年1月22日
  • “我们要革命的缘故,因为是知道了种族的束缚、政权的束缚、经济的束缚种种不好的道理,所以要拼死命去打破他们。”[43]
    • 在桂林学界迎会的演说,1922年1月22日
  • “为什么十二年来,人民都以为祸乱是革命产生出来的?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理,‘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王’。这种心理不改变,中国是永不能太平的。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样样敷衍茍安,枝枝节节,不求一彻底痛快的解决,要晓得这样是不行的。你不承认十二年的祸乱是革命党造成的么?民意大多数却承认是这样的。若以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那只好从他们的希望实行复辟了。我们有时到乡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起来分析一下,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我们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为在那时,多数人要詈我们乱臣贼子,是叛贼,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必[不]要处处迁就民意,甚至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的。学生是读书明理的人,是指导社会的,若不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苟且从俗,随波逐流,那就无贵乎有学生了。”[44]
    • 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1923年8月15日
  • “世界上的学问,是少数人发明的,古今中外,多数人总是不知不觉的。但是世界进化,都是不知不觉做成的。近二百年来科学发达,才逐渐的将几千年的不知不觉,加上新的有知有觉。不知不觉是天然的进化,是自然的;有知有觉是人为的进化,是非自然的。前者进化慢,而后者进化快。以进化快者补进化慢者,这是我们的责任。”[10]:114
    • 《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1923年8月15日)
  • “我们的胜败是常事。去年失败,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败,明年可以成功;一年两年失败,十年百年总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类的觉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块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在中途的时候,试问诸君有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象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继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奋斗,我总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以成功;少数人数赞成革命,自然难得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成功与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38]:63—64
    • 《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1月14日)
  •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
    •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革命方略[编辑]

  • “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那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服从黄先生’,我个人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末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29]:220-221
    • 〈与黄兴的谈话〉,1914年春
  • “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家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
    《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1914年6月15日)
  • “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28]:55
    • 《与邵元冲的谈话》(1919年5月20日)
  • “我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45]
  • “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要消灭那一般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9]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 “革命不能徒托空言,须杖兵力。”[34]:33
《在广州石围塘检阅滇均的演说》(1924年4月4日)
  • “革命的青年国民为中国唯一之希望,当在本党旗帜之下为中国之主权、为青年国民之利益,为全体国民之利益而奋斗。为本党之前锋,当干青年之事业。”[34]:59
《致全国学农工商通电》(1924年4月12日)
  • “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34]:292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
  • “须知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46]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9日
  • “宣传就是劝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便要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知道怎么样去宣传。到了知道怎么样去宣传,那便是宣传人才。要有很多的宣传人才,非要办一个宣传学校,慢慢的养成不可。”[9]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演说,1923年10月15日
  • “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10]:282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 “所以大家此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方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34]:558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演说〉,对讲习所学员发出警告,无法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反之应该要用平和方法,以合作为诉求,1924年8月21日
  • 党员“应由所在地之最高党部直接组织,并指挥之”、“不得假借名义,自由行动”[38]:618
    ——署名公告〈关于实行党纪的命令〉,提醒党员遵守党纪,1924年3月18日

遗言[编辑]

  • “和平,奋斗,救中国。”[47]
  • “朋友乎?仇敌乎?”
    • 邓泽如透露,孙临终前喃喃自语,表示苏联不可靠[48]

参考文献[编辑]

  1. 1.0 1.1 1.2 《孙中山》. 教育出版社. ISBN 962-12-0553-0. 
  2. 译自《双周论坛》新编号第61卷第363期(伦敦1897年3月1日英文版)
  3. 冯自由. 〈革命二字之由来〉. 《革命逸史》初集. 重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 4.0 4.1 4.2 4.3 4.4 4.5 [美]林白克. 《孙逸仙传记》, 二十世纪中国丛书, 徐植仁译.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9-7-3. 
  5.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孙中山全集》第2卷
  6. 6.0 6.1 6.2 6.3 《孙中山全集》第6卷
  7.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张磊、张𬞟. 《孙中山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8. 8.0 8.1 8.2 8.3 黄宇和. 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 中华书局(香港). 2015. ISBN 978-988-83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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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0 13.1 13.2 黄宇和. 《孙中山: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台北市: 联经出版. 2016. ISBN 978-957-08-4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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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孙文. 第八章〈有志竟成〉. 《孙文学说——知难行易(心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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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4.0 34.1 34.2 34.3 34.4 《孙中山全集》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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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37.0 37.1 37.2 〈国民要以人格救国〉,据黄昌榖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
  38. 38.0 38.1 38.2 38.3 《孙中山全集》第9卷
  39. 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刊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2日副刊《星期评论》
  40. 李匡郎主持. 《吴经熊博士研究》第79-80页. 辅仁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 [2021-11-27]. 
  41.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据北京《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42. 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伦回忆孙中山谈话之笔记,刊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日
  43. 43.0 43.1 人鹤(陈群)记:《孙总统对桂林学界之演说》,刊《民国日报》第三版,上海:民国日报社,1922年2月6、7日
  44. 〈在全国学生评议会之演说〉,据《中央党务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45.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1934) pp.267-268.
  46. 〈训政之解释〉,据《中央党务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47. 涂柏铿. 【史海钩沉】从北平和谈到跟风台独 国民党的分裂与质变. 香港01. 2020-02-14 [2020-03-19] (中文(香港)). 
  48. 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孙中山》第396页,2011年东方出版社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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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编辑]

中华民国国家元首
军政府鄂军都督 黎元洪
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袁世凯
北洋政府大总统 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
国民政府主席 谭延闿蒋中正林森蒋中正
中华民国总统 总统府LOGO 蒋中正李宗仁蒋中正“复行视事”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