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场由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发生在中国大陆。

相关名言

毛泽东论文革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引用的毛泽东文句

• 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我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与吴旭君谈话，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增订版 第3卷》P1178

•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1966年5月16日）

• 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1966年5月16日）

•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1966年5月16日）

• 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1966年5月16日）

•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1966年5月16日）

•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1966年5月16日）

• 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辞（1966年12月26日）引自《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七章

• 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在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辞（1966年12月26日）引自《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七章

•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谈话（1966年6月10日））

•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

  ——《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1967年1月9日）

• 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 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1967年2月12日）

•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载于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批语（1968年8月末）

•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 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 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同周恩来谈话（1971年7月9日）

•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1976年）

•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1月4日）

• 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

  ——《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1966年3月）

•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在滴水洞会见湖南干部（1966年6月26日）

• 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可怕，我们不杀人。

  ——与朱莉夫妇谈话（1975年12月31日）

•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关于打人问题》（1966年8月1日）

• 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1968年5月8日）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引自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七·二一指示》（1968年7月21日）

•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1966年3月30日）

• 要斗私，批修！

  ——引自人民日报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1967年10月6日）

•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载于1974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 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1966年7月24日）

•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年10月）

•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年7月19日）

•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五十字建党方针》（1967年10月27日）

• 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同汪东兴等人谈话（1971年9月12日）

•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修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加的话（1966年8月5日）

•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年7月19日）

• 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的对话，斯诺后来将这句话阐释为“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

•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两件事”谈话（1976年）

•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怒斥陈毅、谭震林（1967年2月19日），引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二十章

• 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975年5月3日）

• 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

  ——〈同浙江省军管会负责人谈话〉，1967年9月16日

• 搞喷气式，罚跪，捱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

  ——〈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纪录〉，1967年9月9日

•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叶剑英的回答，1966年8月4日

•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

•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1976年）

蒋介石论文革

• 毛泽东怕你们讲出心里的真话，拿出心里的打算，所以为了“海瑞上疏”“海瑞罢官”那样几出戏，“红日”“兵临城下”“逆风千里”那样几部电影，“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那样几篇文字，就掀起了今日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斗争，还要诱骗你们的子弟，组织“红卫兵”，来打倒你们所谓“资本主义当权派”，打倒你们“修正主义派”。因为毛泽东知道，你们心里的真话，如讲了出来，就必然会发生反毛革命的力量；你们心里的打算，拿了出来，就将成为反毛革命的行动。今天很明白的事实，就是毛泽东对于你们这一代，从党政军领导干部到党员团员及其所谓工农兵群众，根本上都不敢相信，认为都已不可靠了，所以它不得不寄望下一代无知的孩子们，组训“红卫兵”来保卫它个人生命，来保卫它独夫暴政、生杀予夺的淫威特权。我知道你们一身受着说不出来的痛苦，尤其在精神上被其磨折、摧残、与凌辱的刺激，更甚于肉体所受的痛苦。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日前夕告中共党人书》（1966年10月9日）

•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真相，照着它“文化革命小组”所说的，就是要“拿毛泽东思想做方向盘”，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读毛的书，听毛的话，照毛的指示办事”，来做它救亡挣扎中的万应灵方。其实就是要用其所谓“毛泽东思想”做招魂牌，对其党政军人员来整风——整党，整政，和整军。拆穿来说，就是要将你们凡是有知识、有思想、过去有功绩、有贡献的共党干部和一般党员团员，借此来整肃清除，等待“红卫兵”来替代你们做它毛泽东的共产党“接班人”。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日前夕告中共党人书》（1966年10月9日）

• 经过了大陆这十七年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斗争失败之后，到了今天，所谓“马列主义”，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所谓“阶级斗争”就变成了毛泽东在党内排除异己，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所谓“社会革命”，就变成了残害人民、斫丧民族、荼毒社会的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东西，就是毛泽东三十年代以来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名，所用以诱惑、逼迫、斗争、清算、控制、屠杀；和亡国灭种的欺诈手段的代名词。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日前夕告中共党人书》（1966年10月9日）

• 揭开了它“马列主义”的外衣，暴露出它黄巢、李闯、流寇和亡清义和团拳匪的本来面目与野蛮手段，抹煞了你们共产党内“行政”的和“军队”的组织，撤销了你们“宣传”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统，根本上乃是要摧毁中国文化，扫除知识分子，破坏现代文明，并想以其“人民战争”的法宝，来统制亚洲和世界人类，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为，这就是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造反”的本质与作用。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日前夕告中共党人书》（1966年10月9日）

• 为什么毛泽东会“异想居然天开”的，要以“文化大革命”的幌子，整肃党内这么多无辜而有“功”的文武干部？毛泽东自己则哑口不言，而拥毛的却无时无地无不在喊着要“打倒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毛泽东自己是不是“当权派”？它不是“当权派”，谁是“当权派”？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日前夕告中共党人书》（1966年10月9日）

林彪派论文革

• 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 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于新野《“571工程”纪要》

• 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于新野《“571工程”纪要》

中共第二代领导层论文革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 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

• 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20日）

•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由一批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他们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从中央政治局、省、地、县以至基层的绝大多数地方各级党委都被他们破坏了。部队的各级领导也发生很大混乱。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文革相关歌颂

•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 万里河山红烂漫，文化革命胜利辉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七亿人民斗志昂扬。

  ——李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马列主义新篇章，革命人民朝气蓬勃，一代新人茁壮成长，跟着毛主席当革命闯将，红彤彤的世界靠我们开创。

  ——王莘《歌唱社会主义祖国》

•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革命造反歌》

造反派论文革

• 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

  ——黄廉（重庆造反派领袖），引自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

社科学者论文革

• 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人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虫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婴儿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对精英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

  ——高默波《高家村》序

•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 （七千人大会后）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 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 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 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 既可以“牺牲左派”也可以“牺牲右派”，既可以用“造反派”去迫害“走资派”，更可以让“走资派”去屠杀“造反派”，亦即他为搞自己的乌托邦是不择手段的，而且首先是为谋求“不择手段地搞乌托邦”所需要的无限权力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类灾难的根源。

  ——秦晖《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 文革并不完全是受毛泽东操纵的，某些社会和政治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毛泽东。

  ——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种奇特现象，这场革命尤其突破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许多常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造成了一个类似中世纪黑暗的时代。

  ——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 六十年代，全世界各地都有学生造反。但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运动其本质并不是破"四旧"，而是对严厉的政治控制的一个反作用。任何亲身参加过运动的人都不难理解当时学生确实有一种摆脱组织控制的快感。

  ——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 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打人权牌时。他们是真正支持毛的路线，并对刘少奇的倒台兴高采烈，而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毛泽东、林彪重新与党内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时，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受害者，他们开始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所以说，中国市民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 ，也是文革后期党内保守派和军人联合专政的受害者。

  ——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 文革应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一个是批判"三家村"和破"四旧"时期，这是毛泽东将党的政治路线推向极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市民是受害者；第二个时期是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这是毛泽东、林彪打人权问题这张牌的时期，也就是周恩来后来说的"形左实右"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市民是积极参与文革的自由人，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迫害；第三个时期就是毛泽东联合和依靠党内保守派与军队镇压造反派运动，企图恢复文革之前的政治秩序，这个时期对中国市民的创伤最大，他们对文革的反感也最深。

  ——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 共产党一方面镇压这些"反革命集团"，有的被逮捕，有的在毕业分配上受到公开歧视，另一方面采取"重在表现"的政策，用录取个别出身不好的人来安抚不满。这段政治迫害的历史成了文革的动力之一。那些受迫害的"反革命"学生及"内控右派"学生是文革中最积极的造反派。奇妙之处在于，这些造反派在文革前是毛泽东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但在文革中，他们又是毛泽东反迫害的政治路线的支持者。这当然不是造反派的本质倾向变了，而是反映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有严格政治战略的大转变，这个大转变突破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传统，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 文革中党内的斗争一条主线是红区党所代表的农民势力与白区党所代表的四九年前的市民知识分子势力的斗争。

  ——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西方思想家论文革

• 毛泽东的政治斗争的两个根本阶段，大跃进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很严重地失败了。而另一方面，这两阶段的斗争也正证明了毛泽东想要找到真正推进共产主义的新方式的意志。这是在实验一条在毛泽东之前根本从未存在过的道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共产主义政治。在这一点上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是极大的。毛泽东这等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起了共产主义革命。所以，他必须一直全新地创造、往前冲和大胆地尝试。

  ——巴迪欧《论毛泽东、文革与中国》

• 继续搞共产主义政治的最根本经验，就是我们必须搞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搞苏维埃式国家。而在今天，俄罗斯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也在搞市场经济了，都不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层面感兴趣了。毛泽东成了革命历史中的伟大政治导师之一。他成了像罗伯斯庇尔和列宁那样的人物了。简单地讲，“毛泽东”这个专有名字与最近一次伟大的历史经验相连，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努力以革命的方式，通过群众的行动，将情境拉向共产主义的人的名字。

  ——巴迪欧《论毛泽东、文革与中国》

• 红卫兵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其中的反叛部分，正是这一部分挑动了群众运动、政党和国家之间的所有矛盾。这一挑动，正如在1968年的法国所发生的那样，是年青人作出的。肯定的，摧毁在这其间也有其重要性。但在这种摧毁里也带有无政府倾向、暴力和极左思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进程，它的普遍的影响力，是在工人的加入之后，才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是上海公社，而不光光是红卫兵。那些真正的普遍政治的发明，都包含在这一“公社”的过程中了。

  ——巴迪欧《论毛泽东、文革与中国》

• 文化大革命是如此暴力，如此暧昧，它至今仍是头等重大的事件。真正的灾难恰恰是，无非是，凶猛扑灭文革的人们后来竟迫不及待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任由中国与其它同家一样，去搞了市场经济而已。灾难不是由文化大革命本身造成。灾难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反动的、支持搞资本主义的那一方最后取得了胜利。

  ——巴迪欧《论毛泽东、文革与中国》

• 文革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搞革命的独特的例子：它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不过，我们却必须从这一次失败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中去重新出发。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创造被称作“上海公社”，这决不是偶然的。说到初恋，这样一个伟大的创造，今天仍想搞平等政治的人，是没法不深爱它的。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它：认知、并用既批判又爱慕的方式去反思文化大革命。

  ——巴迪欧《论毛泽东、文革与中国》

霍查论文革

•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拜以一种造作和肉麻的方式到达了顶峰。一切都与毛有关;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很少被提及，而且很清楚地显现出“党靠毛主席而存在，靠毛主席而斗争，人民靠毛主席而生存，靠毛主席而斗争，靠毛主席而呼吸”。最糟糕的是，毛泽东本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遏制这种对他的崇拜。难道他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党已经从内部衰败，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权威才能挽救这种局面吗？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初步思考》（1966年10月14日）

• 中国和世界文化中的一切旧的东西都应该被毫无歧视地拒绝，而一种新的文化，即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应该被创造出来。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文化，也是因为它是属于过去的，甚至笛卡尔的理论也被抹去了，这种对新文化的建设只有通过“毛的思想”，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和语录来实现，这些语录现在已经取代了中国的一切事物。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初步思考》（1966年10月14日）

• 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包括哪些内容?“红卫兵”正在改变街道和饭店的名称，因为他们含有反动的内容，他们写大字报，随心所欲地批判任何人，洗劫房屋进行抄家，还把愚蠢的高帽子戴在富农和反动派身上，在街道和广场上游行;据说他们还正在毁坏被视为帝国主义者的外国人的坟墓，更危险的是，他们还在冲击党委，烧毁图书馆和绘画，毁坏古老的纪念碑，等等。我们很难把“红卫兵”正在进行的革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标志可以由市级机关撤除，敌人可以而且应该依法被专政机关抓走，如果敌人进入党委，可以通过党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这么说，即使我们的中国同志必须武装工人，攻击各地的党委，但是这也不应该由孩子来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耸人听闻而且其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的行动？对于所有这些被动员起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孩子而言，学校已经关闭，他们在一年之内不能上学，也不能学习文化。他们被允许的是，在手中拿着一本写有毛语录的红皮书，在手臂上绑着一条红色的带子，并大声呼喊口号。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初步思考》（1966年10月14日）

受迫害知识分子论文革

•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萧军《国子监》

•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夺去我做人的权利。

  ——巴金《二十年前》

• 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巴金《二十年前》

• 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

  ——巴金《二十年前》

• 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的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待，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

  ——巴金《二十年前》

• 我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

  ——巴金《二十年前》

• 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走进“牛棚”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尽管那些年我受尽侮辱，受够折磨，但我还是不能不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脑子思考？！

  ——巴金《二十年前》

•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没有人愿意我们国家里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让大家都牢牢记住那十年中间出现的大小事情。最好的办法我看只有一个：创办“文革”博物馆。

  ——巴金《二十年前》

其他人论文革

• 毛是怎么搞的呢？他把这一套简化了。他出版了自己的言论摘录并且把它们宣布为人人都必须牢牢记住的戒律。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人自己摄制的一部影片，里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样以枯燥无味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毛泽东的语录。看到人类尊严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我简直要呕吐。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十章（1988年版）

• 毛的做法与沙皇的做法相似：他把他的对手放到广场上去示众，头上戴着傻瓜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市民们在被俘者周围跳着粗野的舞蹈。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十章（1988年版）

• 过去讲信仰，好像是一种很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一代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跟着激动，那是一种情绪，那是一种氛围；到了文化革命理想破灭，最后变得甚至是一种虚无的。最后在那种年龄段，以及在那种时代变成是一种叛逆性，或者说是一种批判主义色彩，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看那个社会都是批判地看。

  ——习近平《央视东方时空省委书记系列专访-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2003年11月14日）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袁隆平

• 我们从小最熟悉的东西是“迫害”。更可怕的是，越是惨无人道的迫害，越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郑渊洁评文革，摘自《郑渊洁随笔·第一次到大学演讲》

• 我翻阅斯蒂芬·金的几本恐怖小说，我的感觉是一点儿也不恐怖。比如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手断了，这也许吓得美国读者心惊肉跳，而对于“文革”中司空见惯批斗人致死再吃其肉的中国读者来说，就太小儿科了。恐怖小说不恐怖，自然无法吊读者的胃口。其实，中国人写恐怖小说最有生活素材。

  ——郑渊洁《郑渊洁随笔·第一次吃人肉》

• 近闻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各种赞誉恭维不绝于耳铺天盖地，怎么就没人提文革的导火索聂元梓的“全国第一份马列主义大字报”是率先从北大点燃尔后才以燎原之势蔓延到全国直把中国烧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的呢？我总觉得真正的巨人不会遮丑，往伤口上撒盐是为了使伤口不再旧病复发。

  ——郑渊洁《郑渊洁随笔·第一次接触将军》

• 安全感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生存的第一要素，连将军都朝不保夕，更何况普通百姓？

  ——郑渊洁《郑渊洁随笔·第一次接触将军》

• 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

  ——蔡霞，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学者】蔡霞 党校教授并不神秘》（2018年1月3日）

• 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

  ——蔡霞，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学者】蔡霞 党校教授并不神秘》（2018年1月3日）

• 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引自炎黄春秋《亲历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活动》（2004年12月29日）

• 文革灾难过于巨大和惨烈，最惨烈当属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蔑视。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死得尸骨无存，被迫害致死的“阶级敌人”更难以计数，甚至发生过多起群体性大屠杀。

  ——刘晓波《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 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文革的最大祸魁毛泽东仍然是中国的“大救星”，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高干子弟变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

  ——刘晓波《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 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开的清算和讨论，浩劫就一直没有过去，只不过变成另一场更隐秘的“浩劫”：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

  ——刘晓波《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 当时的全民狂热会感染每一个人，连呼吸中都充满了如火如荼的造反气氛，人与人之间的残忍遍及全社会的每个家庭，学习毫不留情的斗争哲学也是从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学校频繁组织的批判会和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以残忍为乐为荣的刽子手。

  ——刘晓波《从娃娃抓起的残忍——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 我们这些人，在一种野蛮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长大，它崇尚暴力、培养仇恨、鼓励残忍、纵容无情，教给孩子们一种从娘胎带出来的不拿人当人的残暴凶狠。在视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当过刽子手和帮凶，谁也脱不掉责任，洗不清自己！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的这些年中，那些当年参与造反、在造反中进行迫害的人们，如果还心安理得、还粉饰历史、还不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还不以投身于废除这个非人制度的斗争来赎罪，那么，我们不仅还在延续着残忍，而且类似文革那样的全民残忍的历史还将重演。

  ——刘晓波《从娃娃抓起的残忍——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 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

  ——罗大佑《爱人同志》

参考文献

本处仅罗列破折号后未充分说明的，或难以查考的来源出处：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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