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場由時任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領導的全國性政治運動，於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發生在中國大陸。

相關名言

毛澤東論文革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中引用的毛澤東文句

• 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我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着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毛澤東與吳旭君談話，引自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增訂版 第3卷》P1178

•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1966年5月16日）

• 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的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1966年5月16日）

•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

  ——《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1966年5月16日）

• 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1966年5月16日）

•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1966年5月16日）

• 混進黨里、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1966年5月16日）

• 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乾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辭（1966年12月26日）引自《戚本禹回憶錄》第十七章

• 資本主義會不會在中國復辟呢？這就要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這個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同黨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鬥爭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這一次是全面的鬥爭，從上到下，從紅衛兵到工廠、農村、機關，全國都鬧開了。

  ——在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辭（1966年12月26日）引自《戚本禹回憶錄》第十七章

• 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後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麼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鬥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談話（1966年6月10日））

•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生產搞革命。

  ——《對中央文革小組講話》（1967年1月9日）

• 我們過去只抓個別問題，個別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鬥了高、饒，五九年把彭德懷、黃克誠整下去了。此外，還搞了一些文化界及農村、工廠的鬥爭，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你們也是知道的，但都沒有解決問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所以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3日）

• 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幹部統統打倒，怎麼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

  ——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1967年2月12日）

• 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載於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報》

• 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批語（1968年8月末）

• 武鬥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個好處是暴露了壞人。對武鬥要作全面分析，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現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斗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

  ——《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 我才不怕打哩，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

  ——《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 誰如果還繼續造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 天下大亂，形勢大好。

  ——同周恩來談話（1971年7月9日）

•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1976年）

• 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1月4日）

• 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官。

  ——《與康生等同志談話紀要》（1966年3月）

• 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

  ——在滴水洞會見湖南幹部（1966年6月26日）

• 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不鬥爭就不能進步，不和平。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不可怕，我們不殺人。

  ——與朱莉夫婦談話（1975年12月31日）

• 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

  ——《關於打人問題》（1966年8月1日）

• 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8年5月8日）

•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引自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

• 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七·二一指示》（1968年7月21日）

•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頂住？中央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沒有解決。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對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評》（1966年3月30日）

• 要斗私，批修！

  ——引自人民日報社論《「斗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1967年10月6日）

•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載於1974年4月17日《人民日報》

• 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你們都要下去，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裡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

  ——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1966年7月24日）

• 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

  ——《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1967年10月）

• 靠你們自己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志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生活不行。

  ——《對中央首長的講話》（1966年7月19日）

• 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五十字建黨方針》（1967年10月27日）

• 我們的方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的路線。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人和槍也可能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同汪東興等人談話（1971年9月12日）

•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

  ——修改《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加的話（1966年8月5日）

•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只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

  ——《對中央首長的講話》（1966年7月19日）

• 有人說，中國愛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實中國就是好鬥，我就是一個。好鬥，出修正主義就不那麼容易了。

  ——《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3日）

•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

  ——1970年12月18日，同斯諾的對話，斯諾後來將這句話闡釋為「帶着把破傘雲遊世間的孤僧。」

•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兩件事」談話（1976年）

• 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持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譚震林當副組長。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把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乾脆請美國、蘇聯一起來吧。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怒斥陳毅、譚震林（1967年2月19日），引自《戚本禹回憶錄》第二十章

• 要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年5月3日）

• 對待幹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坐噴氣式、抄家、戴高帽、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對國民黨的杜聿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希望他們錯了就改，能站出來。哪有那麼多人要打倒啊！對幹部要一分為二，不能一切都抹殺了，他們過去還打過很多仗嘛！

  ——〈同浙江省軍管會負責人談話〉，1967年9月16日

• 搞噴氣式，罰跪，捱打，掛牌子。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

  ——〈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紀錄〉，1967年9月9日

•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葉劍英的回答，1966年8月4日

• 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

• 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1976年）

蔣介石論文革

• 毛澤東怕你們講出心裏的真話，拿出心裏的打算，所以為了「海瑞上疏」「海瑞罷官」那樣幾齣戲，「紅日」「兵臨城下」「逆風千里」那樣幾部電影，「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那樣幾篇文字，就掀起了今日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瘋狂鬥爭，還要誘騙你們的子弟，組織「紅衛兵」，來打倒你們所謂「資本主義當權派」，打倒你們「修正主義派」。因為毛澤東知道，你們心裏的真話，如講了出來，就必然會發生反毛革命的力量；你們心裏的打算，拿了出來，就將成為反毛革命的行動。今天很明白的事實，就是毛澤東對於你們這一代，從黨政軍領導幹部到黨員團員及其所謂工農兵群眾，根本上都不敢相信，認為都已不可靠了，所以它不得不寄望下一代無知的孩子們，組訓「紅衛兵」來保衛它個人生命，來保衛它獨夫暴政、生殺予奪的淫威特權。我知道你們一身受著說不出來的痛苦，尤其在精神上被其磨折、摧殘、與凌辱的刺激，更甚於肉體所受的痛苦。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國慶日前夕告中共黨人書》（1966年10月9日）

•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真相，照著它「文化革命小組」所說的，就是要「拿毛澤東思想做方向盤」，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要「讀毛的書，聽毛的話，照毛的指示辦事」，來做它救亡掙扎中的萬應靈方。其實就是要用其所謂「毛澤東思想」做招魂牌，對其黨政軍人員來整風——整黨，整政，和整軍。拆穿來說，就是要將你們凡是有知識、有思想、過去有功績、有貢獻的共黨幹部和一般黨員團員，藉此來整肅清除，等待「紅衛兵」來替代你們做它毛澤東的共產黨「接班人」。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國慶日前夕告中共黨人書》（1966年10月9日）

• 經過了大陸這十七年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鬥爭失敗之後，到了今天，所謂「馬列主義」，就變成了「毛澤東主義」；所謂「階級鬥爭」就變成了毛澤東在黨內排除異己，互相傾軋的權力鬥爭；所謂「社會革命」，就變成了殘害人民、斫喪民族、荼毒社會的毛澤東思想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東西，就是毛澤東三十年代以來以無產階級革命為名，所用以誘惑、逼迫、鬥爭、清算、控制、屠殺；和亡國滅種的欺詐手段的代名詞。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國慶日前夕告中共黨人書》（1966年10月9日）

• 揭開了它「馬列主義」的外衣，暴露出它黃巢、李闖、流寇和亡清義和團拳匪的本來面目與野蠻手段，抹煞了你們共產黨內「行政」的和「軍隊」的組織，撤銷了你們「宣傳」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統，根本上乃是要摧毀中國文化，掃除知識份子，破壞現代文明，並想以其「人民戰爭」的法寶，來統制亞洲和世界人類，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為，這就是它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的本質與作用。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國慶日前夕告中共黨人書》（1966年10月9日）

• 為什麼毛澤東會「異想居然天開」的，要以「文化大革命」的幌子，整肅黨內這麼多無辜而有「功」的文武幹部？毛澤東自己則啞口不言，而擁毛的卻無時無地無不在喊著要「打倒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毛澤東自己是不是「當權派」？它不是「當權派」，誰是「當權派」？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國慶日前夕告中共黨人書》（1966年10月9日）

林彪派論文革

• 他們想殺我們的腦袋，靠不住！假使他們要動手，搞反革命政變，我們就殺他們的腦袋。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 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對毛主席的著作，我領會得很不夠，今後還要好好學習。我們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勢的需要，是對敵鬥爭的需要，是戰備的需要，是徹底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的需要，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 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軍隊受壓軍心不穩 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 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於新野《「571工程」紀要》

• 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於新野《「571工程」紀要》

中共第二代領導層論文革

•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儘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 「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 「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鬥。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 一九六六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這十年中，許多怪東西都出來了。要人們安於貧困落後，說什麼寧要貧困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這就是「四人幫」搞的那一套……「四人幫」荒謬的理論導致中國處於貧困、停滯的狀態。

  ——鄧小平《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年4月30日）

• 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

  ——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20日）

•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後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 文化大革命給我們一條最重要的教訓就是，這場運動的領導班子──中央文革，由一批叛徒、特務、陰謀家、野心家、反革命兩面派、篡黨奪權分子所把持。他們叫囂「踢開黨委鬧革命」，從中央政治局、省、地、縣以至基層的絕大多數地方各級黨委都被他們破壞了。部隊的各級領導也發生很大混亂。他們利用篡奪來的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上整幹部，下整群眾，製造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把許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幹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

  ——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

文革相關歌頌

• 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郭沫若《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 萬里河山紅爛漫，文化革命勝利輝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七億人民鬥志昂揚。

  ——李劫夫《我們走在大路上》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創了馬列主義新篇章，革命人民朝氣蓬勃，一代新人茁壯成長，跟着毛主席當革命闖將，紅彤彤的世界靠我們開創。

  ——王莘《歌唱社會主義祖國》

• 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刀山火海我敢闖。革命後代舉紅旗，毛澤東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們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革命造反歌》

造反派論文革

• 毛主席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敢於暴露共產黨當權之後的種種陰暗面，是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着無比的信任，否則絕對不敢發動群眾對走資派進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產黨掌權後的消極面和社會矛盾，特別是把當權派的真面目，統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於動這樣的手術。

  ——黃廉（重慶造反派領袖），引自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

社科學者論文革

• 在精英們製造的歷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對高家村的農民來說，「文革」卻是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時期，因為正是在這時高家村第一次辦起了一至三年級的小學。於是這個村歷史上第一次全部學齡兒童人學。「文革」時也是衛生的最好時期之一，因為赤腳醫生制度使農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蟲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嬰兒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壽命大幅度提高。對精英來說，「文革」使中國變成了文化沙漠。但對高家村一帶的農村來說，「文革」是當地文化的史無前例的最好時期，因為農民把樣板戲翻了個版，用本地的傳統曲子和語言來改造樣板戲，並自己登台表演。他們自編自導自演自己設計服裝，以前所未有的熱情來豐富當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參加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村與村的年輕人組織籃球之類的體育比賽，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在民兵訓練的時候農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槍實彈。年輕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紹人地談戀愛，因為集體生活為他們提供了在一起生活並互相了解的機會。

  ——高默波《高家村》序

• 我個人認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實是：當權派整民眾遠遠比民眾整當權派來的殘酷。主流說法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只強調當權派被整。這很不合事實。更加荒誕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鬥學生領袖其實後來是被毛本身關起來的。但一直沒判刑。鄧上台後把他們正式判了。但他們反而怨鄧不怨毛。的確很荒誕。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鬥，而是官方的大面積鎮壓。當時每天牆上都貼着很多死刑名單，每個名字上都打個醒目的紅叉。我每天走街上看過去，看不見具體名字，但是看見一排牆上，很多叉。

  ——秦暉《對文革的四種判斷》

• （七千人大會後）毛感到從上到下一致的反對。不過，上下的怨氣是有區別的。老百姓角度來說，怨左不怨毛。他們對毛本人並沒有強烈的反感。也即是說，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但是劉等反毛不反左。他們拼命維護體制，並且不希望毛胡來。毛害怕這兩種力量結合。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什麼呢？就是讓這兩者干一仗。從而既保住左體制，又保住毛皇權。由於不怨毛與不怨左的情形的確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確實可行。同時有這兩種不滿，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肅式運動。如果僅想壓制民眾，毛本來的確可以用運動的手段達到。當年劉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於是，毛先用群眾搞劉派。再用靠這個手段實際拿回來的權力搞群眾，上山下鄉之類。但玩的太過火，文革末期，兩股力量竟然結合了，就變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識。

  ——秦暉《對文革的四種判斷》　

• 隨着改革的深入，當權派立場越來越得勢。今天的當權派不僅比過去更腐敗，由於他們現在搞市場經濟改革，更像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年的走資派的確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實。他們的事實坐實了毛當年的指責。於是，現在當權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們忘掉文革。他們對文革採取總體失語的合乎邏輯的選擇。這是現在的當權派和鄧小平時代最大的區別。鄧小平當年可是高調否定文革。但是他們不講，老百姓不會不講。他們自己失語，又不許自由民主派談文革。於是，中國對文革的話語權，越來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網上。老百姓對官僚的怨恨遠遠超過當年，他們害怕再來一次文革，但又對毛派投鼠忌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無權無勢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種手法和毛髮動文革非常像。劉少奇當年就揣測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眾整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想依靠官僚整書生。

  ——秦暉《對文革的四種判斷》　

• 文革達到了負帕累托效應。這場運動幾乎把全社會上上下下各個階層所有人都得罪了。沒有人認為文革是好的。而體制內肯定這一派的觀點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沒有受到文革太大的衝擊

  ——秦暉《對文革的四種判斷》　

• 俄羅斯有句諺語說得好：「死人都是好的」。這是一種對過去的玫瑰色幻象。這種對文革的想象源於對現有體制的不滿，尤其在青年大學生中尤其流行……這種觀點是相當有市場的。很多人都希望再來一次文革。他們對當權派有相當的反感。 　

  ——秦暉《對文革的四種判斷》　

• 在體制內否定者看來，文革的教訓就是：決不允許任何人挑戰當權派。於是文革的混亂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過，在現今中國被當做中國民主化就會混亂的主要證據。　

  ——秦暉《對文革的四種判斷》　

• 既可以「犧牲左派」也可以「犧牲右派」，既可以用「造反派」去迫害「走資派」，更可以讓「走資派」去屠殺「造反派」，亦即他為搞自己的烏托邦是不擇手段的，而且首先是為謀求「不擇手段地搞烏托邦」所需要的無限權力而不擇手段。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類災難的根源。

  ——秦暉《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談起》

• 文革並不完全是受毛澤東操縱的，某些社會和政治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操縱了毛澤東。

  ——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

•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種奇特現象，這場革命尤其突破了社會主義政治的許多常規。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現代史上造成了一個類似中世紀黑暗的時代。

  ——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

• 六十年代，全世界各地都有學生造反。但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學生運動其本質並不是破"四舊"，而是對嚴厲的政治控制的一個反作用。任何親身參加過運動的人都不難理解當時學生確實有一種擺脫組織控制的快感。

  ——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

• 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澤東打人權牌時。他們是真正支持毛的路線，並對劉少奇的倒台興高采烈，而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階級隊伍以後，毛澤東、林彪重新與黨內保守派聯合起來鎮壓造反派時，成千上萬的人成了受害者，他們開始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所以說，中國市民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 ，也是文革後期黨內保守派和軍人聯合專政的受害者。

  ——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

• 文革應分為三個主要時期：一個是批判"三家村"和破"四舊"時期，這是毛澤東將黨的政治路線推向極左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里，中國市民是受害者；第二個時期是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這是毛澤東、林彪打人權問題這張牌的時期，也就是周恩來後來說的"形左實右"時期 ，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市民是積極參與文革的自由人，他們的政治傾向是反迫害；第三個時期就是毛澤東聯合和依靠黨內保守派與軍隊鎮壓造反派運動，企圖恢復文革之前的政治秩序，這個時期對中國市民的創傷最大，他們對文革的反感也最深。

  ——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

• 共產黨一方面鎮壓這些"反革命集團"，有的被逮捕，有的在畢業分配上受到公開歧視，另一方面採取"重在表現"的政策，用錄取個別出身不好的人來安撫不滿。這段政治迫害的歷史成了文革的動力之一。那些受迫害的"反革命"學生及"內控右派"學生是文革中最積極的造反派。奇妙之處在於，這些造反派在文革前是毛澤東階級路線的受害者，但在文革中，他們又是毛澤東反迫害的政治路線的支持者。這當然不是造反派的本質傾向變了，而是反映了毛澤東在文革中有嚴格政治戰略的大轉變，這個大轉變突破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政治傳統，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

  ——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

• 文革中黨內的鬥爭一條主線是紅區黨所代表的農民勢力與白區黨所代表的四九年前的市民知識分子勢力的鬥爭。

  ——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

西方思想家論文革

• 毛澤東的政治鬥爭的兩個根本階段，大躍進和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很嚴重地失敗了。而另一方面，這兩階段的鬥爭也正證明了毛澤東想要找到真正推進共產主義的新方式的意志。這是在實驗一條在毛澤東之前根本從未存在過的道路：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搞共產主義政治。在這一點上說，「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是極大的。毛澤東這等於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搞起了共產主義革命。所以，他必須一直全新地創造、往前衝和大膽地嘗試。

  ——巴迪歐《論毛澤東、文革與中國》

• 繼續搞共產主義政治的最根本經驗，就是我們必須搞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搞蘇維埃式國家。而在今天，俄羅斯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了，中國也在搞市場經濟了，都不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層面感興趣了。毛澤東成了革命歷史中的偉大政治導師之一。他成了像羅伯斯庇爾和列寧那樣的人物了。簡單地講，「毛澤東」這個專有名字與最近一次偉大的歷史經驗相連，是一個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努力以革命的方式，通過群眾的行動，將情境拉向共產主義的人的名字。

  ——巴迪歐《論毛澤東、文革與中國》

• 紅衛兵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組成部分，是其中的反叛部分，正是這一部分挑動了群眾運動、政黨和國家之間的所有矛盾。這一挑動，正如在1968年的法國所發生的那樣，是年青人作出的。肯定的，摧毀在這其間也有其重要性。但在這種摧毀里也帶有無政府傾向、暴力和極左思維。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進程，它的普遍的影響力，是在工人的加入之後，才開始。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是上海公社，而不光光是紅衛兵。那些真正的普遍政治的發明，都包含在這一「公社」的過程中了。

  ——巴迪歐《論毛澤東、文革與中國》

• 文化大革命是如此暴力，如此曖昧，它至今仍是頭等重大的事件。真正的災難恰恰是，無非是，兇猛撲滅文革的人們後來竟迫不及待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任由中國與其它同家一樣，去搞了市場經濟而已。災難不是由文化大革命本身造成。災難是：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反動的、支持搞資本主義的那一方最後取得了勝利。

  ——巴迪歐《論毛澤東、文革與中國》

• 文革是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搞革命的獨特的例子：它是一次徹底的失敗，不過，我們卻必須從這一次失敗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中去重新出發。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創造被稱作「上海公社」，這決不是偶然的。說到初戀，這樣一個偉大的創造，今天仍想搞平等政治的人，是沒法不深愛它的。是在這個意義上愛它：認知、並用既批判又愛慕的方式去反思文化大革命。

  ——巴迪歐《論毛澤東、文革與中國》

霍查論文革

• 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與此同時，對毛澤東同志的崇拜以一種造作和肉麻的方式到達了頂峰。一切都與毛有關;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很少被提及，而且很清楚地顯現出「黨靠毛主席而存在，靠毛主席而鬥爭，人民靠毛主席而生存，靠毛主席而鬥爭，靠毛主席而呼吸」。最糟糕的是，毛澤東本人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遏制這種對他的崇拜。難道他們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的黨已經從內部衰敗，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權威才能挽救這種局面嗎？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初步思考》（1966年10月14日）

• 中國和世界文化中的一切舊的東西都應該被毫無歧視地拒絕，而一種新的文化，即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文化，應該被創造出來。為了建立一個嶄新的文化，也是因為它是屬於過去的，甚至笛卡爾的理論也被抹去了，這種對新文化的建設只有通過「毛的思想」，通過閱讀他的作品和語錄來實現，這些語錄現在已經取代了中國的一切事物。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初步思考》（1966年10月14日）

• 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包括哪些內容?「紅衛兵」正在改變街道和飯店的名稱，因為他們含有反動的內容，他們寫大字報，隨心所欲地批判任何人，洗劫房屋進行抄家，還把愚蠢的高帽子戴在富農和反動派身上，在街道和廣場上遊行;據說他們還正在毀壞被視為帝國主義者的外國人的墳墓，更危險的是，他們還在衝擊黨委，燒毀圖書館和繪畫，毀壞古老的紀念碑，等等。我們很難把「紅衛兵」正在進行的革命叫做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標誌可以由市級機關撤除，敵人可以而且應該依法被專政機關抓走，如果敵人進入黨委，可以通過黨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這麼說，即使我們的中國同志必須武裝工人，攻擊各地的黨委，但是這也不應該由孩子來做。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聳人聽聞而且其政治意義大於文化意義的行動？對於所有這些被動員起來進行這項工作的孩子而言，學校已經關閉，他們在一年之內不能上學，也不能學習文化。他們被允許的是，在手中拿着一本寫有毛語錄的紅皮書，在手臂上綁着一條紅色的帶子，並大聲呼喊口號。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初步思考》（1966年10月14日）

受迫害知識分子論文革

• 烈火堆邊喊打聲，聲聲入肉地天驚。藤條皮帶翻空舞，棍棒刀槍閃有風。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婦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紅。

  ——蕭軍《國子監》

• 「文革」發動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這是我後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記不了，不能不讓它在腦子裡轉來轉去，因此這些天我滿腦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時候我回憶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溫舊夢，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鐘。舊夢也罷，警鐘也罷，總有一點隔岸觀火的感覺。不像刑場陪綁，渾身戰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獄裡服刑。我奇怪當時我喝了什麼樣的迷魂湯，會舉起雙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認罪，讓奪去我做人的權利。

  ——巴金《二十年前》

• 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

  ——巴金《二十年前》

• 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麼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只是跟着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全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後來打倒自己。

  ——巴金《二十年前》

• 原來還有所謂「毀滅性的抄家」，就是將你家裡的一切罈罈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掃地出門。我們機關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毀滅性抄家」，便先動手將我的書櫥全部貼上封條，把重要的東西完全帶走。臨走時，革命派還貼了一張揭發我的罪行的大字報在我家門廊的入口處，一位頭頭威脅地對我說：「你再不老實交待，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後怎樣過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門口貼上這樣一張大字報，過路人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了。

  ——巴金《二十年前》

• 我不是寫小說，也不是寫回憶錄，並不想在這裡多寫詳情細節。那十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歷。說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

  ——巴金《二十年前》

• 憲法公布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說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應當發生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連幾張大字報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這樣走進「牛棚」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儘管那些年我受盡侮辱，受夠折磨，但我還是不能不責備自己為什麼不用腦子思考？！

  ——巴金《二十年前》

• 過去的事也只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只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沒有人願意我們國家裡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最好的辦法我看只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巴金《二十年前》

其他人論文革

• 毛是怎麼搞的呢？他把這一套簡化了。他出版了自己的言論摘錄並且把它們宣布為人人都必須牢牢記住的戒律。我在電視上看過中國人自己攝製的一部影片，裡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樣以枯燥無味的調門一遍又一遍地念誦着毛澤東的語錄。看到人類尊嚴被踐踏到如此地步，我簡直要嘔吐。

  ——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第十章（1988年版）

• 毛的做法與沙皇的做法相似：他把他的對手放到廣場上去示眾，頭上戴着傻瓜帽，脖子上掛着牌子，市民們在被俘者周圍跳着粗野的舞蹈。

  ——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第十章（1988年版）

• 過去講信仰，好像是一種很虛的東西。我覺得我們當時那一代青年成長履歷就是紅衛兵時代跟着激動，那是一種情緒，那是一種氛圍；到了文化革命理想破滅，最後變得甚至是一種虛無的。最後在那種年齡段，以及在那種時代變成是一種叛逆性，或者說是一種批判主義色彩，最後看書呢，都是批判地看，看那個社會都是批判地看。

  ——習近平《央視東方時空省委書記系列專訪-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2003年11月14日）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亂七八糟，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國家命運前途。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這麼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麼亂七八糟。

  ——袁隆平

• 我們從小最熟悉的東西是「迫害」。更可怕的是，越是慘無人道的迫害，越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鄭淵潔評文革，摘自《鄭淵潔隨筆·第一次到大學演講》

• 我翻閱斯蒂芬·金的幾本恐怖小說，我的感覺是一點兒也不恐怖。比如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手斷了，這也許嚇得美國讀者心驚肉跳，而對於「文革」中司空見慣批鬥人致死再吃其肉的中國讀者來說，就太小兒科了。恐怖小說不恐怖，自然無法吊讀者的胃口。其實，中國人寫恐怖小說最有生活素材。

  ——鄭淵潔《鄭淵潔隨筆·第一次吃人肉》

• 近聞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各種讚譽恭維不絕於耳鋪天蓋地，怎麼就沒人提文革的導火索聶元梓的「全國第一份馬列主義大字報」是率先從北大點燃爾後才以燎原之勢蔓延到全國直把中國燒得體無完膚面目全非的呢？我總覺得真正的巨人不會遮醜，往傷口上撒鹽是為了使傷口不再舊病復發。

  ——鄭淵潔《鄭淵潔隨筆·第一次接觸將軍》

• 安全感是一個國家的公民生存的第一要素，連將軍都朝不保夕，更何況普通百姓？

  ——鄭淵潔《鄭淵潔隨筆·第一次接觸將軍》

• 文革當中以多數人的名義對於少數領導幹部進行侵害，其實是踐踏人權的暴政。

  ——蔡霞，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學者】蔡霞 黨校教授並不神秘》（2018年1月3日）

• 你說到文革，我就來跟你說說文革。我當時是紅衛兵，我們懷着對革命的虔誠之心，陷入瘋狂，造成了很多傷害，我一輩子帶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聽文革跟聽故事一樣。黨的歷史怎麼能迴避這10年的曲折？「黨校姓黨」同樣包含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和反思。剝奪記憶，歷史錯誤就會以新的方式再犯，現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當成創新，恰恰是我們不能贊成的。

  ——蔡霞，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學者】蔡霞 黨校教授並不神秘》（2018年1月3日）

• 有個女孩要加入紅小兵。紅小兵組織的頭頭說她革命不堅決，她聽後，找了一把尖刀，來到被關的老師屋內，上前就將一個老師捅死，回來說：我這麼堅決，可以當紅小兵了吧！

  ——引自炎黃春秋《親歷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活動》（2004年12月29日）

• 文革災難過於巨大和慘烈，最慘烈當屬對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的蔑視。毛澤東的兩個接班人死得屍骨無存，被迫害致死的「階級敵人」更難以計數，甚至發生過多起群體性大屠殺。

  ——劉曉波《以由衷的謙卑向遇羅克致意—-紀念文革四十周年》

• 文革作為一場官民共同承認的「浩劫」，卻變成受害者（如鄧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護的禁區。官方不准公開談論，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願懺悔，絕大多數文革史料，要麼被封鎖在官權的黑箱中，要麼腐爛在參與者的記憶中。文革的最大禍魁毛澤東仍然是中國的「大救星」，文革造反中出盡風頭的高幹子弟變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體。

  ——劉曉波《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紀念文革爆發四十周年》

• 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開的清算和討論，浩劫就一直沒有過去，只不過變成另一場更隱秘的「浩劫」：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劉曉波《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紀念文革爆發四十周年》

• 當時的全民狂熱會感染每一個人，連呼吸中都充滿了如火如荼的造反氣氛，人與人之間的殘忍遍及全社會的每個家庭，學習毫不留情的鬥爭哲學也是從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學校頻繁組織的批判會和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幾歲的孩子變成了以殘忍為樂為榮的劊子手。

  ——劉曉波《從娃娃抓起的殘忍——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 我們這些人，在一種野蠻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長大，它崇尚暴力、培養仇恨、鼓勵殘忍、縱容無情，教給孩子們一種從娘胎帶出來的不拿人當人的殘暴兇狠。在視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當過劊子手和幫凶，誰也脫不掉責任，洗不清自己！特別是在文革結束後的這些年中，那些當年參與造反、在造反中進行迫害的人們，如果還心安理得、還粉飾歷史、還不向受害者公開道歉，還不以投身於廢除這個非人制度的鬥爭來贖罪，那麼，我們不僅還在延續着殘忍，而且類似文革那樣的全民殘忍的歷史還將重演。

  ——劉曉波《從娃娃抓起的殘忍——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 在這批判鬥爭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要學習保護自己，讓我相信你的忠貞，愛人同志。

  ——羅大佑《愛人同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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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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