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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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摄于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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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国务院的第一任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是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领导人之一。

名句[编辑]

南开大学周恩来总理雕像 文字为周恩来手书:“我是爱南开的”
  •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1年,14岁的周恩来在回答老师提问时说出其振兴中华之
  • 每一个人要有做一代豪杰的雄心壮志!应当做个开创一代的人。
  • 我是爱南开的。
  •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7月1日之每日名言
  • “譬之以人,生而哺乳,幼稚成行,其父母家族重视之者,莫不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智识之启发尚次之。逮及十馀龄,则入学求识是大问题,而身体性情则随前者以进。所谓根基固于先,智识诱于后,未有不克立而为人者也。”[1]
    ——1917年5月
  • 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
    ——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1944年3月12日

中年语录[编辑]

  • “人生赖奋斗而存。”[2]:303
    • 〈人生赖奋斗而存——致周恩夔、陆淑珍〉,1946年6月11日
  • “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3]:881
    • 在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49年9月
  • “解放区的人,艰苦朴素,有革命的积极性,是他的长处;但缺乏其他工作的经验。旧职员虽然有经验,但恐怕会带来旧的官僚主义作风。假如只用学生或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权机关的管理又没有经验。所以要三方面合起来,取长去短,才可以搞好。将来各部门用人,要照顾到这三方面。”[3]:871
    • 在第1次扩大政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0月21日
  • “就联合这方面说,同我们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亳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3]:904-905
    • 在外交部成立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1月8日
  • “我们应当说,今天的困难都是为了胜利而担负的。为了要取得胜利,有许多事情就不可能不担负起来。……为什么物价上涨呢?基本上还是因为开支很大,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然会上涨。为什么开支很多呢?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在这些新地区内一开始又不可能收入得很多,而担负就会增加。所以这种担负的增加是必然的过程,胜利的过程。它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物价上涨、负担增加的没落过程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向人民说清楚,这种胜利的负担一时还是不可避免的。……恢复生产……在城市,其重点在恢复工业生产,而不应该在商业上,宁可多注意手工业。……开源节流……运用恰当”[3]:877
    • 在第6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8日
  •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做的是开路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3]:879-880
    • 在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1月20日
  • “中国是个大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要在统一政策下因地制宜,在因地制宜的发展中求统一。这样的因地制宜,不但不妨碍统一,正是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条件。……不会的。那是在旧社会中的问题,在新社会中是不成问题的,华北人民政府就是例子。我们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3]:874
    • 在第10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12月9日
  • “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从老解放区乡村来的干部,有一套很好的农村生产经验,懂得如何组织农业劳动,但不能因此就说农业是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这里说的是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3]:882-883[4]:8-13
    • 对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代表讲话,1949年12月22日至12月23日
  • “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的工作,都是要各部部长对本部工作作报告。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要非党人士作报告,如轻工业部就要黄炎培报告,水利部就要傅作义报告。开始他们情况不熟,报告后可由副部长补充,久了情况熟了,连补充也不需要。同时有任务也责成他们负责完成,比如说河水决口,要水利部负责,傅作义自然会下去布置。有职、有权、有责,自然会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方法很好。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有关文件等也交非党人士审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们修改。这样,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而且还会完善我们的政策。”[3]:873
    • 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4月13日
  • “我们应该承认,今天国营经济力量还很小,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应该予以扶助使其发展。……私营经济,今天看起来有些萧条,但以后会发展。等土地改革完成了,生产恢复和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企业的旧的经营方式也改变了,那时私营企业就可以进一步得到发展,帮助国营经济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3]:883-884
    • 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4月30日
  • “对于两三个月以上的长期救济,应用以工代赈(如修筑公共工程等)为主要方法。”[3]:881
    • 〈关于救济失业工人办法给上海人民政府的覆示〉,1950年5月13日
  • “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的条件下发展……要建设近代化的国防,必须要有近代化的军工生产为基础”[3]:885
    • 在全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5月16日
  • “八个月来,我们开的各种专业会议,就有八十次之多。在这八十次会议中,属于财政经济的就有六十次,占四分之三。将要开的还有三四十次。在这样一个短时间中,我们开了这样多的会议,是因为业务上的需要。不开就不了解情况,就无法进行工作。”[3]:881
    •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50年6月16日
  • “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他们多数是新区的、被国民党抓来的,原籍有的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现在回去如果土改过了,不一定能分到地。……这样一想,对复员工作我们需要时间、准备和步骤,并且要有恰当的待遇,要做很多工作,绝不是一纸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另外还要有鞋、袜、肥皂和布。血战归来,对老婆带几尺花布也是好的。……袜子要厚点,能两面穿。……起义部队一般不动。不应该刚来就要他们走。如果那样做,我们心里很不安。”[3]:884-885
    • 在第36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0年6月24日
  • “水灾是非治不可。如果土地不洪就旱,那就土改了也没有用。……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3]:880
    • 在第57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0年11月3日
  • “自从进城后,就筹备政协,建立政权;紧跟着就是树立国际阵营;等到毛主席由苏联回国,当时物价波动,必须用全力来统一财政,稳定物价。不这样,就不会有一年半工作的发展,就做不到三年恢复、十年发展。”[3]:868
    • 在第119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2年1月11日
  •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的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 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1954年2月
  • “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4]:207
    • 在讲民主和专政之关系,1956年7月
  •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4]:345
  • “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欢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去批准干什么。”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
  • “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内部都有左、中、右,这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左、中、右或者说进步、中间、保守,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转化,保守可以转向进步、中间,中间、进步也会变成保守。但是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了。人的思想状态是会变化的,政治思想、主张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4]:363
    • 〈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
  • “知识分子应该加强团结,养成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新风气,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尊重年长的、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并且虚心地向他们学习。”[5]:203
    • 〈知识分子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1962年3月27日
  • “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4]:427
    • 〈过好“五关”〉,1963年5月29日
  • “一个人一点不想个人的问题是不大可能的;要求一点不想,也是不现实的。”[5]:215
    • 〈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63年7月22日

论精神[编辑]

  • “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无人。夫事实处于危险之境,但使国魂尚在,犹可挽回。盖罗马虽亡,玛志尼尚因民气以重兴。匈牙利属奥,噶苏士尚藉民德以建自治。是国虽亡,且隶他人篱下,国性未泯,尚可为也。然而吾国于精神则何如!在朝者处现今之时势,国务员私利之争无时或息;议员欲得优薪,督军竟思攘利。在野者或自命圣哲,启宗教争端;或自命清流,置国事于不顾;或灰心国政,作种种不道德之举,以为亡国之预备;或聚集金钱,以作富家翁。凡此种种,无非泯国性,丧国魂。使国果亡也,彼等恐亦无寻乐税驾之所。至一般无智愚民,昏昏噩噩。不知国家为何事者,按之以国性国魂之说,尤格格不相入矣。”[6]:1-5
    • 1916年11月8日

试论奢靡二说[编辑]

  • “一物之微,经若干手续始成,寻常之品,务极其巧思,以求合用,无所谓敷衍,无所谓勉强也。生活程度,遂亦因之以增高。人工束手但尽巧思,此现代之文化也。……实则习久成性,习惯也,性质也,固一而二,二而一也。况奢靡用之于文化日进之国,则其奢靡且足以助文化蔽塞之邦,则吾行见其促国于亡,以应夫忧时者之言而已。呜呼!习惯也,性质也,奢靡也。炎黄苗矞,将恃之以增进文化,与英、美、德、日同列于富强之境,生活高优之所耶!”[7]:1-5
    • 1916年11月29日

觉悟[编辑]

  • “什么是‘觉悟’?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自觉,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这种活动全可叫他为‘觉悟’。为什么‘觉悟’?人生最大的要素是灵性。灵性包含有理性同群性;理性的冲动,可以主宰一切事理;群性的冲动,可以变更社会的环境。这种冲动的作用,全由于‘觉悟’中生出来的。人生的环境,因着时间、空间种种的不同同变迁,遂逼着人生出‘觉悟’;或着人因为各种事理的不同同变态,也生出许多‘觉悟’。总起来凡人不满意现状,必生出感觉;由感觉而悟到一切真的事理——为人类大多数生存进化,比较现状为有进步的——是谓之大‘觉悟’。怎样‘觉悟’?‘觉悟’的要件,必须自己去‘觉悟’。自己‘觉悟’,有静的内省法,从回想而生出‘觉悟’;有由他人的方面,从考察中生出来的‘觉悟’;有因环境的感动,从比较中生出来的‘觉悟’。所谓‘回想’、‘考察’、‘比较’,真正的主旨,还须本乎真理冲动的现象。‘觉悟’的影响——因自己的‘觉悟’,得寻着真‘人’的生活。由己及人,渐渐可以达到人人‘觉悟’的境界。从‘觉悟’中生出来的效果,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望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纵横起来的:横性的‘觉悟’,是利己利人,永无边境;纵性的‘觉悟’,是解放改造,破坏建设,永无止境。”[8]
    ——1919年12月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编辑]

  • “我们青年不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他的后代。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因此,我们想,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9]:88-89
    • 1937年12月31日

我的修养要则[编辑]

  •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9]:125
    • 1943年3月18日

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编辑]

  •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9]:240-241
    • 1946年10月19日

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辞[编辑]

  • “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9]:245-246
    ——1946年11月30日

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问题[编辑]

  • “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们工作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因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该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这些人既是基本上好的,虽有严重而多的错误,我们只能在信任中抓紧,而不应置之不理,冷淡起来。否则,领导者自己就无法批评他们的错误,反使自己陷于被动。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然后抓紧他们,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然后才能改造他们,同时也就改造了自己的领导。”[9]:287
    • 1948年2月5日

思想改造应该先从自身做起[编辑]

  • “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空话,于事无补。思想改造应该先从自身检讨做起,这样就能够说服别人。不要天天攻击别人,打击别人,混战一场。”[10]
    • 〈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1949年12月6日

跟着新生力量走[编辑]

  • “处理问题要想到好的一面,也要考虑到坏的一面,好的要去争取,坏的要准备去克服。任何事情从这两方面去着想,就不会出毛病了。对坏的作充分估计,遇到困难和挫折才不会感到意外,以至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而是有力量去克服。当然,如果出现好的情况,这正是我们所要争取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辩证地发展着的。既然我们要工作,就必须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青年人应当有这样的勇气。第一要有勇气,第二才能产生智慧。有勇无智固然不好,但如果连勇气都没有,那就毫无办法了。”[5]
    • 〈跟着新生的力量走〉,1950年7月11日

为了实现和巩固团结必须消除门户之见[编辑]

  • “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11]
    • 〈建设与团结〉,1950年8月24日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编辑]

  • “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弄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䜣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救,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10]:208-221
    • 1950年8月24日

既要防止自卑,也要防止骄傲自满[编辑]

  • “在学习中,我们还要防止自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那也不应该。我们虽然落后,但也有可以自信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但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是可以创造出智慧的。劳动产生智慧嘛,我们还是可以赶上去的。当然也不要有一点成就就骄傲。”[12]
    • 〈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1956年5月3日

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编辑]

  • “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10]
    • 〈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

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编辑]

  • “……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不要说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群人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的头脑里,也不能有这样的情况。每天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里面,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自己肯定了的东西,后来自己又否定了。这样看对了,那样看又不对了,几个侧面看完全了,才掌握了全面。原来没有认识到的,后来认识到了,以后又有了更加新的认识。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一个党的政策也才能完备,一个团体的工作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得到改进……”[4]
    •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1962年4月18日

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编辑]

  • “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主席阁下同我讲过,埃叙合并为阿联,当时是有错误的,后来又分裂了。现在再搞统一,已经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这说明,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纳赛尔总统在埃叙分裂时采取的态度,我们很欣赏,表明纳赛尔总统吸取了经验。(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懦弱可欺。(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12]:327-328
    • 1963年4月24日

红卫兵[编辑]

  • “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
    • 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1966年10月22日

晚年语录[编辑]

  • “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捩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
    • 1975年11月15日
  •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 1975年11月17日
  •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 1975年11月19日
  • “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 1975年11月22日
  • “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 1975年12月3日
  • “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6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
    • 1975年12月28日
  • “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 1976年1月1日
  • “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 1976年1月2日

评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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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周恩来[编辑]

  • 《诉衷情·赠周总理》 (1975年)
    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 此诗见于[美]R·特里尔所著《毛泽东传》。此书中说明:“在这段时间,毛似乎回到韶山。在南国宁静的时日里,毛赋下了如许几行。出乎意料,这首词是为周而作的。”(因此诗没有公开发表过,流出的版本略有差异)。
    • 这首诗应该是毛主席的最后一首诗,一般认为是他82岁时写给周总理的。当时,毛主席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周总理也身患癌症,亦在重病中。毛主席已经预感到,革命将发生曲折,他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夙愿将要“付与东流”。他问自己,也问周总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究竟“靠谁守”?

参考文献[编辑]

  1. 〈本社之责任观〉(续). 天津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第65期. 
  2. 《周恩来书信选集》. 
  3.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传》. 第2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4. 4.0 4.1 4.2 4.3 4.4 4.5 《周恩来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0. 
  5. 5.0 5.1 5.2 《周恩来教育文选》.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6. “代论”《中国现时之危机》的第二部分. 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第45期. 1916-11-08. 
  7. 《今之忧时者佥谓国匮民贫由于世风奢靡然泰西学者研究奢靡问题界说不一波利比亚谓奢靡由于习惯纪夏井谓奢靡由于性质二说然否试探本言之》. 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第48期. 1916-11-29. 
  8. 《觉悟》. 《觉悟》杂志 (觉悟社). 1920年1月, (创刊号). 
  9. 9.0 9.1 9.2 9.3 9.4 《周恩来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80. 
  10. 10.0 10.1 10.2 《周恩来统一战线》. 人民出版社. 1984. 
  11. 《周恩来经济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12. 12.0 12.1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参见[编辑]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七大前)
陈独秀瞿秋白(代)向忠发王明(代)博古张闻天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
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华国锋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十二大起)
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主席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代)宋庆龄(名誉)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副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乌兰夫王震荣毅仁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刘少奇朱德宋庆龄(代)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李鹏吴邦国张德江栗战书
全国政协主席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俞正声汪洋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王荷波刘少奇李维汉朱德董必武陈云乔石尉健行吴官正贺国强王岐山赵乐际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杨晓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肖扬王胜俊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 罗荣桓张鼎丞黄火青杨易辰刘复之张思卿韩杼滨贾春旺曹建明张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部长 周恩来(1949-1958) · 陈毅(1958-1972) · 姬鹏飞(1972-1974) · 乔冠华(1974-1976) · 黄华(1976-1982) · 吴学谦(1982-1988) · 钱其琛(1988-1998) · 唐家璇(1998-2003) · 李肇星(2003-2007) · 杨洁篪(2007-2013) · 王毅(2013-)
发言人 姜瑜(2006–2012) · 洪磊(2010–2016) · 陆慷(2015–2019) · 耿爽(2016-2020) · 华春莹(2012-) · 赵立坚(2020-) · 汪文斌(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