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毛澤東名言：「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潤之，湖南湘潭人，中國近代馬列主義理論家、革命家、政治家、軍事戰略家與詩人，自1936年起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43年起任中共最高領導人，1949年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

由於毛澤東言論眾多，本處不收入《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詩詞已有的句子，亦不收入毛澤東點評歷史人物（含自我評價）的句子。如欲查閱毛澤東的經典名句，亦可前往「毛主席語錄」條目。關於其他人對毛澤東的評價，請參閱對毛澤東的評價。

學習

• 少年學問寡成，壯歲事功難立。

  ——《致蕭子昇信》（1915年9月27日）

• 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吸收那些用得著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著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

  ——在八路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的講話（1939年1月底）

• 進學校是可以進，但是這只是進一個門而已，要求得更進一步的學問，一定要在學校外邊學習，要長期地研究。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

• 學習一定要學到底，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不要再學習了，這滿足就是我們學習運動的最大頑敵。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

• 在忙的中間，想一個法子，叫做「擠」，用「擠」來對付忙。好比開會的時候，人多得很，就要擠進去，才得有座位。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

• 看不懂也有一個辦法，叫做「鑽」，如木匠鑽木頭一樣地「鑽」進去。看不懂的東西我們不要怕，就用「鑽」來對付。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

• 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學習是一定可以獲勝的。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

• 正面搞不通，可以從旁的方面著手，如打仗一樣，頑強的敵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襲側擊，四面包圍，把它孤立起來，這樣就容易把它攻下。學習也是一樣，正面的東西一時看不懂，就從旁的東西看起，先打下基礎，就可以一點一點地搞通正面的東西。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

• 過去學的本領只有一點點，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漸漸告罄了。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開下去就不成了，再開就一定要進貨。我們幹部的「進貨」，就是學習本領，這是我們許多幹部所迫切需要的。我們的幹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點，單靠過去懂的一點還不夠，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雖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們的知識。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

• 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

• 要善於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雖然沒有包袱，有聯繫群眾的長處，但是不善於思索，不願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再有一些人則因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腦筋，他們的聰明被包袱壓縮了。

  ——《學習和時局》（1944年4月12日）

• 人家講的不是教條，我們讀後變成了教條，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讀通，不會讀。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一個人無論學什麼或作什麼，只要有熱情，有恆心，不要那種無著落的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個人主義的虛榮心，總是會有進步的。

  ——《給毛岸英的信》（1947年10月8日）

• 要使不懂得變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這就是學習。

  ——《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1948年4月2日）

• 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寄語馬毛姐（1951年10月4日）

• 要有選擇地學，學先進的東西，不是學落後的東西。對落後的東西是另一種學法，就是不學。他錯誤的東西，我們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個錯誤。他那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一定要學。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

• 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

  ——《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 慢慢讀一點，引起興趣，如倒啖蔗，漸入佳境，就好了。

  ——《給林克的信》（1957年8月4日）

• 我們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下苦功，三個字，一個叫下，一個叫苦，一個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 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經典著作，而要開動腦筋，使思想活潑起來。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20日）

• 不是硬搬，而是有選擇的學，一定要將一切有用東西都學來，無用的東西則反面學，以我為主，不是盲從。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5月）

• 要讀淺近書，由淺入深，慢慢積累。大部頭書少讀一點，十年八年漸漸多讀，學問就一定可以搞通了。

  ——《給李訥的信》（1959年12月30日）

中國

• 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蓋二者之勢力，無在不為所瀰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實。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

  ——《民眾的大聯合》（1919年7月21日）

• 中國這塊土內，有中國人和沒有中國人有什麼多大的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什麼不了的關係？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

  ——《反對統一》（1920年10月10日）

•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 我們的民族，是數千年來獨立自尊的民族，是與日本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民族中，只容許抗日政府存在，決不容許任何的漢奸政府存在。我們要保衛自己的祖國，我們要徹底解放中華民族。日本帝國主義侵犯我們國家的獨立，妨害著我們民族的生存，我們要打倒它……這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在延安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講話》（1939年5月1日）

• 要徹底地實行三民主義！要真正實行三民主義，要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最後勝利，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我們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嶄新的中華民國！

  ——《在延安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講話》（1939年5月1日）

• 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春）

• 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

• 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採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 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 我們既反對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 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1944年7月14日）

• 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別了，司徒雷登》（1948年8月18日）

• 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民主共和國。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1949年6月15日）

• 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1949年6月15日）

• 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於全世界。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

• 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

•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

• 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開國大典（1949年10月1日）

•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 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現在已不存在障礙中國發展的力量。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麼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後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6年9月24日）

• 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並不等於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24日）

• 還有人懷疑我們社會主義建不成功，說我們是假共產黨，那又有什麼辦法呢？這些人吃完飯，睡完覺，就在那裡宣傳，說什麼中國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中國建不成社會主義，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國也許要變成一個帝國主義，除了美、英、法帝國主義以外，又出現了第四個帝國主義——中國！現在中國沒有工業，沒有資本，可是過一百年以後，那才厲害呢！成吉思汗復活，歐洲又要吃虧，也許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範「黃禍」呀！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6年9月24日）

• 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

  ——《在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的談話》（1957年2月14日）

• 我們現在在全世界名聲很大，一個是金門打炮，一個是人民公社，還有鋼1070萬噸這幾件大事。我看名聲很大，而實力不強。還是一窮二白，手無寸鐵，一事無成。現在不過有一寸鐵而已，國家實際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們是強國，在軍事裝備上和經濟上是弱國。因此我們目前的任務是由弱變強。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12月9日）

•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中國的大躍進》（1964年12月）

• 中國本身，難道不就是一種聯合國嗎？中國有好幾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國的任何一個自治區，無論人口或面積來說，都比目前在聯合國里通過投票來剝奪中國席位的某些國家，要大得多。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不進入聯合國，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忙得很。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載1969年1月23日《人民日報》

• 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

  ——《同布邁丁的談話》（1974年2月25日）

正誤與異見

• 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

  ——《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

• 正確的批評，應加接受，即使其批評有不確當者，亦只可在其批評完畢，並經過慎重考慮之後，加以公平的與善意的解釋。絕對不可文過飾非，拒絕黨外人員的批評，或曲解善意批評為攻擊，而造成黨外人員對黨的過失緘口不言的現象。

  ——《關於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係》（1942年3月）

• 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批評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消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3月31日）

• 沒有經驗，就難免要犯錯誤。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要有一個過程。

  ——《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1942年4月2日）

• 大膽說話，有的放矢，只要不違犯法律，又是在規定的範圍以內的，說話是許可的。正確不正確是指說話的內容，有的對，有的不對。說得不對，是在說的過程中發生的，應該允許，說錯了的，以後可以糾正。在討論中發生了問題，要先批評領導者，後批評被領導者。

  ——《關於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

• 要自覺不足。要同他人交換意見，誠意地聽取對方的意見。要經常想到自己有缺點，有錯誤，有不足，這樣才能有進步。

  ——《切實執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

• 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屢犯錯誤，背上了這類包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實在是聯繫群眾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

  ——《學習和時局》（1944年4月12日）

• 檢討的目的在於得出經驗教訓，不在於把責任加在個別同志身上，因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沒有好結果，把同志放在磨子裡頭磨成粉，有什麼好處呢？

  ——《時局問題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

• 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只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閒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

  ——《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1945年4月20日）

•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 誰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 要真實，不要扯謊。要把自己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向大家公開，讓大家來參觀，看我這個旅有沒有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乾淨，掃除官僚主義。我提倡人家將軍，有些事不逼我們就做不出來。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5日）

• 任何一個人也需要大家幫助的，互相批評，自我批評，大家幫助，才能進步，才能解決問題。

  ——《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1945年5月24日）

• 愈是不怕人家批評，愈是敢讓人家講話，給人家講話的機會，人家的批評可能會愈少。我們要學會聽閒話，我們長兩個耳朵就要聽閒話。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要習慣聽閒話，準備多聽閒話，把聽閒話當作收集輿論的機會。

  ——《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1月15日）

• 閒話有兩種，一種是好人講的，一種是壞人講的。如果是好人講的，說明你這個領導在工作上很可能有問題。我們講黨要聽閒話就是這個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見。意見一致了就不會發生不團結現象，不團結就是因為有不同的意見而又得不到解決。我們需要像揀破銅爛鐵一樣將不同意見收集起來，經過熔化，準備修正我們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錯誤。

  ——《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1月15日）

• 精神上要有準備不是一個人、幾個人講你的閒話，而是幾百個人講，你有了這樣的精神準備，並且依舊照常工作，以後就不會有人講你了。

  ——《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1月15日）

• 你不那樣尖銳，不切實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個部門，要指出來。你沒有搞好，我是不滿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無非是怕喪失選舉票，還怕工作上不好相處。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飯？沒有那回事。其實，你講出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擺在桌面上，倒是好相處了。不要把稜角磨掉。牛為什麼要長兩隻角呢？牛之所以長兩隻角，是因為要鬥爭，一為防禦，二為進攻。我常跟同志講，你頭上長「角」沒有？你們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長了角的，有些同志長了角但不那樣尖銳，還有些同志根本沒有長角。我看，還是長兩隻角好，因為這是合乎馬克思主義的。

  ——《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31日）

• 現在有人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讓他們出，除了洩密的、破壞性的，都讓人家說……出的氣不外是兩種，有理的，應當接受；無理的，給他說理。我們要有氣魄，不怕罵，只要君子動口不動手。

  ——同李維漢、徐冰談話（1950年4月21日）

• 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後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著和鬥爭著，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後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後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

  ——《駁「輿論一律」》（1955年5月24日）

• 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於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於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於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

  ——《共產黨人對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1956年4月）

• 犯錯誤的人，除了極少數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善於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尾巴翹得高。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 要使錯誤小一些，這是可能的。但否認我們會有錯誤，那是不現實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 對於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如果只是看，站在那裡不動，看你怎麼樣，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該你遭殃。這種態度是一種消極的態度，不是積極的態度。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956年8月20日）

• 犯錯誤，受損失，不單是犯錯誤的人要負責，不犯錯誤的人也有責任。為什麼呢？如果是我們都覺悟，我們黨內的人都覺悟，幹部都覺悟，那個錯誤路線就行不通。錯誤路線在一個時候能夠風行，就證明我們那個時候還不覺悟，一直要到錯誤路線發展得非常顯明、非常清楚了，我們才弄明白，才作出結論來。

  ——《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956年9月10日）

• 不要專門喜歡事後批評。事後也必須批評，最好是剛露頭就批評。專門喜歡事後批評，缺乏臨機應變的指導，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況不對，怎麼辦呢？情況不對，立即煞車，或者叫停車。象我們坐車子一樣，下陡坡遇到危險，馬上把車煞住。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1955年10月11日）

• 成績能夠鼓勵人，同時會使人驕傲；錯誤使人倒霉，使人著急，是個敵人，同時也是我們很好的教員。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鬥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麼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

• 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

• 鬧更多的事也不怕，年年會鬧事，以後會更多，怕有何用？矛盾要揭露，問題才能解決。社會是對立的統一。

  ——《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1957年1月）

•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七鬧八鬧總會鬧出名堂來的，可以看清是非。不管怎樣鬧，不要怕，越怕鬼越來，但也不要開槍，什麼時候開槍都是不好的。

  ——《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1957年1月）

• 我說人民內部矛盾，經常不斷的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說匈牙利以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1957年2月27日）

• 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鬥爭的風雨中間，鍛鍊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同錯誤思想作鬥爭，好比種牛痘，經過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強免疫力。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因此，只有採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應允許互相批評，批評政府不犯罪。

  ——《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結束語提綱》（1957年3月1日）

•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鬥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

  ——《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 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

  ——《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 帝國主義都不怕，為什麼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認為人民群眾不講道理，只能壓服不能說服，這樣的人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 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1957年7月1日）

• 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1957年7月1日）

• 要能夠耐心聽完，並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是不尊重自己。這是以平等的態度待人的條件之一。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

• 當面不說，背後咕噥，最不好。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3月）

• 有話不說，就很危險。當然，說話要選擇時機，不講策略也不行。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22日）

• 牢騷也罷，反動言論也罷，放出來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覺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裡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

  ——《關於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舊帳一般要算等問題的批註》（1959年3月30日）

• 要聽聽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反面的意見，不同的意見，將各方面的意見集中起來分析研究，才能多謀善斷，訂的計劃才能正確。謀是基礎，只有多謀才能善斷。

  ——《工作方法十六條》（1959年4月）

• 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什麼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明明看到不正確的，也不批評，不鬥爭，這是庸俗作風。我們前代無冤，後代無仇，不打不相識麼。一個人如果沒有人恨，就是不可設想的。

  ——《工作方法十六條》（1959年4月）

• 話有三種，嘴有兩用。人有一個嘴巴：一曰吃飯，二曰講話之義務。長一對耳朵就要聽。他要講，你有什麼辦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愛聽壞話。好話壞話都是話，都要聽。話有三種，一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的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

• 七十幾萬條錯誤都登出來，一年登到頭，登得完登不完？還有文章長短，我看至少要一年，這樣結果如何？我們的國家就垮台了，那時候帝國主義不來，國內人民也會起來把我們統統打倒。你辦那個報紙天天登壞事，無心工作，不要說一年，就是一個星期也要滅亡的。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就不是無產階級了，那就是資產階級國家了。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

• 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歡迎！你這麼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麼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

• 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

• 錯誤並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評，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評而泄了氣，必須顧到改錯和鼓勁兩方面。

  ——《對於一封信的評論》（1959年7月26日）

• 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當同志看待，當作兄弟一樣看待，給以熱忱的幫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時間和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餘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過日子。

  ——《機關槍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 哪裡有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十年總結》（1960年6月18日）

• 說中央總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豬場等，都是中央的。

  ——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12月20日）

• 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於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面。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人的認識總有個過程的。問題是認識得慢了一點，時間長了一點。

  ——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12月20日）

• 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爭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麼就檢討什麼，一個鐘頭，頂多兩個鐘頭，傾箱倒筐而出，無非是那麼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讓人講話，是採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麼辦？過去不民主，現在陷入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查。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家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別人講話的人，要採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只要他真心願意搞正，只要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要求過高，檢查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幫助他。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願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採取寬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還可以讓他在那裡繼續工作。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不要給人亂戴帽子。我們有些同志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得人不敢講話。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鍊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我們不怕公開反對派，只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面不講真話，當面講的儘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只要不是違犯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麼辦：讓他保留意見。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做檢討，晚做檢討，只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只要採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不要犯了錯誤見不得人。我們允許犯錯誤，你已經犯了嘛！也允許改正錯誤。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

• 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裡。不要總是認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麼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

  ——《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

• 犯了錯誤，改正就是了，錯誤能幫助人頭腦清醒。

  ——《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 正確的要聽，錯了也得聽下去。人家批評你批評的錯了，有什麼問題呢？你本是正確的，人家批評錯了，責任在批評者，你聽著，有什麼問題呢？你不聽，那不好。正確的、批評得對的，要聽。人家批評錯了，那更好聽了。還有一個，特別是那些反對你的話，要耐心聽。做到這個，比較困難。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12月28日）

• 對敵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總是你有鬼，不然為什麼使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道理少一點。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12月28日）

• 對犯錯誤的同志，也要給他出路，要准許他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

• 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還得了？哪個不犯錯誤？我也犯。

  ——在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談話（1967年1月22日）

• 好的接受，錯的解釋。解釋不通，暫時擱下，將來再說。

  ——《關於支左工作報告寫的批語》（1967年5月14日）

• 凡犯了錯誤的必須堅決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得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前更高。

  ——《關於支左工作報告寫的批語》（1967年5月14日）

• 有錯誤、有問題，不要背後說，找他個別談，或在會議上講。

  ——同楊成武等人談話（1967年9月9日）

• 不是生死冤讎，那何必呢？要講個人恩怨呀，那個帳算不了那麼多。總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碰在一塊，有些意見不對頭。人家或者是搞什麼批評了自己，反對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結果就發生矛盾了。反對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壞人。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

修養

• 人誰不思上進？當其求途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勝言者，蓋人當幼少全苦境也。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己之本領何在，此應自知也。以欂櫨之材，欲為棟梁之任，其胸中茫然無有，徒欲學古代奸雄意氣之為，以手腕智計為牢籠一世之具，此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如何能久？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今人所謂立志，如有志為軍事家，有志為教育家，乃見前輩之行事及近人之施為，羨其成功，盲從以為己志，乃出於一種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准，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於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在黨內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評，到黨外找機會報復他，打罵就是報復的一種手段。在黨內也尋報復；你在這次會議上說了我，我就在下次會議上找岔子報復你。這種報復主義，完全從個人觀點出發，不知有階級的利益和整個黨的利益。它的目標不在敵對階級，而在自己隊伍里的別的個人。這是一種削弱組織、削弱戰鬥力的銷蝕劑。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

• 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個人，實際上包含了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

• 不認識自己是革命的主體，以為自己僅僅對長官個人負責任，不是對革命負責任。這種消極的僱傭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

• 虛心接受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需，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就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我們的戰爭吃這種虧是不少的。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只有在現在的流動生活中努力，才能爭取將來的比較地不流動，才能爭取最後的穩定。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把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感情衝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磨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創造新社會。

  ——在抗大開學典禮的講話（1937年1月）

• 在某一時期他不滿意人家的高慢態度，在另一時期他又以高慢態度對付人家了；在失敗時容易變得謹慎小心，在成功時容易變得驕傲放縱。這是常見的事。

  ——《關於十五年來黨的路線和傳統問題》（1937年6月3日）

• 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的遠見，這些人充滿著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順利的解決。

  ——《為陝北公學成立與開學紀念題詞》（1937年10月23日）

• 碰了釘子時，就向釘子學習，問題就解決了。

  ——給抗大學員於江的題詞（1938年）

• 事非經過不知難，每每一件小事卻有豐富的內容，要從實際生活經驗中才會知道。

  ——《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1938年4月28日）

• 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

• 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給蕭軍的信》（1941年8月2日）

• 在危險環境中表示絕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見光明的人，只是懦夫與機會主義者。

  ——《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10日）

• 要幫助別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進步，要幫助別人是難的。

  ——《關於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

• 不要把功勞變成一個包袱背在背上，一切都不在乎，這樣，只會把功勞變成一種很重的負擔。

  ——《關於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

• 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在我們面前是沒有悲觀的，我們能夠戰勝任何的困難。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

• 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視察南泥灣時的講話》（1943年9月）

•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為紀錄片《生產與戰鬥結合起來》的題詞（1943年）

•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

  ——《給陳毅的信》（1944年4月9日）

• 理想一定要有，但是還要結合一個東西，叫做「現實」。我們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或者叫做革命的現實主義，我們不是無原則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是原則性，現實主義就是靈活性，理想主義的原則性與現實主義的靈活性要統一起來。

  ——《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1945年4月24日）

• 世界上不會沒有風波，怕風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趕快到閻王那裡去交帳。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 不要驕傲急躁，要戒驕戒躁。謙虛就不驕，就可以戒驕。從前講「大賈深藏若虛」，做生意的人本錢大他就藏起來，如像沒有一樣。我們也是這樣，我們要保持謙虛。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這樣的教訓，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裡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驕傲是連在一起的，驕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沒有不是驕傲的、不謹慎的、粗枝大葉的。

  ——《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

• 沒有跌過跤的人更要注意，更要謹慎，說不定正是你高興自滿地說「我就沒有跌過跤呀」的時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車。

  ——《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1945年5月24日）

• 毛鐵煉成鋼，是要經過無數次的敲打的。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我們自己的命運完全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掌握。我們應當在自己內部肅清一切軟弱無能的思想。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

• 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

• 吾輩多從曲折(即困難)二字著想，庶幾反映了現實，免至失望時發生許多苦惱。

  ——《給柳亞子的信》（1945年10月）

• 赤膊上陣，有時可行，作為經常辦法則有缺點。

  ——《給柳亞子的信》（1945年10月）

• 我們不是靠觀音菩薩來救命，而是靠自己的雙手去克服困難。

  ——《朝鮮戰局和我們的方針》（1950年9月5日）

• 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同志們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我看這個法子好，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麼睡。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世界上的事情總是謹慎一點好。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要堅忍。如抗美援朝，我們打痛了美帝國主義，打得它相當怕。這對我們建設有利，是我們建設的重要條件。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軍隊受到了鍛鍊，兵勇、干智。當然，我們犧牲了人，用了錢，付出了代價。但是我們就是不怕犧牲，不干則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我們的縣城只剩下一個，但我們並沒有退出邊區，吃樹葉就吃樹葉，就是要有一股狠勁。

  ——《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953年8月12日）

• 要學習，不要驕傲，不能看不起人。鵝蛋看不起雞蛋，黑色金屬看不起稀有金屬，這種看不起人的態度是不科學的。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對兄弟國家人民要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

  ——《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953年8月12日）

• 一件事不做則已，做則必做到底，做到最後勝利。

  ——《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講話提綱》（1953年9月）

• 腳本來是走路的，老是站著不動那就錯了。

  ——《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1953年10月15日）

• 人本來是沒有尾巴的，為什麼要夾緊尾巴呢？好比那個狗，有翹尾巴的時候，有夾尾巴的時候。大概是打了幾棍子的時候它就夾緊尾巴，大概是有了幾批成績的時候它的尾巴就翹起來了。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翹尾巴，而要夾緊尾巴，戒驕戒躁，永遠保持謙虛進取的精神。

  ——《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

• 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那是不好的，每天難過日子。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1955年10月29日）

• 遇到困難，務宜忍耐。困難總可以慢慢克服的。

  ——《給達賴喇嘛的信》（1956年8月18日）

• 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我們的紀律就建築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裡頭出來的。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世界上是有許多不公道的事情，那個級可能評得不對，那也無須鬧，無關大局，只要有飯吃就行。革命黨嘛，以餓不死人為原則。人沒有餓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奮鬥。一萬年以後，也要奮鬥。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

  ——《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1957年3月）

• 現在心中無數，但是慢慢就會心中有數。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

  ——《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1957年3月10日）

• 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 有些經驗是從痛苦中得來的。這些痛苦教育了我們。我們不要對於這些痛苦生氣。相反，我們要感謝這些痛苦。因為它使我們開動腦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

• 我看細菌雖小，但是，在某一點上，它比人厲害。它不講迷信，它幹勁十足，多快好省，力爭上游，目中無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體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強嗎？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

• 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認真，一認真，不管什麼困難都可以打開局面。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23日）

• 不要看到好的就認為全好，看到壞的就認為全壞。如果別人說全好，那你就問一問:是不是全好？如果別人說全壞，那你就問一問:一點好處沒有嗎？記者的頭腦要冷靜，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記者頭腦要冷靜》（1958年11月21日）

• 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 一方面，藐視它，輕而易舉，不算數，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勝仗。一方面，重視它，並非輕而易舉，算數的，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不經艱苦奮鬥，不苦戰，就不能勝利。怕與不怕，是一個對立統一法則。一點不怕，無憂無慮，真正單純的樂神，從來沒有。每一個人都是憂患與生俱來。

  ——《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1958年12月1日）

• 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什麼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我下次再回，還得去看他們二位。

  ——韶山祭親後說的話，1959年6月26日

• 手裡有糧，心裡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

  ——《糧食問題》（1959年7月5日）

• 看起來很困難，實際上只要認真對待，並不難解決。

  ——《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1963年5月）

•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問題的人，不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要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

  ——《要埋頭工作，善於思考》（1967年2月）

• 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贊成那樣的口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

• 要謹慎小心。不要心血來潮的時候，就忘乎所以。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

• 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

  ——《送給李訥的四句話》（時間不詳）

• 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勞逸適度。

  ——引自徐濤《毛澤東的保健養生之道》

民主與自由

• 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 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3日）

• 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3日）

•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著援助敵人的作用。

  ——《反對自由主義》（1937年9月7日）

• 三民主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是要在抗日建國的奮鬥中全部實行的。民族主義，就要打倒帝國主義；民權主義，就要全國人民有自由；民生主義，就要全國人民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這些都是很好的，必要的，我們要堅決的實行。

  ——《在延安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講話》（1939年5月1日）

• 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與中外記者團的談話》（1944年6月13日）

• 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與中外記者團的談話》（1944年6月13日）

• 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與中外記者團的談話》（1944年6月13日）

•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 更確切地說，目前中國需要做三件事：（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 （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獲得一切現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選方式選舉中央及地方政府，這些在我們管轄的區域內都已經實現了; （三）解決土地問題，使具有某種進步性的資本主義能在中國得到發展，並通過引進現代生產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1944年7月14日）

• 中國人民理解民主並且要求民主，它無需經過長期實驗，或者教育，或者「監護」。中國農民並不愚蠢；和每個人一樣，他很精明地關心於他的權利和利益。

  ——同謝偉思的談話（1944年8月3日）

• 要廣開言路，打開窗戶，不要怕打開窗戶可能吹進沙子來。進來一點塵土，壞處有一點，但並不大，而開窗戶透空氣的利益卻很大，我們要從這種利害關係上看這個問題。我們是幹革命的，還怕民主？還怕人家發表意見？你說對了就可以說出一個正確的道理來，說錯了也不要緊，說錯了還可以讓人知道一條錯誤的道理，所以要實行高度的民主。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窯洞對》（1945年7月5日），引自黃炎培《延安歸來》

•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1945年9月27日）

• 小會他神氣大，大會他沒辦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辦。有屁讓他放，不放對我不利，放出來大家鑑別香臭，社會發生分化，我們爭取大家。大家認為臭，他就被孤立了。

  ——《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1957年1月）

• 我們講民主集中制度，這個制度，只適用於人民內部範圍的，只要不是敵人，那麼就是人民，在這個範圍之內，就不是專政的問題，不是誰向誰專政的問題。人民自己不向自己專政，因為這些人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有結社自由，有遊行示威自由，這些是憲法上寫了的。這是民主的問題。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是集中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民主，無政府主義不是人民的要求。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1957年2月27日）

• 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麼是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麼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和平

• 和平是必須取得與能夠取得的，但主要應依賴自力而不應依賴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強，自己有辦法，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國際與國內各方助我力量，方能發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險的。

  ——《關於東北形勢及任務決議的修改意見》（1946年7月11日）

• 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國人民有這麼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我們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人民踴躍報名參軍。對報名參軍的人挑得很嚴，百里挑一，人們說比挑女婿還嚴。

  ——《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 和談，同戰爭一樣，也是一種長時間的尖銳的鬥爭。

  ——致電胡志明（1953年11月23日）

• 只有我們力量強大，在戰場上給敵人的打擊愈多愈痛的時候，和談才有可能獲得成功。所以應當邊打邊談、談談打打，兩者不可偏廢。決不可因為和談而稍為放鬆自己在軍事上打擊敵人的努力。

  ——致電胡志明（1953年11月23日）

• 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與英國工團代表團的談話（1954年8月）

• 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我們認為，侵略就是犯罪，我們不侵犯別人一寸土、一根草。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6年9月24日）

• 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

  ——在南屏游泳池開會（1959年11月12日）

• 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環境，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們要和平，我們也是這樣。

  ——《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

• 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

  ——《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

• 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維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

  ——《同斯諾的一段談話》（1960年10月22日）

• 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

  ——《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1964年6月23日）

• 中國國內的工作非常忙。越過本國的國境去打仗，是犯罪行為。中國為什麼一定要這樣作呢？越南的形勢，越南人自己應付得了。

  ——《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有人說，中國愛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實中國就是好鬥，我就是一個。好鬥，出修正主義就不那麼容易了。

  ——《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3日）

• 美國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護，蘇聯要擴張，這個沒法子改變。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是和平的繼續。和平就是政治。

  ——同尼克森的談話（1976年2月23日）

軍事

• 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發言（1927年7月4日）

• 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1929年8月7日）

• 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 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把今天連結到明天，把小的連結到大的，把局部連結到全體，反對走一步看一步。

  ——《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3日）

• 適可而止，保證已得的勝利。

  ——《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3日）

• 要有充分的休息訓練，反對無益的急，學習必要的慢。

  ——《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3日）

•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我們固然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是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擊潰戰，對於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

  ——《在華北局勢危急情況下應堅持游擊戰爭方針》（1937年9月29日）

• 決勝負的戰爭尚在前面，最後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

  ——《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1937年10月）

• 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兵民是勝利之本。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速勝只存在於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採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於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凡被迫處於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拚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於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禦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集中大力，打敵小部。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

• 死板、呆滯，必至陷入被動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但領導者的聰明不在懂得靈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體情況善於及時地實行分散、集中和轉移兵力。這種善觀風色和善擇時機的聰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虛心研究，勤於考察和思索的人們可以獲得。為使靈活不變為妄動，慎重地考慮情況是必要的。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

• 現在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將來一面作戰，一面生產，這就是抗大的作風，足以戰勝任何敵人的！

  ——《為抗大開展生產運動題詞》（1939年）

• 中國人民要自由，要統一，要聯合政府，要徹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沒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 敵人要來了，我們準備給他打掃房子。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引自 袁學凱等《偉大的軍事思想英明的戰略戰術——回憶毛主席指揮陝北戰爭》

• 戰役完成後，應完全不被敵之動作所迷惑，選擇敵之薄弱部分主動地殲擊之，選擊何部那時再定。這即是先打弱的，後打強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動作戰政策。

  ——《先打弱的後打強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1947年4月22日）

• 退一步的目的是什麼？是準備前進。為什麼我們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準備打到西安。退一步，進兩步、三步。

  ——《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1月15日）

•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為《中國青年》題詞（1948年12月20日）

• 敵進甚急，捕捉戰機最關緊要。

  ——《捕捉戰機最關緊要》（1950年10月23日）

•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與周世釗等人談話（1950年10月27日）

• 戰爭仍然要做長期打算，要估計到今後許多困難情況。要懂得不經過嚴重的鬥爭，不殲滅偽軍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殲滅美、英軍至少四五萬人，朝鮮問題是不能解決的，速勝的觀點是有害的。

  ——《關於第二次戰役結束後全軍主力後撤休整的電報》（1950年12月26日）

• 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

  ——《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 全力以赴，務殲入侵之敵。

  ——《空軍要全力以赴務殲入侵之敵》（1957年12月18日）

• 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機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長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裡，還是武器拿在人手裡？當然是後者，因為武器沒有手，哪個武器有手？我打了25年仗，包括韓戰3年。我原來是不會打仗的，不知道怎樣打，是通過25年的戰爭過程學會打的。我從沒有看見過武器有手，只看見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 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

  ——《關於四清問題的講話》（1964年12月20日）

• 打的辦法就有兩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麼軍事道理，簡單的就這麼兩句話。什麼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撲了個空。什麼叫我打我的？我們集中幾個師、幾個旅，把他吃掉。

  ——《接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團時的談話》（1965年3月）

• 打仗沒有什麼巧，什麼軍事學？就是四句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打得贏不打，便是機會主義；打不贏，就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個打，一個走，簡單明了。有人說，打仗好複雜，沒那回事。要修點工事，頂一下，使後方有所準備，讓敵人進來，他陷得越深越好，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每年花六億多搞小三線有好處》（1965年4月21日）

•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麼容易。有人想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建設不起來就打，也可能建設起來又不打，要有兩手準備。

  ——同汪東興談話（1965年6月26日）

• 人家打來，我們不打出去。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中國這個地方不小。他不得點好處，我看他也不會進來。要使全世界看到我們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

境遇與時勢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 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36年5月8日）

• 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後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儘管往後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力求好的前途，同時準備即使很壞，我們也有辦法。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與曲折的鬥爭，短期的與直線的勝利是沒有的。

  ——《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10日）

• 力爭時局好轉，同時提起可能發生突然事變（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變）的警覺性，這就是黨的目前政策的總方針。

  ——《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1940年1月28日）

• 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變換一次衣服。但是人們往往在那「之交」不會變換衣服，要鬧出些毛病來，這就是由於習慣的力量。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

• 普通的人，容易為過去和當前的情況所迷惑，以為今後也不過如此。他們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將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頭腦把握船舵，繞過暗礁。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

• 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此處吃虧，彼處勝利，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們總有道路。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們要準備一些人犧牲，但總有活著的人。這樣大的黨，這樣大的民族，怕什麼？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必須預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種種可能情況，並從這點出發去克服困難，爭取光明與勝利的局面。

  ——《南下部隊應依據五嶺山脈建立根據地》（1945年6月24日）

• 如果我們打不贏，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沒有打贏。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 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 如果準備未周，寧可推遲時間。

  ——《關於定海作戰給粟裕的電報》（1949年11月14日）

• 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1955年）

  • 衍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間要歇一歇。兩山之間有一谷，兩波之間有一伏。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1955年10月11日）

• 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 事物是十分錯綜複雜的，又是在發展變化的，人的思維的反映跟不上客觀實際，就一定會犯錯誤。

  ——《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 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

  ——《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956年9月10日）

• 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

• 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957年7月14日）

• 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誇大敵人方面的力量。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 不要以為天下太平，時局是不穩定的，「腳踏實地」是踏不穩的，有一天大陸會下沉，太平洋會變成陸地，我們就得搬家。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

• 一個人儘管有才有學，如果不善於識別風向，那還是很遲鈍的。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5月）

• 腦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觀察形勢，觀察動態，了解情況。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勢，嗅一嗅經濟形勢。

  ——《工作方法十六條》（1959年4月）

• 把握形勢的變化來改變我們的計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

  ——《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4月27日）

• 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

  ——《給詩刊的第二封信》（1959年9月1日）

• 挫折、失敗、滅亡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復。即使完全失敗，也是暫時的，總要恢復的。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12月9日）

• 世界上的事情在變化，變化得特別快。

  ——《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的談話》（1960年6月21日）

• 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於道路，那是人走出來的。小路是人走出來的，大路也是人開闢出來的。逐步取得經驗，逐步看到光明。

  ——與蒙哥馬利的談話（1961年9月23日）

•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儘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盲目性遭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勝利。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今後的一千年比過去的一千年可能變化大。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將來的一代應該比現在的我們更聰明，問題是他們怎樣判斷，而不是由我們來判斷。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

•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要走彎路，就是S形。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社會主義

• 試看多數人鄙棄愛國；多數人鄙棄謀一部分一國家的私利，而忘卻人類全體的幸福的事；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員，而不願意更繁複地隸屬於無意義之某一國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為其奴隸，就可以知道了。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願意自己好也願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的，都是不應該帶有愛國的色彩的。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 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對於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卻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

• 新生力量要被社會承認，要經過艱苦奮鬥。我們這社會不同一些，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還有很多新東西是受壓抑的。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1957年2月27日）

•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 讀馬克思主義就是攻馬克思的道理，你要讀通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讀不懂的東西要當仇人一樣地攻它。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

• 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鬥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了。我們黨的發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鬥爭的過程中發展和進步起來的。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 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一定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的具體情況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

  ——《我們黨的—些歷史經驗》（1956年9月25日）

• 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批評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能夠批評倒他就沒有用，能夠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真理，那麼這個東西就不行了。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1957年3月1日）

• 要宣傳得好，使人願意接受。不能強迫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只能說服人接受。

  ——《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 沒有假惡丑就沒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謬誤對立的。在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統一體總要分解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體條件下，內容不同，形式不同罷了。任何時候，總會有錯誤的東西存在，總會有醜惡的現象存在。任何時候，好同壞，善同惡，美同丑這樣的對立，總會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這樣。它們之間的關係都是對立的統一，對立的鬥爭。有比較才能鑑別。有鑑別，有鬥爭，才能發展。真理是在同謬誤作鬥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 對於右派的猖狂進攻，硬著頭皮，只聽不駁，聚精會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準備反攻，團結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右派，這是一套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 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問題。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星期天，沒有八小時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成萬的調動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精神很好。人活著只搞點飯吃，不是和狗搞點屎吃一樣嗎？不搞點幫助別人，搞點共產主義，有什麼意思呢？

  ——《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21日）

• 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

  ——《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3月23日）

• 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1963年5月）

•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只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

  ——《對中央首長的講話》（1966年7月19日）

唯物辯證觀

• 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矛盾論》（1937年8月）

• 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試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們心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夠獨立地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禍，無所謂福；沒有福，也無所謂禍。沒有順利，無所謂困難；沒有困難，也無所謂順利。

  ——《矛盾論》（1937年8月）

• 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條件具備著不同一性，所以稱為矛盾。然而又具備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

  ——《矛盾論》（1937年8月）

• 事情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於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方面，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著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著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

  ——《矛盾論》（1937年8月）

• 「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鬥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而鬥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在同一性中存在著鬥爭性，在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在個性中存在著共性。

  ——《矛盾論》（1937年8月）

• 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不過，現在實驗條件不具備，將來會證明是可分的，你們信不信？

  ——與錢三強的談話（1955年1月15日）

• 矛盾是永遠存在的，一萬年以後還是有的。一個矛盾克服了，又一個矛盾產生了。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總是有矛盾存在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 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1957年11月18日）

• 問三歲小孩子，你媽媽是狗還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這就是小孩的判斷。媽媽是個別的，人是一般的，這裡面有同一性。這是個別與普遍的對立的統一，這就是辯證法。所以說三歲小孩就懂得矛盾統一，懂得辯證法。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17日）

• 凡是經過努力可以辦到的事情就要努力辦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辦到的就不辦，一定要他辦到就是主觀主義。主觀反映了客觀，就成了主觀能動性，不是主觀主義。主觀能動性有兩種。一種是脫離實際的，就是主觀主義，一種是符合客觀規律的，是符合實踐的主觀主義。凡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就要受挫折。

  ——《在省市委書記會上的講話》（1959年2月2日）

• 世界上沒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況不同；二、性質不同。許多基本範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世界是無限的。世界在時間上、在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在太陽系外有無數個恆星，它們組成銀河系。銀河系以外，又有無數個銀河系。宇宙從大的方面來看，是無限的。宇宙從小的方面來看，也是無限的。

  ——《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

• 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無窮無盡的，要不然物理學這門科學就不再發展了。如果我們的認識是有窮盡的，我們已經把一切都認識到了，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

  ——《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

• 人對事物的認識，總要經過多次的反覆，要有一個積累的過程。要積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會引起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

  ——《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

•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所謂對立統一，就是不同性質的對立的東西的統一。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許多人看到那個「事」字上邊有一個「壞」字，就認為它只是壞。我們說還有一個意義，它又是好事，這就是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凡是失敗的事，倒霉的事，錯誤，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不應該肯定我們的一切，只應該肯定正確的東西；同時，也不應該否定我們的一切，只應該否定錯誤的東西。

  ——《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 世界上的事沒有不交換的，人同自然界作鬥爭，也有交換，如人吃東西，吸空氣，但要拉屎拉尿，新陳代謝。吃空氣，一分鐘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還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膚散熱，這也是等價交換。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3月5日）

• 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並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1963年5月）

•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一邊，這才捏得攏，如果都向一邊就沒有用了。世界上沒有純的物質，沒有真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還有零點零一。

  ——《關於軍事工作落實與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講話》（1964年6月16日）

• 輕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

  ——《聽取××同志匯報會上的指示》（1965年2月21日）

• 人類總是要犯一些錯誤才能顯出他們的正確。對客觀必然規律不認識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觀外界的奴隸，直至現在以及將來，乃至無窮，都在所難免。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並存。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要知道，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類同時是自然界和社會的奴隸，又是它們的主人。這是因為人類對客觀物質世界、人類社會、人類本身（即人的身體）都是永遠認識不完全的。如果說有一天認識完全了，社會全善全美了（如神學所說那樣），那就會導致絕對的主觀唯心論和形上學。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1965年）

• 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

  ——《同胡志明主席談話記錄》（1966年6月10日）

國家與政權

•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訂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新民叢報批語》（1910年）

• 革命要有根據地，好象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老走著，老站著，定然不會持久；腿走酸了，站軟了，就會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據地，才能夠有地方休整，恢復氣力，補充力量，再繼續戰鬥，擴大發展，走向最後勝利。

  ——引自朱良才《這座山，它革命！》

•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

  ——為公安部首屆功臣模範代表會議的題詞（1953年8月10日）

• 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只能由少數人組成國家。五億人統統變成國家，那能行？大學教授有什麼提拔？還不是白髮蒼蒼的當一世教授？工人農民如何提拔？還不是白髮蒼蒼當一世工人農民？不是不提拔，死了就得補。

  ——《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1957年1月）

•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然後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並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

  ——《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上加寫的文字（1958年8月29日）

• 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黨和國家，是要滅亡的。但在它的歷史任務未完成前，是要鞏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準備分裂。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8年12月9日）

• 鞏固與垮台兩種可能性同時存在，如果不準備，就會大垮其台。鞏固與垮台是對立的兩面，我們的決議是為了使它鞏固，如果不垮幾個就不好鞏固。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12月9日）

問題與分析

• 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麼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麼不公道呢？

  ——《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

• 深切地了解一處地方或者一個問題了，往後調查別處地方、別個問題，便容易找到門路了。

  ——《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

• 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於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願）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後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

  ——致謝覺哉（1941年8月5日）

• 各去所偏，就會歸於一是。

  ——致謝覺哉（1941年8月5日）

• 事情只求其『是』，閒氣都是浮雲。過去的一些『氣』，許多也是激起來的，實在不相宜。我因聽得多，故願與聞一番，求達『和為貴』之目的。現在問題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辦。

  ——致謝覺哉（1941年8月5日）

• 無論解決任何問題，都應該以這個主要矛盾作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假若丟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細微末節，猶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仍是無發言權的。

  ——《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

• 如果我們觀察問題是走馬看花的，各樣都弄一點，這只是空花費了時間，一事無成。

  ——《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

• 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裡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裡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裡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繫，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許多人想一把抓，結果沒有抓到。要一條一條地搞，要用分析的方法，搞了一條，再搞第二條，這樣搞下去，先剩下十條，再剩下八條，最後全部「消滅」。先逐條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全部才能明白。

  ——《關於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

• 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

  ——《學習和時局》（1944年4月12日）

• 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

  ——《學習和時局》（1944年4月12日）

• 分析就要批評，批評自己也要批評別人。我們分析一個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兩個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哪些是應該發揚的，哪些是應該丟掉的，這就是批評。對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歷史加以分析，這是自我批評；對別人進行分析，就是批評別人。被批評的時候總會有些不舒服和難過，這是正常的。

  ——《時局問題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

• 不把意見搞清楚是不可能團結的。許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漸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問題，因此我們哪一天也要解決問題。問題是解決了又發生，發生了又解決，我們就是這樣地前進。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 一有問題就去解決。切記不要使問題成了堆，才來一個總結，放馬後炮。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1955年10月11日）

• 如果有問題，就要從個別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統統提來解剖，然後才證明「麻雀雖小，肝膽俱全」。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1955年10月11日）

• 調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走馬看花，一種是下馬看花。走馬看花，不深入，因為有那麼多的花嘛……有那麼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這是很不夠的，還必須用第二種方法，就是走馬看花，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

  ——《我們黨的—些歷史經驗》（1956年9月25日）

• 經常把幾個問題放在心裡想一想，同少數人吹一吹，這是一個重要方法。

  ——《在杭州會議上談兩類矛盾問題的講話提綱》（1958年1月）

• 把問題形象化，最能說服人。

  ——《在省市委書記會上的講話》（1959年2月2日）

• 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後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3月23日）

• 要從個別問題深入，深入解剖一個麻雀，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

  ——《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3月23日）

• 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著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嘛！

  ——《總結經驗，教育幹部》（1961年6月12日）

革命與階級

• 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的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

  ——《湖南人民的自決》（1920年6月18日）

• 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釆，單要釆這個恐怖的方法。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 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 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 政治癒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人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

  ——《外力、軍閥與革命》（1923年4月10日）

• 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政治周報發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 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迅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

  ——《農民問題叢刊序》（1926年9月1日）

• 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寒冷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麼，問他們要些什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鬥爭；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農民問題叢刊序》（1926年9月1日）

• 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的武裝鬥爭剛剛開始。萬事開頭難，幹革命就不要怕困難。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群眾支持，只要我們團結一致，繼續勇敢戰鬥，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

  ——1927年9月20日的講話，引自王耀南《安源爆破隊上井岡山》

• 全國都布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譁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 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 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 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的和差不多開始就面對著的任務，是聯合儘可能多的同盟軍，組織武裝鬥爭，依照情況，反對內部的或外部的武裝的反革命，為爭取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而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

  ——《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

•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

  ——《在延安各界慶祝史達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12月21日）

• 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 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它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1941年11月6日）

• 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分化為許多對立體，階級消滅後，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這個內戰是他強迫我們打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 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著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中間不使冷場。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

•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刊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

• 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和革命力量都要準備兩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勝利，一手是暴力取得政權，缺一不可。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我們是用了革命的兩手政策來對付反動派的反革命兩手政策的。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衍生：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
• 革命不是哪個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干。

  ——與蒙哥馬利的談話（1961年9月23日）

• 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對《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修改（1962年9月）

  • 衍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 受壓迫的人民自己總是要起來的。

  ——《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963年8月9日）

• 階級出身和本人表現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唯成分論是不對的。

  ——《在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的談話》（1964年5月13日）

• 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反抗。

  ——《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 衍生：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 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個大學，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裡學了點東西。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年8月18日）

• 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覆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鍊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

  ——《聽取××同志匯報會上的指示》（1965年2月21日）

•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

  ——修改《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加的話（1966年8月5日）

• 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

  ——載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

黨建

• 欲革命成功，必須勢力集中行動一致，所以有賴於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來發號施令。

  ——《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1926年3月18日）

• 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這種保守路線如不根本丟掉，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也會害了這些同志自己。

  ——《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

• 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須善於照顧全局，善於照顧多數，並善於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 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1940年3月6日）

• 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

  ——《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

• 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

• 共產黨員好像柳樹一樣，到處插下去就可以活，長起來。柳樹也有缺點，容易順風倒，所以還要學松樹，挺而有勁。柳樹有機動性，松樹有原則性，柳樹可親，松樹可靠，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可親、要可靠。

  ——在中央黨校大禮堂的講話（1944年10月25日）

• 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

  ——《書報簡訊題詞》（1944年冬）

• 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它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1949年9月16日）

• 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

• 一定要有朝氣，一定要有堅強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難和用百折不撓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難的精神，一定要克服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和自由主義，否則就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靠你們自己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志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生活不行。

  ——《對中央首長的講話》（1966年7月19日）

• 黨的機構、政府機構都應大大縮小，幹部不要多，要精幹。

  ——同楊成武等人談話（1967年9月19日）

• 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五十字建黨方針》（1967年10月27日）

•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吐故納新」指示》（1967年11月5日）

• 我們的方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的路線。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人和槍也可能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同汪東興等人談話（1971年9月12日）

民眾

• 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吾等獨去，則彼將益即於沉淪，自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於聖域。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大同者，吾人之鵠也。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民眾的大聯合》（1919年7月21日）

• 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12日）

• 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傢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誌喜歡它。每一個同誌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鬥爭。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12日）

• 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 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麼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人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裡唱「下里巴人」，那麼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餵牛差不多。餵牛做什麼？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

  ——《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1943年8月8日）

• 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而又以群眾為歸宿，那就什麼都好辦。因此，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著想，部隊的負責同志要替戰士著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

  ——《論合作社》（1943年10月）

• 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

  ——《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1948年4月2日）

• 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沒有攻不破的「法寶」。

  ——《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31日）

• 拿出一些時間到群眾中去走一走，看看群眾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從其中找出先進經驗，加以推廣。這是一個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的藥方，奉勸人們不妨試一試。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1955年）

• 力量小的，同人民聯繫的，強；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956年7月14日）

• 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麼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包括把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都包下來，連跑到台灣去的也可以回來。對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殺的，都加以改造，給生活出路。民主黨派保留下來，長期共存，對它的成員給予安排。總而言之，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比如統購統銷，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裡頭的缺糧戶，我們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這是一個什麼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

•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

• 一捆、二打、三罵、四斗，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 聽取劉子厚匯報（1958年10月21日）

• 強制分配勞動，在現在還不能沒有。如果自由報告，自由找職業，誰願意釣魚就釣魚、畫畫就畫畫、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億人唱歌，一億人畫畫，還會有糧食啊？那就要滅亡了。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

• 軍事上采守勢，政治上采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儘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

  ——就西藏問題致電中共中央（1959年3月12日）

• 不要「善財難捨」，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

  ——《對湖北省委報告麻城經驗的批語》（1959年4月3日）

•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總結經驗，教育幹部》（1961年6月12日）

• 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

  ——同聽濤克己談話（1964年1月5日）

• 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裡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過學生的。而且就是當了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1964年8月29日）

• 人民萬歲！

  ——《暢遊長江時對青年的指示》（1966年7月17日）

• 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

  ——《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1967年10月）

•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

  ——載1968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

• 人們在勞動中的關係，應當是平等的關係，是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的關係。

  ——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1958年8月21日）

• 勝利是逐步得來的。群眾覺悟也是逐步提高的。

  ——《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的談話》（1960年6月21日）

• 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你們都要下去，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裡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

  ——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1966年7月24日）

• 大官還得有人做，大官沒人做還得了！薪水多一點，房子好一點，坐汽車也可以，但不要擺架子，和工農群眾平等相待。不要動不動就訓人，罵人。

  ——《與努馬扎萊的談話》（1967年10月3日）

歷史與迷信

• 每朝有幾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個條件得來，就是殺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殺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實的基礎。因此我們這四千年文明古國，簡直等於沒有國。國只是一個空的架子，其內面全沒有什麼東西。說有人民罷，人民只是散的，「一盤散沙」，實在形容得真冤枉！

  ——《反對統一》（1920年10月10日）

• 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求逐所欲是衝動的事，智慧指導衝動，只能於相當範圍有效力，一出範圍，衝動使將智慧壓倒，勇敢前進，必要回到了比衝動前進之力更大的力，然後才可以將他打回。

  ——《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 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 「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

•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1949年9月20日）

• 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

  ——《不要四面出擊》（1950年6月6日）

• 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麼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論古代的也好，現代的也好，正確的就信，不正確的就不信，不僅不信而且還要批評。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 割斷歷史是不行的，好像什麼都是我們白手起家，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54年10月18日）

• 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 我們歷史久，也有它的好處。把老傳統丟掉，人家會說是賣國，要砍也砍不斷，沒有辦法。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24日）

• 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

  ——《在成都會議上講話》（1958年3月22日）

• 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麼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決定。

  ——《關於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

• 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1959年5月6日）

• 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

  ——《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對中央音樂學院的意見的批示》（1964年9月27日）

• 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飯沒有事情做的人才有功夫養花弄花。

  ——《對汪東興同志報告的批示》（1964年7月）

• 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

  ——《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憲政與選舉

• 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 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 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 選舉我是不相信的，中國有兩千多個縣，一個縣選舉兩個就四千多，四個就一萬多，哪有那麼大的地方開會？那麼多人怎麼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就沒有看見我麼！見都沒見怎麼選呢？不過是聞名而已。

  ——《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3日）

團結與合作

• 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 團結要是真正的團結，爾詐我虞是不行的。辦事要大方一點，手筆要伸暢一點。打小算盤，弄小智術，官僚主義，阿Q主義，實際上毫無用處。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 有綱領有原則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間的道義之交，只有這種道義之交，交情才能長久。

  ——《與合眾社記者的談話》（1938年2月）

• 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而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 講統一，起碼是兩個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個，「孤掌難鳴」，就不會有磨擦，但一有兩個，兩個手掌就拍得響了，磨擦就難免的。 統一戰線有一萬年，磨擦也有一萬年，有統一戰線就有磨擦存在。因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過我們是盡一切力量使磨擦減少。

  ——《關於目前戰爭局面和政治形勢》（1939年1月28日）

• 宜一體愛護，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濟之，扶掖之，獎勵之。待人以誠而去其詐，待人以寬而去其隘。誠能如此，則苟非別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團結一致而納於統一國家之軌道者。統一必以團結為基礎，團結必以進步為基礎；惟進步乃能團結，惟團結乃能統一，實為不易之定論。

  ——《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1940年2月1日）

• 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然困難，卻是大有希望。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 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

• 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它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1941年11月6日）

• 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學習和時局》（1944年4月12日）

• 團結加上分析，對各種矛盾的意見、不對頭的意見，對每個人的意見，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對的，只是句把話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對的，一部分是不對的；或者全部是不對的。分清是非，然後落在一個地方，就是團結。

  ——《時局問題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

• 世界上的事，往往是這樣，就是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準備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點。所以我們要下決心不怕麻煩，下決心和犯過錯誤的同志合作。你不大來，我就去；你口裡有許多閒話，我長了耳朵，這個耳朵聽不完那個耳朵聽；你說那邊窗戶開得不夠，我就連這邊也打開。要練習和那些曾經同我鬧過糾紛、有過原則分歧的人，打擊過我以及開除過我的黨籍的人合作。

  ——《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1945年4月24日）

• 沒有非黨幹部參加政府就會出毛病，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這樣就不容易做壞事和發生官僚主義。

  ——《同綏遠負責人的談話》（1949年10月24日）

• 多則無力，不多不少則力量大。

  ——在政治局會議的插話（1950年3月28日）

• 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台灣、西藏的反動派就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我們的戰略策略方針就是這樣。

  ——《不要四面出擊》（1950年6月6日）

• 團結了更多的人，阻礙就少些，事情就容易辦得通。

  ——《工商業者要掌握自已的命運》（1955年10月27日）

• 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彆扭的，跟自己作過鬥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至於那個意見相同的，已經團結了，就不發生團結的問題了。問題就是那個還沒有團結的。所謂還沒有團結的，就是那些意見不相同的，或者缺點大的。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956年8月30日）

• 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

  ——《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956年9月10日）

• 我們反對大漢族主義。這種傾向危害各民族的團結。大國主義和大漢族主義都是宗派主義。有大國主義的人，只顧本國的利益，不顧人家。大漢族主義，只顧漢族，認為漢族最高級，就危害少數民族。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6年9月24日）

• 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當然，這中間個別的人也難免稍微激烈一點，但總的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講講而已。第一條保護他，第二條批評他。首先要保護他，因為他不是反革命。這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在人民內部，對犯錯誤的人，都用保護他又批評他的方法，這樣就很得人心。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於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不管他是什麼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壞分子，那就要採取團結的態度。對他們要採取辯證的方法，而不應採取形上學的方法。什麼叫辯證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1957年11月18日）

• 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見，放棄自己一些可以放棄的意見。這樣我們就有兩隻手：對犯錯誤的同志，一隻手跟他作鬥爭，一隻手跟他講團結。鬥爭的目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這叫原則性，這是一隻手。另一隻手講團結。團結的目的是給他一條出路，跟他講妥協，這叫做靈活性。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1957年11月18日）

• 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因為不一致才有團結的任務，才需要為團結而鬥爭，如果總是十分一致，那還有什麼必要不斷進行團結的工作呢？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只要認真改變，都表示歡迎，就要團結他，要團結，治病救人，懲前毖後，團結——批評——團結。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點，不能採取這樣的態度。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

• 團結起來的目的，是要爭取更大的勝利。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

• 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

  ——《關於釋放戰犯問題的意見》（1975年2月27日）

英美

• 假設美軍不在中國登陸，對中國說那將是最不幸的事。

  ——與謝偉思的談話（1944年8月3日）

• 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互相關聯和相似的。它們在經濟和政治上交織在一起。我們能夠而且必須一起解決問題。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於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願意歡迎它。

  ——與謝偉思的談話（1944年8月3日）

•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裡，不抓在人民手裡，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

  ——《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

• 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就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 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後總能成功。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956年7月14日）

• 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呼籲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聲明》（1963年8月8日）

• 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我們不動它並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

  ——《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963年8月9日）

• 美國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們早已提過要他們收回去一點，他們照例不聽。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這使美國政府處於困難的境地。要美國撤兵困難，不撤也困難。哪裡有點風吹草動，它就要派兵，就這麼調來調去。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鬥爭中間得出來的。比如，美國人是可以打的，這是一條經驗。這條經驗，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要打破那種美國人不可打、不可以打敗的神話。

  ——《勝利的信念是從鬥爭中得來的》（1965年10月20日）

• 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

  ——載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報》

• 美國的種族歧視，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的土產物。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只有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摧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美國黑人才能夠取得徹底解放。

  ——《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1968年4月16日）

執政策略

• 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複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沒有團體，這種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這叫做心不齊，力不合。有了團體，心就齊了，力量就結合起來了，就能齊心合力幹大事。

  ——《婦女們團結起來》（1939年3月8日）

•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

  ——《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

• 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毒」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 上面善於提出任務，放手讓下面自力更生，問題就解決了，而且能夠更加完善地解決它。如果上面不去這樣作，而把一切事實上擔負不起來的擔子老是由自己擔起來，不敢放手讓下面去做，不去發動廣大群眾自力更生的積極性，雖然上面費盡了氣力，結果將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條件下永遠也不能解決問題。

  ——《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

• 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 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 規定的義務多了，權利少了，要放寬一點，使多數人能跟上去。重點要放在多數，不要只看到少數。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領導是一個因素，沒有正確的領導，事情是做不好的。

  ——《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 政協不能搞成國家機關，因為人大和國務院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家管理機關，如果把政協也搞成國家機關，那就成為二元了，這樣就重複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講不通了。政協不僅是人民團體，而且是各黨派的協商機關，是黨派性的機關。

  ——《關於政協的性質和任務的談話提綱》（1954年12月19日）

• 不要靠官，不要靠職位高，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說資格老，多少年革命，這個資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時我們不要靠它。你資格老，幾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辦了一些糊塗事，講了一篇混帳話，人民還是不諒解你。儘管你過去做過多少好事，職位有多麼高，你今天的事情辦得不好，解決得不對，對人民有損害，這一點人民就不能原諒。因此，我們的同志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靠正確，不靠資格。靠資格吃不了飯，索性不靠它，等於還是什麼官都沒有做，就是不擺老爺架子，不擺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

  ——《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1957年3月）

• 政府與人民之間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間已經發生矛盾，不去調查研究矛盾的情況和討論解決的方法，單靠行政命令，會有什麼效力呢？至於人們精神世界的問題，例如藝術、科學、哲學、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採用強制方法了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自修稿第二次稿，1957年5月8日）

• 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是1400人的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21日）

• 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導，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導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導，講究對策。

  ——《如實公開報導災情》（1959年6月20日）

日本

• 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的最前線。

  ——在延安緊急會議的動員講話（1937年7月13日）

• 中日戰爭是持久戰，因為中國是大國，日本不能完全吞併中國，同時中國又是弱國，須要持久戰爭才能取得勝利。

  ——在中央常委會的講話（1938年5月10日）

• 你們這個民族是個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誰要想欺侮他們，我看是不容易的。你們現在有很多地方比我們高明，你們是工業化的國家，而我們現在還是農業國，我們正在努力。客人來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應該感謝客人。今天來的客人是我們的鄰舍，左鄰右舍，是很接近的一個鄰舍。日本朋友到中國來，從你們日本家裡到我們家裡來看一看，我們應該感謝。以後我們要多來往。世界上沒有隻有一方面感謝另一方面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面感謝另一方面的事情，那就不好了。相互有好處，相互有幫助，相互應該感謝。

  ——《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的談話》（1955年10月15日）

• 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 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1959年7月31日，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初版）P223

• 日本就是在美國的幫助下才占了大半個中國。日本沒有鐵，沒有石油，煤也很少。這三樣東西，都是美國源源不斷給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國卻扶植了一個力量，造成了一個珍珠港事件。

  ——《同蒙哥馬利的談話》（1960年5月27日）

• 戰敗了，殖民地都沒有了，這對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黨應當了解，這個失敗不是恥辱，對壟斷資本來說是恥辱，對人民來說是勝利。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1961年1月24日）

• 我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沒有外力的壓迫是不會覺悟的。現在日本不僅有本國壟斷資本的壓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國的壓迫，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團結起來；並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選擇，要麼當美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奴隸，要麼起來爭取獨立和自由。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1961年1月24日）

• 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1961年1月24日）

• 日本這樣偉大的民族應該有獨立和主權。日本的經濟、文化都走在中國的前面，據說岡山縣就有七所大學；我們有個無錫，文化比較發達，但也沒有七所大學。我們沒有這樣一個縣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國要趕上日本還要一定的時間。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1961年1月24日）

• 日本除了親美的壟斷資本家和軍國主義軍閥之外，廣大人民都是我們的真正朋友。你們也會感到中國人民是你們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有假，但通過實踐可以看清誰是真朋友，誰是假朋友。

  ——《在接見日本朋友時的談話》（1961年10月7日）

• 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結果日本的命運那麼樣呢？還不是被美帝控制嗎？

  ——《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

工作與辦事

•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

• 不顧主客觀條件，犯著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只想大干，充滿著幻想。這是盲動主義的殘餘。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

• 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麼，什麼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 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後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為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為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

  ——《實踐論》（1937年7月）

•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 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 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繫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哪裡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卻偏要向人民群眾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裏面想些什麼東西，能夠做成知心朋友嗎？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生怕人家駁，非常膽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地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臉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這是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啊！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要講老實話，才能糾正錯誤，求得進步。如果自以為是，對整個工作不加分析，只講成績，怕講缺點、錯誤，就無法使工作進步。工作是一個整體，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績和缺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分析的方法。對工作還要做結論，即是說要綜合。不作分析就無法綜合，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對事物要有解剖，才能總結。

  ——《切實執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

• 腦子中的落後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 要把紙上的東西變成實際，還要靠我們的努力。

  ——《關於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7日）

• 凡有害的，加以限制；凡無害的，加以利用。

  ——《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1949年1月8日）

• 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1949年3月5日）

•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不要以為勝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1949年8月14日）

• 必須反對形式主義，每次會議要有充分準備，要有中心內容，要切切實實討論工作中存在的為人民所關心的問題，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當作一件大事去辦，否則將損害黨的政治威信。

  ——《關於各地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的指示》（1949年9月4日）

• 要用協商的辦法，互相打通思想，這樣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辦，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裡願意還是嘴上願意，若勉強就緩辦。

  ——《同綏遠負責人的談話》（1949年10月24日）

• 對新情況、新事物不作調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裡辦事，不懂貨就不識貨，這怎麼能辦好事情呢？

  ——《同綏遠負責人的談話》（1949年10月24日）

• 積極造成條件。凡條件不成熟者，無論何時何地不要勉強去做。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1951年2月18日）

• 工作雖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時間內只處理一個主要問題，這樣也就會不覺得太忙了。

  ——《給李燭塵的信》（1953年4月26日）

• 原則性要靈活執行。應當是那樣，實際是這樣，中間有個距離。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要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我們歷來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準備但無把握之仗。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實踐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各種經驗，都要吸取，不要用一個規格到處套。

  ——《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1953年秋）

• 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數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讓大家都高興，這樣反而就快了。

  ——《在接見西藏國慶觀禮團時的講話》（1953年10月18日）

• 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

  ——《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31日）

• 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

  ——《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31日）

•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機會主義。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1955年10月11日）

• 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 什麼事情都不能過分，過分了就要犯錯誤。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 世界是美麗的，但也不是美麗的，世界上有鬥爭、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這是我們的主觀，而現實是客觀。世界上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自古以來是這樣，一萬年後也會是這樣。正因為世界上有壞的東西，我們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們不會把一切都做好，否則我們的後代就沒有工作可做了。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 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麼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

  ——《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956年9月10日）

• 每一個人有一條生命，或者六十歲，或者七十歲，或者八十歲、九十歲，看你有多長的命。只要你還能工作就多多少少應當工作。而工作的時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熱情，就要有一種拼命精神。

  ——《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1957年3月）

• 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 我們各行各業的幹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 做事情，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一個是速度問題，一個是質量問題。不要只考慮一種方法，經常要考慮兩種方法。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 抽出一些要點目的在於有所側重。綱舉目張，全網自然提起來了。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

• 有了正確的思想和正確的觀點，還是比較恰當的方法，表達告訴別人。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

• 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帥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夠說明問題就行。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

• 任何一種情況都有兩頭，即是有先進和落後，中間狀態又總是占多數。抓住兩頭就可以把中間帶動起來了。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

• 俗話說要有後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餘地。我們在安排工作計劃時，要留有餘地，給下面點積極性。不給下面留有餘地，就是不給自己留有餘地。

  ——《工作方法十六條》（1959年4月）

• 要留有餘地，不要一下子什麼都做完，要讓群眾去想想。

  ——《工作方法十六條》（1959年4月）

•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不准拿出來，拿出來也要頂回去。寫文件要通俗，要有口語，要有目的性，觀點要明朗，講話要看對象。

  ——《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4月27日）

• 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學費的。

  ——《七月十日講話紀錄》（1959年7月10日）

• 全世界的一切輿論，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兩大本，你才了解情況，才知道動向，不然怎麼決策？

  ——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1959年9月15日

• 講是講，做是做，做起來並不容易。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同人走路一樣，走一陣要休息一下。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

• 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後處方。我們打仗首先要搞偵察，偵察敵情、地形，判斷情況，然後下決心，部署隊伍、後勤等等。歷來打敗仗的原因大都是情況不明。

  ——《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1961年3月13日）

• 勞動力少的戶跟勞動力多的戶吃糧都一樣，他橫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積極；勞動力多的戶，他們想我干也是白費了，所以也不積極了。

  ——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1961年3月14日）

• 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後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儘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停止爭論不是一方說了就算，而必須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協議。

  ——《赫魯雪夫的日子不好過》（1964年1月17日）

• 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1964年7月14日）

• 凡辦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這兩種能力。凡辦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連那件事看都沒有看到，當然談不到抓的問題。

  ——《對陳伯達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4年10月23日）

• 做好了一切準備，即使發生最困難的情況，也不會離原來的估計相差太遠，這不是很好嗎？所以，根本的就是這兩條:一是爭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準備應付最壞的情況。

  ——《勝利的信念是從鬥爭中得來的》（1965年10月20日）

• 權威和威信只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

  ——《給林彪、周恩來、中央及文革的信》（1967年12月17日）

• 事關大局，出以公心，不應當避嫌。我歷來認為，同志之間有隔閡，有問題，應當耐心商量，多做談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應久拖不決。

  ——《在李德生報告上的批語》（1971年4月24日）

文藝

• 藝術作品要有內容，要適合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作品好比飯菜一樣，要既有營養，又有好的味道。中國人是最會做飯菜吃的，做菜的時候適當地調配各種材料，加上油鹽醬醋各種佐料，經過巧妙的烹調，便產生一種美味，並且保持了營養成分。

  ——《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1938年4月28日）

• 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鑑。有這個借鑑和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裡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鑑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

  ——《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1944年1月9日）

•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1951年）

• 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24日）

• 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後人還是喜歡它。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24日）

• 《詩經》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聖賢。「發憤之所為作」，心裡沒有氣，他寫詩？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年8月18日）

• 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

  ——《給陳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

• 《紅樓夢》我看了五遍，也沒有受影響，我是把它當歷史讀的……《紅樓夢》階級鬥爭激烈，有好幾十條人命。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年8月18日）

•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關於水滸的評論》（1975年8月14日）

• 每一個民族裡總有壞人的，不可能設想只有一種好人。一萬年以後也是這樣。因此，一萬年以後戲台上還要演好人與壞人。假如沒有壞人，沒有好人與壞人的衝突和矛盾，那麼就沒有戲可看了。

  ——《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的談話》（1956年4月21日）

• 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應當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現在的新詩不成形，沒有人讀。我反正不讀新詩，除非給一百塊大洋。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22日）

• 人民日報社論不涉及理論（辯證法、唯物論），足見頭腦裡沒有理論的影子，所以該報只能算是第二流報紙。

  ——《關於〈人民日報〉等報紙的理論水平的批語》（1957年4月26日）

• 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戲劇家趕出城，統統都轟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農村去，到工廠去。不要讓作家住在機關里。不下去寫不出東西來，誰不下去不給他開飯，下去了再開飯。

  ——《春節談話記要》（1964年2月13日）

外國

• 蘇聯大軍的進入波蘭東部，是為了收復自己國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時也是制止德國侵略勢力向東擴展，擊破張伯倫陰謀的一個具體步驟。從這幾天的消息看來，蘇聯的這一方針，是極大地成功了。這就是蘇聯的利益和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蘭反動統治下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體表現。

  ——《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

• 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 打掃好房子再請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裡來，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

  ——同米高揚的談話（1949年1月31日）

• 合作不能對任何一方有害，否則就不能持久，一定會破裂。不論是朋友之間、國與國之間或是政黨與政黨之間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則誰還干呢？

  ——《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四次談話》（1954年10月）

• 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對新華社的指示（1955年12月）

• 幫助我們建設的是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好，現在只有這樣一個國家，雖然有那樣多的錯誤，但是值得學習的多，我們不要盲從，應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說蘇聯的屁都是香的。現在人家說臭我們也跟著說臭。凡是適用的都要學，資本主義好的也應該學。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4月25日）

• 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24日）

• 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法寶不一次使用乾淨，手裡還留了一把。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那些不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

• 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8年12月9日）

• 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己。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

  ——《論中印關係問題》（1959年5月15日）

• 在一個時期抄外國的，這是必要的，抄一個時期之後就不要再抄了。學生在學校受教育，就是抄教員的，幾年畢業之後就成了教員。

  ——《中尼邊界要永遠和平友好》（1960年3月18日）

• 冷戰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壞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轉為熱戰，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轉為和平共處。我們說有好處，因為美國製造緊張局勢，就製造更多反對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鮮、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國家都反對美國人的控制。這是美國人自己造成的。

  ——《同蒙哥馬利的談話》（1960年5月27日）

• 我們沒有什麼侵略政策可以放棄，我們沒有侵略。可是中國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裡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 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

  ——聽取備戰計劃匯報，1965年4月

• 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

  ——《為中國人民廣播事業創建二十周年題詞》（1965年9月15日）

•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要由國內人民自己解決，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

  ——《國際間的事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1970年7月13日）

• 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

  ——同周恩來等人談話（1972年7月24日）

•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引自《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1972年12月10日）

反修正主義

• 孫行者無法無天，大家為什麼不學？猴子反教條主義，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豬八戒一輩子都自由主義，有點修正主義，動不動就想退黨，不過那個黨不是一個好黨，是第二國際，應該退黨。唐僧是伯恩斯坦。

  ——《在漢口會議上的插話》（1958年4月）

• 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於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麼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

• 已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是不甘心於死亡的，他們總是企圖復辟的。同時，資產階級分子會新生，反革命分子也會新生。而在這些階級敵人的後面，還站著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反動的民族主義。

  ——《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1963年5月）

• 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就是這麼慘。

  ——《前十條和六十條為什麼能調動人的力量？》（1964年）

•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頂住？中央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沒有解決。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對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評》（1966年3月30日）

• 要斗私，批修！

  ——引自人民日報社論《「斗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1967年10月6日）

•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載於1974年4月17日《人民日報》

科教衛體

• 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麼施教受教，一種商行罷了！學校的第二個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究這些，只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只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只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的最大缺點，有人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學校的第三個壞處，是鐘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

  ——《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1921年8月）

• 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 系統地解決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系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一切事物，它的現象同它的本質之間是有矛盾的。人們必須通過對現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質，因此需要有科學。不然，用直覺一看就看出本質來，還要科學幹什麼？還要研究幹什麼？

  ——《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

• 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築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築幹什麼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築、搞生產關係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係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

  ——《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1963年12月16日）

• 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出偏題，出古怪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贊成，要徹底改革。我主張公開出考題，向同學公布，讓同學自己看書，自己研究，看書去作。例如對《紅樓夢》出二十道題，有的學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幾個題目答得很出色，有創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學生二十道題都答了，是照書本上背下來的，按老師講的答對了，但沒有創造性的，只能給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甚至冒名頂替。冒名頂替的也不過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試點，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講課有的囉囉嗦嗦，允許學生打瞌睡，你講的不好，還一定讓人家聽，與其睜著眼睛聽著沒味道，還不如睡覺，可以養養精神，可以不聽，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腦筋。

  ——《春節談話》（1964年2月13日）

• 書念多了害死人。現在的課程太多，負擔太重，使中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中小學生近視眼成倍增加，這樣非改不行。

  ——《春節談話》（1964年2月13日）

• 學生只是成天讀書，不搞點文化娛樂，體育活動、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課外讀物……那是不行的。

  ——《春節談話》（1964年2月13日）

• 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瞌睡，要愛護學生身體，教員要少講，要讓學生多看。我看你講的這個學生，將來可能有所作為，他就敢星期六不參加會，也敢星期日不按時返校。

  ——《和王海蓉同志的談話》（1964年6月24日）

• 男女老少裸體模特兒是繪畫和雕塑必須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壞事出現，也不要緊，為了藝術科學，不惜少有犧牲。

  ——《關於模特兒問題的批示》（1965年7月18日）

• 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1965年12月21日）

• 不要考試，考試幹什麼？一樣不考才好哩！對於考試一概廢除，搞個絕對化。

  ——《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 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七·二一指示》（1968年7月21日）

•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體育之研究》（1917年）

• 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題詞》（1952年6月10日）

• 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帶救生圈游不快，阻力大，年輕人要到大風大浪中鍛鍊。

  ——在錢塘江游泳時的話（1957年9月11日）

• 游泳是同大自然作鬥爭的一種運動，你們應該到大江大海去鍛鍊。

  ——《關於游泳的談話》（1959年8月）

• 不要總想高人一頭，比如打籃球吧，老想贏人家。雙方打球是友好比賽，活躍文體生活。強隊不要怕，弱隊要鼓勵。要尊重人家要幫助人家，要幫助人家把你們打贏了才好，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嘛

  ——1969年觀看籃球賽的發言，引自《梅嶺：毛澤東在東湖客舍》P479

• 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給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的題詞》（1941年）

• 環境衛生，極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養成衛生習慣，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體操，打球類，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極拳及各種各式的體育運動。

  ——《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8日）

• 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8日）

• 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壞。安心治療，是為上策。

  ——《代擬的給陳宗娥的信》（1962年5月12日）

• 我對醫生的話只聽一半，要他一半聽我。完全聽醫生的話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沒有聽說有那麼多的高血壓、肝炎，現在很多。可能是醫生給找出來的，一個人如果不動動，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門坐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

  ——《接見外賓關於保健的一段談話》（1964年6月24日）

• 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

  ——《對衛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

• 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

  ——《對衛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

• 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對衛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

• 有些醫院，醫生就是賺錢，病人病不大或沒有什麼病也要他一次次看，無非是賺錢。甚至用假藥騙人。有兩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說檢查了，有脊柱病。我說不要信，這是他們騙。要他們去休養，兩三個星期回來了還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賺錢的醫院賺錢的醫生、假藥，花了錢治不了病，我看還不如拜菩薩，花幾個銅板，買點香灰吃，還不是一樣？

  ——《對醫務人員的談話》（1965年7月19日）

哲學

•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學不可。吾見今之人，為強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卻其主觀性靈，顛倒之，播弄之，如商貨，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學見解，自然人己平，爭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 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為了進攻而防禦，為了前進而後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是許多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 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

  ——《實踐論》（1937年7月）

•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實踐論》（1937年7月）

• 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

  ——《實踐論》（1937年7月）

• 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

  ——《實踐論》（1937年7月）

• 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

  ——《實踐論》（1937年7月）

• 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

  ——《矛盾論》（1937年8月）

• 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矛盾論》（1937年8月）

• 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艱苦鬥爭中鍛鍊出來的。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 情況是逐漸了解的，需要繼續不斷的努力。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

• 什麼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

  ——《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

•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

  ——《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

• 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說是「懂得」，其實並沒有懂得。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 人是物質發展的一個高級形態，不是最終形態，它將來還要發展，不是什麼萬物之靈。

  ——《關於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3年12月17日）

• 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鬥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

  ——《關於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3年12月17日）

• 全世界自古以來，沒有任何學問、任何東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發展的。地球是在發展的，太陽是在發展的，這就是世界。停止了發展就不是世界。

  ——《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

• 事情總是不完全的，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

  ——《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

• 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關於政協的性質和任務的談話提綱》（1954年12月19日）

• 事物總是有始有終的。只有兩個無限：時間、空間無限。無限是有限構成的，各種東西都是逐步發展，逐步變化的。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20日）

• 舊的東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東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一種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們的頭腦裡占領陣地，才能使舊的東西的影響逐步縮小。

  ——《工商業者要掌握自已的命運》（1955年10月27日）

• 什麼東西都是舊的習慣了新的就鑽不進去，因為舊的把新的壓住了。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1957年3月10日）

• 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

• 哲學講半個鐘頭就行了，講久了反而講不清楚。書也不要讀得太多，讀幾十本就夠了，越讀多越不清楚。

  ——《在一次匯報時的插話》（1964年3月）

•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主義劃清界限了。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認識規律，總是開始少數人認識，然後是多數人認識，從不認識到認識要經過實踐的過程和學習的過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沒有什麼先知先覺。人們要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必須採取馬列主義的態度，而且必須經過成功與失敗的比較，反覆實踐，反覆學習，經過多次的勝利和失敗，並且進行認真的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也是不行的。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本質總是藏在現象的後面，只有通過現象才能揭露本質。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後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運動中反覆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事物反覆出現，才成為規律，才能夠被人認識。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於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後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裡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後的質變就不能來到。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總是從概念出發，從定義出發，只下定義，不講道理。其實定義應當是分析的結果，不是分析的出發點。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1959-1960年）

• 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覆的實踐，在實踐裡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筋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為總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

  ——《給林彪周恩來、中央及文革的信》（1967年12月17日）

生死

• 我看人類他對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這樣子搞下去，我看人類要提前大拼的，就是趨於滅亡。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1957年2月27日）

• 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 中國人把結婚叫紅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來叫紅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國人是懂得辯證法的。結婚可以生小孩，母親分裂出孩子來．是個突變，是喜事。一個母親分數出三個、兩個，一個小人出來。多子女的分裂出六個、七個，七個、八個，甚至十個，像航空母艦一樣。我不是不贊成節育，我是講辯證法，是說新事物的發生，人的生產，這是喜事，是變化，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至於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並追悼會，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20日）

• 從小孩起就要滅亡一部分細胞，這才有利於生長。如果沒有滅亡，人就不能生存。自從孔夫子以來，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你說不做，實際做了。精神上要有準備。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滅亡總會有的。沒有分裂．不利於發展。整個的滅亡，也是歷史的必然。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8年12月9日）

• 「人生七十古來稀」，總是要滅亡的，活不了一萬年，人要隨時準備後事。我講的都是喪氣話。人皆有死。個別的人總是要死的，而整個人類總是要發展下去的。兩種可能性都談，沒有壞處．要死就死，至於社會主義，我還想幹他幾年，最好超美以後。我們好去報告馬克思。幾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願死的，爭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8年12月9日）

• 原子彈下來，就一條路見馬克思。人年紀大了也會死。人如果負擔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脫辦法。

  ——在軍隊幹部會議的講話（1964年），引自吳旭君《毛主席的生死觀》

• 一個消滅一個，發生、發展、消滅，任何東西都是如此。不是讓人家消滅，就是自己滅亡，人為什麼要死？貴族也死，這是自然規律。森林壽命比人長，也不過幾千年。沒有死，那還得了。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年8月18日）

• 一切個別的、特殊的東西都有它的產生、發展與死亡。每個人都要死，因為它是產生出來的。

  ——《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

• 我們說人類滅亡，地球滅亡，是有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來代替人類，是事物發展過程更高階段。

  ——《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

• 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澤東豈能例外？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

  ——同身邊工作人員的對話（1975年10月1日），引自于光遠《毛澤東總結一生的談話》

• 不但沒有長生不死，連長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這是辯證法的規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現在還活著，該有兩千五百歲了吧？那世界該成個什麼樣子了呢？

  ——引自徐中遠《毛澤東笑談生死》

• 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新陳代謝嘛。「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同吳旭君的談話，引自吳旭君《毛主席的心事》

• 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里餵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你們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就叫物質不滅定律。

  ——同吳旭君的談話，引自吳旭君《毛主席的心事》

走資

•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 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1950年3月末-4月初）

• 要實行社會主義原則，是不是在全國範圍內一天早晨一切都實行社會主義呢？這樣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靈活性，就行不通，就會遭到反對，就會失敗。因此，一時辦不到的事，必須允許逐步去辦，比如國家資本主義。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 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歷史上發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個土裡頭去。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1955年10月11日）

• 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僱工。

  ——《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

• 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

  ——《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

• 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

  ——《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

• 供應不足是長期的，是好現象，是因為購買力增長。要想辦法。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公私合營有優越性，比不合營好，工人的積極性提高了，資方的態度也改變了。

  ——《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

• 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還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們打的體無完膚（像過去內戰時期肅反一樣，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爛），會有錯，我們要陷於被動，要承認錯誤。對有用的部分，你打爛了，搞錯了，還要道歉，還要扶起來。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

• 農民瞞產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瞞產私分不得了。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28日）

• 搞點資本主義也可以。社會很複雜，只搞社會主義，不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調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只有片面性了嗎？讓他們搞，猖狂進攻，上街遊行，拿槍叛變，我都贊成。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年8月18日）

反左傾

• 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1950年4月）

• 什麼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鬥，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後面，缺乏鬥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我們黨內不但有喜歡「左」的，也有不少喜歡右的，或者中間偏右，都是不好的。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

• 中國有句老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說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達到目的。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是左了；過了九個月不准出來，是右了。

  ——《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的總結》（1955年）

• 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是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干，少干一點就被叫作「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一個教訓》（1958年11月25日）

• 手伸得太長，用的勞動力太多，工業辦得太多，竭澤而漁，可能影響農業三十年不能發展。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28日）

• 這樣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無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3月5日）

•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

  ——《對於一封信的評論》（1959年7月26日）

• 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1960年）

• 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

  ——《徹底糾正五風》（1960年11月15日）

• 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1961年3月5日）

• 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總結經驗，教育幹部》（1961年6月12日）

地方分權

• 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

  ——《湖南人民的自決》（1920年6月18日）

• 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1920年9月3日）

• 政治組織是以社會組織做基礎，無社會組織決不能有政治組織，有之只是虛偽。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不先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

  ——《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

• 要建設一個將來的真中國，其手段便要打破現在的假中國。起碼一點，就是南北不應複合，進一層則為各省自決自治。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

  ——《反對統一》（1920年10月10日）

• 湖南自治是現在唯一重大的事，是關係湖南人死生榮辱的事。我勸湖南人，我勸我叄千萬親愛的同胞，爹媽死了，且慢去埋，大家來將這自治的海堤築好再說。

  ——《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1920年10月7日）

• 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 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實事求是

• 將事實調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視人家的人格。

  ——《長沙鉛印活版工會致「大公報」記者盾書》（1922年12月14日）

• 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

  ——《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

•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

• 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

  ——《興國調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

•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

  ——《實踐論》（1937年7月）

• 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 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

  ——《給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941年1月31日）

• 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

  ——《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

• 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於他們有利。要在談話過程中和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把你當做好朋友看，然後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

  ——《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

• 像飛機飛上天總得飛回來要落在一個地方，不能到處飛不落地。教條主義是不落地的，它是掛在空中的。我們不要搞教條主義，要腳踏實地地為實際服務。

  ——《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1944年5月24日）

• 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說是自己的，這是不是偷？……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5日）

• 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裡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5日）

• 要以客觀事實來證明，要在將來工作中來證明，主觀上否認，效果很小，不能解決問題。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我們的陣地只能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力量只能一點一點地聚集，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

  ——《在中共七大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958年8月30日）

• 我認為聰明、老實二義，足以解決一切困難問題。這點似乎同你談過。聰謂多問多思，實謂實事求是。持之以恆，行之有素，總是比較能夠做好事情的。

  ——《給周世釗的信》（1958年10月25日）

• 世界上的事，沒有一項沒有假，有真必有假。沒有假的比較，那有真的？這是人之常情。現在的嚴重問題，不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作出了成績，為什麼要抹殺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

• 自然界有個抵抗力，這是一條科學。你不承認，他就要把你整傷砸死。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

• 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

• 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因為真理往往在他一個人手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4月27日）

•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夏）

• 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於人們頭腦的真實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於正確。

  ——《十年總結》（1960年6月18日）

• 你如果講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為不合乎事實。

  ——《同斯諾的談話》（1960年10月22日）

• 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

• 去做調查，就是要使自己心裡有底，沒有底是不能行動的。了解情況，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記。談話的時候還要會談，不然就會受騙。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

•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1月15日之每日名言）

  ——《對五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稿的批語》（1963年11月18日）

• 調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夠真正認識的。第一，別人不一定講真話。第二，自己對於了解來的情況不一定能夠理解得好。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個人崇拜

• 一曰不作壽。作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於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係，應當如此。

  ——《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953年8月12日）

•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

• 人的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

  ——對工作人員的談話（1969年5月）

• 說我是個人崇拜？你們美國人才是個人崇拜多呢！你們的國都就叫作華盛頓。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 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 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 你們不要宣傳這些，要講馬克思主義萬歲，講馬列主義萬歲。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的！

  ——摘自《歷史在這裡沉思 1966-1976年紀實 第5卷》

• 人分三種，一種是真心實意的；第二種是隨大流，因為別人喊萬歲，他們也跟著喊；第三種人是偽善的，你千萬別受這一套的騙。

  ——同斯諾談其支持者，引自徐中遠《毛澤東笑談生死》

經濟與財政

•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

• 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闢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

• 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這就是黨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

• 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藉以休養民力。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

• 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著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

  ——《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1949年9月2日）

• 著重節約那些本來可以減少的開支，但不要減少那些必不可少的開支。著重反對浪費，從這裡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錢。

  ——《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1949年9月2日）

• 說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我們要爭取十年工夫建設工業，打下強固的基礎。

  ——《邊打邊談邊穩》（1952年8月4日）

• 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 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

  ——聽取輕工業部門匯報 （1956年春）

• 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其次，是保護生產力。

  ——與英共代表團的談話（1956年9月23日）

• 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係，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

  ——《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

• 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誰知道搞鋼鐵這麼複雜，要各種原材料，要有客觀基礎，不能憑手氣。

  ——1959年7月11日，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初版）P81

• 國民經濟的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農業是屁股。

  ——《在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的一些插話》（1964年5月11日）

• 沒有現代化的工業，那有現代化的國防？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的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獨立自主地搞建設》（1958年6月17日）

• 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干，閒時半乾、半稀，雜些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的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黨內通訊》（1959年4月29日）

• 備戰備荒為人民。

  ——《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與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指示信》（1966年3月12日）

• 物質援助，要到了手，見了效，那才算數。

  ——《同馬哈古卜談話紀要》（1970年6月24日）

知識分子

•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五四運動》（1939年5月1日）

  • 衍生：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
• 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願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們在戰爭中在工作中去磨練，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並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對於不能入黨或不願入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應該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帶領他們一道工作。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1939年12月1日）

• 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日）

• 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日）

• 廣大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如果不把過去的一套去掉，換一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就和工人農民的觀點不同，立場不同，感情不同，就會同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工人農民也不會把心裡的話向他們講。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

  ——《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 智慧都是從群眾那裡來的。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後把尾巴變成個旗杆，那麼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麼呀？你們就是『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但是，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後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1957年7月9日）

• 年輕人要勝過老年人的，學問少的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被權威、名人嚇倒，不要被大學問家嚇倒。要敢想、敢說、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作。這種束手束腳的現象不好，要從這種現象里解放出來。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

• 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新學派的，在開始時，都是年輕的，學問比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這些發明家在後來變成了壯年、老年、變成有學問的人。這是不是一普遍規律？不能肯定，還是調查研究，但是，可以說，多數是如此。為什麼？這是因為他們的方向對。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

• 中國知識分子有幾種，工程技術人員接受社會主義要好一些，學理科的其次，學文科的最差。

  ——《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

•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引自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

婦女與青年

• 諸君！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沉淪在苦海！我們都是人，為什麼不許我們參政？我們都是人，為什麼不許我們交際？我們一窟一窟的聚著，連大門都不能跨出。無恥的男子，無賴的男子，拿著我們做玩具，教我們對他長期賣淫，破壞戀愛自由的惡魔！破壞戀愛神聖的惡魔！整天的對我們圍著，什麼「貞操」卻限於我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貞童廟」又在那裡？我們中有些一窟的聚著在女子學校，教我們的又是一些無恥無賴的男子，整天說什麼「賢母良妻」無非是教我們長期賣淫專一賣淫，怕我們不受約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練。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裡！快救我們！我們於今醒了！我們要進行我們女子的聯合！要掃蕩一般強姦我們破壞我們身體精神自由的惡魔！

  ——《民眾的大聯合》（1919年7月21日）

• 因數千年不正當的禮教習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無位置。從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職業、交際、娛樂、名分，一概和男子分開做兩樣，退處於社會的暗陬。於不得幸福之外，還領受著許多不人道的虐待。當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時候，還有這被逼殺身事件出現，也可知我國社會罪惡的深固程度了。

  ——《女子自立問題》（1919年11月21日）

• 生育這個事件，是一個極苦痛事件。「產難」兩個字，凡是女子，誰都聽著驚心，除開在醫學發明，使「產難」變為「產易」以外，吾人應表示極大的敬虔和惻憫。

  ——《女子自立問題》（1919年11月21日）

• 男女之間，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係，還在經濟，就是為資本主義所支配。

  ——《女子自立問題》（1919年11月21日）

• 女子在結婚以前，需預備夠足自已生活的知識和技能，以此為最小單位。

  ——《女子自立問題》（1919年11月21日）

• 女子的生育，乃人類所賴以不絕的要素。男子竟忘此絕大恩惠，反因區區經濟關係，妄自屍德加以壓迫，真所謂恩將仇報了。

  ——《女子自立問題》（1919年11月21日）

•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沒有女子參加，就做不成氣。我們打日本，沒有女子參加，就打不成；生產運動，沒有女子參加，也不行。無論什麼事情，沒有女子，都絕不能成功。

  ——《婦女們團結起來》（1939年3月8日）

• 我們的女同胞則有更多一重的壓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壓迫。

  ——《婦女們團結起來》（1939年3月8日）

• 女同胞更應自己站起來，打破那種社會的歧視與社會的壓迫。婦女要同男子一樣，有自由，有平等。

  ——《婦女們團結起來》（1939年3月8日）

• 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是密切地聯繫著的，婦女解放運動應成為社會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存在著。離開了社會解放運動，婦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時，沒有婦女運動，社會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會解放，就必須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來參加；同樣，要真正求得婦女自身的解放，婦女們就一定要參加社會解放的鬥爭。

  ——《婦女們團結起來》（1939年3月8日）

• 青年同志不要講人家「昏庸老朽」，老頭子也不要講人家「年幼無知」。大家都是從幼年來的，年幼知道得少，會慢慢地多起來。人家懂得的東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麼都知道……幾萬萬樣事情我們只能做一兩樣，那是有限度的，我們不知道的、不會做的東西多得很。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 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學習，要學會成年人已經學會了的許多東西。但是，他們的學習和工作的負擔都不能過重。尤其是十四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勞動強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樣。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點，要多娛樂一點，要跳跳蹦蹦，不然他們就不高興。以後還要戀愛、結婚。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我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現在是八小時，實際上只有六七小時，普遍感到睡不夠。因為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他們往往睡不著，醒不來。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青年們要睡好，教師也要睡足。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積極分子開會太多，也應當減少。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娛樂、休息、睡眠，這兩方面要充分兼顧。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青年人不比我們弱。老年人有經驗，當然強，但生理機能在逐漸退化，眼睛耳朵不那麼靈了，手腳也不如青年敏捷。這是自然規律。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1953年6月30日）

• 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謙虛。

  ——《在莫斯科大學會見中國留學生時的談話》（1957年11月17日）

• 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

  ——《暢遊十三陵水庫時對青年的談話》（1964年6月）

• 你們想要中國女人嗎？我們可以給你們一千萬。這樣一來，我們可以讓她們像洪水一樣淹沒你的國家，同時損害你們的利益。我們國家有太多女人，她們自有一套，專會生孩子，而我們國家的孩子太多了。

  ——同基辛格的會談（1973年2月17日-18日，原文為英文）

鎮反與鬥爭

• 對敵人仁慈，便是對同志殘忍。

  ——《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1926年3月18日）

• 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

• 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

• 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

• 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

  ——《矛盾論》（1937年8月）

• 比方我在這屋子站著，他把我擠一下，我若讓他，退一下，這樣一步一步會擠得我無容身之地，所以，他擠來，我們反擠一下，擠回他到原來地位，他要磨擦，我們就反磨擦。

  ——《關於目前戰爭局面和政治形勢》（1939年1月28日）

• 同頑固派鬥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在接著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地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鬥爭的暫時性。在他們舉行新的進攻之時，我們才又用新的鬥爭對待之。

  ——《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日）

• 世界上的東西，你不去搬它，它就不動。比如這張桌子，我不搬它，它不走；這把茶壺我不拿它，它不起來。

  ——《時局及其它問題》（1945年2月15日）

• 我方權利所在，必須力爭，彼方無理要求，必須拒絕，但總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虧的基礎上解決糾紛，而不是使糾紛擴大。

  ——《力爭東北停戰及制止全國內戰的對策》（1946年5月15日）

• 妥協當然不是在一切問題上的妥協，這是不可能的。

  ——《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7年12月）

• 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 一個不殺，大部不捉。

  ——《關於鎮反工作和肅反工作的批語》（1950年9月27日）

• 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

  ——《關於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策略問題的電報》（1950年12月）

• 要大殺幾批。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應殺者，當然不殺）。只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

  ——《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必須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的電報》（1951年1月17日）

• 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對上海南京鎮反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12日）

• 不殺匪首和慣匪，則匪剿不淨，且越剿越多。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農民不敢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重要的)必須採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

  ——《給黃炎培的信》（1951年2月17日）

• 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領導機關潛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對付，必須認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殺幾批，才能初步地解決問題。

  ——《轉發黃敬關於天津鎮反補充計劃的批語》（1951年3月18日）

• 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轉發黃敬關於天津鎮反補充計劃的批語》（1951年3月18日）

• 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對五反運動的指示》（1952年3月）

• 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語》（1955年6月10日）

• 要有理、有利、有節。就是鬥爭要有道理，要有勝利的把握，取得適當勝利的時候要有節制。

  ——《我們黨的—些歷史經驗》（1956年9月25日）

•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還可能出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初）

• 要到階級完全消滅，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一點也不錯。

  ——《機關槍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 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

  ——《對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語》（1961年1月）

• 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 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對中央首長的講話》（1966年7月19日）

•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1966年7月19日，引自《戚本禹回憶錄》第9章

• 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

  ——《關於打人問題》（1966年8月1日）

• 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8年5月8日）

• 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對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在對敵鬥爭中執行「給出路」政策的經驗報告的批語》（1968年12月1日）

• 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不鬥爭就不能進步，不和平。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不可怕，我們不殺人。

  ——與朱莉夫婦談話（1975年12月31日）

核武

• 原子彈並不比刀槍厲害，你們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槍打了幾百年。漢代中國人口有五千萬，一打只剩一千萬。唐代又發展到五千萬，安祿山造反，一打只剩下一千多萬。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無人，歐洲歷史上可能也有這種情況。後來拿破崙時代開始發展到步槍，可打八百米遠，以後又發展到大炮，用熱武器打仗。我們沒有試過原子彈，但可以算一算：全世界有二十五億，原子彈就算殺掉一半還有十多億，也比過去用冷武器時死的人少。我們中國有六億人口，原子彈殺死掉一半，還有三億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復過來了。

  ——《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的談話》（1956年4月21日）

• 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 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麼辦法呢？我先是說東風壓倒西風，戰爭打不起來。

  ——《在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發言》（1957年11月18日）

  • 衍生：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
• 原子彈的戰爭當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們反對打。但是這個決定權不操在我們手中，帝國主義一定要打，那麼我們就得準備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說，死了一半人也沒有什麼可怕。這是極而言之。在整個宇宙史上，我就不相信要那麼悲觀。我跟尼赫魯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說，那個時候沒有政府了，統統打光了，想要講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說哪有那個事，你這個政府被原子彈消滅了，老百姓又起一個政府，又可以議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著覺。無非是打死人，無非是一個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彈，這個時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每天總是怕，在幹部和人民裡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我看，還是橫了一條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設。

  ——《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58年9月5日）

•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1958年發言，引自《肖勁光回憶錄 續集》P199

• 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打常規武器還可以講點軍事藝術，什麼戰略、戰術，指揮官可以臨時按照情況有所變化。用核武器的戰爭就是按電鈕，幾下子就打完了。

  ——與蒙哥馬利的談話（1961年9月24日）

• 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他什麼國，管他什麼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

  ——引自《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P293

文化大革命

•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1966年5月16日）

• 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的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為「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幾段話》（1966年5月16日）

• 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乾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辭（1966年12月26日）引自《戚本禹回憶錄》第十七章

• 資本主義會不會在中國復辟呢？這就要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這個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同黨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鬥爭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這一次是全面的鬥爭，從上到下，從紅衛兵到工廠、農村、機關，全國都鬧開了。

  ——在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辭（1966年12月26日）引自《戚本禹回憶錄》第十七章

• 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後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麼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鬥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談話（1966年6月10日）

•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生產搞革命。

  ——《對中央文革小組講話》（1967年1月9日）

• 我們過去只抓個別問題，個別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鬥了高、饒，五九年把彭德懷、黃克誠整下去了。此外，還搞了一些文化界及農村、工廠的鬥爭，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你們也是知道的，但都沒有解決問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所以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3日）

• 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幹部統統打倒，怎麼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

  ——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1967年2月12日）

• 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載於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報》

• 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批語（1968年8月末）

• 武鬥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個好處是暴露了壞人。對武鬥要作全面分析，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現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斗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

  ——《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 我才不怕打哩，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

  ——《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 誰如果還繼續造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 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

  ——同江青談話（1973年8月5日）

•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鍊。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1976年）

• 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1月4日）

• 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官。

  ——《與康生等同志談話紀要》（1966年3月）

• 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

  ——在滴水洞會見湖南幹部（1966年6月26日）

• 我很難受，叫醫生來！

  ——遺言（1976年9月8日）

參考文獻

本處僅羅列破折號後未充分說明的，或難以查考的來源出處：

參見

• 《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詩詞
•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老三篇
• 毛澤東點評歷史人物
• 毛澤東思想
  • 毛澤東軍事思想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
中共中央總書記 （七大前）	陳獨秀→瞿秋白（代）→向忠發→王明（代）→博古→張聞天
中共中央主席	毛澤東→華國鋒→胡耀邦
中共中央副主席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華國鋒、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趙紫陽
中共中央總書記 （十二大起）	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國家主席	毛澤東→劉少奇→董必武（代）→宋慶齡（名譽）→李先念→楊尚昆→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國家副主席	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烏蘭夫→王震→榮毅仁→胡錦濤→曾慶紅→習近平→李源潮→王岐山→韓正
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華國鋒→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李強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劉少奇→朱德→宋慶齡（代）→葉劍英→彭真→萬里→喬石→李鵬→吳邦國→張德江→栗戰書→趙樂際
全國政協主席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鄧穎超→李先念→李瑞環→賈慶林→俞正聲→汪洋→王滬寧
中央軍委主席	張國燾（軍事部主任）→周恩來（軍委書記→軍事科科長）→楊殷（軍事部部長）→周恩來（軍事部部長）→項英（中革軍委代主席）→朱德→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