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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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编辑]

人的价值和尊严[编辑]

  • 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同样的中国人要少排,你是以国家为单位算还是以为单位算?
    ——2010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学家丁仲礼反问采访者柴静(2010年3月2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节目)
  •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陶行知中国的人命》(载《斋夫自由谈》1932年4月初版)
  • 人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世界之轴。
    ——培根
  • 地球上一切美丽的东西都来源于太阳,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人。
    ——普利什文
  • 华丽的服装是裁缝师傅缝制的,官阶和爵位是礼部衙门制定的。等级不过是货币的标志。而人是黄金。
    ——彭斯
  • 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祇有一个:把当人。
    ——原载《文星》第96期(台北:1965年10月1日) 台湾哲学殷海光

人性[编辑]

  • 说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狄德罗
  • 做一个真正的人,光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头脑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强烈的气质。
    ——司汤达
  • 人不是可以注入任何液体的空瓶。
    ——皮萨列夫

人的社会[编辑]

  • 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王制篇》

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追求[编辑]

  • 我思故我
    拉丁文:Cogito, ergo sum
    最初以法语形式在《谈方法》中出现:Je pense, donc je suis.
    ——笛卡尔

人与劳动[编辑]

  •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 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这个目的有多么伟大!
    ——圣西门

人类发展史[编辑]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ZhíJu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最早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78年第9期
  •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2]:272
  •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编辑]

  •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于伦敦)
  •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
    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
    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1942年5月23日于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延安市)
  • 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任何自私自利、嫁祸他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不仅会对本国和本国人民造成伤害,而且会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伤害。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8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 一个人伟大的人间革命,不久,也能转换一国的宿命,进而能转换全人类的宿命。
    ——池田大作

自由人联合体[编辑]

  • 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自由发展是一切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于伦敦)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编辑]

  •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中共十九大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论自由[编辑]

  • “只要人类满足于靠一个敌人对抗另一个敌人,满足于接受某个主人的统治——前提是他多少可以有效地保证不对他们实施暴政,他们便别无祈望。但是,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这样一刻:人们意识到,由与自己利益对立的他者充当统治者,并非天然法则。”[3]:4-5
  • “此时,世人方才意识才意识到,‘自治’、‘人民对自我行使的权力’等词语并未表达事情的实相。行使权力的‘人民’与作为权力行使对象的人民并不总是同一群体;所谓‘自治’并非每个人自我管治,而是一切别人对他进行管治。而且,‘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意味着人民当中数最多或最活跃的群体——即多数派,或那些成功将自己打造为多数派的人——的意志。于是,人民可能会有压迫自己当中部分群体的意愿。这种情况同其他形式的权力滥用一样,都需严加防范。因此,即便掌权者要定期对全民——即其中的最强大派——负责,限定政府对个人的权力仍然至关紧要。上述主张不仅受到思想家们的支持,也获得了欧洲社会中重要阶层的青睐——因为民主政体会损害其实际利益或假定利益,顺利成为了主流观点。现在,各种政治理论已普遍将‘多数人的暴政’列为社会需要警惕的罪恶之一。”[3]:6-7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所以,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性的合法干预是有界限的。发现这一界限,并保护它免遭侵越,同保护人们免遭政治独裁之害一样,对维护人类事务的健康状态而言不可或缺。”[3]:7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所有人们珍视的生存价值,都有赖于对他人行动的切实约束。因此,必须要强制实行某些行为规范;其手段首先是法律,在许多法律不适用的事项上则要借助舆论。这些行为规范应该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成为人类事务中的重大问题。而倘若我们排除少数最显著的例子,就会发现,它乃是人类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3]:8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习俗不仅是谚语所说的第二天性,还屡屡被错当成了第一天性。在防止人类对彼此强加强的种种行为准则产生疑虑方面,习俗的效果格外彻底。”[3]:8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该原则就是,人类无论作为个人或集体,只有出于自卫这唯一目的时,才能干预任何人或人群的行动自由。违反其意志,对一位文明社会的成员正当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伤害他人。个人的物质或精神利益不足以作为对其行使权力的正当借口。”[3]:13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任何人需要对社会负责的那些行为都必须是关联他人的;对那些只与个人有关的行为,他都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个人是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君主。”[3]:13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我认为,对一切伦理问题而言,功用都是最重要的理论诉求;然而,它必须是最大意义上的功用,其基础必须是人作为一种不断进步生物的长远利益。我主张,以人的长远利益作为个人自发行为必须服从于外部管控的条件,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人行为关系到他人利益的情况。”[3]:15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论思想与讨论自由[编辑]

  • “判断力之所以被给予人类,就是为了能让他们作出判断。难道因为人类可能判断失误,就不许其再进行判断了吗?他们禁止自认为有害的事物,并非是在主张免除错误,而是在履行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他们是在严谨尽责、确信无疑后再采取行动,仍然会出错。倘若因为我们的观念可能有错就不按照观念行动,那么我们就得忽视所有利益,荒废一切职责。”[3]:24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适用于一切行为的反对理由,对任何特定行为来说都是无效的反对理由。政府也好,个人也好,都有责任尽量形成最符合事实的见解;并且,形成见解的方式要谨慎周密;如不能确信自己的见解正确,就决不把它们强加于人。然而,(这些分析者可能会说)一旦确信自己的见解正确,却又不依之行动,而任由那些他们真心实意感受到危害人类今世或来世福祉的信条四散流传,更恣肆蔓延,这并不是严谨尽责,而是畏缩不前。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开明时代之前,人们也凌压过今人相信为正确的见解。人们可能会说,我们要谨防犯下同样的错误。”[3]:24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人类同政府一样,在采取行动时都必须不遗余力。世上不存在绝对确定性这样东西,但存在充分保障人类生活目的这件事。我们可以假定,也必须假定:我们的见解是真实可信的,可用以指引自己的行为。我们在禁止坏人传播我们认为虚妄险恶的意见颠覆社会时,也并没有超出上述假定。”[3]:25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那么,总体上看,为何理性的主张和理性的行为会成为人类中的主流呢?假如这一主流果真存在——此主流必然存在,否则人类会一直都处于且现在也仍然处于近乎绝境之中——则要归功于人类心智的一大特性。人无论作为一种智力发的生物,还是作为一种有道德观念的生物,其身上一切可敬的事物都源于人脑的这一特性:可以改正错误。”[3]:25-26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人可以通过讨论和经验修正自己的错误。不是光靠经验就行,必须还要有讨论,以表明经验是如何得到解释的。错误的观念和实践逐渐为事实和理据所取代,而事实和理据必须被带到人类心智面前,才能对它产生影响。倘若没有评议来阐明种种事实的含义,就没有什么事实能够讲述自己的含义。故此,人类判断力的全部力量和价值都取决于人脑的这一特征。当判断力出错时,它可以进行纠正;惟有纠正手段始终与之俱存时,才能够信赖判断力。”[3]:26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若某人的判断力确实值得信赖,别人对他的信心如何形成呢?就是因为他能虚心接纳别人对他见解和行为的批评;因为他惯于倾听一切反对意见,从公正的意见中获益,并向自己且在必要时向他人澄清谬误所在;因为他感到,人能够逐渐全面地了解某事物的唯一方法是,倾听主张各异的人们议论此事物时的种种见解,研究心灵特征各异者考虑此事物时的所有方式智者无不以此方式获得智慧,人类智力的本质也决定人只能借此手段变得睿智。”[3]:26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惯于通过比较其他人的见解纠正和完成自己的见解,这种稳定的习惯——但在将自己的见解付诸实践时决不疑虑和犹豫——是人应信赖它的唯一坚实基础。这是因为,他知道了所有可能的——至少是明显的——反对意见,采取了与所有反对者对立的态度;也就是说,他深知自己没有规避异议和困难,而是主动探研了它们,所以没有拒斥从任何可能的角度对该问题作出的任何解析。因此,他有权认为,自己的判断优于未曾经历这一思维过程的任何人或任何群体的判断。”[3]:26-27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人类中那些拥有至高智慧的人最有权信赖自己的判断。要求混杂着少数智者和许多愚人的、被称为公众的群体,服从于这些智慧至高之人提出的、确保其判断可靠的必要条件,并非过分之事。”[3]:27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那些我们最可信赖的信念,只有一道可靠保障:永远向全世界开放,允请世人证明其无理据性。倘若那些信念不接受挑战,或接受但赢得了挑战,我们仍决不能全盘肯定它们,尽管我们已经尽了人类理智现状允许的最大努力,没有忽略任何让真理有机会到达我们的机会。”[3]:27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当前时代被称为‘信仰沦丧、怀疑猖狂、人心绝望’的时代,人们确切感到的并非自己的见解正确无误,而是如果失掉见解就将不知所措;保护某种主张免遭受公开指责的理由,不是这一主张如何千真万确、而是它对社会福祉不可或缺,政府必须像保护其他社会利益那样支持它们,据说,这既是刚性需求,又是政府直接责任所在;因此,比无谬性较弱的要求可以保证甚至强制政府根据其自己的、且受到人类公意认可的意见采取行动。”[3]:28-29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经常有人主张,更经常有人感到,只有坏人才打算破坏这些有益的信仰,因此限制坏人、禁止他们胡作非为没有什么不对。这种思维模式使限制讨论是否正当的论题,从一个探讨诸学说真理性的问题变成了衡量它们有用性的问题;由此,该种思维模式得意洋洋地逃脱了责任,充当起了永无过失的意见裁判官。”[3]:29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然而,那些如此自呜得意的人并未察觉,他们的无谬性假定只不过从一个角度转移到了另一个角度。一种意见的有用性本身就是个观点问题,像该意见自身一样可以商榷、讨论,并且需要深入讨论。正如需要一位永无过失的意见裁判官来判断某种观点是否错误,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法官来判断它是否有害,除非该受到指控的观点有充足的机会进行自我辩护。”[3]:29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事实上,如果法律或公共情感不允许争论某种主张正确与否,它们也就不会容忍别人否认该主张的功用。它们至多能够承认:该主张的绝对必然性没有那么高,或者拒斥该主张的定然是犯罪。”[3]:30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我必须有权答复道:我之所以称某个学说(无论它内容如何)包含了自我无谬假定,并非由于我感到肯定,而是由于它要在那个问题上替别人作出判断,却不许人家听到反方的发言。这种自命不凡如果也出现在我最重要的信念当中,我也照样会加以谴斥和贬责。不论是谁,不论他多么坚信某种言论不仅虚伪而且为害甚广,不仅为害甚广而且(引用一下我谴责的那些说法)伤风败俗、亵渎神灵;如果他在自行判断时——虽然他得到了本国民众或同时代人公开判断的支持——拒绝倾听别人为该言论所做的辩解,他就是假定了自我无谬。其自我无谬假定决不因别人称该言论有伤风化或亵渎神灵,就受讨厌度较低或危险性较小;事实上,在所有其他案例中,造成毁灭性后果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恰恰就是在这类情况下,一代人会犯下种种可怕的错误,令后代人深感惊骇、厌恨不已。”[3]:30-31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我们发现,正是在这些情况当中,出现了下列重大历史实例:法律的爪牙被用来铲除最优秀的人士和最高尚的主张;它们针对贤才俊杰取得了可耻的胜利,但一些高尚主张却流传下来,(颇富嘲讽意味地)被用来为那些针对它们或其公认反对者的同类迫害行为辩护。”[3]:31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有人会说,我们可不像先辈那样杀预言家,我们不处死提出新主张的人;相反,我们甚至给他们建墓碑。没错,我们不再处死异端分子,现代人对刑罚——哪怕是对最令人厌恶的言论的刑罚——的容许总量,并未达到灭绝它们的程度。”[3]:41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我们纯粹社会性的不容异己未杀一人、未除一说,但诱使人们掩饰自己的主张或避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传播这些主张。对我们而言,异端邪说在每个年代或时代都没有明显地盛行过或退却过;它们并未迸发万丈光焰,而是在那些勤奋善思的提出者的小圈子里闷闷燃烧,从未用真正或虚假的光明照亮人类的种种事务。令一些人满意的事态也因而得以保持高涨,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没有遭受罚款或囚禁等不快经历:所有流行的观点表面上都未受干扰;持异见者们虽深受思想之痛的折磨,但其理智的运用并未被绝对禁止。”[3]:45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论个性自由——人类幸福的因素之一[编辑]

  • “而现存的祸患是,普通思维方式几乎认识不到,个人自发行为竟然有其内在价值,竟然值得众人尊重。绝大部分人都满意于人类生活的现状(因为造成这种现状的恰恰就是他们),而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生活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人;更重要的是,个人自发行为并不从属于大多数道德和社会改革者们的理想目标,而被他们充满戒备地看作棘手甚或反叛性的行为,会阻碍大众接受他们断定为最有益于人类的改革方案。”[3]:78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然而,只有当人的个性成熟之后,方有特权、有合适条件以其独特方式使用和诠释人类经验。他必须澄清,现存人类经验中哪些部分真正适用于所身处的境况及其个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他人的传统与惯例只能表明他们的经验教授了他们什么;此类推定性依据有资格要求他遵从。但是,首先,别人的经验也许范围太小,或者他们也许未能对前人经验作出正确的解释。其次,他们的诠释或许正确,但对他而言并不适用。惯例是为惯常的情境和惯常的性格准备的,他所处的情境或他的个性或许非比寻常。第三,即使那些惯例非常良好,也适用于他,但仅仅把惯例作为惯例遵从,他就不会培养或发展出任何体现人类独特天赋的特质。”[3]:79-80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 “人类之所以做出坏事,并非因其欲望太强,而是因其良心太弱。强烈的冲动和微弱的良心之间不存在天然关联。天然关联的是相反的情形。”[3]:82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编辑]

  • “我们决不应当自欺地相信,一切善良的人们都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必然会愿意参与政府工作。很多人无疑地宁愿把国事委托给他们认为是更能干的人去做。这可能是不明智的,但赞成一个好人的专政并不是坏事或不光荣的事。”[4]:129-130

在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编辑]

  • “垄断之所以构成一种危险,并不是由于几个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的活动,而是由于他们让某些人分享他们的成果因而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并且由于他们说服了更多的其他的人使他们相信,支持垄断事业有助于一个更公平更有秩序的社会的建立。”[4]:196-197
    •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物质条件和理想目标[编辑]

  • “在否定的那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平等感到愤懑这一点上,大概超过他们大多数的祖先。”[4]:209
    •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编辑]

  • “一般来说,在没有人干涉我的范围内,我算是自由的。”[5]:42
  • “假如我想做某些事,但给他人阻止,我在这件事的范围内是不自由的。假如这范围给他人压抑以致缩小至某个最低限度,我算是给强制了,甚至是给奴役了。”[5]:42
    • 艾赛亚•柏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 “‘我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他人干涉’。我愈不受他人的干涉,我就愈自由。”[5]:43
    • 艾赛亚•柏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 “平等地享有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何帮助过我得到自由、财富、启蒙的人,我都给他回报;最简单、最普遍意义下的公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伦理的基础。自由并非人类的唯一目标。”[5]:46
    • 艾赛亚•柏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 假如不想‘否定人性或令人性堕落’,我们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会享有绝对的自由,并必须放弃部分自由,以部障其他的自由。但,彻底地放弃自我,是自取其败的。那么,这‘最低限度’是怎样的呢?它是绝不可以放弃的‘最低限度’,否则就会侵犯了人性的本质。这‘人性本质’是怎样的?了解了这‘本质’,会引申出什么标准?对于这问题,一直都有无尽的争论,这争论也许会永远地延续下去。[5]:48-49
    • 艾赛亚•柏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 没有人会主张,在所有思想都给教条压下去的环境中,真理和表达自我的自由能够欣欣向荣。但历史的证据却显示,在苏格兰或新英格兰的卡尔文派清教徒之间,或在军队的纪律下,个人的操守、对真理的热爱、刚烈的个人主义,比起在更宽容的社会,或在对这问题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至少是一样的常见。[5]:51-52
    • 艾赛亚•柏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什么是民主[编辑]

  • 作为个人,我喜欢自治,不受别人的指挥与控制。我自己管理自己,决定自己的目标并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每个人在他一生中都至少在某些方面有过这种自我控制的经验。那么,困难又在何处呢?自治一词的自相矛盾来源于‘govern 管理’这个词有双重意义。从一种意义来说,管理的权力包括压服、强迫的权力,因而意味着有治者与被治者的分野。这可称之为 government 在管理方面的意义。而就另一种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govern 是确定目标或政策,指导被管理者。后者是 govern 这个词的本意,来自拉丁文 gubernare。拉丁文中的这个词又是来自希腊文kybernan,意即指导或领航。这可称之为 government 在指导方面的意义。[6]:5-6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 “在任何社会中,管理机构可以命令、禁止、压服;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亲自见到它在管理方面的职能。就是因为只看到这一方面的职能,有些人认为一个社会不能自治。然而,更基本的是,一个社会的管理者也是这个社会的响导或者舵手。如果把指导方面的意义理解为管理的主要职能,自治的自相矛盾之处自然也就会随之消逝。[6]:6
    •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 社会的民主管理意味着什么?也可通过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类比来说明。选择自己的目标时,个人可以自己作主;他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决定。以社会为范围的自治或自主就是民主。其所以说民主即民治,就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亦即社会成员,参加决定一切有关全社会的政策。管理的、指导方面的职能对说明自治是极为重要的;众多的人共享指导职能就使得民主成为可能。[6]:7
    •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民主以理性为前提[编辑]

  • 理性包含什么,很难具体说明。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接受古代即已规定的尺度。一个有理性的人,至少应该具备两种能力:⑴设想一种计划或掌握指导判断或行动的规则的能力,⑵在具体情况下运用这一规则,或按照行动计划办事的能力。由于在民主中,这些规划打算都是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我们可以增加一点,⑶清楚表达思想,与人讲理的能力。[6]:59
    •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民主的心理条件[编辑]

  • 从某种意义上说,相信错误难免,是民主主义者所应具备的气质中最根本的一点,因为否定任何政党的绝对智慧,就会鼓励一切有关的人都参与决策。[6]:186
    •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 只有全体或大多数公民都相信自己均能对共同问题的解决作出某种贡献,才足以对付民主繁重的义务。民主社会成员,作为个人,作为一个社会,都必须对他们自己怀有信心,必须乐于依照这种自信采取行动。[6]:204
    •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民主为何不一定会成功[编辑]

  • “人类社会的数量与种类是不可胜数的,民主必然会在某些社会中兴旺发达,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奄奄一息(或根本不会发展)。在政治社会中民主的前途关系尤为重大。”[6]:305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 “世界人口的数量必须立即加以限制,这是肯定无疑的。尚未肯定的是用什么方法限制——是明智地、公正地解决,还是任其自然及通过灾祸来解决——以及怎样安排时间。人口增长提出的问题可以暂时通过农业或技术上的进步来对付,但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6]:306-307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 “对自治社会来说,范围太大一直是一个问题。成员人数愈多,各个成员的意见就愈难以受到注意,就整体而言,各人的贡献也必然更微不足道。代表制有时可以维持有效的参考,但所代表的人愈多,代表数目愈大,民主也必然会变成愈加间接的、不怎么敏感的。这些困难,我们现在已经遇到。”[6]:307
    •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 “人类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在地球范围内已经生存了很长时期,可能还能这样生活很长时期。但人类的最严重问题正是在这一范围内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要满意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具体承认采取明智政府形式的世界社会。新民族主义的增长,以及无理性的摆弄国家力量,为某些主权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主权国家的利益的纵横捭阖,对这些目标来说都不吉兆。就全球范围而言,民主的前途可能关系最为重大,但前景欠佳。”[6]:314
    • 卡尔·柯恩《民主概论》

开新外王[编辑]

  • “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皆为财政专家,属事功精神,然而中国人对这一类人,在人格上总不觉有趣味。事功的精神在中国一直没有被正视,也没有从学问的立场上予以正视、证成。中国人喜欢英雄,打天下、纵横捭阖,皆能使人击节称赏。由于中国人在性格上有这种倾向,所以毛泽东才能投这个机,就是因为他不守规矩,乱七八糟,而带有浪漫的性格。再高一层,中国人欣赏圣贤人物,不论是儒家式的或是道家式的。中国人的文化生命正视于圣贤、英雄,在此状态下,事功的精神是开不来的。事功的精神即是商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卑之无甚高论,境界平庸不高,但是敬业乐群,做事仔细精密、步步扎实。英美民族是个事功精神的民族,欧陆的德国则表现悲剧英雄的性格,瞧不起英美民族,但是两次大战战胜的却是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英美民族。所以这种事功精神是不能不正视的。”[7]:新版序14

参考文献[编辑]

  1. 池田大作:〈有形之宝 无形之宝〉,创价学会译:《希望对话──给21世纪的青少年》,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1月,第227页,ISBN 9629739010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著、牛云平译. 《论自由》. 商务印书馆(香港). 2017. 
  4. 4.0 4.1 4.2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著,滕维藻、朱宗风译,张楚勇译文审订. 《通向奴役之路》. 商务印书馆(香港). 2017. 
  5. 5.0 5.1 5.2 5.3 5.4 5.5 庄子、穆勒、艾赛亚•柏林、梁启超. 《论自由》. 商务印书馆(香港). 2005. 
  6.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卡尔·柯恩著,聂崇信、朱秀贤译. 《民主概论》. 商务印书馆(香港). 1989. 
  7. 牟宗三. 《政道与治道》. 增订新版四刷. 台北市: 台湾学生书局. 1991.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