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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維基語錄,自由的名人名言錄

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鄧希賢,中國四川廣安人。中國共產黨、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中國大陸實際最高領導人。

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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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 「有時社會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運用得怎樣」,「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經常注意到調整」;「對民主和專政的看法任何時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條件」;「總的趨勢是,我們要逐步發展和擴大民主,否則要犯錯誤」[1]:107
    ——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的報告,1957年1月12日
  • 為了防止罷工罷課一類事件發生,根本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1]:113
    ——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工業企業中實行群眾監督的指示》,1957年3月上旬
  • 如果把凡是罵我們的,尾巴上不帶一點好話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險得很,那就要犯錯誤的。[1]:122
    ——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的報告,1957年5月23日[1]:121
  • 右派分子的標準,中央提出一個草案,不久可以發出。……這個標準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範圍限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以後,主要是大鳴大放時期,限於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而把一般歷史上的老賬、個別問的問題的意見和學術性的問題撇開。[1]:132
    ——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言,1957年10月9日
  • 我們可以就和平過渡問題向蘇共提交書面的意見提綱,全面闡明我們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同時,在《宣言草案》中照顧到蘇共的觀點,對和平過渡問題有所闡述。[1]:137
    ——毛澤東主持召開代表團會議,討論關於和平過渡之提法問題,1957年11月9日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鞏固自己的陣地,維護交通。[1]:200-201
    ——在同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和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談話,1958年8月18日
  • 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具有積極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給的範圍不宜過寬,不要一下子甚麼都包下來。在集體生活中應當允許個人有適當的自由,也就是「大集體、小自由」。集體生活中的個人選擇自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凡涉及人民群眾生活的事情,應當和群眾商量,不能憑主觀願望辦事。公共福利事業,如公共食堂、幼兒園、託兒所等,應當用把它辦好的方法,吸引群眾參加,絕不能用強迫命令的辦法。在興辦公共福利時,個人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這一點公開向群眾宣佈。[1]:182-183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於1958年11月28日在武昌召開,《〈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1958年12月9日
  • 只破不立是不對的,破了舊的要立個新的,破了過於煩瑣的要立個簡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個合理的。規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產,越要注意這個問題。對於重要環節的管理制度,改的時候要經過試驗,不要輕易去廢除。特別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操作規程,技術規範,沒有把握隨便亂動,對生產不利。不是說不可以動,有些是可以動的,但是要經過試驗。[1]:191
    ——在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講話,1959年2月20日
  • 農業總是不穩,總有豐年平年。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下雨,這是人力沒有辦法的。風調雨順之類不要講多了。[1]:196
    ——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講話,1959年4月2日
  • 領導人要清醒,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把應該接受的教訓忘了。各省也有這個問題,不踏實,搞大計劃[1]:213
    ——在中央書記處會議,1960年5月25日
  • 一切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人搞得好一點,事情就搞得好一點。我們這些人注意的不夠,影響是不小的。[1]:214
    ——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60年6月10日
  • 「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即「貓論」)
    ——《怎樣恢復農業生產》,1962年7月7日
    8月24日之每日名言
  • 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準備的會……沒有話就嘴巴一閉……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集體領導解決重大問題;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任,責任要專。[2]:316
    ——五中全會最後一日,表達期待,1980年2月29日
  • 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 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再長了就會疲倦。胡耀邦六十六歲,不算很年輕,但他身體好,精力充沛。趙紫陽六十一歲。你也六十一歲罷?你們每天可以工作十二三小時,再長期工作一段時候沒有問題。要建設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的幹部政策也要四個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制度化。這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那好得很,應當這樣,是不是?但不是說幹部老了就沒有用,老幹部有經驗,有見解,還是寶貴的,但實際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們擔任領導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壞事[3]:43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明報》社長查良鏞,1981年7月18日
  • 中國願意與外國發展貿易,發展平等互利的關係,但中國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不過在現代世界上,不能關起門來做人。中國希望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不向後倒退,但這不是片面的。美國如果看法錯了,制訂的政策也會錯誤。美國如果真的搞得中美關係倒退,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就算倒退到一九七二年以前的情形,中國也不會垮,那時候沒有垮,現在更加不會垮。五十年代時,蘇聯對中國是有援助的,以後就沒有了,我們還不是這樣過下來了?中國人是有志氣的,決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所得到的教訓難道還不夠?美國國務卿海格到北京來,我也是這樣對他說。為了全世界的利益,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中美平等合作是很好的。但如美國搞得太不像話,硬要中國吞,那吞不下去,也沒有理由要吞。[3]:45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明報》社長查良鏞,1981年7月18日
  • 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抓緊懲治腐敗。
    4月6日之每日名言
  • 計算機的普及要從娃娃抓起。
  • 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 我榮幸地以中華民族一員的資格,而成為世界公民。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
    ——為《鄧小平文集》寫序言時說,見《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1981年)[4]
    7月6日之每日名言
  •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
    ——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如此說
  • 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麼行呢?……我贊成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但是,治理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能使經濟萎縮,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現在出現的這些問題是能解決的,我們有信心。小錯誤難免,只要不犯大錯誤就行了。[5]:277
    ——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滙報時談話,1988年9月12日
  • 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南巡談話要點》,1992年1月

革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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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前的戰局,是處暫時的局部的失利的境況,決不是抗日自衛戰爭的最後失敗。戰爭的最後勝敗,要在持久抗戰中去解決。
    ——〈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年1月12日
  • 今天的戰爭,要求我們充分運用半年抗戰的寶貴經驗。不僅應研究戰略戰術,而且還應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動員廣大民眾加入軍隊,補充現有兵團,組織新的部隊,積蓄與擴大國家的武裝力量,以支持長期艱苦的戰爭。
    ——〈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年1月12日
  • 向老百姓徵稅要根據當地最近幾年的平均收成,超出這一平均數的部分完全歸生產者所有[2]:31
    ——設計一種鼓勵當地生產的稅收制度,1938年
  • 認識自己不是一件容易事,人們常常是誇大自己好的一面,對於自己的弱點總是原諒的,還往往把弱點看成優點。
    ——〈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1943年11月10日
  • 經過自己的努力和別人的幫助才能發現自己的弱點,重新認識自己,改造自己。
    ——〈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1943年11月10日
  • 如果亂殺人,一定要失敗。
    ——〈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
  • 看見自己頭上有一小塊雲,就認為天下都是雲,憑直覺來看問題,憑自己腦袋上面有沒有烏雲來判斷革命勝利或失敗,這樣,遇到困難就不會看到光明和勝利,就沒有不悲觀失望的。
    ——〈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

建政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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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右派鬥爭是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掃清道路的,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用反右派鬥爭來阻塞人民內部的言路,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1]:131-132
    ——反右鬥爭出現嚴重的擴大化和簡單粗暴的做法,使各界人士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批評意見的積極性受到打擊,從而對擴大社會民主造成很大負面影響,覺得應該做好善後工作,在報告中指出,1957年
  • 對於右派,「經常要排一排,開始鬥爭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對的,搞過了」[1]:132
    ——在八屆三中全會前,主持起草《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草案),在9月23日之報告中介紹此文件時說,1957年
  • 一、對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一提一種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三、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毀,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含義,不應該只解釋為通過議會的多數。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國家機器的問題。……五、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會黨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這種界限。[1]:137-138
    ——中方和蘇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首先宣讀中方《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1957年11月10日
  • 黨內圍繞這個問題(反冒進)的思想鬥爭,「是關於建設方法和建設方針的鬥爭,不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用甚麼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內有一些人跟著反冒進,「有一些是屬於對情況分析不夠的方法問題」;「兩種方法的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是有區別的」;避免將問題再無限上綱,對於當時有重要作用[1]:151
    ——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1958年3月25日
  • 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1]:178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中説,1958年11月7日
  • 黨的根本隊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幾是好的,要相信這一點。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則是不要比賽,劃不劃,都要慎重。[1]:209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1959年12月28日
  • 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1]:294
    ——在七千人大會上説,1962年1月
  • 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既助長了分散主義,又助長了命令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當大的削弱。[1]:294-295
    ——在七千人大會上説,1962年1月
  • (毛)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直到共產主義,消滅三個差別,都管用。[1]:310
  •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62年8月11日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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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怕説錯話;説錯話,有錯誤,這不要緊,做工作沒有錯誤不可能,錯了就改嘛;只要你們大膽工作,錯了我們負責;大字報一萬張都不怕;要告訴那些搞派性的人,現在再搞派性就是頑固的資產階級派性;要規定一個期限,從七月一號這天開始,凡繼續閙派性的堅決調開,你們調不動,軍委調;不管你老資格、新資格,幹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樣;不這樣不可能把事情辦成;我們不但要提社會主義,還要提愛國主義,你沒有社會主義覺悟,至少要有點愛國主義;有些人連愛國主義都沒有了,還搞什麼社會主義;你們回去傳達時,就説這個話是我講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6]:16-17
    ——在中央軍委第十三次常委會議上聽取國防科委和七機部工作滙報,1975年5月19日
  • 中國這麼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麼行?我們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説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6]:21
    ——同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馬天水談話,1975年6月12日
  • 「四人幫」的破壞實際上是十年,或者説是十年以上,開始是同林彪結合在一起;他們弄得我們黨內同志不敢講話,尤其不敢講老實話,弄虛作假;甚至於我們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這些壞習氣,這是不應該原諒的啊;我們只要充分信任群眾,實事求是,發揚民主,把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説和黨的一整套作風恢復起來,發揚起來,那末,毛澤東同志所説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就一定會達到;有了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我們什麼風險也能夠經受得住[6]:54
    ——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1977年7月21日
  • 「1966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總統帥』,我是『副統帥』。這十年中,許多怪東西都出來了。」
    ——〈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談話〉,1987年4月30日

鄧小平論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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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一個集體領導問題,也要在適當的會議上說一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1]:212
    ——主持天津會議,1960年3月25日
  • 比如文藝方針,毛澤東同志説,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是很完整的。可是,現在百花齊放不提了,沒有了,這就是割裂。恐怕在相當多的領域裡,都存在怎樣全面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思想緊密聯繫着各個領域的實踐,緊密聯繫着各個方面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我們一定要全面地學習、宣傳和實行,不能聽到風就是雨。[6]:40
    ——在全國農村工作座談會上的插話,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
  • 毛澤東同志不贊成「天才論」,但不是反對尊重人才。他對我評價時就講過「人才難得」。捫心自問,這個評價過高。但這句話也說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澤東同志是尊重人才的。
    ——〈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77年8月8日
  • 如果只是毛澤東同志講過的才能做,那我們現在怎麼辦?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否則就會僵化嘛![6]:167
    ——〈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聽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王恩茂等滙報工作談話,1978年9月16日
  •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6]:335-336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對歷史決議論稿的修改問題,1980年10月25日
  • 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載《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8頁、第296頁

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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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1992年南巡「南方談話」
  • 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1992年南巡「南方談話」
  •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
    ——1992年南巡「南方談話」
  •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
    ——1992年南巡「南方談話」
  • 要看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2年南巡「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
  • 那麼,社會主義的優越表現在哪裡呢?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一個是生產力發展的成果要落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
  •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
  •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 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
  • 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 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6]:116
    ——〈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按勞分配問題,1978年3月28日
  • 新時期統一戰線,可以稱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愛國者的聯盟。愛國者的範圍是很寬廣的,包括蔣經國在內,只要台灣歸回祖國,他就做了愛國的事。……現在最大的統一戰線問題,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問題。[6]:256
    ——在聽取第十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情況匯報時的插話,1979年9月1日
  • 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為什麼這次治理通貨膨脹能夠見效這麼快,而且市場沒有受多大影響,貨幣也沒有受多大影響?原因就是有這十一二年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我們處理問題,要完全沒有風險不可能,冒點風險不怕。[6]:696-697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 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6]:697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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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局部的後退是必要的,有些不切實際的和對整個經濟害多利少的高指標要堅決降下來;有些管理不善、嚴重虧損的企業要限期整頓,甚至於停下來整頓。退一步才能進兩步。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
  • 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説,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7]:225-226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
  •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6]:429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82年9月1日
  •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儘管是有風險的事。……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中國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幹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6]:535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時談話的一部分,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5年3月28日
  • 「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6]:550
    ——〈特區經濟要從內向轉到外向〉,會見日本公明黨第十三次訪華團,1985年8月1日
  • 「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1987年6月12日
  • 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
    ——〈南巡國貿大廈俯覽深圳市區講話〉,1992年1月20日
  • 還要開放,不能關門,關起門來,信息不靈,甚麼追蹤新技術呀,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呀,不開放是不成的。
    ——〈南巡視察拱北講話〉,1992年1月25日
  • 「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
    ——〈視察上海時的講話〉,1992年1月至2月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
    ——1992年[8]

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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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一腳踢開資產階級的思想是錯誤的、危險的。」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0年12月21日
  • 「有的人小病大養,無病呻吟,官僚主義,工作不努力,不踏實,不深入基層,不親自動手,不動腦筋……這是思想懶惰。」
    ——〈軍隊整頓的任務〉,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7月14日
  • 「現在問題相當多,要解決,沒有一股勁不行。要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6]:38-40
    ——〈各方面都要整頓〉,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座談會上講的插話,1975年9月27日
  • 「承認我們哪些方面有缺點,哪些方面還不足,這就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克服弱點、克服缺點的起點。」
    ——〈軍隊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1977年8月23日
  • 「好的意見不那麼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麼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麼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
  •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6]:200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
  • 「我總是告訴我的同志們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6]:643
    ——〈理順物價,加速改革〉,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鮮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吳振宇的談話,1988年5月19日
  • 「我們處理問題,要完全沒有風險不可能,冒點風險不怕。」[6]:696-698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 「不冒一點風險,辦甚麼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説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麼回事,我就從來沒那麼認為。」
    ——〈南巡國貿大廈俯覽深圳市區講話〉,1992年1月20日
  • 「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南巡國貿大廈俯覽深圳市區講話〉,1992年1月20日
  • 「大膽地幹,每年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不斷總結經驗,這樣至少不會犯大錯誤。」
    ——〈南巡蛇口港向領導人講話〉,1992年1月23日
  • 「思想要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南巡後到上海巡視浦東講話〉,1992年2月4日

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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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幹部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怕字當頭,不敢摸老虎屁股。我們一定支持你們,也允許你們犯錯誤。[6]:17
    ——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1975年5月21日
  • 做老實人,説老實話,幹老實事,就是實事求是。
    ——〈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講話,1977年7月21日
  • 過去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是不對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是革命行動,這是我們中央批准的,實際上就是我們中央表示的態度;不久前,《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國際上反響很大;這篇文章主要是針對天安門事件講的;有錯必糾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6]:192-193
    ——在會見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時,談到天安門事件問題稱,1978年11月26日
  •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的思想路線。」[6]:294
    ——〈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1980年2月29日
  •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
    ——〈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80年12月25日
  • 「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深入群眾傾聽他們的呼聲;要敢說真話,反對説假話,不務虛名,多做實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則換人情;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6]:560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85年9月23日
  • 「雄心壯志太大了不行,要實事求是。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6]:579-580
    ——〈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會見榮氏親屬回國觀光團部分成員談話,1986年6月18日
  • 「在交往發展交往方面,我有一個重要建議:多做實事,少説空話。……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6]:666-667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喬夫談話,1989年5月16日
  • 「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説。」
    ——〈南巡武昌對當地領導人談話〉,1992年1月

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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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們不進步,許多青年會很快地走到我們前面。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前進,就是尊重別人,虛心學習。
    ——〈在重慶市第二次代表會議上報告〉,1950年6月6日
  • 經驗本來是好的東西,如果不善於學習,就會變成壞東西。
    ——〈在西安幹部會上講話〉,1957年4月8日
  • 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
  •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不進則退,退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的改革,才能夠保證本世紀內達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個世紀更好地前進。我們的改革有很大的風險,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這樣的信心,才能有恰當的決策。[6]:647-648
    ——〈在改革中保持生產的較好發展〉,會見波蘭部長會議主席梅斯內爾談話,1988年6月7日
  • 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我孤立,這對社會主義有什麼好處呢?歷史在前進,我們卻停滯不前,就落後了。[6]:651
    ——〈總結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會見捷克總統胡薩克談話,1988年9月5日
  • 總結歷史,不要着眼於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闢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6]:651
    ——〈總結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會見捷克總統胡薩克談話,1988年9月5日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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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過去説,年長一歲,要開明一分。[6]:44
    ——在中央軍委第二十五次常委會議上稱,1975年11月18日
  • 我們要開出一條路出來,讓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長,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斷湧出,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
    ——〈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1982年10月14日
  • 我們不是沒有人才,問題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們組織和使用起來,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發揮他們的專長。
    ——〈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1982年10月14日
  • 人才是有的。不要因為他們不是全才,不是黨員,沒有學歷,沒有資歷,就把人家埋沒了。善於發現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是領導者成熟的主要標誌之一。[6]:533-534
    ——〈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3月7日
  • 我們現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沒有很好地發現,發現了沒有果斷地起用。對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意見,不會完全一致。有缺點可以跟他談清楚,要放手地用人。總的看,我們對使用人才的問題重視不夠。
——〈總結經驗,使用人才〉,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錢其琛談話,1991年8月20日
  • 要發展就需要人才,不用人才不成。要鼓勵用人才,出人才。
    ——〈南巡參觀珠海仿真控制系統工程公司講話〉,1992年1月25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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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深圳經濟特區是個試驗,路子走得是否對,還要看一看,搞成功是我們的願望,不成功是一個經驗嘛。
  • 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6]:489
    ——在廣州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將落款日期寫為離開深圳的1月26日,1984年2月1日
  • 聽説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去香港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説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6]:491
    ——〈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在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楊尚昆、姚依林、胡啟立和宋平等談話,1984年2月24日
  • 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在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楊尚昆、姚依林、胡啟立和宋平等談話,1984年2月24日
  • 深圳經濟特區是個試驗,路子走得是否對,還要看一看。它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們的願望,不成功是一個經驗嘛。……去年年底發現多發了一百億的鈔票,今年物價漲得不符合我們的要求。但是不要緊。要理順各種經濟關係需要幾年時間。如果關係理順了,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就有把握。我們要按價值規律辦事,按經濟規律辦事。……進行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有勇氣,膽子要大,步子要穩。[6]:546
    ——〈改革開放是很大的試驗〉,會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黨代表團,1985年6月29日
  • 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第二次南巡深圳,1992年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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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海南的經濟發展到台灣的水平,就是很大的勝利。
    • 1984年2月23日南下講話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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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說七國,七十國也沒有用。」「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鬆不得。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怕鬼、不信邪的形象。」
    ——六四事件後,回應時任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對國際制裁中國的憂慮。(《外交十記》)
  •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6]:669
    ——〈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
  • 「一看就明白是件什麼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打倒社會主義。主要是兩個,打倒共產黨,打倒社會主義。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所謂共和國。」
    ——〈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
  • 「我們要冷靜反思,回顧過去,着眼未來,重視總結經驗和教訓,認真處理面臨的問題。這樣,就能使壞事變成好事。」
    ——〈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會見美籍華人教授李政道談話,1989年9月16日

治國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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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 離開本國的特點去硬搬外國的東西,這條普遍真理不能實現。
    ——〈馬列主義要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956年11月
  • 我們現在的危險,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見困難不想辦法,不當機立斷。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62年5月11日
  • 怕字當頭,不幹工作,小病大養,無病呻吟,這樣的領導幹部,索性請他好好休息,不然佔着茅坑不拉屎怎麼行?[6]:29
    ——〈關於國防工業企業的整頓〉,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8月3日
  • 我們有的同志就喜歡別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於搞五湖四海,不善於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山頭就是這樣不自覺地疊起來了。
    ——〈關於國防工業企業的整頓〉,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8月3日
  • 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6]:74
    ——〈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同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李琦等講話,1977年9月19日
  • 我們要反對那些搞幫派、搞宗派主義的行為,要反對任人唯親。現在確實有那麼一些人喜歡搞小圈子,很值得注意。
    ——〈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12月28日
  • 還有一些人歡搞挑撥離間。這些都是破壞團結的行為,是不能容許的。
    ——〈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12月28日
  • 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現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鬥爭[6]:197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解放軍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會議上稱,1978年12月1日
  • 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6]:201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9]
  • 總結歷史經驗,計劃定得過高,冒了,教訓是很深刻的,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今後還要注意。現在我們要注意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年度計劃定低了,而實際增長速度高出很多,會產生什麼影響?對這個問題,要抓緊調查研究,作出符合實際的分析。現在不是説要改變原定的「六五」計劃,長期計劃留的餘地應該大一些,年度計劃可以打得積極一點,當然也要留有餘地。年度計劃要抓緊,工作不能放鬆,要重視提高經濟效益,不要片面追求產值、產量的增長。總之,制定計劃遵的原則,應該是積極的、留有餘地的、經過努力才能達到的。[6]:449
    ——〈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萬里、姚依林、胡啟立、張勁夫、宋平等談話,1983年1月12日
  • 第一要大膽、要堅決,第二要謹慎,要照顧到我們的傳統,要理順各方面的關係[6]:598
    ——在會見墨西哥總統德拉馬德里時談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稱,1986年12月6日
  • 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6]:621
    ——〈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談話,1987年4月30日
  • 用人要拋棄一切成見,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擇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
    ——〈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同李鵬、姚依林談話,1989年5月31日
  • 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第二,要扎紮實實地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5]:296-301
    ——〈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同李鵬、姚依林談話,1989年5月31日
  • 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5]:324
    ——〈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1989年9月16日
  • 看來我們農業的潛力大得很,要一直抓下去。[6]:696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 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國際上不可能小視我們,來中國投資的人會越來越多。要善於把握時機來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後年黨代會要選一些年輕一點的精力充沛的人進政治局,進常委會更好。這一年多的成績不可低估,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6]:697-698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 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5]:380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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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裡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一個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一個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6]:435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談話,1982年9月24日
  • 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6]:435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談話,1982年9月24日
  • 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等待了三十三年,在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談話,1982年9月24日
  • 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談話,1982年9月24日
  • 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對收回的事情和方式另作考慮。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談話,1982年9月24日
  • 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得好,擔心在這個時期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製造混亂是很容易的。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談話,1982年9月24日
  • 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5]:49
    ——1984年2月22日
  • 我要對記者們説幾句話。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講話,不是中央的意見。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英國外相也説,希望不要駐軍,但承認我們恢復行使主權後有權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領土![6]:499「黃華、耿颷兩位胡說八道,講到香港的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香港要駐軍的,既然是中國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呢?」
    ——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針對香港《明報》報道中央一位負責人對記者表示一九九七年後中國不會在香港駐軍一事,1984年5月25日
  •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6]:502-503
    ——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要點,1984年6月22、23日
  • 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什麼服裝,不管是什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這個自信心。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干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要相信我們中國人自己是能幹得好的。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見。[6]:504
    ——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要點,1984年6月22、23日
  •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6]:504[10]
    ——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要點,1984年6月22、23日
  • 現在有些人就是擔心我們這些人不在了,政策會變。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些老頭子的信任。[6]:510
    ——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談話,1984年10月3日
  • 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里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們也在變。最大的不變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變,而『一國兩制』就是大變,農村政策就是大變。過幾天我們要開中央全會,討論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變,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問題是變好還是變壞。不要拒絕變,拒絕變化就不能進步。這是個思想方法問題。[11]
    ——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談話,1984年10月3日
  • 除了在香港駐軍,中國還有什麼能體現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即時解決。[6]:511
    ——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談話,1984年10月3日
  • 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五十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6]:614
    •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講話〉,1987年4月16日
  • 一個是政局穩定,一個是政策穩定,兩個穩定。不變也就是穩定。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所以我說,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還會不變。當然,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12]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講話〉,1987年4月16日
  • 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所以請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釋這個道理。試想,中國要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會是怎樣?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如果這些都變了,我們要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就沒有希望了。現在國際壟斷資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經濟,市場被他們占了,要奮鬥出來很不容易。像我們這樣窮的國家要奮鬥出來更不容易,沒有開放政策、改革政策,競爭不過。這個你們比我們更清楚,確是很不容易。這個「不變」的問題,是人們議論紛紛的問題,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紀末、到下世紀還要議論。我們要用事實證明這個「不變」。[6]:615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講話〉,1987年4月16日
  •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這個問題,請大家坐到一塊深思熟慮地想一下。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6]:615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講話〉,1987年4月16日
  • 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6]:615-616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講話〉,1987年4月16日
  • 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的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麼能變呢?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6]:646[13]
    ——〈要吸收國際的經驗〉,1988年6月3日
  • 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6]:647
    ——〈要吸收國際的經驗〉,1988年6月3日
  • 我過去説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説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
    ——〈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同李鵬、姚依林談話,1989年5月31日

台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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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製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他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他們會站在我們民族的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嚴。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他們的活動,進行他們的宣傳,在香港這種情況下是允許的。
  • 一個國家分成兩半這種情況總是要改變的,我們能理解這一點,因為我們也有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不解決,中國人民會答應嗎?[6]:2
    ——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和夫人時説,1975年1月15日
  •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要點,1984年6月22、23日
  • 中國有香港、台灣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只有用武力解決,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着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
    ——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要點,1984年6月22、23日
  • 一九九七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製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他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他們會站在我們民族的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嚴。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他們的活動,進行他們的宣傳,在香港這種情況下是允許的。
    ——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1984年10月3日
  • 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如果台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6]:516-517
    ——〈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10月22日
  • 台灣不實現同大陸的統一,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會被別人拿去。現在國際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灣問題上做文章。一旦台灣同大陸統一了,哪怕它實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變,但是形勢就穩定了。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年4月16日
  • 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係方面的參與。對國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是制度上的重要問題。[6]:667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會見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回答能否應邀出訪蘇聯的問題時説,1989年5月16日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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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抓緊懲治腐敗。
  •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1974年4月10日
  • 這個世界是不安寧的,確實存在着戰爭的危險。不能被現在的所謂緩和和裁軍所迷惑。天天講裁軍,實際上是天天在擴軍。擴軍,就是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就是為了準備世界戰爭。現在如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誰有資格呢?只有兩家,兩個超級大國。[6]:2
    ——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和夫人時説,1975年1月15日
  • 歐洲如果是一個強大的歐洲,更加團結的歐洲,這對世界戰略很重要。蘇聯是聲東擊西。從它的整個戰略部署來説,重點恐怕還是在西方,在歐洲。歐洲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來説,都是重要的地區。不取得歐洲,要稱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國,不取得歐洲,稱霸世界也不可能。[6]:2-3
    ——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和夫人時説,1975年1月15日
  • 我們多次聲明,我們發展一點核武器,也是給蘇聯和美國看的;歐洲國家有一點獨立的力量,這樣就可以不那麼聽從美國的擺布;既然戰爭的危險來自美蘇兩家,那末,跟着哪一家走都是危險的[6]:10
    ——同圭亞那合作共和國總理伯納姆會談,1975年3月12日至3月13日
  • 核武器毀滅人類這種看法靠不住,最終人類要消滅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毀滅人類;如果超級大國動用核武器,就與全世界人民處於對立地位;它們發動戰爭,無非要控制世界;如果人類都被毀滅了,還如何去控制;以後的戰爭很可能還是常規武器的戰爭[6]:13
    ——會見即將離任的波蘭駐華大使斯塔霍維亞克,1975年4月11日
  • 我們的外交政策是由具體情況、具體問題所決定的。我們不採取那種近視的態度來觀察問題。從我們對幾個重大國際問題的處理上,你們可以看出,我們對事情的處理不是輕率的、沒有章法的。可以説,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冷靜地考慮了各方面的關係的。[6]:42
    ——在會見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全國指導委員會代表團時,談到中國的外交政策,1975年10月10日
  •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在外國建立自己的基地。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我們尊重現實,日本和美國雙方都有這個需要,我們理解。這些是從全球戰略的角度、政治角度來考慮的。我們勸你們美國同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不要對抗,要採取對話的政策。[6]:43
    ——在會見美國世界事務組織領導人代表團時稱,1975年10月11日
  • 我是個國際名人,不是因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為我的三起三落。[2]:273
    ——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1977年8月22日
  • 你們的結局將是敦克爾克[2]:273
    ——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警告美國如繼續向蘇聯讓步,1977年8月22日
  • 中日之間並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比如釣魚島問題、大陸架問題。這樣的問題,現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後從容地討論,慢慢地商量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我們這一代找不到辦法,下一代、再下一代會找到辦法的。[6]:154
    ——會見來華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的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時稱,1978年8月10日
  •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展我們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2]:260-261
    ——與日本天皇共進午餐,1978年10月23日
  • 在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我們雙方都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放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這個問題談不攏,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6]:185
    ——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講話,談到釣魚島問題,1978年10月25日
  • ——那麼你和東盟各國想讓我們做些什麼?[2]:251
    ——訪問新加坡時回應李光耀。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停止(馬共和印尼共)電台廣播[2]:251,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1978年11月13日
  • 小朋友不乖,該打打屁股了。
    ——對越自衛反擊戰前在美國訪問期間,回應記者關於越南問題的提問
  • 中國一貫支持、今後也繼續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金日成主席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方針,即自主和平統一朝鮮;在談到中國在柬埔寨問題、越南問題上的立場時稱:我到美國和日本訪問期間,反覆講三句話:第一句,中國人説話是算數的;第二,中國人行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第三,中國人不會魯莽行事;在談到朝鮮黨內和國內情況時説:我在華盛頓同卡特會談時,在美國、在日本訪問期間,都提出過朝鮮問題,推動美國、日本同朝鮮發生關係;如果美國、日本同朝鮮進行商業接觸,搞點補償貿易,球隊等人員加強來往,對推動南北談判有益處[6]:235-236
    ——在同金日成內部會談時稱,1979年4月20日、4月23日
  • 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着應付。[6]:675
    ——〈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同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楊尚昆、萬里談話,1989年9月4日
  • 現在國際形勢不可測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來越突出。過去兩霸爭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要複雜得多,亂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首先在第三世界包括一些第二世界建立一種和平共處的環境和氣氛。[6]:696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1990年12月24日

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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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窮志不要短,越到困難的時候,越要有志氣。
    ——〈提倡深入細致的工作〉,在共青團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61年10月23日
  • 我們不要因為過去誰整過自己就記仇。對同志不要記仇,要不念舊惡。
    ——〈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12月28日
  • 下了決心,堅定不移,不相信搞不成。不能猶豫,不能妥協,也不能半途而廢。發生問題,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預料到。出點亂子不要緊,嚇不住我們。[6]:402
    ——〈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2年1月13日

關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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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一腳踢開資產階級的思想是錯誤的、危險的。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0年12月21日
  • 我自己也常常犯錯誤。每個人都是這樣。毛主席還常常說,他也經常犯錯誤。不過我們都知道他的錯誤比我們少。任何人都會犯錯誤,絕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談話〉,1956年11月17日
  • 有錯誤,自己講,而且講夠,又能傾聽別人批評的意見,這就有了主動,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暢。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62年2月6日
  • 就是犯了錯誤,也要由自己去總結,自己去解決問題,這樣才靠得住。[6]:461
    ——〈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會見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央代表團談話,1983年4月29日
  • 「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小錯誤難免,避免犯大錯誤。」
    ——〈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談話〉,1987年4月30日
  • 「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
    ——〈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談話〉,1987年4月30日
  • 「我們走的路還會有曲折,錯誤也是難免的,但我們力求及時總結經驗,不要犯大的錯誤,更不要因為小的曲折而縮手縮腳,不敢大膽前進。」
    ——〈會見匈牙利社會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談話〉,1987年10月13日
  • 「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迴避。」
    ——〈會見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談話〉,1989年3月23日
  •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 〈南巡談話要點〉,1992年1月

關於鄧小平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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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美國《商業內幕》網站評出的「20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中鄧小平排名第八位,並指出在他統治時期中國的教育和經濟相繼改革,而且他讓落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轉型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14]。此外,第四任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人也稱讚鄧的國內政策和國際關係[15]
  •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並親自闡釋對聯的深刻含義:「一人千古,表達了我對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對他的評價,是說他成就大業、功勳至偉。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凡建非常之業,必賴非常之人;而壯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16]
    ——中共中央前領導人薄一波在鄧小平去世後寫下輓聯評價
  • 「鄧小平無疑是個智勇雙全的人,我將他視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可以和鄧小平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進行中美建交的談判。」[17]
    ——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評價
  •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鄧小平,鄧小平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8]
    ——美國總統老布什評價
  • 鄧小平對整個世界最大貢獻就在於,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發展;而中國又能夠因此向整個世界作出何等的貢獻。……這無論對中國、英國、香港本身,還是對世界都是最圓滿的結果。」[19]
    ——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
  • 鄧小平對中國的政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由此開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就了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同時也使中國在工程、建築、科學等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20]
    ——鄧誕辰110周年之際,馬來西亞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馬哈迪·莫哈末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
  • 黨內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時期中共官方委婉特指鄧小平
  • 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 骯髒的小矮人
    ——基辛格在其回憶錄《白宮歲月》(White House Years)里,形容鄧小平是個「nasty little man」。鄧小平常在會見外賓時抽煙並向痰盂里吐痰。
  • 鄧小平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2004年中共官方評價(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正式講話)
  • 鄧小平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
    ——2014年中共官方評價(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正式講話)

毛澤東論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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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比較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1]:87-88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評價鄧小平,1956年9月13日
  • 看見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有見識,前程遠大。[2]:37
    ——鄧小平和毛澤東、宋慶齡去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並與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會面[21]:120-125。鄧小平有理有據嚴辭反駁蘇共理論家蘇斯洛夫,令毛澤東大為激賞,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指着鄧小平說,1957年11月
  •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說他有能力嗎?(聶榮臻說:這個人很懶。)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
  • 鄧小平,你們總要打倒,又沒有拿出多少材料來,你們總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1]:417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談話,1968年5月20日
  • 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同以前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1]:417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其他中央負責人談話,1968年6月30日
  • 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唯俊)、古(古柏)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1972年8月14日[22]:308
  • 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
    ――1974年,毛澤東在籌備第四屆全國人大和醞釀國務院領導人選時評價鄧小平
  • 其他的人都犧牲了。我只見過你(鄧小平)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23]:416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5月3日
  •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還可以,我死了,誰也壓不住他。他這個人對三自一包那些東西還是有感情的,對走資派恨不起來。
    ——毛澤東
  • 他只要表態對文革有個基本認識,就不能動。你們這些人加起來也比不了他。他不是總理和老總,不妥協、不認輸,外面是烏龜殼,裡面是鋼鐵公司,你們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毛澤東
  • 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毛澤東
  •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燾,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歷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多次重要談話紀要)

鄧小平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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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實際地説,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 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2]:13
    ——會見一個美國大學代表團時說,1974年
  • 我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當頭。[6]:17
    ——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1975年5月21日
  • 我死後,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就很高興、很滿意了。
    ——〈同中央兩位領導人談話〉,1977年5月24日
  • 我之所以能經受如此多的打擊,是因為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從不失望,因為我知道,政治猶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時而上,時而下。
    ——〈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專訪〉,1980年8月21日、23日
  • 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24]
    ——〈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專訪〉,1980年8月21日、23日
  • 你問我覺得最高興的是什麼?最痛苦的是什麼?在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的三年。那時我們的裝備很差,卻都在打勝仗,這些勝利是在以弱對強、以少對多的情況下取得的。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是下級幹部,而是領導幹部,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當總書記。那時候我們中國掛七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對的有我的份,搞錯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時候的失誤都歸於毛主席。至於「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所以,我現在身體還可以。如果天天發愁,日子怎麼過?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出來工作,從一九七七年到現在是七年,我相信沒有犯大錯誤。但究竟怎樣,讓歷史去評價吧![5]:252:54-55
    ——〈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談話〉,1984年3月25日
  • 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
    ——〈接受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
  • 你們都是好人呀,我就有三壞習慣,一個是抽煙,一個是酒,還有個最不合西方生活方式,就是個痰盂。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談話〉,1987年4月16日
  • 比較實際地説,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會見孟加拉總統艾爾沙德談話〉,1987年7月4日
  • 人們都知道我曾經「三下三上」,坦率地説,「下」並不是由於做了錯事,而是由於辦了好事而卻被誤認為錯事。
    ——〈會見捷克總統胡薩克談話〉,1988年9月5日
  • 我不是完人,也犯過很多錯誤,不是不犯錯的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一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誤就從這裏出來,錯誤就從這裏犯起。
    ——〈與兩位中央領導人談話〉,1989年5月31日
  • 對我的評價,不要過分誇張,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規格放在毛主席之上,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這樣的東西,名譽太高了是個負擔。我退休方式要簡化,死後喪事也要簡化,拜託你們了。
    ——〈與部分中央領導人談話〉,1989年9月4日
  • 老年人自覺讓位,在旁邊可以幫助一下,但不要做障礙人的事。我堅持退下來,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時候犯錯誤,越老越要謙虛一點。
    ——〈南巡國貿大廈俯覽深圳市區講話〉,1992年1月20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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