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希贤，中国四川广安人。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实际最高领导人。

名言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 “有时社会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运用得怎样”，“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经常注意到调整”；“对民主和专政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条件”；“总的趋势是，我们要逐步发展和扩大民主，否则要犯错误”。

  ——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月12日

•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企业中实行群众监督的指示》，1957年3月上旬

• 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尾巴上不带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的。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关于最近整风“呜放”情况和整风运动部署的报告，1957年5月23日

• 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央提出一个草案，不久可以发出。……这个标准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范围限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主要是大鸣大放时期，限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而把一般历史上的老账、个别问的问题的意见和学术性的问题撇开。

  ——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言，1957年10月9日

• 我们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我们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共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

  ——毛泽东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讨论关于和平过渡之提法问题，1957年11月9日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

  ——在同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谈话，1958年8月18日

• 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给的范围不宜过宽，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包下来。在集体生活中应当允许个人有适当的自由，也就是“大集体、小自由”。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公开向群众宣布。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于1958年11月28日在武昌召开，《〈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58年12月9日

• 只破不立是不对的，破了旧的要立个新的，破了过于烦琐的要立个简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个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产，越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于重要环节的管理制度，改的时候要经过试验，不要轻易去废除。特别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操作规程，技术规范，没有把握随便乱动，对生产不利。不是说不可以动，有些是可以动的，但是要经过试验。

  ——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1959年2月20日

• 农业总是不稳，总有丰年平年。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下雨，这是人力没有办法的。风调雨顺之类不要讲多了。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讲话，1959年4月2日

• 领导人要清醒，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把应该接受的教训忘了。各省也有这个问题，不踏实，搞大计划。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1960年5月25日

• 一切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搞得好一点，事情就搞得好一点。我们这些人注意的不够，影响是不小的。

  ——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0年6月10日

•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即“猫论”）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

  （8月24日之每日名言）

•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五中全会最后一日，表达期待，1980年2月29日

•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胡耀邦六十六岁，不算很年轻，但他身体好，精力充沛。赵紫阳六十一岁。你也六十一岁罢？你们每天可以工作十二三小时，再长期工作一段时候没有问题。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的干部政策也要四个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制度化。这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那好得很，应当这样，是不是？但不是说干部老了就没有用，老干部有经验，有见解，还是宝贵的，但实际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明报》社长查良镛，1981年7月18日

• 中国愿意与外国发展贸易，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但中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不过在现代世界上，不能关起门来做人。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不向后倒退，但这不是片面的。美国如果看法错了，制订的政策也会错误。美国如果真的搞得中美关系倒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一九七二年以前的情形，中国也不会垮，那时候没有垮，现在更加不会垮。五十年代时，苏联对中国是有援助的，以后就没有了，我们还不是这样过下来了？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决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得到的教训难道还不够？美国国务卿海格到北京来，我也是这样对他说。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平等合作是很好的。但如美国搞得太不像话，硬要中国吞，那吞不下去，也没有理由要吞。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明报》社长查良镛，1981年7月18日

• 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4月6日之每日名言）

• 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为《邓小平文集》写序言时说，见《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1981年））

  （7月6日之每日名言）

•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

  ——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如此说

• 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谈话，1988年9月12日

•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南巡谈话要点》，1992年1月

革命时期

• 当前的战局，是处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年1月12日

• 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年1月12日

• 向老百姓征税要根据当地最近几年的平均收成，超出这一平均数的部分完全归生产者所有。

  ——设计一种鼓励当地生产的税收制度，1938年

• 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事，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 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

• 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

建政时期

• 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

  ——反右斗争出现严重的扩大化和简单粗暴的做法，使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批评意见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对扩大社会民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觉得应该做好善后工作，在报告中指出，1957年

• 对于右派，“经常要排一排，开始斗争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对的，搞过了”。

  ——在八届三中全会前，主持起草《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草案），在9月23日之报告中介绍此文件时说，1957年

•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一提一种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五、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中方和苏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首先宣读中方《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1957年11月10日

• 党内围绕这个问题（反冒进）的思想斗争，“是关于建设方法和建设方针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内有一些人跟着反冒进，“有一些是属于对情况分析不够的方法问题”；“两种方法的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有区别的”；避免将问题再无限上纲，对于当时有重要作用。

  ——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1958年3月25日

• 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中说，1958年11月7日

• 党的根本队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好的，要相信这一点。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则是不要比赛，划不划，都要慎重。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59年12月28日

•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

  ——在七千人大会上说，1962年1月

• 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

  ——在七千人大会上说，1962年1月

• （毛）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直到共产主义，消灭三个差别，都管用。
•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1962年8月11日

文化大革命

• 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要告诉那些搞派性的人，现在再搞派性就是顽固的资产阶级派性；要规定一个期限，从七月一号这天开始，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你们调不动，军委调；不管你老资格、新资格，干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样；不这样不可能把事情办成；我们不但要提社会主义，还要提爱国主义，你没有社会主义觉悟，至少要有点爱国主义；有些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你们回去传达时，就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

  ——在中央军委第十三次常委会议上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工作汇报，1975年5月19日

• 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马天水谈话，1975年6月12日

• “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1977年7月21日

• “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总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谈话〉，1987年4月30日

邓小平论毛泽东

• 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

  ——主持天津会议，1960年3月25日

• 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

• 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8日

• 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等汇报工作谈话，1978年9月16日

•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对历史决议论稿的修改问题，1980年10月25日

•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第296页

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

•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

•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

•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

• 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2年南巡“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 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表现在哪里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要落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按劳分配问题，1978年3月28日

• 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归回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问题，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问题。

  ——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插话，1979年9月1日

•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1990年12月24日

•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1990年12月24日

改革开放

• 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停下来整顿。退一步才能进两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 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

•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中国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谈话的一部分，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5年3月28日

• “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

  ——〈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团，1985年8月1日

• “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1987年6月12日

•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南巡国贸大厦俯览深圳市区讲话〉，1992年1月20日

• 还要开放，不能关门，关起门来，信息不灵，什么追踪新技术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呀，不开放是不成的。

  ——〈南巡视察拱北讲话〉，1992年1月25日

• “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视察上海时的讲话〉，1992年1月至2月

维基百科中的相关条目：

稀土矿物

•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

  ——1992年

解放思想

• “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2月21日

• “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这是思想懒惰。”

  ——〈军队整顿的任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7月14日

•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各方面都要整顿〉，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座谈会上讲的插话，1975年9月27日

• “承认我们哪些方面有缺点，哪些方面还不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克服弱点、克服缺点的起点。”

  ——〈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23日

• “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 “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

  ——〈理顺物价，加速改革〉，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的谈话，1988年5月19日

• “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1990年12月24日

• “不冒一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那么认为。”

  ——〈南巡国贸大厦俯览深圳市区讲话〉，1992年1月20日

•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南巡国贸大厦俯览深圳市区讲话〉，1992年1月20日

• “大胆地干，每年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这样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南巡蛇口港向领导人讲话〉，1992年1月23日

• “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南巡后到上海巡视浦东讲话〉，1992年2月4日

实事求是

• 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也允许你们犯错误。

  ——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1975年5月21日

•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1977年7月21日

•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

  ——在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时，谈到天安门事件问题称，1978年11月26日

•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1980年2月29日

•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1980年12月25日

•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

• “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

  ——〈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谈话，1986年6月18日

• “在交往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巴乔夫谈话，1989年5月16日

• “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南巡武昌对当地领导人谈话〉，1992年1月

与时俱进

• 如果我们不进步，许多青年会很快地走到我们前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前进，就是尊重别人，虚心学习。

  ——〈在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报告〉，1950年6月6日

• 经验本来是好的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

  ——〈在西安干部会上讲话〉，1957年4月8日

• 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

  ——〈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会见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谈话，1988年6月7日

•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谈话，1988年9月5日

• 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谈话，1988年9月5日

人才

• 我过去说，年长一岁，要开明一分。

  ——在中央军委第二十五次常委会议上称，1975年11月18日

• 我们要开出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1982年10月14日

• 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

  ——〈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1982年10月14日

• 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3月7日

• 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有缺点可以跟他谈清楚，要放手地用人。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

——〈总结经验，使用人才〉，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1991年8月20日

• 要发展就需要人才，不用人才不成。要鼓励用人才，出人才。

  ——〈南巡参观珠海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讲话〉，1992年1月25日

深圳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广州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将落款日期写为离开深圳的1月26日，1984年2月1日

• 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去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在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宋平等谈话，1984年2月24日

•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在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宋平等谈话，1984年2月24日

• 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去年年底发现多发了一百亿的钞票，今年物价涨得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不要紧。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需要几年时间。如果关系理顺了，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有把握。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1985年6月29日

• 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第二次南巡深圳，1992年

海南

• 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
  • 1984年2月23日南下讲话

六四事件

• “不要说七国，七十国也没有用。”“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怕鬼、不信邪的形象。”

  ——六四事件后，回应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对国际制裁中国的忧虑。（《外交十记》）

•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 “一看就明白是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主要是两个，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所谓共和国。”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 “我们要冷静反思，回顾过去，着眼未来，重视总结经验和教训，认真处理面临的问题。这样，就能使坏事变成好事。”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会见美籍华人教授李政道谈话，1989年9月16日

治国理政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 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不能实现。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

• 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想办法，不当机立断。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1962年5月11日

• 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

  ——〈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8月3日

• 我们有的同志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叠起来了。

  ——〈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8月3日

• 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同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讲话，1977年9月19日

• 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主义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现在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搞小圈子，很值得注意。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

• 还有一些人欢搞挑拨离间。这些都是破坏团结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

• 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称，1978年12月1日

•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 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现在不是说要改变原定的“六五”计划，长期计划留的余地应该大一些，年度计划可以打得积极一点，当然也要留有余地。年度计划要抓紧，工作不能放松，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总之，制定计划遵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宋平等谈话，1983年1月12日

• 第一要大胆、要坚决，第二要谨慎，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时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称，1986年12月6日

• 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谈话，1987年4月30日

• 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同李鹏、姚依林谈话，1989年5月31日

•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同李鹏、姚依林谈话，1989年5月31日

•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谈到，1989年9月16日

• 看来我们农业的潜力大得很，要一直抓下去。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1990年12月24日

• 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1990年12月24日

•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香港

•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一个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一个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在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的事情和方式另作考虑。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得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1982年9月24日

• 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

  ——1984年2月22日

• 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黄华、耿𩙪两位胡说八道，讲到香港的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

  ——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针对香港《明报》报道中央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一九九七年后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一事，1984年5月25日

•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

  ——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谈话，1984年10月3日

• 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谈话，1984年10月3日

• 除了在香港驻军，中国还有什么能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即时解决。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谈话，1984年10月3日

• 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
  •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1987年4月16日

• 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8年6月3日

• 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8年6月3日

•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同李鹏、姚依林谈话，1989年5月31日

台湾问题

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 一个国家分成两半这种情况总是要改变的，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人民会答应吗？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和夫人时说，1975年1月15日

•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要点，1984年6月22、23日

• 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1984年10月3日

•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

• 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

•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回答能否应邀出访苏联的问题时说，1989年5月16日

外交

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

• 这个世界是不安宁的，确实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不能被现在的所谓缓和和裁军所迷惑。天天讲裁军，实际上是天天在扩军。扩军，就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就是为了准备世界战争。现在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谁有资格呢？只有两家，两个超级大国。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和夫人时说，1975年1月15日

• 欧洲如果是一个强大的欧洲，更加团结的欧洲，这对世界战略很重要。苏联是声东击西。从它的整个战略部署来说，重点恐怕还是在西方，在欧洲。欧洲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说，都是重要的地区。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国，不取得欧洲，称霸世界也不可能。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和夫人时说，1975年1月15日

• 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发展一点核武器，也是给苏联和美国看的；欧洲国家有一点独立的力量，这样就可以不那么听从美国的摆布；既然战争的危险来自美苏两家，那末，跟着哪一家走都是危险的。

  ——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伯纳姆会谈，1975年3月12日至3月13日

• 核武器毁灭人类这种看法靠不住，最终人类要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如果超级大国动用核武器，就与全世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它们发动战争，无非要控制世界；如果人类都被毁灭了，还如何去控制；以后的战争很可能还是常规武器的战争。

  ——会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斯塔霍维亚克，1975年4月11日

• 我们的外交政策是由具体情况、具体问题所决定的。我们不采取那种近视的态度来观察问题。从我们对几个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你们可以看出，我们对事情的处理不是轻率的、没有章法的。可以说，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冷静地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的。

  ——在会见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指导委员会代表团时，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1975年10月10日

• 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在外国建立自己的基地。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尊重现实，日本和美国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我们理解。这些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的。我们劝你们美国同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不要对抗，要采取对话的政策。

  ——在会见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时称，1975年10月11日

• 我是个国际名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为我的三起三落。

  ——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1977年8月22日

• 你们的结局将是敦克尔克。

  ——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警告美国如继续向苏联让步，1977年8月22日

• 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

  ——会见来华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时称，1978年8月10日

•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与日本天皇共进午餐，1978年10月23日

• 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话，谈到钓鱼岛问题，1978年10月25日

• ——那么你和东盟各国想让我们做些什么？

  ——访问新加坡时回应李光耀。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停止（马共和印尼共）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1978年11月13日

• 小朋友不乖，该打打屁股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在美国访问期间，回应记者关于越南问题的提问

• 中国一贯支持、今后也继续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金日成主席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方针，即自主和平统一朝鲜；在谈到中国在柬埔寨问题、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时称：我到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反复讲三句话：第一句，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第二，中国人行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三，中国人不会鲁莽行事；在谈到朝鲜党内和国内情况时说：我在华盛顿同卡特会谈时，在美国、在日本访问期间，都提出过朝鲜问题，推动美国、日本同朝鲜发生关系；如果美国、日本同朝鲜进行商业接触，搞点补偿贸易，球队等人员加强来往，对推动南北谈判有益处。

  ——在同金日成内部会谈时称，1979年4月20日、4月23日

• 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1989年9月4日

• 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首先在第三世界包括一些第二世界建立一种和平共处的环境和气氛。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1990年12月24日

人生经验

• 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志气。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1961年10月23日

• 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

• 下了决心，坚定不移，不相信搞不成。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发生问题，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预料到。出点乱子不要紧，吓不住我们。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1月13日

关于错误

• 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2月21日

• 我自己也常常犯错误。每个人都是这样。毛主席还常常说，他也经常犯错误。不过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比我们少。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谈话〉，1956年11月17日

• 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1962年2月6日

• 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谈话，1983年4月29日

• “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

  ——〈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谈话〉，1987年4月30日

• “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谈话〉，1987年4月30日

• “我们走的路还会有曲折，错误也是难免的，但我们力求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

  ——〈会见匈牙利社会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谈话〉，1987年10月13日

•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

  ——〈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谈话〉，1989年3月23日

•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 〈南巡谈话要点〉，1992年1月

关于邓小平的评论

• 2011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邓小平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相继改革，而且他让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
•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

• “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美国总统老布什评价

• 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 邓小平对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就了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同时也使中国在工程、建筑、科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

  ——邓诞辰110周年之际，马来西亚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 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时期中共官方委婉特指邓小平

•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 肮脏的小矮人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里，形容邓小平是个“nasty little man”。邓小平常在会见外宾时抽烟并向痰盂里吐痰。

•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2004年中共官方评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正式讲话）

•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2014年中共官方评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正式讲话）

毛泽东论邓小平

•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评价邓小平，1956年9月13日

• 看见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有见识，前程远大。

  ——邓小平和毛泽东、宋庆龄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面。邓小平有理有据严辞反驳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令毛泽东大为激赏，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1957年11月

•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

• 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谈话，1968年5月20日

• 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1968年6月30日

•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1972年8月14日

•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974年，毛泽东在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评价邓小平

• 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邓小平）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5月3日

•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毛泽东

• 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毛泽东

•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毛泽东

•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多次重要谈话纪要）

邓小平自评

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 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

  ——会见一个美国大学代表团时说，1974年

• 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当头。

  ——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1975年5月21日

• 我死后，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同中央两位领导人谈话〉，1977年5月24日

• 我之所以能经受如此多的打击，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不失望，因为我知道，政治犹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时而上，时而下。

  ——〈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专访〉，1980年8月21日、23日

•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专访〉，1980年8月21日、23日

• 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1984年3月25日

• 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

  ——〈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 你们都是好人呀，我就有三坏习惯，一个是抽烟，一个是酒，还有个最不合西方生活方式，就是个痰盂。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谈话〉，1987年4月16日

• 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会见孟加拉总统艾尔沙德谈话〉，1987年7月4日

• 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而却被误认为错事。

  ——〈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谈话〉，1988年9月5日

• 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与两位中央领导人谈话〉，1989年5月31日

• 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与部分中央领导人谈话〉，1989年9月4日

• 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做障碍人的事。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

  ——〈南巡国贸大厦俯览深圳市区讲话〉，1992年1月20日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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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 邓小平文革谈话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七大前）	陈独秀→瞿秋白（代）→向忠发→王明（代）→博古→张闻天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
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华国锋、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十二大起）	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主席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代）→宋庆龄（名誉）→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国家副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乌兰夫→王震→荣毅仁→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韩正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李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刘少奇→朱德→宋庆龄（代）→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李鹏→吴邦国→张德江→栗战书→赵乐际
全国政协主席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贾庆林→俞正声→汪洋→王沪宁
中央军委主席	张国焘（军事部主任）→周恩来（军委书记→军事科科长）→杨殷（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军事部部长）→项英（中革军委代主席）→朱德→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